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所欲，施于人：为什么美国总是干涉他国？| 名家讲座015：Susanne Hoeber Rudolph
编者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能是我们小时候就学会的一句成语。那么，“己所欲”，就能够“施于人”了吗？显然，同样不能。毕竟，“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实际上，这种“将己所欲施于他人”的情况普遍存在于国际社会之中，而尤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美利坚文化国家为首。这些国家普遍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普遍适用于全球所有国家，因此对待其他国家存在着一种傲慢者的偏见，即所谓“范畴帝国主义”。这些国家普遍认为，既然 “我是为你好”，那么他们就可以不论被强加者的意向而任性施为，打破旧秩序下的一切瓶瓶罐罐。
相较于渴望领土而发动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往往令人厌恶，这种基于知识霸权而强行推动普遍主义的范畴帝国主义却更加令人难以抵御。一旦被强加者陷入了帝国主义范畴的窠臼中就往往无法自拔，毕竟这些范畴所描绘的未来是如此的“美好”，以致于前进路上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值得。
于是，将这种全球普遍主义与地区特殊主义映照到社会科学中，便同样形成了两个学科的对垒，即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VS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前者探究一般性的因果关系和解释性理论，而后者重视本土化的知识生产。在美国的全球性霸权背景下，比较政治所生产的一般性知识，无论有意或者无意，都在为美国在全球推行所谓“民主价值”而背书，而更受到官方所认同；区域研究却一直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小众特例。那么，对于倡导建立多极化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我国而言，应当怎样对待比较政治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建构和知识生产呢？我认为，这篇由Susanne Hoeber Rudolph教授所发表的致辞无疑会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产生助益。
己所欲，施于人：为什么美国总是干涉他国？
（原标题为：《范畴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世界中定位知识（The Imperialism of Categories: Situating Knowledge in a Globalizing World）》，现标题为译者所拟）
演讲者：
Susanne Hoeber Rudolph（生于1930.4.3，卒于2015.12.23），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2003-2004），亚洲研究协会主席（1986），芝加哥大学杰出教授。Rudolph教授研究兴趣广泛，包括政治学、南亚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社会学、国家形成、马克斯·韦伯与范畴与文化政治学等。2014年，印度政府为表彰她和她的丈夫Lloyd I. Rudolph对文学和教育的贡献，授予他们第三高的平民奖——Padma Bhushan。
Susanne Hoeber Rudolph教授一生著述颇丰，其主要研究于2008年被牛津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3卷本《Explaining Indian Democracy: A Fifty-Year Perspective》，其研究多与其丈夫共同撰写，包括Postmodern Gandhi and Other Essays — Gandhi in the World and at Home（2006）、Transnational Religion and Fading States（1996）、In Pursuit of Lakshm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dian State（1987）、Essays on Rajputana: Reflections on History, Culture and Administration（1985）等。
编译：
焦磊，山东大学
引文格式（MLA）：
Rudolph, Susanne Hoeber. “The Imperialism of Categories: Situating Knowledg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3, no. 01, 2005.
遭遇的范畴帝国主义
1957年2月，我和Lloyd Rudolph以及来自马德拉斯基督教学院的10名印度研究生出发前往南印度坦贾乌尔地区的“炎热和尘土飞扬”的村庄。我们的目标是进行一项关于政治意识的调查。我们从刚刚解放的印度的第一次选举名单中随机选择了600名城市和农村的泰米尔人，组成了我们的随机样本。选举行为分析的睿智和开创性的元老V. O. Key吸引我们进入调查研究。我们回来后，密歇根调查研究中心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上紧张的暑假。
我们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比较主义政治科学家浪潮的一部分，他们受到非殖民化后新国家扩散的激励。Gabriel Almond是这一运动的资深参与者，他写道，政治科学家们进入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带着所有希望成为观察这些政治新实验的先锋的能量和承诺”。或者以我们与人类学实地工作相关的好奇心和迷恋来观察原始和传统社会。”精力、好奇心和自由主义的优越感。
我们早就开始关注调查研究的解放部分。调查数据将政治科学家从当时制度主义的正规主义/法学家方法中解放出来。调查结果告诉我们公民认为他们正在经历和做什么。它让我们有机会了解选举行为和政治态度，这些行为和态度塑造了政治制度的实际意义。我们以为我们正在为印度民主实验的真正基础铺设管道。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的霸权洛克自由主义，将塑造我们用来获取关于一个陌生社会及其政治知识的概念和方法。
当我们困惑的采访者第一次进入泰米尔纳德邦的村庄后，他们抱怨他们的培训经验与他们的实地经验之间存在根本的脱节。他们被引导去期望我们称之为采访的表演的布景是将采访者和他的笔记板放在郊区家庭的厨房或客厅里，在那里他将记录家庭主妇的个人意见——一个简单的两人互动。这个模型突出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假设，这是美国调查研究的特征。受访者是单一的。他们一对一地回答。我们的采访者没有想到，作为美国家庭主妇的代理人的村庄妇女，不是顺从地透露她的偏好，而是重新安排了舞台，扩大了演员阵容：丈夫、父亲和儿子、女儿出现了，有时村庄的显贵也加入了进来。回答调查问题变成了集体讨论的问题，一个名副其实的研讨会。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在印度乡村，个人不是意见的单位。确实，单一的、私人的和个人的与印度城镇和村庄的生活世界是陌生的。
调查研究基于极端民主的假设，即所有观点和选票都被认为具有同等重要性和权重。在1957年的印度，这种差异显然没有消失，尽管随后几十年里逐渐消除了。我们的采访是在种姓等级制度和庇护/委托关系蔓延到政治关系时进行的。低种姓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民主选举中人数对他们产生影响。然而，低种姓很快学会利用自身人数优势来压倒中上层种姓的地位和经济实力。因此，在那个时期我们所遇到的当地知识——主要是地主、种姓和村庄头目——准确反映了村庄态度，并未错位。
我们在1957年马德拉斯（今天称为钦奈）进行调查时面临将本土概念和方法输出到异国他乡的问题，也就是“其他人”生活之处。随着社会科学家进入新领域——20世纪50年代刚从殖民统治解放出来的国家——他们带来了本国政治研究发展起来的概念和方法论。“我有一种使命感”，Gabriel Almond写道，“要将理论变革与方法论创新引入外国政治制度研究中去，而这些变革与创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政治研究领域。”
早期对印度进行研究时， Lloyd Rudolph和我提出了“范畴帝国主义”这个术语。它指代将概念强加给对方作为霸权关系一部分学术实践中出现的情况。由占据支配地位文化形成并输出至从属环境中使用。“范畴帝国主义”包含无意识范畴偏见：源自占据支配地位文化（有时称为核心）之学者前往边缘位置应用“普遍”的概念。问题是这些概念以核心素材形成——在我们案例中即盎格鲁—美利坚式背景下形成。
Ashis Nandy的文章标题《The Intimate Enemy（亲密敌人）》表达了与强加外来范畴相关联之文化暴力问题。外来文化被殖民地不情愿吸收但又不能完全接受或转换它；它成为其思维方式及判断方式一部分。“范畴”从原始环境转移到新环境而未经重新塑造以适应该环境。
“范畴”也是创建及控制模式。Foucault向我们展示话语结构、言语形式、分类、登记及归类工具嵌入其中之“范畴”，如何作为日常权力模式发挥作用。“理想-典型”的二元法系统性分析现象但陷入固定看法内；Max Weber说东方注重宿命论而西方则更注重代理论；Talcott Parsons说非西方通过血统传达社会地位而西方则通过成就； John Stuart Mill说非西方孩子气地回答我的问题, 西方则更成熟。统治者通过排名及创建文化社会登记册使用理想类型及固定看法控制被统治者。“女权主义学者教导我们分类如何维持服从角色”，正如任何理论运动一样提供丰富例证, 特别是19世纪英国文学：女性歇斯底里VS男性理智; 女性理想主义VS男性现实主义。这些二元法提醒我们有效类别捕捉足够多真实信息使其可信, 即便服务于必需统治阶层同时篡改现实。
洛克式的普遍主义与他者
Louis Hartz并未明确警告我们，美国社会科学家不适宜理解外国社会，但他确实注意到，当美国人面对异质他者时，他们承担着一种特别沉重的知识负担。这种负担就是洛克式的普遍主义，它教导自我与他者本质上相同，因为他们共享共同的人性。所有个体共享普遍人性这一假设是自由主义的规范性辉煌之一，它主张所有人类具有平等价值和共同理性。然而，“相同性”的预设在抹去区分文化与民族、创造认同与意义的标记时，会消弭差异。1957年的调查研究概念与方法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文化同样由洛克式的个体构成。
Louis Hartz在《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一书中探讨了自由主义消极的一面，他谈到了源自美国人对洛克式普遍主义基础信念的道德一致性和对其非理性的执着。美国人认为其世界观的冲动与定义具有普遍性，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似乎是不言而喻的。Hartz将对自明真理的这种信念归因于美国的历史经验，这一经验被他引用Tocqueville的话来加以概括：“美国人的巨大优势在于，他们达到了民主状态，却无需经历一场民主革命；他们生而自由，无需成为自由。”
生而自由的经历意味着美国人未曾遭遇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无需与封建压迫、封建残余、Thomas Hobbes或Robert Filmer所设想的绝对主义抗争，也未体验到作为欧洲历史积淀的身份等级与阶级差异。生而自由而不必经历成为自由的过程，在哈茨看来，造就了一种沾沾自喜的自由主义，一种不同于欧洲的自由主义，后者视自己既为革命的又为斗争中的。按照Hartz的观点，美国自由主义缺乏“哲学火花”、“相对意识”，缺乏欧洲自由主义那种自我意识与反思性。
由于生而自由，美国人便假定全世界都渴望类似的状态。Hartz认为，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共识“激发了一种将洛克思想强加于全球各地的冲动”。洛克在国际会议上变成了一种崇拜物；洛克式的冲动使得Woodrow Wilson和参议员Joe McCarthy走到一起。“在20世纪，‘美国主义’以Wilson的方式在国外开展十字军东征，全然不顾欧洲和亚洲那些陌生而古老的文明。一种绝对的国家道德要么选择从‘异类事物’中抽身而出，要么寻求改造它们：它无法长久安于与之并肩共存。”在这种观点中，美国主义不仅具有帝国主义色彩，而且心胸狭隘：它提出疑问，一个国家能否通过接触外部异质文化来弥补其国内生活的单一性？美国自由主义是否能通过外部经验获得那种源于内部社会多样性和社会冲突经历的相对意识和哲学火花？抑或外来他者的挑战只会引发类似于一战后“红色恐慌”、二战后麦卡锡主义以及9·11事件后《Patriot Act（爱国者法案）》所体现的自由主义歇斯底里？
帝国与自由主义的悬置
在《Liberalism and Empire（自由主义与帝国）》一书中，Uday Singh Mehta将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扩展至美国本土之外的范围。他指出，不仅John Locke，还包括身为东印度公司官员的James Mill和John Stuart Mill，以及他们的英国同胞Jeremy Bentham和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都没有正视自由主义在其声称普世性的同时排除全人类某些类别成员的内在矛盾。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伟大繁荣与帝国的鼎盛时期相伴随。Mehta揭示，自由主义教义不仅与不自由的殖民统治相调和，还被用来为其辩护。他们基于一种“幼稚化”理论这样做，该理论被用来描述尚未踏上使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达到文明状态的成熟生成进化路径的那部分人类：“儿童主题贯穿英国自由主义者关于印度著作的始终，它是教育、治理形式以及进步对齐等各帝国紧迫任务背后的固定支点。”
19世纪自由主义对殖民地的理解，与20世纪现代化理论对新兴国家的很多理解相似，依赖于一种早与晚、低与高、落后与先进相重合的历史人类学。历史时间线上较低的位置意味着缺乏有权参与讨论和自治的理性。正如John Stuart Mill所言：“自由作为一项原则，对于任何早于人类能够通过自由和平等讨论得到改进的时间点的事态都没有适用性。在此之前，对他们来说，除了对Akbar或Charlemagne这样的人物无条件服从外，别无他选，如果他们有幸找到这样的人物的话。”这种历史幼稚化理论成为19世纪自由主义为帝国辩护的理由。
Mehta对立面的是Edmund Burke，他拒绝自由主义普遍主义——认为全人类相同的学说。如果说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普遍主义和历史进化论预示了现代化理论，那么Burke则代表了当代地区研究学识中承认并重视差异的认识论立场。他谴责无特征且抽象的自由主义普遍主义未能理解领土如何被特定且具体的历史与文化所标记。Burke观点的一个显著特点（部分原因在于它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形成鲜明对比）是他赋予地方以政治和心理重要性。个人“属于”、“来自”并“生活在”地方。对Burke而言，这些语言象征捕捉到个体和集体身份的根本方面……历史和地理位置的规范力量源于它们对身份形成的心理中心性。
不同于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 Burke看到了爱尔兰新教帝国的不公，并对美国独立并无遗憾。“在爱尔兰、美洲和印度问题上，他[Burke]始终站在未来的那一边，” Harold Laski告诉我们，“他是第一个完全理解属民种族问题道德含义的英国政治家。”Burke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继承者分道扬镳，并非因为“他拥有更‘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和与其‘对应’或更好地描述印度人本质的散文，而是因为他的思想……认真对待人们通过这些情感、感受和依恋而‘在家’，并渴望如此的状态……这种思想姿态承认，经验的完整性与其地域性和有限性紧密相连。”Burke承认自由主义者否认的事实：“正是通过这些途径，陌生人独特性、个体性、社会和政治身份——一句话，他们的‘经验模式’——对自身生活赋予意义。”
Burke找到了一条介于忽视或否认一切地方与归属标记的自由主义普遍主义与否认一切人类共性并断言所有习俗具有道德等价性的文化相对主义之间的道路。Mehta让Burke构想两个陌生人之间的对话或协商，他们各自的规范对对方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这场对话“蕴含着这样的可能性……通过旨在理解赋予人们生活意义的情感的对话，可以建立起更广泛的同情纽带。”虽然自由主义对人类同质性的假设消除了理解他人意义系统的需要，但Burke认识并珍视差异，为旨在拉近陌生人之间距离的对话与协商留出空间。
美国人并非伯克主义者。他们在理解他人的意义系统方面是迟钝的。正如一位杰出同事所说，他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研究生院倡导取消外语要求时说：“没有必要学。你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在英语里。”
普遍主义理论走向海外
Max Weber和Clifford Geertz提醒我们，模型有两种类型：关于（models of）的模型和为了（models for）的模型。前者是一种启发式工具，是一种设计用于指导探究的分析抽象。后者则是值得效仿的典范。实践中，两者往往存在混淆。关于（models of）的模型变成了为了的模型。甚至在命名一个模型时，都很难不将其变成一个为了（models for）的模型。例如，考虑一下“现代性”和“传统”这两个简单的概念。在满是《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读者的鸡尾酒会上，这两个词会被理解为中立的符号吗？
我们把主导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新比较政治学的一系列概念总结为现代化理论。作为一个连贯的概念集合，现代化理论遭受了严重批评和反动，如20世纪70年代的依附理论和90年代的后殖民批判。但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前提和承诺——通过复制其发展阶段来再现西方——在美国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中仍然作为一种主题持续存在。其以新面目回归提醒我们，现代化理论在学者和政策知识界继续作为一种为了（models for）的模型发挥作用。因此，它需要重新审视。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需要了解历史。
现代化理论产生于David Easton在政治科学领域和Talcott Parsons在社会学领域开创的那种结构功能系统理论的交汇。二者都是宏观的、总体化的项目，旨在解释一切。正如Parsons1954年在哈佛大学行为主义委员会会议上所说：“现在设想了一个长期的学术活动计划，其目标不亚于在所有行为科学领域实现理论统一。”受18世纪启蒙视角启发，现代化理论结合了19世纪大陆社会科学研究中发现的宏观历史概念传统——如Hegel、Marx、Comte和Weber的工作——以及美国行为科学的20世纪决定论。对现代化理论家而言，世界历史朝着一个进步的未来前进，由一个内在理据或动态驱使，以线性或辩证方式迈向高潮，即工业化西方。
就此而言，西方，尤其是美国，被视为向世界展示其未来的典范。现代化理论代表了我已讨论过的自由主义历史观的延伸——James Mill和John Stuart Mill价值观丰富的概念的科学化、客观化版本，他们认为世界人民是落后的/先进的、未开化的/文明的。
Parsons和Edward Shils的模式变量为管理日益庞大的现代化理论项目提供了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方法。他们提出一系列对立二元组来组织现代西方及其传统他者的社会宇宙：归属性/成就性、情感性/情感中立性、集体取向/自我取向、特殊主义/普遍主义、扩散性/特指性。这套二分法构造两边的项目被认为在系统上相关联。模式变量左侧代表有待超越的传统世界；右侧代表正在实现的现代世界。框架的终极论色彩要求朝着必然的未来迈进。历史进程只提供了两种可能的结果：通向现代性的阳关大道和历史的垃圾堆。没有人驾驶这个无主体的过程。没有提及多元现代性或传统，更不用说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Parsons/Shils模式变量暗中将盎格鲁—美利坚式机构与发展中世界的机构对立起来，并规划了一条道路，即进步意味着殖民他者的盎格鲁—美利坚化。
Parsons/Shils范式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以关于的模型伪装的为了（models for）的模型承诺了终结。所有可能的行为排列组合都可以得到解释：“我们坚持认为，只有五个基本模式变量，而且，就它们全部源于模式变量而言，它们构成了一个系统。”这一系统范式深刻影响了成立于1954年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比较政治委员会。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Gabriel Almond代表广泛理论共识，当他断言系统一致性概念“编码了我自己对政体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的隐含范式”。
一致性有几层含义。如果“现代”系统的特征是相互锁定、不可分离的，“发展中”政体或社会别无选择，只能全盘接受。这里没有根据特定历史塑造现代性，没有挑挑拣拣。不仅期待发展中国家过渡到预定的西方现代性组合，还要求他们将同样连贯的对比特征丢进历史的垃圾箱。混合状态、杂交及其居民是“过渡性”的、不完整的、不稳定的——要么正在通往现代性，要么是无法完成旅程的失败者。
二分法是压制大多数世界实际存在的中间地带的逻辑结构。然而，正是从中间地带产生了西欧和东亚的多元现代性。这些现代性的历史并无一致性，没有解释它们全部的主叙事。导致英格兰、法国、德国和美国现代化的因素是偶然而非系统地相关的。
我们对二分法的争论在于它们误解了社会变革如何发生。大多数变革是通过适应和逐步进行的。传统的某些特征会延续到现代性中，尽管经常有所修改。传统不是一个不可打破的包裹；现代性也不是。两者的组成部分都有重组的能力。个人主义可能不会完全取代集体形式的社会交往和行动。尽管现代化过程带来了非人格化，在许多社会中，群体团结和其他形式的制度化情感仍然抵制情感中立。特定的时间和环境组合继续标志着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适应性催生了多元现代性。
新一代的普遍主义
现代性理论已被新一代普遍主义浪潮席卷。理性选择与全球化为分析带来了类似的假设。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家最倾向于认为世界始终无处不在地保持同一性。当George Stigler和Gary Becker在“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口味是没有争议的）”一文中主张人类行为者之间不存在理论上重要的口味差异时，他们阐述了一种消除差异的自由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形式理论开始以理性选择的形态从经济学迁移到政治学，随之带来了微观经济学中嵌入的普遍主义。它还带来了微观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似乎理性个体普遍受到最大化效用的动机驱动。虽然可以对集体行为、利他主义和公共物品进行建模，但很难将形式建模与它长期以来与之紧密结合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效用最大化区分开来。这些假设使得理性选择难以认可许多社会中集体动机和集体行动者的普遍存在，也难以认识到文化在决定偏好方面的重要性。
理性选择对集体和特定事物的轻蔑比现代性理论对旨在区分和描述文化的学术研究造成了更大伤害。至少现代性理论有一套区分词汇来描述他者，这套词汇承认了替代的社会和理想属性。理性选择的探究和解释用单一、统一的效用最大化概念取代了动机和身份的替代表述。根据Amartya Sen的观点，“一个人被赋予一个偏好排序，当需要时，这被认为反映了他自己的利益，代表了他的福利，总结了他对应该做什么的看法，并描述了他的实际选择和行为。一个偏好能做到所有这些吗？……经济理论一直热衷于这个被赋予一个包罗万象的偏好排序的理性傻瓜。为与这种行为相关的不同概念腾出空间，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复杂的结构。”与我之前关于洛克式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讨论在理论上最相关的是形式理论倾向于赋予动机而非对其进行探究的倾向。认为行为者偏好和选择仅由理性自利计算决定的假设不仅存在问题，因为它忽视了情感、激情和承诺在行为中的作用，不仅因为“理性”本身是稀缺而非无所不在的，还因为它由不同文化以不同方式定义。
作为反动的区域研究
现代化理论遭遇了多个反动，包括依附理论、全球化理论和后殖民批判。其中最为明确的是依附理论，它在对发展的理解中引入了剥削的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缺乏发展。现代化理论并未注意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作为欠发达状况中重要因素的存在。即使注意到，也很可能会将它们视为积极因素。现代化理论相对不受国际权力分配的影响，而依附理论则从这一分配出发。现代化理论将发展中国家解读为至今未能获得发展所需某些属性的失败者（“受害者之过”），而依附理论则认为它们之所以没有发展，是因为殖民主义的剥削性质或权力的差异化分布（“胜利者之过”）。现代化理论是自由主义和右翼意识形态的构建，而依附理论则是社会主义和左翼的构建。
区域研究最初是一种官僚建构，是冷战的产物。1958年，国家防御教育法案资助区域研究，因为国会认为国家需要语言和区域知识来继续与共产主义的斗争。区域研究为“囤积区域专家”提供了一个工具——这个比喻的军事色彩并非偶然。NDEA旨在提供9·11前夕明显缺乏的知识，当时掌握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文化和政治知识或许能连接起那些著名的线索。NDEA未能实现其目标，即克服美国对外语的过敏和对外国社会的漠不关心，从这样一个事实可以看出：美国几乎找不到一名普什图语人士去询问当地部落民是否最近见过本·拉登先生。这一过敏症依然顽固，从民主党支持的国家安全语言法案和国土安全教育法案因缺乏共和党支持而在委员会中搁浅这一事实可见一斑。
地区研究立法存在矛盾。国防教育法获得通过的叙事是充满好战色彩的；需要语言和地区知识来抵御敌人或在有争议的国家抢占先机。但进入地区研究的学者，除了苏联学者外，大多是带着一种友善的好奇心和渴望了解他者的心态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学术创业者乐于借助好战之风为那些通常不会得到联邦资助的深奥专业争取更大的部门预算。聪明的院长与梵语、阿拉伯语和汉语教授合作，建立了学习计划，并为渴望与其他学者共度的热情学者提供了学术职位和奖学金。好战与和平的目标之间的矛盾一直相对未被触动，直到伊拉克战争揭露了地区学者中的一部分——研究阿拉伯中东地区的学者。他们被揭露为对媒体关注、派遣士兵的美国民众日益怀疑的地区的人民和文化持有过于乐观的看法。事实证明，地区研究的学生在完成任务时既带有情感与激情，也带有冷静的观察和解读。这种理解往往导致同情。
地区学者被视为他们研究国家的影子使馆。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Henry Kissinger主张将地区专家的外交官员从他们最熟悉的国家调离，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会变得过于本地化。他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但他错估了他们为国家服务的能力。他们与各国和地区的长期交往，为总统因四年选举周期而关注的大战略提供了必要的纠正，同时也为行政部门摆脱时间、空间和环境的束缚提供了帮助。
许多地区学者接受的教育方式有助于他们克服洛克式的普遍主义、对自由共识的公理式坚持以及美国人的共识。他们接受伯克式的训练，对他者的“古老体制”保持敏感，并对那些声称要按照美国的模式改善他者状况的项目持怀疑态度。想想Graham Greene故事书中那个身处棕榈树环绕之地的异国英国人形象——他对自己祖国有些疏离，会说斐济语，了解当地杂货店老板是海洛因供应商，而当地屠夫的儿子是丛林游击队——这就是一个被夸大版的地区学者，他叛逃到被观察的国家。
然而，地区学者在美国仍然是少数特例。Niall Ferguson曾提议美国接受其作为全球霸主的命运，但应从大英帝国的历史中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帝国强国。Ferguson认为，美国面临着在外国土地上坚持其道路的需求，但却因注意力缺陷障碍而陷入困境。它必须学会以尽责的精神服务，并认识到其文明使命。尽管我对弗格森的项目并不十分热衷，但如果我热衷的话，我也会和他一样对美国能否扮演英国霸主的角色感到绝望。英国霸权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英国人接受并融入了差异。英国的封建过去及其在英国心态和治理结构中留下的皇家和贵族痕迹，使帝国能够巧妙地将英国种族主义融入当地不对称的模式中，通过成功地将土著从属者纳入英国等级和秩序体系来奖励他们。这种文化上的灵活性对于美国人来说更为困难，因为他们的洛克传统使他们无法优雅地利用不平等来为自己谋利。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位英国和阿拉伯文化的双面间谍，是英国帝国想象力的典范；而“丑陋的美国人”，满脑子的自由主义设计，却是美国人无法想象他者的能力的典范。
我想回到我的论点，即地区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科学界和美国公众中普遍心态的一种反动。一些地区学者明确地与比较项目保持距离，因为他们认为“比较”是一种被文化傲慢污染的学科实践，是一种贬低他者的方式。无论是在政治学、经济学还是社会学中，比较都围绕着第三世界国家所缺乏而第一世界所拥有的东西展开。以科学实践为幌子的比较变成了一种羞辱他者的方式。
许多区域研究学者与Burke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尊重他人的尊严、价值和意义。这种尊重只能通过承认他人的特殊性来体现。区域学者学会了进入他人的生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成为”他人。他们抵制将个别现象归入永恒视角之下或将地方思想与实践视为某种抽象普遍性的实例的做法。
这种对区域学者的刻画很难让知识塑造权力论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已故的Edward Said信服。在他出版最知名的著作《Orientalism（东方学）》时，他认为“任何教授、写作或研究东方的人……都是东方主义者……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风格，用于支配、重构并对‘东方’拥有权威”。尽管赛义德在后续作品中对这一立场进行了微妙调整，但这一批评在后殖民作家中变得普遍，无论是生活在殖民地的还是生活在殖民地以外的。后殖民理论与区域研究有着复杂的关系。
后殖民理论家经常结合马克思词汇的批判性优势和马克思会鄙视的文化决定因素。他们既可能出现在英语或比较文学系，也可能出现在社会科学系。后殖民学者不尊重并跨越界限。他们是“后”殖民的，因为他们攻击帝国和准帝国作者——以及常常是所有非殖民地作者——的正当化论述。作为福柯和赛义德的继承者，他们哀叹权力的腐败和权力与知识的致命交织。有些人视区域学者，特别是美国区域学者，为企业剥削或压迫国家的走狗。但也有人视他们为后殖民一代敏锐的眼睛，愿意为旧欧洲的冒犯支付文化赔偿，并对抗新美国的文化无动于衷。
我上述所使用的语言（尊严、尊重）表明，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方法论问题，而更是一种世界观和承诺。这是区域学者与认识论普遍主义者相遇并争论的领域。当代社会科学中的认识论争端提醒我们，学者们将自己的研究方法赋予了道德光环。在极端情况下，区域学者认为任何不承认特异性和语境的方法论都是不道德的；他们谴责纯粹功利主义对待区域知识的研究方法，将其视为假设检验的“原材料”，视其为对知识生产手段的疏离。
然而，区域研究本身也因忽视能产生普遍理论（尤其是因果关系理论）的比较方法而受到抨击。假设检验者指责区域研究陷入关于不可通约性、我的村庄真理与你的村庄真理的无意义讨论，这些讨论仅产生个案的特异性，却未能产生解释。区域研究的标准辩护——即研究者揭示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质——遭到反驳，认为即使独特性也依赖于比较。
Louis Hartz在他的美国版区域研究中探讨了这一问题。他谴责美国历史学家以例外主义之名掩盖自身的孤立性。与欧洲的比较“不是为了否认我们的民族独特性，这是奇怪地被提出的单独研究美国的理由之一，而是实际上为了肯定它。我们如何能知道任何事物的独特性，除非通过将其与并非独特的其他事物进行对比。”区域研究还受到另一代普遍主义者——全球主义者——的攻击，其中许多人认为各区域世界正在趋同于单一模式。一些人认为区域研究方法冻结了正在被全球进程改变的现有区域和国家身份，而应关注流动性的新标志：“贸易、旅行、朝圣、战争、传教、殖民、流亡等”。全球化研究的近期热潮在强调被国家中心政治科学和部分区域研究忽视的跨国世界方面是可喜的。但全球化研究往往基于全球同化过程将使“本地”知识变得无关紧要的假设，从而未能直面他者的社会和政治。尚不至于此。即便当地人在穿牛仔裤、喝可乐、看电视、上网冲浪，区域学者所考察的文明和文化实体也不会丧失其独特性。
情境知识
如果现代化理论和其他普遍主义方案（如理性选择和全球化研究）使用基于盎格鲁—美利坚式经验制造的概念和范畴，并通过不承认他者的自主性、真实性与能动性来否定差异，那么哪种认识论可能如此做呢？普遍知识的替代品是情境知识。情境知识认识到时间、地点和环境，并假定个人及其能力由这些因素标记。它从具体性出发向上形成比较概括，而不是从先验假设向下进行。情境知识的理论构建考虑了地方知识和实践——居民如何感知和解释他们的世界。从下至上构建的理论产生的未来与从上至下构建的理论不同。
我们可以通过它对未来做出预测的方式来描述情境知识。普遍主义理论预测人类共有的单一历史，所有人将沿着共同的发展路径前进。相比之下，情境知识通过参考文化/社会/政体的来源来预测未来。其具体性决定了下一步。当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非随心所欲地创造时，他指出了历史能动性的局限。这些局限大多与物质决定因素有关。适用于情境知识的能动性局限具有伯克式的特点，即由国家的“古老宪法”（即成为习俗的社会政治模式）设定的局限。马克思与现代化理论一样，预测人类共有的单一历史。Burke对历史能动性的思考方式，即未来源自过去，通过多条路径与多重历史相容。
我们也可以通过其偏好的探究方式来描述情境知识。因果性和意义是两种重要对立探究方式的核心。因果性（或至少规律性）——什么导致什么或什么与什么相伴随——要求实证知识。意义（人类如何感知和理解世界）要求解释。如果我眨眼，我是想让你加入阴谋吗？我是想勾引你吗？我眼里有沙子吗？我有抽搐吗？意义结构很重要；简单事实并不能自己说话。
虽然承认任何探究都需要实证和解释性方法，但情境知识（由地点、时间和环境标记的知识）依赖于意义的挖掘。对于一个转化项目（许多现代化理论及其世代继任者都是转化项目）来说，不同情地关注替代世界观符合其利益。较少受转化项目驱动的情境知识致力于地方知识的有效性和重要性——人们理解自身历史、社会过程和世界观的方式。区域研究的大量工作就是对这些理解进行解读。因此，情境知识使多种生活方式变得可见且可信。
结论
美国对世界怀揣“到处强加Locke”的冲动，并未消失，反而随着美国摸索着、有时无意有时有意地走向成为一个帝国，变得更为明确。“美国采取了新的政策，即中东地区的自由前进战略”，布什总统2003年11月在民主国家基金会上向听众表示，“推进自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的召唤。从十四点原则（威尔逊）到四大自由（罗斯福）再到威斯敏斯特演讲（里根），美国都将我们的力量置于原则的服务之下。我们相信自由是自然的设计；我们相信自由是历史的方向。”问题是，美国在中东及其他地区与他者的遭遇，是否会给予美国人那种“相对性意识”，那种“哲学火花”，使他们能够认识并应对在其他民族和政体中发现的陌生和奇异？抑或只会像往常一样，加剧对差异漠不关心的自由绝对主义？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编辑、排版：焦磊
〇 审校：郭瑞涵 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