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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着杀马特教主吹的头,和他聊了聊人生

草头 Epoch故事小馆 2021-05-12
 

「偶尔上头」的第三期嘉宾是被称为杀马特教父的罗福兴。

 

杀马特这个词汇俨然是90后「时代的眼泪」。他们曾经风靡网络,刮起了一阵非主流审美,被人认为是「脑残」;但也有人从中读出了反叛意味,「用身体抵抗消费主义的景观」。

 

2017年,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开始拍摄「杀马特」,将镜头对准了这个几乎被舆论遗忘的群体。2019年,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诞生了,「杀马特教主」罗福兴也作为主角,开始被人们所看到。这次,我来到深圳,找到罗福兴,请他给我吹了个发型,顺便聊聊人生。


见到罗福兴时,他曾经夺目的七彩头发已经染黑,他的五官才清晰地突围,在脸庞上浮现出来。中长发随意披挂在两鬓时,竟有几分像朱孝天。
 
曾经的杀马特,极尽夸张的发型是他们的标签。高耸七彩的头发,使人们的注意力失焦。
 
如今的罗福兴「深藏功与名」,在深圳远郊一家理发店做店长。这里没有人认出他是「杀马特教主」,但是偶尔有顾客会说,「我好像在抖音上见过你。」
 
我的发型在飞机上睡塌了,为此有些懊恼。罗福兴拿起吹风,三两下给我利落吹好。他的社交网络上现在仍有一些耸动的发型设计,那不是他的日常,只是偶尔接的私活——有人邀请他以「杀马特教父」的身份做一些造型。除此以外,他接触的大多是工业园区的工人,操刀普通的寸头。

 
罗福兴穿着一身黑衣黑裤,这也是杀马特的标志之一,他并非以此标榜自己,而是这季节他统共就两身衣服,无论去哪里,拎包就能走。
 
在一些细微之处,罗福兴与众不同:随身背的包上写着革命的一天。对此他的解释是「一个人每天的改变和变化也可以称为革命,一个人的革命。」



在深圳,华丰科技大厦与华峰科技大厦,一字之差,相距70公里。
 
罗福兴给我的信息里打了错别字,使得我不得不在黄昏狼奔鼠窜,横跨深圳,从最西边打车到东北角。
 
龙岗区的坪地工业园区,才是他真实的安身之所。十字路口,指示牌标示,向左深圳,向右惠州,这里像是深圳与惠州之间无人认领的一块飞地。
 
华峰科技大厦,听上去气派,却是一座孤零零的独幢建筑。一楼底商中「幸运草」潮牌沙龙就是罗福兴目前工作的「单位」。

 
他春节后来到这里,帮朋友料理美发店,担任店长。朋友每天提供20元的饭补,报销800元的房租,承诺店铺的流水42%归罗福兴。意味着每剪一次头,罗福兴得到11元。
 
在广东,不管做什么生意,店里都少不了一个茶台或一尊佛龛,即使在这灰头土脸的工业园区也不例外。店铺进门左手边低调摆着两把椅子和一个茶几,罗福兴熟练地烫茶碗,给我泡茶。门外一个烧烤炉,有兴致的晚上,罗福兴和徒弟一起烤生蚝吃,这是店里为数不多的娱乐。更多时候,罗福兴和他19岁的徒弟,蜷在椅子上看手机或是躲进洗头床睡觉。
 
白天店里无人光顾,人们都在工厂上班或是在家补觉,只有接近傍晚,生意才渐渐活络起来。工厂往往晚上十点交替夜班,下了工的人们穿着工服外出觅食,深夜的空气反而松动。
 
罗福兴望着街道上的人,把抽了一半的烟卷扔到地上,说「太苦了」,一时不知道他说烟说人。
 
他也做过这样的苦工,十二年前,罗福兴离开校园,在变压器厂,一天需要工作12小时,累,苦不堪言。
 
麻木到感受不到压抑,「当你在那种环境下,就会丧失对环境也好,对自己的痛苦也好,这些感知都没有了。一天两班倒,工厂生活真的很压抑,我们受教育程度又低,甚至不知道那种感觉叫压抑,如果这些都不算悲伤,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悲伤。」
 
罗福兴的「基础配置」在工厂非常常见:出身农村,留守儿童,未成年外出打工。流水线极其枯燥,机械的重复劳作包裹住的,是他们各自的伤心。他们用夸张打扮来宣泄。他们一周才能休息一天,有时一个月才能休息一天。珍贵的休息日里,他们用廉价发蜡吹起高高的发型。
 
2007年,以夸张发型为特征的「杀马特家族」突然爆红。

纪录片中,家族的聚会

外界会以为,极具冲击力的夸张发型都是「杀马特」,其实不是,他们可能是「残血」、「葬爱」或非主流其他家族。
 
它们有着细微的分野,比如葬爱家族习惯性染纯色头发,以此来象征低调、单纯、毫不做作;狂少家族则习惯性染彩色毛发,以此来释放自己内心的狂野与不羁。
 
罗福兴在网吧上网时,发现了smart这个单词,「聪明的,时髦的」,他音译成斯马特,为了更有气势,他改成「杀马特」。
 
在从前,如果有人混淆杀马特,罗福兴一定会当面指出来,但如今,罗福兴在快手上的宣传不得不打包葬爱家族——因为「杀」是违禁词。
 


罗福兴觉得自己的青春体验是潮湿的。他出生于广东梅州,家里除了他,还有两个女孩。
 
父母在外打工,罗福兴跟着外公生活。外公是村里的代课老师,利用职务之便,一直安排罗福兴和成绩最好的同学同桌,用外公的话说,「石头在水里泡久了,要比一般石头重一点。」
 
罗福兴读到初一再也读不下去了,他很自然地放弃了学业,外公没有表现出失望情绪,在他们村里,13岁外出打工是个再常见不过的操作。
 
那时候,他「有些封闭自己」。他在工厂觉得孤独,没有可以对话的人,于是去学美容美发。干了6个月,他的双手受不了廉价的药水,严重过敏脱皮,他又回到工厂流水线上做操作。工厂待腻了就去美发店,美发店待腻了就回工厂。如此循环往复,总是在打短工。
 
从事美发,人不得不打开自己,「老板,在哪里上班?待遇怎么样?」和顾客寒暄,有利于广结人缘,促成生意。罗福兴明明不太愿意搭理人,面子上,总要做出迎来送往的样子。
 
真正不贫乏的日子,只能在网吧,「我就是个网棍。」罗福兴自称,「生活里我就是普通人,但是一拿起键盘,就不一样了,我就是大神。」罗福兴说着,故意摆出一副睥睨众生的表情。
 
建立了「杀马特家族」,教主罗福兴「号令天下」,指挥杀马特家族成员入侵其他QQ群,占领百度贴吧,攻占天涯论坛,获得出征一样的快感。

 
当时工厂一个月给2000,包吃住。2000可以全存着,但罗福兴花得精光,「2000元一到手,先来包中华,对自己好一点。」然后消费逐渐降级成10元的烟、5元的烟,到了月末,只能在宿舍下铺床底,捡烟屁股抽。罗福兴抽烟有个习惯,只抽2/3,后半截扔掉,他嫌苦,但是到了月末,烟屁股反而成了财窟,成了宝藏。
 
现实的窘迫让人很难不贪恋网上的风光。他还给自己建了百度词条。
 
外界对杀马特的注视和注释都很多,其中很多系讹传。比如「杀马特教主」的称谓,便是被制造的。
 
大约2016年,罗福兴接受采访时表示,家族成员遇到事情(失恋/家庭矛盾/经济纠纷)喜欢向自己倾诉,「搞得我就像他们教父似的」,罗福兴正好知道这个词,调侃了一句。
 
记者第一次用了「杀马特教父」,后来也被传为「杀马特教主」,罗福兴一想,都说得通,自己也开始用。
 
2017年,李一凡开始筹备杀马特的纪录片,经人介绍找到所谓的「杀马特教父」罗福兴,希望通过他链接上更多昔日的杀马特。「那时候,我在工厂的工资四五千一个月,李一凡说,我给你八千,你跟我走。」
 
纪录片在2019年陆续在多家文化机构放映,人们以为杀马特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是在这时重回视野的。

《杀马特我爱你》
 
在罗福兴的坐标轴里,杀马特的文化复兴在2016年。
 
他不止一次向媒体表示,他觉得李一凡的片子对自己没什么帮助。「刚做出来不久就碰上疫情了,没什么水花。」这是他的理解。
 
在他看来,2016年才是那个关键转折点,他已经忘了是哪家报社的记者最先采访了他,潮水一样,越来越多的约访涌来,《中国梦想秀》也找他录节目,「杀马特教主」的名头也更响亮了。
 
在此之前,他「蛰伏」了三年。因为当时顶着杀马特造型,工厂和美发厅都容不下他,他也只能为了生存剪去长发。「剪了头发以后,我就退群了。连长头发都没有了,还玩什么杀马特。」罗福兴觉得,失去标志的他,同时也将失去话语权。
 
潮水总会褪去,曾经的网络狂欢在2013年前后黯然失色。有人在网络和现实中「清剿杀马特」,直到现在,也能搜到当时「同城代打杀马特」的帖子。还有人潜进杀马特家族群,混到管理员后便疯狂踢成员,好好的群聊四散零丁。「杀马特」很快就在这种恶意和攻击下式微了。
 
所以,2017年,李一凡找到罗福兴时,罗福兴是警惕的。李一凡后来常提起那次会面:
 
罗福兴见我的时候特别紧张。那个时候他已经把头发剪短了,我觉得他是有话想跟我说的,但是他特别恐惧。当时我们是三个人去,他让我那两个朋友走开,然后他开了一个小旅馆的钟点房,只和我谈。
 
 

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杀马特在2016年后返潮。罗福兴常常被邀请去各种座谈,「其实李一凡的片子我从没完整看完过,谈个毛。」
 
但不可否认,2019年纪录片播出后,罗福兴的生活突然变得「谈笑有鸿儒」。外公的话没错,石头在水里浸久了,要比一般石头重一点。罗福兴从来往的艺术家、记者口中薅下一些词汇,按图索骥地找到一些书,《弱者的武器》、《失落的一代》、《拿破仑传》。这些书取代了他惯常看的鸡汤书,扩容了他的视野。
 
曾经,罗福兴反复想,杀马特到底牛不牛逼?答案是跌宕的。他有时也会因外界的嘲讽而感到怀疑。「到了2019年,我确定了,我们是真的很牛逼。」有人告诉罗福兴,杀马特本身就是一种反抗,他接受了这种观点。
 
「我更知道社会是怎么一回事了。」他把这当作杀马特身份给他带来的养分,在之前几年,他在镜头前说的更多的是家族成员的温情。
 
罗福兴的数次变化让李一凡惊奇,他说罗福兴聪明且善于学习,大脑就像硬盘一样能自动迭代扩容,4G,8G……64G。

工作中的罗福兴

「你为什么没有继续念书,听起来你很热衷学习?」
 
「小学除法都没掌握,初中的有理数无理数,天书一样。」不会乘除法一直给罗福兴带来一些困扰,店里有折扣时,他往往算不清楚,不小心就会给客人多找钱,刚开始有些懊丧,后来就随它去了,多找就多找吧。
 
罗福兴几年前想当社会学家,为此他需要先读完研究生课程,他找到一位声称愿意接收他的导师给他开了书单。后来,导师以必须通过统一考试为由,收回了要破格录取罗福兴的允诺。
 
社会学家梦想幻灭后,他又想当记者——公费旅游,和人聊聊天,写写字,挺不错的。
 
「你打算怎么进入记者行业呢?」我问。
 
「我随便找一个在这个行业猫了五六年的记者,给ta当助理不就得了。」罗福兴语气轻松。行业内一家知名媒体的记者曾邀请他去上班,是否客套话不得而知,那名记者确实口头发出了邀请。罗福兴总能收到此类邀约,他也总是把这类邀约当真。
 
罗福兴展示了他微信通讯录,B分组全是联系过他的记者,浩浩汤汤三百来人;A分组是朋友家人;C是商业合作。
 
不过,无论是读书还是当记者,他也知道,自己只是说说罢了。真当上都市白领又怎样呢?罗福兴并不艳羡。
 
在他看来,白领的生活同样脆弱,和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都是可怜人。「白领实在没什么了不起,换手机一样要分期,也没有自由。」
 


当罗福兴想用名气做些事情时,他觉得已经晚了。他涉足公众号、微博、豆瓣、快手抖音来宣传自己,都收效甚微。他觉得抖音的算法最离奇,豆瓣粉丝的粘度最高,「总共就不到四千粉,涨涨跌跌不超过个位数。」
 
2019年,罗福兴终于开始录视频,他遗憾入场太迟了,要是在视频兴起的前期就做,现在数据肯定很可观。
 
在这之前的两年,录制节目时,主持人问他有没有想过拍快手当网红,罗福兴说,「那我不如回去重振杀马特。」
 
主持人追问:可是出名是很赚钱的。罗福兴回答,「出名和好感度是有区别的。」节目播出后,这个回答得到一片叫好。
 

我不依不挠搬出了这些他发表于2017年的金句,问他后来为何决定下海。他说:人不能靠某种主义来指导生活。
 
他把曾经对媒体讲过的故事又对我讲了一遍,小学的一天,罗福兴下河摸鱼,在他的讲述中,似乎能感受到河面在太阳照射下浮光跃金,空气中是水草和鱼又清新又腥的气息。他在水里掏到一些纸币,有二十的、五十的……统共一百多块钱。他攥着钱,站起来问,「谁的钱掉了,谁的钱!」小路上一个骑车的老人,立刻甩开自行车龙头,奔到河床上来,「我的钱!」抢走了。回到家,妈妈听说了这件事,骂他傻。
 
罗福兴不在意,钱算什么东西,他长期这样认为。直到2019年,所谓「爱情」的发生让他发生了一些改变。
 
罗福兴在网上认识了一名重庆女网友可可,罗福兴隐约知道自己「杀马特教父」的标签可以挣钱,具体怎么挣,罗福兴没有经验。
 
可可当过网络主播,两人一拍即合,觉得可以一起「做些事情」。罗福兴为此奔赴重庆,比成名更快来到的,是疫情。
 
罗福兴和可可被困在小区里三个月,同吃同住,一周只能外出买菜两次。罗福兴有些困扰,因为他对可可产生了感情。更困扰的是,他发现自己无能为力。
 
可可欠了30万债务,之前两人期许的成名奇迹没有发生,罗福兴也没有能力替可可还清债务。在重庆的三个月,罗福兴花光了为数不多的积蓄,还在借呗和微博借钱上欠了2万多。
 
感情和业务合作都到了破裂的边缘。罗福兴生平第一次想,「如果我有钱一点就好了,如果我当初爱钱一些就好了。」
 
他翻来覆去想,如果以前在一些命运的转折点有所把握,是不是就可以帮可可,是不是和可可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罗福兴不认为自己谈过恋爱,可可是他比较认真的一段情感经历,谈及为什么契合,他说:「因为我们的梦想差不多,都是想在没人的地方,过田园生活。」
 
但他话锋一转「我清楚,如果真的实现了,我们自己待不过一年,肯定又要逃跑了。」他清楚自己没有定性。和可可的感情不了了之,但想「搞钱」的心愿算是种下了。
 
同样的经济纠葛在2020年,又发生了一次。
 
人的过往总会留下烙印。罗福兴过惯了工厂生活,合作的基本原则是「包干制」,包吃住行,给个一口价。
 
有名男士提出包干制和罗福兴合作短视频:包吃包住,每个月给4000生活补助,将来若分红,六四分成,罗福兴拿大头。
 
罗福兴答应了,这个合作怎么看都不会亏,即使做视频挣不了钱,也有4000兜底。这是罗福兴谈合作的前提,包吃住行,听上去很稳妥。
 
很快,他发现这是个空头支票,说好的包住却要罗福兴自己垫钱,包吃持续到第二个月就没有下文了。一旦和人相处久了,就容易产生感情,感情日积月累,经济更是掰扯不清,罗福兴很难开口去讨价还价。
 
他又为此搭进去一笔钱。
 


连续几次网红梦都不算成功。罗福兴今年的愿望是开一家理发店。「靠手艺吃饭,比较踏实」。至于互联网能带来什么,就当馈赠。「有就谈谈,没有拉倒。」
 
目前深圳远郊这家「单位」,只是他暂时的停靠站,这么多年,他习惯了随时一拍即合,也习惯了随时一拍两散。他身上,从来也不存在社保与合同的牵制。
 
环顾四周,他对店里的装潢十分不满意,「如果是我接盘,先要把这些花啊草啊假墙纸撕掉,请美院的学生来涂鸦,那个酷,我认识很多美院学生。」
 
「花啊草啊假墙纸全都撕掉」

他和这个工业园区缘分深厚,几年前,他就在这里开过理发店,但三个月后,就倒闭了。
 
当时李一凡建议他选在市区的蔡屋围,一个房租谷地。罗福兴偏偏要选择几十公里外的郊区。这个举动,被李一凡理解为罗福兴对另一种阶层生活的不自在。
 
其实罗福兴有自己的打算,市区好是好,剪头要价可以要得高。但开店店租贵,人力也贵,一不小心,说不定就亏了。他还是更追求稳妥。
 
店开在坪地工业园,一个月房租2400,加上水电费杂项,也不过3000,「正常干着,一个月万把块流水肯定有,怎么干都干不亏。」当时的罗福兴这样想。
 
确实也没有干亏,但罗福兴算了一笔账,给别人店里打工,一年挣个六七万。自己辛苦开店,利润和合伙人一分,只有三千,一年下来只有三万,还要自己辛苦守店,「何苦噢。」罗福兴这么一想,干脆关店了。
 
李一凡的解读也未必有错,罗福兴长期过着「排除在外」的生活。对于家乡的父辈来说,他已经属于光怪陆离、花枝招展的城里人了。但在城市人的偏见里,杀马特的骨子里永远透露着乡土气息,无论多么努力展示,都是抹不掉身上的气质。杀马特是城乡二元格局的「第三元」,被城与乡都排除在外。
 
于是,都市对罗福兴来说,只是遥远的景观。我问他从这儿去市区会不会不方便,他显然愣了一下,说,平时都是有事才去深圳——可能是某个文化机构的邀请,也可能是接受采访或谈合作,这些都有报销车费。除此以外,他几乎不会出于个人原因自发去深圳。
 
他开一家新理发店的理想正在进行中,新店地点已经选好,在深圳的布吉,虽然不是深圳的中心商务区,却是福田白领们的居所聚集地,是他们下班后会回到的地方。
 
罗福兴知道自己在互联网上的名气能锦上添花,「先要有锦,才能添花」,在他看来,地段本身才是锦,名气能带来什么是可有可无的花,「(互联网)这一块能来钱就来钱,不能来钱就拉倒,我靠手艺也饿不死。」
 
「你打算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了?」我脱口而出,旋即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妥当。
 
「我本来就是普通人啊,如果我不把自己当普通人,我就是下一个庞麦郎。」







作  者 | 草  头
编  辑 | 麻  薯
设计、排版 | 排  骨


Epoch意为“新时代、新纪元”,也有“历史或生命中的一段时刻”的意思。不论这是最好还是最坏的时代,这都是一个有故事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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