追溯真实，重温深度！“深度重温”精选往期干货，再现往期经典。记者们匠心独运的见解、实用的行业洞见与操作技巧、新闻背后的故事和力量……深度训练营想和大家一起，重新探索其中的深度和价值，共同拓宽思维，唤起思考的激情。
权义
先后供职于河北青年报、长江商报、东方早报、澎湃新闻。曾做过调查记者、摄影记者，视频栏目负责人。参与过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天津大爆炸、河北蠡县坠井儿童事件、大兴西红门11.19大火、马航失联事件等国内重大灾难事件报道。
代表作
澎湃新闻记者权义首先分享了自己在马航MH370灾难报道中如何逐步走进家属们的内心世界、勾勒出更为清晰的失联乘客家属群像，进而思考灾难报道中记者应如何做好本位工作、第一时间赶往现场，以及在处理与家属的关系时可能遇到的困境、矛盾与伦理等。
马航失联已经过了8年多，许多有关新闻伦理的报道里都会反复提起MH370的故事。在这八年里，除了职业的报道需要外，我没有再公开地提起过，因为这是我个人特别不愿意触碰的一件事情。如果讲起这件事，情绪上可能不一定能控制得很好。MH370事件与我参与过的其他灾难报道——天津大爆炸、东方之星等都有所不同。其他的灾难都已经能够知道结果，但马航飞机至今都还未被搜索到。对于家属而言，它是一个不断地被拉长的伤口。这八年来，我和家属们也从陌生到排斥，到熟知、信任，再到后来变成了朋友伙伴、家人的关系。这150多名中国乘客的家属的故事，包括他们这八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其实都不是一句话，或者是我们今天的聊天能够阐述完整的。2014年3月8号那天，正值全国两会召开，那时我们记者都在报道两会。早上，突然微博有消息说，有架来自马来西亚的航班失联了，而当时传言这架飞机本来是在南宁机场迫降。于是我们所有的记者马上开始打电话联系南宁机场、马来西亚和民航局。当时我接到了“要到现场去”的指令。还不到10点，我就已经到了首都机场。机场里已经有很多的家属，他们被媒体包围着。马航起初的情况，和今年东航其实是一样的。那时媒体记者都被指责得比较严重，许多专家、或者微博上大V说，大家不要去打扰家属。但我们媒体天生就有对灾难或者重大事件不缺位、不缺席的要求——所有的记者都要“到现场去”。全世界的记者都集中在首都机场，还有丽都饭店，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个特别重大的新闻。对我们这些在现场的记者来讲，如何和家属沟通交流，成为了最大的考验。在此之前，我们所有的记者都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训练。即使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到的也是一个“已知”的现场，但马航是一个“未知”的现场。所有人的眼睛里除了着急就是迷茫，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一阶段是在丽都饭店的时候。当时所有的家属都到了丽都饭店，马航的工作人员把他们都请到了一个会议室，家属在里边，而记者则被隔离到外边，不让接触家属。这个时期比较大的特点是，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件事，家属们都不知道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属有没有上飞机。在所有信息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是处于很茫然和悲痛的状态，都不知道怎么面对记者。家属中大多数人都没有经过媒介素养的培养，除非他们有诉求，否则不会对记者讲。当时的舆论也特别强调不要打扰家属，如果过分地打扰家属，就是对家属隐私的不尊重，所以只要家属一出来，安保人员和马航的工作人员都会护着家属、挡住摄像头，说“你不要拍”，但所有的媒体都会在这个时候去拍、跟进报道。第一天的时候，场面其实是十分混乱的。一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和家属开口，到了现场也只能站在门外往里看。面对这种情况，国内记者和国外的记者要求不一样。国外记者基本上面对的是一个新闻开放的环境。当灾难发生的时候，记者会被允许到一个安全区或采访区，家属们到了这个区就可以接受采访；相反，如果没在这个区域，记者就不会采访家属。他们还有个要求，不允许用欺骗或是冒充家属的方式混入家属群体。而对国内记者来说，记者们都很善于“伪装”，比如伪装成家属、或者伪装朋友，然后进入现场。到3月11号的时候，整个局面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马航官方发布飞机一直都处于失联状态，并没有返回到马来西亚的消息。但当时《纽约时报》发布了一条消息，称他们已经掌握了飞机折返的信息——马航370曾在泰国湾上空掉头，横穿马来西亚北部。这时候家属开始意识到媒体还是具有作用的。媒体不光是报道这个事件，也能够推动飞机的搜索工作，所以家属就没有那么抗拒记者了。马来西亚的工作人员也到了中国，与家属间举行了一个分享会，把一些信息告知给家属，但媒体记者一开始不被允许参加。当时大部分记者最大的希望就是得到“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信息，所以每当一个家属出来时，我们就会去问，今天会议讲到了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家属们就会不断地告诉我们一些信息。后来部分媒体记者也被请到了会议室里边去，我也是很早就进入到会议室里边的记者之一。那时记者都被要求不能拍家属，原因是考虑到一些家属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尤其是一些老人。中国有一个习惯，我们会对一些年长的人隐瞒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可能就不会告诉他们飞机出事了。很多的家属也会强调，你不能到前面拍，但你可以在后面拍。我们进入到会场以后，就有了更多和家属接触的机会。当时里边有一个家属，把我误以为是个孩子，对我特别好。因为丽都饭店只提供家属的餐饮，记者只能到外就餐，所以也有家属给了我一些餐票，让我跟着他们一起去吃饭，我们就一边聊一边交换了一些信息。但那时大部分家属还是比较难接近的，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在他们悲痛的时候，我基本上很少去做太多的采访，更多的还是去观察每个家属的状态，看看谁愿意讲话，谁愿意和我们聊天，如果有愿意聊的，我们才会去聊。家属们最难过的时候其实还是在晚上，因为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的伤痛感就慢慢上来了。我经常会看到有人坐在楼道里抽烟、喝酒，有时候我也会陪着他们一起聊一聊，但同时我也会把我的身份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我是记者。慢慢地，他们也都熟悉我了，都知道我是个记者，包括保安也知道。那时候我们记者还比较难，基本上是家属邀请记者去，但马航的人不邀请。安保人员就会特别讨厌记者，所以有时候就会把记者赶走，可能坐在里边就被赶出去了。折返的信息出来后，有关搜索的信息就比较少了，搜索信息进入了“荒漠期”。3月17日，网上开始出现一些马航指责家属的消息。一百五十多个中国乘客的家属加起来就得上千人，而每个家属的诉求肯定是不同的，尤其是那些在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务工的劳工家属，他们自身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就希望马方可以先赔偿他们一部分钱，或是报销他们的医药费，各种各样的诉求都有。当然，他们对马航的工作人员态度也不会很好。这时候马方就经常会指责中国的家属提出了一些非分的要求，家属们一听这种负面的消息在国际上开始传播，就觉得这样不行，他们要形成一个统一的诉求，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家属委员会。成立了自治家属委员会后，他们每天会把会议的情况告知给没有进入会场的记者，也会起草自己的声明。这时候，我和他们的关系就更进了一步。我和王冠一、徐京红、姜辉等家委会成员开始有了一些很好的沟通。他们会对媒体讲，我们也会问他们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们如何看待国外的心理援助（虽然实际上他们那时也没有接收到这种援助）。家属们一点一点形成各种各样的诉求，我们记者就帮他们汇总，慢慢地也就形成了一个没有那么冲突的局面。3月24日，马航发布了一个让家属最无法接受的消息——飞机坠落在了南印度洋。但事实上，整个南印度洋都没有任何痕迹可以证明飞机坠海。虽然家属们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但并不希望马航公开对外宣布，而马航还是坚决开了家属沟通会。因此讲完之后的场面，就是家属们开始跟马航对抗了起来：他们到马来西亚的大使馆去抗议，认为他们不人道，不听家属的诉求，单方面地宣布了这个消息。家属们在丽都酒店的门口也拉起了条幅，要求马来西亚提供飞机坠海的证据。他们需要知道真相。到了那时，家属们和马航的对立情绪其实达到了顶峰。5月2日，家属们开始从愤怒，到无奈地离去。这段时间我们也观察到，家属们开始会做一些祈福的活动，满足自己的心理安慰，比如说在小会议室里边祈福，在大会议室里边也会点蜡烛。很多的家属会坐在房间里交流信息，这时候我也能走到他们比较私密的小房间里去。当时会场说要把家属们清走，因为搜索的时间太长了，跟马航家属之间的沟通成本太大了，这是马航所不能承受的经济代价。所以他们就决定把所有的家属遣返回老家，让他们各回各家，在家等待消息。
家属们就变得无依无靠了，那时候关注他们的媒体也不多，但我还在现场。这就是栗二友（下图），离开丽都以后，他就倚靠在丽都饭店门口的柱子上，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像他这种心理，我也能够理解，从5月2号离开丽都以后，我个人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样去工作。
我在丽都从一开始就见证了他们的茫然无措、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到后来慢慢组成了家委会，系统地去跟马航、马政府沟通，再到后来他们被驱赶出丽都。见证了整个过程之后，我自己也不知道接下来我能做什么。其实非常痛苦。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多多少少有了些心理问题，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离开丽都后，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抱团取暖阶段。家属们在从丽都饭店这个聚集的区域回到各自家庭后，都不知道该去找谁。有一些比较好的家属，就会组织一些饭局。那时候吃饭的频率还比较高，在饭局上，可能吃着吃着，家属们就哭了起来；有时候去喝酒，有些家属就喝得鼎鼎大醉；有些家属过生日，我们就会举行一些生日party，那时我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去。当时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关于MH370我要怎么再去报道，但还是觉得这个事情我要继续进行下去。我开始和家属们一块抱团取暖。我们拉了一个小群，大概有30多个家属，每天我们都会在小群里说说话。过年的时候，我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规则，然后在群里发红包抢红包，去排泄心中不知所措的情绪。家属们也还会去政府、去马航抗议，但那时他们遭受到的待遇可能就不如在丽都了。他们会被各种阻拦，变得更无助，时常在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宿静坐。因为很多家属都觉得，既然你们都不管我们了，让我们各回各家，而我们又不愿意回家，我们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个家委会，或者说是一个马航家属的大家庭，大家在一起还有一些心理安慰，所以他们就开始去马来西亚驻华使馆门口抗议，在那个地方搭上大量的地铺，在那里睡觉，以这样的方式去抗议。他们还会到雍和宫去祈福，祈祷自己的家人早点回来。 部分家属来到北京雍和宫上香祈福，希望失联的家人能够平安归来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发现家属间每个人的故事都不同，他们有不同的悲伤、痛苦和各种各样的诉求。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同。所以到了第三个阶段——个人故事阶段，我觉得我需要做一些更深度的个体故事，就开始找一些故事能够打动人心的家属对象。比如说谢修萃夫妇。他们是来自江苏的一对夫妇，儿子在新加坡务工，乘坐了马航。在马航把家属遣返了以后，他们在北京郊区河边租了一个工棚，一个月50块钱。但2014年的时候，我在郊外租房子也大概要3000块钱了，而他们就用每个月50块钱的房租，在那个地方住了下来，然后每天去找马航沟通，希望得到更多的消息。 7月起，冯知善和老伴谢修萃便租住北京郊区的一处棚户房听说了他们的故事之后，我就去看他们。那时候谢修萃夫妇其实生活得很困难，家里也没有什么多余的收入，唯一能赚钱的孩子没有回来。夫妇俩在北京不断地寻找真相，但又没有工作，所以只能靠着一点积蓄维持找孩子的支出。那天我去看谢修萃，是因为她生病了。她想吃块香蕉，但老公不太舍得买，就只给她买了一个红薯。在开会的时候，我听说了这件事情，就买了一些香蕉去看她。去了之后，一看他们的条件那么差，我当时就特别的心痛。因为她的家乡离我的家乡也很近，我家在山东，鲁西南，挨得很近，口音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岁数跟我父母的岁数也差不多，所以其实会特别的难过。那时候我就会不断地去寻找这些家属的故事，然后把每个家庭不同的故事整理出来：这是胡女士。她的儿子、儿媳妇和孙女，一家三口都在飞机上。飞机失联后，她每天都会整理孩子的玩具，有时候拿出来看一看，就会幻想他们回来了，所以她就会不断地去整理，保持家里的整洁，每天也都会去扫孩子的床铺。这是程利平。她的丈夫是一个很有名的武术指导，拍过很多知名的电影，和知名导演也合作拍过很多片子。我去她家里边看她的时候，正好一束光打在了他们的结婚照上。那个照片在光里边，她的爱人在光的黑暗区域，看不清、看不到的区域。那一瞬间我就被触动到了，然后我就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2014年12月22日，程利平的家中，斜阳透过窗户打在她的婚纱照片上这是文万成，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个倔强的老头。他儿子是他的骄傲，他把他的儿子培养成了一个研究生，也是山东高速的一个高管，还给他买了一套别墅。儿子出事了以后，别墅也没有怎么装修，他和老婆两个人就搬进了这套别墅里边生活。他每天健身，保持自己身体足够的强壮，他跟我说，我不能塌下来，如果我塌下来了，那谁帮我去找儿子？那时候很多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庭，还有谁能帮他去找孩子。所以那时候他就每天健身，每天训练。2014年3月25日，MH370被宣布终结第二天，文万成和家属们一起坐在公交车上去马来西亚驻华使馆表示抗议。在这些家庭的故事里边，家属们唯一的诉求就是想知道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对于我来讲，我想了解的是，灾难发生了以后，每个家属是如何面对、怎样度过的，对于他们将来的影响又是什么样子的？我拍了几十个家庭，这些家庭中有的人已经离世了，有的重组了家庭，有的人生了宝宝，每个家庭的变化都很大。但是这些照片我没有公开发表过。因为有些家属，尤其是那些已经重组家庭的，他们不希望自己的重组家庭受到影响。我也成了他们的朋友，会经常在一起联系，帮他们去做一些事情。每年3月份是我们这些人的集中生日，大家就不停地办生日宴、聚在一起过。家属徐京红今年的时候对我的帮助很大。我的爱人在从马达加斯加抗疫回来后，在天津隔离。当时天津的条件很差，我就托付她帮我给我爱人送个被子，送点棉衣，她就帮我去送了。那天我去接我爱人的时候，我在她的工作室里，我俩拍了一张合照。整个过程下来以后，其实套用姜辉的一句话，他说他为什么会去寻求真相、去马达加斯加、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各个地方寻找关于飞机的消息，就是为了知道飞机失联的真相、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又应该怎么避免这种灾难，让这些灾难不再发生。我觉得这是他给我很大的启发。但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启发就是，我希望家属们都能度过这段心理创伤的时间，虽然确实很难。所以我一直在记录，我可能还会持续不断地记录下去。
用真心换真心
Q：您可以讲讲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家属，再和家属建立起信任关系的这个过程吗？
A：其实和家属建立信任关系挺难的，没有谁信任谁，只有谁对谁有诉求，或者谁对谁有什么帮助，他/她才会跟你打开心扉，做一些交流。一开始我去机场的时候，我一句话都没敢问，因为所有的媒体都在那个地方问，这时候也问不出来什么。而且这时候家属都还在一个比较慌乱的状态下，所以我就会先观察，我要记住谁是家属，他/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能不能跟我交流？我会选一些家属，比如说相对年轻的家属，他可能更容易去突破，更有倾诉的欲望，但年老的家属可能只陷在自己的悲痛里边，尤其是当外界在说记者不要打扰家属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反感，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些家属把记者从会议室里边赶出去。在任何一个灾难现场，家属里边也总会有人出来带头，而像这些领头的人，他们往往会更有讲述的欲望，所以我也会和这些带头人交流。除此以外，如果某个家属和别的家属在会议室里边有交流，你也可以听他们的交谈。这时候你就要记住他是不是处于能交流的状态，如果能的话，你就可以尝试着去接触他。我接触的第一个家属是来自江苏的，他来了以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丽都里面待着；也不知道怎么和别人交流，因为他讲的是一口方言，很多人都听不懂，我就帮他翻译，把他的话讲给别人听。因为我帮了他，他就对我有了一些信任感，晚上我们就在丽都饭店里边坐下来，简单地聊了聊天。要和家属建立充分的信任关系的话，第一你肯定是对他有帮助的，哪怕心理上的帮助。比如在当时，你看他哭得不行，那你就递给他一张纸巾，给他倒一杯白水，让他缓解一下。你也可以拍一拍他们，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你就拍一拍他，你什么都不用问，但这时候他心里也会开始认同你。之后也有一些家属，真的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孩子，会带着我跟其他的家属认识。当我隐藏身份进会议室，他们也会帮着我去隐藏身份，比如他带着我进去的时候，就会和保安说，这是我家亲戚，所以他们也会对你有一些帮助。第二，真正能帮助你的人，你一定是拿真心去来换的，而不是说我要去硬突破。不是说我找到了他的电话，我就打给他，这种情况往往难以找到一个很准的人，你不如花一些时间去慢慢地观察，去了解家属，在所有的人都陷入悲痛的时候，你能用真心去对待每一个家属，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最早的时候是真的很困难，我当时饿得很厉害，也只能在会议室里边喝咖啡，不敢出去。因为早期都是隐藏身份的，一旦你隐藏身份进去了，如果出来了，想再找一些家属把你带回去就很难，所以我就天天待在会议室里边，跟家属们聊，他们就会慢慢地把我当成一个最熟悉的人，会对我有一定的信任感。但如果你很陌生地进入到一个群体里边，大家都会对你有防备心理。包括我做的其他灾难报道，像天津大爆炸，我也帮助了很多的家属整理他们的信息、文件、东西之类，有些家属说在天津不能看精神类的心理创伤疾病，我就会带他到北京的医院陪他看病；有个老人每天晚上睡不着，可能就会给我发一条信息，问我好不好，我也会回他。有时候我看他晚上发朋友圈发得特别晚，我也会跟他打个招呼。基本上对待所有的人，你都必须用真心换真心，而不是用欺骗换信息，或者用身份换信息。用身份换信息你有可能会被拒绝，但用欺骗换信息的话，你可能就是不道德的，甚至会引起一些官司。比如说他没有接受你的采访，那即使你有录音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对他表明身份。你需要用真心，让他主动地跟你有所交流，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在每次报道中跟家属的联系，都是采用这种方法，甚至和马航的很多家属，我们都会相互送一些礼物。有位家属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也会去看望，帮忙拍一些视频，把他父亲的葬礼记录下来，也给他自己留一个念想。这都是尽自己所能做的事情。Q：您在乘客家属群体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您是如何深度融入这一个群体的？A：朋友角色。比如说有的家属过两天接受一个采访，需要自己拍摄，但家属没有拍摄的经验，我就会帮助他们列清单，他需要配什么样的器材，如果他的器材不行，我有的话也会给他。我不是一个组织者，而是一个参与者。我会帮他们完善每年的见面会，或者配合一些采访。但我不会干预家属其他事情，比如说他们需要发什么声明，或者是他们有什么诉求、需要找什么律师，家属与家属之间的这些矛盾我不会参与。我会避开这样一个角色，虽然看似朋友，但其实是很脆弱的。这种脆弱在于你不能伤害别人的利益，你不能越位。A：接受视频采访是最难的，也没有什么技巧。这个跟拍摄还不一样，拍摄可能侵略性没有那么强，但接受视频采访，还需要带麦克风。第一，你要告诉家属，我会很正式地对您进行采访，我有多少个问题，这些问题您愿不愿意回答？您有什么顾虑？这些顾虑我能否帮您解决？这些都要事先沟通好，如果你能把家属的一些顾虑解决掉，又不影响你的报道，成功的可能性会高一点。第二，家属不愿接受采访，也没有硬办法，不能死磨硬碰。一般在灾难现场，家属是有诉求的。你不能强迫家属表达你想要得到的内容，当家属接受采访，尤其接受视频采访的时候，你需要听他们的诉求。你要知道他想说什么，要讲他想说的话，把你想问的问题放到最后，不要一开始就谈崩了。Q：在采访过程中会有情绪奔溃的时候吗，在这类报道中该怎样调节自己的情绪来完成客观真实的采访？A：情绪是不好调控的，我也经常会陷入到痛苦的情绪里边。比如说我在天津大爆炸的时候，我会遇到很多的伤者。因为应急障碍，他们形成了自闭症或者其他的心理问题，但是早期在天津没法看这些病，也没法出具关于抑郁、或者其他心理障碍的证明和医学鉴定，当时我也很痛苦，明明看到了这些人的这些状态，但能怎么办？我自己也对介入到这种痛苦情绪里边没有办法，能做的就是调整自己的状态。马航的时候，我经常和家属在一块。有的家属没地方去，我也会把他们拉到我家里边去住。大家一起互相帮助度过痛苦，可能会好一点。至于说客观真实的采访，真实是我们采访的一个基础。你跟别人聊的、你观察到的、别人告诉你的，你都要去验证。采访不是简单的对话，不是他告诉你，你就去记录的一件事情，而是要体会、要观察，还要客观地去求证。我也遇到了很多种情况，比如当家属们争取孩子抚养权的时候，你就要把两边的态度都呈现出来，不能只单单说老人想要孩子或者是父母想要孩子，抚养权就该归父母或者是归老人。你不能站立场，这时候还是要冷静的。Q：当时被派去报道，和同事们如何分工？您负责的是哪块工作？A：每次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机构都会成立一个临时报道组，有时候五六十个人一个临时报道组，比如在天津大爆炸、东方之星的时候都有五六十个人；马航最早期也有很多人，因为大家要抢时效和关系。我们当时派了一批记者去了马来西亚，派了一批去新加坡，还有一批记者去了越南，而我是在北京，我的分工就是马航家属的采访，因为当时的马军方、马政府、交通部都有高层次的官员来与家属举行沟通会，那些都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当时我们在会场里边，不光是要采家属，还要挖掘最重要的信息——马航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说我们只是一味的采家属的故事，我们是要把家属的故事融入到整个报道里边去。所以那时候分工还是比较细的。你要把你的采访信息往临时工作组的大群里边分发，因为后期的制图、动画，或是其他工作人员都需要你的支持。所以当你走到这个工作岗位上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一个重大的事件，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够突破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分工的。A：第一是反应要快，作为我们新闻人来讲，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如果你不能快速地到达现场，快速地接触当事人的话，那你基本上就废掉了，可能之后会遇到一个又一个个的坎。你要以最快的时间到达现场、接触到当事人，用最快的时间把你所有的资料发送回单位，这才是最重要的。比方说东方之星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恰巧也在第一时间遇到了第一批登船的蛙人，如果没有搭上那个载蛙人的船的话，我也不可能上到事故船上去。要想后来再进核心现场，是没有可能性的。天津大爆炸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时我正和朋友一起聚餐。平常的时候，我的背包里边会放相机、电脑，不一定会放钱。天津爆炸消息出来时，当时还不到12点，我就立马跟朋友借了钱，打了一辆出租车，背上包直接就往天津去。等我到达天津的时候，已经是3点多了。那时天非常黑，我到医院拍完伤者以后，就去到了现场，走到万科的楼上往下看，当时现场一片混乱，许多人都需要被救出来。我就背着相机直接进到现场里边去了，也没有人拦我。等天亮时才赶到的那些记者，其实都已经晚了，想再进去现场或者再进到医院，都没有机会了。大兴大火的时候，我和我爱人正在家吃着饭，突然医院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所有的急诊人员都要返回医院。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觉得一定是发生大事了，我就去翻微博，一看在大兴有个地方着火了，就立马搭了个车过去，又成了最早进到现场的记者。等所有人再进现场的时候，又是根本就进不去了。所以就是一定要快，你要快速的反应。你要解决真正的实际问题，不能说进到现场，自己反而成了一个灾民，所有事情都要有所准备。就像救援的时候，你没有船，到处要借别人的船，这是不可能的。你要别人的冲锋衣也是不可能的，要别人吃的也不可能，所以平常都要做准备，比如说包里放点巧克力，放上相机，放上充足的电池、录音笔，要准备好，这些都是最简单的。对于我们记者来讲，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技巧。我们媒体人都是实践经验主义者，那些理论对我们来讲，没有太多帮助。我们遇到的可能是千变万化的现场，每个现场有每个现场的不同。要是套用理论、技巧去做，肯定是做不成的。Q：在突发事件中，时间很紧张的情况下，发稿最基本的标准是什么？A：消息准确。哪怕只有140字，也要消息准确。另外就是前后协调，比方说你采到了谁，你看到的现场是怎么样的，你听到了什么，你闻到了什么，你触摸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这些现场的状态你都要发送给编辑，要及时和后方保持联系，在特别紧张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你来写稿。另外在突发报道中，记者要突破的是信息的增量。公共信息其实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几点几分发生了一个爆炸，或者哪里发生了一个地震或者是泥石流，甚至机构派了多少人，怎么去搜索，救了多少人，这些都是公共信息，不需要你去找，你需要寻找的是增量的信息：你到了现场的感觉、你在现场的采访、在现场了解到的东西。对于我来讲，我每次到一些重大事件现场的时候，没有什么好的技巧，就是早到，早到的话所有的东西都能了解到。有时候如果到得晚了，基本上什么都了解不到。但有时候到得早了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要寻找突破的话，你还需要耐心地去等一个好时机。举一个例子，东方之星被扶正后，我们所有的媒体记者都被赶下船了，都在岸上。那时候我在岸边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每天在附近转啊转。后来看到江中心有艘船离我有好几百米远，就想上去看看船里边的样子。当时上船必须有防护服，而船底下有一摞一摞武警进船时穿的防护服，我就通过一位记者朋友的联系拿到了一套。穿上防护服后，我在那个地方又待了一会儿，就看到了尸体被打捞、清理过后的第一现场。之后我就上船的时候，手都是抖的，腿也是抖的，害怕被别人认出来，因为你一取相机就会被发现。我从船舱一层一层拍，就拍到了手印，可能是船倾翻的时候，手涂在墙壁上，留下的挣扎的带水手印。我还拍到了一些旅客留下来的物品，还有驾驶舱的钟表。有时候去到现场，你第一是要快，第二是要等一个合适的机会，但这些东西都是要靠你在这些突发事件中慢慢总结出来的。我们很多年轻的记者，可能一到现场就直接就晕了。A：想办法进现场。每一个被封锁的现场，都是有机会可以突破进去的，基本上你要想办法，各种各样的。年轻的记者可以通过老同志带着去做采访，怎么找人，聊什么样的故事，都需要不断地去总结。你还需要一个一个现场去跑，可能才会有突破。你的关系圈、人脉圈、实践经验能不能给你一些帮助，这也是很重要的。Q：您在刚开始接触家属时会表明记者身份吗？会不会有家属在听完身份之后立刻表现出抗拒呢？A：每个家属面对媒体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一开始我们进入会议室的时候，都是不会亮明身份的，比如说你带了摄像机等器材，你就进不到会议室；你要是在前两天说明你是记者，你在小会议室里边也是会被揍出去的，所以大家都不会选择亮明，在会议室里边首先要在的就是观察、寻找最合适交流的对象。但当你接触家属的时候，就要亮明身份了，我那时候很多的采访都会表明身份。因为我既是文字记者又是摄影记者，我一方面要寻找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要拍摄，所以当我举起相机的时候，所有的家属都会知道我是记者，所以我那时候是最容易暴露的，我被安保人员从会议室里面揪出去，至少10来次。这时候你要知道，一旦你隐藏自己身份，就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也存在暴露的可能性，会被家属抗拒。但抗拒其实是没关系的，不单是在灾难现场别人会拒绝你，一般的采访也有很多人会拒绝你。拒绝你就拒绝你了，拒绝了你就会找下一个合适的采访对象，每个人都有拒绝你的权利。Q：如何把握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工作采访和闲聊之间的微妙尺度？A：你一定要把握的一件事情就是，个人特别私密的事情，避免放到公域去讲。比如说马航家属中有一个小女孩，大家都想知道她的消息，但我是不会在公开场合上讲她的任何一个消息的，我只能告诉大家她很好。但如果是发生的大事件对个体造成了大的影响，比如他受到影响后瘦得脱相、八十几斤的时候的照片，那些我是会去拍的，但其他私人的我不会去讲，我不想把闲聊、或者是特别私人的事情放到公共场合里边去。另外，你要尊重家属的隐私，尤其是重组家庭，如果他/她现任的爱人能够接受这种状态就还可以，但如果他/她不接受，你就不要去聊这些事情。家属之间的矛盾再大，我也不会对外去讲。如果稿件中具体讲到某一个人，我可能会用化名或是用模糊性的语言来讲述；此外，酒桌上的话也不能拿到你的稿件里边去，这些都不太合适。Q：您认为发生灾难之后，多久报道家属的故事是比较合适的？A：不知道你们看过展江的一本书没有，叫做《新闻报道与写作》。那是我当时进入新闻媒体业后买的一本书，里面有对灾难报道一些点的介绍。灾难发生之后，没有说多久报道家属的故事才是合适的，这是作为一个事件的报道，不是我们个人能够决定的。第一，它是由我们的媒体机构所决定的；第二，我们个人也做不到把一篇报道的信息全部囊括进来。我们有很多的分工，比如说不同的记者分别对接发布会、职能部门、民航局、应急管理部、医院、当地政府等，很多的部门都要采访，而不是哪一个记者能够决定我们这个报道要如何呈现。最近可能也是因为东航这件事情，让大家又想起了马航。每到发生一些大的灾难的时候，都有关于要不要采访家属、要不要在第一时间内联系家属的争议，这些讨论往往上升到了新闻伦理的层面。但你有没有到现场去，你能不能第一时间接触到现场？家属的故事，是灾难新闻里边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如果你没有了，是不是就缺少了什么元素呢？所以我觉得没有时间上的合适不合适，只有工作方法上合适不合适。Q：对于进入灾难现场的记者，所属组织会在采访后对记者进行心理疏导吗？A：这个几乎没有。我5月2号从丽都酒店回到家的时候，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处于抑郁的状态，完全不能工作。后来我被暂时调到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一个创作纪录片的工作坊，跟别人交流学习。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以后，我才慢慢走出来。我所了解的是，国内给记者做心理干预的基本很少，都是记者自己来对抗这种心理上的问题。没有人会在乎你的心理感受，这个报道做完可能立马就要做下一个选题了，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调节。我压抑的时候身边也会有一些朋友来帮助我，喊我出去喝酒、聊天。2014年5月份到8月份那段最痛苦的时间里，是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帮我度过来的。Q：在现在的新闻环境下，一个花费了巨大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心理成本的报道具有怎样的价值？A：在一个重大、或者足够重大的事件里边，媒体进行长期持久、跟踪多年的报道，是之前媒体业的一个传统。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价值，认为花费的时间成本太大了，但是在当下碎片化的时代，这种记录的价值是要放进历史长河里边来看的，你不能局限在眼前有没有价值。像我对马航家属的跟踪报道，我觉得它们的价值就在于八年过后，家属的每件事情我都帮他们记录下来了。当家属们需要的时候，我有这份资料给他们，或者当公众想要去了解马航，了解乘客家属创伤故事的时候，我能够讲给大家听，我觉得这就是价值。像我们知道的聂树斌案，也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记录下来的。你可能在当时觉得，这个事情我也推动不了什么，我的报道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放在大的历史长河里边，你如果能对这个社会做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2022年6月25日，公众号“看客inSight”的推送《女式内衣流水线上，打工男孩的无欲青春》引发网友关注。有人感叹“少有人将目光投向流水线上的工人”，也有人说“这篇文章反驳了读书无用论”，有人在文章中看到了过去的自己，而更多人透过作者的镜头和文字，看到小镇内衣厂的青年们真实的生存状况。这篇文章首发于2017年，标题是《汕头内衣厂里的打工男孩》。作者陈劲大学学习新闻专业，毕业后选择成为一名自由报道摄影师。他将镜头和文字对准小镇青年的生活与情感，作品普遍关注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生存和流动状况。本期互动：与大家分享一下，你是如何突破受访者的吧！文中图片来源于受访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