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物质主义理论视角下新时代基层治理中的民众安全观 | 政鸣青年

后物质主义理论视角下新时代基层治理中的民众安全观：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和中国统计年鉴的分析

作者：

路程浩，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引文格式：

路程浩. 后物质主义理论视角下新时代基层治理中的民众安全观：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和中国统计年鉴的分析[OL].政鸣青年,1-21[2024-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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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为复兴政治文化领域研究的范式之一，后物质主义理论概括了西方国家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演变的历程。本质上，这种演变历程是个人自由和表达的体现，使西方的治理议程必须对此做出回应。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的现代化和剧烈的社会变迁下，中国民众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那么，如今的中国民众也强烈地主张和追求个人自由和表达的价值观念吗？通过对第七次世界价值观调查和2001-2023《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分析，中国尚未进入后物质主义时代，中国民众在价值选择上强调的首要因素是对安全的需求，这种安全更多表现为在社会转型时的焦虑和不确定性。这就勾勒出新时代中国民众和社会最基本的价值选择导向，也为新时代中国的基层治理提供参考，即必须健全更高质量的社会和治理安全体系。但同时，基于跨文化和实践的差异性，后物质主义理论对自由与安全关系的定位，在中国情境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要求对该理论必须予以更加严谨地审视和使用。

关键词

后物质主义理论；基层治理；自由；安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统计年鉴

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等总结出来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反映了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从现代化走向后现代化的演变，这使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又一位标志性人物。这种演变本质上强调社会生活中的个人自由与个人表达。其中，公民政治行为与态度的转变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党、政府、选举等领域的嵌入与渗透，表现为“绿党”的兴起、非传统政治参与方式的增加、性别议题成为政治和政策热点等。这些新兴的热点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西方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和治理议程，影响着西方政党和政府任期内的利益博弈与政策制定。

作为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对象国之一，中国的数据结果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兴趣。改革开放以来，奋起的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全方位、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在位居世界前列的同时，也给民众的价值观带来持续转变的契机。同时，中国整体的改革和治理措施也在努力塑造民众正在转变中的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年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为我们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一系列长期积累和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十年来，我们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国民经济在稳步前进的同时，民生社会发展日益成熟和谐。那么，伴随着国民经济日益发展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国民众如今也像西方发展历程所展示的那样，十分强调对个人表达和个人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吗？如果不是，那么当今中国民众的首要价值观念又是什么？它能给新时代中国的基层治理方向带来什么参考？毕竟，基层治理的社会性意味着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必然受到其渗透对象的约束，“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有赖于国家和民众的互动。民众对不同价值观的选择和需求直接影响着基层治理的措施与导向。本文试图以第七波世界价值观调查为基础，结合《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讨论上述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对应着前一年，因此实际的“2000-2022年”在年鉴中为“2001-2023年”。

一、理论前提与文献回顾

英格尔哈特在其不同的著作中，都曾论述了从现代化模式向后现代化模式转变的原因，以及二者的区别（见表1）。在其研究中，现代化模式对应着物质主义价值观，而后现代化模式对应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基于两个假设：一个是“匮乏假设”，即如果人们缺乏某样东西，便会将其放在首选位置，而如果其已经能够满足需求，则人们就会将别的东西置于优先选择的地位；在英格尔哈特看来，“生存”和“安全”需求的满足是促进转变最主要的因素；另一个假设则是“社会化假设”，即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种转变并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代际之间；任何一个单独的假设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价值观演变，只有结合两种假设才可以发现和预测价值观的变革。“当后物质主义观盛行时，民众较少重视经济结果，而更多强调环境保护、和平运动、性别平等、性解放、支持人权等因素，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要考虑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完全取代物质主义价值观，而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民众观念上的体现要多于物质主义价值观；经济发展也不完全是停滞的，而是速度缓慢的。但最根本的，这是一个强调幸福、自由和个性化的过程。

而在政治观念上，随着后现代化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传统意义上的政党政治、阶级划分、政府干涉、公民选举等，都出现了新的现象，在英格尔哈特看来，这无不嵌入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持续冲击和改造的烙印（见表2）。这些新现象背后的观念可称为“后物质主义政治观”。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中国按下了改善国民生活水平、进一步融入世界的按钮，民众的价值观开始出现了代际变化。一项1985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大陆，“年轻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者倾向于强调个人满足方面的目标，年长的则更坚持建国以来强调的社会责任”。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仍旧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发展质量逐年提升，但“粗犷型发展”带来的问题亟待解决。在这个基础上，陶文昭在2008年认为，从温饱向小康的转型，使后物质主义在中国是处于发轫阶段的、局部的后物质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高质量发展”为手段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虽然牺牲了GDP增长的数字，但出发点和落脚点则是增加“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在40多年的高速发展历程中，虽然中国目前仍处于现代化建设的阶段中，但中国民众的价值观已经出现了较大的转变，呈现出“复杂且矛盾”的特点：本土的观念正在被整合，外来的观念正在被接纳；传统的观念正在被更替，现代的观念正在被吸收；特别的，“中国公民的生活价值观体现出物质与精神并重的世俗化特征”。类似“生态环境保护”、“性别平等”、“科学民主决策”等词汇都是对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政治层面，这些词汇就表现为对民主、政府等不同的要求。李春玲通过对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六个群体的六种价值行为进行比较分析，认为较年长的三代人较崇尚国家权威，而较年轻的三代人更倾向民主决策，其中，90后的民主意识增长幅度最大。同样在对不同年龄、不同时代的群体比较的基础上，李艳霞在四个代际的比较中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可能会逐渐侵蚀公民的政治信任，信任水平呈现出“代际下降”趋势；而魏莉莉则希望在社会公益、民主决策、政民互动等方面，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需要得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注。在李艳霞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王正绪等认为在中国“五个世代”的价值观表现中，传统价值观的强度正在减弱，而具有现代性的观念则显著增强，尽管一些现代性观念与传统的价值是格格不入的。在地域范围内的对比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使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青年具有了不同程度的世界主义态度，也更加强调个性，但不同的是，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青年更加激进地反抗权威，因此，这也就影响不同的政策制定。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来看，影响中央政策制定的，还需要考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网络政治参与、制度外政治参与等的推动作用。这就要求新时代中国的基层治理必须把握富有活力和动态稳定之间的平衡。

上述变迁能够看成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民众中的大规模产生吗？即，中国民众非常重视对自由和个性的追逐吗？英格尔哈特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中国还处于发展较为早期的阶段，但未来的转型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是一样的；在这个层面，意味着中国将会在几十年后进入后物质主义阶段，与此相对应，中国民众对相关价值观的追求也将具有滞后性。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提及或暗示这一点。但对于这些文献，它们并没有详细说明主要原因，只是在大体上基于“社会主义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上，得出相关的结论；同时，这些文献也并没有将后物质主义理论与基层治理有机结合，论述基层治理应该怎样做。因此，本文的目的不仅在于从英格尔哈特的基本假设入手，论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发展面临的困境，即为什么这种价值观在当今仍旧是发展缓慢的；除了个人自由与表达，中国民众价值选择中的深层次需求是什么，以及这能给中国的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同时，本文也就后物质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国家与基层治理中该如何调适表明一些观点，特别是要注意到，该理论在跨文化情境中的局限性；特别是要注意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对自由与安全的理解，以及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连续视角下，中国民众价值观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二、中国民众后物质主义观念的现实分析

本文使用的数据在世界价值观第七次调查中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的样本量为3036个。根据后物质主义政治观的表现和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七次问卷相关问题，本文选取的衡量中国民众后物质主义政治观的指标包括民主和政治中的性别平等、选举、权威、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选择、政治参与方式、民众政治态度、信任等10个方面（见表3）。经过统一处理缺失值和重新编码操作后，得到需要的后物质主义政治观的变量。

在“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的自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收入、职业、阶层（主观）、受教育年限和受访者父母受教育程度。其中，在年龄分组上，由于采用的是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七波数据，此次调查在中国进行时，时间为2018年，且受访者年龄最小的为18岁，为了凸显代际，因此年龄分组如表4所示。其他自变量处理说明见表5。

本文先考察整体年龄群组下民众的后物质主义政治观，再比较不同的年龄群组，最后将收入、社会阶层、职业等纳入到考察范围内。三组不同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在表6中，从左向右的第一列表示整体的年龄群组与后物质主义政治观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年龄群组整体与后物质主义政治观呈现较强的显著意义的相关性。在3036个样本中，可以解释8%的样本量。在第二列中，以年龄群组18岁为对比组，考察了其他年龄群组的后物质主义政治观程度。结果显示，虽然与最年轻一代相比，其他年龄群组的后物质主义政治观程度逐渐递减，但39-48岁、49-58岁、59-68岁和69-70岁群体与后物质主义政治观呈现较强的显著意义上的相关性。这可能与这些群体确实已经参加过非传统政治参与有关。分年龄群组的情况可以解释3036个样本中的8.3%。第三列则综合考量了与英格尔哈特后物质主义理论基本假设有关的自变量。可以看出，年龄群组、收入层级、社会阶层、受访者受教育年限和受访者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受访者的后物质主义政治观程度呈现显著意义的相关性。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收入每提高一个层级，后物质主义政治观程度就会下降4.96%，这说明在中国大陆，即使收入等级较高的群体，现代化与难以抹去他们的传统观念和行为。第二，受访者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受访者的后物质主义政治观程度有较强的显著意义的相关性，这凸显了中国较为普遍的家庭结构，女性目前在家庭中还有较大的责任。在所有2419个样本中，该组自变量可以解释10.7%的样本量。

表6的分析结果不仅凸显了影响中国民众后物质主义政治观的因素与英格尔哈特有关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假设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也印证了英格尔哈特的基本论断。那么，既然中国民众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探究民众真实的、首要的价值观选择就成为了本文接下来的主要内容。

三、提出假设与测量操作

本文选取的后物质主义政治观事实上包含了性别平等议题、生态保护议题、个人权利议题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普遍议题。因此，基于英格尔哈特有关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的基本前提和上文中显示的中国民众后物质主义政治观的现实情况，本文提出的假设是，民众仍然强调对安全的需求超过了对自由的强调，不仅对安全的需求是制约21世纪以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发展的主要原因；且这种安全需求并不仅仅是现实的人身安全，越来越表现为对现代化和社会转型中各种“意外”和不确定性后果的焦虑。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本文将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七波中国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寻求不同年龄群组之间在价值选择和社会转型中的相似点。

在第一个意义上，在包括自由、平等、安全等的多元社会价值观中，民众强调对安全的需求意味着，在与其他需求和价值观进行比较时，民众将会把安全置于优先选择的位置，且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选择平等，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意味着需要安全。类似“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描述意味着不平等将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在第二个意义上，安全因素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正在从人身的，有形的安全，转变为未来的、无形的安全。对于第一个安全类型，可以用21世纪以来“公安机关受理和立案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数量”等测量。在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类型包括杀人、伤害、抢劫、强奸、拐卖妇女儿童、盗窃、诈骗等，公安机关受理和查处的治安案件类型包括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寻衅滋事、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工具、殴打他人、敲诈勒索、抢夺、毒品违法活动等。这些都是对民众现实的人身安全和安全感受造成直接影响的事件类型，如果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数量是增加的，那么可以反映民众对人身安全的需求是增加的；如果二者的数量是下降的，那么则反映出民众对人身安全的需求是减少的。对于第二个安全类型，则可以用“保险公司业务经济技术指标”来测量。在统计年鉴中，该项指标记录的是财产保险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每年的保费，这些属于商业保险的范畴，而不是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险。其中，财产保险公司的项目包括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人寿保险公司的项目包括寿险、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2009年公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对于如何加快建设医疗保障体系指出要“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并“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适应不同需要的健康保险产品”、“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参加商业保险及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险解决基本医疗保障之外的需求”。因此，就保费数值而言，如果民众更加忧虑可能的、无形的安全问题，那么相关保费的金额是上升的，且上升幅度较大；反之，则保费变化较为平缓，或者是下降的。

四、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图1和图2分别描述的是2018年在中国进行的世界价值观第七波调查中，有关中国民众对“自由和平等哪个更重要”和“自由和安全哪个更重要”两个问题的回答结果。两幅图中，横坐标是相同的年龄分组，纵坐标则是不同年龄群组对不同价值观的选择比例。每一幅图内，每一年龄群组对两种价值观选择比例的总和为100%。

在图1中，不同年龄组的大多数民众都认为平等是比自由更重要的。每个年龄群组认为自由更为重要的比例在29%和41%之间，而认为平等更为重要的比例则在59%和71%之间。认为“自由更重要”比例最高的年龄群组是19-28岁，达到了40.09%，与此相对应，这一年龄群体认为“平等更重要”的比例为59.91%，是所有年龄群体中选择的比例最低的；而认为“自由更重要”比例最低的年龄群组是59-68岁，只有29.82%，与此相对应，认为“平等更重要的”比例则为70.18%。在图2中，选择比例的差距远大于图1中的差距，但变化幅度相较于图1更为平缓。可以直观地看到，图2中，不同年龄群组认为“自由更重要”的比例都在10%之内，而认为“安全更重要”的比例都高于90%。在这个对比选择中，绝大多数的受访者都不约而同地认同安全比自由更重要。认为“安全更重要”的比例最高的年龄群体是69-70岁，高达97.44%，而认同“自由更重要”的比例最高的年龄群体同样是19-28岁，达到了8.53%。这就说明了在所有的年龄群体中，19-28岁是对自由的主张和需求最多的一代。从69-70岁到19-28岁，对自由的要求是逐步递增的；而对于18岁的群体来说，相较于19-28岁的群体，他们反而更加强调平等和安全。从整体上看，不同年龄群体普遍对安全的强调（在中国的文化和现实中，强调平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强调安全），凸显自1949年以来中国波动的发展和不太稳定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民众对自由的选择，但比例并未提高太多，这时对安全的关注体现了民众在高速发展下和各类政策中的迷茫与无助。因此，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这两个问题较好地揭示了当前民众首要的价值选择，对自由的高呼是缺乏依据的，对安全的需求则是深刻的。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措施也应以增加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为导向，而非以提高民众的自由度为导向。细化来看，这种对安全的选择在不同时期的主要成分是变换着的。

图3中的两条曲线分别表示“2000-2022年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数量”、“2000-2022年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件数量”。横坐标表示年份，纵坐标表示案件数量。

可以看出，从2000年至2022年，无论是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数量，还是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件数量，都呈现出先逐步增加，后逐步下降的相似趋势。但差异在于，首先，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数量相较于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件数量要少得多，且“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数量”曲线变化趋势要比“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件数量”曲线变化趋势要平缓。其次，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数量在2015年达到了峰值，为7174037件；而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件在2012年达到了峰值，为13889480件。

图4则将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件数量进一步细化。横坐标表示年份，纵坐标表示每万人口受理的治安案件数量。从有记录的2006年开始，每万人口受理的治安案件数量从56.3件上升至2012年的102.3件，这时已达到峰值，之后，每万人受理的治安案件数量逐年下降，到2022年，数值降到61.1件，虽仍高于2006年的数据记录，但已经是有记录的历史第二好的水平。

结合图3与图4，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数量和受理的治安案件数量，以及每万人口受理的治安案件数量，在2012-2015年之间先后达到峰值，之后便平缓下降。因此可以推断，2000-2015年，民众的人身安全感呈现出下降的状态，而2015年之后，民众的人身安全感相对有所上升。2000-2012年，在强调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民生问题、环境问题、法律问题等并没有及时列入基层治理的相关议程，这就导致了在“粗犷型经济”下，各种问题与矛盾的突出，危及人身安全的案件发生频次较高。而党的十八大以来，“高质量发展”逐渐取代“粗犷型经济”增长模式，在经济增速稳中向好的同时，相关问题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注意力不断向重大违法犯罪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分配，所起到的强大的威慑作用促进了类似案件的减少，基层治理的效益不断提升。然而，就现实的人身安全而言，民众的主观感受确实有所提高，但对于可能的、不确定的安全问题，民众的防备心理一直存在，且为了尽可能地减轻损失，对相关领域的保费缴纳较为积极。图5和图6分别显示的是“2000-2022年健康险保费和人身意外伤害险保费”和“2000-2022年家庭财产保险保费”变化。

在2000年，健康险保费金额低于人身意外伤害险的保费金额，之后便逐步增加超过了人身意外伤害险保费；在2011年，人身意外伤害险保费猛然上升，达到635.6亿元；同年，健康险保费也有所下降，金额低于人身意外伤害险保费。但在2011年之后，健康险保费便连年大幅上升，在2013年突破1000亿元，在2015年突破2000亿元，在2016年突破3000亿元，在2018年接近5000亿元，并于2020年之后连续突破7000亿元，于2022年达到7072.8亿元。而同时期的人身意外伤害险保费则增长十分平缓，在2018年，其金额为659亿元，仅略高于2011年的数值；而到了2022年，为499.2亿元。总体来看，两种保险的保费还是处于上升态势的。同时，一些民众也选择购买家庭财产保险，该项保费在二十多年间波动上升，于2022年达到164.1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在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开始减少的2012年前后，健康险开始了“陡增”。三项保险保费变化说明了从2000年到2022年，基层治理在稳中向好的同时依旧存在些许不足。民众对于未来的、可能的风险防范意识增强，他们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来为未来增加确定性，减少意外带来的损失。这本身可以反映出民众对安全需求的增加，不仅仅是希望减少刑事、治安案件，更希望生活在一个整体稳定、个体确定的社会中。

为什么中国民众会如此强调安全和稳定？结合历史文化和时代因素，原因在于民众对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感到无所适从，依靠原有的观念和想法对抗时代浪潮，不同的年龄群体、不同的阶层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脆弱感”。以中产阶层为例，在经济方面，他们与无产阶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社会地位上，他们又是一个较为独立的群体；在社会等级结构中，他们是最为敏感的群体；这一切都成为了中产阶层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和社会地位焦虑的根源所在。在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剧烈的社会转型下，虽然民众的收入会不同程度的增长，但与之相伴的，既有婚姻、购房、医疗、就业等压力与负担，也有“食品安全”、“信息隐私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成为困扰民众生活的诸多新的“不安全”问题。因此，在验证了前文假设的基础上，可以认为，对安全的强调，并不是对传统意义上安全的关注，而是民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观念的更新使一些原本构不成问题的事项变成民生焦点，促使政府改变注意力；是民众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本土与外来的冲突、新生事物取代旧事物的复杂心态；是民众在“日新月异”的社会转型中，对个人财产、身份、地位、关系等感到普遍焦虑的表现；更深刻地，是“稳定性的生产方式逐渐趋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不稳定的生产关系，而长期在稳定性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在面对不稳定的生产和生活时，变得越来越焦虑”。这些都是现实的基层治理并未完全覆盖的领域。正如迪尔凯姆在将自杀视为社会现象的基础上认为的，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瞩目的成就并非总是积极的，世纪之内发生的深刻变化产生了令人痛苦的反作用。这种“令人痛苦的反作用”，也就是本文所论述的复杂心态和普遍焦虑，不仅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发展的最大阻力，也是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面临的较大难题。改变的思路，就国家层面而言，或许就是“惟愿我们的民族能够合理地放慢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也等一等我们多少已经弃之不顾的‘灵魂’”。而就治理方式而言，可以不断引入情感治理，从而起到补充正式制度与规则的作用，在调解纠纷、解决矛盾的情境中“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用“感情牌”给予基层民众更大的支持与帮助。这两种策略下基层治理质量的提升，不仅有益于使人民获得更高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也巩固、加深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双向联系。

五、总结与讨论

通过对2018年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数据分析，中国民众随着代际更替，后物质主义政治观的程度不断缓慢加深，这大体上符合英格尔哈特有关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的基本假设；但值得注意的是，较老一代相较于年轻一代，由于某些历史和现实原因，在非传统政治参与方面更为突出，这也就导致了较老一代与后物质主义政治观之间呈现较强的显著意义的相关性。然而，整体上，中国民众不同代际之间的后物质主义政治观程度并未呈现显著差异，这点印证了英格尔哈特认为“中国尚未进入后物质主义阶段”的观点。数据表明，当前在中国民众的价值选择中，对安全以及平等的需求仍旧大于对自由的需求。这种对安全的需求已经不仅仅是现实的人身安全，更指向未来的、无形的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这是现代化过程中与人民心理有关的迷茫、无助、焦虑等主体性感觉的综合表现。这就对新时代中国的基层治理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一）本文缺陷与现实价值

本文的缺陷在于，所选取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测量中国民众后物质主义政治观的问题，其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问题首先在于，所选取的10个测量问题是否可以在大体上代表中国民众的后物质主义政治观，因为这10个问题并不包括中国民众对制度、权威等的看法；其次，世界价值观调查中“选择自由还是平等”、“选择自由还是安全”这两个问题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许多民众的观念里，对“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平等”以及“什么是安全”的回答具有多样性。具体来说，一些问题，也许在专业学者的眼中并不属于安全的范畴，但民众通常会将它们置于安全理念之中；还有一些民众则会认为所谓自由、平等与安全其实具有一定的重合度，一些问题可以同时是它们的交集。这就很符合一些学者认为的，在事实上，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政治文化使中国民众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常常表现出复杂且矛盾的心理状态，其真实的心理表现就会成为令人费解甚至无解的谜。况且，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中国数据中，一些关键问题的数据是缺失的，受访者并没有回答。随着国内外双循环的格局初步形成，一些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一些问题的答案则隐藏于国际化的进程中，还有一些问题的答案则会长时间掩盖在中国民众矛盾的心理和行为中。当然，还需要看到，以《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支持民众安全观具体变化的缺陷在于，相关数据是较为宏观的，且是在多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相关数据的变化是否能够支持民众安全观的变化，或者只是体现了民众的安全感，值得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但世界价值观调查和《中国统计年鉴》较为清晰地显示，在进入21世纪之后，安全问题是困扰中国民众的首要问题，不仅包括人身安全，也包括食品、信息、环境等安全问题，更包括了未来的、可能的安全问题。换言之，现在中国民众观念中的安全观念，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观念，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个人社会生活产生不确定性与焦虑的表现。这就要求正在转变中的基层治理必须为民众和社会提供更高质量的安全体系。而在中国的历史中，许多论述都将社会安定与国家长治久安密切相连。因此，对于生活在几千年独特历史文化中的中国人民来说，只有保障了安全和稳定，才能解除相当一部分的后顾之忧。也正是基于这个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理论对外强调的是生存权与发展权，对内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实质平等。这是与西方传统思维明显不同的，但却极大符合中国实际。在这种情况下，统筹新时代中国的现实发展和安全治理，既要强化民生资源的分配，运用法治原则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使民众感受实实在在的正义；又要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结构和共同体，以应对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的安全治理问题。2023年新成立的社会工作部，其目的就在于以科学化、专业化、规范化的思想与行动完善社会福利、化解社会风险，这正是这种更高质量的安全与发展共同体格局的导向。但这一措施还远远不够，具体的行为还需要每一个基层治理主体在实践中不断细化，不断创新，由此达到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长远目标。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中国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如何实现“要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有赖于在国家治理中实现物质与精神的调和，实现传统和现代的调和，更要实现国家与个人的调和。

（二）重新审视后物质主义理论下的自由与安全

当然，以上讨论虽然提出一些策略，但当认真考虑与后物质主义相关的政治观念、思想价值、文化图景和本土现象时，会发现它在实证和理论层面都不足以给出合适的答案。在审视了该理论具有的欧美主义色彩之后，不难发现，在追溯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化时，在社会主义乃至更进一步的共产主义强调的社会责任下，一些观念如强调奉献、性别平等、开放包容等，是一些中国民众所固有的，是中国历史一直重视和强调的，只不过在现代化的“钢铁洪流”中，只不过在强调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中，这些观念逐步让位于强调效率、经济发展等物质主义色彩的价值观。特别是，在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中，自由与安全也并不截然对立。如果说西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在传统的资本主义观念中更进一步地主张个人表达和个性解放，那么从根本上，“后物质主义”与“物质主义”，类似于“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二者的本质其实都是某一时期某一思潮极端发达之后所进行的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反思与行动。其演变逻辑类似于“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另一个对美国和西欧政治和工作价值观的调查显示，价值观的变化是多面的，在政治领域，美国和西欧民众的价值观变得更加后物质主义，而在工作领域，民众的价值观又变得更加物质主义，因此，在这些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公共的后物质主义者”和“私人的物质主义者”。那么，是否“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互相补充和纠正的，其在特定的时间段、特定的领域内都有各自的“市场需求”，它们的出现只是社会发展和社会思潮在“波浪式前进”中寻求平衡的结果，值得更多的学者基于不同区域实际基础上的经验探讨和历史与时间的检验。

就现有的数据而言，其实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许多内容都可以在中国本身的历史和现代传统中，都可以在中国民众的身上，或多或少找到相关的影子。任何一种理论，无论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都可以在中国找到使用情境，都可以找到适用民众。弗朗西斯·福山虽然承认过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但在论述东亚儒家国家时，他认为儒家与民主并不存在根本上的文化障碍，相反，儒家可以使东亚国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民主发展模式；在原子化倾向下，儒家思想可以很好地粘合个人，强调社会集体与纪律，如果儒家传统可以在对自由的需求和对社区的需求上找到平衡，那么儒家国家与社会将会成为政治幸福的场所。事实上，与西方只在选举时“热闹”的民主不同，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包含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使人民通过多种渠道有序表达自身利益关切、为国家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保障、责任落实、结果反馈，使人民群众的意见真正落到实处。在这个过程中，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自由与有序基础上的意见表达是和谐一致的，而不像西方那样处于高度的紧张关系和对抗性关系。[]显然，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中，将社会稳定与自由表达作为对立组概念在中国的现实中并不成立，中国注重秩序、和谐、稳定的文化以及对自由的理解与西方文化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到政治观和社会运作上，对民主、选举、政党、政府、治理等的理解也因理论和哲学基础的不同而在运作上呈现较大差异。因此，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中“自我表达”的那一部分也许可以用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的观念出现的一些转变，但其整体内容却很难甚至无法回答当今中国民众极其复杂和矛盾的观念，也无法在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作为连续统一体的基础上，阐释中国民众观念的变化，更无法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和悠久的文化积淀中解释中国的民主政治走向，尤其是，中国历史向来对安全和稳定的强调；尤其是，一部分中国民众本身就具有的可喜的、进步的、光辉的观念；尤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要实现的，是“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荐稿：《政鸣青年》投稿

〇 排版：杨晔

〇 审校：焦磊 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