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伊斯兰与西方冲突的文化根源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年第4期
[内容提要]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由来已久,从文化角度看,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分析:在意识形态层面,体现为伊斯兰国家观与西方政治制度的冲突;在传统文化层面,体现为伊斯兰的独特属性对西方文化的抗拒;在社会心理层面,体现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社会心理。
[关键词]伊斯兰 西方 文化冲突
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两大异质文明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剧。这种对抗以两种相互对立的一神宗教为精神内质,遍及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伊斯兰与西方的这种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双方冲突的根深蒂固。在导致二者冲突的诸种因素中,政治、经济等物质性考虑固然是主要动因,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乃是导致冲突持久化、复杂化的深层原因。
引论:伊斯兰与西方冲突的历史回顾
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的对抗便拉开了历史序幕。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它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伺机反击。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的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动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相互仇视①”。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更,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二战刚刚结束,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更咄咄逼人的挑战。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它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保垒”②。当阿拉伯民族主义种种抵抗未能奏效时,便很快被伊斯兰复兴运动取而代之。它们排拒源自西方的政治体制和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对中东亲西方国家进行颠覆性活动,在纽约等西方大城市频频制造恐怖事件,具有明显的反西方特征。
因此,西方国家纷纷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看成是继共产主义之后的最大对手,并采取种种措施对其加以防范和围堵。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具有鲜明反西方特征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基督教西方的冲突将可能构成未来国际政治图景中引人注目的一页。
本文拟从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社会心理三个层面对双方冲突的根源进行深层剖析。①
一、意识形态层面:伊斯兰国家观及其与西方政治制度的冲突
从意识形态层面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现行政权实行的现代政治制度提出质疑。由于中东许多世俗政权所采取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均属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原教旨主义者反西方政治制度的种种诘难便直接指向了现行政权。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现代国家理论的责难,集中为一点,实际是对西方民族国家以国家为效忠对象,实行政教分离做法的不满。究其根源,这与世界两大宗教在国家观念生成过程中的不同经历直接相关。本来,政教合一的政治理想并非伊斯兰教独有。《旧约圣经》中的先知早已宣布上帝是唯一的统治者,并号召犹太人坚决拥护上帝在尘世的统治。基督耶稣也说,天国近了,世人将摆脱罪恶的尘世而得到上帝的保护。但基督教所预示的只是一种从未真正实现过的宗教理想,即使在基督教势力达到顶峰的中世纪,世俗封建主仍始终与教会分庭抗礼。而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展开,宗教因素便逐渐被从欧洲政治意识形态中清除出去,再无缘涉足政坛。而伊斯兰教的神权政治从一开始就已存在于尘世之中。伊斯兰教早在创教之初,便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社团组织——麦地那公社(乌玛)。这一组织突破了阿拉伯早期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外壳,而完全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之上。
“乌玛”的出现反映了当时阿拉伯社会氏族制趋向瓦解,而阶级国家尚未形成这一客观事实。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一具有雏形国家性质的组织便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化为泡影,且从此再无法复原。但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这一时期因保留着氏族社会的民主遗风和对外征服的赫赫战功,而成为穆斯林所仰慕的黄金时代。作为阿拉伯政治制度史上具有开创性质的国家体制,这一时期更为后世教法学家构建国家理论提供了极好的修正坐标。他们认为,只有严格遵循经训,实行沙里亚法统治的政体才算合法政体。它的另一含义便是对政教分离,走世俗化道路政权的法理否定。
从外在原因看,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作为源自异域文明的“舶来品”,能否在伊斯兰世界找到适宜的生存土壤,至今仍是个极易引起争议的话题。在西欧,民族国家与语言分布之间具有一种彼此对应的关系,语言的版图就成为确定政治版图的自然基础。从伊斯兰国家发展历史来看,自奥斯曼帝国时期以来,各民族始终混杂在一起。在那里,语言不是与地理因素对应,而只是职业分工的基础。因此,一旦这种以语言版图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制度向欧洲以外地区辐射时,便“引起了一连串的困扰、驱逐和屠杀”②。相比之下,伊斯兰教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主体文化,具有更广泛的凝聚力和更高权威。认同宗教比认同民族更具有价值认同上的优越性。现代民族理论的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比伊斯兰教政治观少了一点政治理想,少了一点价值超越和批判意识,而这恰恰是加强凝聚力不可或缺的精神凝结剂。因此,这就使西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中东国家的回旋余地日益狭小。一旦严峻的事实证明这种世俗民族主义无力捍卫阿拉伯世界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无力通过推行现代化实现富国强民的政治理想,作为政治旗帜的民族主义自然也就威风扫地了。总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正统自居,它的强大存在及其对现行政权合法性的种种攻击和诘难,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伊斯兰与西方在政治制度上的对立与冲突。
二、传统文化层面:伊斯兰教的独特属性及其对西方文化的抗拒
首先,从伊斯兰教本身的体系构成来看,伊斯兰教的自足性特征使之阻断了对西方文化的有效吸收。伊斯兰教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宗教。它不仅是宗教权威,而且也是世俗权威的源泉;它是一种神灵和人类的总体;它适于今生,也适于来世。①由于伊斯兰已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类型,因而,它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时,往往表现出一种“内向求”的文化心理。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有一种“创制之门关闭”的说法。这一学说认为,伊斯兰教法已成为一个完整的自足的体系,不再需要“创制”,后世穆斯林只能遵循、仿效,任何人无权变更。这一学说与伊斯兰教独特的文化性格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内向封闭的文化心态,没有为日后社会生活的变化留下多少增删、修正的余地,这使它丧失了吸纳外来文化的内在动力。因此,当它与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相遭遇时,由于双方在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伊斯兰教本能地采取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排拒西方文化的影响,并深信凭借自身的文化资源完全能够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尤其在西方文化成为强势文化的情况下,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既是伊斯兰独特文化性格的自然流露,客观上也成为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的文化体现。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原教旨主义会具有一触即发的反西方文化情结。
其次,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信仰体系比较的角度看,二者属于同一类型的竞争者。具体地说话,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
(1)从宗教起源看,与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是一种更为年轻的宗教。它在教义教规、宗教掌故等许多方面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派遣的六位使者之一,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被改写的伪经,而穆罕默德则是安拉派出的最后一位使者(即封印使者)。因此,经先知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经典。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②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西方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再清楚不过地被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大主教全盘托出,他说,“教会的使命就是把阿拉伯穆斯林转变为基督教徒,以杜绝他们固有的宗教原罪、懒惰、随意离婚、多妻制、偷盗、农业共产主义、极端主义甚至互相残杀的天性。”③双方基于宗教信仰而产生的相互仇视深深植根于两个民族的心灵深处,成为引发东西方冲突的信仰根源。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感情,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缓冲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伊斯兰教是个第三世界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①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的现实生活提供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已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粉碎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②,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事实上,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正是由于现代西方文化存在难以克服的后天缺陷,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衣”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三、社会心理层面: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社会心理
通过对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历史考虑可以发现,在两大异质文明交往史上,曾屡屡发生战争冲突。由于双方的扩张与抵抗都不约而同地把宗教作为政治、军事动员的有效工具,因而双方间的仇视和不满从一开始就掺杂着文化敌对的成分,并因此使双方间的对抗变得更为敏感和复杂。“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一种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③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国家对伊斯兰教徒采取了种种歧视性政策,甚至不允许穆斯林公开庆祝自己的节日。从伊斯兰教方面来看,最初穆斯林对基督教徒是宽容的,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他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教实行严厉措施。尤其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备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④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式,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从而使双方间业已形成的心理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导致伊斯兰与西方冲突的主要根源是物质性因素,而不是其他。文化差异只有在这两大异质文明发生利益冲突时才具有社会政治意义。本文从文化角度分析伊斯兰与西方冲突主要是针对过去忽略这一领域考察的一种纠正。
通过伊斯兰与西方冲突的动态考察可以发现,自近现代以来,正是由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咄咄逼人的挑战,才激起伊斯兰民众回应性的反抗。不是伊斯兰在威胁西方,而是恰恰相反。从这一意义上说,只有真正消除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和平共处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