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精英与民主的终结 |【民主理论】专题

编者按

本文深入探讨了民主政治的终结及其背后的复杂因素，特别是阶级冲突和权力精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文章以泰国为例，遵循“阶级冲突—精英反制—民主崩溃”的逻辑，提供了对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崩溃过程性解释的新视角。作者指出，民主政治的崩溃往往源自城市与农村权力精英所组成的阶级联盟，这些精英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左翼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反向运动。

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存续与否，实际上是传统权力精英审时度势的结果。权力精英选择民主政治，并非出于高尚品格或顺应潮流，而是在民主能够保证他们利益的前提下。当大众民主威胁到精英的核心关切时，他们便会采取更为残酷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与利益。这种对民主崩溃的理解，意味着民主化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是前独裁精英为保障自身利益而推行的制度设计。文章还强调了西方的“好制度”并不必然适用于非西方世界，因为宪法与政治制度的实际政治效应无法脱离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这一点由“宪法工程学”的推崇者萨托利所提醒，表明即便是精心设计的制度，也无法根本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的结构性问题。

权力精英与民主的终结

（原标题为：《阶级冲突下的精英反制与民主崩溃》，现标题为译者所拟）

作者：

释启鹏，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引文格式（MLA）：

释启鹏. 阶级冲突下的精英反制与民主崩溃 [J]. 国际政治科学, 2022, 7 (02): 124-155. 

内容提要

民主政治的终结往往令人悲伤，但人们在惋惜“好制度”轰然倒塌的同时，却鲜有思考崩溃之前建立的民主政治到底是什么。放眼历史， 民主政治素来与以精英统治为底色的现实社会之间存在巨大张力。直到20 世纪中期以来民主的意涵被简化为竞争性选举与政党轮替，即只有当民主政治不再意味着变革社会结构与财产关系之后，传统世界的的权力精英才 得以与“现代性”的制度设计达成微妙的平衡。然而随着激烈的阶级冲突再度浮现，民主重新被赋予大众政治与财富再分配政治的意涵，权力精英与民主制度之间的脆弱平衡也在前者的强烈反制行动中宣告结束。基于泰国案例，本文遵循“阶级冲突一精英反制一民主崩溃”的逻辑，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崩溃提供了一种过程性解释：民主崩溃的主要推手源自城市与农村权力精英所组成的阶级联盟，而这一联盟往往是针对左翼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尤其是那些动员农村地区所形成的反向运动。这种对民主崩溃的新理解，意味着自由主义脉络下民主政治存续与否都是传统权力精英审时度势的结果，封建—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社会结构与寡头政治不会因民主的到来或离去而发生根本改变。

关键词

阶级冲突；权力精英；民主崩溃；泰国；历史性因果叙述

历经数十年全球化后，世界在经济、政治、技术和社会等各个维度上形成了密集的跨国网络。由这些网络交互关联而成的全球复杂系统，前所未有地促进了整体福利，但也具有始料未及的脆弱性和易感性，频繁遭受级联爆发、连锁反应和系统故障的冲击。风险无处不在但又难以识别、不可量化、无法预测，世界充满“不知的未知”，陷入深度不确定性之中。

作为全球复杂系统的子系统，政治领域同样深陷矛盾和困顿，令国际关系学者不断拷问“我们错了、还是世界错了？”一方面，人们笃信由理性主导的全球进步，欣喜于日新月异的科技、深入人心的国际和平、制度化的国际关系和循证型的全球治理；另一方面，政治中激荡着怀旧情绪，全球化的新世界被投射到昔日的认知版图，以陈旧方式加以分割、类别化和非此即彼地对立。边界政治、地缘政治、身份政治、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对立、冷战幽灵，诸如此类一度似已沉入历史的旧物，魅力四射地重新复苏、声势浩荡地强势归来。

面对错综复杂、乱象丛生的全球景象，学术仍必须艰难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尽力穿透表层现象的混沌喧嚣，整理出逻辑和追寻到意义。国际关系学有着深厚坚固的国家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也曾雄心勃勃地以寥寥数个概念构建起可以将整个复杂世局纳入其中的大理论框架。每当既有理论无力框定新的现实时，国关学者就在其中增添新概念或概念的新维度。在当今深度不确定性时代，这种理论发展路径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就如量子力学在20世纪中晚期的处境——大量新基本粒子的不断发现揭示了微观粒子种类具有无限多样性，让物理学界不得不重新严肃思考“隐藏变量”（hidden variables）问题，即某些基本概念的缺失让理论陷入难解的悖论和对现象的应接不暇。

国际关系学中这个“隐藏变量”或许就是“风险”，一个从未缺席但却一直被误解为非政治性的概念。全球风险既是全球治理的对象、又重新界定了全球安全。然而，国际关系学对风险所采取的客观效用主义理解——将风险等同于可计算的客观概率和可计量的预期损失——却将风险概念长期限于用作搭建理性决策模型的条件框架。对风险概念加以科技范式处理，极大地简化了风险，从而也过度简化了政治，通过固化客观成本和客观收益的精确比对作为国家间互动的规范指南，贯彻了理性主义的学术信仰、强化了国家主义的思考惯习。作为科技概念的风险也给观察政治的镜头长期套上黑白滤镜，勾勒出政治那庄严冷静的应然图景。

一、风险政治逻辑:风险与政治的相互塑造

民主政治的乐观主义情绪在第三世界国家遭遇极大挫折，虽然“第三波民主化已经面临严重挫败的观点和论断缺少足够的依据”，但21世纪以来已有1/5的“新兴民主国家”发生了逆转，同一时期向非民主政体转型的国家的数量甚至开始超过民主转型国家。民主研究专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不无怅惋地感叹道：“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民主的衰退期。”面对民主政治的不确定性，一系列新概念的涌现——民主毁灭（democraticde struction）、民主溃败（democratic meltdown）、民主恶化（democraticde terioration）、民主逆流（democratic setback）、民主失败（democratic failure）、民主回落（democratic rollback）、民主萎缩（democratic atrophy）以及有缺陷的民主（defective democracy）、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半民主（semi-democracy）等等——同样昭示出学界对民主转型及其前景早已失去几十年前的踌躇满志。当然，这些概念所代指的社会现实不尽相同：有的体现为民主质量的下降，但民主政体依然存在；另一种则体现为民主政权的解体与崩溃，即民主政体向其他政体类型的转变，也就是“去民主化”的过程。

本文旨在关注第三世界民主政体的崩溃：在形式上，它展现为民主政体被非民主政体替代，而这一过程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在大众心理上——这一点在既有研究中很少被提及，但确乎是真切存在的——“民主崩溃”一词往往蕴含着人们对现实政治沧桑巨变的惋惜，它意味着无数政客与学者孜孜以求的“好制度”骤然崩塌。基于这种认知模式，当今比较政治研究围绕政体变迁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知识积累。但与此同时，这类研究却大都囿于民主转型学的桎梏：民主崩溃意味着具有现代价值的“好制度”被那些威权的乃至军政府的落后制度替代；民主崩溃是通往民主政治漫长道路上的“倒退”，研究者分析这种“倒退”的目的，是保障国家能够在通往民主政治的康庄大道上行稳致远——研究民主崩溃的“初心”与“落脚点”其实就是防止民主崩溃。

一个前提性问题却被人们忽视了：那些招致颠覆的民主政体为什么被认为是“民主”的？回答这个问题，有利于解决现有的民主崩溃理论框架所共有的迷思：为什么相同的结构性因素抑或是阶级背景在某些情况下推动了民主发展，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变成了民主化的障碍？不同于之前的研究单纯将民主崩溃视作“非民主政体”替代“民主政体”，本文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崩溃源于不同民主观的冲突，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权力精英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做出的选择。基于泰国政体变迁的历史性因果叙述，笔者提供了关于民主崩溃的一种新解读。这种努力有助于我们摆脱对自由民主政体的盲目乐观，进而能够更好地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态势。

二 、既有研究回顾

在民主崩溃研究的知识系谱中，有四种“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s）为我们理解这一重大事件提供了分析思路。所谓“理论框架”并非具体假设，而是一套指导理论建构的概念与范畴，一种围绕特定问题的基本看法，其重要意义在于确定那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与议题，进而帮助研究者研究和分析现实世界。理论框架将纷繁复杂的学术传统变得清晰，研究者得以在相互竟争的命题与假设中实现知识积累。

第一种理论框架关注宏观环境对政体发展的约束作用。这里的宏观环境既包括诸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不平等状况以及历史文化遗产等国内因素，也包括世界体系、外部干预以及邻国政体状况等国际因素。将如此纷繁复杂的观点纳入同一个理论框架是存在些许争议的，然而，它们却共享着相似的认知基础：中观层面的政体发展取决于更为宏观的要素。由此，该理论假设囊括了至今比较政治领域中最为经典的争论：经济发展能否推动民主？怎样的国家结构与政党体制更能维持民主政体的存续？社会不平等状况与民主化以及民主崩溃到底呈现怎样的关系？政治文化、社会资本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民主政治？国际因素如何在政体变迁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等等。在这些被称为“要素论”的各类假说中，“能否培育有利的社会条件，是能否实现民主或民主化的关键”。

回顾既有研究，我们会发现该理论框架主要围绕民主化成功而非失败的原因展开。这体现了他们共享的第二种认知基础，即对称性的因果观：那些不利于民主化的因素自然就构成了民主崩溃或民主衰败的原因。这种因果观也注定了此类研究往往以大样本统计为主。然而方法论的新进展已然表明，“一个失败结果的原因未必等价于成功结果的原因的缺失或否定”。正如奥唐奈（Guillermo O’ Donnell）与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所强调的那样，政治与社会进程既非对称也非可逆，摧毁民主的原因并非那些打倒专制政权的反面。更为遗憾的是，大量的重复性劳动似乎并没有提供可靠的结论，亦未能给因果关系提供新的知识积累与进步：研究者依旧只得不断加以限制，方能回答为什么同样的因素时而推动民主，时而阻碍民主。

不同于结构性视角，围绕民主崩溃的第二种理论框架关注行动者之间的博弈，提供了一种自微观而至宏观的认知模式，进而构成了20世纪中后期红极一时的民主转型学。研究者认为民主化进程不是源于社会结构的外部制约，而是源于行动者进行策略调试的政策过程。林茨（Juan Linz）与斯泰潘（Alfred Stepan）的开创性研究意味着“那些做出特定选择的行动者能够增加或减少政权获得稳定性或持久性的概率”，因此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经济精英和军队等行动者所作出的关键性抉择对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尤为重要，民主化与民主崩溃中浮现的复杂性恰恰源于行动者的不确定性。转型学尤其关注精英的作用，执政者的激进政策会大大增加民主崩溃的风险。因此，民主存续更大程度上源于国家精英之间的“团结性共识”,只要精英仍处于分裂状态，那么民主崩溃就可能随时发生。

进入21世纪，民主化回潮以及威权韧性使得转型学逐渐降温，学界不得不开始正视民主转型理论存在的各种弊端。作为方法论的转型学已经式微，但作为认识论的线性发展的历史观与二元对立的政体论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它创造了包括民主巩固、民主崩溃、民主衰败、威权韧性等构成的“概念家族”，这些概念共享着相似的价值预设：把自由民主政体看作政治发展的归宿，而政体的转型、巩固抑或是崩溃以及长期执政的威权主义都是民主化洪流下的不同插曲。与此同时，该视角提醒研究者关注权力精英与偶然性的重要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新近的研究强调民主制的确立并非源于执政者的远见卓识抑或是底层压力，而是那些试图阻碍民主化的关键行动者因某些错误而导致自身控制力下降所致。

第三种理论框架关注不同因素的“绞合”对政体变迁的影响，尤其是特定时空背景下国家形态与社会情势如何影响民主走向。在亨廷顿看来，民主危机的根源在于平等主义和大众参与的压力使得允诺和期望之间的鸿沟逐渐加宽，民众对于政府要求的超负载超过了政府的反应能力。该学派往往具有国家中心主义的烙印，他们强调赢弱的国家能力抑或是缺乏凝聚力的制度设计是解释民主崩溃的关键。例如，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民主政体建立在制度化程度较低、国家能力较弱的环境中，而强大公民社会的出现反而对民主造成了极大破坏，进而导致纳粹的兴起。

包刚升的《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一书开启了国内学界对相关议题的探索，作者认为分裂的选民结构超越了离心型政体的承载力，二者的耦合导致了民主崩溃。然而这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连同该传统的既有研究一道，依旧难以回应当年蒂利（Charles Till）对亨廷顿的质疑：现代化一定导致动乱吗？更具体地说，存在分裂的结构——无论是分裂的选民结构还是政治结构——就必然导致民主政治的崩溃吗？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状况表明，民主政体同样可以在羸弱的国家中长期存在。例如，社会存在高度不平等的菲律宾、族群关系颇为尖锐的印尼，这些看似不利于民主存续的要素并没有显著逆转这些国家民主政治的总体态势。

第四种理论框架秉持冲突论视角。研究者根据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归纳出了推动与阻碍民主发展的阶级力量。他们强调特定社会群体及其联盟是政体变迁的关键，因此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崩溃主要是历史进程中不同阶级势力复杂互动的结果。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经典著作中，魏玛共和国这一民主政权的失败被认为是德国阶级结构的必然结果。19世纪以来，普鲁士土地贵族与正在兴起的工商业利益群体结成联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革命道路。维持这一权力结构且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是推行军国主义，进而把上层阶级团结起来，同时应对国际环境的各类挑战。在摩尔的论述中，从事“强制劳动制度”的地主阶级是民主的最大阻碍。在新近的研究中，德国的地主阶级通过各种手段以操纵选举的事实得到了更加详尽的数据支撑。在此基础之上，比较历史研究的后来者们将摩尔的论断拓展到欧洲其他国家、拉美、非洲以及东南亚。即便并非所有的研究都将地主阶级视作民主崩溃的罪魁祸首，但研究者们基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劳动依赖型土地精英（labor-dependent landed elites）是民主的巨大阻碍。

但以上研究主要关注的是20世纪中叶之前的政体变迁，因此摩尔及其追随者并没有进一步阐述第三波民主化之后阶级关系与政体类型之间的复杂关系。时间很重要，因为已有学者敏锐地发现在当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通常被视作民主阻碍的地主阶级似乎并没有与民主政治水火不容，甚至许多国家的地主阶级是民主的重要支持者。于是，冲突论者与其他流派的学者开始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同样的社会阶级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会对民主政体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面对理解民主崩溃的四种理论框架，本文并不致力于评判其优劣，毋宁说，笔者主要是对它们事实上所共享——尽管也存在明显差异——的某些假设与解释模式质疑。首先，既有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何相同的因素在某些国家会推动民主转型，而在某些国家会成为民主崩溃的罪魁祸首。为此，方法论研究者认为是源自时空背景的巨大差异。这类分析思路的前提是，“民主”作为特定的政治模式具有稳定的意涵，它不会随着时空变化而发生改变，我们只需要观察是哪些外在变化重塑了这一恒定的“实体”。然而，这种思路使得既有研究极大忽视了“民主”这个概念本身在历史进程中的流变。正如认知语言学代表人物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的研究所展现的那样，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范畴”（category）并不从它们与自然界实体的对应关系中获得意义；相反，特定范畴的意涵存在于构建思维的认知模型中。“民主”以及“民主崩溃”的意涵同样只是知识界所建构起来的某种共享信念，而这种共享信念必然随着研究者们的认知而发生改变。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研究民主崩溃的学者首先应当确定自身意图关注的那些轰然倒塌的民主政体究竟被赋予了怎样的制度意涵。

其次，“民主崩溃”虽然属于“政体崩溃”的范畴，但倘若针对这一特定政体类型加以分析，研究者不得不回到民主政治的逻辑之中。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提供一种仅适用于民主政体而非其他政体类型的理论框架，以更大程度体现民主政治的自身特征。遗憾的是，许多所谓“民主崩溃”的理论假设与其说是针对民主崩溃，毋宁说是针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政体崩溃。例如，赢弱的国家能力、分裂的制度设计、对抗的央地关系不仅会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对其他政体而言同样会带来崩溃的风险。

最后，既有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将民主政治视作政治发展的必然归宿，此类价值预设在现代化理论和民主转型理论中尤为明显。然而，一种更为悠久的学术观念在半个多世纪以来被湮没了：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十分脆弱的存在。在1945年之前，民主还被广泛地认为是与资本主义和社会稳定不兼容的。这是因为，民主的大众性以及再分配特质与现实政治的保守性及寡头特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不平等的现实世界中，“要么民主，要么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二者不可得兼”。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两种都颇具解释力的学术传统？答案同样指向了“民主”意涵的流变——具体而言，下文将展现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过程使得民主政体最终与权力精英、资本主义以及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相妥协。而第三世界的民主政治，几乎都是建立在这种微妙平衡的基础之上。但当某种特定类型的裂隙与冲突陡然出现时，权力精英放弃将民主制度作为其统治模式，其结果便是民主体制的轰然倒塌。

关注民主意涵的流变为我们带来一个非预期性结果：民主的“神话”被解构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与崩溃都不过是传统世界的权力精英审时度势的举措而已。当然，在此之前，我们需要了解民主政治在充满不平等的社会中是如何与权力精英建立起脆弱的联系的。

三 、权力精英与民主政治的脆弱关系

不同于将民主政治视作政治发展的终极归宿并注定行稳致远。笔者认为，作为制度形式的民主政治有着与生俱来的脆弱性。长期以来，西方思想家无不将民主视作“社会暴虐”或“多数人的暴政”，其理由无非是民众缺乏智慧，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操纵或煽动等，故而“大众的介入只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激进的财产分配和野心勃勃的煽动家”。然而列宁却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我们要求立刻破除这样一种偏见，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管理工作。”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而在于制度使什么样的人掌权，即国家管理者的阶级属性。民主制的掌权者的构成及其诉求，在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析中得到了明确体现。他认为，寡头制与民主制之间存在差异的真正原因是贫富，由此导致了不同政体对于社会现状的迥然态度：为富人利益而统治的寡头政体认为不平等的待遇是正当的，而为穷人利益而统治的民主政体则认为自由的平等所有权要求所有方面的平等待遇。

然而，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所组成的具有再分配潜质的民主政体与现实社会之间却存在巨大张力。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阶级不平等以及精英政治才是现实社会的本质属性。恩格斯指出，在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历史的进步整体说来只是成了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注定要终生从事劳动，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还要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同样指出：“在历史上，除了偶尔间断外，各民族始终是被精英统治着。”鉴于“有利于权贵的政策和社会选择不同于那些有利于民众的政策和社会选择”，掌握国家发展走向的权力精英们对民主政治长期抱有极大的敌意。这种敌意随着19世纪中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弥漫而达到高潮。马克思主义观尤其强调经济属性，马克思将民主制度视作“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即“把劳动从垄断着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僭取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加之俄国十月革命的非凡影响，这种被赋予了强调大众政治与财富再分配的民主理念“所呈现的模式和意识形态，接着启发了落后、附属或殖民地区的革命运动”。

由此引发的，必然是来自权力精英的反向运动，他们宣称“民主是经济自由的威胁，对那些作为财产权利的自由而言尤为如此”。在现实政治实践中，19世纪以来至20世纪中叶欧洲经历的几波民主化运动最终都没能实现民主巩固，政体抉择引发的激烈冲突直接导致了大规模的暴力以及最残忍的专制独裁。而在学界，最直观的表现是民主理论的精英转向，民众被认为“不应该亦无能力把握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而民主则被理解为“政治家的统治”。这意味着，一场重新定义民主概念的知识运动徐徐拉开帷幕。经过两代人的努力，西方国家终于剥离了民主的经济属性并将其定义为程序性的政党竞争，强调只有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政体才具有合法性，从而最终实现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构建与民主话语权的逆袭。如此一来，在工人运动中发展壮大的民主话语反而与社会主义泾渭分明，哈耶克得以宣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通过概念史的简要梳理不难看出，将民主视为“普世信仰”是十分晚近的事情。这种观点成立的前提，是权力精英与民主政治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脆弱的联系，这种联系意味着民主被剥离掉“大众政治”与“再分配政治”这两项核心意涵。长期以来被视作兼具政治与经济双重意涵的民主，自20世纪中叶之后被定义为“核心程序是由民主政府所管制下的人民通过竞争性选举来选拔领袖”，而民主化的精髓则是“用一个通过自由、开放和公正的途径产生的政府取代一个并非由这一途径产生的政府”。这一定义随着美国的霸权在全球范围弥散开来，本文所关注的第三世界民主国家也几乎毫无例外地接受了这一观点。当民主政治不再谋求财富再分配，那么曾被视作民主最大阻碍的地主阶级反而成了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们通过选举的方式以获得政治权力来维护和平衡群体利益，并为自身统治披上合法性的外衣。

意涵的改变赋予了阶级社会中民主政治以稳定性，但民主体制与生俱来的深层脆弱性却没有发生变化：一方面，不平等社会中的权力精英依旧对大众政治与财富再分配充满敌意；另一方面，精英与民主的联姻只是前者对后者的单方面改造，“当民主情绪开始侵蚀基本的社会制度以致威胁它发挥作用的功能时，民主制度就会发觉它们有责任去取而代之或者撤回来”本文认为，民主崩溃恰是精英与民主之间联盟破裂的结果。而打破权力精英与民主政治二者之间脆弱平衡的，是以阶级为核心的大众政治所引发的再分配威胁。如果说“选举权只能赋予那些不会推翻私有产权的人”是维持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平稳运行的前提，那么当拥有选举权的民众意图推翻私有产权时，统治精英必然会收回选举权，并在制度上毁灭民主的再分配职能，同时提高政体的镇压能力，其结果就是威权政治或军政府的产生，民主也就不复存在了。

四 、阶级冲突与精英反制: 理解民主崩溃的新框架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冲突之所以极大增加了民主崩溃的风险，与权力精英的社会基础有着密切关系。莫斯卡（Gaetano Mosca）、帕累托和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等精英理论家认为，权力精英的核心特征在于“他们的地位使其能够超越普通人所处的一般环境，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作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决策”。因此，在他们看来，精英的权力主要源于政治地位。然而另一些学者却指出，权力精英，尤其是那些处于权力顶端的寡头（oligarchy），往往都有着深刻的物质基础。精英之所以相较于非精英而言具有更大的权力，是因为他们拥有左右经济生活的力量。在本文的分析中，笔者强调政治权力及其衍生的制度形式都是以不同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精英相较于大众的优势地位“来自于提取、改造、分配和消费自然物的社会组织享有的不同权力”。这样的看法符合历史常识，“不管是1789年的法国还是2011年的美国，最上层1%都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足以对社会面貌和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的影响”。

精英为了生存必须从非精英群体攫取资源，“从根本上是由阶级力量形塑的，也就是说，由生产关系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权力精英的经济性、阶级性意涵，将他们与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其一，由于扎根特定的社会结构与生产关系，因此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权力精英很少受到那些非经济性、非结构性变革的影响；其二，在财富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再分配意味着对权力精英的“剥夺”，因此必然受到他们的强烈抵制。而阶级冲突的核心要义，正是一种以财富再分配为目标的社会斗争。列宁曾在四个层面总结了阶级的特征，即“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同”“在劳动组织中的作用不同”以及“对社会产品分配的方式与多寡不同”。以阶级为脉络的社会动员，其目的正是改变这些“不同”，从而对权力精英造成了根本性冲击。

由此观之，民主政治的一些原则会损害精英的权力、财富和地位，而且精英们拥有潜在的破坏能力，诸如与军方的密切联系以及对官僚机构的控制，故而传统世界的权力精英构成了民主得以存续最重要的障碍与挑战——如果旧时代的政治精英们对新政权不买账的话，那么民主制度既很难建立，也很难巩固。当那些以阶级为动员口号的政治组织开始在民主国家浮现时，它意味着民主的意涵不再仅仅是政党轮替与竞争性选举。如前文所述，不同民主观之间的差别，甚至绝不小于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促使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以阶级为口号的社会动员针对的是底层民众，在一人一票的自由主义民主政体中，这极大增加了其获胜的可能性。一旦这类政治组织执掌政权，财富再分配政策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选举以获得执政权的方式已然对权力精英构成了致命威胁，因此，民主与精英之间曾建立起来的脆弱联系便不复存在了。或言之，阶级冲突带来的再分配威胁使得民主不再是精英合法垄断政权的工具，反而可能成为其自我毁灭的武器。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权力精英的唯一出路便是改变政体类型，进而杜绝财富再分配的可能。对此，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剖析精英们的考虑：“权贵希望有不那么亲民众的政策，他们暂时拥有实现这一目标的权力。然而，他们也关心未来的政策，他们知道一旦其暂时的事实政治权力消失，民主就会再次实行它所偏好的政策，如高税率和收入再分配。因此，权贵不仅在今天，而且也在未来获得其所偏好政策的方法是改变政治制度，拥有更多的法定政治权力，也就是说，从民主向非民主的过渡。”理论上，国家可以通过和平途径实现政体过渡。然而，再分配的巨大恐惧迫使权力精英寻求从根本上消泯任何可能的威胁，故而第三世界的民主崩溃往往与军事镇压联系在一起。很显然，军队精英同样拥有广泛的经济利益，再分配对他们而言同样是极大的威胁——智利的皮诺切特、印尼的苏哈托以及下文将分析的泰国军方莫不如是。最终结果，便是民主政治在权力精英的联合绞杀中轰然崩溃了。在政治光谱中，民主崩溃可以理解为左翼动员所引发的中右翼联盟的反制。

由此观之，冲突的类型，而非强度，是决定民主崩溃的关键。那些从事阶级动员的政治组织无论是否是在法律范围之内谋取执政权，都将遭受权力精英的无情镇压。而其他类型的社会动员虽可能规模浩大，但鲜有彻底改变既有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的强烈诉求。对于权力精英而言，那些围绕族群或性别而形成的体制内的冲突，甚至是20世纪中叶席卷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他们的优势。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敏锐地观察到，除中国这样的极少例外，第三世界革命运动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性质的，他们的领导人都有着资产阶级背景，他们渴求独立却反对阶级斗争，拒绝对社会进行根本变革，他们的政党和纲领都是着眼于民族主义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

在第三世界，农村地区形成的阶级动员往往更容易引发民主崩溃。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分布在农村。另一方面，由于工业水平普遍落后，那些与社会结构及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的权力精英，如大地主和大种植园主，也主要盘踞在农村地区。这些精英可以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控制大量人口，并形成了强大的权力关系网络。与此同时，具有巨大动员潜力的农民阶级“既是推动革命的机器也是革命的代表，并且在革命机器横冲直撞所向披靡之时，开始逐步扮演起一个有影响力的重要历史角色”，而其发挥的作用“完全取决于该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特殊的历史情境”。故而亨廷顿（Huntington）强调，“农村主导集团所起到作用实系决定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因素”，农村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

综上，笔者在基于历史经验的逻辑推演中形成了“阶级冲突—精英反制—民主崩溃”的过程性解释：民主崩溃的主要推手来自城市与农村的权力精英所组成的阶级联盟，而这一联盟往往是针对左翼社会动员尤其是对农村地区社会动员的反向运动。在“原本分别决定的进程间势态性展开的互动”中，我们既可以回答民主崩溃为何产生，也可以回答民主崩溃如何发生。

为了更好地展现本文所提供的理论框架，笔者选取泰国在1976年与2006年的两次民主崩溃进行经验分析。不同于当下主流学界所普遍采取的实证主义因果推论，笔者基于科学建构论（scientific constructivism）的哲学基础与律则论的因果观（regularity theory of causation）强调因果性本身寓意于“阶级冲突一精英反制一民主崩溃”的历史叙述之中，而因果解释要揭示的是某一社会存在得以形成的历史过程，即事件、互动、意义等“历史合力”最终如何导致了特定时空下的民主崩溃。与此同时，笔者试图通过两起民主崩溃事件理解民主崩溃的某些规律。这当然不是通过控制性比较以实现因果推论，而是通过对相似性的关注“不仅有助于理解社会结构（过去），更有助于我们正在面临的国家建设（现实与未来），并可能帮助我们破除思想上的迷信，实现认识论上的思想解放，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甚至理论体系正本清源”。

历史性因果叙述注定是片面的，因为研究者只是用理论之光照亮历史材料。新的科学观告诉我们，通过改进测量技术以更加逼近社会现实几乎是徒劳的，社会生活充满建构性，而理论观测本身也会改变被观测事物的性质。如此一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研究成果都是理论与经验互动之后的产物，而研究者也会依据自身理论框架对不同要素予以取舍。在泰国政治分析中，国王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笔者却并不意图将其作为关键因素加以单独分析。这是因为在阶级分析的理论图景中，拥有政治与经济双重特权的国王在面对再分配威胁时，同样会坚定地选择与地主、资本家以及军队站在一起——至少在本文关注的民主崩溃案例中，国王只是中右翼联盟的组成部分而未单独发挥作用。况且王室在第三世界并不普遍，过于强调其特殊作用无疑会削弱理论的解释力。

五 、案例分析: 泰国的两次民主崩溃

由历史叙述所搭建起来的因果解释强调“社会关系的总体特点就是路径依赖、时间异质的因果关系以及全局偶然性”。接下来,笔者将以新的理论框架照亮泰国的经验材料，从而展现本文对于民主崩溃的全新理解。之所以选择泰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体现出20世纪中后期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缩影。在去殖民化初期，人们尚且普遍对未来充满着信心。但是，随后发生的一切却大大出乎意料——刚刚上台的本地精英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并没有显现出多少创新之处，相反，他们更乐于从发达国家引入那些早已崩溃的政治模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体系运动”归于平静之后，世界资本主义强势回潮。面对西方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亚非拉国家在惊叹之余深感自身力量的匮乏。西方所代表的不仅是力量，还是一种生活观念，涉及诸如个体自由和权利、平等、民主、科学和求知欲以及对自然的控制等一系列价值。于是，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效仿西方世界的制度形式以求改变自身发展命运。这种现代性投射到政治维度上便体现为在竞争性选举的层面理解民主体制，泰国最典型的实践便是被称为“受美国政治学家影响的思想产物”的宪法。

于是，我们可以在“典型案例”（typical case）的意义上去理解泰国政治态势与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崩溃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两次重大政治变迁过程中，本文理论框架所提及的诸关键范畴竞相登台，我们得以充分观察暴烈的阶级冲突以及权力精英的反制策略是如何复杂互动并最终导致民主崩溃的。因此从案例选择的角度来看，泰国属于“那些明显展现重大结果的案例，进而研究者得以对随着时间而徐徐展开的因果进程进行深入描绘”。

历史性因果性叙述以泰国权力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巨大裂隙为噶矢：在政治天平的一端，是封建时代的萨迪纳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的联合体，他们盘踞在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部门，同时与军政权贵特别是王室有着密切联系，享有政治上的庇护和商业上的优惠；而天平的另一端则是普通民众，他们处于政治秩序中的底层，同时饱受外国资本与本国豪强的双重剥削。在20世纪后期经济增长的凯歌中，这种结构性裂痕随着泰国新自由主义倾向下的发展策略不断扩大。然而，潜在的冲突并不构成改变政体的必然力量。只有当对抗性意识形态出现时，只有当社会动员付诸实践后，泰国政治社会场域中的结构性力量与关键行动者才会像聚光灯下的演员一样竞相活跃起来。1976年与2006年在泰国上演的两次民主崩溃事件虽往往被视作周而复始的军事政变，但我们依旧可以从意识形态与社会参与等维度发掘其完全不一样的深层意涵。在这两次疾风骤雨般的历史事件中，我们看到了自由主义民主政体中大众民主与再分配政治的兴起，进而见证了权力精英为维护其核心利益而不惜颠覆现有民主体制的果断举措。

（一）左翼动员与1976年民主崩溃

20世纪50年代之后，泰国政府经历了无数次“民主试验”，但绝大多数都最终在军事政变中流产。1968年，他依（Thanom Kittikachorn）政府颁布了新的宪法。在这套宪制结构下，他依控制的政党在下议院选举中获胜，他本人继续担任总理。新宪法的设计者们不仅力图向外部世界展现泰国具有“民主”性质的迷人形象，同时在赋予政治团体和当选议员有限权利的基础上，继续支持军队掌握实际统治权。因此在面对一场针对自己的政变中，军人出身的他依很自然地选择了强力手段。他解散了议会，禁止政党竞争，并再次恢复了军人主导的政府。他依颁布的新宪法，却在自己的手中化为乌有。

贸然恢复军事独裁的方式或许在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前有效，但却绝不再适用于20世纪70年代的泰国了。泰国早已时过境迁，“泰国社会整体上（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和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接受这样的一个在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幌子下仅仅代表军人利益的政权”。尤其是学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他们借助当时席卷全球的共产主义思潮，对他依政权形成了强烈冲击。随着几十万人涌上街头示威，他依于1973年10月24日被迫辞职并流亡海外。

相较于1932年那场为现代泰国奠定基础的“静悄悄的革命”，1973年10月发生的社会运动更具“革命”色彩。这不仅在于个人军事统治的终结，更重要的还在于群众性运动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973年以来，农民、城市工人和学生的自治运动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剧烈的阶级冲突很快成为泰国政治场域最核心的剧目，工人阶级重组走上了前台。作为法政大学校长和枢密院成员的讪耶·探玛塞（Sanya Dharmasakti）被国王任命为新的总理，他领导文官政府再次颁布了新的宪法。

总体来看，这场革命运动可以被视作资产阶级的胜利，后者巧妙地利用了学生运动和民众愤怒而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政变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是，它仅限于政治领域，它保留了基本的阶级关系和军队的实际权力。在此过程中，军队势力暂时性地失去了威望并面临内部冲突，但在之后的几年间它仍然随时准备恢复权力。尤其是随着社会动员的阶级逻辑逐渐凸显，右翼势力采取更为暴力的方式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敏锐地察觉到了大众民主所诱发的阶级冲突：“在1973年10月和1976年10月间，泰国拥有它曾经历过的最开放、民主的政治体制。被压抑的不满——对不公平的土地法、对腐败、对罢工禁令、对美国宰制的不满——猛然公开化，急速的政治极化开始了，推动着特别是大学生活动分子倒向左派，其他许多人，担心走上越南战争那条路，则倒向了右派。正是趁此时机，泰共将它的地下势力迅疾地重新伸展到城市地区和知识分子阶层。”

在愈演愈烈的社会冲突之下，政治民主化与言论自由的主张仿佛只是空中楼阁，泰国刚刚恢复的民主政体就像一艘螺丝尚未拧紧的巨轮在大洋上摇摇欲坠。而引发民主崩溃的导火索，则源自政治动员开始将矛头指向了农村动员，这让泰国的精英们感到极大恐慌。虽然泰国一直秉持工业化战略，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工业，70%以上的人口是农业人口。只有8%的劳动力在制造业工作，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主要集中在曼谷）。对于泰国农民而言，他们长期遭受权力精英的压迫，“1945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泰国的政治结构基本保持不变——一个官僚精英集团对广大农民称王称霸”。由此观之，诱发泰国阶级冲突的重大事件是历史演化不断积累的产物。泰国的城市和农村左翼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多次轮番上演的城市左翼运动，无论是在议会中还是在议会之外，都与在农村地区日益强大的解放运动之间存在着历史联系。1973年10月泰国发生的学生起义，必须被解读为城市左翼运动在经历长时间的极端镇压后的重新出现，并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支持。泰国左翼的显著成就是，他们认识到这个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家联盟的性质，并认识到只有人民的力量，即工人和农民的力量，才能克服它。

抗议运动在1974年达到顶峰，当纺织工人罢工发生在曼谷时，学生们前往村庄，动员了许多中部平原农民加入自己的队伍。当年6月，学生联合两万余名农民进军首都曼谷声援罢工运动。这个被称为桑普拉桑（samprasan）的联盟由学生、工人和农民三个阶级组成，这在泰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它意味着底层民众第一次联合起来并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这个联盟的存在，引发了曼谷当局尤其是那些掌握实际权力的精英的极大恐慌。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泰国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在一百多年间同样展现出了巨大的延续性，“乍一看，1980年代的泰国似乎和披汶时期的泰国没有什么区别，或者，就此而言，也与朱拉隆功时期的泰国没有什么区别”。对将军、银行家、官僚和皇族的旧统治集团而言，骤然兴起的大众联盟意味着“新的、更具威胁性的甚至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组织出现了”。精英们相信，大众联盟极有可能在有组织的农民起义的支持下煽动城市暴乱。有证据表明，早在1974年仲夏的时候，泰国中右翼势力已经决定必须对共产主义威胁予以彻底打击。

也正是此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泰国得到广泛传播。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在泰国首次面向大众发行。当抗议运动被赋予新的意识形态之后，革命的目的就不仅仅是夺取政权，同样开始致力于对现有秩序的整体性变革。面对持续发酵的左翼思潮，泰国的权力精英深知“一旦穷人被动员起来，发展成为左翼群众性政党，对富人来说，镇压成本随即增加”。乡村动员倘若成功，城市左翼运动必然裹挟着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形成一场足以撼动传统社会结构的再分配改革。而这个传统社会结构，混合了封建时代的萨迪纳制、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及在政治场域中举足轻重的军事官僚集团，是泰国权力精英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在面对学生的激进社会动员时，国王、城市精英以及许多中产阶级这些曾经同情学生运动的群体纷纷与右翼团体结盟，而后者大部分都在军队和官僚体系中有支持力量。在军队和政府中一些成员的直接支持下，采取军事镇压的措施逐渐得到了国内各阶层的广泛认可。对于国内外权力精英而言，农村与城市的底层力量第一次成建制地联合起来，并提出了围绕经济社会状况的变革诉求。为了捍卫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权与利益，以军人和官僚为核心的中右翼联盟逐渐形成，他们建立起“纳瓦普尔”（Nawapon）、“红色野牛”（Red Gaurs）等组织以抵抗左翼运动，并提出“保卫国家、宗教与国王免受共产主义破坏”的宣传口号。许多左翼人士遭到暗杀，左翼运动内部也出现分歧。至1976年初，泰国民主政体已经在恐慌和不确定中危机四伏。

1976年10月，前总理他依结束了流亡生活并返回国内，此举进一步激怒了学生群体，他们再次上街抗议。然而，持续激化的阶级冲突已经迫使泰国精英集体右转，学生们已经失去了资产阶级以及军队的支持——在泰国广大精英群体看来，学生们是热衷于农村动员并意图对整个社会的财富与权力结构进行再分配的“共产主义者”。面对示威游行，军方再次采取行动，民主政府颁布的新宪法在血腥镇压中被取缔。军方高级官员组成国家行政改革委员会，许多与共产主义相关的出版物被销毁，200多本图书被列为禁书。1977年初，泰国政府在南部和东北部增加了剿共兵力，并联合马来西亚当局在泰马交界地区进行大规模清剿活动，政府同时公开支持极右翼组织开展反共宣传，甚至认为屠杀共产党员也并不是过失。

相较于之前的军事政变，1976年泰国民主崩溃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意涵，它将泰国中右翼权力精英在面对共产主义威胁时所体现的强硬态度展现无遗。而且不同于之前政体变迁中群众性运动的缺席，泰国20世纪70年代民主政体的形成以及崩溃都与群众运动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他依政权的崩溃、新民主政体的建立是在群众性运动的呼声中实现的，虽然其背后暗含着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及国王及军队的默许；而1976年民主政权的崩溃，则是泰国精英群体，包括国王、军人、资产阶级乃至外国势力在面对那些紧锣密鼓的乡村动员时所采取反制的结果。尤为重要的是，“在泰国历史上，这是第一场涉及城市左派参与到农村阶级斗争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政变”。

（二）他信改革与2006年民主崩溃

另一场意图向农村展开社会动员进而导致民主崩溃的政治事件形成于他信（Thaksin Shinawatra）时期。在20世纪晚期，泰国虽然通过实行新自由主义实现了经济的突飞猛进，城乡之间的差距却进一步拉大。虽然贫困的绝对数量有所降低，但贫困人口的相对比重依旧很高，尤其是城市与乡村之间、上层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差距依旧很大。与泰国工业化迅猛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农民阶级，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约有3000万（约占总人口的60%）的泰国民众仍然生活在农村。农民的动员潜质，主要源自他们对城市、财富和资源的垄断日益增长的怨恨。与此同时，还有两个因素加重了农民的困境：到20世纪90年代，农民阶级已经变得贫富悬殊，一部分农民跻身富农阶层或成了从事出口业的农场主，而绝大多数农民还在森林边缘从事近乎自给自足的生产；几十年来，国家一直很注意把任何农民政治组织扼杀在萌芽状态，因此尽管银行家、实业家和商人都有其利益团体，连城市工人都有各种联合会，而农民却不得建立类似的代表机构。20世纪末，泰国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仅占国家总开支的5.8%，相较于20年前降低了近2%。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让这种局面雪上加霜。因此即便在进入21世纪之后，实现经济腾飞的泰国在人均生活支出方面依然要低于国际贫困线的水平。

这种潜在的阶级裂隙为新兴政治精英获取选票提供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口导向政策极大促进了泰国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在竞争性选举的“半民主”体制下，强大的地方精英也迅速崛起。时至20世纪末，“由银行业和工业部门主导的国内资产阶级能够保持对社会经济基础的重大控制”。作为新兴产业诞育的资产阶级代表，他信及其领导的泰爱泰党（Thai Rak Thai）致力于吸纳农村选民以壮大影响。在就任总理之后，他信提出了包括推动农村发展、成立国民保险在内的11项方案。他信的政策的确推动了泰国乡村的发展，基于泰国北部农村的田野调查表明，他信的政策推动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泥泞的土路被柏油马路替代，传统的木房也变成了更加牢固和美观的砖房，以至于这里的民众即便在他信下台之后仍对他很有好感。2003年开展的扫毒行动以及2004年对地方叛乱活动的打击深得民众支持，这无疑体现出他信着力将普通民众作为其最重要的选票来源。2006年政治危机之前，他信的势力已经在议会中占据了多数席位，从而使他在政治议程设定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他信政府的商业集团也通过购买媒体股份，进而以撤回广告为威胁使媒体支持政府。

他信及泰爱泰党的选票主要来源于穷人，这与之前那些在政治上依靠军事强制、在经济上依靠寡头精英的统治集团形成了鲜明对比。因得到不少底层民众的支持，他信于2005年实现连任，成为泰国历史上首位实现连任的泰国总理。然而，也正是因为一系列“草根政策”的推行，泰国长期存在的阶级矛盾日渐尖锐。当他信通过财政转移以推动针对农村的各类政策措施的时候，针对城市社会福利的拨款相应减少了，这无疑损害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与此同时，公务员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对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言也是不小的冲击。而大幅削减军费更是引起了泰国军方的不满：到2003年，泰国军费只占财政预算的7.66%，而这一数字在20世纪80年代却超过了20%。到他信第二个任期开始的时候，泰国的阶级冲突已愈演愈烈。

他信政府所推行的以上举措，都是在民主政治的逻辑中被赋予合法性的。虽然代表着资本集团的利益，但他信却非预期性地释放了当代民主话语中长期被遮蔽的层面，即民主的大众政治与财富再分配维度。泰国的“阶级诉求”一直存在，但被当地的庇护主义政治掩盖。在泰国的政治场域中，“政治活动仅限于少数统治精英，泰国的绝大多数民众都没有资格参与宫廷阴谋或政治活动”。即便进入民主时代，泰国穷人长期以来也显得无足轻重，因为他们只是在特定的恩庇网络中行使投票权。然而，他信政府针对农村所采取的政治动员却将农民放到了影响政治议程的关键地位，农民阶级可以利用民主政治的途径，通过一系列极具倾向性的政策部分地改变农村经济社会结构。这样一来，他信不仅冲击了原有的政治权力结构，而且使得王室、保皇派、军人集团、地方豪强集团以及曼谷政商集团等保守政治力量在“权力一利益”博弈中可能面临结构性损失。这种结构性损失促使“失意者”们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对他们而言，拥有雄厚政治资金和选票资源的他信派系变得比那些在政治上沉寂多年的军人集团更具威胁。而泰国军方的主要高层人士也对他信持反对态度，他们在打压他信阵营势力方面存在共识。尤其是当他信试图通过动员农村以获得支持时，传统社会的精英们又回忆起了20世纪70年代左翼运动风起云涌时的恐惧。因此当他信改革如火如茶之时，由各类权力精英构成的反制联盟也逐渐形成并伺机而动。2006年1月，“售股丑闻”将他信及其家族推向了风口浪尖，反他信联盟组织了大规模抗议示威。当他信意图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时，泰国军人集团以“平息政局动荡、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为由发动政变，终止了1997年宪法，开启军事管制。政变背后的主要力量，是军民精英中的反民主团体、不满的商界领袖以及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对于他们而言，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政治赋予了普通民众以合法的手段剥夺精英特权的可能，而避免这种可能的唯一手段，便是颠覆民主政体。在此过程中，大众和精英对于“民主”的理解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前者主要是立足大众参与与财富再分配的维度，而后者则聚焦于自由主义脉络下的民主话语，即保护私有产权为第一要义。面对精英与大众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泰国学者对此给予了一针见血的评价：“2006年9月19日的政变并不仅仅是一部分精英向另一部分精英展开的夺权行动。如果没有民众的大规模卷入，这一事件并不会发生。支持政变的各派力量对底层民众与扶贫政策都有着深深的敌意，尤其是当他信政府通过动员穷人以谋求继续执政之时…精英阶层、中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并没有真正的民主诉求，因此，若想扩展民主空间、追求公平正义，则必须仰仗于工人和农民，以及由他们形成的社会运动和政党。”

他信下台之后，由军方任命的新内阁多是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能源部长笃信私有化，外交部长和商务部长非常支持自由贸易协定，财政部长则公开反对过多的公共卫生支出——新政府成立之后，医疗支出被削减了23%，军费开支却增加了30%。2007年颁布的新宪法扩大了法院在罢免政府和解散政党方面的职权，并重新建立起了1997年前行政和立法之间的权力平衡。传统势力再次以制度的形式牢牢把控政治议程，在两种民主观的角逐中，强调大众政治与财富分配的意识形态再次遇挫。

面对持续动荡的泰国政局，有学者将其归咎于政治精英之间难以达成妥协，继而将民主的希望寄托于精英之间的合作、妥协以及“领导人对民主价值本身的虔诚”。然而深度历史分析表明，精英与大众所推崇的民主形式可能完全不同。来自亚洲基金会（Asian Foundation）的调查显示，泰国民众对于民主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异具有很强大的阶级与地域特征。回顾1976年与2006年的两次民主崩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不同民主观之间的激烈冲突：一种观点将民主视作程序性的选举政治，其背后是政客、官僚与商人所组成的“铁三角”以及中产阶级；另一种则将民主视为大众参与和财富再分配，当这一种观点被激发时，其背后站立的是广大农民、工人等底层民众。在不平等颇为严重的阶级社会之中，这种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如此一来，问题的关键变成了权力精英所面对的民主政治所展现出的是怎样的意涵：当“民主”以政党竞争与选举政治的面貌出现时，精英可以凭此合法地垄断权力，进而建起了支持民主的政治—经济联盟；而当那些“定义”并“建立”民主制度的权力精英发现自身的利益可能随着民主意涵的改变而受到威胁时，他们则会断然葬送昔日的“好制度”。总而言之，“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重要，对于特定政治概念而言，“只有被需要的时候，他们才会被从坟墓中请出来，现实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特定群体对于民主政治的态度变得模糊起来，地主阶级、官僚买办、中产阶级抑或是工人阶级都有可能成为民主的支持者，也都有可能成为民主的反对者。

回顾世界政治发展历程，在激烈的阶级冲突中权力精英因再分配恐惧而葬送民主政体的事件并不少见：在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可以理解为农村主导阶级针对社会主义运动介入农村生活而采取的反向运动，“只要社会主义者试图在政治上和劳工市场上组织农村无产阶级，小农家庭就会被推进法西斯队伍”；而当许多欧洲国家在20世纪初开始面临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运动时，权力精英们也会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而纷纷将民主政权蜕变成法西斯政权；而在智利，阿连德采取的土地改革和企业国有化等措施同样触及了地主阶级与贸易寡头的利益，尤其当通过动员工人以接管工厂进而没收美国跨国公司在智特权的时候，跨国资本集团与国内权力精英结成了强大的反制联盟，智利长达41年的民主政治最终在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中画上句号。以上案例，都是在“阶级冲突—精英反制—民主崩溃”这一逻辑中实现的。通过事件发生的时空先后顺序，以及“阶级冲突”“精英反制”“民主崩溃”这三个核心范畴在历史叙述中所展现的充分性/必要性关系，我们得以在律则论因果观（regularity theory of causality）的认识论基础上审视本文的因果框架，从而判断特定情况下原因与结果的恒常联系（constant conjunctionin a like situation）。

六、结语

因大众政治兴起而出现的精英反制迫使我们放弃任何有关“民主”的美好想象。回顾真实的历史进程，“民主政体很少是由多数人的代表在一场自下而上的、致力于社会变革的运动中建立起来的。相反，他们往往是由前独裁政权在过渡前的精英们建立。这些精英对形成一种能够忠实地代表大多数人的制度并不感兴趣，他们更在意的是通过制度设计阻碍选民将其偏好转化为具体政策。换句话说，民主化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它是为了反映前独裁精英为保障自身利益而推行的制度设计”。权力精英选择民主政治，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高尚的品格抑或是遵循世界潮流的勇气。正如本文所揭示的那样，以精英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民主——也恰恰是当下对民主政治的主流认知——只有在能够保证精英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而当真正的大众民主对精英的核心关切造成威胁时，权力精英就会撕下民主政治温情脉脉的面纱，以一种更加残酷的方式维护其权力与利益。如此一来，基于“宪法工程学”的制度性药方便根本无法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的结构性痼疾——况且，即便是“宪法工程学”的推崇者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也告诫人们，宪法与政治制度都只能在特定的情境中发挥作用，宪法设计的实际政治效应往往无法脱离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西方世界的“好制度”并不必然在非西方世界获得同样的治理绩效。

既然民主崩溃往往是精英反制的产物，那么维系民主政体长久运行最为稳妥的方式，似乎是确保那些代表传统势力的政治经济精英的核心利益免受侵害。相较于民主化往往需要精英与大众的“联动”，民主崩溃更多仅仅源于上层势力的意愿与行动。因此正如前文所述，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稳定民主政体无一例外是在以保证精英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方能建立的。然而，这种稳定的民主政治意味着什么呢？和其他类型的制度设计如出一辙，作为特定制度安排的民主政治“不是为了限制群体或者社会以努力避免次优结果而创设的，而是社会结果所固有的实际分配冲突的副产品”。这意味着，那些创制和发展民主制度的关键行为体的主要目标乃是针对其他行动者获得相对优势。于是出现了达尔（Robert Dahl）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提出的问题：在一个几乎每个成年人都可参与选举，但知识、财富、社会地位、担任政府官职的机会以及其他资源的分配都不平等的政治体系中，到底是谁在进行统治？

如此看来，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因民主崩溃而叹息。对于命途多舛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民主政体的形成与崩溃大多都是精英层面的事情。无论政体发生怎样的改变，自封建一殖民时代业已形成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自始至终延续下来。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切身生活鲜有因政体变迁而真正改变。面对民主转型之后的国家治理绩效，施密特在《威权统治的转型》成书25年之后也不得不承认，民主转型在权力关系、财产关系、政策待遇、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方面所取得的改变远低于学者们的预期。因此对于第三世界而言，与其纠结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建立与存续，不如去努力寻找一种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拓展民众实质自由的替代性方案。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荐稿：陈茜

〇 排版：孙则尧

〇 审校：郭瑞涵  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