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中国模式”的合法性从哪里来？
对合法性问题的探讨一直是比较政治研究中一个重大命题，从马克斯·韦伯肇建“合法性”这一概念起至今，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野与方法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近来，从质性研究的历史主义角度出发，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杨光斌教授在《合法性概念的滥用和重述》一文中对各个流派的观点进行梳理，指出从合法性概念的“立法者”韦伯到“改造者”李普赛特再到“重返韦伯主义”的亨廷顿以至对“公序良俗”进行探索的罗尔斯，“合法性”的内涵进行了不断嬗变。事实上，自第三波民主化推动的自由民主转型以来，“竞争性选举”几近成为衡量政权合法性的唯一尺度，但由此导致的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2013年，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朱云汉教授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名为《政体合法性的来源和“中国模式”探讨》的文章，该文章重新审视了当下学界就合法性问题所产生的争论。结合制度主义的分析路径，从量化研究着手，作者通过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项目（Asian Barometer Survey）中中国大陆的数据，对“中国模式”的合法性进行了深入探讨，进而从文化主义的分析路径予以解释。
1.关于“合法性”的大哉问
在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们看来，眼下中国的社会稳定和“一党威权体制”是脆弱的，悲观主义者甚至认为“中国模式”面临着彻底的合法性危机，很快就会面对被压抑的民众对民主的需求。然而连续几轮诸如世界价值观调查和亚洲民主动态的调查数据表明，中国大陆的政体支持度持续高于实行“自由民主”政体的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究竟是什么原因支持了“中国模式”的合法性？
2.行文的两条分析路径：
在比较政治分析中，结构路径和文化路径是两大重要分析路径，在西方观察家眼中，由于多数威权国家在“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中不同程度地实现了政体转型，中国的发展模式将不可避免的再次受到质疑与挑战，但是既有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的民众对政权支持总体上保持较高水平。为此，从制度主义的分析路径出发，黎安友（Andrew Nathan）提出了“韧性威权”的解释，舒耕德（Gunter Schuber）则提醒人们关注中国政治中的试点区域内具体细微的变革以及民众对其的回应性。朱云汉教授认为，文化主义的分析路径则挑战了既有的观念，并指出自韦伯以来的西方学者忽视了影响中国政治2000余年的合法性观念。一方面，中国大陆的几代领导人反复强调了“人民主体”、“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史天健教授等则通过实证数据指出，中国人的民主观念不同于西方的自由民主语境，更接近于“古圣哲君政治”的语境。韩国学者Do-Chull Shin则指出，在儒家文化“贤能政治”导向下的东亚社会中，民众对经济福利的关注优先于自由，对民主实质性的要求优先于程序性。因此，他推测，“中国模式”的合法性依赖于三条原则：1.政治精英的道德责任，要求政府对民众悲悯关怀，以推行善治为己任；2.仁政是国家对民众福祉负责的关键；3.政治精英的选拔在于严格的选贤举能原则。
3.操作技巧：建构变量：
在定义层面，朱云汉教授首先沿用了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对“政治支持”的经典定义，重点关注政治体系中的政体和权威；其次，他沿用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拉塞尔·达尔顿（Russell Dalton）等人在伊斯顿政治支持不同部分的区别基础之上建构的政体信任的多项量表；与此同时，由于在中国大陆政体和权威是共生的，因此，朱云汉教授通过国家和个人情况指数、政府质量指数、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三项量表来测量政体支持度。此外，对国家情况的其他方面还通过公共秩序、贫富差距、参见宗教活动的自由度等3项指标以李克特量表（1-10分）打分的形式加以衡量。
对政府质量的评估则通过社会公平、腐败程度、自由、公民权利、政府回应性等10个指标加以测量。
此外，朱教授还通过不同的小问题特别衡量了民本观念、家长制导向、政府乐善好施的程度和民众对国家本位的信任等指标。值得指出的是，朱教授通过三组问题巧妙地建构了民本观念的测量。受访者被要求在三组问题中选择哪一项更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每组问题中的前一项更符合自由民主的观念，后一项则贴近民本观念。这三组问题分别是：人们应该享受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政府应该密切关注人民意愿；多数统治要通过大众选举来实现／政府在决策时要符合大众利益；社会上要存在多个政治组织为政治权力而竞争／政府应该关注其他政治组织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朱教授在合成的模型中考虑了诸如教育、年龄、社会地位和国际曝光率等社会经济背景的变量。
4.对回归结果的解读：
在数据分析方面，朱云汉教授通过一系列回归分析的结果评估相对所有理论相关独立变量的解释力度，他认为：
1.数据结果显著地支持了文化主义下传统观念普遍影响了民众对政体合法性认知的论点；
2.经验数据力证了制度主义中政治体系具有感知特征重要性的论点；
3.数据结果还表明，对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文化根基的充分理解必须要在其多元层次的政治支持和民众信任结构中。
5.文章结论：
一方面，在欧债危机恶化和华盛顿政治日益失灵瘫痪的大衰退面前，长期以来受到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精英推崇的西方的先进民主国家，正在逐步失去其吸引力；另一方面，西方观点中认为“中国模式”的支持度或者完全依赖于其良好的经济绩效、社会维稳乃至对民族主义操纵等等说法缺乏强有力的证据。相反，经验数据表明，中国大陆民众相信政府以仁爱为价值关怀，推行善治，相信国家和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权利和利益等等具有文化传承的价值，因此，作为文化来源的儒家传统对于中国大陆政体合法性的影响普遍而深远。
文章来源：
Yun-han Chu, “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hinese Model,” ChinaReview, Vol.13, No.1(Spring 2013), pp.1-42.
推荐阅读：
Andrew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of Democracy, Vol.
14,No. 1 (January 2003), pp. 6-17.
Gunter Schubert, “One-Party Rule and the Question of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Setting Up a New Research Agend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7,No. 54 (2008), pp.191-204.
Shi Tianjian,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New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Tianjian Shi and Jie Lu, “The Shadow of Confucianism,”Journal of
Democracy,Vol. 21, No. 4 (October 2010), pp.123-130.
Daniel Bell,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杨光斌：《合法性概念的滥用和重述》，《政治学研究》，2016(2):2-19。
[美]唐文方：《政权合法性比较研究: 以中国大陆和台湾为例》，《国外理论动态》，2013(7):6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