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发客到伯克利音乐学院讲师，她的音乐之旅｜对话另一种生活

从未经过科班训练的人要走上独立音乐制作人的路，到底有多难？从国内到国外的来回辗转、从台前演出到幕后创作、从沙发客到伯克利学院讲师……这是一个30岁女音乐人的回忆。

ADÀI宋黛霆，歌手、词曲作者、制作人。2018年起，宋黛霆开始以歌手、词曲作者和制作人身份进入华语乐坛，发行歌曲在全网超6千万播放量，曾作为榜单六强登上过优酷原创音乐人竞技成长秀节目《这！就是原创》，原创歌曲被收入院线电影和电视剧《半个喜剧》、《鳄鱼与牙签鸟》等。作为制作人，她合作过的艺人包括Sunnee杨芸晴、黄龄、任素汐、Elena Rose等。2021年起，宋黛霆来到在纽约，在伯克利音乐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开启自己的制作人/DJ生涯，以ADÀI为艺名活跃在海外，并开始在伯克利音乐学院纽约校区任教。

宋黛霆

以下是宋黛霆的自述：

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终于来到音乐面前。

作为一个音乐人，我的出身可能不是很“正统”，没有艺考过，也不是音乐系学生，甚至一开始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主修的还是经济学。至于后来我是怎么把路走回“正道”的，我想还是因为我本身的“根”就长在音乐里了吧。

其实在人生的前大半截日子里，我一直都是所谓“别人家的孩子”，理想的追求目标也是成为主流价值评价体系里的“成功人士”。虽然那也是我，不过不是全部的我。可能，“享受竞争”是我性格里的一部分，它塑造我成为那个样子。

音乐不一样。我从小就很喜欢音乐，学了很多种乐器，12岁的时候就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歌，高中的时候，甚至还自己组了一个非正式乐队“小巫婆”。音乐的种子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埋下的。当我来到离家千里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这片父母无法约束我的海外远洋，这颗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破土而出了。

在加州大学，我先是丢掉了经济学这个对我来说“毫无想象力”的传统专业，去学我自己相对感兴趣的语言学和德语，又参加了学校的音乐俱乐部。

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但是我还记得当时第一次走进那个俱乐部课室的场景：我拎着一把吉他，尽管我当时还不太会弹。可以说我是只“拎”了我的嗓子就进去了。那个地方，说实话，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会议室，中间有个圆桌，旁边散落着一些桌椅。但是里面的人让我觉得很特别，大家都抱着自己的家伙什在自由地聊着、弹着、唱着，没有太多的规则束缚。很自然地，我就在里面认识了一些好朋友：他们一个会弹吉他，一个会打鼓，一个会弹键盘，于是我们就一拍即合做了个乐队。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跨国界根本阻止不了音乐人之间灵魂的相通。

不过，“成为传统成功人士”这条弦一直在我脑子里紧绷着。尽管我越来越喜欢“玩音乐”，但是到了大三，当我面临“在音乐之路上冒险”和“追求传统道路上的功成名就”的选择，最终，我还是决定用一个夏天去跟音乐告别。不过倒是没有想到，我最后居然是在告别的路上一个急转弯，头也不回地奔向了音乐。

那个时候，为了回避家里让我回国考GRE这件事情，我选择去德国最大的公立银行之一的Sparkasse银行实习，五周之后我就很明确，我是不会再过这种循规蹈矩、朝九晚五的生活了。我当时跟家里人说我要实习三个月，多出来的时间我就开始在欧洲到处做街头演出。

没有什么精心策划或者高端设备，我就是抱着个吉他，有时间就去人多的地方唱，遇上有好音响的团队，我就直接上去问能不能借用他们的设备唱几首。有一次我在巴黎蒙马特教堂坡前唱了几首，现场的观众还挺多的，大家回应非常热烈，我把视频发到平台上还火了一把。

不过街头演出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光鲜亮丽。当时我失去家里的经济支持，在做街头演出的时候就只能到处做沙发客。但很神奇的是，我就是在这样一条“泥泞”的路上才发现自己是真的很爱音乐。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跟流浪音乐人Dario的那段经历。很难说清是他具体哪个行为让我特别触动，但是我确实在和他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感受到了音乐更深的魅力，也更加坚定我自己要走上音乐的道路。

第一次见面，我们在网上约好了去一个中心教堂。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大概六七点钟，路上刮着风，有些凉。我穿过老城区，还没看见他，就已经听到他弹吉他的声音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首曲子——意大利很经典的《Un Dia de Novembre》。

后来，我跟他生活了几天，体验了没有热水、没法洗澡的日子，但是也发现，玩音乐最糟糕的处境也不过如此，而凭我自己的实际情况，也不至于因为音乐流浪街头，那就已经足够了。如果说，物质跟快乐是一种必然的交换，那我愿意牺牲一部分物质，去换这个快乐。

实习结束，回美国之后，我就马上辅修了音乐学位，最后带着语言学（计算机方向）、德语文学双学位和音乐产业辅修学位离开了加利福尼亚大学。

2022年宋黛霆在伯克利音乐学院硕士毕业

可能很多和我一样半路走向音乐的人都会有这种困扰——缺少来自家人的支持。尽管我现在跟原生家庭在精神层面上的切割，已经算是比较完整了，但是当时还是得靠父母。在世俗眼里，玩音乐可能跟“想博眼球，想变明星”画了等号，所以在父母眼我当时一直是一个“不踏实”的女孩。

我转专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是很高兴了，等到我开始辅修音乐学位的时候，我妈妈就忍无可忍，飞到加州呆了一个月试图劝退我。但是当时她就发现，我是真的在学习怎么创作，怎么在键盘上写歌，怎么去电脑软件上面研究制作。这个时候，她觉得我好像不是所谓“着迷于出名”，我对音乐的喜爱不仅仅是沉迷于舞台上大家给我掌声的那一刹那，我对音乐的喜爱是在她理解范围之外的“创作”。所以她被我的这种努力打动了，在家人那边，我也因此拥有了一次机会，用大学毕业后一年的时间，去证明我自己能在音乐行业“混下去”。

回国两年多之后，国内出现了很多支持原创音乐人的计划，比如腾讯的原力计划。当时这些大资源还比较愿意给独立音乐人投钱。我就在那时发表了不少原创和翻唱作品，都收到了很好的反响，成为了腾讯签约的原创音乐人，之后在原力计划的支持下，我又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在毕业两年之后，也算是有了一个能够给父母交代的机会。

但是到了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我整个人陷入了比较困顿的状态。在音乐领域内，之前我只接触过音乐演出这一种形式，可是受疫情影响，在无法演出的情况下，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2021年，在网上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我终于看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伯克利音乐学院在纽约新开了一个校区，提供音乐创作与制作（songwriting production）的硕士学位，于是我就从国内飞往纽约修读这个课程。当时伯克利提供机会选拔几个学生留在学校当助教，我的一个老师觉得我还不错，就决定把我留下。

但可能与大家所想的不太一样，在得知我自己可以留下任教的时候，我其实特别难过和崩溃。那时，我的想法一直是：在音乐圈里工作，成功的标识一定是拥有有影响力的作品，得到大规模的关注度和喜爱。“教音乐”似乎是当作品不够好，没法被看到，才做出的一种选择。这其实是我当时很固执的想法，我越这么想，就越是陷入了一个怪圈：我会觉得自己一定是在音乐行业里面失败了，才会去当老师。最后，我只能把自己关在封闭狭小的房间里，躺在床上哭着问自己为什么越活越窘迫。为了尽快取得事业上的突破，我开始“自我内卷”。我每天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醒来，睁眼后，就在一片死寂里写歌、录歌、投稿，连创作都成了一件很机械的事情。毫无生活情趣、毫无社交活动，我疯狂地幻想着能中一个好机会。但无力、压抑吞噬了所有的快乐。

那个时候已经是深秋接近入冬了，可能是最后几个我能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到处走走的日子。我就一个人，带着保温杯和笔记本电脑去了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写东西，那篇文章叫做《29岁半，我精神内耗到了崩溃边缘》，现在在我自己的公众号（宋黛霆）也还可以看到，开篇我写道：

过去的半年，我大概有三四次，整周整周地如行尸走肉，觉得人生毫无意义。直到上个月，连续两周的无意义感、动不动就失声痛哭之后，我发现自己醒来之后不开心的时间高达50%以上，我决定不能再这样下去，开始自救。

于是我开始尝试说服自己。在音乐这个行业里，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去做一些跟音乐可能无关，或者边缘性的事情——不管是为了生活的经验也好，音乐的积累也好，还是出于此时此刻的困境也好。不可能你想要什么机会，就得到什么机会。更何况在伯克利任教的确是一个外人看来很不错的机会，

我最终决定留在伯克利。一年之后我就成为讲师开始独立授课。

在伯克利教学的过程中，我逐渐改变了当时认为自己在音乐事业上失败了的想法。伯克利是一所公认的音乐名校，里面有很多格莱美得奖者（格莱美奖与电影类的奥斯卡金像奖、电视类的艾美奖、戏剧类的托尼奖共称为美国年度四大娱乐奖项），我的同事也有不少拿到格莱美奖项的，所以来伯克利任教肯定不是一件应该用“沦落”去形容的事情。不仅如此，老师的身份给了我充分的创作时间，让我有时间和机会去投标，即给一些机构或游戏写歌，不断地发展自己。而当老师本身，也给我的音乐创作提供了很多思路与灵感。比如我现在的学生里面，有一位来自波兰、做电音的男孩，我负责指导他的毕设，他现在每个月发一首歌。能在上学的同时还保持这种发歌的频率，我觉得还真的挺厉害的，让我不禁想到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在他身上，我好像又看到了自己。

2022年宋黛霆在曼哈顿中心tiktok的纽约总部，窗外可以看到帝国大厦

同样，我认为伯克利的创新氛围也非常可贵。因为对于大部分美国音乐教育，只有古典音乐和爵士音乐两种类型可以选择，但是伯克利很早就开始积极打破这种现状，它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把摇滚吉他作为一种专业了，这对音乐教育界来说毋庸置疑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在伯克利的这份工作不仅能够给我提供物质上的保障，同时也能够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在这里我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一种“community”的氛围。在这个环境下，我身边的朋友、同事可能现在40多岁了，但是还在做独立音乐人，同时兼顾自己的教学任务。我的学生可能年纪小小，20多岁从别的行业转行来做音乐。慢慢的，我会发现，在这个大环境里，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音乐。

20多岁的时候，我很渴望事业上的成功，很焦虑，很少谈恋爱，也不太会生活。我觉得只有足够成功，我才能决定自己的人生剧本，不用再听任何人的话。我总觉得女性只有两种人生剧本。一种是找一份平稳的、方便照顾家庭的工作，在合适的年龄结婚生子；另一种是大女主剧本，事业成功，可以忽略社会对女性的传统要求。从小到大，我一直想拿第二个剧本。

受到疫情的影响，我的事业连连受挫，陷入低谷。妈妈开始不间断地给我发各种相亲群认识的男孩儿的照片和情况，催我结婚生子。我有一首歌叫《妈妈对》，里面有一句歌词“也三十岁了得赶紧搞大肚子”，跟我的处境高度重合。因此，我更苛责自己在事业上的失败，觉得大女主剧本我已经写不下去了。

直到我在伯克利认识了一个40出头的新同事，她之前一直丁克，在39岁的时候身体突然感觉到母性的召唤。她就立刻和丁克的丈夫离婚，重新开始约会，和新男友交往三个月后怀孕生下了孩子。后来他们分手了，但仍然共同抚养孩子。

她的故事突然给了我启发，我无法决定任何事情，那我就把这个决定权交给自然，交给身体，而不是每天焦虑内耗，去纠结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结婚生子。我想快乐地活着。

2022夏天宋黛霆在新泽西的一个火车站

纽约的生活成本“无法无天”，我做的第一个改变就是从寸土寸金的纽约曼哈顿搬到了新泽西。在这里，一推开窗就是哈德逊河上南来北往的船只，傍晚时分，能够远远望见霓虹闪烁的曼哈顿还有天际线。我终于逃离了那种逼仄的局促感，到了让我身心开阔的空间。

环境的改变从外而内地感染我，我开始学着“躺平”。以前我从来不逛街、买菜，我觉得这些都是浪费时间。后来我发现，我从来没有专心致志地在蔬果摊上挑过一个好闻的西红柿，从来没有在线下选购我想买的衣服，我好像没有真正生活过。如果生活都不会，怎么做音乐？我问我自己：你有没有想过，那些琐碎的生活细节，也会给你一些音乐的灵感。所以，我要好好生活。

以前我的歌都是咬文嚼字的文艺范。28岁时，我突然爱上了很重的电子音乐，喜欢跟着节奏挥汗如雨地蹦迪，像陈慧琳的那首《不如跳舞》中唱的那样，“聊天倒不如跳舞”。表达太无力了，用跳舞宣泄情绪最有效。我开始学做电子音乐，接触制作Kpop，我的新专辑《妈妈我30了》中，第一首《妈妈对》就尝试结合rap和house（说唱嘻哈和浩室音乐），后三首比如《lay me down》则是electropop风格（流行电音）。

这几首歌的风格更贴合我30岁的生活阶段，28岁是我生活、音乐的转折点，和家人的关系变化也影响着这种转变。以前，我是以女儿的视角看待妈妈，很纠结她是不是在无条件地爱我。但是现在以一个女性的角度来看，她23岁就生了我，不由分说地把我放在她世界的第一位，而她因此无法享受独立女性应该享受的资源。既然牺牲了，她一定会期待回报。当我的选择与她背道而驰时，她肯定不满，但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此这个矛盾无解。现在我已经释然了，就像《妈妈对》的歌词“无条件的爱根本就不存在”。她是我妈妈，我还是很爱她，但这份爱不会让我放弃自己想做的事。我只能先写好自己的人生剧本。

宋黛霆在2023伯克利音乐学院纽约校区毕业典礼上做DJ

比起获得无条件的爱，我学会了先爱自己，不把自己当成一味追求成功的“工具人”，而是一个拥有感受和完整人生体验、能够接受自己平凡的人。宋黛霆在《一个30岁女子的性与爱》中写道。

“我想要得意尽欢 也接受失意平淡 通通透透 明明白白”——《人人》

音乐的道路很曲折，我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去搭建自己做音乐的生态，这个生态里30%是教学，30%是做自己的音乐，40%是投标。我没有明确的阶段性目标，我觉得有什么机会做什么，把它做好就足够了。生活上面有什么机遇，你就抓住什么，有的时候没有机遇，那就先躺一躺好了。

我始终相信自己十年的积累不会白费。台前演唱、幕后的创作、词曲、制作，这些星星点点终究会形成我自己的道路。

*文中图片来自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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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罗彦清 连钰媛 赵秋伊

编辑丨徐   岑

值班编辑丨王中胜

运营统筹 | 周智珊 陈子桐

运营总监｜温泓烨 梁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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