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地区的国家社团主义研究 |【意识形态】专题

编者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新制度主义和“国家的回归”运动影响下，社团主义理论兴起。受前者影响较深的学者着眼于西方发达国家从而发展了社会社团主义理论，而受后者影响较大的学者则聚焦欠发达国家，发展了国家社团主义理论。本文回顾了社团主义的一般理论并对社会社团主义和国家社团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重点探讨了国家社团主义在拉美地区的发展情况。作者进而抛出了社团主义理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即社团主义的制度安排如何影响权力关系，以及如何综合政治经济学和路径依赖理论两种研究路径，以及应用关键节点理论来研究拉美世界发展。

拉美地区的国家社团主义研究

（原标题为：《社团主义理论的兴起及其对拉美世界的影响》，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

卢春龙，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引文格式（GB-2015）：

卢春龙.社团主义理论的兴起及其对拉美世界的影响[J].拉丁美洲研究,2013,35(04):48-53.

内容提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团主义理论的兴起为比较政治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但社团主义理论的发展很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采纳了新制度主义基本理念的学者们主要关注发达国家中的利益协调和政策制定，发展了社会社团主义理论；受“国家的回归”运动影响的学者们则关注欠发达国家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了国家社团主义理论。本文比较了社会社团主义理论与国家社团主义理论的区别，并进而分析了国家社团主义理论对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未来社团主义理论的两个研究方向，一是社团主义的制度安排如何影响权力关系，二是如何综合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的理论来解释国家社团主义在拉丁美洲世界的发展。

关键词

比较政治学；多元结构主义；社团主义；拉丁美洲；路径依赖

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团主义理论（corporatism）的兴起为多元结构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比较政治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新制度主义”和“国家的回归”两场学术运动为社团主义理论的兴起提供了理论推动力，不过这两场运动对社团主义理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使社团主义理论朝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受“国家的回归”运动影响的学者们选择从文化、历史传统和传统社团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解释国家社团主义在欠发达国家的兴起及其影响。采纳了新制度主义基本理念的学者们则强调社团主义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发达国家中的利益协调和政策制定，这一研究路径往往被称作为社会社团主义。

社团主义理论反映了比较政治学领域普遍性的理论变迁，20世纪50年代以前，第一代比较政治学学者强调制度的法定和形式特性及其规范结果，他们集中于研究“政治的形式和法律维度、宪法条例、司法规则以及恰当设定的政府制度”，把精力放在研究形式和法定制度的规范结果上，而不去研究制度广泛的政治社会后果以及政治行为者的态度和行为，他们的研究也主要集中针对欧洲国家。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较政治学研究因为一大批“新兴国家”的诞生而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正式的法律、规则和结构显然并不能解释实际的政治行为和政策输出。以阿尔蒙德、伊斯顿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者主张关注非正式权力的分配、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而不再仅仅关注政府机构的正式特征，此时的行为主义运动深受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观念的影响，因而这一运动也被后人称作是多元结构功能主义运动。

到20世纪70年代，在新制度主义和“国家的回归”运动影响之下，社团主义理论开始兴起，挑战多元结构功能主义的前提假设和逻辑。社团主义理论批评多元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犯有化约主义（reductionism）的错误，因为多元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倾向于将政治现象视为个体政治行为聚合的结果，而不是将政治结果归因于宏观层次的组织结构和适当的行为规则。此外，多元结构功能主义将国家作为因变量也受到广泛批评。在多元结构功能主义的架构下，阿尔蒙德、伊斯顿等人通常用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国家行为。但是，“国家的回归”这一派学者则认为，国家应当被视为外生变量或者中间变量，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国家对个体政治行为的制度约束。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制度是如何衍生出来的；起初又是哪些历史条件导致这些制度的产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团主义理论蓬勃兴起，大多数学者都认可，社团主义组织网络在界定政治行为者在不同国情下面临的激励和约束上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他们一般认为，社团主义的制度安排不仅塑造了政治行为者的目标，而且确定了既定政治体制下政治行为者的权力分配。社团主义隐含的因果逻辑如下：

社团主义的制度安排→行为者的策略及其相互影响→政策→政治输出 

（由权力和利益界定行为者的策略） 

然而，由于受到“新制度主义”和“国家的回归”两场学术运动的不同影响，社团主义理论的发展分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受新制度主义影响更深的学者更多地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研究这些国家中联系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交错的组织网络，他们认为，国家的自主性内嵌于社会之中。对他们而言，社团主义的制度安排构成了一套约束国家与社会关系、协调不同社会利益的体系。用彼得·豪尔的话说，社团主义的组织网络不仅能够表达社会利益和冲突，同时也能对其进行塑造、转变和调解。而那些受“国家的回归”运动影响更深的学者则发展了在欠发达国家中实行的国家社团主义理论，如拉美学者就利用这一研究路径去了解威权主义国家如何通过社团主义的网络试图控制社会、限制社会自治。

本文将回顾社团主义的一般理论以及其在拉美范围内的应用。第一部分回顾社团主义的一般理论以及社会社团主义与国家社团主义的区分；之后转而论述国家社团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实践；最后，分析社团主义的政策过程以及拉美国家社团主义形成的关键节点，并进而提出未来社团主义理论新的研究领域。

一、社团主义的一般理论

菲利普·施密特在他里程碑式的著作《仍然是社团主义的世纪吗？》中，将社团主义定义为“一个利益表达的系统：该系统的构成单位被组合进一个具有单一性、强制性和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且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得到国家的承认或许可；并被授予代表各自领域内的垄断性地位，作为交换，他们在需求表达、领导选举、组织支持等方面受到国家的相对控制”。这种将社团主义界定为一种利益表达方式的定义显然有别于多元主义。与此同时，莱姆布鲁赫则将社团主义定义为利益集团参与协商的政策制定方式，这一社团主义的显著特征就是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高度协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参与各种社团组织的‘多边谈判’，充当他们之间的积极调停者”。尽管上述两种定义都关注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参与，但施密特的定义更侧重于利益表达的结构，而莱姆布鲁赫的定义则更偏向政策制定的过程。阿伦·考森试图将结构和过程两个维度都吸纳到自己的社团主义定义之中，社团主义是“这样一种特定过程：垄断性的功能性利益团体就公共政策的输出与国家机构进行政治交换，而这些社团既扮演利益表达也扮演政策执行的角色”。基于这样一种社团主义的概念，阿伦·考森发展了一个政治谱系以区分社会社团主义和多元主义：

根据上面的讨论可知，社会社团主义和正统的多元主义之间的差异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区分：结构和过程。从结构的维度看，社会社团主义语境中的利益表达是由等级结构、功能分化且会员资格强制性的利益集团所垄断。而多元主义语境中的利益集团则不拥有这类代表任意特定群体的垄断性权力，同时利益表达具有竞争性。从过程角度看，那些等级结构、功能分化的利益集团参与了从政策形成到执行的整个过程。而多元主义语境下，利益集团可以影响政策输出，但不能参与政策执行过程。利益集团形成利益要求并将它输入到政治系统中，然后由政府机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聚合这些利益要求。

那么，如何解释社会社团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兴起呢？一些学者认为，为了达到凯恩斯主义框架内更高水平的宏观经济表现，工业化国家推进了一系列社团主义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的利益集团都被汇集到一起，并被鼓励缔结一系列关于未来行为的契约，而这些行为通常对经济政策沿着既定路径发展有很大影响”。里奥·潘尼奇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社会社团主义的兴起与管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更多的国家参与密切相关，集中表现为全国性工会和企业组织在国民经济规划和收入政策计划上的一体化”。总体而言，在发达国家中，社会社团主义的组织安排为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国家参与经济管理提供了有效途径。因此，社会社团主义的文献展现了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转型：传统上对政治理论更为关注，现在转向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这种转变正好与政治学领域中20世纪70年代政治经济学的复兴相重合。

随着发达国家中社会社团主义研究的兴起，有一群学者开始关注欠发达国家中的国家社团主义的实践。其中，大多数学者通过借鉴拉美经验来解释国家社团主义的实践，并着重突出国家自主性是如何战胜社会自治的。尽管社会社团主义和国家社团主义都集中关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但社会社团主义强调的是它们之间的妥协和共识，而国家社团主义则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阿伦·考森采取利益竞争的考量来区别国家社团主义、社会社团主义和多元主义。

国家社团主义←→社会社团主义←→多元主义←→利益竞争

上述政治谱系之中的隐含变量是利益竞争的强度。多元主义的框架下有充分的利益竞争；在另一个极端，国家社团主义下只有非常有限的利益竞争，而且利益表达被国家所控制；而社会社团主义介于两者之间，由社团主义的制度安排对利益竞争进行调解。

国家社团主义的学者认识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何其重要，他们也开始努力纠正施密特对社团主义的定义。他们认为施密特的定义仅限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能作为比较研究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吉列尔莫·奥唐奈试图超越施密特关于社团主义的定义，他引入了一种新观念，即国家和社会的动态关系应成为关注的中心，社团主义的制度是一种特殊的代表机制，它体现了社会和国家相互作用的不确定的逻辑关系。鲁斯·科利尔和戴维·科利尔采用了诱因和约束的度量来区分国家社团主义和社会社团主义。“诱因”是指国家试图赢得社会团体合作的过程，而“约束”是指国家直接控制社会团体的过程。

在《塑造政治领域》一书中，鲁斯·科利尔和戴维·科利尔将“诱因”定义为笼络机制（mechanisms of cooptation）。不同的是，在发达国家之中，缺乏“约束”压力的“诱因”导致了社会社团主义的做法；而在欠发达国家，附带着高“约束”的“诱因”导致了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渗透和控制。在这里，鲁斯·科利尔和戴维·科利尔仍然采用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基本思路来发展社团主义模型，同时区分两种社团主义的不同。

从施密特的利益代表结构到莱姆布鲁赫的政策过程，再到奥唐奈的国家一社会关系，对社团主义的定义变得更加灵活，也越来越适用于比较政治学领域。施密特定义的缺陷在于，正式代表结构在某些国家并不存在，而这些国家却又具有社团主义的特征。莱姆布鲁赫定义的优点是能够更好地描述国家和社会行为者之间的互动，但它不能将社团主义与多元结构功能主义清晰地区分开来。此外，上述两者的定义仅限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能作为比较研究的一般性理论框架。通过对国家和社会动态关系的评估，奥唐奈的定义能够将社团主义与多元结构功能主义相区分，也能够作为一般性理论应用于比较研究。总的来说，社会社团主义是国家和社会动态关系的一个极端——国家自主性内嵌于社会之中；而国家社团主义则是另一个极端——国家自主性控制着社会自治。

二、拉丁美洲的国家社团主义

拉美学者带着所有这些理论争论来解释国家一社会的动态关系，以及拉美范围内的国家社团主义的制度安排。拉丁美洲国家社团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强国家往往战胜并控制着弱社会。阿尔弗雷德·史蒂芬把拉美的国家社团主义定义为“一种特殊的政策和体系的集合，在这一集合中，控制着国家机器的精英们尝试重建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史蒂芬进一步划分了拉丁美洲两种不同形态的国家社团主义：“包容的社团主义”和“排它的社团主义”。包容的社团主义表现为，国家政治精英运用非强制手段把那些业已活跃的工人和农民社会团体纳入国家主导的社团主义组织中；而排它的社团主义则表现为，国家政治精英主要依赖强制手段来吸纳那些业已活跃的工人和农民社会团体或者使这些社会团体瓦解。乔尔·米格代尔也对拉美国家社团主义框架下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作出了类似的评价。他认为，拉美国家并不能像西欧国家那样扮演一个中立的调节者，调节既有的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可利用的社团组织，那么拉美国家就会创造一些新的社团主义组织网络，以此重塑国家和社会关系；如果已有较为活跃的社团组织，那么拉美国家就会笼络或者强制令其进入社团主义组织网络。

学者们往往用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观点来解释社团主义制度安排产生的原因。新政治经济学同样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强调政治和经济的互动作用，这一理论深受理性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以及国家主义学说的影响。奥唐奈与埃文斯都采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来解释拉美地区的社团主义实践。奥唐奈在其著作《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中提出了如下的因果关系链：

经济发展→政治冲突→国家社团主义

在奥唐奈看来，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导致了社会分化和冲突，从而导致了军队和核心社会集团在这些国家建立官僚威权式政权。而新的官僚威权式政权会利用国家社团主义的制度安排，采用胁迫或者笼络的方法，将业已分化的社会置于其控制之下。同样的逻辑出现在米格代尔的《强社会与弱国家》一书中。拉丁美洲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变革带来的张力和紧张局势要求政治领域也作出实质性的变革，这就导致以官僚威权式政权和国家社团主义制度安排为特征的新的政治体系的形成。

但是这种分析模式具有内部导向性，它并不关注由外国投资、跨国公司、西方发达国家等因素带来的外部影响。这种模型最基本的逻辑在于，官僚威权式政权和国家社团主义制度安排都是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社会分化和政治冲突的结果。奥唐奈与埃文斯都意识到了这一分析模式的弱点，他们用“依附性发展”来替代传统的分析模式，也就是说将外部影响视为政治系统形成的关键因素。下式说明了这一逻辑：

依附性发展→国家社团主义

正如马洛伊所说，依附性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变量，本身就可以解释威权主义与国家社团主义在拉美的存续。依附性发展导向型国家面临的问题是，政府需要将多重而又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纳入到决策结构之中，确保最低限度的政治稳定，让发展导向型政策能顺利推行。然而，最低限度的政治稳定在拉美国家很难实现。因此，国家社团主义政体往往被视为对最低限度政治稳定的保障，以及对整合多重社会利益失败的一般性危机的回应。

奥唐奈与埃文斯描述了依附性发展如何导致国家社团主义的内在机制。奥唐奈以阿根廷为例，介绍了国家社团主义的兴起，他着重强调了军队、上层资产阶级和跨国公司三方组成的联盟。阿根廷的国家社团主义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这意味着它往往通过控制或压制工会及其政治行为，以减轻民粹主义前期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压力。埃文斯则重点研究了巴西的本土资本精英、国际资本与国家资本的三方联盟，区分了依附性发展和传统的依附两者之间的差异。他强调“依附是与弱国家相伴随的，而依附性发展则和强国家相伴随”。国家社团主义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就是为了强化国家的权力并且协调社会多个不同利益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巴西社团主义也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这就导致它无法胜任服务于社会大众的需要。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国家社团主义能够促进拉美世界的发展。这一理论假设：如果社会被恰当地组织起来，追求分配的恰当性而非平均主义的绝对公正，那么和谐的发展过程也是能够实现的。这种假设背后的逻辑在于，发展导向型的拉美国家“需要最广泛意义上的支持，包括控制一定比例的集体资源，使政府能够进行更有效率的资本积累、控制和分配”。

霍华德·威亚尔达借鉴路径依赖学说提出了另一种理论。路径依赖是指某种机构或组织一旦建立，就将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自我强化，由此极大地限制了其未来行为的选择。基于这一观点，威亚尔达指出，要理解拉美政治体系中国家社团主义的复兴，必须结合“其自身的本土现实和历史传统”。国家精英设计国家社团主义体制作为新的发展观念和组织形式，这需要与他们所处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相适应。威亚尔达定义的“路径”相当宽泛，它并不仅仅局限于正规组织、程序和规范，而是扩展到了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层面。因此，威亚尔达学说的基本逻辑在于，拉美国家的社团主义实践根植于他们对和谐、公共利益、国家角色等制度化的概念在历史沿革中的独特理解。

威亚尔达接着将拉美的国家社团主义重新定义为一个受天主教思想影响的权力分配和利益代表的特殊体系，强调功能性代表，把劳方与资方整合进一个广泛的、有着等级秩序的、和谐的、垄断式的、功能决定的网络之中，并且国家权力指导、左右着这一网络。正如威亚尔达所说，拉美文化的本质是一个关乎国家与社会统一、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理念，这一理念根植于古罗马法、天主教思想和传统法律规则。拉丁美洲的社会政治结构，在水平层面上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功能组成部分，在纵向维度上资本与政治精英居于顶端，而国家权力机构统领、协调着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因此，拉丁美洲的制度安排具有等级化、精英化、威权化、天主教父权式等诸多特点，当然最核心的本质是国家社团主义。

不过，史蒂芬用秘鲁的案例对威亚尔达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拉美世界的社团主义实践并非是长期社团主义政治传统的产物，而是分裂的、融合程度低的社会难以实现政治团结的反映。正如史蒂芬指出的，国家社团主义主要是一种精英式的危机应对方式，是国家精英为重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作出的尝试。这种对国家社团主义结构的“危机应对”解释与威亚尔达历史的“路径依赖”解释相较，难分高低。

威亚尔达观点的优势在于，社会的分化和冲突虽然无法自动而直接地转入政治领域，但它可以通过现存的体制转化而成。这是因为，现存的体制为接下来的政治选择提供了一般性框架。在特定制度框架之下，政治行为者的行为往往被体制所引导和限制，而不单单受自身利益的驱使。因此，在拉丁美洲，国家社团主义实践的根源在于他们对和谐、公共利益、国家角色等制度化的概念在历史沿革中的独特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蒂芬的观点并没有挑战威亚尔达的基本假说。本文的观点是，奥唐奈基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忽略了历史制度在拉美实践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政治选择往往基于人们的理性判断，但政治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受历史文化限制的，并非纯粹理性。当然，威亚尔达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无法很好地平衡历史的延续和中断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对历史上的中断与跨越式发展无法给出有力的解答。

三、结论

社团主义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两个领域：（1）国家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参与；（2）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社团主义用新政治经济学的路径解释了国家参与国民经济活动的兴起。在社会社团主义看来，国家参与国民经济活动是为了实现凯恩斯主义框架内更高水平的宏观经济表现，这就需要一个囊括工会、资方与国家的三方协调体系，以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收入分配计划。而对国家社团主义而言，国家参与国民经济活动被视为是依附性发展的前提。其次，社团主义将国家这个变量重新带回到分析框架之中。正如史蒂芬所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多元结构功能主义是一种化约主义，它将国家看作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因变量，这种研究方法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国家在构建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社会社团主义看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的调整和重组是通过“诱因”实现的，这一过程中社团主义组织在政策过程（从政策形成到执行）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而在国家社团主义看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重组是通过“诱因”和“约束”实现的，这一过程导致了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支配。

未来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第一个问题是，社团主义的制度安排如何影响权力关系，在社会社团主义框架下的政策过程中所涉及的政治行为者是如何分配权力的。一些学者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传统的社会社团主义的结构特征（如工会组织程度、代表集中程度、三方体系）就已经开始消失了。因此，解释社团主义框架下的权力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行为者之间的政治交换和政策输出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国家社团主义的。无论政治经济学还是路径依赖理论，对于解释拉美世界的国家社团主义实践，都有着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传统的拉丁美洲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确对当前的国家社团主义实践产生影响，然而，伴随着现代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危机也促成了当前的国家社团主义实践。如何综合上述两种研究路径，以及如何深化我们对国家社团主义产生原因的理解，都是我们面临的焦点问题。由新制度主义引申而来的“关键节点”概念或许将是我们期待的答案。路径依赖理论的支持者强调传统、文化和制度的历史延续性。然而，历史延续性可能被“关键节点”打断，当大量实质性的制度变革发生时，就会创造一个“分叉点”将历史发展引向一个全新的路径。至于引发“关键节点”的原因，凯瑟琳·西伦认为可能会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分配和冲突。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当关注权力关系和政治冲突是如何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改变的，以及这些改变打断历史延续性的可能性有多高。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荐稿：赵鹏越

〇 排版：汪悦如

〇 审校：杨晔 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