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自己的哥哥姐姐
作者：杨银禄，原江青秘书。红旗日刊编辑有一定修改。
党的九大以后，一个叫李云露的人经常给江青写信，内容一是说想念江青，想见江青一面，想念李讷；二是了解江青的身体情况，请她多保重身体；三是告诉江青她的生活比较艰苦。信中虽然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点帮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后，沉默不语。既不回信，也不说话。
一开始，我不知道李云露和江青是什么关系。有一天，我好奇地询问江青的老厨师程汝明，他告诉我，江青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间经济收入很少，生活相当困难，江青对她在经济没有任何帮助和照顾。李云露以前住在中南海，给江青做过家务，带过孩子，文革以后就搬出了中南海。
左起：毛泽东、江青、李讷、李云露、王博文（李云露之子）
江青反复对身边人说：我小时候是靠姐姐姐夫生活的，他们帮过我很大忙。我总是要报答他们的。
1972年5月，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生了孩子，又雇了一个保姆。因为既要给孩子买牛奶，又要付保姆费，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生活很困难。1973年，李讷将她的困难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汇报了，请求爸爸给予帮助。她说：“我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说我过不了艰苦的生活，请张叔叔跟爸爸说说。”张耀祠很同情李讷，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给予李讷帮助，并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呢？张耀祠鼓着勇气说：“那就给8000元吧。”毛泽东认真想了一想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
于是，毛主席批了一个条子，从他的稿费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币，给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人8000元。当时贺子珍正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病，她说：“我看病的医疗费公家能报销，不缺钱用，把钱全部退给主席吧。”并说：“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后来经过做工作，她把钱收下了。出院结账时，不能报销的自费药有3000多元，这个费用就是从毛泽东给她的钱中支付的，剩下的4000多元，贺子珍退给了毛泽东，并一再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江青则收下了。给李讷的8000元，毛泽东的管理员吴连登只交给了她3000元，另外5000元帮她存入了银行，一是存在银行还有点利息收入，二是叫她慢慢用，如果很快就用完了，再向毛主席要就困难了。
一天江青看着姐姐的信，思绪万千。于是，立即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过得如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当时，李云露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她与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认识了。见到程师傅时，李云露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特殊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
程师傅回到钓鱼台以后，将他看到的情况向江青如实地作了汇报。江青说，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江青没有什么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泽东给她的8000元钱），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困难生活，也算了结我的一个心愿。程师傅及时办理了，这使得李云露感激不尽。后来江青入狱后，李云露经常来探望，江青也是感动不已。
江青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岁，“文革”期间在济南火车站工作。1970年春天，李干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一天下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打电话，叫我报告江青，说她的哥哥和侄儿来北京了，要求见见江青，见与不见由她决定，“他们现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见的话，你给中直招待所的领导打个电话通知她哥哥”。
我将此事报告江青以后，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这叫私闯京城啊！既然是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吧。”
随后江青说，“他不是带了一个孩子吗？你请汪东兴派人到毛主席的礼品库里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机，送给孩子，再带上半斤茶叶送给他的父亲，他好喝茶。告诉他们我现在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见他们，叫他们赶快回去，他们看到我送的东西，自然就会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觉的时候，带上江青的“礼品”来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们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体很结实，他儿子十五六岁，长得满精神。自我介绍以后，我说明了江青不能见他们的原因，请他们早点回山东，并把江青送给他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他的儿子毕竟还是孩子，看到照相机觉得很新鲜，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玩。江青的哥哥听我转达江青的话以后，流下了眼泪，双手托着两腮很久没有说话。
我临走时，他忙站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恳求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今后再也不会见到江青了。请麻烦你再跟她说说，请她见我们父子一次，拜托你了。”我同情地说：“可以，我再向她请示请示，能见你们更好，不见，我也没有办法。我报告她以后，她有什么话对你们说，我通过招待所的领导转告你们。”李干卿连连说道：“谢谢，谢谢！”
回到钓鱼台后，已经夜里11点了。躺在床上刚迷糊着，江青就打铃起床了，我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江青到了办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见她一面的请求报告她。她说：“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江青又对我解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激烈，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我是不利的，会影响我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火车票，叫他们自己买票回去。”
据我了解，江青说的李干卿被审查和管教的事是这样的：1953年“镇反”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但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没敢查下去。1959年江青要接李干卿到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便责令山东公安厅正儿八经地查下去了。调查结果是，李干卿曾在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当过“师爷”，即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巡防组组员等职务。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的威逼下，李干卿曾写信给江青进行策反。因此在解放后，“三反”期间受过处分。后来他50多岁又续了弦，还生了个大胖小子。
我按照江青的指示，打电话给招待所的领导同志，动员他们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们回去的命令以后，再次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但仍坚持不离开北京，继续等待江青的接见。大约过了两天，江青叫我打电话问问中直招待所她哥哥离开北京了没有？我打电话问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说，还没有走。
这时，江青的心里很矛盾：不见吧，他们执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对她影响不好；见吧，又怕别人说她阶级界限不清。经过反复思考，她决定还是见一面。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他报告毛主席她哥哥来求见的事，并请示“我见他们一面好，还是不见好”。
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当我把毛主席的话报告给江青以后，江青很感动，她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父子。江青说：“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进中南海和钓鱼台，在大会堂见一见。”
会见时，面对多年未见面的哥哥，江青像训斥小孩子一样地教训了一番。她说：“你们到北京来，为什么事先不打招呼？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应该好好接受改造，不能乱跑，更不该私自就到北京来。你一来搞得我很被动。从今以后不要随便来北京找我……”随后江青也询问了李干卿家里的情况，拉了一些家常。
李干卿虽然受到了妹妹的批评，但是终于见到了身居高位的亲妹妹，还是很高兴的，并没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动地对江青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实在是想念你，我老了，都快70了，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来看你了。这个孩子还没有见过你这个亲姑姑，常常念叨见见你，今天见到了，我们明天就回老家。”说着说着，又流下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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