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与美国的中东研究
来源：《美国研究》2018年03期
作者：姚惠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摘要：利益集团将中东研究视为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积极推动相关领域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开放的政治过程, 中东研究与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密切关系, 以及美国中东研究学者的“中东化”, 都为利益集团影响美国的中东研究创造了条件。利益集团推动了美国中东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但同时试图限制和干预学者的研究, 并将中东地区的政治分歧带入美国学术界。学术界的自律、国家的制度化支持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制约, 使美国的中东研究学界能够保持较高的学术质量。
关键词： 美国军事与外交; 中东政策; 中东研究; 利益集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随着美国日益广泛而深入地卷入中东事务, 美国的中东研究力量也发展壮大了。与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支配性地位相匹配, 美国的中东研究可以说占据了西方中东研究的主导地位。部分国内外学者认为, 美国的中东研究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蓬勃发展, 是美国政府、基金会和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1]这种观点忽视了利益集团在中东研究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利益集团对美国的中东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多数美国学者并不能自主决定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在他们喜欢的研究领域。他们选择的研究课题和采用的方法论经常由研究资金的来源决定。[2]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重要的利益集团通过资助的方式影响了美国中东研究的发展, 具体表现为以色列游说集团对智库和学术机构的控制, [3]阿拉伯游说组织对高校的渗透, [4]以及伊朗裔团体对伊朗研究的支持, [5]等等。有的中东研究本身就是利益集团推动的产物, 受到利益集团立场和观点的影响。美国学术界关注到了特定利益集团的影响, 但对利益集团对美国中东研究的影响尚缺乏全面和深入的探讨。本文主要根据美国中东学术界相关的公开信息和资料, 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和归纳等研究方法, 从利益集团影响美国中东研究的目的和方式入手, 分析利益集团在美国中东研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并进而探究利益集团影响下的美国中东学界的学术质量水平。
一 利益集团影响美国中东研究的目的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 (Robert A.Dahl) 认为,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 任何一群为了争取或维护某种共同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 就是一个利益集团。”[6]由于美国对中东地区局势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东国家的政府、美国的犹太裔和中东裔团体以及在中东有商业利益的美国企业等众多利益相关方, 都极为关注并试图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它们并非接受集中领导统一行动的单一组织, 只是因为有共同利益关切而被划归为同一类别的利益集团。
以色列游说集团是美国势力最大、影响最广、活动最为成功的利益集团, 对美国中东政策具有重大影响, 可以说是利益集团影响美国政治的典型。除了亲以色列利益集团外, 美国与中东政策有关的利益集团还包括亲阿拉伯利益集团、亲伊朗利益集团、亲土耳其利益集团等。所有这些利益集团都力图影响美国政府的权力运作, 以争取自身的利益。他们将相关领域的研究视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无一例外地非常重视中东研究领域的动向, 试图促使中东研究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是利益集团对中东研究施加影响的重要目的。利益集团通过中东研究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途径包括:
(一) 通过中东研究学者直接参与对外政策决策
利益集团能够通过学者直接参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决策, 离不开“旋转门”机制。美国历届政府都大量依靠智库学者来填补高层职位, 智库也常聘请卸任的高级官员担任政策研究人员。学者与官员之间转换身份的“旋转门”机制, 为美国学界和政界的沟通建立了通道, 为学界参与和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创造了条件。
研究人员与政府官员的身份转换, 使学者能够在美国中东政策决策中发挥作用。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现任主席约翰·艾伦 (John R.Allen) 就是退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四星级上将, 曾任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 ISAF) 司令和驻阿富汗美军司令。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犹太裔学者马丁·因迪克 (Martin S.Indyk) 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负责人。他曾在著名的以色列游说组织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AIPAC) 中担任研究副主任, 作为创始执行董事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工作八年, 担任过布鲁金斯学会萨班中东政策中心 (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主任。克林顿政府时期, 因迪克两度担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 还担任过助理国务卿, 专门负责近东事务。2013年, 他就任中东问题特使, 斡旋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和谈。2014年6月卸任后, 因迪克就任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冷战后美国对伊朗和伊拉克实施“双重遏制政策”,[7]并攻打伊拉克, 这些政策和决策都有马丁·因迪克的积极推动和参与。[8]克林顿政府时期, 曾有许多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任重要的对外政策决策职位。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略制定者、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帕尔 (Richard Perle) 就曾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安全政策中心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CSP) 、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EI) 、新美国世纪计划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PNAC) 、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 (Jewis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JINSA) 等重要智库工作过。
(二) 通过学者为对外政策制定者提供关于中东的专业知识
利益集团经常组织与其立场一致的学者为对外政策制定者提供专业知识, 利用学者的专业性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亲以色列利益集团在九一一事件之前就一直推动美国进攻伊拉克。[9]九一一事件发生后, 白宫对于如何界定“敌人”并没有取得一致认识。在总统政治顾问卡尔·罗夫 (Karl Rove) 的支持下, 著名中东史专家、犹太裔学者伯纳德·刘易斯 (Bernard Lewis) 为白宫部分官员、军事助手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做专题讲座, 解释九一一事件发生的原因。他还会晤过美国总统小布什、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等人。[10]刘易斯或许是伊拉克战争背后最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11]他认为,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是文明的冲突导致的。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源于它们自己的失败, 而不是由美国的行为所导致。他主张美国入侵伊拉克并对这个国家进行民主化改造。[12]可以说, 刘易斯的观点为小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13]刘易斯攻打伊拉克的主张得到了福阿德·阿贾米 (Fouad Ajami) 等学术界新保守派的支持。这两位学者在说服副总统切尼支持伊拉克战争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14]
伯纳德·刘易斯（1916-2018）
(三) 中东研究学者直接进行政治游说
中东裔学者的政治游说活动是族裔游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中东研究学者直接从事政治游说活动。著名的巴勒斯坦研究专家、巴勒斯坦裔学者拉希德·哈立德 (Rashid Khalidi) 就积极参与政治。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 他曾担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发言人。中东和平进程开始后, 他在1991年至1993年担任巴勒斯坦代表团顾问。哈立德还成立了阿拉伯裔美国人行动网 (Arab American Action Network, AAAN) , 其妻子在其中任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 哈立德与奥巴马夫妇建立了朋友关系, 并为奥巴马筹集竞选议员的资金。哈立德的政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奥巴马对巴勒斯坦问题采取的政策。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 虽然明确表示不会改变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 但也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遭遇表达了同情。[15]尽管奥巴马推进巴以和谈的政策没有取得成效, 但他尽力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巴勒斯坦的举措。联合国安理会在2016年12月通过决议, 要求以色列立即完全停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活动。奥巴马政府没有使用否决权, 而是投了弃权票, 使这个决议得以通过。在卸任前数小时, 奥巴马又力排众议, 批准向巴勒斯坦政府提供2.21亿美元的财政援助。[16]
(四) 通过中东研究引导舆论
利益集团将中东研究视为影响舆论的一个有效途径。学术研究对公众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对外政策问题十分复杂, 非专业人士难以获得更多与相关议题有关的知识。很多中东研究学者在出版学术专著、发表研究报告、举行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 通过举行面向公众的讲座、发表普及性文章、接受广播电视访谈等方式, 为公众提供关于中东事务的基础知识和看法。他们通过大众传媒表达观点, 在教育公众的同时引导和塑造社会舆论, 并进而影响对外政策。
爱德华·萨义德 《东方学》（2019.9即将再版）
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W.Said，1935~2003) 是一位享有极高声誉的巴勒斯坦裔阿拉伯学者。除了以《东方学》[17]为代表的文化和后殖民主义研究, 他还发表大量文章分析巴勒斯坦、以色列和中东地区的形势, 强调“需要一种关于在中东所发生事件的巴勒斯坦式叙事, 以抗衡那种对这些事件的亲以色列叙事”。[18]由于萨义德积极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著述, 学术界和美国媒体改变了理解和表述中东形势的方式。[19]
伊朗裔美国人全国委员会 (National Iranian American Council, NIAC) 是美国主要的伊朗游说组织。协会大力支持美国与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协议。除积极开展各种游说活动外, 2015年8月, 协会还组织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 支持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 (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 达成有关伊核问题的全面协议。学者们在公开信中指出,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是促使中东地区走向稳定的积极而有力的举措, 如果美国国会拒绝批准这个协议, 将会进一步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 并引发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军事对抗。理查德·布利特 (Richard Bulliet) 、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胡安·科尔 (Juan Cole) 、约翰·埃斯波西托 (John Esposito) 、法瓦兹·吉尔吉斯 (Fawaz Gerges) 、罗伯特·杰维斯 (Robert Jervis) 、拉希德·哈立德、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J.Mearsheimer) 、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M.Walt) 和埃赫桑·亚沙特尔 (Ehsan Yarshater) 等73位国际关系、政治学和中东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在公开信上签了名。[20]
美国的对外政策决策是多种力量博弈与妥协的复杂过程。对相关领域的中东研究施加影响, 是利益集团对美国中东政策发挥作用和影响的途径之一。正如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实际作用受到多种因素制约一样, 中东研究学者在对外政策决策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应的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亲以色列利益集团推动美国在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上偏袒以色列。[21]在他们的影响下, 华盛顿那些在塑造观点和政策决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对外政策研究机构经常站在以色列一边。[22]由于缺乏有效组织, 亲阿拉伯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无法与亲以色列利益集团相提并论。美国的阿拉伯裔来自20多个不同国家, 宗教信仰各异, 其中基督教徒约占63%, 穆斯林约占24%,[23]由于政治目标和观点分歧众多, 难以形成持统一立场的政治组织。巴勒斯坦问题是亲阿拉伯利益集团唯一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并被视为衡量这些组织的政治效能的工具。[24]然而, 阿拉伯国家大都根据本国国家利益制定相关政策,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并不一致。虽然越来越多的亲阿拉伯利益集团试图塑造美国的中东政策, 但它们的实际影响却相当微弱, 所取得的成就多是象征性的, 没有什么实质性成果。[25]无论是阿拉伯国家政府还是石油游说集团, 都没有对以色列游说集团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26]在这种情况下, 阿拉伯裔学者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力受到很大削弱, 无法与亲以色列的学者相比, 但他们仍不免受到亲以色列利益集团的指责。奥巴马竞选总统时, 亲以色列媒体就大力渲染他与爱德华·萨义德、拉希德·哈立德的朋友关系, 借此攻击他与恐怖分子有联系。[27]
二 利益集团影响美国中东研究的方式
利益集团对美国中东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 利益集团推动美国中东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利益集团推动美国中东研究的方式主要包括:资助高校设立研究中心或教席;为学者和研究生提供科研经费或奖学金;举办学术研讨会和系列讲座;赞助学术著作出版;建立自己的智库或研究机构;直接从事相关专业的研究等。
亲以色列利益集团的主体是美国犹太人, 他们得到了以色列政府提供的物质或精神上的大力支持。非犹太人团体——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是亲以色列利益集团的重要成员。[28]犹太人的资金和文化优势使他们能够发起众多研究机构和项目, 在美国高校资助设立的研究机构最多。除支持高校设立各种犹太文明和以色列研究中心外, 亲以色列利益集团还建立了自己的智库, 如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中东论坛 (Middle East Forum) 等。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政策中心、外交政策研究所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PRI) 、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赫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 (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FPA) 和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智库中, 亲以势力也占据着主导地位。[29]通过经济资助促使研究机构采取支持以色列的立场, 是亲以色列利益集团常用的影响中东研究的方式。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最有影响的智库之一, 其发表的研究报告对埃以和平条约 (Egyptian-Israeli Peace Treaty) [30]谈判的成功具有重要影响。2002年, 主要由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哈依姆·萨班 (Haim Saban) 资助的萨班中东政策中心在布鲁金斯学会建成, 由马丁·因迪克管理。出资人和领导者的亲以色列立场为萨班中东政策中心抹上了明显的亲以色列色彩, 使布鲁金斯学会带上了亲以色列的倾向。[31]
亲阿拉伯利益集团主要由美国的阿拉伯裔团体、在阿拉伯国家有经济利益的石油和军工企业以及阿拉伯国家政府构成。从事学术和文化活动是利益集团的主要活动之一。在促进美国社会对阿拉伯文化的理解方面, 阿拉伯裔团体中的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是美国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的重要推动力量。乔治城大学当代阿拉伯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ab Studies, CCAS) 成立于1975年, 是美国著名的专门从事当代阿拉伯世界研究和阿拉伯语培训的学术机构, 也是美国唯一的阿拉伯研究硕士学位 (Master of Arts in Arab Studies, MAAS) 授予点。[32]该研究中心是在汉纳·巴塔图 (Hanna Batatu) 和希沙姆·萨拉比 (Hisham Sharabi) 等阿拉伯裔学者的努力下创建的。在1973年石油危机发生之前, 以阿美石油公司 (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 为首的石油利益集团一度被视为亲阿拉伯利益集团的代表。它们是美国中东研究的有力支持者。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的首个捐助者就是这些石油公司。 (2) [33]
阿拉伯国家政府则直接资助美国的相关研究机构, 以此作为对美国开展公共外交的一种方式。阿拉伯产油国把资助美国的中东研究作为构筑其与西方公共关系的重要途径。[34]乔治城大学当代阿拉伯研究中心就受到阿曼、科威特、阿联酋、利比亚等多个阿拉伯国家的资助。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乔治城大学、阿肯色大学等著名高校都曾得到沙特政府或个人的资助, 设立了关于伊斯兰和中东研究的相关职位或研究中心。九一一事件后, 美国社会的伊斯兰恐惧症 (Islamphobia) 急剧升温, 对穆斯林和阿拉伯群体持负面看法的民众日益增多, 一些民众甚至将其视为恐怖分子的重点嫌疑对象。为树立伊斯兰教的正面形象, 促进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相互理解, 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加大了对美国伊斯兰研究和中东研究的资助力度。沙特阿拉伯王子瓦利德·本·塔拉勒 (Al-Waleed Bin Talal bin Abdulaziz al Saud) 分别给哈佛大学和乔治城大学捐资2000万美金, 建立了伊斯兰研究中心。这是乔治城大学历史上收到的第二大笔捐助。[35] 2013年, 卡塔尔政府捐助1480万美金支持布鲁金斯学会在卡塔尔建立分支机构, 就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展开研究。 (5) [36]
伊朗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后, 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伊朗裔团体成为美国亲伊朗利益集团的主体。伊朗裔是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之一, 他们的经济条件普遍较好, 在商业和学术领域比较成功,[37]并且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伊朗裔的资助对美国伊朗研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8]美国高校设立与波斯和伊朗研究有关的机构和研究教席, 为学者和学生提供相关的资助和奖学金, 举办相关的学术讲座、学术会议与培训等活动, 都与伊朗裔团体或个人的资助密不可分。私人基金会罗山[39]文化遗产协会 (Roshan Cultural Heritage Institute) 是美国波斯和伊朗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持机构。全球电子商务领头羊易趣 (e Bay) 公司的创始人、伊朗裔慈善家皮埃尔·奥米迪亚 (Pierre M.Omidyar) 是该协会的董事, 他的母亲艾拉赫·奥米迪亚·米尔达贾拉里 (ElahéOmidyar Mir-Djalali) 博士则担任协会的董事长。[40]罗山文化遗产协会致力于波斯文化的保存、传播和发展, 开展的活动包括在美国主要的大学设立波斯和伊朗研究项目, 奖励在相关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 联合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非营利组织和机构共同支持波斯文化的发展。受到这个协会资助开展相关研究的美国高校有30多所, 既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杜克大学、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这些顶尖的私立名校, 也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等著名的公立大学。[41]有的高校甚至受到多位伊朗裔资助。加州大学尔湾分校2009年成立的波斯研究和文化中心 (Samuel Jordan Center for Persian Studies and Culture) 就在接受罗山文化遗产协会资助的同时, 受到美籍伊朗裔企业家法里鲍兹·马西赫 (Fariborz Maseeh) 资助。[42]
土耳其政府和个人则积极推动美国高校开展土耳其问题研究。20世纪80年代, 土耳其政府出资300万美金, 依托乔治城大学设立了土耳其研究协会 (Institute of Turkish Studies) , 作为推动高校开展土耳其研究的基金会。土耳其研究协会在一些著名大学设立了土耳其研究中心或相关职位。中东研究重镇普林斯顿大学就在土耳其研究协会的资助下设立了“奥斯曼和现代土耳其研究阿塔图尔克教授” (Atatürk Professor of Ottoman and Modern Turkish Studies) 职位, 由希斯·劳里 (Heath W.Lowry) 就任。土耳其研究协会还为学者和学生提供奖学金, 资助出版土耳其研究方面的学术著作。1997年, 依靠土耳其柯旭家族 (Koc family) 的捐助, 哈佛大学设立了“土耳其研究讲席教授” (Vehbi Koc Professor of Turkish Studies) 职位, 这是美国为数不多的专门从事土耳其研究的教职之一。[43]
(二) 利益集团试图限制和干预美国的中东研究
利益集团也对美国的中东研究造成许多不良影响。对于特定议题, 利益集团只向公众说明它们所理解的那一面, 提供对它们的立场最为有利的事实和解释, 这是利益集团的一个天然特点。[44] 表现在中东研究领域, 最突出的问题是利益集团根据自身的要求设立重点研究课题, 限制学术界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 甚至制造研究禁区。许多与利益集团关系密切的学术机构和团体曾企图阻止出版那些挑战其观点的学术作品。[45]
约翰·米尔斯海默、斯蒂芬·沃尔特《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阿以冲突问题是亲以色列利益集团和亲阿拉伯利益集团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亲以色列利益集团在推动美国建立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这是普遍承认的事实, 但在美国仍然是禁忌性话题。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冲破障碍, 在2007年出版了名为《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46]的专著, 深入细致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亲以色列势力为此严厉批评两位作者, 甚至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47]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打破禁忌, 著书讨论美国极少公开谈论的两个问题: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境况以及以色列应该如何与邻国和平共处。他同样遭到亲以色列利益集团的抹黑和攻讦。[48]作为国际关系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复杂的地区冲突, 阿以冲突受到美国政府和媒体的特别重视。美国学术界对阿以冲突及相关议题过度关注, 在一定程度上边缘化了中东研究领域中的其他问题。
“亚美尼亚大屠杀” (Armenian Genocide) [49]始终是土耳其史研究中的敏感和争议性问题。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为这个问题的定性进行了长期斗争, 并波及到美国中东研究学界。土耳其官方和美国一些从事土耳其相关问题研究的学者认为, 亚美尼亚人的死亡由内战、饥饿和疾病等原因共同造成, 否认存在有组织的屠杀事件。土耳其研究协会的建立者和领导者希斯·劳里被加拿大安大略圭尔夫大学 (University of Guelph) 政治学系副教授戴维·麦克唐纳 (David B.Mac Donald) 视为否认“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关键人物之一。1985年, 劳里组织69名学者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联名信, 呼吁美国国会不要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50]伯纳德·刘易斯也在联名信上签了名。土耳其研究协会的一些著名学者, 如斯坦福·肖 (Stanford Shaw) 、贾斯汀·麦卡锡 (Justin Mc Carthy) 等, 都否认“亚美尼亚大屠杀”。但唐纳德·卡塔尔特 (Donald Quataert) 坚持认为, 学者不能回避“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在土耳其驻美国大使的施压下, 他于2006年被迫辞去土耳其研究协会董事会主席的职位。[51]
为使中东研究符合自身利益, 利益集团不惜直接干预研究和教学。九一一事件将世人目光引向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同时, 也使美国的中东研究处于争议和质疑之下。伯纳德·刘易斯的学生马丁·克雷默 (Martin Kramer) 在《沙滩上的象牙塔:美国中东研究的失败》一书中抨击美国的中东研究学者不够爱国, 所做的研究与国家政策关系不大, 故意忽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缺陷。他将未能预测恐怖主义袭击归咎为美国中东研究的失败, 指责中东研究学者失职。[52]此书产生了世界性的深远影响, 在美国引发了对中东研究的广泛讨论。由于右翼保守势力的攻击, 美国中东研究和教学的政治与制度环境受到巨大影响。
丹尼尔·派普斯
高校是美国中东研究的大本营。九一一事件后, 犹太裔中东历史学家丹尼尔·派普斯 (Daniel Pipes) 创立了“校园观察” (Campus Watch) 网站, 专门监督中东研究机构和学者, 并将那些同情伊斯兰教或阿拉伯世界的学者作为“不爱国者”公之于众。拉希德·哈立德的政治立场温和, 曾公开谴责针对平民的自杀性炸弹袭击是“战争犯罪”, 批评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领导人。但是, 他捍卫巴勒斯坦人抵抗以色列占领的权利, 抨击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很多亲以色列活动家质疑哈立德的这些观点, 认为他具有种族主义倾向和反犹主义立场。乔治城大学的约翰·埃斯波西托是国际伊斯兰研究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认为西方社会患上了“伊斯兰恐惧症”, 强调不要简单僵化地理解穆斯林社会。1993年, 埃斯波西托领导创立了穆斯林和基督徒理解中心 (Center for Muslim-Christian Understanding) 。该中心在2005年得到沙特阿拉伯王子瓦利德·本·塔拉勒的资助。“校园观察”自建立起, 就将哈立德和埃斯波西托列为重点监督对象。2005年, 纽约公立学校教师培训项目邀请哈立德讲授中东政治课程, 由于他的学术观点遭到反对者激烈批评而未能成行。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对美国高校的捐助和影响也引起“校园观察”和美国犹太人团体的警惕, 它们质疑这些受捐高校的学术自由和研究的客观性。[53]
约翰·埃斯波西托《谁为伊斯兰讲话？》
利益集团的矛盾加深了中东研究领域的政治分歧。美国中东学界有大量犹太裔和中东裔研究人员。他们的工作提高了美国中东研究的水平, 也将错综复杂的地区矛盾带入学术研究, 使中东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以色列资助的中东事务理事会 (Council for Middle Eastern Affairs) 从1950年开始出版《中东事务》 (Middle East Affairs) ,[54]这个期刊采取亲以色列的立场。华盛顿的中东研究所 (Middle East Institute) 出版的《中东学刊》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则持亲阿拉伯立场。当论及美国应该在中东地区发挥什么作用时, 这两个期刊在同一问题上的观点甚至截然相反。[55]为防止政治分歧影响组织活动, 中东研究学者在创立北美中东学会 (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MESA) 伊始就规定, 避免公开讨论阿以冲突等争议性问题。就连学会第一任主席也选择由马格里布 (Maghrib) [56]研究专家威廉·扎特曼 (Willam Zartman) 担任, 以免涉及阿以冲突问题。由于中东政治的巨大影响, 北美中东学会第二任主席乔治·胡拉尼 (George F.Hourani) 在1968年突破学会规定, 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演讲主题。随着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逐步加深, 中东地区政治对美国中东研究的影响日益增大。[57]北美中东学会最终在1970年对学者们放开了禁止讨论阿以冲突等问题的限制。
在阿拉伯裔和犹太裔学者之间, 分歧表现得尤其突出。伯纳德·刘易斯与爱德华·萨义德之间就发生过激烈的观点交锋。2007年秋, 刘易斯和黎巴嫩什叶派学者福阿德·阿贾米退出北美中东学会, 另外成立了中东非洲研究协会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SMEA) , 创办了专业期刊《中东非洲学刊》 (The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对待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立场不仅是学者政治观点的试金石, 也是他们遭受攻击的原因。北美中东学会因为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 多次遭到亲以色列人士的指责。派系分歧也使族裔成为学者就业的限制因素。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就尽可能少地招募阿拉伯裔学者参与研究工作。
三 利益集团能够影响美国中东研究的原因
利益集团能够影响美国的中东研究, 是由美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东研究的特点和中东研究学者的构成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一) 美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为利益集团参与对外政策决策提供了空间
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开放的政治过程, 为利益集团参与对外政策决策提供了空间。作为美式民主政治参与的合法形式, 利益集团与美国政治相伴相生, 已经全面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之中, 成为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 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领域和权力部门的决策过程, 都离不开利益集团的影响和参与。这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利益集团数量最多、政治参与最为活跃的国家。
美国法律保护外国利益集团在本国的游说活动, 这是美国政治中的独特现象。作为拥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大国, 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众多外国利益集团企图影响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随着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以及美国对国际事务参与程度的加深, 外国利益集团在美国的院外活动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 美国国会的对外政策决策权力扩大, 国会的机构改革使立法权力进一步分散, 为外国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美国是由移民组成的多元化社会。各移民团体及其后裔与母国之间特殊的精神和物质联系, 使他们成为沟通美国与母国的桥梁, 促使他们为母国利益进行游说。移民构成的利益集团数量庞大。他们通过族裔游说, 广泛介入到美国的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特别是冷战结束后, 族裔游说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使美国的国内政治延伸到国际政治领域。
(二) 美国中东研究的特点吸引了利益集团的关注
美国的中东研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这些特点引起了利益集团的关注。
首先, 美国中东研究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作为地区研究的中东研究, 是随着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卷入而兴起和发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 向西亚、北非派兵和与阿拉伯人打交道的需要, 使美国政府和高校意识到对中东地区现、当代事务进行研究的重要性。[58]美国中东研究由此开始全面发展, 研究内容和重点从古代转向现代, 研究范式从传统的东方学模式转向现代的多学科研究, 中东研究学者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边缘地位也得到改善。通过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间的合作, 中东研究提供了关于当代中东国家、社会、宗教和文化的系统知识, 为美国介入中东事务做好了知识和人才上的准备。
20世纪50、60年代, 美国中东研究在兴起之初, 就将用专业知识服务于国家的外交利益视为自己的责任。[59]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为军方提供中东地区的知识和语言培训。一批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中东在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国家安全和利益中的重要地位, 于1946年创办了中东研究所。这个研究所致力于为美国政策决策者和公众提供关于中东的准确信息和客观分析, 可以说是美国最早专门从事中东研究的智库, 自成立以来就是华盛顿的中东研究中心之一。中东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克里斯蒂安·赫特 (Christian Herter) 在1959年至1961年担任美国国务卿, 后来的几任所长都曾担任过美国驻外大使。与政府决策者的密切关系使中东研究所成为学界和政府人士交流中东信息的重要渠道。研究所的课题及所刊《中东学刊》的文章, 也更多地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中东事务的关注点。随着美国中东研究的发展, 北美中东学会于1966年建立, 并创立了专业刊物《国际中东研究学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
冷战和九一一事件强化了美国中东研究为国家战略服务的特点。苏联入侵阿富汗和里根主义 (Reagan Doctrine) [60]的推出使中东成为冷战中心, 中东研究的战略地位相应地得到加强。随着冷战结束以及自由主义呈现出全球化发展态势, 不少美国人对作为地区研究领域的中东研究的研究方向和继续存在的意义提出质疑。[61]美国政府对中东研究的资助也一度匮乏。九一一事件后, 美国政府决定实施打击恐怖主义、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国家战略, 迫切需要相关研究的支持。为此, 美国国会大幅度增加了对中东研究机构的资助力度。[62]
其次, 美国中东研究与商业利益存在紧密联系。中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天然气产区, 在美国能源安全战略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美国政府和石油公司把中东石油与美国国家安全联系起来, 互相配合, 取得了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主导权。中东也是美国出口商品和军火的巨大市场。1951年之前, 中东研究所的顾问委员会不仅包括政府的代表, 还有商业企业的代表, 如华盛顿进出口银行秘书及阿美石油公司的副总裁詹姆斯·特里·达斯 (James Terry Duce) 等人。在中东研究所的董事会和《中东学刊》编委会, 也是与政府和企业关系密切的人士占主导地位。研究所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基金会、美国石油公司和在中东有利益的其他企业。[63]在北美中东学会成立早期, 阿美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非洲和东方贸易公司 (African and Oriental Trading Company) 等在中东有利益的企业都有代表作为会员。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特别是福特基金会在资助中东研究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都与企业和政府的利益密切相关。[64]
(三) 美国中东研究学者的“中东化”为利益集团施加影响创造了条件
在开展中东研究初期, 美国高校聘请了一些出生于中东地区又在西方接受过学术训练的学者从事研究。由于语言和文化优势, 这些中东裔和犹太裔学者为美国中东研究的开启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中东裔学者在美国中东研究领域所占比例日益增加, 出现了美国中东研究学者队伍的“中东化”现象, 如北美中东学会就有50%的会员是中东裔。[65]
菲利普·希提（1886～1978）
出生于黎巴嫩的阿拉伯裔学者菲利普·希提 (Philip Hitti) , 在推动美国中东研究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6]美国的中东研究肇始于对《圣经》语言的研习。到19世纪末,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著名高校都开设了中东研究的相关课程, 但着眼点主要是伊斯兰教兴起以前当地的语言、文献和考古, 属于东方学的范畴。[67]普林斯顿大学在1927年建立东方语言和文学系后, 希提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引入教学, 并敦促学校重视对阿拉伯和伊斯兰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在希提的主持下, 普利斯顿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多次组织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夏季研讨班。常规化的波斯语和土耳其语教学、伊斯兰考古讲座也从1939年秋季开始进行。[68] 1947年, 普林斯顿大学在东方语言和文学系的基础上设立了近东研究系, 研究重点是近现代的阿拉伯和伊斯兰问题。这是美国高校设立的第一个多学科的现代中东研究机构。
爱德华·萨义德生前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40年, 著述丰厚, 打下了美国巴勒斯坦研究的关键性基础。为了纪念他, 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现代阿拉伯研究爱德华·萨义德教授” (Edward Said Professor of Modern Arab Studies) 职位。首位就任此职的学者是拉希德·哈立德。在哈立德的推动下, 2010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巴勒斯坦研究中心, 这是美国学术机构内设立的首个此类机构。研究中心积极致力于促进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学者、学生和学术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致力于巴勒斯坦研究的机构和学者也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
世界著名的伊朗研究专家埃赫桑·亚沙特尔（1920-2018）是哥伦比亚大学伊朗研究中心的创立者和领导者。他出身于伊朗的巴哈伊教 (Baha'i) [69]家庭,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高校的首位全职波斯裔教授。亚沙特尔是《伊朗学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Iranica) 项目的奠基人。《伊朗学百科全书》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大型百科全书编纂工程, 由伊朗研究中心具体实施。该项目覆盖了伊朗文明的各个方面, 并跟踪当前的最新研究。除图书出版外, 《伊朗学百科全书》项目还包括档案整理和在线数据库建设。为保证这个项目能够持续进行, 亚沙特尔在1990年建立了伊朗学百科全书基金会 (Encyclopaedia Iranica Foundation, EIF) 。此外, 他还主持编纂了《剑桥伊朗史》 (第三卷) 、[70]《波斯文学》[71]和40卷本的《塔伯里史》[72]等著作。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伦敦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French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NRS) 都开设了以亚沙特尔命名的系列讲座。“亚沙特尔讲师”也成为当前伊朗研究领域的最高荣誉。正是亚沙特尔的贡献奠定了哥伦比亚大学伊朗研究的学术地位。
通过犹太裔和中东裔学者, 中东地区的政治被投射到美国中东研究学界。很多犹太裔学者致力于推动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促进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不少阿拉伯裔学者也为巴勒斯坦的命运积极奔走。菲利普·希提等阿拉伯裔政治文化精英在1944年就成立了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务协会 (Institute of Arab American Affairs) , 帮助阿拉伯国家向美国政府进行相关游说活动。[73]在当年举行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 希提曾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 认为这没有历史合理性。
1973年, 在第四次阿以战争期间, 阿拉伯产油国实施石油禁运, 在美国社会激起了反阿拉伯情绪。主要由大学生和学者组成的阿拉伯裔美国大学毕业生协会 (Association of Arab-American University Graduates, AAUG) 对有关阿拉伯世界及其与美国关系的争议性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协会在1979年创立了《阿拉伯研究季刊》 (Arab Studies Quarterly) , 作为阿拉伯研究的平台, 反击以学术术语掩盖的反阿拉伯宣传。西北大学巴勒斯坦裔政治学教授易卜拉欣·阿布卢德 (Ibrahim Abu-Lughod) 和爱德华·萨义德都是该杂志的编委。阿拉伯裔美国大学毕业生协会在20世纪90年代停止活动, 但这个刊物仍继续出版。
四 利益集团对美国中东研究成果的影响
尽管受到利益集团的干扰, 美国大多数中东研究学者的科研成果仍保持了较高的学术质量。[74]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后, 公众对伊斯兰教和中东的关注激增, 学者们的成果发表也达到一个高峰, 其中很多都是优秀的学术著作。学术界的自律、国家的制度支持以及利益集团的相互制约, 是美国中东学界能够保持较高学术质量的重要因素。
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要求学者追求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美国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自由思想, 并建立了较为科学和完善的保障学术自由的制度体系。[75]这为中东研究学界坚持学术自由和独立, 在利用利益集团的资助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抵制其影响与渗透, 提供了精神支持和制度保障。美国中东研究学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AAMES) 从1959年成立到销声匿迹, 只存在了五年左右。这个学会由美国犹太人大会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 前负责人亨利·西格曼(Henry Siegman) 创立, 受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资助, 旨在维护以色列的利益, 提升以色列在美国学术界的形象。学会在公开活动和出版物中没有表达犹太复国主义的论调和内容, 也没有代表以色列进行宣传活动, 但与亲以色列利益集团的密切关系引起中东学界对学会真实意图的怀疑, 削弱了它作为学术组织的公信力。这是学会最终丧失活力的原因之一。[76]有可能影响到学术自由的资助, 也会受到学者们的质疑。1976年, 伊朗政府准备资助美国中近东联合委员会 (Joint Committee o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JCNME) 在伊朗召开学术会议, 一些学者反对接受这个资助, 认为伊朗政府将会限制会议参加人员和议题。[77]
美国较为完善的学术评价制度是推动中东学界追求学术质量的重要机制。在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独立三项原则的基础上, 美国高校建立了完整的学术评价制度。[78]同行是学术评价的基础主体之一, 美国学术界普遍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 以求客观地评价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对于委托课题, 委托人在研究质量评价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利益集团不是美国中东研究的唯一客户。国会、政府、军方和情报机构等国家部门以及商业企业和社会公众等, 对中东研究学术成果都有巨大的需求。这种多样化的市场环境促使学者尊重学术研究的客观规律, 努力提高学术质量。
联邦政府对中东研究的制度化支持, 是美国中东研究学界产出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的保障。美国高校中东研究机构的大部分预算来自联邦政府。[79]在中东研究兴起之初, 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中东研究机构的重要资助者。后来, 鉴于在美国实施其全球战略的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包括中东研究在内的地区研究逐渐得到了国家的立法支持和制度保障。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第六款授权联邦政府为高等院校外语和地区研究提供资助, 改变了地区研究单纯依靠基金会支持的局面。美国的中东研究由此获得联邦政府投入的大量资金。1992年颁布的《中近东研究和培训法》 (Near and Middle East Research and Training Act) 加大了联邦政府资助中近东研究和相关培训活动的力度。这成为中东研究领域的教师和研究生获取政府资助的又一个渠道。为保持学术独立, 即使是美国政府的资助, 学者们也会考虑资金的来源以及资助目的和条件。20世纪70年代, 受越战失败、水门事件等影响, 美国的中东研究机构和学者担心与军事或情报机构的密切关系会损害学术独立和诚信。特别是在大学任教的学者, 要求中东学界与政府部门、军方和情报机构保持距离, 以使学术摆脱对政治的依附, 保持研究的独立客观。1985年, 北美中东学会提出, 在接受军方或其他情报机构资助时, 学者要认真反思自己对学术界的责任。《国防教育法》授权的资助通过教育部来进行, 《中近东研究和培训法》渠道的资助最初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 负责, 后来通过美国海外研究中心理事会 (Council of American Overseas Research Centers) 来进行。[80]这几种资助的实施办法免除了学者对研究成果受特定政府机构左右的担心。
众多对立的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互相监督的作用。亲以色列利益集团对学术界的渗透遭到很多学者的揭露和抵制。美国高校在国际化进程中, 吸引了大量外国学者和教授前来任职, 他们对以色列的批评经常比美国人更尖锐。[81]与此同时, 亲以色列势力也讨伐亲阿拉伯学者, 认为他们奉行反西方、反民主、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 危害美国国家利益。亲以色列利益集团把以色列的利益视为美国的国家利益, 批评那些受到阿拉伯背景资金资助或学术观点有利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中东研究机构和学者。美国对外政策分析人士、“美国以色列合作组织” (American–Israeli Cooperative Enterprise, AICE) 执行主席米切尔·巴德 (Mitchell Bard) 在其2010年出版的著作《阿拉伯游说组织:破坏美国中东利益的隐形联盟》[82]中抨击了亲阿拉伯利益集团。他认为, 阿拉伯游说组织的行动途径是通过经济资助影响美国高校的中东研究, 进而推动美国中东政策体现阿拉伯人的立场。土耳其政府资助美国高校开展奥斯曼和土耳其研究时, 曾受到亚美尼亚裔美国人的警告。1996年, 美国科尔盖特大学 (Colgate University) 的亚美尼亚裔教授彼得·巴拉金 (Peter Balakian) 等人组织活动, 抗议普林斯顿大学任命希斯·劳里为“奥斯曼和现代土耳其研究阿塔图尔克教授”, 认为这个任命是因为土耳其政府捐款75万美元, 并把这件事作为外国政府在美国购买公信力的例子加以批评。[83]
结 语
美国社会和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对族裔游说消极后果的争论和担忧。[84]为此, 特朗普组阁之时就特地要求进入新政府担任公职的人员必须承诺终身不为外国政府游说, 试图关闭社会精英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转换角色的“旋转门”。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下, 通过影响中东研究的方式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决策, 更具有隐蔽性和长期性, 能够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这个动力将驱使利益集团继续支持中东研究相关领域的发展。利益集团的支持促进了美国中东研究的繁荣, 也对中东研究造成许多不良影响, 将地区政治分歧带入学术界。尽管有利益集团的干扰, 但美国中东学界仍保持了较高的学术质量。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要求学者追求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在美国完善的学术评价机制下, 研究成果的质量关系到学者的学术生命。美国在国家层面对中东研究的制度化支持, 为学者进行客观研究提供了保障。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斗争在制约中东研究的同时, 客观上也起到了督促中东研究学者提高学术质量的作用, 但其对美国中东研究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1 Peter Johnson and Judith Tucker, “Middle East Studies Net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MERIP Reports, No.38, June, 1975, pp.3~4;梁志:《美国“地区研究”兴起的历史考察》, 载《世界历史》, 2010年第1期, 第28~29页。2 Peter Johnson and Judith Tucker, “Middle East Studies Net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p.19.3 [美]约翰·J.米尔斯海默、斯蒂芬·M.沃尔特著:《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王传兴译)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9年版, 第254~268页。4 Mitchell Bard, The Arab Lobby:The Invisible Alliance That Undermines America's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Broadside Books, 2010) .5 Howard Cincotta, “Iranian-American Community Vital to Advance of Persian Studies-Academic Programs Demonstrate Different Ways to Explore the Field, ”July 24, 2009, available at:http://www.america.gov/st/sca-english/2009/July/20090724160449ISilA rooN 0.3581766.html.6 [美]罗伯特·达尔:《美国的民主》, 波士顿, 赫夫顿·密夫林公司, 1981年版, 第235页。转引自李寿祺:《利益集团参政:美国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 载《美国研究》, 1989年第4期, 第28页。7 “双重遏制政策”是美国同时遏制伊拉克和伊朗的政策, 1993年克林顿总统上台后开始实施。8 [美]约翰·J.米尔斯海默、斯蒂芬·M.沃尔特著:《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王传兴译) , 第356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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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约翰·J.米尔斯海默、斯蒂芬·M.沃尔特著:《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王传兴译) , 第255页。30 1979年3月26日, 埃及总统萨达特 (Mohamed Anwar el-Sadat) 和以色列总理贝京 (Menachem Begin) 在美国华盛顿签订的和平条约, 结束了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31 [美]约翰·J.米尔斯海默、斯蒂芬·M.沃尔特著:《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王传兴译) , 第256~257页。32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Georgetown University,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ab Studies, ”available at:http://ccas.georgetown.edu/.33 John R.Starkey, “A Talk With Philip Hitti, ”Aramco World, July/August 1971, Volume 22, Number 4, available at:http://archive.aramcoworld.com/issue/197104/a.talk.with.philip.hitti.htm.34 Peter Johnson and Judith Tucker, “Middle East Studies Net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p.16.35 Caryle Murphy, “Saudi Gives$20 Million to Georgetown,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3, 2005, available a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5/12/12/AR2005121200591.html.36 Eric Lipton, Brooke Williams, and Nicholas Confessore, “Foreign Powers Buy Influence at Think Tank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6, 2014,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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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ttp://www.humanities.uci.edu/persianstudies/about/index.php.43 Harvard University, “About Ottoman and Turkish Studies at Harvard, ”available at:https://sites.fas.harvard.edu/~turkish/about_turkish_studies.html.44 [美]杰弗里·M.贝瑞、克莱德·威尔科克斯著:《利益集团社会》 (王明进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第10页。45 [美]约翰·J.米尔斯海默、斯蒂芬·M.沃尔特著:《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王传兴译) , 第264页。46 John J.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U.S.Foreign Policy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7) .47 [美]约翰·J.米尔斯海默、斯蒂芬·M.沃尔特著:《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王传兴译) , 第Ⅵ~Ⅶ页。48 [美]吉米·卡特著:《牢墙内的巴勒斯坦》 (郭仲德译) ,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159页。49 指1915年至1917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集体杀戮。50 David B.MacD onald,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Genocide:The Holocaust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New York:Routledge, 2008) , p.121.51 Susan Kinzie, “Board Members Resign to Protest Chair's Ousting,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5, 2008, available a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7/04/AR2008070402408.html.52 Martin Kramer, Ivory Tower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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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里根在1986年提出的施政方针, 主要内容是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61 Lisa Hajjar and Steve Niva, “ (Re) Made in the USA Middle East Studies in the Global Era, ”Middle East Report, No.205, Oct.-Dec., 1997, pp.7~9.62 Joel Beinin, “Middle East Studies after September 11, 2001, ”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Bulletin, Vol.37, No.1, 2003, p.9.63 Peter Johnson and Judith Tucker, “Middle East Studies Net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p.12;Zachary Lockman, Field Notes:The Making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167.64 Peter Johnson and Judith Tucker, “Middle East Studies Net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p.8.65 Norvell B.De Atkine and Daniel Pipes, “Middle Eastern Studies:What Went Wrong?”Academic Questions, Winter 1995-96, available at:http://www.danielpipes.org/392/middle-eastern-studies-what-went-wrong.66 Zachary Lockman, Field Notes:The Making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11.67 Zachary Lockman, Field Notes:The Making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10;Peter Johnson and Judith Tucker, “Middle East Studies Net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pp.3~4.68 Zachary Lockman, Field Notes:The Making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14.69 巴哈伊教是由伊斯兰教分化出来的宗教, 由巴哈欧拉 (Baha'u'llah) 在19世纪60年代创立于伊朗, 基本教义是上帝独一、宗教同源、人类一家。70 Ehsan Yarsha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III:The Seleucid, 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71 Ehsan Yarshater, ed., Persian Literature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72 Ehsan Yarshater, ed., The History of al-Tabari:Volumes 1~40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2007) .73 Denise Laszewski Jenison, “‘American Citizens of Arabic-Speaking Stock’:The Institute of Arab American Affairs and Questions of Identity in the Debate over Palestine, ”in Moha Ennaji, ed., New Horizons of Muslim Diaspora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US, 2016) , pp.35~51.74 Zachary Lockman, Contending Visions of the Middle East: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Oriental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p.272.75 朱景坤:《美国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逻辑基础与制度保障》, 载《比较教育研究》, 2012年第2期, 第26页。76 Zachary Lockman, Field Notes:The Making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161~170.77 Zachary Lockman, Field Notes:The Making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233~235.78 杨明、李琪:《美国高校学术评价制度的借鉴与反思》, 载《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3年第4期, 第46~47页。79 Zachary Lockman, Contending Visions of the Middle East: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Orientalism, p.244.80 Zachary Lockman, Contending Visions of the Middle East: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Orientalism, p.244.81 [美]约翰·J.米尔斯海默、斯蒂芬·M.沃尔特:《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王传兴译) , 第258页。82 Mitchell Bard, The Arab Lobby:The Invisible Alliance That Undermines America's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Harper, 2010) .83 William H.Honan, “Princeton Is Accused of Fronting for the Turkish Government,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2, 1996,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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