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危机来临，城市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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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 X 刘悦来
当危机来临，城市该如何实现
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发展？
2022年6月26日至6月30日，第十一届世界城市论坛在波兰卡托维兹市举办。这是全球最重要的城市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在近年来新冠疫情、极端气候异常，甚至地区冲突频发等情况下，城市会遭遇的危机离我们不再遥远。在“城市危机”这一特殊背景下，本届论坛聚焦如何运用不同的应对城市危机的方法，开展“推动城市转型，筑就美好未来”的相关讨论。
刘悦来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副教授，也是社区营造组织“四叶草堂”的联合创始人，上海首批社区规划师。在亲历上海疫情期间，他也身体力行组织了一系列社区自救互助工作。作为一名景观学者、城市建设者和城市居民，他是如何反思城市的发展方式和人类的安居可能？当危机来临，城市又该如何实现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发展？华生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就此话题对刘老师开展了本次专访。
Q
本届世界城市论坛提出要关注危机中的城市，聚焦城市转型。在更具体的问题开始前，能否先请您从自身经验和研究角度出发，谈谈您是如何看待现在城市所遇到的切实的问题的？
A
我们的城市和人一样，也是会焦虑的，因为城市是由人所组成的。从大的环境来看，不管是气候变迁、地理区位影响及人们心态所产生的各种可能性，我们现在都很难预判。这座城市的建设成就，和它今天所碰到的各种危机，都是我们过去难以想象的。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意味着变化，变化是永恒的；同时变化也意味着转型，这也是今年世界城市论坛的主题。但无论它是一个怎样的转型目标，最终其实都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是一种共同的梦想，这个是不会被改变的。
Q
您提到向美好生活转型，“美好生活”要如何界定，一个美好的、可持续的城市模型应该具备哪些特征要素？
A
我自己这些年总结出一个观点，我把它叫做“社群的主体性”。它和个体的主体性是不一样的，如今我们生活的自由度，我们对交通、能源的自由获取，这些个体的主体性已经成为了现代生活的标志。今天我想说的其实是社群，或者也可以说是人民的主体性。它需要大家形成共同体的意识，并且还要有一些公共空间上的表达和呈现。这就意味着城市不应该只是被政府和开发商，被权力、被市场控制，我们的人民应该有自己的空间，公共的阵地。就像我们后面会提到的社区花园，这样的公共阵地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切口。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阵地，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一方水土之上的人们，能够形成“共同体意识”。他们在思想上是自由的，在空间上也是自由的。当然，是有秩序的一种自由。
社区花园
这样的人民主体性，是针对所有人而言的。这次疫情波及到我们城市中大量原来隐性的、为城市提供服务的人群，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安全了？事实上并非如此。水至清则无鱼，我们这个城市跟大自然的生态系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让大家都能感到心安，都能够找到故乡的感觉，或者说再造一个新的故乡的感觉。也就是说不管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并乐在其中的地方，能够与在一起的这批人形成自己的文化，创建自己的文明。“心安即吾乡”，这非常重要。当我身处这个城市，我拥有这片土地，我是这个空间的主人，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你是会比较心安的，我觉得这是未来的本质，是我们所期待的终极目标的样子。
Q
这次世界城市论坛有一个序章式的文件，把城市危机应对分成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几个不同面向，它们有些是系统性的、自上而下的，有些则是跟您刚提到的这些概念相呼应，是自下而上的，这两者之间其实是需要一个有效的连接和善意的互动。但当危机真的来临时，政府部门或者是物业这些系统性机构可能无法处理好每个人的具体困难，这次的上海疫情就是一个例子。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怎么做？您有没有一些从个体出发做得比较好的实践案例可以和大家分享？
A
我先分享我自己的一个行动。疫情期间我在我们小区组织了一个纯粹的民间守护家园小组，这个小组不是半官方的居委会志愿者团队，我们只代表我们自己，并尽可能采取共享文档等自组织的方式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通过发动年轻人参与，我们搭建起了楼栋微信群，并由这些年轻人担任微信群主，去辅助楼组长帮助一些居委会系统暂时照顾不到的人。后来这样的微信群基本覆盖了全小区，直到现在这个组织还在。
疫情期间的社区志愿小组工作手册
其实社区就是城市的基本细胞，大家需要应对的不确定性最后都会汇集到社区。如果我们在社区层面能够达成共识，发挥主体性，形成共同体，那这也将成为整个社会稳定、幸福的根源。要在社区形成这种人民主体性，我认为并不能靠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与强加，而是要靠所谓的公共精神。我们需要能够共同讨论、共同生产的东西，也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这是一种有效的连接与互动的方式。
Q
您介绍了自己在疫情期间所做的一些社区互助工作，并且提到了你们的组织现在仍旧存在，并没有解散。在组织这个自治小组的过程中，有哪些值得复制推广的经验？
A
我觉得这个组织可持续的关键，在于保持一定的自由度，这比建制化的组织会更有力量与活力，因为它是食人间烟火的。它可能是个比较松散的形式，但一旦碰到危机，松散组织就能发挥它的作用。
之前提到过，要让人民感到安心，就要有人民主体性。人民的主体性是需要一定的组织化的，但这种组织化是由居民自己实现的，你也需要给大家自由生长的活力空间。我们所做的事，其实就是在慢慢建构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在地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公共精神。我觉得公共精神是最重要的文化，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这种文化。
Q
四叶草堂就是在做社区营造相关工作，目的是激发大家的社群主体性、参与性。包括这两年一个兴起的概念叫社区规划师，它与城市规划师有什么不同？
A
这个问题其实是今天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社区规划师与城市规划师有什么区别？首先当然是尺度的不同。城市规划师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比如上海2035，做的是上海全域这么大的尺度范围，而且是一个长期的规划；社区规划它可能确实比较小，我们现在对社区的理解就是一个居委会的范围那么大。
但我觉得两者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尺度。如果你只把社区规划理解成空间尺度上的不同，那么城市规划师也做社区规划。我们这些小区都是被规划出来的，我们现在每一条路的改造，每一个美丽家园、城市更新的项目都是规划出来的。两者的关键不同在于，城市规划在现有体系下，是自上而下的、专业精英式的，它是对政策法规的贯彻，是对功能资源的调配。而社区规划在探索的是在社区这个层面上，我们能不能让公众的声音被听到，让公众成为规划编制的参与方，这是与城市规划的一个很大的差异。其实我们的规划为了配合这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强调“大干快上”，所谓的公众参与是很少的。现在城市发展到了微更新的阶段，发展速度也慢一些了，我们还是希望能有更多市场力量共同参与，让人民建言献策。
在我看来，这样的公众参与其实也分了很多层次。尤其是从规划的角度来看，居民是不是参与了最早期的选址？选址后有没有参与到设计方案的优化？你的施工营造过程中有没有居民参与？最后他们又有没有参与到项目的管理维护？在这些步骤当中，居民越早介入，他们的主体性会越强，感受度会越高。从一个规划出发，就会产生主人翁精神。
还有一个需要补充的点在于，为什么社区规划必须要做？其实并不只是为了请公众参与所以才推社区规划，而是你不让公众参与他都已经在参与、必须得参与了，归根结底是因为如今大家对个人权利的主张意识已经越来越强了。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这些社区花园，近几年都是由居民来共同完成的，我们工作人员更多是在做一个机制的设计。我们会通过工作坊的培育，让居民更多参与其中。
社区花园是社区规划的一个小小的载体和实验田，通过社区花园规划、设计、营造、维护的练习，居民们会更好地理解到社区规划不是遥不可及，其实就在身边，通过自己的力量也可以进行改变。我们近几年在上海十二个区完成了超过200个社区花园，超过900个居民自主营造的迷你社区花园，去年开始我们参与南宁住建系统支持的老旧小区改造中的社区花园行动——短短半年居民们已经自主设计营造了近200个“老友花园”。
居民参与“老友花园”建设
Q
社区规划都属于一种民间的组织和行动吗？这个机制发展状况如何？
A
目前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已经由规划部门主导开始了社区规划师制度的一些试点工作，但目前还并没有国家级的完整政策。2020年，由上海市民政局发布了参与式社区规划指导意见，号召全市社区在社区规划和更新中进行居民参与和社区共治。我觉得这非常有价值，因为民政局正是社区的主管部门。每个社区的规划并不应该只与国土空间规划部门有关。上海市民政局所发布的针对参与式社区规划的系列政策，在全国来讲属于领先的。
在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我们的相关试点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街道里有156名居民社区规划师，还有600余名小小社区规划师，由居民作为社区规划办公室主理人，来讨论自己社区的未来发展。这样一个社区规划师组织在全国是领先的，已经接近于我们台湾地区的社区规划师的发展水平。在中国台湾，它的社区规划师培育是有课程的，并且不限职业、年龄。只要你有时间有热情，对社区规划感兴趣，你都可以来学习相关的课程并获取证书，也可以亲身参与到社区规划中。
Q
您最近有没有一些新的社区营造方向的项目正在推进？
A
这几天我们小伙伴都搞得蛮晚的，就是在准备这个新项目，我们把它叫做“万人团园”计划。这个名字有点怪，“团园”是什么意思？其实灵感是来源于这次上海疫情的团购。
当时我们小区自己做了一个实验，团了一个小园子。我们有一名团长，本身也是我们守护小组成员，知道郊区有一个苗圃有很多绣球花，因为各种限制卖不出去。这名团长就找到了我，因为我和邻居们在家楼下做了一个小花园，叫“苔藓花园”，里面绣球花开得特别好，大家在做核酸检测都来看花、拍照，这片绣球花成为了大家一个精神疗愈的地方。我们商量之后，决定由这位团长发起一次公益团购，很快就有60个人参团了60盆花。其中有40个人选择把绣球花拿走后，将盆栽留给我们建设小花园，于是我们邻居们一起开辟了一个区域，把这些绣球花种在这里，成为一处社区花园。
疫情期间的“苔藓花园”
居民“团园”成功，共建社区花园
这次的项目就是受这启发，希望能在全国范围内涌现1万名参与者甚至1万个“团长”。只要达到50人的成团指标，就能申请加入这个计划，团员们可以在自己附近的空间中共同建设一处花园。我们会联合全国SEEDING联盟成员给予一些直接的支持，比如说提供工具包、教大家怎样绘制方案，怎样用一些就地取材的方式来建设花园。正好今年我也会带领同济大学的学生们在暑假社会实践期间成立工作小组，为这些居民们提供辅导。我们这个项目没有经费，但是我们会和一个区块链技术的伙伴进行合作，支持行动者给自己发一朵上链的小红花。我一直强调说这朵小红花不是我们给你发的，是你自己给自己发的，是对自己努力的认可与鼓励，有劳有获。我们的辅导以及小红花等支持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在一起，形成的合众之力，这种互相帮助，逐渐壮大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
Q
我们在社区这一层面做了许多激发公民自主性的工作，上升到城市这个层面，我们的城市为应对危机也做了海绵城市、韧性城市建设等相关建设工作。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建设程度如何？
A
之前郑州大水，有很多声音出来质疑海绵城市。其实海绵城市是有它自己本身的局限性的，像郑州这样一个特大暴雨的情况，海绵城市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海绵城市的作用机制是增加土壤的吸水透水性，它对于日常保水是很重要的。但土壤的蓄水能力是有限的，它一旦饱和之后，海绵城市就失效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它的局限性而否定了这项政策，这是我认为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海绵城市原理
我们大量的城市建设都是从基础设施开始做起的，包括如何防止供电危机，能源危机，当然也包括防洪排涝系统，这些都是韧性城市很重要的基础工作。这些工作很重要，当然要做，但我们一定要让它有一定的冗余度。冗余度意味着既要考虑到它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极端，也要合理评估这个极端，否则投入就太大了。外滩的防洪标准是千年一遇，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实力按照这个标准来建设。冗余度还意味着协商和弹性的空间。就像我们今天去探讨“梁陈方案”，你很难去界定在当时的环境下，哪种建设方案更好，如果再缺少沟通协商，就非常容易产生矛盾。硬件上的韧性建设本身都有它的局限性，而冗余度之中所体现的文化与智慧，才是真正的韧性。
Q
所以还是需要一些更软性的支持对吧？比如说自治精神、公共精神的培育，比如加强管理者和居民之间有效沟通的途径，这种建设会比硬件建设更关键一些，可以这么理解么？
A
对。我认为这些“软件”建设是本质的，“硬件”建设是外在的表现。韧性不是单纯靠技术，技术性的硬件建设只要有钱都能做，如果发生矛盾的话，再大的城市、再牢固的基建都没用。所以人心才是最大的韧性，人心不稳是最大的崩塌。
而人心的根本就是在社区。社区的人心如果没有归属感，整个城市都会鸡飞狗跳了。刚刚也提到了冗余度是有弹性的，是需要跟公众有对话、有协商的。在我们社区花园的推进中，主要就是以工作坊的形式开展交流。工作坊是我们得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和矛盾的唯一法宝。如果缺乏这样的共议，是无法达到共治的。
社区工作坊
Q
您刚提到的这种共治机制，是否有比较好的实践案例？
A
在国内我个人比较推崇成都。成都在社会治理，无论是总体制度上，还是社会组织、民间社会力量的实质参与上做得都相当不错。
成都可以说是中国社区营造的圣地。成都专门有一个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担任主任的成都社会治理委员会，叫“社治委”，由社治委来统筹社会治理，包括公众参与的一系列工作。2016年起，成都就发文推行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项目，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城市级的社区营造相关官方文件。
为什么会是成都？其实说到韧性城市，我一直在关注几个重要的地区：日本、台湾、成都。这三个地区都经历过一些比较重大的危机，有大量的社区参与案例。正是因为经历过危机，所以公众要自救，这时候民间力量怎么行动起来是非常重要的。韧性其实就是能屈能伸，但你从来没有屈过，也就伸不好。
当面对不可抗力时，每个个体力量都非常渺小，唯有形成共同体，才能因地制宜，化险为夷。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单位，打造有韧性的社区，是人们应对危机的关键所在。
聚焦“还权、赋能、归位”，有效衔接政府行动与居民需求，推动形成“人民城市人民建”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是刘老师等一批社区工作者们的实践，也是一座更理想的、可持续的美好城市的未来。
采访：樊夏 徐诗荟
图片来源：受访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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