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述评
作者：蔺焕萍，西南大学历史学院、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讲师。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 2012 年第 6 期。
一、伊朗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与影响
伊朗在 1935 年前被西方称为“波斯”。从公元前4 世纪到公元 19 世纪，伊朗的地理区域南抵幼发拉底河，北靠高加索山脉，东北直达阿姆河，西南靠近印度河流域。进入20 世纪，伊朗包括恺加王朝、巴列维王朝和伊斯兰共和国三个时期，可见，伊朗既指现实中的伊朗，也指历史上的伊朗。①因此伊朗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既包括历史上的关系也包括现实上的关系。
伊朗自古以来就是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伊朗高原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频繁交往的舞台，也演绎着波斯文明征服外来游牧文明的历史传奇; 伊朗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中转站，是中华文明西传欧洲的桥梁; 近代伊朗是沙俄和英国争夺的战略区域;伊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支援苏联的胜利金桥; 伊朗是苏联和美国最早发生冷战的地区之一，是美苏冷战的前沿阵地，是美国抵挡苏联南下波斯湾的防火墙;伊朗是世界能源版图中的战略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众所周知; 伊朗还是连接里海能源宝库和波斯湾能源宝库的交通枢纽，是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通往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最便捷的战略通道。②
伊朗在世界宗教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世界宗教的摇篮和中心之一。伊朗是祆教的诞生地，祆教对世界各种宗教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伊朗也产生了摩尼教、巴布教和巴哈伊教，其中的巴哈伊教是当今教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宗教之一; 佛教、基督教、犹太教在伊朗也长期存在，到中国传播佛教的一些高僧来自伊朗; ③伊斯兰教传入伊朗演变成伊朗特色的伊斯兰教。
伊朗是上古时期西亚，乃至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公元 550 年左右，居鲁士二世就使用“世界之王，伟大的王，强力的王，天下四方之王”的尊号。④ 阿契墨尼德王朝建立的古波斯帝国，深深影响了从地中海到印度的各种文化。安息帝国和萨珊帝国与当时世界上的汉帝国以及罗马帝国并驾齐驱，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伊朗从古以来具有强烈的大国和帝国心态。
16—17 世纪，伊朗在伊斯兰世界历史上也是三大帝国之一，伊朗萨法维帝国与西邻奥斯曼帝国和东邻莫卧儿帝国鼎足而立; 特别是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成为伊朗国教，①确立了伊朗在伊斯兰世界的特殊地位，伊朗成为什叶派的精神祖国和盟主，捍卫全世界什叶派的宗教利益和尊严似乎成为伊朗的责任和使命。
伊朗在近代史上是备受西方侵略与压迫的弱小的伊斯兰国家之一。从地缘政治来看，近代伊朗处于英国和俄国的南北夹击之中，英、俄殖民主义者或互相勾结，或互相牵制，危害伊朗主权和民族尊严，②伊朗被迫引进第三国势力以捍卫国家主权。伊朗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智慧，但对国际社会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伊朗的面积、中心位置、人口、历史传统、石油资源和中等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伊朗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国家之一，伊朗也是伊斯兰世界唯一一个伊斯兰革命成功的中东大国和强国。③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提升了伊朗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进一步刺激了早已启动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促进穆斯林的团结意识，凸显了伊朗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中的枢纽作用。
二、中国学者对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研究现状
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历史学话题，也是一个国际关系的热点话题，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迫切的现实意义。1979 年以来，中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探讨伊朗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尝试了很多方法。其中代表性的中文论著包括: 北京大学张振国先生主编的《未成功的现代化》首次系统论述了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理论，认为伊朗输出革命对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巩固起了配合和掩护的作用。④刘竟、安维华在其主编的《现代海湾国家政治体制研究》中系统论述了现当代伊朗的政治体制，简单提到巴列维王朝在海湾地区的外交战略以及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理论依据与实际影响。⑤赵伟明先生最早论述了两伊战争的由来与发展，认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冲突、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波斯民族主义的冲突、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世界主义的冲突是两伊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⑥陈嘉厚先生主编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在研究全世界伊斯兰主义的背景下，分析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意义和影响，指出伊朗的政权是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原教旨主义: 伊朗在革命初期，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政治考虑处于优先地位，经济利益居于次要地位; 但在哈梅内伊时期，伊朗的外交战略就是同世界上除美国和以色列之外的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优先发展与邻国的关系。伊朗向伊斯兰国家宣传和输出伊斯兰革命，但与叙利亚一直是友好的战略关系。⑦王京烈在其主编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一书中，认为 1979 年以前伊朗与埃及关系处于“冷战”状态，伊朗与沙特关系相对缓和，但有隔阂。1979 年后，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矛盾尖锐，但叙利亚坚决支持伊朗。1990 后，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缓和。① 杨翠柏在《巴基斯坦与伊朗关系的演变》一文中，论述了伊朗与南亚大国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② 张晓东对上述两国的关系作了进一步论述。③ 赵兴刚研究了 1947 年以后印度与伊朗的关系。④ 从中可以看出，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三国之间的关系有高度的关联性。李春放在《论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一文中，深刻剖析了霍梅尼主义的内容以及伊斯兰共和制的特点，论述了伊朗内政与外交的互动关系，认为伊朗外交政策伊斯兰化体现为激进的第三世界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霍梅尼主张泛伊斯兰主义主义，梦想建立世界伊斯兰政府，向世界输出伊朗式革命。⑤金宜久和吴云贵先生在《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一书中，论述了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特别是研究了伊斯兰世界具有代表性的13 个国家的政教关系: 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当政者考虑的是国家、民族的现实利益，而不是理想中的泛伊斯兰统一。伊斯兰国家之间建立松散的联盟，借此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协作和统一，但以不损害参加该联盟的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利益为前提。在涉及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时，伊斯兰会议组织高举伊斯兰旗帜，坚决维护穆斯林的权益。战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从总体而言基本友好，但也存在对分裂、冲突甚至战争。两伊战争中宗教发挥了作用，但不是决定性作用。⑥2002 年著名历史学家彭树智在《文明交往论》一书中，论述了伊朗历史中的文明交往与文明对话问题。⑦李阳论述了什叶派确立为伊朗国教的历史原因和深刻影响。⑧ 吴成运用文明交往论研究了伊朗伊斯兰化和伊斯兰伊朗化的历史进程。⑨ 这些研究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情结。刘月琴先生的《冷战后海湾地区国际关系》是一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国际关系力作。该书采用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历史、现实与未来相结合，内政与外交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简要论述了伊朗与海湾六国关系、伊拉克与伊朗关系。作者指出，伊朗什叶派革命走向衰落，伊朗输出革命的势头减弱，伊朗与海湾国家的接触与合作日益增多，伊朗对海湾各国的威胁减弱，海湾各国安全感有所增强。作者主要论述大国与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论述较少。吴冰冰先生的《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简要论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其中对伊拉克和黎巴嫩什叶派思想家的研究很深刻。张铁伟在“列国志”之一《伊朗》一书中，认为拉夫桑贾尼执行务实外交，哈塔米执行民族主义外交，也扼要论述了伊朗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孙德刚在《叙利亚与伊朗准联盟关系浅析》中，首次提出了伊朗和叙利亚属于准联盟关系。田文林在《伊朗革命主义外交》一文中，认为伊朗的外交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不确定的安全环境、国家发展边缘化乃至意识形态真空状态的一种总体性回应。伊朗革命外交的出发点是全方位的国际斗争，但最终的落脚点却是自身利益。①王宇洁研究员在《伊朗伊斯兰教史》一书中，系统论述了什叶派在伊朗确立国教的历史过程与内在原因，论述了伊斯兰革命对邻国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影响。作者深入细致的研究，帮助我们认识到宗教因素在伊朗与伊拉克关系、伊朗与黎巴嫩关系中所起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②刘慧在《当代伊朗社会与文化》一书中，简要论述了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伊朗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③陈安全教授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一书中，深入考察了霍梅尼主义指导下伊朗输出革命的政策根源、目标、策略与手段，评估其成效与影响; 认为伊朗输出革命的政策未能完全实现其预定目标，但它确立了伊朗的什叶派领导国地位，提升了伊朗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 它改变了地区权力结构和对抗模式，推动了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对于逊尼派而言，伊朗革命带来的主要是间接的刺激和心理上的鼓舞; 对于什叶派而言，伊朗革命则是直接的帮助与意识形态的指导。④ 中国驻伊朗前任大使刘振堂先生在《伊朗零距离》一书中，对伊朗与巴勒斯坦关系有很精辟的论述，伊朗认为巴勒斯坦是伊斯兰的心脏，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的心脏，应该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巴勒斯坦国，以色列是必须清除的毒瘤。伊朗在政治道义、资金物质和人员培训上支持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总理哈尼亚称伊朗是巴勒斯坦的战略纵深，是巴勒斯坦强大的稳固的有力的后方。⑤程彤认为，伊朗强烈的普适性宗教意识和民族精神达到有机统一，伊朗的什叶派与民族精神高度融合，伊朗特殊的伊斯兰政治体制以及伊朗对国际政治多元化的促进作用，导致伊朗在伊斯兰国家中具有广泛的示范效应。⑥王俊荣认为，伊朗对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治主流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黎巴嫩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都是在伊朗的支持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伊朗和哈马斯分属什叶派和逊尼派，但两者在政治思想上的共识超越教派的分歧，伊朗始终在全力支持哈马斯。伊朗与叙利亚发展合作关系。伊拉克战争之后，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很快，正是美国的中东政策造成了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上升，为伊朗发挥影响提供了机遇。⑦这些结论富有创见，耐人寻味，推动中国学者更加深入地思考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各国的关系。
三、外国学者对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研究现状
外国学者对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研究很深入，也很细致，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独特的理论方法。首先，我们考察伊朗学者的研究现状。伊朗著名的外交史专家阿卜杜尔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的名著《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是了解和研究伊朗近现代外交历史的权威性著作。该书所涉及内容始于1500 年，结束于 1947 年，对于研究伊朗萨法维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关系，萨法维帝国与莫卧儿帝国关系，伊朗与阿富汗、伊拉克、土耳其以及中亚国家的关系有着不可替代的参考借鉴作用。①伊朗前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其回忆录《对历史的回答》一书中，简要说明了伊朗在 1945—1978 年的外交政策: 伊朗和土耳其是忠实的朋友，伊朗愿意与伊拉克和平协商解决问题，伊朗援助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结盟，与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保持友好关系，支持阿曼的君主镇压国内叛乱，但与埃及、利比亚和巴勒斯坦有过节。②伊朗学者马雷基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政策: 伊朗的观点》一文中认为，伊朗的外交政策目标是: 维护伊朗的领土完整与安全; 捍卫发展中的政治体制; 为伊朗人民提供基本的福利; 重视穆斯林的同一性，关注全世界穆斯林的困境，寻求建立穆斯林共同体，促进与穆斯林世界的文化与经济交流。认为伊朗外交优先考虑伊朗与周边国家关系; 其次考虑与印度、中国、日本和欧洲关系;最后考虑与美国的关系，坚持对话与合作原则。③ 其次，我们考察西方学者的研究现状，其中一些学者可能是美籍伊朗人或者阿拉伯人。美国研究伊斯兰教的大学者埃斯泼西托主编的《伊朗革命: 它的全球影响》，是最早研究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全球影响的权威性专著之一，全书分为5 章; 伊朗革命十年回顾，伊朗输出革命的政治、目的与手段，伊朗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 伊朗革命对伊拉克、海湾、黎巴嫩、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的影响; 伊朗革命对阿富汗和中亚的影响; 伊朗革命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影响; 伊朗革命对苏丹和尼日利亚的影响，伊朗革命对全球影响的政策分析。该书结构合理，分析透彻，评价客观，内容充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指导性著作。但令人遗憾的是该书的资料和结论仅仅包括1979—1989 年，无法看到 1989—2009 年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发展演变; 其次，该书研究的是伊朗革命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特别是伊朗输出革命的背景、政策与效果，不是研究国际关系。④米罗·里尊主编的《十字路口的伊朗: 混乱十年的全球关系》，由国际著名的伊朗学专家参加撰写，包括伊朗外交政策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动因，伊朗与巴基斯坦、印度和土耳其关系，伊朗与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关系、两伊战争、伊朗与美国和苏联关系。作者认为，1989 年的伊朗处于十字路口，或者说，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伊朗有可能与邻国和超级大国重新修好。拉夫桑贾尼是一位改革务实的政治家，不会成为宗教领袖。⑤胡尚·阿米拉赫麦迪和纳迪尔·恩泰萨尔主编的《伊朗和阿拉伯世界》是一部学术品位很高理论性很强的论文集，涵盖伊朗与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埃及、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关系，伊朗与波斯湾危机，美国政策对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影响，两伊战争的意识形态背景、经过，伊朗的波斯湾政策。该书认为，两伊战争的意识形态是泛伊斯兰主义与泛阿拉伯主义之争，伊朗与叙利亚之间的关系是从敌对到有限同盟。⑥美国波士顿大学中东历史与政治教授阿夫拉西亚比在《霍梅尼之后: 伊朗外交政策的新动向》中，深入探讨了霍梅尼之后伊朗外交政策的演变，指出伊朗外交政策的历史继承性与演变过程，伊朗外交政策的动因，伊朗在科威特危机前后的波斯湾政策以及伊朗对中亚和高加索的政策。⑦埃赫特沙米在《霍梅尼之后: 伊朗第二共和国》中研究了伊朗革命前的地区政策、伊斯兰革命对中东的影响、伊朗对黎巴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策、伊朗对波斯湾的政策，认为1988 年是伊朗外交的转折点; 研究了伊朗对波斯湾危机和海湾战争的策略，提出了伊朗是波斯湾地区参与者还是地区霸主的命题。①艾赫特沙米和黑尼布斯合著的《叙利亚和伊朗》，论述了伊朗和叙利亚的外交政策，两国结盟以及在巴以冲突中和黎巴嫩问题上的合作与竞争，最后认为与外来势力渗透的中东伊朗和叙利亚两个中等强国发展为准联盟关系。②塔罗科在《1990 年后的伊朗外交政策》一书中论述了实用主义超越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命题，也论述了伊朗与海湾邻国特别是与沙特阿拉伯王国之间的竞争关系; 认为伊朗与土耳其之间是谨慎友好关系，伊朗调停塔吉克斯坦冲突，伊朗与阿塞拜疆共和国之间的矛盾与合作，伊朗在里海问题和输油管线问题上立场。③克里斯丁·马斯乔尔在《伊朗的波斯湾政策》一书中，研究了从 1979 年到 1998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波斯湾国家的外交政策。其中深入详细地剖析了伊朗人和阿拉伯人历史和现实关系、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两伊战争、海湾危机、地区安全合作、外部因素对伊朗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影响。作者认为，过去的伊朗外交政策曾经意识形态化，但是现在逐渐变得注重实效和国家利益。哈塔米总统时期，伊朗的波斯湾政策与巴列维王朝时期相比本质和目的趋同，但有微小差异。该书收集和分析了伊朗与海湾国家20 年的交往资料，在国际关系理论和资料收集上功力深厚; 美中不足是资料琐碎，线索复杂，晦涩难懂，涉及时间仅仅在1998 年之前。④ 罗伯特·欧森的《土耳其与伊朗: 1979—2004》，从土耳其视角分别从库尔德民族问题、伊斯兰因素、里海问题、阿塞拜疆问题、美国因素、伊拉克因素，剖析了土耳其和伊朗25 年的曲折关系。⑤ 罗伯特·欧森是美国肯塔基大学中东历史与政治教授，是美国研究奥斯曼帝国历史、库尔德问题和土耳其与伊朗关系的权威，著述颇丰，他用地缘政治理论分析土伊关系，全书资料翔实，立意深远。沙雷·沙伊的《邪恶轴心: 伊朗、真主党和巴勒斯坦恐怖》从反恐的角度通过翔实的资料论述伊朗的国家恐怖主义以及与真主党、哈马斯、杰哈德的关系。⑥塔肯耶的《隐藏的伊朗》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论述了伊朗对外战略分为三个区域: 波斯湾、阿拉伯东方和欧亚大陆，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战略，⑦波斯湾和阿拉伯东方显然属于伊斯兰世界。艾赫特沙米、扎维里主编的《伊朗的外交政策: 从哈塔米到艾哈迈迪内贾德》是一部研究伊朗当代外交政策的论文集，其中个别章节论述了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与伊拉克的相互关系，有些论点很深刻，尤其注意美国在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中的作用。⑧马非内扎姆和迈赫拉比合作的《伊朗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论述了伊朗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在于东方和西方之间，两伊战争对伊朗外交产生了巨大影响，两伊战争结束和霍梅尼的去世是伊朗外交的转折点; 阐述了伊朗执行“向东看”外交战略时所面临的推力与拉力。作者分析了伊朗在哈梅内伊时期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认为由于伊朗远离了20 世纪 80 年代的好斗性和革命热情，拉夫桑贾尼总统任期内与沙特修好; 而沙特外交政策也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并反对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借此加强了沙特王室统治的合法性，与伊朗合作，也可以增强自己在欧佩克里面的发言权，伊朗与沙特关系因此好转，并带动其他海湾国家与伊朗友好相处，从而减少海湾小国在安全上对美国和英国的过分依赖。①塔肯耶在《革命的监护者: 阿亚图拉时代的伊朗和世界》一书，论述了霍梅尼的意识形态以及伊朗的宏大战略，伊朗与以色列和阿拉伯东方的关系，哈梅内伊时期伊朗缓和外交及其局限性; 最后特别论述了以艾哈迈迪·内贾德为代表的伊朗新右派的崛起，在巴勒斯坦支持哈马斯，在黎巴嫩支持真主党，敌视以色列，获得普通阿拉伯人的喝彩。②米兰尼在《伊朗对阿富汗的政策》一文中认为，自从 1979年以来，随着阿富汗国内政治图景的改变，伊朗在阿富汗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赫拉特，这个反映了阿富汗国内巨大民族差异性的地区，它在喀布尔与德黑兰友好政府之间充当了缓冲地带。为了达到这样或其他的一些目的，伊朗在阿富汗创建了“势力范围”。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 1979—1988 年) ，伊朗通过什叶派的力量，在阿富汗创建了“意识形态势力范围”。随后又通过达里波斯语少数民族实力的攀升，伊朗在阿富汗创建了“政治势力范围”。20 世纪 90 年代，伊朗的政策给阿富汗激烈的内战火上浇油。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逐渐认识到塔利班的危害后，伊朗又开始支持北方联盟，帮助建立“抵抗势力范围”，以应对“喀布尔－ 伊斯兰堡 － 利雅得”轴心。阿富汗解放以来，伊朗又通过参与阿富汗重建进程，创建了“经济势力范围”。目前，伊朗的目标是迫使阿富汗政府与美国保持距离，伊朗正在成为波斯湾到阿富汗、中亚、印度和中国之间运输货物和服务的枢纽。当伊朗应该为其外交政策某些方面的极端和冒险感到内疚时，它对阿富汗的政策却在全面地变得温和与稳定。③苏雷曼诺夫和迪特里奇在《伊朗与阿塞拜疆: 互相争斗的邻居》一文中，论述了伊朗与阿塞拜疆的关系，特别是把伊朗对阿塞拜疆的外交政策置于伊朗对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和欧亚大陆的战略中进行考察。④伊朗西北部生活着占总人口 27% 的阿扎里人，他们与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主体居民同族同源，伊朗政府对西北的分离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阿塞拜疆的民族统一主义言行，并对美国和土耳其插足阿塞拜疆、牵制伊朗在里海的行动保持高度警觉。巴赫噶特在《埃及与伊朗: 三十年的疏远》一文中论述伊朗与埃及近 30 年的关系史，主要论述了两国对待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对立立场以及两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冲突。⑤美国学者埃尔顿·丹尼尔认为，两伊战争是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之间长期复杂关系的延伸，双方的互相恐惧、意识形态的冲突、个人感情互相仇视，政治极端主义兴起，大国的火上浇油是战争爆发和拖延的主要原因，最明显的起因在于伊朗把传播伊斯兰革命的责任神圣化，萨达姆担心伊朗会利用在伊拉克什叶派居民中制造动乱的办法输出革命。这些精彩的评论显示不断进行学术创新的魅力。①
综上所述，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学者从同是第三世界的立场出发，能够理解伊朗外交中的正义性和正当性，同时客观地指出输出革命的正负面影响。伊朗学者从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出发，从伊斯兰世界团结出发，强调被压迫者的地位，突出自己外交的合法性、正义性和公平性。西方学者有的熟练应用国际关系理论，论述比较公平客观，资料翔实可靠; 有的从强权政治出发，一味指责伊朗的排外与惧外，声称伊朗支持恐怖主义，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寻求地区霸权。可见，中外学者对伊朗与伊斯兰世界中的伊朗邻国和大国关系研究很深入广泛; 对伊朗与伊斯兰世界的小国关系研究仍然很薄弱; 对伊朗与个别伊斯兰国家关系比较重视，但对伊朗与伊斯兰世界的整体研究很肤浅; 对现实中的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很重视，但相对忽视了历史中的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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