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无知、文明冲突到文明交往、文明和谐——对学术界三种“文明观”的基本评述
作 者：闫文虎
文章来源：《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
摘 要：文明是决定和影响人类活动的长期的基本因素。冷战结束后,特别是随着“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各种文明观的讨论逐渐演化成“文明学”的各种派系。从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学术界流行着三种基本的文明观:文明冲突论、文明对话论、文明交往论,而这三种文明观的发展趋势是文明和谐、文明相处。
关 键 词:文明;交往;冲突;和谐
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一部文明史。文明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反映。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决定了文明也具有多样性。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精神架构和组织形态,其核心是信仰价值体系。纵观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人类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下创立了相对独立的文明,都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按地域分,有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中南美洲的玛雅-阿兹特克-印加文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按时间分,有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即将到来的和谐文明;按体系分,可分为儒学文明或称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或称希腊文明。从宏观上看,儒学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有共同的文化底蕴,属东方文明范畴,基督教文明延续发展为西方文明,欧美都属西方文明的范畴。但是这些文明都是被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历史现象加以研究,真正地把“文明”作为一种学科加以研究还是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了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将以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主旋律的观点及1996年他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后,“文明学”才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学者们从外交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是军事学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
一、目前学术界流行的三种基本的文明观
一是文明冲突论。它的倡导者是曾任美国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亨廷顿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性和不可融合性,认为文明内部的认同高于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否定了不同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武断地将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置于一种永久性的对立状态,抹煞了不同文明在与外来文明交往中潜藏的巨大创造力。在他看来,文明发展的历史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过程,不同的历史产生了不同的文明,而文明传统一旦形成,便成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很难改变。亨廷顿也是西方普世文明的鼻祖。认为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和实践——如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对社会多元性的容忍和对个人权利的尊重等——是西方社会独特历史经历的产物,是西方文明的结晶,也只能在西方文明的环境下生长,不可能为非西方社会所复制。认为西方社会就是文明社会,非西方社会就是非文明社会,非西方社会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但无法实现西方化即文明化。[1](P58-70)冷战结束后,文化和文明的认同将取代传统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成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基础;传统国家将围绕世界主要文明形成新的国际势力组合,在经济资源的占有和价值观的传播等方面展开竞争,其结果将决定新的世界秩序的内容;在冷战后时代,西方文明将面临正在兴起的非西方文明的挑战,西方社会必须自我振作,并使西方文明的价值认同和体制更加高度统一,以防备竞争对手的兴起,从而继续维持西方文化的霸主地位。认为:“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则试图扩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抵制和`用均势来平衡’西方。”“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2](P22-49)总之,亨廷顿文明观并没有完全摆脱冷战时代的阴影,它是美国21世纪全球霸权思想的反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这种历史观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种简单化处理,是从霸权者的心态来看世界文明,其根源是对异己文明的无知,其表现就是盲目排外和唯我独尊。在这种文化观的指导下就是仇视或者蔑视异己文明。因为无知才有仇视或蔑视,因为仇视和蔑视才有冲突甚至是战争。
二是文明对话论。最早倡导文明对话的是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1990年他就明确表示,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研究和发展的重点是文明对话。“文明冲突论”发表后,1994年10月,由20多国的知名人士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通过《天涯成比邻》报告,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对话文明”。1995年5月,日本和10多个东西欧国家的学者在罗马尼亚举行第二次“锡纳亚对话” ,提出“不同文明中心”的对话和交流。同年秋,巴基斯坦在卡拉奇召开了伊斯兰-西方对话会。但最有影响的倡导者是伊朗总统哈塔米。哈塔米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倡导文明对话,“为国际关系提出了一种替代范式” ,即“文化间和文明间对话的新范式”。[3](P520)哈塔米认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成就”包括“接受对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拒绝武力”;人类文明的提升,不论在国家层次还是在国际层面,“都是以不同社会间和不同文明间对话为条件的”;“全力以赴使对话制度化,以对话和理解代替敌视和对抗” [4]。“我们承诺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以开放、对话和伙伴关系的精神,为我们的人民创造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未来。”不对冷战思维进行严肃的修正,是不能获得信任与和平的。“和平文化的发展是以承认国家的建设性作用和避免支配、单边主义、对抗及排斥为条件的。” [5]哈塔米的基本观点是从政治家的角度和国家利益的角度来阐释,一方面是对其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反思。另一方面,从实用主义观和全球化角度看待文明。他针对冷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形势和国际现实,提出用对话代替对抗的思想,放弃权力逻辑和冷战思维的思想,寻求共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思想,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强调文明应该包含:包容、平等地位、寻求共性、参与和承认每个社会中的人的生命价值等因素。中国学者宋健对哈塔米的观点比较赞同。他说,“不同文明在相互交融中会看到更多相似之处,发展许多共同的价值。… …倡导不同文明对话的目的就在于增进不同文明间的宽容和理解,扩大共识,化解冲突,推动全球经济和文化进步的稳定、健康发展,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共同繁荣。”[6]
三是文明交往论。其倡导者是以彭树智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他们认为,文明交往和生产力发展同为人类的基本实践,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人类文明交往的基础,是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而生产实践活动的前提,是人类的社会交往,即社会关系或联系。文明交往的意义,不但表现于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在新陈代谢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由野蛮状态向文明化上升;而且也使历史交往由地域的、民族的交往,走向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文明交往是一个双向的或多向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各个文明之间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相互抗争,但和平形式是经常的、大量的和主要的文明交往形式。文明交往的发展总特点,是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进,是由情绪化走向理智化,是由对立、对抗走向对话、合作。文明交往所追求的目标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和谐,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利,是对自己文明的自尊、欣赏和对异己文明的尊重、宽容、乃至欣赏,是抱着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广阔胸怀和对人类共同美好理想的追求。“文明的生命在于交往,交往的价值在于文明,文明的真谛在于文明所包含的人文精神本质” [7](P2-49)。文明交往论更多地强调对异已文明的尊重和了解,强调各种文明应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文明交往论”实质上包含了“文明对话论” ,只不过文明交往论更多地从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考察,而“文明对话论”更多地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但他们在具体的实践上却表现出惊人的相近和相似。
二、三种文明观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实践表现及其影响
文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是国际关系的不稳定。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实力发展的不平衡,引发冲突和摩擦。观念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思想认识上的不一致,导致观念上的冲突。还有政治体制发展不一致,导致了政治上的对抗。[8]
“文明冲突论”集中反映了美国“文化霸权”的心态。由于经济、科技上的优势,使美国把文化霸权当作和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一样可以操作的战略资源,有意识、有目的地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予以运用,并通过制定和实施文化战略去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目前只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却垄断了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近90%的新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和有线新闻网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信息总量的100倍。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美国电影占据了世界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发轫于美国的因特网更是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向全世界推行美国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在文明冲突论的指导下,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当作普世文明,用枪炮强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 2002年底布什总统也强调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以美国国际主义为基础,这种国际主义乃是我们价值观和利益的结合。” 2002年6月布什总统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典礼讲话中提出“先发制人”的主张,紧接着,同年9月,布什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正式确立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原则和向全世界推销美国和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战略目标。用文明冲突论的创立者塞缪尔·享廷顿的话说“美国人的世界新秩序是美国要在全世界传播其价值观”。近10多年里,美国正是在传播“民主”与“自由”价值观的旗号下,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战争。 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结果使美国控制了海湾地区;1999年科索沃战争使其势力向东欧大大推进;阿富汗战争使其军事力量进入中亚;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又使其势力得以进一步控制中东。总之,美国的“民主”、“自由”要输送到那里,美国的收音机、大炮和各种现代化武器就跟进到那里。“ 9· 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内再次渲染“文明冲突”论。布什多次强调 “` 9· 11’不只是美国的斗争,受到威胁的不只是美国的自由。这是全世界的斗争,这是文明的斗争。这是所有相信进步、多元化、包容及自由的人的斗争”。[9]“ 9· 11”事件在美国右翼眼中的教训,是“文明世界”与回教世界之间某种无法调和的矛盾。认为恐怖分子对美国的袭击就是伊斯兰文明对基督教文明的袭击。美国认为的7个“恐怖主义国家” ,其中就有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苏丹5个伊斯兰国家。美国将这7个国家置于文明的国际秩序之外,使其成为多边或双边对抗措施的合法目标。美国一些人认为,冷战结束后,伊斯兰教已成为“绿色危险” ,“是在全球蔓延的癌症,危及西方价值观的合法性并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用亨廷顿的话讲,西方面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因此,美国要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种手段,对“恐怖主义”进行“全面的”和“毁灭性的”打击,美国发誓要彻底摧毁恐怖主义的核心,根除恐怖主义的威胁。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就是出于文明焦虑与霸权情结。
另外,美国缺乏对中华文明的了解认识,常常以自己的发展史就是扩张史作为蓝本,猜想中国文明的发展道路。认为中国的崛起是自己最大威胁,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会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强调“用均势来平衡”遏制中国的影响。美国甚至在台湾问题上强调文明的差异,无视台湾在文明根源上同大陆一脉相承,同根同源,把统一与台独之间的矛盾看作文明的冲突,为其分裂中国,独霸世界制造舆论影响。美国还以文明冲突为借口,挑起中日之间的矛盾。宣称中国的崛起将对日本构成重大的挑战,日本人应在战略上和美国保持一致。美国还把我国与伊斯兰国家间正常的外事活动说成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挑战美国文明的联盟。如美国宣称的所谓“德黑兰-伊斯兰堡-北京轴心”。
“文明对话论”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主要实践者是第三世界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2001年11月第56届联合国大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决议,重申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努力促进不同文化间对话,为增进各文明间的了解和沟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强调2001年是“联合国不同文明间对话年”。2003年1月8日,世界经济论坛为推动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对话,成立了一个由宗教、经济、政府、媒体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组成的百人委员会。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穆萨也说,“各种不同宗教和文化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是如此之少。今天我们已站在一个历史的交叉点上:要么试图建设一座相互理解的坚固桥梁,共图合作发展;要么就沉入一个无尽冲突的深渊,给人类造成不堪设想的灾难”。[10]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就明确主张以对话代替对抗。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开展了全方位的对话外交,积极参与了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对话。中国坚持主张通过包括政治对话在内的政治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主张以人权对话代替人权对抗,以战略对话缓和战略竞争。
在国际关系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能体现“文明交往论”的实践观。一国独霸或几国分霸的帝国时代已经过去,文明交往的趋势必然是发展主体的多极化和平等化。文明交往论所追求的目标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和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是对自身,文明的自尊、欣赏和对其他文明的尊重、宽容乃至赞赏[7](P338-339)。在这一点上,新时期我国的外交政策最具典型性。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承认并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人民有独立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我国致力于建立一个多极的世界,这种多极化格局,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而应是各国独立自主、不针对第三方的相互合作,各种力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协调和对话,不搞对抗,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我国强调21世纪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单一的欧美世纪或者亚太世纪,也不应该由某种宗教或者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来主导。而应该成为各国和各地区的文明和传统兼容并蓄、共同繁荣的时代。我国一直强调建立多种文明共同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强调在各种国际组织中,要充分尊重各成员的多样性,承认成员之间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及其带来的不同利益与需求。在反恐、人权等重大国际问题上,我国坚持维护多样文明的主张。主张反恐不能有“双重标准” ,也不能与特定的国家、民族或宗教挂钩;倡导所有国家和民族、不同文明和宗教,都应当相互尊重,和睦共处,求同存异,兼容并蓄;认为反恐决不可加剧民族矛盾、宗教仇恨、文明冲突和人民隔阂,而应成为不同文明相互交流和借鉴的新契机,对话与融合的新起点,共同繁荣和进步的新动力。在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实践中维护多样文明。明确提出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要承认和尊重差异,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坚持求同存异,积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三、三种文明观发展趋势——文明和谐、文明相处
文明是流动的。一种文明不可能永远占优势,文明的优势也可能转移,人类文明是在相互流动和推动下促进发展的,世界上许多文明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在当今世界上共有3000多个民族,200多个民族国家。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价值观念、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文化背景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构成了相对意义上文明的先进性和落后性,但绝没有文明的高低贵贱之别,或所谓的“普世文明”。文明应该是中性的,没有好坏之分。 21世纪是文明冲突和文明融合更加深入的时代。文明交往的主流是各文明的共存、共处和共同发展[7](P338-339)。现在之所以流行“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文明融合论”、“文明整合论”等观点,是因为各文明的主体对其它文明认识不够,甚至是带有偏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只看到:西方文明的骄傲自大、物质主义、压制他人、残忍、颓废和不道德等消极因素,而没有看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经验等先进因素,其结果便是害怕和憎恨。而西方呢?自“ 9· 11”事件以来,某些西方媒体出于傲慢与偏见,对伊斯兰教义和穆斯林习俗进行了大量歪曲不实的宣传报道,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人们的认识和社会舆论,致使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同时,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当作普世文明以各种方式甚至是武力方式推广。[10]“人权关怀”与“民主追求”成为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最常用理由。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后来的大中东北非计划都是美国近几年来普世文明主导下的结果。但是,推行“文化霸权”的思想和行径必将引发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冲突,必然遭到越来越多民族的抗争,是注定要失败的。
“历史终结论”者福山认为,20世纪结束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仅仅是战后历史中某个特定时期的流逝,而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变和作为人类最后统治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普及的终结。由于各国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历史背景、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世界文明也必然各有其自身的属性和特点。当今世界是多种文明不断积淀的结果,未来世界同样也将在多种文明的促动下向前发展。世界正因为多样性才显得丰富多彩,文明正因为多样性才显得生机盎然。多样性不仅是世界文明的常态,更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明同时并存、相互冲突和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的历史,各种文明正是从借鉴其他文明的过程中获得启迪和发展的。历史的教训表明,一种文明排斥其他文明,试图将一种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文明之上,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无论早期的文艺复兴还是后来的基督教文明,都不仅吸收了古希腊文化和犹太文化的精髓,而且吸收了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先进成份。一个民族或国家只有坚持本位文明、消解对其他民族的文明偏见,平等地与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善于吸取外来文明,方能立足于世界文明之林。正如法国总统希拉克所说,“有人认为,在国家间的战争和不同思想意识间的冲突之后,现在代之而起的是不可避免的不同文明和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特别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以及西方国家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冲突。我们反对这种看法。”他说,目前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正是为了确保有不同文化的人们能相互尊重并享有同样的尊严。[11]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过程是充满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是各种性质和形态的文明不断冲突又不断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应成为发达国家强行推行其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过程。世界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已成为一种趋势,文明的共性已超越各民族文化的个性,成为全球意识的重要体现。
一个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所有国家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充满活力而又绚丽多彩的世界。因此,摒弃文明的偏见以及狭隘的文明优越感或自我封闭,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既符合各国的意愿和利益,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历史表明,人类真正的危险在于各个民族、国家间文明的互不相融,以及由此导致的误解、紧张、冲突乃至战争。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持续发展有赖于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文明的对话、沟通和理解。只有对话、沟通才能认知异己文明,只有认知他己文明才能避免文明冲突,才能使文明文明地交往,才能达到文明和谐,各文明共同发展,也才能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维护世界和平。
参考文献:
[1]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2]Samue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Civilizations[M].Foreign Affairs,1993.
[3]Speech by President Khatami at the“Dialogne among Civilizations” Conferen ce at the United Nations,5Sept.2000;Address bySeyyed Mohammad Khatami at the Millennium Assembly of the UnitedNations, 6 September 2000, The Iranian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Affairs,Fall2000.
[4]President Khatami’ s Speech at the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21 Sept. , 1998,www.dialoguecentre.org.
[5]Tehran Vision Statement,the EighthIslamic Summit Conference,“ The Session of Dignity,Dialogue,Participation”,December 11,1997.www.dialoguecentre.org.6 President Khatami’ s Speech at the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21 Sept., 1998,www.dialoguecentre.org.
[6]宋健.文明对话:世界的共同追求[N].人民日报,2001-9-21(7).
[7]彭树智.文明交往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8]闫学通.文明与国际冲突[N].环球时报,2003-4-11(5).
[9]魏镛.美国攻伊的文化心理因素:文明焦虑与霸权情结[N].国际先驱导报,2003-3-24(2).
[10]徐步青.倡导文明对话[N].人民日报,2003-01-13.
[11]徐东华.新华社阿尔及尔2003年3月4日电[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