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隐入尘烟

【往事如烟】隐入尘烟，终于自己也隐入尘烟了。这个十一国庆节，清一色的主旋律，电影票房预售只有一千万。现在比中国A股更惨的，只有中国电影；比股民更悲催的，是电影人。

当年的老干部，思想很解放；今天的小粉红，头脑更保守。1998年，美国人卡梅伦推出爱情大片《泰坦尼克》，据说时任中央领导召集在京开会的全国宣传部长集体观摩，然后领导讲话：“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主旋律，看看人家是怎么弘扬主旋律的！”是年，泰坦尼克驶进院线，一刀未剪。真善美就是人类共同的主旋律，只要把爱情、友谊、亲情、生存、奋斗等原生态的呈现出来，就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并不需要道学家指点和说教。著名演员赵丹的临终遗言，一个呕心沥血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艺术家的肺腑之言，发表在1980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赵丹总结自己的一生，提出“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赵丹之问，屈指已经四十二年。

不要害怕电影！电影没那么可怕，也没那么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因为电影而感到恐惧，那绝对不是因为电影太强，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太脆弱了。

——导演娄烨

“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

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

就只能‘插蜡烛’了。”

——表演艺术家·赵丹

「逝于1980年10月10日」

出自：《…太具体…没希望》

…………

01.

1998年3月，中影举行看片会，各地影院经理到场。片子194分钟，中途竟然没有一个人离场。看完后，经理们排队上厕所，纷纷发表感言，说这是近年来看过的最爽的洋片。大家对高票房的期待，瞬间有了底气。

更有底气的事，还在后面。3月9号，一位热爱文艺的老人，突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就没有思想交流的东西。最近要上演一部叫《铁达尼号》的电影，过去叫《冰海沉船》。这部片子把金钱与爱情的关系，贫与富的关系，在危难当中每一种人的表现描绘得淋漓尽致……”

省略号后面的内容，我这里就不方便打出来了。

这段讲话被刊登在《羊城晚报》上。广东电影公司宣传科的同志，嗅觉很敏锐，意识到可以借力，赶紧传真各单位，给《泰坦尼克号》造势。后面的事，想必见证过这段历史的人还记得。因为老人一番话，杰克和肉丝的爱情故事，成了当年最大的话题。电影摘下11项奥斯卡奖后，4月1号，全国公映。各地观众都看疯了。有的影院，甚至为抢拷贝大打出手。

当年的引进版本，显然、必须是删减过的。但由于中影手上只有300个拷贝，根本不够支撑全国院线。有的小地方院线，就私下里买了盗版拷贝，以至于某些观众记忆中，一直看的是未删减版，声称一刀未剪就上映了。

这显然是对我们审片工作人员日夜辛劳的轻视和污蔑。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

最终，《泰坦尼克号》在1998年收获了3.6亿的票房。这还是由于上面发文，说差不多行了，别再放了。不然就破4亿去了。这个数据，占了当年总票房的五分之一。直到11年后，《变形金刚2》才给打破。

回忆此事，广东电影公司的宣发同志说：

“那份报道引起很多地方领导的重视，当初政府机关包场占了相当比例。”

所以你看，这3.6亿票房，老人一番话，不知道起了多大的力量。在过去的岁月里，这种事并不少。平日里，广大人民群众不大能听见、看见的文艺作品，就因为某些老干部的一句话，一次历史性绿灯，突然就见光了。

当然，摁下绿灯后，每个老干部的结局，也不大一样。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容退场。

02.

80年代，新鲜事很多，争论、帽子也很多。那时候，敢摁绿灯的老干部，都很有勇气。众所周知，在所有绿灯中，王昆摁的那一个，最有名。

很多人都是那句话，要不是王昆让崔健上台唱了《一无所有》，中国摇滚还在马克西姆餐厅自娱自乐呢。那时候，“摇滚”二字，基本等同于流氓。一头长发的丁武，被警察当街教育，说你对得起你爸妈吗？崔健的“七合板乐队”因为搞摇滚，乐器都被团里没收，还被北京市委宣传部约谈。

他们说这是世界音乐，应该介绍一下。没人敢点头，乐队很快就散了。

当年别说摇滚了，连稍微软性一点的流行音乐，都是批判对象。邓丽君的歌，更是文艺晚会之大防。但就在1984年春晚上，朱明瑛唱了一首《回娘家》。这歌一开始被传为“河北民歌”。后来大家才知道，出自邓丽君1982年的专辑《初尝的寂寞》，原名《小媳妇回娘家》。是一首流行歌。

朱明瑛来自东方歌舞团。1962年，这个团成立时，王昆是艺术委员会主任兼独唱。20年后，她成了团长兼党委书记。歌就是她让翻唱的。

「一个文艺史的偶然或必然」

那一年，崔健去上海接私活，被单位劝退。崔教父谎称在家养伤，写出《一无所有》。团里同事一听，当场就哭了。歌在马克西姆唱过，但没机会公开表演。恰好东方歌舞团支持搞“世界和平年·百大歌星联唱”，崔健就去找王昆。王昆听完后，顶着巨大风险，让崔健上了台。

演出当晚，中顾委的秘书长，76岁的老干部荣高棠，怒而质问，王昆，你怎么能搞这个呢！王昆笑呵呵地打太极，说不就是一首情歌嘛，小伙子搞对象没搞上，就是这么个意思。就这么着，中国摇滚乐，突然就地上了。

除了《回娘家》和《一无所有》，王昆当团长时，还挖掘了郑绪岚、成方圆、程琳、李玲玉等女声，基本上都是唱流行唱火的。因此，王昆一度被指责为“引进流行音乐的罪魁祸手”。但王昆根本不不怕。

一是人家自己硬气。当年延安首演《白毛女》，王昆演喜儿，把主席唱哭过。二是人家丈夫叫周巍峙，写过“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当过文化部代部长。政治上，人家觉悟高着呢。所以王昆当时很自信：

“过不了几年，你们给我的这顶帽子，就会被摘掉。”

2014年，在筹备“把歌声留给未来——王昆和她的朋友们专场演唱会”期间，这位优秀的老干部，突然头痛、晕厥，因脑溢血病逝，享年89岁。

没有她，中国流行音乐的公开化演出，说不定还要走好多弯路。

03.

1996年，东方歌舞团迎来了一个新的党委书记，那就是李谷一。不过在成为干部之前，李老师是被批判的那一个。那首歌，中国上了年纪的人应该都知道。它叫《乡恋》，是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的插曲。

李谷一老师当年受的委屈有多大，知道的人就不一定很多了。

《乡恋》是连夜写出来的。《三峡传说》本来要上一首《思乡曲》，作曲家张丕基五易其稿才写出来，导演马靖华却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很简单，《思乡曲》太过专业、高雅，很难在群众中流行。片子还有几天就要播出了，马导非让重写，让张丕基先回家睡觉，自己连夜写歌词。

写词时，马导想到王昭君和亲，一步一回头，告别家乡山水，便把这山这水拟人化，写作亲人，于是有了：

你的身影，你的歌声，

永远映在我的心中。

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重逢，

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第二天，张丕基看到歌词，瞬间来了感觉。李谷一拿到新作录音时，哭了：

“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岳麓山。”

但《乡恋》有个问题，为了让歌曲洋气一些，张丕基用了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这些乐器，在“文革”中遭禁，是“资产阶级趣味”。以至于录音前，架子鼓是从海政歌舞团仓库里找来的。会弹电吉他的乐手，只有一个。据说当年录音时，洋乐器一响起来，在场人员全都屏住了呼吸。

果不其然，《乡恋》一播，就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你要上街，经常能听见有人哼它。可惜，很快，指责就来了。有人站出来说，这歌很像邓丽君的唱法，是资产阶级腐朽产物，还给李谷一扣了帽子，叫“黄色歌女”。

「一本叫人受益匪浅的书」

1980年初，某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直接点名《乡恋》，把李谷一称为“李丽君”。然后，《北京音乐报》刊文，说《乡》无论创作还是演唱，都是对洋音乐的拙劣模仿，毫无价值。批评文章，越来越多，措辞不外乎：

“嗲声嗲气，矫揉造作，一股歌舞厅、夜总会的资本主义味道。”

霸得蛮的李谷一老师，当然不服啊，自己写文反驳那些人，说这些唱法我们民歌里就有，跟资本主义有毛关系啊？结果，中央乐团一个领导直接派人捎话给她，说你要再这么顽固不化，这里就没有适合你的艺术土壤了。

所以你看，李谷一就不像崔健那么幸福，遇到了王昆这样的老干部。

这位领导，肯定不了解李谷一湖南人的脾气。李老师并没有放弃。1981年，上面迎春联欢，她听说邓公要来，提前跟演奏商定，人一到，务必演奏《乡恋》，让邓公来评理。可惜，当晚邓公没去。敢这么做，无异于跟领导对着干。李老师的底气来自哪儿呢？还是来自支持她的广大人民群众。

当时，全国人民天南海北地给她写信，说“黄色歌女”的帽子是污蔑，群众的掌声，足以证明一切。甚至有公职人员写公开信说：

“无产阶级的宽大胸怀，竟容不得一首小小的歌曲，岂非笑话！”

04.

时间来到1983年。那年，央视要搞一台联欢晚会。没钱做录像，决定直播。导演落在黄一鹤头上。为了让节目有意思，现场更热烈，黄一鹤说，不如搞个点播热线吧，这样可以跟老百姓互动，才叫联欢嘛。

这就是第一届春晚。当时4部热线电话，被打得都快冒烟了。每接一个电话，工作人员就写一张节目条子。在所有来电里，《乡恋》点播次数最多。接线员每隔一会儿，就端一盘条子给黄导。黄一鹤和分管文艺的时任副台长洪民生，都不吭声，让端到一个叫吴冷西的老干部面前去。

吴冷西是时任广电部部长，亲自来督阵的。此前，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首任总编，后来又做了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没多久，点播《乡恋》的条子就积了五大盘。吴部长一看，满脑门子汗。

副台长洪民生壮着胆子上来：

“《乡恋》只是曲调软一点，没有大问题的。不唱观众恐怕不满意。”

吴冷西来回踱步十几秒，最后一挥手：“唱！”

《乡恋》就这么给解禁了。

「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

歌曲一解禁，广大群众纷纷给央视写信，夸它是“人民的好电视台”。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吴冷西给《乡恋》摁绿灯，可以说是历史的偶然，并不代表同类节目都能上台。第二年春晚，中央给广电部开会，讨论春晚开放程度，下面的人问，歌曲能不能软一点，芭蕾舞这类洋玩意儿能不能上？

答复是，不可以，不应该，严防“精神污染”，要表现好“统一团结”。

那时，黄一鹤跟洪民生正热情高涨，一听到“精神污染”四个字，心凉了半截。直到看见《中英联合声明》那个事，黄说，既然表现团结，干嘛不请个香港歌手呢？于是连夜写报告，并引用了《毛主席语录》的部分内容：

“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右之分，但大部分人都是好的，所以，把港台演员请过来也是人之常情。”

这就有了找张明敏的故事。具体怎么找到的，这里不赘述。这段历史想必很多人都知道。然而，对张明敏“政审”通过后，黄一鹤却突然接到了吴冷西秘书的电话。那头说，黄一鹤，部长的意思是，港台演员不能用，晚会要调整，如果能调整，你马上修改，如果不能修改，那就把你黄一鹤撤了。

也不晓得哪儿来的勇气，黄一鹤说，请转告部长，我的意见是什么也来不及改，如果要撤我，我立即收拾铺盖离开剧组！

说完，就把电话给摔了。

直到腊月二十七，副台长洪民生还跟部里打电话。从上午8点，一直打到11点半。最终把这事儿磨了下来。广电老干部，又摁了一次绿灯。

春晚结束后，央视接到胡耀邦秘书的电话，说《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胡很喜欢，能否寄一盘录像带来，他想带全家人，一起学唱。

从此，港台演员献唱，成了春晚固定节目。

感谢吴冷西这位老干部是肯定的。当时的环境，一场直播，任何港台演员说错一句话乃至一个字，其中的政治风险，都不可估量。

但更要感谢的，是敢摔电话的黄一鹤。

是他拿自己前途当赌注，把这事儿办了。

05.

2002年，吴冷西因病去世。那时的春晚，已形成了复杂的审核流程，俗称“过五关”。1983年春晚，洪民生连节目都没审。刘晓庆要求在电视上给父母拜年，他也没说啥。但1985年，春晚在体育场办失败后，洪民生代表央视向全国人民道歉，还去22家地方电视台做检讨，局面就变了。

洪民生本以为会被撵走，结果不走反升，还被安排了一个重要任务，做“春晚节目的把关人”，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审节目。

从此，春晚有了许多规定，比如每句话都要审核，比如彩排节目误差不能超过三十秒，比如港台演员申报。随着影响越来越大，审查规格也越来越大。1989年后，政治局委员亲自出面。老干部洪民生，主要负责问题汇总。

当时，一个节目正式审查，最少两次，工、青、妇、少数民族、解放军等代表都会参加决策会，每个部门，都会给洪民生提意见。

所谓“把关人”，就是你得让各方面满意。

为了保住某些敏感节目，洪民生想了个办法。每次审核前，他先给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打电话，报节目，把争议点提出来，问可行否。李同意了，其他部门也不好说啥。春晚这么干，元旦晚会，他也如此。

梁左写给姜昆的那段相声，《特大新闻》，想必诸位略有耳闻。里面有句词，说某广场要改农贸市场了，洪民生打电话问李瑞环，那里可以摆摊吗？李说，这种事情，相声里可以想象一下，办晚会嘛，就是要让老百姓开心：

“你们放心，有什么问题，我给你们担着。”

就这样，《特大新闻》上了元旦晚会。

「姜昆老师当年也是很敢说的」

1992年，老干部洪民生离岗。他虽不做审核工作了，但一直关注春晚。二十年过去了，他心目中春晚最好的节目，还是黄宏的《打扑克》。

在他的任上，无论《乡恋》解禁，还是请港台歌手，这都算大的文艺突破。那两年的春晚，洪民生办得最痛快。晚会一结束，工作组跑出去聚餐，又唱又跳，觉得给老百姓奉献了一台好晚会，太过瘾了。

为了让节目好看，春晚头三年，他和黄一鹤变着花样创新，给不同节目摁绿灯。这才导致1985年技术手段跟不上，春晚办砸，向全国道歉。

也因为这件事，杨伟光调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被空降到了央视。

为了春晚好看，杨伟光也摁了一次绿灯。还不是小节目，是98春晚的主题曲。也就是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那首《相约九八》。

写《一九九七，我的爱》的大佬靳树增，总强调这是自己的作品。实际上，这种重量级的歌词，要经春晚严格审查，并不是他一个人写的。这首歌是反复开会一个词一个词抠出来的。光歌词，就讨论了二十多天。

为了这首歌，那年春晚导演孟欣，花了很多心思，从灯光、化妆、布景上，统一色调，突出唯美。人，当然也要找两个大腕。只希望这首歌能成为一整年的主题曲。结果，临近除夕，歌被拿下，大家都慌了。

那英打电话给杨伟光问为什么，杨伟光打听了一圈儿才知道，春晚曾邀请王菲唱歌，要求她更改歌词。王菲拒绝改词，因此得罪了某人。

拿下《相约1998》，就是为了惩罚王菲。

所以，你看，老干部不但能摁绿灯，还可以随时亮红灯。

最后还是杨台长发了话：

“我们一定要有胸怀，人家不愿意改也要尊重别人。《相约98》这么好的歌，那英、王菲一起演出，形式多好，为什么要因为过去的事拿下？”

06.

那个年代，很可能因为老干部一句话，就改变一个演艺人员的命运。要不是黄一鹤一句“你们上，出了事我顶！”，陈佩斯也不会演《吃面条》，名扬全国。要不是王昆打哈哈，崔健、丁武这拨人，可能还在友谊宾馆嚎叫。

难怪崔健唱完歌说：

“我恨不得把王昆叫妈妈！”

崔健想把王昆叫妈妈。还有一个人，想把张永经叫爸爸。

那是1991年，一个剧本送到了曾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时任广电局艺术顾问的张永经手中。看完后，老干部非常兴奋：“故事里这拨人朝气蓬勃，敢作敢为，尤其是他们的创新精神，十分可贵。”

剧本名字，叫《编辑部的故事》。

这是当年名噪一时的“海马创作中心”为葛优量身定制的。

「老同志的认识很深刻」

1989年年底，大家在友谊宾馆侃片子，好吃好喝，24小时热水伺候。牵头的郑晓龙说，我们应该让大家欢乐一些。“海马”这些文青，都有杂志社工作经验。于是就说写编辑部。分工时，王朔6集，苏雷6集，冯小刚6集，葛小刚2集，魏人1集，傅绪文4集，马未都还得写1集。

彼时，正值社会转型，于是编辑部里，有马列主义老太太，有势力商人余德利，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葛大爷呢，主要负责京圈文艺那套嗑。结果本子写完，北视中心搬家，剧本弄丢了。大家意兴阑珊。其他人都有工作啊，王朔没办法，只好带着冯小刚，用记忆力重写一遍。

然而，剧本送到北京广播电视局，没通过审查。

郑晓龙鸡贼啊，还送了一稿到张永经手上。

不久，广电局邀请张永经去北视中心宣布下马令。老干部谎称不舒服，连夜选了3集剧本，扭头送给主管宣传、文化的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光，以及宣传部长李志坚，附上亲笔信。张与二人，革命友谊颇深。信上说，这是一部新颖的喜剧，内容不当处，我和编剧改，但不要抹杀青年的积极性：

“我相信，它拍出来后，老百姓一定喜闻乐见。”

王光看完剧本，提出了具体的改编要求。李志坚觉得轻喜剧是新东西，北京能带这个头，于大局有利。有了这两人的肯定，剧本迅速通过审查。随后，张永经带着冯小刚，一集一集地修改。直到电视剧开拍，剧本仍在修改。

年底，《编辑部的故事》大火。葛优一下子成了全国最红的男明星。后来双汇火腿肠拍广告，还拿李东宝和戈玲说事儿。同时，争议也来了。《北京晚报》连续20多天刊发争论文章。有老同学专门打电话给张永经：

“这是一棵大毒草啊，你可不能晚节不保！”

「从此他成了一名编剧」

对此，张永经一度压力很大。好在有些老干部的反应，让他把心装进了肚子。

那年他去看春晚彩排时，坐在前排的外交部长助理李肇星扭头问说：“这戏我家里人都看疯了，能不能给我家一套带子，让我们看周全？”

在剧烈争论声中，北视中心向组织做汇报。王光高度评价《编辑部的故事》，说它善意地针砭时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

“如果政治上出问题，我可以负全责。”

汇报完毕，冯小刚又跟北视中心出主意，送了一套录像带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没多久，李瑞环到北视视察。冯小刚又问，瑞环同志，您看了我们的剧吗？李说，我没看，但这部剧很好，办公室的同志很喜欢。

借这股热度，《编辑部》连续拿了飞天、金鹰和“五个一工程”等8项大奖。

后来冯小刚见了老干部张永经就说：

“张局长，您就是我们亲爸爸！”

07.

无论王昆、吴冷西这样的老革命，还是洪民生、杨伟光这样的开拓者，抑或张永经这样的好顾问，在给有争议的文艺作品摁完绿灯后，都算是完美收场。

有些人就没这么幸运。

197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韦国清要找一个能团结多数人、不搞大壮族主义的壮族干部，去做广西影厂厂长。广西农学院的韦必达，被点名上调。想必那年，韦必达听说了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的事。

4年后，这一届学生要分配。他赶紧去北电找院长和书记，要了12个名额。

那拨人毕业后，本来分配了10个。结果大家都嫌弃，只去了4个。

这四个人，是导演系的张军钊，摄影系的张艺谋、肖风，以及美术系的何群。

爱才心切的韦必达，亲自去火车站接这几个年轻人，还给分房子。这都不算啥，最高级的待遇，是为这几个年轻人，开了先例，闯了禁区。彼时在电影界，一个毕业生，怎么也要干八九年助理、副导、联合导演，一点点熬成导演。

结果这几个人一去，成立了全国最年轻的摄制组。

1983年5月，厂长、书记、副厂长，跟几个生瓜蛋子窝在招待所，一起审阅剧本10天。这部《一个和八个》，就是所谓的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

拍摄期间，韦必达去银川看样片，一看电影，整个人傻了。以前从来没有导演这么拍片。张艺谋在色彩、光线上非常大胆，采取不完整构图，经常只拍人物的半边脸或半个鼻子，给人一种奇异的视觉感受。

广西影厂投了50万。年底，摄制组高高兴兴地把片子交到文化部，正碰上“人性论”大批判。北京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一个和八个》被当成“精神污染”的靶子重点批判。甚至连北电的教学方针，都被批判。

显然，如果帽子被扣死，张艺谋四人的艺术生涯，将遭到巨大冲击。

这时候，韦必达站了出来，在厂长会议上，面对一边倒的批评说：

“我们对于这样一批勇于创新的年轻人，要关心爱护，肯定他们的成绩，帮助他们总结提高，引导他们前进，千万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大胆放手培养年轻一代，我们的电影事业就没有出路。”

但最终，电影没能通过。

「《一个和八个》剧照」

这之前，在北影拍片无门的陈凯歌，揣着《孩子王》的剧本找到韦必达，希望给一次机会。韦看了剧本，觉得太沉重。《一个和八个》亏了50万，不能再冒险，就给了他《深谷回声》的本子，让他和张艺谋去陕西采风。

这期间，韦必达爱护陈凯歌，给他开了北影厂四倍的工资。

1984年7月，陈凯歌的《黄土地》也送到文化部，却遭到电影局领导的指责。在国务院第四招待所，韦必达不服，跟领导吵红了脸。

两部电影的争论，持续了近一年。

最终，它们都通过了。

但就那年年底，韦必达被调离了一线岗位。

08.

如果没有韦必达给摁绿灯，张艺谋估计还要在广西熬十年。但老谋子的运气，实在太好。田壮壮没能走通后门，帮他留在北京。他去广西，反而因祸得福。先是遇到韦必达这样的老干部，不久，又遇到了西影厂的吴天明。

吴天明给他和第五代摁的绿灯，那就数不清了。

吴厂长是从导演直升厂长的。他直来直去，性格不输李谷一老师。一上任，开全厂大会，就把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全撸掉，换新人。人家夜里打电话说我操你妈，他说我操你奶奶。为了西影，他只把机会留给有才华的年轻人。

光为张艺谋，他就摁了两次绿灯。

第一次拍《老井》，他把毫无演戏经验的张艺谋拖去做主角。

西影厂的人听了，非常抵触，都说：

“这俩人疯了，等着倒霉吧。”

结果张艺谋拿了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

拍戏期间，张艺谋把《红高粱》拿给吴天明，想拍。可高密早不种高粱了。当时连剧本都没有，吴天明说，等你种出高粱再拍，黄花菜都凉了。西影厂各个车间有副业，帮人修东西赚外快。这笔钱，本来是留给工人发奖金的，吴天明居然让各车间凑了四万块，拿给张艺谋去种高粱。

一个干摄影的，突然被提拔成导演。在论资排辈的业内，这是闻所未闻。拿谢晋的话说，借手中权力帮张艺谋在艺术上突围：

“这挑战了整个电影界的选拔机制。”

但吴天明不管那么多，只要年轻人能把电影拍好，他就愿意闯禁区。所以在北京拍片受阻的田壮壮和陈凯歌，拿着《盗马贼》和《孩子王》找了他。想当年，芦苇只是一个美工，因为剧本写得不错，他直接拿了1000块钱给他，说你出去采风吧，想干啥干啥。芦苇说太多，500块就够了。

后来，芦苇写出《黄河谣》《双旗镇刀客》，吴天明就说：

“花500块就培养个好编剧，太值了。”

很难想象，那些年月，吴天明头上的压力有多大。如果《红高粱》没获奖，他拿车间的钱给张艺谋私摁绿灯，会被全厂人骂死。

「黄斯·安德森的《黑炮事件》」

对此，吴天明从来不怕担责任。黄建新拍《黑炮事件》前，只是个场记，被他送去北影进修。回来，给机会，说你随便拍。黄建新刚开机，就有领导去看片，发现他那机器拍开会，4分钟不挪地方，而且一个彩色片，非要用黑白场景，就对黄建新说，学过电影吗，不会拍就别拍！

吴天明说，你们别管，我让他当导演，他想怎么拍是他的自由。

《黑炮事件》里，黄建新用了诸多先锋手法，而且只用了黑、白、红、黄色彩，完全颠覆了当时电影的美学。片子拍完，送上去过审，出了大麻烦。那年，国家要给厂里涨工资，只要片子通过，中影还给80万，到了年底，全厂每人涨一级工资，并补发三个月工资。全厂上下，盼着这笔钱过个好年。

结果呢，审核没通过。一分钱没有。

还是吴天明站出来，对全厂人道歉，说这是我的错，跟黄建新无关：

“电影是我让他拍的，这个责任在我。”

黄建新当场就哭了。

最后，影片改了70多处。在吴天明的不断努力下，电影不但上映，主演刘子枫，还拿了金鸡影帝。看过《黑炮事件》的都知道，片子里讲的那些事，放到今天，估计很难过审。所以回忆往事，黄建新常说，当时你能拿到这样的机会，一定是那个时代、那个环境，还要有那个人。

“没有那人，你也拿不到。”

为了保护年轻人，让他们大胆去干，吴天明能做到什么程度？跟黄建新一起被送去北影进修的吕枫，拍了处女作《都市之声》。电影局一个顾问看了，觉得“问题极其严重”。厂里怕担责，要往上面送。正在拍《老井》的吴天明听说，叫赶紧送到片场来，在他审片前，任何人不得去北京！

看完片子，问题确实不小。吴天明最终把片子压下来，锁进仓库，然后给副厂长写了一封信，让吕枫带回去，信上叮嘱道：

“这部影片探索失败了，但绝不能因此影响今后她和其他青年导演上戏。我们提拔重用中青年导演的方针，绝不能改变。”

不夸张地说，是吴天明摁下的一盏盏绿灯，照亮了第五代前进的道路。

「一颗黑炮，一个时代」

当时，厂里有个老人自己掏一部分钱，找吴天明，说离休前就一个心愿，想拍部电影，请厂里支持。说完就跪下了。吴天明说，抱歉，我们现在主要是扶持中青年导演，实在不能为你投产。说完，他也跪下了。

在其任职期间，去省委告状的人不计其数。光是对他的经济问题审查，前后就有三次。为了那些绿灯，吴天明三天两头跟领导吵架。

20年后，他还记得自己说得最狠的一句话：

“我不当官继续当导演，你不当官就什么也干不了。”

09.

摁了那么多绿灯的吴天明，后来的日子，并不好过。

1989年，吴天明赴美访问。因为一些事，滞留在纽约。他在西影厂的工资，不到200块，出国时也没带几个钱。身上的钱花完后，只能在洛杉矶开录像带店维持生计。即便如此，得知彭小莲拍片没钱，还责怪她为什么不找自己。

又叮嘱彭小莲，没好剧本，宁可熬着，别拍烂片！

吴天明后半生一直践行着这条准则。

当上厂长后，吴放弃了自己的艺术，专心扶持年轻人。厂长不当了，他才四处找机会拍片。幸好那年，邵氏有个本子要拍。吴天明一口答应，赶紧飞到香港。看了本子才发现，是台湾编剧写的俗气故事，格调很低，什么“寡妇通奸被沉塘、大旱之年祭龙王”。剧本，张艺谋也看过，说实在太烂俗了，唯一能改的就是其中一老一小的情感，这东西，全国只有吴天明能拍。

随后，吴找来四川编剧魏明伦改剧本，改成一个新故事。

这就是电影《变脸》。

吴天明靠它，拿了东京电影节最佳导演。

「《变脸》剧照」

宁可不拍，也绝不拍烂片。因为这条底线，吴天明拍的片子越来越少。这位老干部，一生摁无数绿灯，给中国电影留下宝藏，结果到了晚年，很多电影梦没能实现。他想拍的《岁月如织》、《白鹿原》、《秦腔》都没成。

遗作《百鸟朝凤》四处找人才拉到投资。直至病逝前，都没找到愿意发片的人。

市场化起来后，长达10年时间，很多人拿钱诱惑他，拿剧本给他。不喜欢的题材，都被他拒绝了。人家问他是不是跟钱有仇，他说：

“钱顶个屁用，不喜欢的东西我就不拍！”

写《百鸟朝凤》时，吴天明经常写哭。但因题材冷门，故事平淡，找了十几家发行公司，均遭拒绝。就在一位老板说要看片时，吴突然离世。随后，投《后会无期》的方励接下电影，为它下跪，呼吁影院排片。

一个为中国电影发展挑战无数陈规的导演，就落得这样苍凉的结局。

西影厂在吴天明卸任后，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我相信，那些从厂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永远感谢他拍下的绿灯。

10.

为《视与听》撰稿的著名影评人汤尼·雷恩，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

第五代还没起来前，他常到中国来，去北电看学生的片子。那个时候，汤尼·雷恩有一位影协的朋友，时不时寄给他一些包裹。在包裹里，他收到过《黄土地》和《黑炮事件》在剪辑室留下来的单帧35毫米胶片。胶片上的影像，曾让汤尼十分震惊。没想到中国导演已经拍出了这样的东西。

当时，《黄》与《黑》都还没过审，更别说上映。

后来，汤尼回忆说，显然，当局的一些高层人士，对这些创造性作品很感兴趣，希望它们能获得一定的支持，在海外得到消息。

汤尼还说，我相信，像我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汤尼不愿透露这位朋友的姓名。可想而知，在往昔的岁月里，在争论的时代中，像王昆、洪民生、张永经、韦必达这样摁绿灯的老干部，还有不少。有些人是在台面上摁的，有些人，则是偷偷摁的。

如果没有这些老干部，广大人民群众或许、也许、依然能听到《乡恋》，能看到《编辑部的故事》，中国电影依然能诞生《黄土地》这样的划时代之作，但其间的曲折有多少，弯路有多长，谁也说不准。

在此，得怀着敬意，感谢老干部。

「电影《黄土地》剧照」

好了，最后，讲个段子吧。那啥期间，林彪点名要看1968年西德电影《罗马之战》。上译的配音演员们，花九天时间，加班加点搞了出来。此片作为内参片，在某些礼堂放过，尺度不小，含裸露镜头。这件事，被一个叫姜小军的孩子拍进了电影。

电影里，一群孩子偷偷窜进礼堂。方化饰演的老干部起身，他旁边的人厉声道：

“这是部受批判的电影，毒性非常深，小孩看了，会犯错误的，犯很大的错误！”

方化气得挥手说，不看了！

旁边搀他的那位忙说：

“别别别……”

我觉得姜文太坏了。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永恒的白毛女·王昆》，凤凰网

[2]《编辑部的故事》，中国新闻周刊

[3]《「乡恋」解禁记》，同上

[4]《留恋光影盛世：访韦必达》，中国日报

[5]《只有一个黄一鹤》，中国周刊

[6]《洪民生：不愿做把关人》，中国周刊

[7]《陈凯歌和他的80年代》，三联

[8]《骄傲的吴天明导演》，彭小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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