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
伊斯兰势力在当前的中东变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突尼斯到埃及，从利比亚到叙利亚，无不显现着伊斯兰势力的身影。然而，作为政治反对派力量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下文中简称叙兄弟会）并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本文拟结合委任统治时期、议会共和制时期和复兴党执政时期新旧秩序剧烈变动的时代背景，梳理叙兄弟会的发展演变，把该组织的发展演变史分为酝酿和成立时期（1930~1946）、合法参政时期（1946~1963）、转向激进时期（1963~1982）、海外活动时期（1982~至今）四个阶段，探讨叙利亚政治变动的历史轨迹，进而对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个案进行评价。
酝酿和成立时期（1930~1946）
叙兄弟会的成立时间和出现原因是一个困扰国内外学术界多年的问题。[2]一般认为，叙兄弟会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出现时间，该组织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酝酿阶段后，于1945~1946年间统一成穆斯林兄弟会。
叙兄弟会的兴起同当时叙利亚的国内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境内伊斯兰组织的出现及活动为兄弟会的产生奠定了组织基础。委任统治时期，兄弟会的根本使命是结束法国殖民统治，使叙利亚获得独立，并在伊斯兰教教义指导下进行社会改革。[3]事实也证明，兄弟会与多个协会（哲马提，jma‘iyyat）渊源深厚。1924年，贵族协会（Jam‘iyyat al-Gharra’）成立，标志着叙利亚历史上第一个群众性伊斯兰组织的诞生。1925年反对法国委任统治的大起义失败后，又出现了多个宗教组织。这些组织主要有伊斯兰指导协会（al-Hidaya al-Islamiyya, theIslamic Guidance）、伊斯兰文明协会（al-Tamaddun al-Islamad,Islamic Civilzation）、公正与道德协会（Jam‘iyat al-Birrwa’l-Akhlaq, the Righteousness andMores Association）等。这些组织均反对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实行的世俗主义教育政策。
另一方面，从地域分布来看，大马士革、阿勒颇、哈马等地是伊斯兰组织和协会活动最为活跃的城市。比如，大马士革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卡迪尔·穆巴拉克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建立了协会。目标是倡导精神改革，净化穆斯林的灵魂，引导他们向主，传播伊斯兰教教义和圣训。随着该组织的成长，其领导人决定扩大规模。1935年，他们在阿勒颇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埃及兄弟会认为这是其在叙利亚的第一个分支（markaz）。阿勒颇小组的成员把他们的集会场所称为“阿尔卡姆之家”（Dar al-Arqam），[4]据信，“阿尔卡姆之家”还举办了阿勒颇穆斯林青年协会的活动。[5]1937年，学习小组宣布在大马士革建立“穆斯林青年协会”（Jam‘iyyat al-Shubbanal-Mulismin），该组织与霍姆斯的宗教联盟（Rabita al-Diniyya）保持联系；学习小组还在拉塔基亚建立了一个协会，并与伊斯兰高贵行为和道德协会（Jam‘iyyat al-Makatim wal-Akhlaq al-Islamiyya）保持联系。同时，这一时期从埃及学成归来的宗教人士也加入到成立协会的活动中来，1941年，穆斯塔法·西巴仪从埃及返回霍姆斯，成立了名为穆罕默德青年（Shabah Muhammad）的组织。然而，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以从事反政府活动罪将他逮捕。[6]
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这些协会之间的联系一直是松散的，但是这种松散联系能够确保叙利亚的伊斯兰组织召开全国性会议。1937年，叙利亚的伊斯兰组织曾在霍姆斯召开过两次会议；次年在大马士革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阿勒颇的“阿尔卡姆之家”被定为这一松散联盟的办公中心。1943年第四次大会在霍姆斯举行，成立了两个准军事组织——萨拉亚（saraya）和青年人（futuwwa）。在1944年第五次大会上，领导层决定将总部从阿勒颇迁到大马士革，并成立了最高中央委员会。值得一提的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1945年冬到1946年春夏之间，叙兄弟会正式成立，西巴仪被选为总训导师（Inspector General, al-muraqib al-‘amm）。
此外，在叙兄弟会早期发展史中，埃及兄弟会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叙利亚曾是埃及兄弟会扩大势力的首选目标。埃及兄弟会的一个代表团曾经访问过叙利亚首都，撰写的报告称那时在叙利亚已经存着兄弟会组织的活动。[7]叙兄弟会的第一代领导人如穆斯塔法·西巴仪、穆罕默德·哈米德都曾在艾资哈尔大学学习，他们在那里与埃及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成为密友。[8]如穆斯塔法·西巴仪，1933年赴艾资哈尔大学学习，很快与哈桑·班纳相识。西巴仪在兄弟会中非常活跃，1934年曾因参加埃及的反英活动被捕。1940年，西巴仪又因支持伊拉克拉希德·阿里的反英起义，再次被捕。[9]另一位领导人穆罕默德·哈米德甚至还曾任班纳的顾问。然而叙兄弟会领导人并不承认与埃及兄弟会的关系。1955年2月27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西巴仪指出，叙兄弟会与埃及兄弟会没有组织和行政管理上的联系。[10]而且自成立后，叙兄弟会与埃及兄弟会就有着了很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领导人的社会构成、民众的支持程度、具体目标、行动模式和民主经验等方面。[11]
首先，在领导人层面，与埃及兄弟会不同，叙兄弟会的创始人多是乌勒玛或来自于乌勒玛家族。如西巴仪出生于霍姆斯的一个乌勒玛世家。而且，许多领导人都主张尊重苏非主义，承认苏非主义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叙兄弟会选择与乌勒玛合作，经常咨询他们的意见。
其次，叙利亚兄弟会未能象埃及兄弟会那样吸收广大民众的参与。其成员和支持者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逊尼派城市中下层如宗教人士（men of religion）、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12]因此，叙兄弟会基本上是一个小范围的精英主义集团，从未达到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民众支持程度。
再者，在意识形态方面，叙兄弟会并未形成一种全面的、系统的、明确的主张。在西巴仪时期，其主要指导思想是伊斯兰社会主义，主张伊斯兰是包容一切的意识形态。西巴仪是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13]另一位领导人穆罕默德·哈米德是纳格什班迪教团的苏非兼萨拉菲主义者。[14]而马鲁夫·达瓦利比则是人民党党员，在多次选举中以该党党员身份参加选举。
最后，叙兄弟会与埃及兄弟会的民主经历也是有差别的。叙兄弟会赞同代议制民主，认为这种政府形式是个人自由的保障，是反专制的。而且，叙兄弟会则参加了1945~1963年间举行的多次议会选举，并且获得了议会席位。相反，在哈桑·班纳时期，埃及兄弟会超脱于议会之外，主要从事和平的宣教活动，有时从事暴力活动。纳赛尔执政时期（1954~1970），埃及兄弟会遭到当局残酷镇压，产生了赛义德·库特布的极端主张。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埃及兄弟会的候选人才被允许参加埃及国民议会选举。[15]
合法参政时期（1946~1963）
1946年叙利亚获得名义上的独立，建立了议会民主制政体。然而，独立后的叙利亚政治并不稳定，发生了多次政变和反政变。政党林立，政变频仍、政府更迭频繁成为这一时期叙利亚政治发展的主要特征。作为传统精英的代表，叙兄弟会试图在这种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站稳脚跟。综合来看，这一时期叙兄弟会的活动有：
第一，参加叙利亚议会选举，成功获得议席，并有成员进入内阁。自1946年独立到1963年复兴党上台，叙兄弟会参加了1947年、1949年、1954年、1961年选举。在1947年选举中，兄弟会并没有提出自己的全国候选人名单，只是在叙利亚几个地区争取选票。根据美国大马士革大使馆的资料显示，穆斯林兄弟会在穆斯林教士联盟的支持下，在大马士革提出了一份完整名单。名单包括四位著名的兄弟会成员：阿卜杜·哈米德·塔巴、阿里夫·塔拉卡基、穆罕默德·穆巴拉克、艾哈迈德·马扎尔·阿兹玛。此外这份名单还包括犹太人瓦希德·密兹拉什、库瓦特里的反对者扎基·哈提比、阿里·布祖、以及两位确保能当选的人物努里·伊比什、法里斯·胡里。[16]在哈马，兄弟会成员穆罕默德·沙卡法参加选举；在阿勒颇，马鲁夫·达瓦利比参加选举。兄弟会有效地利用清真寺网络开展宣传活动。在第一轮投票中，叙兄弟会成员得票数如下：达瓦利比（超过15000张）、穆巴拉克（27,008张）、沙卡法（9512张）。在1949年议会选举中，兄弟会在大马士革获得3个席位，达瓦利比在阿勒颇当选，阵线支持的两位独立候选人苏卜希·欧麦尔和乔治·沙里胡卜也在大马士革当选。[17] 1949年扎伊姆发动政变后，西巴仪和伊斯兰社会主义阵线试图联合其他政党和独立人士组成内阁。12月24日，纳兹姆·库德希与伊斯兰社会主义阵线成员穆巴拉克以及兄弟会支持的大马士革独立人士天主教徒乔治·沙里胡卜组成联合政府。然而，军队反对库德希内阁包括了太多人民党成员（9人中7人），库德希于次日辞职。独立人士哈利德·阿兹姆于12月27日组成的内阁被军方接受，在该内阁中人民党占4席。兄弟会成员达瓦利比担任国家经济部长，穆巴拉克担任公共事务部长。[18]值得一提的是，兄弟会成员也有授命组阁的经历。1951年11月8日，阿塔斯总统曾授权兄弟会成员、人民党党员达瓦利比组建新政府。11月28日，达瓦利比成功组建政府。[19]然而几天后，12月1日，在军方压力下，达瓦利比就被迫以身体健康原因辞职。1954年3月1日，萨布里·安萨里组建新政府，达瓦利比担任国防部长。[20]埃叙联合失败后，兄弟会在1961年12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得10席。[21]
第二，兄弟会的政治主张前后不一，与政府当局关系既有合作又有对抗。1949年3月30日，扎伊姆发动政变后，召集纳兹姆·库德希、阿克拉姆·哈兰尼和马鲁夫·达瓦利比讨论建立临时政府事宜。兄弟会在这次政变中的态度是值得关注的。兄弟会欢迎作为拯救国家不稳定和弊病的政变。他们宣称如果军队不采取行动，人民将起来反抗。兄弟会呼吁扎伊姆实施“真正的民主政府改革”，提高大多数人的福利。满怀希望的兄弟会领导人很快就失望了，扎伊姆不仅没有实行民主，反而将政治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和兄弟会。扎伊姆表示：“我要先对付共产党，然后对付兄弟会，我不希望同时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战斗。”[22]此外，扎伊姆的世俗化改革惹恼了乌勒玛和兄弟会。[23]他们认为这些举措不仅会威胁到伊斯兰教的地位，而且会威胁到乌勒玛自己决定瓦克夫基金和财产分配的权力。兄弟会认为，扎伊姆是西方腐化和自由主义的余孽。5月，兄弟会和其他政党被取缔。1949年11月7日，兄弟会出版了《新灯塔报》。11月11日，兄弟会宣布组建伊斯兰社会主义阵线（the IslamicSocialist Front），颁布了新纲领。新纲领基本上就没有提及伊斯兰教，相反却强调腐败问题和社会平等的必要，支持进步的税收、土地改革、限制私有制、倡导工人权利。[24]由此可见，兄弟会只是利用伊斯兰作为一个符号，其真实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世俗倾向的临时政府。1952年1月，什沙克里政府取缔兄弟会，禁止出版《新灯塔报》。兄弟会的青年组织富图瓦被解散，兄弟会的领导人西巴仪、穆巴拉克、萨拉赫丁·沙辛被捕。
第三，在对外政策方面，兄弟会表现出两面性和灵活性。兄弟会的对外政策主张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发表《民族宪章》。1947年9月，穆斯林兄弟会发布了《民族宪章》，声称必须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宪章反对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帝国主义的大叙利亚计划”。[25]二是反对与伊拉克联合。兄弟会领导人西巴仪强调：“我们支持所有阿拉伯国家；我希望取消人为划定的边界，我们与伊拉克统一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不希望这样的统一限制叙利亚的自由与独立。”[26]三是在对待共产主义和苏联问题上，兄弟会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和灵活性。兄弟会反对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但是，兄弟会对苏联的态度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视苏联的态度而定。当苏联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的时候，兄弟会就攻击苏联。比如，叙兄弟会反对苏联投票赞成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1950年5月1日，叙兄弟会领导人西巴仪在议会上指责阿盟“向英美压力低头”。西巴仪强调如果这种压力继续，阿拉伯国家将与苏联结盟，但并不接受共产主义。[27]当面对西方国家压力时，兄弟会甚至宣称“我们将与魔鬼（苏联）签订协议。”在兄弟会组织的游行中甚至出现了相矛盾的口号——“伊斯兰教必须是国教，斯大林万岁，阿拉伯苏联合作万岁”。四是强烈反对西方。1952年1月，兄弟会组织1300人举行示威活动，反对叙利亚的军事独裁和西方防务计划，支持埃及的反西方立场。总之，叙兄弟会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在其外交主张的实践中是打折扣的。
综上所述，在议会民主制时期，叙兄弟会与该国其他政治组织的命运相似，虽能公开参加议会选举，但脆弱的议会制安排往往被军人政变所打断。在政变频仍的政治环境下，政党难逃被解散的命运，兄弟会的报纸和杂志也多次停办。然从以后发展的情况来看，该时期是叙兄弟会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此外，从活动和斗争方式上看，该时期兄弟会主要采取合法参政方式参与叙利亚政治生活，在街头活动中主要采取游行、示威等形式。
转向激进时期（1963~1982）
1963年3月，叙利亚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通过政变掌权。国内外学者多从复兴党当局与兄弟会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这一时期叙利亚伊斯兰运动的发展。而从叙兄弟会自身发展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叙兄弟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63~1970年和1970~1982年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叙兄弟会内部斗争较为激烈，发生了领导人危机，虽有暴力行动，但非暴力派别依然占主导地位。在后一时期，以哈迪德、萨德尔丁为代表的激进派逐渐占据主导，发起了大规模暴力圣战活动，导致1979年阿勒颇事件和1982年哈马事件等惨剧的发生。此时的叙利亚兄弟会，内部大致可以分为海外流亡集团、国内激进集团、国内温和派（支持阿塔尔的叙兄弟会大马士革分部）等派别。[28]
1963年3月，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发动军事政变，兄弟会连同其他政党再度被禁止活动。从此，叙兄弟会作为宗教性的政党，一直以政治反对派的面目从事反对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政权的斗争，成为叙利亚政治生活的显著特色之一。[29]斗争的焦点是复兴党的世俗化和国有化政策。这些斗争的背后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较量，而非意识形态层面的较量。
叙兄弟会从1964年开始加强反政府活动。[30]4月，逊尼派穆斯林的中心哈马市发生了反政府动乱，当地著名的苏丹清真寺的教长提出了“要伊斯兰教还是要复兴党”的挑战口号，向复兴党政府施加压力。政府保安部队在开枪示警中毁坏了清真寺的一座尖塔，兄弟会便在全国各大城市发动了总罢工以示抗议。这就是叙利亚历史上的“四月危机”。尽管它遭当局镇压的镇压，但这已表明兄弟会采取不同于此前的斗争手段，开始以暴力从事其宗教—政治活动。[31]兄弟会与复兴党政权的第二次冲突是在1966年5月。[32]因《人民军队》的署名文章，引发了兄弟会的示威和暴乱。政府再次依靠工人民兵取得了对兄弟会斗争的胜利。而且，自1963年军事政变以后，同情和支持兄弟会的军官逐步被清洗，代之以忠于政府的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背景的军官。
1967年，叙利亚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遭到惨败。兄弟会领导层在对以色列和对政府的态度上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发生了1969~1970年的领导层危机。以大马士革为基地的温和派，在流亡西德的宗教领袖伊沙姆·阿塔尔的领导下，反对同以色列军队进行正面对抗，主张积蓄力量，等待反击的时机。以马尔旺·哈迪德为首的强硬派，以霍姆斯、哈马、阿勒颇等北部城市为基地，主张以“圣战”来收复失地。为此，哈迪德及一批年轻的追随者转移到邻国约旦，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下属的“法塔赫”突击队营地接受培训，并不断袭击以色列军警。
1970年阿萨德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叙利亚历史进入阿萨德时代。在这一时期，叙利亚兄弟会先是借1973年宪法问题，向政府施压；后与叙利亚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张，发起了1976~1982年的伊斯兰大起义，最后遭到清洗。
1973年1月，叙利亚人民议会通过了一部新宪法，使兄弟会再次找到了攻击的口实。因为新宪法充分肯定了复兴社会党的领导地位，规定叙利亚是“民主的、民众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对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地位却只字未提。兄弟会的代言人攻击新宪法是世俗的、无神论的宪法，要求增补条款，肯定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其后游行示威连续不断，罢工、罢市接连发生。为了恢复秩序，政府通过议会提出妥协方案，在宪法中增补了“国家元首必须是穆斯林”条款。与此同时，政府逮捕了几名闹事的带头人，暂时平息了风暴。此后不久，在一批对新宪法不满的伊斯兰学者的煽动下，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示威抗议，结果在逊尼派穆斯林聚居的北部地区，人数众多的选民抵制了就新宪法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后来在民众与保安部队的几次冲突中造成了伤亡80余人的惨案。[33]
1973年斋月战争后，阿萨德政府与兄弟会的关系暂时缓和。然而，兄弟会与阿萨德政府的关系不久又因叙利亚军队介入黎巴嫩内战而急剧恶化。1976年6月，叙利亚军队开进黎巴嫩，支持内战中的一方马龙派基督徒反对黎巴嫩穆斯林和巴勒斯坦人，此举使叙利亚社会各阶层受到一次强烈的震动。兄弟会开动其全部宣传机器，对阿萨德的“倒行逆施”行为进行全面攻击。他们指责政府充当了马龙派、以色列和美国的代理人，屠杀穆斯林兄弟，指责政府专制腐败，号召以“圣战”来推翻不义的统治者。从此兄弟会走上了暴力斗争的道路。
一般认为，兄弟会的暴力斗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6年7月~1979年5月为“圣战”的第一阶段，1979年6月~1980年8月为“圣战”的第二阶段，1980年8月到1982年2月为第三阶段。[34]这一时期，阿萨德政府对兄弟会采取了暴力镇压手段，而兄弟会则继续使用暴力手段向叙利亚政府进行施压。而且，叙利亚兄弟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伊拉克、约旦、以色列等国家的支持和资助。[35]同时，为了更好地反对阿萨德政权，兄弟会联合叙利亚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成立了叙利亚伊斯兰阵线，并于1980年11月9日，发表了《伊斯兰阵线宪章》，内容涉及土地所有制、工业化、教育、银行和货币政策、群众动员、兵役制度等等与现代伊斯兰国家相关的基本问题。[36]总之，阿萨德政府与兄弟会之间的暴力与反暴力成为这一时期叙利亚国内政治形势的主要特征。[37]在伊斯兰极端主义（主要是赛义德·库特布）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叙兄弟会也主要采取暴力手段来反对阿萨德政权。
海外活动时期（1982~至今）
1982年哈马惨案发生后，兄弟会的多数领导人被投进监狱，许多活动分子纷纷流亡海外，继续从事反对阿萨德政权的活动。以兄弟会首领阿德南·乌卡拉为代表的强硬派被驱逐出伊斯兰阵线，而温和派则于1982年3月结成由17个反对派组成的“解放叙利亚民族联盟”。[38]然而在大约经历了十余年的沉寂之后，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阿萨德总统的政策调整和宣布特赦，分裂的兄弟会重新整合，再度成为一支重要的反对派力量。阿萨德政权的政策和兄弟会的自身活动是进行分析这一时期的叙兄弟会发展的两个角度。
首先，阿萨德父子放宽宗教政策，尊重民众的传统宗教信仰，努力实现阿拉维社团的伊斯兰化。阿萨德尊重宗教信仰的政策自不待言。其子巴沙尔上台后，继续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开启了所谓的“大马士革之春”改革运动。[39]2002年12月，巴沙尔在哈马的欧麦尔·伊本·克塔布清真寺参加了周五聚礼（主麻）。2003年6月，巴沙尔开始允许士兵有条件地在军营礼拜。据统计2004年初，全国宗教学校的数量为120个，其中7个学校授予学位，20个宗教机构或研究中心，约有25,000名学生，其中2000人是外国学生。[40]同时，政府伊斯兰化阿拉维社团的努力仍在继续。1973年，黎巴嫩什叶派领袖毛拉·萨德尔承认叙利亚阿拉维派是什叶派。[41]此后，政府一直允许伊朗神职人员在阿拉维派聚居区活动，许多阿拉维派的学生也前往伊朗学习。
其次，阿萨德政府在宣布特赦，允许兄弟会成员回国的同时，压缩兄弟会的海外空间。1980年颁布的第49号法案规定凡同情兄弟会或加入兄弟会就要被判处死刑。进入90年代之后，政府允许兄弟会成员以私人身份回国，并释放了多名参与伊斯兰起义的兄弟会成员。[42]1997年2月16日，兄弟会前领导人阿卜杜·法塔赫·阿布·胡达去世后，阿萨德总统曾发去唁电，阿勒颇省省长和多名地方官员也前往阿布·胡达家中慰问。[43]阿萨德执政时期，曾越境打击兄弟会势力，指责邻国为叙兄弟会提供支持和财政援助。巴沙尔上台后继续加强发展与邻国约旦、伊拉克的关系，阻断兄弟会的海外财路和联系。2002年2月，约旦当局关闭了兄弟会的执行局和情报机构，禁止兄弟会的舒拉委员会在约旦开会。巴彦努尼被迫离开约旦，前往伦敦。
最后，笼络温和宗教人士，允许他们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选举，巩固政权合法性。阿萨德极力笼络叙利亚教职人员。艾哈迈德·卡夫塔鲁（1910~2004年）就是最好的例证。1964年，他成为叙利亚的大穆夫提。1974年，卡夫塔鲁建立了叙利亚最大的宗教中心——阿比·努尔宗教中心。艾哈迈德·卡夫塔鲁以其支持阿萨德的声明著称。在接受采访时，卡夫塔鲁称说：“我认识哈菲兹阿萨德35年了，我尊重他的性格和人格，他对信仰的坚定和忠诚。我认为他是一个坚定的战士，他从未放弃民族权利，毫不犹豫地支持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活动。阿萨德在宗教领域的活动有助于提高我们国家的宗教和精神生活。在他统治时期，修建清真寺，整修礼拜大殿，开办宗教大学，重建古老场所以保护阿拉伯和伊斯兰特色。阿萨德告诉我，他希望伊斯兰大旗高高飘扬，这对他来说是信仰和道路问题。阿萨德以自己是一个有伊斯兰信仰的阿拉伯人而自豪。”[44]此外，在1990年议会选举前，阿萨德试图组建穆罕默德·萨义德·布提领导的温和伊斯兰政党，但未能取得成功。
在这样的背景下，叙利亚政府与伊斯兰运动的和解进程开启。1997年，阿勒颇的乌勒玛原兄弟会成员穆罕默德·阿明·亚卡尼提出和解倡议。1998年，政府作出回应，并提出了和解的三个步骤：兄弟会为1976~1982年起义道歉，以个人名义返回叙利亚，承诺不参加兄弟会的任何活动。为此，兄弟会总训导师阿里·萨德尔丁·巴彦努尼（Ali Sadr Ed-Din al-Bayanuni）组建了一个评估委员会重新检视1976~1982年起义。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认为，兄弟会采取的行动是错误的，把责任都推给了阿德南·萨阿德丁。[45]然而，调解因1998年12月16日亚卡尼被不明身份人员暗杀而宣告失败。在调解失败后，兄弟会领导人开始攻击阿萨德政权，认为它是一个教派的、阿拉维的，再次表达了与政府进行对话的失望。
从兄弟会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叙兄弟会以反对派身份在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积极活动，寻求与叙利亚国内外反对派开展合作，并在当前的叙利亚危局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首先，叙兄弟会积极寻求改变，实现内部整合，放弃了许多以往的政治主张。1996年，重新统一阵营的叙兄弟会选举阿里·萨德尔丁·巴彦努尼为总训导师。在巴彦努尼的领导下，叙兄弟会对叙境内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暴力进行了深刻反省，调整了兄弟会的奋斗目标和斗争手段，主张摒弃暴力，利用和平手段推动叙复兴党实施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走向民主，与包括穆兄会在内的所有反对党开启对话，寻求叙民族复兴的途径。[46]2001年5月3日，叙利亚兄弟会运动发表了《民族尊严政治行动宣言》。兄弟会承诺从事民主政治行动，强烈谴责使用暴力。然而，政府对宣言的反应是消极的。叙利亚高级官员解释说：“宣言表明兄弟会力图从危机中恢复的企图，他们试图通过新的认同重获在叙利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他们还表示：“任何熟悉该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特征的人都不会被宣言所蒙蔽。兄弟会过去是一个能够手握沾满血的剑的人，现在又谈什么共存。这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穆斯林兄弟会认为叙利亚存在政治和组织真空，出现了复兴和填补真空的机遇。”[47]2002年8月23~25日，兄弟会在伦敦召开会议，为“民族荣誉宪章”起草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2004年12月，兄弟会公布了建立公民国家的纲领——《未来叙利亚政治规划》（The Political Project for the Future Syria），这份纲领以法制、多元主义、公民社会和权力的和平移交为特征。2010年7月，叙利亚兄弟会实现了领导人更替。穆罕默德·利亚德·沙卡法（MuhammadRiad al-Shaqfa）接替巴彦努尼成为叙兄弟会新任总训导师。[48]
其次，兄弟会寻求与叙利亚国内外的其他反对派合作。2002年8月，兄弟会与多个反对派在黎巴嫩集会，发表了《叙利亚民族宪章》（theNational Pact in Syria）,宪章重新界定了叙利亚的公民、法制、民主、多元主义、平等和非暴力等概念。2005年，在接受采访时，兄弟会领导人阿里·萨德尔丁·巴彦努尼表示要与叙利亚其他反对派进行合作。这一主张得到了叙利亚其他派别的积极回应。2005年4月，市民社会复兴委员会呼吁与其他组织（包括兄弟会）“开放对话渠道”。[49]9月8日，叙利亚人民民主党—政治局派领导人里亚德·图尔克（Riad al-Turk）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愿意与兄弟会进行合作。2005年年底，叙利亚前副总统卡戴姆叛逃后，寻求与兄弟会接触。从此，叙利亚反对派活动逐渐活跃。2005年10月18日，兄弟会和叙利亚政治反对派发表了《大马士革宣言》。[50]该宣言确立了民主、非暴力、反对合作和民主变革四项指导性原则。2006年3月，兄弟会与前副总统阿卜杜·哈利姆·卡戴姆（Abd al-Halim Khaddam）在布鲁塞尔成立了民族拯救阵线（the National Salvation Front，NSF）[51]然而，2009年4月，兄弟会宣布退出民族拯救阵线，卡戴姆指责兄弟会寻求与政府当局和解，成为当局的走狗。2011年3月，阿拉伯变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到叙利亚，巴沙尔面临着执政11年以来最大挑战。兄弟会试图在这次叙利亚乱局中发挥重要作用。2011年10月，兄弟会与其他反对派力量联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成立了叙利亚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Syria），实现了与其他反对派力量的再次联合。
这一时期的叙兄弟会一直在阿萨德政权和叙利亚反对派之间游走，甚至一度宣布放弃反对阿萨德政权的主张。该组织提出的公民、民主、法制、多元主义、公民社会等温和主张也未完全消除其他反对派力量对它的芥蒂。同时，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海外活动之后，叙兄弟会的国内基础已经丧失殆尽，能否发挥重要作用，取决于叙利亚各派政治力量的协调与妥协。
余论
自成立至今，叙兄弟会积极参加叙利亚政治和社会生活，影响着叙利亚民族和国家构建进程，其力量是不容小觑的。透过叙兄弟会的发展演变，我们理应看到叙利亚政治发展进程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具体政策层面的失误和制度层面的缺失是导致今天叙利亚发生巨变的深层次原因。
首先，就具体政策层面而言，自1946年独立以来，叙利亚历届政府一直未能处理好宗教与国家、宗派利益和国家利益、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在叙利亚现代化进程中，到处呈现着传统与现代、效率与公正之间的二律背反现象。
其次，就制度层面而言，透过叙兄弟会的历史演变，我们不难窥见叙利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着国家与宗教、权威与参与之间的矛盾。制度层面的缺失是产生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时至今日，叙利亚政治精英一直未能达成一种合理的政治安排，结果导致自身合法性的丧失，远未达到学者所谓的“制度的文明自觉”。[52]就未来而言，叙利亚的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最后，考察叙利亚兄弟会的发展演变，我们不难发现，叙利亚政治精英一直未能正确处理好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各种关系。叙利亚政治现代化的个案或许印证了学者的研究结论，“对于一个特定的民族和国家来说，现代化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决不能脱离其民族性及其固有的传统和宗教文化。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必须是其历史的一种合理延续，并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变革，实现现代因素与传统因素的有机融汇。否则，就有可能走向死胡同，或是为各种失误而付出沉重的代价。”[53]
[1]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参见：吴云贵、周燮藩著：《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60~371页；金宜久、吴云贵著：《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23~131页；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187页；涂龙德、周华著：《伊斯兰激进组织》，时事出版社，第208~228页。
[2]国外学者的著作和论文中，出现了多个兄弟会建立的时间，有1944年说、1945年说、1946年说、1945冬至1946年春夏之间说。伊扎克·魏茨曼（Itzchak Weismann）和约书亚·泰特勒鲍姆（Joshua Teitelbaum）认为叙利亚兄弟会的出现是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完全排除埃及的影响。同情兄弟会的学者奥马尔·F.·阿卜杜拉赫（Umar F. Abd-Allah）认为叙兄弟会出现于20世纪40时代后半期。参见: Umar F. Abd-Allah, the Islamic Struggle in Syria, Berkeley: Mizan Press, 1983, p.88.国内学者认为，1935年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在阿勒颇建立。金宜久、吴云贵著：《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25页。
[3]吴云贵、周燮藩：前引书，第360页。
[4]阿尔卡姆·伊本·阿卜杜·麦纳·伊本·阿萨德是伊斯兰教圣门弟子之一，他把自己的家提供给先知穆罕默德作为布道场所。
[5]Joshua Teitelbaum,“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Syria,1947–1958: Founding, Social Origins, Ideology”,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1, No.2,Spring2011, p.215.
[6]有关穆斯塔法·西巴仪的生平简介，参见：Umar F. Abd-Allah, opcit.pp.96-101.
[7]ItzchakWeismann, DemocraticFundamentalism? The Practice and Discourse of the Muslim Brothers Movement inSyria, The Muslim World, Vol.100, Issue1,Janurary2010, p.2.
[8]被外界公认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穆斯塔法·西巴仪（Mustafa al-Siba‘i，1915~1964年）、穆罕默德·穆巴拉克（Muhammad al-Mubarak，1912~1981年）、马鲁夫·达瓦利比（Ma‘ruf al-Dawalıbı，1907~2004年）、穆罕默德·哈米德（Muhammad al-Hamid，1910~1969年）。
[9]Umar F. Abd-Allah, opcit.pp.97-98.
[10]Joshua Teitelbaum, TheMuslim Brotherhood inSyria,1947–1958: Founding, Social Origins, Ideology,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1, No.2,Spring2011, p.217.
[11]ItzchakWeismann, DemocraticFundamentalism? The Practice and Discourse of the Muslim Brothers Movement inSyria, The Muslim World, Vol.100, Issue1,Janurary2010, p.3.
[12] Ibid, p.3.
[13]关于西巴仪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可以参见：【美】凯末尔·H·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与社会思潮》，陈和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52~156页。
[14]Itzchak Weismann, ThePolitics of Popular Religion: Sufis, Salafis, and Muslim Brothers inTwentieth-Century Hamah, InternationalJournal of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7, No.1, February2005, pp.39–58.
[15]关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演变，参见哈全安：《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演变》，《西亚非洲》2011年第3期，第25~31页。
[16]JoshuaTeitelbau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Struggle forSyria’,1947–1958: Between Accommodation and Ideolog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40, No.3, May2004, p.137.
[17]在这次选举中，人民党赢得了议会多数（143席中的51席），复兴党赢得3个席位。
[18]Patrick Seale, the Struggle forSyria:A Study of Post-War Arab Politics 1945–1958,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92.
[19]JoshuaTeitelbau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Struggle forSyria’,1947–1958: Between Accommodation and Ideolog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40, No.3, May2004, p.148.
[20] Ibid, p.150.
[21]吴云贵、周燮藩：前引书，第362页。
[22]Umar F. Abd-Allah, opcit.p.100.
[23]扎伊姆限制那些掌有公共瓦克夫的乌勒玛，重组家庭瓦克夫的管理。为了阻止人们利用宗教用于其他目的，禁止非官方教士带头巾。同时采取措施严格限制沙里亚法的权威，用世俗法律取代沙里亚法。1949年5月，司法部认为有必要废除个人身份法，赋予每个宗教社团处理自己宗教事务的权利。
[24]JoshuaTeitelbau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Struggle forSyria’,1947–1958: Between Accommodation and Ideolog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40, No.3, May2004, p.140.
[25] Ibid, p.138.
[26] Ibid, p.140.
[27] Ibid, p.145.
[28]综合国外学者的资料以及兄弟会网站公布的领导人资料，这一时期兄弟会的领导人有温和派和激进派之分。温和派领导人有伊沙姆·阿塔尔（‘Isam al-Attar，1927出生于大马士革）等；激进派领导人有马尔旺·哈迪德（Marwan Hadid，1934~1976年）、阿德南·萨德尔丁（Adan Sa‘d al-Din，1929~2010年）、赛义德·哈瓦（Sa‘id Hawwa，1935~1989年）等。
[29]吴云贵、周燮藩：前引书，第362页。
[30]【英】迪普·利希罗著：《中东内幕》，叶进、汪忠民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7页。
[31]金宜久、吴云贵著：《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
[32]吴云贵、周燮藩：前引书，第363页。原文为1976年，应为1966年。疑为印刷错误。
[33]吴云贵、周燮藩：前引书，第365页。
[34]吴云贵、周燮藩：前引书，第366~371页。亦可以参见：Umar F. Abd-Allah, opcit. pp.108-111.
[35]同情叙兄弟会的学者阿卜杜拉赫认为，沙特、约旦、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并没有为叙兄弟会提供财政支持。他认为，叙兄弟会的资金来源有三，即成员的会费、同情者的捐赠、国外兄弟会（包括各种伊斯兰组织）的资金援助。参见: Umar F. Abd-Allah, opcit.p.110.
[36]《宪章》的英文译文，可参见：UmarF. Abd-Allah, opcit.pp.201-267.
[37]关于阿萨德政府与叙兄弟会的关系，国内学者论述较为详细，不再赘述。
[38]吴云贵、周燮藩：前引书，第371页。
[39] Joshua Landis and Joe Pace, the Syrian Opposition, The WashingtonQuarterly, Vol.30, No.1, Winter2007, pp. 45–68.
[40]Eyal Zisser, “Syria, theBa‘th Regime and the Islamic Movement: Stepping on a New Path?” The MuslimWorld, Vol.95, Issue1,January2005, p.49.
[41] Martin Kramer, ed., Shi'ism, Resistance,and Revolu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7, pp.237-254.
[42]在几次总统特赦中的数量如下：1991年12月，2,864；1992年3月，600；1993年11月，544；1995年11月，1,200；1998年，250；2000年11月，600。参见：Eyal Zisser, Syria, the Ba‘th Regimeand the Islamic Movement: Stepping on a New Path?, The Muslim World, Vol.95, Issue1, January2005, p.49.
[43]阿卜杜·法塔赫·阿布·胡达（1917~1997），1976~1982年任叙兄弟会的领导人，1982年哈马惨案后逃往沙特，宣布放弃政治斗争，躬耕于学术，他在吉达的阿卜杜·阿齐兹大学教书，出版了数十本教义学著作。1995年12月，阿布·胡达被获准回到叙利亚。在大马士革当局的安排下，他被允许回到家乡阿勒颇。前提是他从事教育和宗教活动，远离政治活动。1996年年中，他返回沙特。1997年2月16日归真。
[44]Eyal Zisser,Syria,the Ba‘th Regime and the Islamic Movement: Stepping on a New Path?, The MuslimWorld, Vol.95, Issue1,January2005, pp.51-52.
[45]Eyal Zisser,Syria,the Ba‘th Regime and the Islamic Movement: Stepping on a New Path?, The MuslimWorld, Vol.95, Issue1,January2005, p.54.
[46]涂龙德、周华：前引书，第225页。
[47]Eyal Zisser,Syria,the Ba‘th Regime and the Islamic Movement: Stepping on a New Path?, The MuslimWorld, Vol.95, Issue1,January2005, p.57.
[48]Yvette Talhamy,The Muslim Brotherhood Reborn，Middle East Quarterly，Vol.XIX: No.2, Spring 2012, pp. 33-40.
[49] Joshua Landis and Joe Pace, The Syrian Opposition, The WashingtonQuarterly, Vol.30, No.1, Winter2007, p. 54.
[50]关于《大马士革宣言》的英文版，可以参见：Damascus Declaration in English, Tuesday, November 01, 2005, see: http://faculty-staff.ou.edu/L/Joshua.M.Landis-1/syriablog/2005/11/damascus-declaration-in-english.htm（上网时间：2012年3月10日）
[51] Joshua Landis and Joe Pace, The Syrian Opposition, The WashingtonQuarterly, Vol.30, No.1, Winter2007, p. 58.
[52]关于制度自觉，可参见：彭树智著：《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02，420页。
[53]彭树智主编：王铁铮、黄民兴等著：《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