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东国际关系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 东方晓, 本名张晓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来源: 《西亚非洲》2010年04期
摘要: 国际关系学既是一门西方学科, 也是一门政治性极强的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正值冷战全面展开之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没有可能接触、 引进和借鉴这门学科。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至 60 年代初,国内最初研究成果成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 1979年至今, 中东国际关系研究可约略分为: (1) 恢复发展时期, 工作逐步走向正规。(2) 较大规模发展时期, 出版的学术著作多, 涉及的研究领域宽,一些年轻学人试图通过学习、 借鉴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以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方法解析与理解复杂、多变的中东局势。面对当今世界的复杂局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学习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 依然任重道远。
关键词: 中国 中东国际关系 学科 研究方法 成果
一、引子
众所周知, 国际关系学科的产生与发展与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紧密相连。就像其他学科一样, 国际关系学科也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和愿望而产生的。 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渴望和平、 避免战争的近乎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 激励了国际关系学科在欧、 美各国的产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及随后展开的东西方冷战, 国际关系学科在欧、 美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其主要标志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学术意识逐步增强, 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 方法、 基本理论等问题受到研究者的普遍重视。 其次,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 其他学科特别是经济学、 心理学、 社会学、 系统工程学等学科对国际关系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新的流派与研究方法大量涌现。 再次, 与战后殖民地人民的普遍觉醒相适应, 一些国际关系研究者 (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 开始关注第三世界在战后所面临的特殊问题, 比如, 民族解放运动、 新兴民族国家建立、 政治和经济发展、 现代化等问题。
二、中国的中东国际关系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9 年)
如前所述, 国际关系是一门主要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学科。 从学术渊源、 研究方法、 理论范式等方面来看, 国际关系学继承的是欧、 美学术传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它是一门不折不扣的西方学科。 同时, 国际关系学又是一门政治性极强的学科, 其审美情趣、 价值取向、 是非标准一般也主要以西方价值体系为依归。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 正是东西方冷战全面展开之时,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封锁、 中国奉行的一面倒外交政策、 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强度对立、 国内政治斗争的持续张力, 所有这一切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根本没有可能接触、 引进和借鉴完全在西方成长起来的国际关系学科。 相反,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列宁的 《帝国主义论》, 以及列宁和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为当时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提供了现成的武器。 同时, 战后殖民地、 半殖民地人民普遍觉醒、 民族解放运动迅猛发展则自然而然地成为当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关注的中心话题。
1957 年方德昭所著的《苏伊士运河与苏伊士运河问题》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8 年马家骏的 《阿拉伯东方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 (1945 ~ 1958)》(世界知识出版社)、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的 《中东问题文件汇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等书籍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关于中东国际关系研究的最早一批学术成果。 同时期出版的相关书籍还包括 《中东民族解放斗争简史》(南开大学历史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概况》 (中共中央联络部编,1964 年版) 和 《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年版) 等。 客观地说, 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较粗浅, 不仅资料来源狭窄,研究方法单一, 而且很大程度上这些研究也没有建立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基础上。然而, 正是这些最初的研究成果成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 也为人们提供了关于当代中东最直接的知识。
三、 中国的中东国际关系研究 (1979 年至今)
1979 年至今的中东国际关系研究可约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79 ~1992 年),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叫做恢复发展期。 随着 “文化大革命” 的结束, 各级政府部门和高校相继恢复与建立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 教学和科研工作也逐步走向正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全国各地众多中东学者的共同努力下, 1982 年 7 月, 中国中东学会在昆明成立;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主办的 《西亚非洲》 双月刊 (2006 年下半年以来为月刊) 出版发行。 中国中东学会为全国中东学者进行交流搭建了一个平台, 而《西亚非洲》 则成为学者们发表相关中东研究成果的最重要阵地。
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研究成果当首推刘竞先生主编的 《中东手册》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这本名为手册的书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 之所以称为手册, 不过是出版方认为书的销路会好一点。 这是一本合作研究成果, 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约 22 位中东研究学者参与了本书的编写, 不仅 20 世纪 70 ~ 80年代发生在中东的重要事件如十月战争、 埃以和平、 两伊战争、 苏联入侵阿富汗等重要事件都得到充分的反映, 而且实际上该书还比较系统地回顾了近现代中东国家的建立和中东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脉络。 另外几本重要的著作包括季国兴、陈和丰主编的 《二战后的中东战争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刘竞主编的 《苏联中东关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彭树智主编的 《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和 《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等。
从 1993 年开始, 中国中东国际关系研究进入一个较大规模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出版的学术著作不仅数量多, 涉及的研究领域宽, 更重要的是一些在全新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学人试图以新的研究方法解析复杂多变的中东地区国际关系。 促成这一新变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 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引发的海湾危机, 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对中东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系列事件引发的思考包括: 地区国际关系会有怎样的变动?美国将主导中东局势吗? 国际组织, 比如联合国在解决地区冲突方面的作用是否会持续加强?以冷战结束为契机, 中东是否能迎来持久和平? 正是基于海湾战争带来的巨大变化, 一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由赵国忠主持的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的出版。
(2) 研究机构增多和学术队伍扩大。 传统上, 全国研究中东的机构和人员主要分布在北京、 上海、 西安和云南等地,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无论是出席研讨会, 还是发表研究成果,我们能够看到的多是些老面孔。最近 10 多年, 随着研究机构的增多和硕士、博士培养机构的增多, 一批年轻的中东研究学者脱颖而出, 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高祖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王林聪、 云南大学的张金平、 山西大学的王三义, 以及郑州大学的陈天社等, 这些年轻学者都在各自研究领域发表了具有相当价值的研究成果。
(3) 国际学术交流增多, 特别是海外学成归来的年青一代学者的加入, 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试图通过学习、 借鉴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以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方法解析与理解复杂、 多变的中东局势。 比如, 上海外国语大学汪波所著的 《美国中东战略下的伊拉克战争与重建》 (时事出版社, 2007 年版) 就力图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解析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及其局限。 而上海的另一位学者陈敏华则把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全球治理理论相结合, 力图对冷战结束后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东和国际社会的泛滥作出新的解说 ( 《冷战后中东极端组织行动研究———社会学视角》, 时事出版社, 2008 年版)。
(4) 一大批退休外交官成为研究中东的生力军。 中国驻中东国家的外交官普遍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 长期的职业外交生涯又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一大批退休外交官退而不休, 他们有的活跃在各种媒体, 向公众解析复杂、多变的中东局势; 有的进入高校和研究机构著书立说, 教书育人。 目前, 一些相关著述包括时延春大使的 《中东神韵》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1 年版)、 李红杰的 《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中东政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年版)、 郁兴志大使的 《在沙特当大使的日子》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年版)、 刘宝莱大使的《出使中东》 (新华出版社, 2009 年版) 等。
(5) 也许最重要的推动力来自中国与中东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中国与中东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等方面密切交往, 使中东地区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此背景下, 中东地区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纳入研究者的视野: 中东和平进程、核不扩散、区域经济合作、恐怖主义、伊斯兰在地区和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大国对中东的政策、能源安全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上述问题在过去 10 多年多次成为许多重要学术专著研究的核心内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199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设立西亚非洲国际关系研究室,这大概是国家级专业研究机构首次将中东国际关系研究建立在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础上。2003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又被确定为院重点学科, 在 5 年责任期内, 列入考核的专业研究人员共发表专著 3 部, 完成并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 《列国志·阿富汗卷》 和《列国志·伊拉克卷》, 约105 万字; 论文101 篇 (含译著、译文), 约140 万字;各类研究报告和一般文章 260 篇, 约 150 万字。 此外, 撰写著作前言、 评论和提交会议论文等 50 余篇, 约 60 万字。 共计完成约 455 万字的科研成果。
四、中东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挑战
从狭义来说, 国际关系研究的就是国家间的关系, 包括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等。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观点来看, 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 因此, 国家也就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对象。然而, 当今世界,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 影响国际关系的角色更为多元, 除国家外, 还有非国家角色, 诸如国际组织、 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有时在极端情况下,某些个人也会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另外, 影响国家政策及其行为的因素也非常复杂, 政治制度的类型、决策过程、利益集团、私人机构、思想库等, 甚至决策者个人的性格特征、心理素质和教育背景等因素也会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 并进而影响国际关系。如此说来, 国际关系学就变成了一门无所不包的学科。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不知学界同人是否已做好准备, 笔者只能说, 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学习和借鉴 (而不是生搬硬套)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依然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其次, 应该进一步强化学者个人的学术意识特别是学术的独立性和原创性问题, 应该受到普遍的尊重和重视。
同时, 应该倡导田野调查和求证务实的学风, 一个国际关系学者如果不能走出书斋、 走出国门, 单靠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资料进行研究, 那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第一流的学者, 也不可能生产出第一流的研究成果。
最后, 国际关系是一门现实性、 应用性极强的学科, 不论决策者愿意与否, 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成果总是忍不住要对国家对外政策发表看法。 因此, 政府决策部门不仅应该消除禁忌和偏见, 与学术机构和学者建立良好的互动, 而且应该慷慨地资助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 逐步把对外决策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