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国家政党如何实现政治变革？|【政党政治】专题

编者按

在政治风云变幻的大时代背景下，政党如何保持其生命力和执政地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政党适应性的限度：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镜鉴》这篇文章，深入剖析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在追求适应性变革过程中的得与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政党发展和衰落的重要视角。

文章指出，政党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可能会不自觉地损害到自身存在的根本，这不仅关乎政党自身的延续，更关乎国家发展的前途命运。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为例，文章深刻揭示了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浪潮冲击下，政党如何因盲目变革而失去执政基础，最终导致政权的更迭。

这篇文章不仅是对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历史的一次回顾，更是对所有执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平衡变革与稳定、适应性与根本性原则的一次深刻反思。对于政治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对政党政治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篇文章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洞见和历史经验，是理解当代政党适应性挑战的宝贵资料。    

后发国家政党如何实现政治变革？

（原标题为：《政党适应性的限度：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

释启鹏，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李朝瑞，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引文格式（GB-2015）：

释启鹏,李朝瑞. 政党适应性的限度: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镜鉴 [J]. 比较政治学研究, 2023, (01): 281-300.

内容提要

政党适应性是理解政党发展的重要概念，但为何有的政党会在追求适应性的同时对自身造成损害甚至失去执政地位呢?基于迈克尔·曼的权力理论框架，本文提出了“政党适应性的限度”这一概念，强调基本权力结构的重要性。具体而言，文章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为例，认为其在追求适应性变革的同时盲目改变了自身赖以存在的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权力网络，进而损害了其执政基础，最终导致丧失执政地位。相反，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所做出的适应性变革都是具体政策层面的，而非基本权力配置层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作为官方话语的“不忘初心”恰恰是政党适应性的限度所在。

关键词

政党适应性；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新自由主义；权力网络

自诞生之日起，政党就处在不断变革的过程中以适应自身目标和生存环境的变化。政党在不断适应和嬗变的过程中，或是发展，或是衰败，抑或是先兴后衰、枯而后荣。时至今日，世界政治舞台上具有百年历史的政党有六十余个，像英国保守党和工党、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以及乌拉圭的民族党、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党等至今仍活跃于政治舞台之中；而另一些经长期执掌的政党，如苏联共产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却在追求政党适应性的过程中失去了执政地位。由此种种不由得引人深思，为何各类政党在发展过程中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一些政党能够在百年风雨中“屹立不倒”，而另一些政党却在内外冲击中走向衰败？

第三世界国家执政党以执掌政权为核心，对他们而言，政党的适应性变革即为保持政党长期执政。为了理解政党在谋求适应性变革中所展现的差异化结果，我们选取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旨在比较与历史的维度探寻这一执政七十余年的大党是如何在“适应性”的浪潮中失去执政地位的，并力图进一步理解，那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如何在权衡自身所处的世界政治体系及流行性观念中实现长期执政。在理论与经验的交互中，本文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对既有的政党适应性理论进行了简要回顾，第二部分提出了本文的核心论点，即适应性的限度问题，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在经验的维度上对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进行了历史分析。

一、理解政党适应性：既有文献回顾

“政党适应性”是理解政党发展、分析政党长期存在的重要概念。“适应性”最初作为一项生物学名词指的是适应于环境的个体将能够存活下来，在“概念旅行”的过程中，政治学学者将其意涵赋予在政党研究，强调政党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而采取的某些举措，进而逐渐演变出“政党适应性”的概念。正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所言：“所有政党包括共产主义政党就像植物一样，如果得不到足够的养分和阳光，就会枯萎死亡，但倘若受到‘调适’的刺激，就会生机勃勃。事实上，正是这种枯萎死亡的危险，才能促使它们进行调适和发展。”因此，无论身处何种政治体制中的政党，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适应与发展相协调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乎着政党自身是否能得以延续，同时也关乎着国家发展的前途命运。

回顾既有研究，围绕“政党适应性”的研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见解。在他看来，适应性就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具体到政党体制而言，亨廷顿认为，当环境带来的挑战越多，组织存在的时间越久，那么它的适应力也就越强，因此就政治的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的力量和适应性。布鲁斯·迪克森（Bruce J.Dickson）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适应性是以执政党为分析单位的，它被定义为一种政治体系的创设，即对社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利益更具反应性的政治系统的创建。他把适应性分为“效能型适应”和“反应性适应”两种类型，并且提出了三个分析变量，即党内精英之间的张力、政党对环境监控的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的性质，也就是将政党适应性界定为针对一国执政党政治行为研究的理论。当然，也有学者将政党适应性看作政党组织发生的适应性变革，如彼得·梅尔（Peter Mair）将政党适应性定义为政党组织对外在环境的适应与调控能力，包括限制选民选择、构建公民政治视野的持久能力和独立变革的能力。

西方政党体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政党适应性理论。在过去一百余年间，西方国家许多重要的政党组织都在国内外环境双重变化的基础上实现了自身变革。二战之后，阶级差别和意识形态在政治中的重要性逐渐降低，那些希望在选举中获胜的大众型政党开始被迫转变为“包罗万象型政党”（catch-all Party）。同时，由于外部环境因素对政党的发展起着主导性影响，由组织危机（如选举失败或选举领域情况恶化）等引起的强烈的环境压力给政党带来了巨大挑战，由此催化组织产生新的危机并推动政党发生变革。除此之外，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和皮特·梅尔还提出了一种新型政党模式——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其特点是政党不再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渠道，而是逐渐脱离公民社会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发展便反映了这样一个辩证过程，即每当政党类型产生一种新的反应，便会刺激新的政党类型出现，从而推动政党进一步发展。回顾世界政党发展历程，那些经得住外界环境考验并顺利实现适应性变革的政党，往往具有政党体制稳定、政权寿命长等显著特点。不妨将时钟拨回到一百多年前，像德国社会民主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等有着上百年乃至150多年历史的欧洲传统大党，都一度在欧洲各国政党政治体制中地位稳固，拥有全民党的影响力，均领导过政府或参与执政。正是由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政党适时调整纲领路线、找准自身定位，不断适应社会发展进程，才能至今活跃于欧洲政党政治舞台之中。

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可能会加大政党适应的压力，但它们不会自动促使政党适应。事实表明，政党的适应性和反应能力取决于政党所面临的环境条件、政党自身的历史传统以及政党领导人的特点等。在这种意义上，围绕党史研究而提出的许多重要概念，诸如“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都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所展现的适应性调整。而革命—建设—改革的主流叙事模式，同时是在历史的维度中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围绕不同挑战而做出的应对方略。而在社会科学意义上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或许是政党适应性理论最为集中的体现，它集中体现了政党如何在新的环境中实现组织代表、制度化吸纳等核心问题。因此，政党适应性理论对中国的意义不仅是学术的，同样具有深刻的实践意涵。国内学者关注政党适应性理论，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

回溯既有研究，如今围绕政党适应性理论的探讨已趋于成熟。研究者普遍认为，推动自身的适应性变革是政党实现发展乃至长期执政的重要手段。然而，政党适应性背后的差异却鲜有人关注——吊诡的是，一些政党恰恰是源于在追求适应性的过程中反而丧失了执政地位。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浪潮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许多国家纷纷采取了市场化、私有化的政策措施，并开启了民主转型的步伐。然而正是为了适应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所廓定的时代主题，许多国家的执政党却最终失去了执政地位，如苏联共产党以及本文关注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那么,政党在维持自身地位与实现适应性变革的过程中到底应当如何平衡呢？

二、适应性的限度：基于权力网络的分析框架

通过既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政党适应性的相关研究缺少了一项重要环节：研究者们主要围绕适应性的内容及成效展开讨论，却鲜有关注在何种程度上追求适应性。抑或是说，政党应当在什么层面上推进适应性。为此，我们提出了“适应性的限度”这一命题，它涉及政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这一根本问题。

西方主流研究通常在民主——威权的二元对立中理解第三世界的政治行为，因此研究者将权力精英的态度以及恩庇——侍从关系视作政党得以存在的基础：通过竞争性选举的渠道，精英凭借自身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优势，通过承诺公共物品供给等方式以换取选民的选票支持。而对于那些单一政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学者们则往往将政党执政的基础诉诸所谓“绩效合法性”。在我们看来，这实则是基于一种很“窄”的视角，他们盲目地将执政基础简单地定义于“合法性”这一被反复建构的模糊概念基础之上。与此同时，一项好的理论应当超越民主——威权的简单划分，从而为政党政治提供一种更具广度的分析框架。我们认为，以执掌政权为核心的政党政治中，权力始终且应当是最需要关注的维度。为此，我们借用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权力理论，强调个政党执政的基础在于特定形式的意识形态、经济、军事与政治的权力网络。保持权力网络中基本权力配置的稳定性，是政党适应性变革的限度之所在。其中，军事权力固然为社会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家形成、政体存续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据既有研究的经验观察，军事权力的变革往往展现在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之中；而在国家建立之后，军事权力的调整则与政权更迭息息相关，例如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军队和政府总是密切相关，建立一支常备军是国家主权的基础。鉴于此，本文仅考察政党在适应性变革中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的复杂互动，以及这些基本权力配置是如何决定着政党适应性的限度。

在这三种权力配置中，经济权力具有基础性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经济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变化。而经济权力的运转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这点在第三世界国家当中尤为明显。相较于具有较高经济活力的发达国家而言，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与其说在意能否获得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权利，毋宁说更为关注的是国家是否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以及政治运行中的分配正义问题。在经济权力变革的诸多维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土地关系的变革。无论是17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19世纪俄国“废奴运动”与美国“西进运动”还是20世纪原苏联推行的土地集体化运动，土地改革尤其是所有权问题一直是世界政治变迁中的焦点问题。1900—2010年间，全球范围内共发生了近四百次土地改革事件，其中九成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改革96%发生在1950年之后。在这些国家，通过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土地结构以及阶级结构，广大的农民阶级重新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基本实现了渐进式的土地再分配。通过扩大农民阶级的土地权，土地改革不仅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同时也减少了“非经济”层面的贫困。因此，第三世界的发展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土地产权制度与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同时，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也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条件。

经济权力虽如此重要，但这绝不意味其唯一性。正如恩格斯所言：“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政治权力对于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党而言同样重要。在迈克尔·曼看来，政治权力来自对社会关系许多方面的集权化、制度化和领土化管理的有效性。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大致相当于韦伯意义上国家所实施的权力。政治权力的形成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在国家政权确立之后，政治权力的变迁则主要体现为政体的变迁。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政体变迁主要体现为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于第三世界而言，民主化导致了权力的碎片化，因为这些国家形态远非像韦伯所描述的“对疆域内暴力的合法垄断”如此简单——相反，大量权威可能高度分布于社会，在这个大杂烩之中，国家仅仅是其中之一，种族群体、特定社会阶级的组织、村庄，以及任何施加游戏的群体等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世界国家通过民主的竞争性选举渠道，将这种社会上的碎片化带到政治的碎片化当中来，从而会导致更多的冲突。相应地，当一个相对封闭的政治体系，骤然出现竞争性选举的时候，政党可能就忽视了自身的制度化建设，从而在选举中失利。

除了更为“硬核”权力类型，意识形态权力同样不容忽视，甚至观念性因素在20世纪之后对于世界政治体系的变迁尤显重要。对于许多国家而言，不是因为军事权力出了问题，也不是政治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受制于人的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出了问题。意识形态权力作为种弥散性权力，在塑造观念和认同等方面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无可比拟的强大作用。也正因如此，一旦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就很容易给国家带来混乱和动荡。由于缺乏自主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了中心国家的各种理论的试验场，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在中心一边缘的不平等格局中处于一种全方位的依附状态。“好制度”与“好政策”如此迷人，以致20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在张夏准（Ha-JoonChang）看来，“好政策”包括但不限于限制性宏观调控政策、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自由化政策、私有化政策和放宽管制性政策等；“好制度”则有民主制度、好的官僚制度、独立司法体制、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透明且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治理制度和金融制度。但现实世界表明，许多采取了“好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因此走向繁荣，反而加剧了经济低迷与不平等。

综上，本文认为，“适应性限度”在于政党是否在推动适应性改革的过程中触及自身赖以存在的权力基础。而这个基础，包括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意识形态权力等诸多维度，由此构成的复杂权力网络往往是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不断形成的。一般而言，成功的适应性变革都是在基本权力结构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一些政策层面的变革。诸如在保持公有制为前提的经济权力配置的前提下，引入市场化导向的政策，如股票、证券市场等等。相反，那些被适应性改革所“伤害”乃至失去执政地位的改革，多是源于触动了基本权力配置。例如将土地公有制变为土地私有制，放弃了长期以来宣传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及盲目地推动自由民主体制等。基本权力结构发生改变，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伤害政党本身。

政党适应性理论的目的在于维系政党长期存在并实现执政，因此“适应性的限度”同样关注那些谋求执政的传统政党，进而将诸如绿党等新型政党组织排除在外。与此同时，本文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那些长期执政的政党，因为在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路径中，政党自身建设直接影响到了国家建设。为了进一步理解本文所提出的理论主张，我们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为案例进行深入分析。从案例选择的维度而言，我们是基于“路径案例”（pathway case）的层面进行的案例选择，即重点关注原因是通过何种机制以实现最终结果的。基于权力网络的理论框架，革命制度党所引领的“墨西哥奇迹”以及它最终失去执政地位的历史进程，都浓墨重彩地展现出了不同社会权力相互作用所发挥的关键因素——或言之，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恰当地体现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是如何在“适应性”的浪潮中因改变了赖以执政的权力配置而最终丧失执政地位的。通过历史性因果叙述（historical-causal narrative）的方法，本文将展现执政党在盲目追求适应性的过程中是如何通过基本权力配置的改变而失去执政地位的。与此同时，比较政治学研究归根到底是基于“本国中心主义”的国别经验“比较”得出的一般性概念和理论。墨西哥是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持续执政71年的大党。理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一执政七十余年的大党而言同样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三、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与“墨西哥奇迹”

理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重要地位，必然要关注墨西哥革命的重要意义。“墨西哥革命是拉丁美洲20世纪前半叶最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是世界上主要社会大变动之一”，它不仅使墨西哥完成了政治、经济等众多方面的改造，同时也为墨西哥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事实上，墨西哥在现代化启动之初采取的是“政治专制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模式，到20世纪初，其经历了一场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而带来了体制上的变革与创新，并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墨西哥革命之后，为了防范精英内部的暴力风险，并让农村地区保持稳定，一个支配性政党——国民革命党（PNR）在墨西哥成立。在墨西哥20世纪的现代化过程中，政党始终都是国家制度变迁的主导者。为了能够形成一个更具凝聚力和执行力的政治组织以贯彻各类政策，卡德纳斯领导的国民革命党于1938年宣布改组为墨西哥革命党（PRM）。

作为一个事实上持有左翼意识形态的政党，卡德纳斯治下的墨西哥革命党的首要改革措施围绕土地所有权展开。土地制度不仅蕴含了权利人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同时还包含着社会关系，它规定了一个社会中谁享有土地及其他土地资源，在农业社会，社会经济生活总是围绕着土地权利来展开的，土地制度是社会政治组织的基础框架。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所面临的，是一个地主阶级为核心的碎片化权力网络。20世纪初，墨西哥绝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官僚、富人、天主教会和外国投资者的手中，11000个大庄园控制了全国57%的土地，而1500万农民中98%却没有土地。为将社会“组织起来”从而推动国家发展，卡德纳斯政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展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改革。在农业方面，国家打破了大地产制，在土地改革过程中重建村社土地所有制。同时，卡德纳斯政府将本国和外国人手中所持有的大地产进行没收，并再分配给农民，从而使更多的农民阶级获得开展农业生产的资格。研究表明，1910—1940年间，墨西哥有56%的耕地(超过2500万公顷)和70%的森林授予了30332个合作社和村社，到1970年，占农村人口一半的村社社员约290万户，共占有土地6872万公顷，相当于全国土地面积的50%。甚至许多墨西哥民众认为，政府所设立的土地制度能够“建立一个处处一样的、平等的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生产关系”,是一种几乎平等的土地所有制。

20世纪40年代以后，墨西哥的土地改革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即以巩固农村新秩序、发展农业生产力为主。阿维拉·卡马乔（ávila Camacho）政府在前者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土地改革，并于1943年颁布了新的国家土地法令，宣布将更多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到了20世纪50年代，由于政府根据新形势对宪法作出重大修改，那些拥有丰厚资金和经济效益的农场主又开始将许多村社社员的土地集中到自己手中。不过，洛佩斯·马特奥斯（Lopez Mateos）上台后又重新恢复土地改革，到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Echeverrfa alvarez）政府时期，共分配土地650多万公顷，土地改革到达一个新阶段。土地所有权规则的改变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即使达不到目标也会给农村社会——其生存策略和社会控制模式——带来意料之外的重大影响。如果没有墨西哥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墨西哥的政治稳定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农民对土地的需求是影响农业乃至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墨西哥政府将土地分配作为缓解农村政治动荡的一种手段，不仅为墨西哥农村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

土地改革在经济权力的维度上重塑了墨西哥政治场域，而涉及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往往是最深刻，也是最能改变国家发展命运的改革途径。在疾风骤雨的变革中，政党的组织化水平与制度化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比较政治研究的经典文献告诉我们，变革时代的冲突性力量往往能够锻造强大的政党组织。这样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亨廷顿和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研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表明，持久的一党制政权往往是“民族主义或革命运动的产物，自下而上的斗争是为了权力”。与此类似地，斯考切波也将强大国家（政党）与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新国家的强制力远高于革命所取代的国家。在重塑国家的进程中，卡德纳斯依靠工农革命力量，在墨西哥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与自主型的经济现代化模式相适应的政治模式。这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重要的政治制度，“一个是制度化的强有力的总统制，一个是职团主义结构的官方党一党民主制”。其中，总统制的设立不仅避免了过去个人专断独裁统治形式的复辟，同时也具有较强的民主基础和创新精神。可以说，墨西哥革命后由卡德纳斯所创立的新型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墨西哥此后现代化进程的顺利进行。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相应的意识形态形式就会发生改变。在重塑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同时，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同样重视意识形态权力的非凡作用。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既是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同样也是政党危机的来源。从国民革命党到墨西哥革命党再到革命制度党，虽政党名称不断修改，但“革命”二字一直贯穿其中。为寻求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同时也为了克服外来势力的侵略，创造一个更加繁荣和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官方党意识形态的革命民族主义应运而生。其主要内容是：继承和发扬墨西哥独立战争、19世纪中叶华雷斯领导的改革运动和1910—1917年墨西哥革命的传统，捍卫民族独立与主权、自由与民主、正义与社会公正，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公正、自由、平等”的社会。

可以说，革命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权力，以一种本能的、无意识的方式渗透到整个社会当中：政治上，主张继承发扬墨西哥革命的传统，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经济上，主张建立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社会方面，主张建立民主、公正、自由、平等的新社会，通过社会变革，实现公平公正。文化上，主张保护墨西哥多元的民族文化传统，尊重印第安人的习惯和社会组织形式；最后，在外交上，坚定地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等思想。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通过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等多种渠道对墨西哥进行了重塑。在深刻变革中形成的权力网络构成了该政党赖以执政的基础，并深刻改变了墨西哥的政治社会生态：在经济上，长达几十年的土地分配政策演变为缓解农村政治动荡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墨西哥农村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政治维度上，集中体现为建立起一个引领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官方政党；意识形态方面，革命民族主义的确立为墨西哥工业化快速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这三种权力的交织，共同塑造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的权力基础。通过将政党组织嵌入到全新的权力网络之中，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创造了政治秩序与经济增长的“双重奇迹。到1980年，墨西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2130美元，这使其在世界银行半工业化或“中度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这一时期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被称为“墨西哥奇迹”。

四、新自由主义浪潮下的适应性变革

以土地公有为核心的经济权力、以强大政党建设为核心的政治权力以及以革命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权力，构成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的权力网络。但时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基本权力结构开始受到侵蚀。方法论研究者将变革的缘由归结为许可性条件（permissive conditions）与生成性条件（productive conditions），在这种意义上，20世纪中后期整个拉美世界所经历的巨大变革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迎合世界潮流而采取适应性变革提供了“许可性条件”：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遭遇治理危机，甚至出现了“失去的十年”。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世界政治体系中新自由主义的强势回归；另一方面，当20世纪中叶的来自第三世界轰轰烈烈的“反体系运动”逐渐归于平静，世界主流话语体系发生嬗变，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浪潮中，一股强调市场而据斥国家的思潮在全球展开，“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在此背景之下，所有国家尤其是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都不得不面对新自由主义话语所带来的巨大诱惑。遗憾的是，对于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它们鲜有提供原创性理论，它们往往被动地接受来自中心国家的理论供给——而这些理论与观念，要么是对特定历史与特定经验的理论化总结，要么是中心国家的学者们所进行的“理论创造”。因此它们不仅是世界性政治思潮的接受方，而且更显被动性。也正是源于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观念的牢笼中不能自拔。

转型肇始于1982年的债务危机，墨西哥经济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由于政府职能越位、错位或缺位，未能履行基本的政府职责，从而在回应民众合理诉求、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以及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缺乏有效的治理能力。为了应对严峻的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浸染中，国家颁布了《经济调整紧急计划》。在这项与西方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转向”如此一致的政策主张中，一系列旨在削弱国家职能的政策——诸如削减公共支出、控制工资增长、重新安排债务等措施纷纷出台。为了进一步推动市场化进程，墨西哥在1983年继而提出了《全国发展计划1982—1988》，全面开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到 1988年萨利纳斯执政之后，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墨西哥全面铺开。1991年的《国情咨文》是墨西哥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宣言书”:对外向美国靠拢，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并退出77国集团；对内则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转向的突出标志即市场化与私有化，作为最早一波进行私有化改革的拉美国家之一，墨西哥在1992年对 1075家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到1994年国有企业已经降到了209家。这些政策，构成了适应性变革的生成性条件。

如果说以上变革尚属于政策层面的话，那对土地的私有化则触及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赖以执政的经济基础。如前所述，“墨西哥奇迹”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土地再分配基础之上的整体性社会变革而形成的。土地制度是经济权力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关键权力基础即村社土地制度。然而，墨西哥政府却在1992年新的土地法中对《宪法》第27条进行了重大修改：政府停止了土地再分配活动；村社成员有权对自己的土地出租和买卖；私人公司被允许参与到土地竞价中来；村社和资本家可以建立新的组织并允许村社成员集体参股。如此一来，短时间内土地买卖刺激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但其代价却是致命的——大量小农和村社社员的土地被大的资本集团所兼并，80%的村社土地被卖给了大地主和跨国资本集团。

从1988—2000年，墨西哥政治舞台的大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为重要的，即为政治反对派已从墨西哥政治的边缘地位，成为一个重要的、可见的参与者。换句话说，除革命制度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开始对墨西哥行政和司法部门以外的所有政治机构施加影响，并逐渐增强自身影响力。尤其是国家行动党（PAN）和民主革命党（PRD）等反对派政党在墨西哥议会参众两院的席位数开始持续增长。例如，1994年墨西哥大选时，反对党共同控制了墨西哥32个州长中11%的职位，并占据了众议院40%和参议院26%的席位。可以说，1988年以来的每一次墨西哥总统选举都对2000年总统大选前选举竞争格局的改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十多年间，墨西哥选民逐渐改变他们对民主的既有看法，开始认为竞争性选举才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所在。

为获取更多选民支持，自萨利纳斯（Salinas）执政起，“革命制度党逐渐放弃和背叛了革命民族主义，并用名为‘社会自由主义’和‘新民族主义’而实际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取代了革命民族主义”。甚至华盛顿、华尔街和大众媒体一致将萨利纳斯描述为改革家和现代化者，并将其比作“拉丁美洲版的戈尔巴乔夫”,致力于消除墨西哥的腐败、低效和一党统治。社会自由主义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统治形式的反映，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霸权，同时将大多数墨西哥人排除在参与制定国家政策的范围之外。在阶级斗争不断升级、贫困水平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排除了大多数墨西哥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和需求。因而，伴随着墨西哥经济的持续低迷，以及与强大的劳工阶层和资本家之间缺乏政治和物质的社会契约，这些试图通过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债务原则作为社会纪律来重组扩大后的国家的尝试都未能达到他们的目标。意识形态权力的变革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一套，彻底改变动摇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基础。

适应性变革并没有解决危机，反而是加重了危机。在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看来，累进性力量可能对相关结果不产生递增的变化，反之，这些过程具有轻微或可以忽略的影响，直到它们达到某种临界水平进而足以引发重大变化。最终，墨西哥政坛于2000年7月2日总统大选上演了令世界为之震撼的“地震”——反对党候选人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以超过6%的得票率击败了革命制度党（PRI）的弗朗西斯科·拉巴斯提达（Francisco Labastida）。至此，执政长达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彻底失去了执政地位。对许多观察家来说，2000年的总统大选成为墨西哥民主化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对其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对革命制度党而言，这意味着其自身开启的适应性变革最终反而将它自己推向了失去执政的深渊。

在以改变权力配置为条件的适应性变革中，受到致命损害的不仅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同样是墨西哥整个国家。时至20世纪末，曾经令世人瞩目的“墨西哥奇迹”戛然而止，新自由主义调适与民主转型并没有带来其所期许的治理绩效，反而是经济衰退与暴力横行。据统计，墨西哥84%的城市遭受毒品暴力的威胁，从2006—2012年，墨西哥已有6.4万人死于有组织犯罪。毒集团不仅与警察和军队发生激战，而且不同派别之间甚至集团内部也会相互厮杀。由此观之，一旦走上政党建设现代国家的发展路径，在现代国家体系尚未形成的条件下，任何放弃政党主导的做法，表面上毁弃的是政党，实际上毁弃的是整个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国家的全局。

五、结语

通过历史性因果叙述，本文展现出了三种核心权力配置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兴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革命制度党执政地位的丧失，恰是因为盲目推行的适应性变革。这一变革的核心意涵，是自由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的强势回归，它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民主化以及社会领域的治理理论。对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来说，其赖以存在的基本权力配置——以村社为核心的土地公有制、党对政治过程的领导权以及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革命民族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冲击下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党适应性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意图进一步探寻到底怎样的适应性变革有利于政党的自身建设。本文认为，成功的适应性变革往往只是聚焦具体政策以及中观、微观的制度，而鲜有对国家得以建立的基本权力配置予以改变。当政党为了谋求适应环境而触及其赖以存在的基本权力时——这些权力包括但不限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政党赖以执政的基础也就发生了改变，其结果很有可能就是失去执政地位。而对于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而言，政党的发展状态及其治理绩效是国家建设的基本问题。一旦政党犯下颠覆性错误，对整个国家而言也将是致命打击。

通过墨西哥这一单一案例，我们展现了“适应性的限度”所涉及的诸主张是如何在经验材料中穿行的。本文并不意图提供特定的可供检验的假设（testable hypothesis），相反，我们的核心目的在于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供一种理解现实的理论框架（theory frame）——基于“适应性限度”的见解，研究者得以对历史上政党兴衰尤其是执政党的兴衰有了新的理解。

相较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而言，同样是处于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整体氛围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却是在不触动基本权力配置的前提下推动着政党适应性变革。在政治权力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科学执政与民主执政，但没有盲目接受民主转型的诱惑，而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相关的基本政治制度；在经济权力层面，中国引入了市场化机制，但依旧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在土地产权这一核心问题上拒绝私有化改革；在意识形态权力方面，虽然各种思潮与文化蜂拥而入，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却始终没有改变；在军事权力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未有过改变，并在20世纪90年代杜绝了曾经泛起的军队经商的苗头。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所做出的适应性变革都是具体政策层面的，而非基本权力配置层面。这种具体政策层面上的适应性变革，恰恰成为巩固基本权力配置的重要手段。也正是源于此，适应性变革不但没有损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同时为其执政注入了新的动力。从这种意义而言，作为官方话语的“不忘初心”恰恰是政党适应性的限度所在。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荐稿：冯天    

〇 排版：杨雨轩

〇 审校：杨晔 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