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2017年3月14日（周二）19:00，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昝涛副教授将主讲未名学者讲座第13讲。讲座主题为“政治权力与历史书写——民族主义的一个视角”，将以近代亚非历史上（尤其是奥斯曼-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作为个案，探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的某些普遍性特征。今天，我们推荐的是昝涛副教授的文章《从凯末尔主义到埃尔多安主义——土耳其的变迁》，以飨读者。
原文刊载于2014年9月《法治周末》。
土耳其算是个中等发达国家——世界第十六大经济体；人均GDP过1.2万美元。与很多国家比，只有78万平方公里国土（比我国的青海省稍大）、七千多万人口的土耳其，也堪称是个大国了，甚至值得我的一个韩国朋友拿出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那里游玩儿；但跟俄、美、中这样国家比较，土耳其的体量又算不上很大，毕竟，跟这些世界性大国相比，哪里还有几个真正的“大国”呢？
我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谁是最成功的穆斯林国家？基于某种外部视角，很多人会把答案确定为“土耳其”。但显然，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有学者还就伊斯兰国家总结出三个模式——沙特、土耳其和伊朗模式，并做过比较研究。但就算这样，也很难根据什么断言说谁是更为成功的。总有人能提出不同的个案来否定这样或那样的论断。由此也只能证明一点：那压根儿就不是个“科学的”问题，自然也就无法“科学地”加以研究和回答。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平衡面面俱到与简洁概括的关系，尽量客观地讲述土耳其。
一
了解一个国家，不能不说它的历史。对奥斯曼-土耳其历史的分期有很多种思路和标准，就算不去浪漫地追溯几千年那么远，单就建国（1923）以来的历史，就有第一、第二、第三共和国之划分。从文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看，可以抽象地说，土耳其的现代历史走过了一条从追求全盘西（欧）化到自我调整、重建主体性的过程。这看起来是一个更多地具有历史哲学意味的陈述。为了把问题说得凝练一点儿，我决定就使用这样的“话语”。如果非要更为具体地说，这个过程在土耳其的展开就是从凯末尔主义到埃尔多安主义的演进。本来我想，把话说到这里，干脆画个句号，结束此文也无妨，但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
土耳其人拥有令人自豪也令他们伤感到不堪回首的过去。可祖述北亚草原部落的他们，曾是一个伟大帝国的主人，这就是奥斯曼帝国（1299-1922，欧洲人长期地就称之为土耳其帝国）。从前面括弧里的数字，你能看出来，这个帝国的寿命很长。它还涌现出很多伟大的君王，统治过欧、亚、非三个洲的大片土地，地中海都快成他家的“内陆湖”了；他们是欧洲人的“梦靥”（甚至也是因为土耳其人造成的长期的外在压力，欧洲人才有了近代的欧洲意识）。跟很多传统帝国一样，奥斯曼这个国家在语言、地理、文化、宗教和种族上非常多样化，它的统治方式长期以来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集权。
16-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
人们一般把帝国的解体看成是它失败的最重要标志。比如，苏联帝国崩溃了，被看成是它的彻底失败。在20世纪初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就已经名存实亡了；一战后，它彻底被肢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奥斯曼帝国给人留下过很多谜团。关于它的建立，人们在过去常感困惑的是：凭那百十顶帐篷的突厥人咋就能建立这么伟大的一个帝国？关于它的崩溃，一般的理解也是西方崛起了，奥斯曼帝国落伍了，没赶上西方的步子，成了西亚“病夫”，所以，在面对西方人时就被打败了。这样说很简单，似乎也能说服大部分人。但其实，奥斯曼帝国的建立并不仅仅是个蛮族部落靠军事强力推动的结果，它是中东-地中海文明的优秀继承者。至于它的解体，也不只是欧洲人推动的，在奥斯曼帝国面对真实的西方冲击之前，它的内部已经成长起来强大的地方实力派，而且无法通过内部的体制改革予以消化，这是它解体的内部原因。也就是说，对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不能完全从西方与奥斯曼之间的“冲击-反应”这个视角来看。
分分合合这种事儿，对于人生和历史来说都是经常出现的主题，只是每个人、民族因其特殊性而处于不同的阶段罢了。近代欧洲的崛起是所谓民族国家的兴起，它那儿出现的最早，从近代君主国到主权国家，有一个从贵族制/分权制到官僚制/集权制的转变，国家的效能提高了，自然就强大了。欧洲那个地方长期存在封建战争，尤其是三十年战争带来了军事革命，使得近代欧洲国家的强大成为现实（这就是所谓“战争造就国家”的命题）。
我的土耳其老师曾跟我说，跟中国人比起来，土耳其人是很少怀旧的。但我现在观察，土耳其人这些年是越来越怀旧了，比如，在过去极其罕见的古装剧现在明显多了起来。可能这些年土耳其人的日子过得好点儿了吧。学术上，这被概括为“新奥斯曼主义”。当然，这主要是土耳其人帝国旧梦挥之不去的表现。以土耳其所处的地缘和文明格局以及它的国家品格来看，复兴奥斯曼是没什么可能的。但作为土耳其的某种精神立场，倒不能说没有意义，尤其是强调土耳其要更多地关注奥斯曼帝国的范畴，不能把自己的民族精神变成无根的东西，就是要反思土耳其长期坚持的亲西方和欧化的路子。新的问题就是：一个跟周边国家精神上脱节的土耳其，何以自处、又将走向何方呢？
二
亨廷顿思考他的文明冲突这个主题时发现，土耳其在穆斯林国家里毫无软实力可言，因为他们整体上太不把伊斯兰这个认同当回事儿了。从伊斯兰文明的视角看，土耳其人现代化得有些过头了，具体说就是太过于世俗化了。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书影
“现代化”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都曾经也正在面对的历史性课题。在“东方世界”里，土耳其的现代化转型发生得比较早（大概这要得益于它本身就有一大部分领土属于欧洲吧），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晚期，至晚应该从19世纪中叶的坦齐麦特（Tanzimat，意为“改组”）时代开始。这个改革的典型特征就是西方化，在当时主要是学习法国。当然，从它取得的成效来看，并没有真的把奥斯曼帝国改造成一个纯然法国式的国家。
这场变革的推动者是那些在欧洲见过世面又回国担任重要职务的“海龟”土耳其人们。这也是在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由文官推动的重要变革（土耳其拥有深厚的尚武传统，政治精英长期以来基本上都是军人，此遗风至今尚可观察到）。他们忧国忧民，一心想着通过掌握政府权力推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化，进而实现自强。他们的志向宏远，遇到的阻力也很大。最终的结果是把国家弄得不伦不类，欧洲和本国元素并存，表现在司法方面就是两种法庭并存。奥斯曼帝国也没有强大多少，而内部成长起来的分裂主义因素不但没有消除，还愈演愈烈，同时受到外部敌对势力的干涉、鼓动和庇护。
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一方面正在日益现代化，另一方面那些非穆斯林的基督教臣民越来越不想跟土耳其人一起过了。最后，逼得土耳其统治者没有办法，只好祭出“哈里发”的大旗，索性只讲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但放眼在东方的穆斯林世界，基本上都处于俄、英两帝国“大博弈”的格局之下，哪有可能跟远在伊斯兰坦布尔的那个没落帝国的皇帝搞什么联合？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上台，除了延续之前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也开始强调土耳其特性（主要是突厥语）。全世界穆斯林大联合这个事情比乌托邦还遥远，剩下这些讲突厥语的人总得找个合适的形式存活吧。直到他们错误地投入到第一次大战并作为战败国被欧洲列强处理掉，奥斯曼帝国这档子事儿总算完了。现在，土耳其人就是土耳其人了，犯不上再想那些历史性的包袱。有个叫凯末尔的将军，雄才大略、英勇善战，他集结青年土耳其党的一些精英分子，领导安纳托利亚的农民打了几个胜仗，终于1923年建立起土耳其共和国。
凯末尔党人是一拨儿接受了西式教育的青年军官和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属于原来的青年土耳其党。现在，他们甩掉了帝国这个历史包袱，理直气壮地自称为土耳其人；而与奥斯曼有关的“陈芝麻烂谷子”，统统被贴上封建落后的标签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代化、欧洲化被更为大刀阔斧地推广开来。
除了技术和制度上效法西方之外，凯末尔党人更大的抱负是要改变土耳其人的文化和文明，在他们看来，土耳其人现在有了自己的主权国家，但继承的却是个落后、腐朽的帝国留下的烂摊子。之前的落后与失败，主要是土耳其人要领导那么大一个复杂的帝国，它的负担太重了，而且土耳其大部分人都是文盲，除了伊斯兰教知识，他们对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文明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在凯末尔党人看来，这世界上只有一种优秀的文明，那就是欧洲文明，土耳其人需要做的就是达到当代欧洲文明的高度。
在凯末尔党人的领导下，堪称真正的全盘西化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土耳其全面推行。他们废黜了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在宪法里去掉了伊斯兰教是国教这一条，把世俗主义（政教分离）确定为国家的原则；更大尺度地解放穆斯林妇女，摘下头巾和面纱，还鼓励漂亮的姑娘去欧洲选美；男人也不能留胡子、戴旧式的帽子，而要戴西式礼帽、穿西装；鼓励大家都学习西方的舞蹈和音乐；废除了伊斯兰教对法律和教育的控制，这些权力统统收归国家所有，还照搬照抄了当时瑞士和意大利的法律……
以阻碍了土耳其人的进步为由，所有被认为不合时宜的东西都被禁止或打压了。传统的以宗教为依据的结社也被禁止，人民被说成是没有阶级差别的群体，原有的政党活动被压制，鼓励群众加入凯末尔创立的共和人民党。为了鼓舞一种进取的精神，顺便填补因打压宗教而出现的文化真空，古代突厥的神话与图腾被招魂，狼作为一个新的图腾被崇拜，甚至编造神话说土耳其人是历史上最纯种、最漂亮、最具创新精神的白种人的后裔，连历史教科书也按照这种新的种族主义史观被重写了。
本文作者
三
凯末尔党人用威权主义的方式推动了土耳其的现代化，这个成就是不容否认和抹杀的。不能说这期间没有阻力，只是他们掌握了国家机器的强制性权力，一切反抗都显得软弱无力。威权主义国家作为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只能是历史性和阶段性的。二战前夕凯末尔去世。二战期间，土耳其持中立地位，二战一结束，土耳其就加入到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成为北约的唯一一个伊斯兰国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促使土耳其接受西方的标准，开放党禁，快速实现民主化，并在整个五十年代迎来国家的蓬勃发展。到六十年代，土耳其被西方学者认为是除了日本之外第二个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
民主化带来了政治氛围的宽松和多元化，之前遭受威权主义打压的、被边缘化的势力重新回归，促使土耳其继续深化改革。这其中主要有三股力量：伊斯兰、库尔德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凯末尔主义与这些力量之间的博弈一直持续到今天。这种博弈在冷战期间还带有两大阵营斗争的背景。政治场域的搏杀导致民主进程几度脱离正轨，1960年代至1980年代，土耳其发生了三次军人干政，军人在以秩序和凯末尔主义为口号，直接干预民主进程。
凯末尔
最近几十年来，伊斯兰主义在土耳其的影响日益显著。大量的女学生已经开始通过在大学校园里穿戴被禁止的伊斯兰头饰来显示她们对伊斯兰教的忠诚；有影响的亲伊斯兰教电视频道也越来越多。以1996年繁荣党上台为标志，政治伊斯兰成为土耳其不可忽视的力量，尽管一年后繁荣党因为军人干政而下台，但在2002年11月3日举行的大选中，由埃尔多安等人创建、源自繁荣党的正义与发展党（AKP）获得了34.1%的选票，在550个议会席位中得到了361个席位，从而取得了单独组阁的资格，它连续执政至今。
从选情分析看，在当代土耳其，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者的力量几乎是对等。因此，我们不能说AKP的胜利是伊斯兰主义的胜利。针对土耳其的发展道路，埃尔多安曾表示：“我们不会干预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加快加入欧盟的进程；我们将加强土耳其同世界的一体化；我们决心实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计划；我们不会给土耳其制造紧张气氛；我们将非常谨慎，戴头巾不是我们的首要问题。”正发党在执政过程中基本上没有脱离上述约定。
AKP曾经团结了大量自由主义者，甚至很多库尔德人也支持他们。反过来看共和人民党为代表的传统凯末尔主义者，则显得较为僵化，在脱掉历史包袱并与土耳其民众打成一片方面，不如AKP做得那么好。但两党在很多方面的政策是日趋往中间靠拢的。只是，土耳其要形成较为成熟的两党制还需时日。
在今天的土耳其，宗教与世俗之争还混合了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斗争，变得更加波云诡谲。但抛开这些具体的政治派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我们回顾土耳其过去两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不能不说，现代化在凯末尔党人的时代获得了最大权力，并将一种解放力量植入土耳其民族的传统之中，这是今天凯末尔主义仍然屹立的重要原因。同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博弈，不同力量对土耳其的威权国家发出了挑战，现在，土耳其已经打破了凯末尔主义的“一言堂”。
凯末尔党人的现代化，是全盘西化的。但它并没有真的把土耳其拉到全盘西化的道路上去。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不妨借中国思想家胡适的说法来看。胡适曾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因此，“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 胡适援引古语进行辩解：“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
在凯末尔主义的时代，不是没有人主张走折衷协调的道路，只是凯末尔党人没有时间和耐心。从宗教问题来看，凯末尔党人也没有想过把伊斯兰教完全抛弃。他们来不及做精细化的处理，现代的伊斯兰神学这块工作他们也同时在做，但需要时间。回顾来看，到1980年代的时候，土耳其官方已经非常重视伊斯兰宗教教育，当然这不是传统的经堂教育，而是经过严肃的神学研究之后的宗教教育，且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凯末尔时代创立的安卡拉神学院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阵地，并形成了一种传统，这个传统就是精研伊斯兰教的经训，同时对传统主义持批评态度，对宗教问题持现代态度。 这一传统被称为伊斯兰现代主义。这种立场从另外一个方面支撑了土耳其民族文化的发展，即发展出一种强大的具有伊斯兰背景的现代主义，这是具有理论和道路自信的现代主义，对于对抗外来的极端主义起到了相当有力的作用。
四
今天，我们可以说，经过凯末尔党人的激进现代化和激进世俗化的洗礼，土耳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在文化上，土耳其也开始迎来一个日益繁荣的复兴时期。这是经过现代化洗礼的土耳其重新肯定自我并寻找自身主体性的时期。这样一个土耳其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也有足够的精神资源对抗极端主义的影响。
不久前，土耳其完成了总统大选，这是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全民选举国家元首，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政治变化，是正发党推动的修宪所带来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修宪，大部分论者认为，这是土耳其前总理埃尔多安个人实现其野心的表现。但如果把视野稍微放宽，就不能不说，土耳其近年来的以修宪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变迁，是后1980年代土耳其政治变革尚未完成的表现。1980年以来的土耳其，一直使用军方所确立的宪法。这部宪法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把军方监国的地位予以巩固。今天土耳其文官政府已经完成了对军队的规训。修宪是全社会的共识。只是，在一个日益民主化的土耳其社会，该如何确保自由，各方面尚未达成共识，这是去年发生盖齐公园事件的历史背景。
埃尔多安
土耳其正以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姿态融入世界。土耳其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内部的变化往往是其在加入世界历史的过程中逐渐予以调适的；伊斯兰与现代性之间是可以实现共融的。在ISIS兴起于中东的今天，埃尔多安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值得我们关注：“有的人提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之间存在尖锐的冲突。仿佛伊斯兰世界盲目地、狂热地并整体地要与西方敌对；也有人把伊斯兰教只是与恐怖主义等同，并昧着良心地去制造一种全球性的伊斯兰恐惧症。不管是谁以什么名义，我们都坚决地反对这些做法。”（R. Tayyip Erdoğan, Küresel Barış Vizyonu, İstanbul:Medeniyetler İttifakı Yayınları, 2012, 第24页）
责任编辑：黄 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