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村言：重读董其昌——一种评价浮沉的背后
正如董其昌所倡言的“一超直入”，真正的悟者依然是超越时代而直指人心，直指他所认为的心性所在，并如大江奔流，启示其后的有会于心者。他是表面上的复古者，实际上的开新者，或者说是一个中国文化精神的积极传承者。
时至今日，提起董其昌，仍有人不自觉地冠以阶级斗争时代的“恶霸地主”四字，而在当下一切可以娱乐的时代，又有闲人戏谑地冠之以“上海小男人”之名，历史与人世的播弄每每想来总让人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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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董其昌在世时于党祸不断的晚明社会而“海内翕然从之”，到其后改朝换代康熙乾隆对董其昌的力捧，以及王原祁说他“犹文起八代之衰”，及至近代中国面临因数千年前所未有之变局时，康有为开始攻击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接续康有为的衣钵，留洋归来的徐悲鸿在“五四”批判传统文化价值的思潮下，更是前所未有地猛烈抨击董其昌，称“董其昌、陈继儒才艺平平，吾尤恨董断送中国画二百余年，罪大恶极”。
董其昌《书辋川诗册》（局部）27x11.7厘米 明代
董其昌《葑泾访古图》80.2x30厘米 明代
董其昌《潇湘白云图》30.6×258厘米 明代
人们相信，每一时代之复兴皆缘自一位英明的创始者，其能力与眼光促成该时期的和平与繁荣。然而，此一发展总是不可避免地导向腐败乃至最终衰落。革新者需要回归上古之经典实现道德与精神的重建，才能扭转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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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聚讼甚广，且不管此论的是与非，仅从一个观照中国文化更广泛的背景下，即不能不说这一论点有简洁明快处，一如董其昌的干净简洁的线条，也正如淮河秦岭之分华夏南北，对此观点的讨论与话题似乎是一个试金石，可以见出中国文化与中国书画的诸多重大问题——何谓真正的“文人画”，文人画的真正目的与思考在哪里？
从苏轼所提出的士夫画到董其昌拈出的南宗文人画，其要点也正在于“以画为寄”不滞于物、非功利而追求一种内心的大自由，这是中国文化与中国书画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所必然诞生的——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中国人心性中的自由与超逸必得有一载体——而书画正是这一心性的见证。
董其昌《夏木垂阴图》91.3x44厘米 明代
然而，也正如董其昌生前所担心的文人戏画因流于率易，而给并无逸韵的伪文人以可乘之机：“近来俗子点笔便自称是米家山，深可笑也。”
董其昌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以当下而言，写意画原来应是文人士子的妙手偶得，然而文人知识阶层在近半个世纪遭遇痛击乃至斯文扫地，其后于所谓艺术界喧嚣者有名望者则多为俗子，甚至流氓无赖亦混迹其间，俗笔点染，满纸腌臜，妄言“文人画”或“新文人画”，以至于泛滥到触目皆是的地步，而文化断层导致的整个社会大众审美的落差，更是多不辨真正的士气与逸韵为何物。更有甚者，连笔墨的存在都成为一种疑问……
董其昌《山水画册》明代
若简论中国书画与中国文人精神，可以绕过“四王”，甚至于可以绕过“吴门四家”，然而，董其昌，以其瘦小的身躯与巨大的文化体量，却是后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绕过的。
回到对董其昌的评价，激进思潮攻击董其昌“断送中国画二百余年，罪大恶极”其后终于有了丰硕的“回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系列改造中国画的要求下，千百年来滋养国人心灵的中国画从哲学的心性大多已变异为技术匠人的写实与社会工具，而与文人画、笔墨天性相对应的中国人心性里的自由对应度越来越少，那样的一种自由心性在相当长时间也多处于压抑之下，“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几成为一种想象，一种与之相应的民族精神也因之失去了根之所系，整个社会的功利化、浮躁化与工具化，其实均非偶然，其来有自。
董其昌《高逸图》89.4x52厘米 明代
这当然不仅仅是评价董其昌的问题，也不仅是中国书画的问题，更是事关民族心灵，事关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系统的巨大问题。
作者系《澎湃新闻·艺术版》主编（原《东方早报 . 艺术评论》），上海书画院画师。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图文由作者提供
本文发表于《澎湃新闻·艺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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