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的箴言：如何区分科学与伪科学？| 学科教学
编者按
为了帮助社会科学初学者和社会大众从更好的信息来源中获得更正确且完整的信息，我们特此编译了本批文献。这批文献均是从国外知名大学研究方法课程大纲的阅读文献中精心挑选，首批包括了简易的文献阅读指南、阅读统计回归表格的有用提示、如何认知科学研究的证伪性、评估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等等。我们希望，初学者们和社会大众通过阅读这批文献，能够对科学以及科学研究建立初步的正确认识（而不仅限于社会科学），提升信息辨别能力。
之前我们的推送关注于阅读科学文献，而这篇文献将我们带回到了关于科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科学？判定科学的标准是什么？”对于这一个问题的回答，波普尔在半个世纪之前便做出了回答，即科学是可证伪性、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如果政治学希望朝向科学化发展，便需要对此进行追求。当然，对于波普尔的观点存在着大量的讨论与批判，但这些讨论反而证明了波普尔科学哲学的重要性。因此，我们选择全文翻译了关于“科学的可证伪性”一节。当然，由于时代差距，波普尔的观点与我们当下的主流观点有所不同（尤其是举例时），这是值得警惕的。
波普尔的箴言：如何区分科学与伪科学？
（原标题为：《科学的可证伪性（Science as Falsification）》，现标题为译者所拟）
作者：
Karl R. Popper
编译：
焦磊，山东大学
本文选译自卡尔·波普尔于1963年出版的著作《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猜想与反驳）》英文本。
无足轻重主义的诅咒
当我收到这门课程的参与者名单，并意识到我被要求向哲学同行们发言时，我经过一番犹豫和自我安慰后认为，你们或许更希望我谈论那些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以及那些我最为熟悉的发展。因此，我决定做一件我从未做过的事情：向你们汇报自1919年秋天我首次开始着手解决“一个理论何时应被视为科学？”或“是否存在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质或地位的标准？”
这一问题以来，我在科学哲学领域的工作。当时困扰我的问题既不是“一个理论何时为真？”也不是“一个理论何时可被接受？”我的问题与众不同。我希望区分科学与伪科学；虽然深知科学常犯错误，而伪科学也可能偶然发现真理。
当然，对于我的问题，最广泛接受的答案是：科学之所以区别于伪科学或“形而上学”，是因为其经验方法，本质上是归纳性的，从观察或实验出发。但这并不能使我满意。相反，我常常将我的问题表述为区分真正的经验方法与非经验性甚至是伪经验性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方法虽然诉诸观察和实验，但实际上并未达到科学标准。后者的一个例子是占星术，它基于观察——星座图和传记——积累了大量惊人的经验性证据。
但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并非由占星术的例子所引发，或许我应该简要描述一下我的问题产生的背景以及激发该问题的具体实例。奥地利帝国崩溃后，奥地利发生了一场革命：空气中弥漫着革命的口号和思想，以及新奇且往往激进的理论。在这些理论中，对我而言无疑最重要的当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另外三个则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所谓的“个体心理学”。
关于这些理论，特别是相对论，当时有很多流行的谬论（甚至今天也依然如此），但我有幸遇到了引导我研究这一理论的人。我们这个小圈子的学生都为1919年爱丁顿的日食观测结果感到兴奋，那次观测首次为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带来了重要证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伟大的经历，对我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我提到的其他三个理论在当时的学生中也被广泛讨论。我自己有幸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建立了个人联系，甚至在他的社会工作中与他合作，他在维也纳工人区建立了社会指导诊所，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服务。
正是在1919年的夏天，我开始对这三个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分析和个体心理学——越来越感到不满，并开始怀疑它们自称的科学地位。我的问题可能最初以一个简单形式出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个体心理学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它们与物理理论、牛顿的理论，尤其是相对论如此不同？”
为了澄清这种对比，我应该解释一下，当时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会说我们相信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真实性。这表明困扰我的并不是我对那三个理论真实性的怀疑，而是别的什么。同样，我也没有觉得数学物理学比社会学或心理学类型的理论更为精确。因此，在那个阶段至少，困扰我的既不是真理问题，也不是精确性或可测量性问题。相反，我感觉那三个其他的理论，尽管标榜为科学，实际上却与原始神话有更多共同之处，而不是与科学；它们更像占星术而非天文学。
我发现，我的一些朋友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崇拜者，他们对这些理论的一些共同点印象深刻，特别是它们看似强大的解释力。这些理论似乎能够解释它们所涉及领域内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研究任何一个这样的理论都似乎会产生一种知识上的转变或启示，让你看到尚未被启蒙的人所忽视的新真理。一旦你的眼睛被这样打开，你就会到处看到证实的例子：世界充满了对理论的验证。无论发生什么，总是能确认这一点。因此，其真实性显得显而易见；而不信者显然是那些不愿看到显而易见的真理的人；他们拒绝看到它，要么因为这违背了他们的阶级利益，要么因为他们的压抑仍未得到“分析”，并大声呼求治疗。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最显著的特征是源源不断的证实，即那些“验证”相关理论的观察实例；支持者不断地强调这一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翻开报纸，几乎每一页都能找到证实其历史解释的证据；不仅在新闻内容中，也在新闻的呈现方式上——这揭示了报纸的阶级偏见——尤其是报纸没有说的内容。弗洛伊德派的分析家们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断通过他们的“临床观察”得到验证。至于阿德勒，我深受一次个人经历的影响。1919年，我向他报告了一个在我看来并不特别符合阿德勒理论的案例，但他毫不费力地用他的自卑感理论进行了分析，尽管他甚至没有见过那个孩子。我略感震惊，问他如何能如此肯定。“因为我千百次的经验，”他回答道；我忍不住说：“那么，加上这个新案例，你的经验现在应该是一千零一次了吧。”
我心中所想的是，他之前的观察可能并不比这次新的观察更加可靠；每一次观察都是在“以往经验”的光照下被解读，同时又作为额外的证实被计入。我问自己，这证实了什么？无非是一个案例可以按照一个理论来解释。但我反思后认为，这其实意义不大，因为按照阿德勒的理论，或者同样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案例都可以被解释。我可以举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类行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个人出于淹死孩子的目的将其推入水中；另一个人则牺牲自己的生命试图拯救孩子。这两个案例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来解释。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第一个人可能受到了压抑（比如说，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某些成分），而第二个人则实现了升华。根据阿德勒的理论，第一个人可能因为自卑感（也许产生了证明自己敢于犯罪的需要），第二个人也是如此（他的需求可能是证明自己敢于救孩子）。我想不出有任何人类行为不能用这两种理论中的任何一种来解释。正是这个事实——理论总能适用，总能得到证实——在它们的仰慕者看来，构成了支持这些理论的最强有力的论据。我开始意识到，这种表面上的优势实际上是它们的弱点。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爱因斯坦的理论。以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当时爱因斯坦的预言刚被爱丁顿探险队的发现所证实。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导致了一个结果，即光必须被重物（如太阳）吸引，就像物质体一样。因此可以计算出，来自一个远处固定恒星的光线，其视位置接近太阳，将会从这样一个方向到达地球，使得这颗星看起来像是稍微偏离了太阳；换句话说，靠近太阳的星星看起来好像已经从太阳，以及彼此之间，略微移开了一些。这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观察到的，因为在白天，这样的星星会被太阳压倒性的亮度所遮蔽；但在日食期间，可以对它们进行拍照。如果在夜晚拍摄同一星系的照片，就可以测量两张照片上的距离，来检查预测的效果。
这个案例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做出这种预测所承担的风险。如果观察结果显示预期效果明显缺失，那么理论就被直接证伪了。该理论与某些可能的观察结果不兼容——事实上，这些结果是爱因斯坦之前每个人都预期的。这与我先前描述的情况大相径庭，在那种情况下，所讨论的理论与极为不同的行为都相容，以至于几乎不可能描述出任何无法被声称验证这些理论的人类行为。
这些思考让我在1919年至1920年的冬天得出了结论，我现在可以重新表述如下：
我们如果寻找证实，几乎每种理论都不难获得确认或验证；
然而，只有当这些确认是基于大胆预测的结果时才应算数；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受到所讨论理论的启发，我们原本期待发生的事件应当是与该理论不相容的——一个能够反驳该理论的事件。
每一个“好的”科学理论都是一种禁令：它禁止某些事情发生。一个理论禁止的越多，它就越好。
任何可以通过设想中的事件来证伪的理论都不是科学理论。不可证伪性并非理论的优点（正如人们常以为的那样），而是一种缺点。
对理论的每一次真正检验都是试图证伪它或反驳它的尝试。可检验性等同于可证伪性；但检验的程度有高低：有些理论比其他理论更易于检验，更容易受到反驳；它们承担了更多的风险，仿佛是在冒更大的险。
证实性证据只有在它是对理论进行真正检验的结果时才应予以考虑；这意味着它可以被呈现为一项严肃但未能成功的证伪理论的尝试。（在这种情况下，我现在称之为“佐证性证据”。）
一些确实可以被检验的理论，即便被发现为假，仍会被其拥趸维护——比如通过引入特设的辅助假设，或是通过特设地重新解释理论，使之避免被反驳。这种做法总是可行的，但它以牺牲理论的科学地位，或至少降低其科学地位为代价，使其免于被反驳。（后来，我将这种挽救行动称为“约定主义转向”或“约定主义策略”。）
总之，可以说判断一个理论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其可证伪性、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
举例说明
或许我可以借助至今提及的各种理论来举例说明这一点。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显然符合可证伪性的标准。即便当时的测量仪器还不允许我们完全确信地对测试结果下定论，但显然存在反驳这一理论的可能性。
占星术则没有通过这一检验。占星家们被他们认为是证实性证据的东西深深打动并误导了——以至于任何不利的证据都无法给他们留下印象。此外，通过使他们的解释和预言足够模糊，他们能够解释掉任何可能本会成为理论反驳证据的东西，前提是理论和预言更加精确。为了逃避证伪，他们破坏了自己理论的可检验性。这通常是预言家的伎俩，预言得如此含糊，以至于预言几乎不会落空：变得不可反驳。
尽管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一些创始人和追随者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最终还是采取了这种预言的做法。在其早期的一些表述中（例如马克思对“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性质的分析），他们的预言是可以检验的，并且实际上被证伪了。然而，马克思的追随者们没有接受这些反驳，而是重新解释了理论和证据，使它们相符合。这样一来，他们虽然从反驳中拯救了理论，但这样做是以采用一种让理论变得不可证伪的手段为代价的。他们因此给理论加上了一个“约定主义转折”；通过这个策略，他们破坏了其标榜的科学地位。【注：译者为尊重原文保留本段，不代表同意其观点】
两个精神分析理论则属于另一类别。它们根本无法检验，也不可反驳。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人类行为能与它们矛盾。这并不意味着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没有看到某些正确的东西；我个人并不怀疑他们所说的内容中有许多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并且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可检验的心理科学的一部分。但这的确意味着分析师天真地认为证实他们理论的那些“临床观察”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像占星家在实践中每天找到的确认一样。至于弗洛伊德关于自我、超我和本我的史诗，它对于科学地位的主张并不比荷马从奥林匹斯收集的故事强多少。这些理论描述了一些事实，但方式如同神话。它们包含了许多非常有趣的心理学暗示，但不是以可检验的形式。
同时，我意识到这样的神话可以得到发展，并变得可检验；从历史上看，所有或几乎所有的科学理论都起源于神话，而神话中可能包含了科学理论的重要预见。例子包括恩培多克勒的试错进化论，或巴门尼德不变块宇宙的神话，在这个宇宙中什么都不会发生，如果我们再增加一个维度，它就变成了爱因斯坦的块宇宙（在这个宇宙中同样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一切从四维的角度来说都是预先确定和设定好的）。因此，我感到如果一个理论被发现是非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正如我们可能说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无意义、“无意义”或“荒谬”。但它不能声称得到了科学意义上的经验证据的支持——尽管从某种遗传意义上说，它“源自观察”是很容易的。
（还有许多其他具有前科学或伪科学特征的理论，不幸的是，其中一些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一样有影响力；例如，种族主义的历史解释——另一种给人深刻印象且无所不包的理论，它们对软弱的心灵起着启示的作用。）
因此，我试图通过提出可证伪性标准来解决的问题既不是关于意义或重要性的问题，也不是关于真理或可接受性的问题。它是试图在经验科学的陈述或陈述体系与其他所有陈述——无论是宗教的、形而上学的，还是简单的伪科学性质的——之间划清界限的问题。多年后——那应该是1928年或1929年——我称我的第一个问题为“划界问题”。可证伪性标准是解决这一划界问题的方法，因为它指出，为了被视为科学，陈述或陈述体系必须能够与可能的或可想象的观察结果相冲突。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编辑、排版：焦磊
〇 审校：郭瑞涵 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