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物质主义：普适性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 |【政治文化】专题

编者按

二战后，在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后物质主义在欧洲地区逐渐盛行。鉴于后物质主义理论诞生于现代西方社会文化的地盘之上，因而在解释欧美发达国家文化变迁过程时具有本土契合性和切实行，但却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普适化失真的尴尬境遇。

本文以独特的视角和笔触展开论述，重点揭示了西方文化中西主义影响下的后物质主义理论普适性的两大立论错误。一是基于跨文化视域的主客位视角对比，批判后物质主义理论采用强加式客位策略，本土化概念机械式嵌入他国的解释路径，“西化心理学”正是本土化理论强行解释异文化的典型表现；二是西方的线性进步史观和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意识的结合产生了西方中心的民主目的论，这一论断忽略世界文化的分化与多样性，进而造成嵌套逻辑的后验性思维局限和文化霸权现象下的同构谬误。作者将通过本文带领读者共同探讨后物质主义理论背后的西方化与本土化理论认知交融之谜，并就如何建立普适性的文化变迁知识提出针对性建议。

后物质主义：普适性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

（原标题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加式客位与西方中心主义，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

庄梅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引文格式（GB-2015）：

庄梅茜.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加式客位与西方中心主义[J].国外社会科学,2022,(01):33-43+196.

内容提要

后物质主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的脉络中发展出来，是一个具有特殊文化与政治意味的西方本土概念。尽管该理论具有价值无涉的框架结构，展示了经济发展带动价值转型、价值转型继而促进政治变迁的一般过程，但是填充这一框架结构的核心概念和叙事却透露出浓重的本土关怀。长期以来，后物质主义被视作普适性的理论，用来解释全球各地的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现象。通过分析两种重大的立论错误，本文试图证明后物质主义理论并不具备真正的普适性。第一，强加式客位策略的应用使得跨国/跨文化延伸的视角失真。第二，民主目的论/历史终结论忽视了文化的分化和多样性，使得理论工作陷入了“民主至上”的桎梏之中。造成以上问题的直接成因是研究者缺乏对文化主体性的充分认识，背后的根源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知识——权力生产结构。

关键词

后物质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比较政治学；政治文化；文化变迁；本土心理学

一、引言

由英格尔哈特开创并由全球诸多政治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化研究学者大力拓展的后物质主义研究，在经济发展或经济社会现代化带来的大众心理变化和政治社会变化方面，提出了诸多意义重大的命题，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在总结与分析这一理论和实证研究领域时，我们需要对世界上是否存在单一的文化变迁模式，以及文化变迁是否会带来一种全球一致的文化模式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考虑，文化变迁往往出于社会系统自我调适的需求。通过更新嵌入其中的行为者对于社会行为的意义理解和利益界定，文化变迁带来一套新的行为规范，以求有效组织管理社会内部的群体劳作和交往。由于不同社会系统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与目标不同，处于其中的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规范、观念也会随着社会系统的变化而改变，从而达到两相适配的目的。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文化的常态就是分化和多样性。首先，文化变迁的动因可能是外部接触，也可能源于内生性的需求。其次，文化变迁的途径可能包括借用外来文化，使不同群体间的接触出现涵化，或是为群体内部的独立演进带来创新，等等。此外，文化变迁的结果难以预料，既可能促进社会系统的稳定、升级，也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崩溃。文化变迁往往一开始便受制于它得以发生的社会土壤，包括结构因素（长期形成的制度、阶级、传统等）与现实情境条件（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政治局面等）。由于人类社会是一个非线性系统，这些初始条件的细微差异往往会对文化的路径演变产生整体、连续和不可预测的巨大影响。

西方主流的比较政治研究往往很难承认以上观点。在西方的知识与话语体系中，自启蒙运动以来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文化变迁过程被称为人的现代化。循着这一思路，英格尔哈特等人尝试将经济发展、价值转型与政治变迁联系起来，提出了文化层面的现代化理论，即后物质主义理论，并最终将其发展为文化层面的现代化理论和以“民主”为终点的人类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或现代化，会带来民众的价值观念向着强调表达、参与、宽容、多样性等方向变化。这些观念的变迁一方面会带来环保、女权主义等“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另一方面会带来一种以挑战政府为特征的公民政治，并形成多党竞争的局面，进而指向廉洁、透明政府“有效民主”的政治发展结果。这一理论对于文化变迁的解释带有明确的方向性，暗含着社会政治发展的某种乐观或浪漫的前景，因而也容易对读者造成情感性的冲击。

后物质主义从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的脉络中发展出来，是一个具有特殊的文化之根的本土化概念。英格尔哈特等人敏锐地观察到了二战后以德国绿党为代表的新左翼群体及其运动思潮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并试图用一个名为“后物质主义”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和表述这一群体的心理和行为。鉴于该理论框架建立在现代西方社会文化的底盘之上而具有很高的本土契合性和切实性，它本可作为一个成功的本土理论用于解释欧美发达国家的新左翼人群与后现代政治文化思潮的关系。然而，在对该理论的文化特殊性缺乏充分自觉自省的情况下，研究者便将其贸然推广至全球各地的文化情境中。尽管它在理论化、模式化后也能经由跨国问卷调查被加以操作并获得一些实证结果，该理论重点取材、描摹、关照和应用的对象却依旧是欧美后工业发达国家，无法落实到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脉络中。本文重在分析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的两种立论错误如何造成后物质主义理论普适化努力的失败：第一，强加式客位策略（imposed-etic）的应用使得跨国/跨文化延伸的视角失真；第二，民主目的论/历史终结论忽视了文化的分化和多样性，造成理论工作陷入了“民主至上”的桎梏之中。

二、已有研究对后物质主义普适性的讨论

后物质主义理论基于匮乏假设，指出人们在物质匮乏的生活环境下会将生理需求及安全需求视为首要满足的目标。当社会经过长期经济繁荣，物质需求得到普遍满足之后，在富裕条件下成长的新一代将不再满足于追求收入、安全、稳定等关乎物质与生存的价值，而开始强调平等包容、自我表达、生活质量等关于个人与社会发展和解放的理念，即“后物质主义价值”。随着代际更替，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的群体将会逐渐扩大影响力并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者，使国家的民主治理程度得到提升或对威权国家走向民主化道路产生影响。

近几十年来，研究者不断从方法和经验上对后物质主义理论的普适性提出挑战。首先，一系列聚焦东亚、东南亚与拉美等地区的经验数据表明，后物质主义价值并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如约而至。即便在西方世界，后物质主义现象也不是均质发展的，而是受到政治裂隙（political cleavage）、政治制度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更有证据表明，一些西方国家并没有经历后物质主义转向。

其次，受后物质主义理论指导的经验研究得出了该理论无法有效解释的实证结果。例如，鲍姆霍夫等人发现，东亚社会对待工作、家庭与社会问题的态度与西方语境下的保守人士相近；而东亚人的信任水平则接近于西方社会中的后物质主义者。特洛姆斯多夫在比较欧洲与日本民众后指出，日本民众持有的一些观念可被归入“物质主义”的门类，另一些则接近“后物质主义”的范畴，但都属于传统日本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布列琴和坎普顿的研究显示，环保理念在发展中国家受到民众支持，但这一现象和后物质主义的文化逻辑无关。

再次，一些研究试图否定后物质主义与民主化之间的因果联系。例如，萨利格森发现，除了北欧和北美的少部分发达工业化国家外，英格尔哈特所宣称的公民文化与民主化水平之间的正相关性并不存在。如果不控制经济因素的影响，则无法有效证明后物质主义现象与民主化水平之间的先后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批评并不是主张价值转型能带来民主化之外的其他制度，而是旨在挑战政治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

针对以上争议，现有研究提供了三种常见的解释。第一种解释的灵感来自路径依赖论。英格尔哈特指出，文化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历史、宗教与文化传统仍会在较长时期内制约价值转型的发展水平和速率；尚未观察到明显的价值转型不代表它不会在未来发生。这一解释的巧妙之处在于它能轻易地回应各种例外论，但同时它也无法被证伪。第二种解释侧重技术层面，主要从测量效度、模型建构、计量方法的层面提出建设性的改进和匡正。第三种解释主张识别各种结构与情境因素，从而对后物质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予以条件限定。

尽管大量研究从实证角度质疑了后物质主义及其政治影响的普遍存在，但是较少有研究者采取批判视角，从概念化层面反思其合理性。当理论工具无法对经验数据加以有效解释时，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理论工具本身是否存在重大缺陷。后物质主义理论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体两面性。一方面，英格哈尔特等人搭建了一个价值无涉的框架结构，展示了经济发展带动价值转型，价值转型继而促进政治变迁的一般过程。另一方面，填充这一框架结构的核心概念和叙事却透露出浓重的本土关怀。

三、后物质主义的强加式客位视角

客位视角（etic）与主位（emic）视角是跨文化研究中最常见的两类研究策略，普遍应用于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等研究领域。客位视角假定不同的国家/地区在某些文化维度共享一些普遍的模式和特征，旨在以局外人的视角，使用客观、科学的测量方法揭示人类心理机制的普遍规律，发现文化之间的共通性。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主位视角。主位视角强调文化特殊性，认为不同文化之间至少有一些维度是无法共通的，要求研究者不凭自己的主观认识，尽可能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文化。著名的本土心理学家杨国枢曾提到，北美和欧洲国家的心理学基本上都是使用准主位（quasi-emic）视角，就本国文化脉络内的心理与行为现象进行研究的内生性本土心理学（endogenous indigenous psychology）。

所谓强加式客位策略是指研究者在从事研究时，往往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特点纳入所要建立的概念工具中。这样一来，一些原本具有高度文化相关性的本土概念被强加应用于其他社会，从而使得研究视角扭曲失真，导致偏差不实的结论。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心理学研究中最为普遍，被称作“心理学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of psychology）。这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美国研究者将本土的心理学知识用于解释异文化情境下的心理行为与现象。第二，来自其他地区的研究者直接将美国的心理学理论与概念机械套用于本国，却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特征脱节，即“西化心理学”。

作为美国二战后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心理学理论发现之一，后物质主义理论亦没有脱离强加式客位策略的窠臼。尽管该理论试图揭示现代化与文化变迁的一般规律，但是它并没有使用客位视角探寻文化共通性（cultural general）。相反，它实际上非常直接简单地使用了一种主位视角，因此它的发现和结论完全是文化特殊的（cultural specific）。主客位两种视角的错位导致后物质主义研究注定无法产生普适的文化变迁理论。然而，这一问题往往不容易被感知到。首先，长期以来，我们对后物质主义的理解主要停留在一般性的框架，即马斯洛需求理论的层面。其次，尽管该理论的元叙事是本土化的，但是它的价值观念却是一般性的。例如，将环保、平等、自由、容忍单拿出来看，似乎很难说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是西方社会特有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英格尔哈特等人在行文中有意不将现代化与西化等同起来，以避免批评者对他们提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指责。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为该理论穿上普适性的外套。

要揭开这一理论的普适性外套，将其整体叙事重新落实到西方的历史、文化及社会脉络之中就显得格外必要。后物质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是，经济富足会使人们从关心物质安全和生存转向非物质的价值目标；但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非物质的价值目标一定会是千差万别的。实际上，很多人用中国古代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来类比后物质主义文化理论这一核心论断。不同的文化与社会在物质富裕的情况下，人们所推崇和追求的“礼节”“荣辱”必定也会根据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的不同而产生一定的差异。因此，若要形成真正普适性的后物质主义理论，我们必须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去发现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环境在物质富足的情况下，会形成什么样的非物质性的价值追求。这也是跨文化研究所强调的含摄文化的心理学（cultural inclusive psychology）策略。遗憾的是，英格尔哈特等人的后物质主义理论是以“殊相”推导“共相”的强加式客位策略的典型案例，与此等普适性距离尚远。它主要关乎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态，是在西方左右翼政治的脉络中展开的；其核心概念、主要价值维度基本上是顺着新左翼群体的价值认同临摹而来的，其主要考虑和关切的也是西方的社会顽疾。

后物质主义或英格尔哈特后来称为自我表达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体现了自主、自由、平等、容忍等价值，以及对环保、参与、人文（而非科技）的强调。这些价值理念单独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文化意味，但是如果将它们全部串联起来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反映的是一套源自西欧、北美新左翼政治的议程和叙事。20世纪50年代，在西欧和北美同时出现了激进的“新左派”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潮。这一运动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社会问题或社会危机所进行的反拨，比如严重的社会不公、民主政治的退化、工业化对人的异化、对环境的破坏、核武器等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等等。其政治主张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出于白人对旧日的种族主义、纳粹主义罪行的反省以及对当代西方群际社会背景下的诸多不平等的关切，主张反对种族歧视、性别压迫和任何形式的人际、群体间压迫，包括对动物权利的剥夺，获得真正的个人自主、独立和解放。第二，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抵抗与抨击，包括对国家的怀疑和批判、对参与式（而非选举式）民主的强调、对工业化与科技技术发展的担忧以及对环境保护的诉求。

实际上，英格尔哈特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注意到的正是欧美新左翼人群和政治力量的兴起。他明确指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新左翼政治文化的反映，是判断一个人左派政治立场的重要指标。到了八九十年代，在德国的绿党逐渐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后，英格尔哈特笔下的后物质主义者的特征就愈发清晰和具体起来。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一书中，他写道：德国绿党的崛起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绿党并不仅仅是一个要求环保的政党。绿党的政治诉求是要建立一个与当时主导的工业化社会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模式。绿党积极支持的是诸多后现代的议题，包括裁军、妇女解放、同性恋、残疾人和非德裔外来移民的权利等等。

简而言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并非普适或一般性的价值观，它的兴起根植于西方二战以后的工业化社会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价值诉求发展为西方社会政治正确的价值观。因此，后物质主义理论所作的描述并不等同于科学发现的结果，而只是通过科学话语这一符号系统的表达，来反映所谓“怪异群体”（WEIＲD），即来自西方工业化民主社会、拥有高等学历、生活富足的部分人群所秉持的价值观。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早已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的伦理道德，“是西方文明下最被推崇和尊重的价值，因为它几乎已经把‘个人’神话了”。

后物质主义的文化特殊性从它的反题来理解会更加清晰。如果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主要体现了新左翼的价值诉求，那么物质主义价值观则代表了西方政治环境中被称为右翼威权群体的价值写照。这两种群体的主要差异体现在如何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上。表面上看，英格尔哈特理论体系中的物质主义是对生存、收入等物质利益的强调；事实上，物质主义的定义与西方政治语境中的右翼、威权、种族主义、仇外、民粹等关乎群际关系的标签是分不开的。英格尔哈特认为，在物质匮乏和缺乏生存保障的状态下，人们会对外族和他者的竞争、入侵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生存状态下，一方面人群内有强烈的群体一致性（group conformity）的压力，群体的成员会支持等级性的专制权力分配关系、支持侵略性的领导，强调本族群、本群体的优越性和优先权，排斥外族和他者（如同性恋群体、信仰其他宗教的群体、外来移民）。而这些特征——尊敬和服从权威、对其他群体充满敌意和警惕、强调群体内的一致性而不是多元和个人权利——在西方的政治语境中，即是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和反民主（anti-democratic）、反多元主义（anti-pluralism）、民粹主义的类型。因此，后物质主义和西方语境中的“民主”“左翼”基本对应，而物质主义则基本对应了西方语境中的威权主义。只有在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物质富裕的情况下，左翼人士心目中的威权主义、民粹主义、仇外主义、种族主义等社会顽疾才可能消失。通过将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两相对照，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该理论的核心关注点就是西方政治情境中的群际关系问题，尤其是本土、强势群体应该如何对待外来、弱势群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更是一直与追求种族平等、女权、动物权利、性少数群体权利的“新社会运动”互相促进：前者是后者的理论资源和抽象化表达；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灵感和证据支持。

总而言之，在后工业化和持续富裕的发展进程中，二战之后的西方迈向了左翼知识群体所倡导的种族平等、男女平等、性向平等以及动物权利，后物质主义理论所展现的正是研究者对这种人道主义理想社会的美好期盼。这些理念与价值本身并不是问题，但是如果将后物质主义用这些价值和立场来定义，然后把它当作一把全球通用的尺子来测量各国的文化变迁，以此确定各国是否都在发生同样的文化变迁，哪些国家的文化变迁更“快”、更积极乐观，哪些国家的文化发展更“慢”和相对“落后”，那就是典型的强加式客位策略和西化心理学。以中国为例，一方面，使用一个源于西方的左右翼政治框架的文化变迁理论来研究中国公众价值观的差异与变化是完全不恰当的；另一方面，近年来在欧美学术界讨论的后物质主义的文化倒退（cultural backlash），包括民粹主义、极右主义、特朗普主义等针对群际关系的极端主义政治现象，与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没有太多的相关性和可比性。可见，由于无法与各国的不同文化特征和历史脉络相结合，后物质主义的跨文化延伸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四、后物质主义的西方中心民主目的论

19世纪以来，深受理性思潮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普遍内含着线性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不仅如此，线性进步史观总是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幽灵相伴相随。人类学家博厄斯早就观察到，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衡量文化进步与否的标准通常带有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色彩，即认为自己所处社会的信仰、价值与政治模式是最正常、最道德的，并以此为中心去比较其他社会与自己的异同——差异越大的越落后，差异越小的越先进。文化因此有了“低级文明”与“高级文明”之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偏见很少直接袒露出来，而是被包裹在有关文化差异和文明进化等貌似客观、科学的讨论之中。除了英格哈尔特以外，包括霍夫斯塔德、特兰狄斯在内的众多西方心理学家都将东西文化差异类别化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分野。这种差异化貌似强调了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实际上却是将人类文明的现代化成就和发展方向统统划归到西方的名下。

以上两种意识的结合产生了西方中心的民主目的论，即为人所熟知的“历史终结论”。“历史的终结”直到1992年才在弗朗西斯·福山的同名专著中提出，但它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渗透进现代化研究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并得到了各式各样的演绎，同时也导致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不同错误论断的出现。西方中心的民主目的论指导了一系列关于文化现代化的研究。这类研究表面上是在用经济、技术、工具、技能和知识等客观的指标来解释文明的发展程度，认为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价值观；事实上，它们却总是能巧妙地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联系起来。西方中心的民主目的论往往使理论工作落入东方主义的陷阱，在概念上产生伪普适理论，在实证上导致田野调查出错，在应用上成为文化霸权再生产的工具。当后物质主义研究的理论工作被这一思想的幽灵缠身时，两种主要的认知偏见围绕“民主”这一目的生成了理论关系上的套套逻辑与同构现象的浪漫化。

理论关系上的套套逻辑指的是某一概念围绕它所要解释的现象而构建。不同于单纯的同义重复或循环论证，理论关系上的套套逻辑是一种后验性的设计论证。由于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解释特定的现象，对它的定义必然向着现象发生的方向展开，它的内容要素必然与现象存在内在联系。如此一来，概念与现象便密不可分，概念成了现象独有的“配套设施”。理论关系上的套套逻辑在西方的社会与政治心理学研究中非常普遍。前文已经提到，面对战后世界政治秩序的不确定性以及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冲击，二战后的整个西方世界都在思考如何维系和巩固他们宝贵的政治财产——民主制度。早在后物质主义研究兴起之前，阿尔蒙德与维巴的研究便已为“公民文化”研究树立了理论关系上的套套逻辑范式。基于人们对民主政体及其组成部分的态度以及公民在其中扮演角色的认知，阿尔蒙德和维巴建立了三种政治文化的理想类型，即狭隘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参与式政治文化；而参与式政治文化代表了最有利于西方民主制度的公民文化标准。这些理想类型的提出本质上都是执果寻因：“因”的定义受到了“果”的局限。形象地说，“因”和“果”存在着一种映射关系，“因”是“果”的函数。

通过以泛化的社会观念代替政治观念来解释民主制度的发展与存续，英格尔哈特将这一理论关系上的套套逻辑发扬光大。在一系列作品中，英格尔哈特与其主要合作者韦尔泽反复论述了自我表达价值对民主体制运作的作用。他们指出，形式民主容易建立，而高质量的民主难以达到。当一国民众尚未形成自我表达价值时，舶来的西式选举制度只能是徒有其表，而无法在社会中真正扎根成长，获得赋权民众的效果。只有当自我表达价值在社会群体中形成并成为主流的公民美德时，民众才会发展出更强的权利意识和参政意愿，并发自内心地认同民主政治的理念。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增长，由自我表达价值所滋养的民主诉求会对政府形成难以抗拒的压力，从而有利于专制政体的政治转型，或巩固和提高现有民主体制的治理能力。这即是后物质主义理论中著名的人类赋权学说（human empowerment theory）的主要内容。在逻辑链的始端是一组以“天赋人权”为核心的自我表达观念，即自主、平等、表达、选择的理念；在逻辑链的终端是以“天赋人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民主政治。前者被后者所定义，并经由一个“观念——行动——结果”的逻辑链与后者串联起来。

从严格意义上讲，理论关系上的套套逻辑并不能称之为谬误，而至多是由目的论思维造成的一种局限。因为概念是为特定目的量身打造的，所以它往往只能解释与该目的相关的现象和对象。由此可知，人类赋权学说一旦离开了它所属的文化环境，其解释力就会有所下降。例如，为了证明人类赋权学说，韦尔泽建立了以自我表达价值为自变量，以民主治理水平或“有效民主”（effective democracy）为因变量的研究设计。尽管中国也得以上榜，但是并没有落入95%的置信区间：其民主治理水平远低于自我表达价值所估计的标准。韦尔泽将中国的情况视作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谜团，而这一发现在笔者看来毫不意外：由于自我表达价值一定程度上是在执果寻因的逻辑下与西方民主制度高度串联的特殊概念，它在中国案例面前自然就受到了外部效度的挑战。

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理论关系上的套套逻辑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其症结在于，一旦研究者形成了“何种价值观有利于民主制度”这一问题意识，他们往往容易落入具体化谬误，将自身所处社会或所属团体心目中的理想民主制度等同于民主的概念，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思考和定义政治文化。即便很多学者自认为将民主作为一般的概念对待，但他们在实际研究中却又不自觉地将欧美国家的制度安排自动带入进来。一旦研究者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具体化的民主图景，那么由此阐发的亲民主文化也会具体化或狭隘化了。

理论关系上的套套逻辑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首先，研究者可以选择直接放弃民主目的论的发问方式，不再纠结于现代化价值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一旦目的不存在了，概念的提出便成为基于描述性的观察。这种做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相当普遍，但是对于依赖建立假说的量化研究似乎难以行得通。其次，研究者可以使用跨本土法构建民主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建构亲民主价值观。由于民主的概念已经在寻找共通性的过程中被一般化了，由它所总结出的亲民主价值观也会相应地展现出更强的文化普遍性。如果使用跨本土法的研究涵盖了人类社会总体的民主政治实践，那么理论关系上的套套逻辑即是总体的映射，原则上便不构成局限了。可以预想到的是，如果使用后一种方法对人类赋权学说的概念进行修正，一方面弱化现代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预设，并添加全人类社会诸思想要素于定义中，另一方面继续完善民主治理水平的操作指标，那么得到的实证结果或许会大不相同。当然，由于这种做法挑战了后物质主义理论的核心意涵，此番修正之后获得的将是一个新理论了。

同构现象的浪漫化在本文中指的是将特定时间或空间范围内观察到的文化霸权现象浪漫化为全人类社会文化现代化之共同归宿的错误想象。同构的概念本身不是一种谬误，而是描述人类社会中常见的一种组织同质化现象，即组织之间在形态和制度层面出现的趋同倾向。迪马乔和鲍威尔认为，拥有一套公认的制度生活的组织场一旦确立，新进入的组织便会经历同质化过程，与其他个体越来越类似，以应对相同的环境条件并获得在组织领域内的制度合法性。“同构”的概念有助于理解组织场中的各种跟风模仿、从众和遵守行为，尤其为围绕组织权力和生存进行的政治斗争提供了重要视角。

本文讨论的“同构现象的浪漫化”主要是针对后物质主义理论关于文化转型与政治发展的预测。长期以来，英格尔哈特等人将后物质主义描绘成一个全世界蔓延的文化现象。他们指出，无论世界各地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如何持久，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后物质主义的兴起终将带领全人类从集体主义走向个人主义，从威权暴政走向自由民主。在该理论看来，后物质主义现象不是外源的，而是经由内生的演化路径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社会各自生发出来，并终将形成一股不可逆的历史大趋势——全人类最终走向世界大同。这一论断的错误之处在于，它将西方文化霸权这一同构压力源所引发的暂时的文化模仿和遵从行为看作是人类社会变迁的一般模式。在世界体系这一组织场内，产生于西方/中心的一整套强调发展解放、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等观念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作为文化霸权的体现，经由西方国家的推广向非西方国家/边缘和半边缘地区扩散。非西方国家之所以接受这样的文化霸权，不外乎三个原因：（1）迫于西方国家的外部政治压力或由西方民主文化输入而在国内引发的合法性危机，即强制性同构；（2）出于对西方的崇拜和对自身的不确定而决定复制效仿西方的文化与制度，即模仿性同构；（3）为了进入世界体系而必须适应国际通用的价值标准和话语模式，即规范性同构。以上三种制度同构形式都能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两次民主化浪潮中找到对应的历史图景，不过都是“赢者通吃”效应的产物。同时，由于以上现象是由西方文化霸权推动的，它们也会根据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而相应转变，民粹威权主义伴随西方民主制度的系统性危机而兴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同样，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和亚洲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模式已对西方文化霸权垄断形成了一定挑战，也反映了类似的逻辑和趋势。因此，英格尔哈特描绘的后物质主义现象及其政治后果并不是同一时空下的平行文化现象，更不是全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是暂时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地区性的制度同构现象。遗憾的是，英格尔哈特等学者真诚地推动着这一浪漫叙事，却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同构性谬误。

五、讨论与总结

本文讨论了后物质主义文化立论的两种错误：第一，研究者对于所研究的心理与行为现象的本土化意识不够，将本土现象等同于普遍现象，从而导致强加式客位策略的出现第二，西方中心的民主目的论，体现为理论关系上的套套逻辑和同构谬误。本文指出，这两种错误立论的背后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幽灵在作祟。就文化变迁而言，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带来物质的丰富，“后物质主义”价值的浮现和思想解放的内容具体指涉哪些价值，在不同环境中构成怎样的文化图景，又与哪些本土现象互相联系、对照并形成文化变迁的脉络，该理论还不足以给出一个无论是实证还是理论层面的回答。就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的关系而言，该理论对良好政治制度的想象限制在西方式的理想民主设计中，将非西方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锁定在一个刻板的图景中。就政治学研究对非西方国家研究者的同构性影响和对政治实践的同构性影响而言，这是非常不幸的。

如何建立普适性的文化变迁知识？本文主张，一是要在方法上用跨本土的含摄文化研究法代替强制性客位策略，避免文化研究和心理学研究被西方化；二是要用因果论代替目的论，不应带着（西方）民主优先/至上/中心的目的去构建概念和思考问题。我们不妨将文化比作个体。人类所共享的关键生理特征使之被称为人，但是每个个体之间都在性格和体征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便是含摄文化的心理学推崇的“一种心智，多种心态”的立场。这要求心理学研究既反映人类普遍心智，又要说明不同文化的特殊心态。如果我们认为这种立场言之成理、行之有效，并且可以为我所用，那么，我们就不会轻言“普世价值”并信之以为真章。当前的普遍状况是，西方的理论、概念、方法和工具严重侵凌非西方国家的心理学研究，使得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发展空间被严重压缩或阻断。国内研究者更需警惕西化心理学研究和学术殖民的陷阱，同时发挥高度的反省力与自制力，力求研究要有本土文化主体性。唯此我们才能建立本土心理学意识，建构自主的文化现代化理论。我们应当抱有建立文化素材库的热忱，将每一种本土的心理学都视作一种殊像，通过比较殊像之间的共通性和共同点来发现人类现代化与文化变迁的一般特点和规律。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荐稿：赵鹏越

〇 排版：翟晓茗

〇 审校：胡文江 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