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农历新年将至之际，先在新闻中看到北京朝阳医院眼科陶勇医生被医暴，紧接着就是扑面而来的关于新冠肺炎的新闻和信息，而且相关信息量呈几何倍数增长。出于职业的敏感，我立即告知家人尽量别出门，注意戴口罩，并劝说家人取消了所有春节期间的聚餐。这个春节注定了是最没有“年味”的春节了。随着疫情信息的不断公开，气氛也愈发紧张。外出的人数明显减少，即使外出也都带着各式各样的口罩。我每天基本上都是单位、家里两点一线，把坐公交或地铁上下班改为自己开车，偶尔和家人购置生活用品也是严格带好口罩，快进快出。每天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洗手洗脸，将外套挂到阳台晾晒。整个春节，也只在大年三十去了一次父母家，因为每年的年三十我都要给他们贴对联。同时也查看他们生活物资是否充足，对他们解释疫情，叮嘱他们做好防护，这一切都是为了尽量减少人员接触。我是一名工作了近24年的神经外科医生，曾经在2008年作为国家首批医疗救援队队员赴四川广元参加“汶川地震”的救治工作，参加过“2.20宁都特大车祸”的救援，并亲自陪同患者直升机转运，也是江西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队员，虽然此次疫情是以呼吸系统疾病为首发的传染性疾病，但随着疫情的扩展，受累的医务人员早已超出了专科的范围，内心自然地就产生了积极投入这场抗疫战的决心。1月25日我给分管院领导发信息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次日正式写下了请战书并发给了领导，也是这一天，江西省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出发武汉，其中有我的同行，也有我的同事。看到新闻中国内不断派出医疗队赴湖北武汉救援，但大多是呼吸或重症专业，只有压抑自己内心的迫切。1月30日看到省血液中心发布的呼吁疫期献血新闻，次日早上查房后就去献血屋献了400ml全血。2月8日是我值班，22时许紧急医学救援队的微信群里发出通知，国家（江西）紧急医学救援队组队赴武汉抗疫，2月9日9时集合出发，此刻离集合时间只有10个小时了。看到队员的名单里有我的名字，立刻向科主任报备，并通知妻子准备行装，安排好科里的工作后马上回到家里。一进门，家里灯火通明，除了6个月大的忱忱，其他人都没有睡，岳母在帮妻子为我整理行李箱，言言则抱着我哽咽地说：“爸爸，我不想你去武汉。”我问她：“那你说说爸爸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她马上回答：“治病救人。”我说：“现在武汉有病人需要爸爸，爸爸应不应该去呢？”她低下头沉默了。整理完行装已是凌晨3点多了。躺在床上思绪万千，直到快天亮时才眯着。
2月9日早上，妻子开车送我到集合点，路上问我什么时候告诉我爸妈，我说送我到了集合点你再给他们打电话，我心里知道他们肯定会支持我并相信我的。果然，9点接到母亲的信息，只有一句话“一路平安啊儿子。”妻子又对我说想看着我出发，其实昨晚她已经说过，被我拒绝了。这次我仍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刻她一定会泪如雨下，我宁愿她心怀着希望等我回来。省里各级领导对我们这次出征武汉高度重视，媒体甚至用了“王炸”来形容。所有在家的省卫生健康委领导和院领导均到场送行，几十家媒体参与了报道。医院很多同事都来送行，科里一位姑娘更是泣不成声。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感觉到肩负的责任和期望……经过出征动员、誓师、授旗之后，2月9日11时，由40人9台车组成的队伍出发了。其实此刻的内心很忐忑，众所周知，这是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敌人是无形的病毒，和大多数队员们一样，我也从未接受过正规防护隔离的训练。一路上不断接到亲友们问候鼓励的信息和电话，却无心一一回复。约17时50分到达武汉驻地，之前我来过2次武汉，眼前的景像与印象里的喧闹完全不同，因为看起来几近空城。接下来的两天队里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对抗疫期间的工作做了总体部署。同时抓紧时间集中学习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知识，训练穿脱防护服。由于大多数队员都没有穿脱防护服的经验，而这又是抗疫工作的重要环节，所以大家也都格外认真。期间接到指令，我们的工作任务是即将新开的江岸区塔子湖方舱医院。这是一个由体育馆临时改建的方舱医院，设计容量为1000-1400位患者，由来自江西、天津、河北共600余名医疗队员负责管理。2月10日晚我们参与方舱医院工作的部分人员进入施工现场，方舱医院还在加紧建设。进入方舱立刻有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应该说方舱医院是中国首创，事实证明是一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疫情爆发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时接到医院的电话，科室的一位医生被定为新冠肺炎疑似患者，2月11日晚接到该同事确诊的消息。经过医院及队里的流行病学调查，我与另一位同科室的护理组队友接到通知，队内隔离观察14天……
这个通知不但突然，而且内心里也很难接受。就像一个正准备冲锋的战士突然被关了禁闭。但作为一名肩负着副队长、临时党支部副书记责任的队员，我立刻告诉自己必须冷静下来。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是带着全省人民的期望来武汉抗疫，虽然我们仔细回忆都没有与患病同事存在暴露性接触，但同事患病的消息已经在队内传开，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有些队员出现情绪不稳甚至恐慌。为了尽快稳定队员情绪，使全队工作及时开展，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队内隔离的决定。隔离期间的一日三餐和队里分发的生活或防护物资都是队友帮我们放在门口，然后微信通知我们，内心用煎熬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房间里记笔记、练习穿脱防护衣、看新闻信息。就像我在微信中与关心我的同事说的，“我是把隔离的地方从南昌搬到了武汉，从敌人的外围搬到了心脏。 ” 在我们隔离期间，队友们从2月13日起陆续进舱工作。队里给五位2月份生日的队友集体过了一个简单而又难忘的生日，临时党支部根据队员平时及抗疫期间的表现，召开了支部会议，准备发展六位队员火线入党。这一切我都只有通过微信的方式参加。遗憾之余也觉得令人难忘，真的是度日如年。2月22日20:30首次进舱。方舱医院收治的都是经核酸检测及肺部CT证实的确诊轻症患者，这些患者有些没有症状，有些有低热、咳嗽、乏力等症状，只需要口服药物对症治疗，不需要输氧、静脉输液、呼吸机等特殊治疗。但舱内患者数量巨大，且随时有病情变化，有轻症转重症的可能，很多患者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其他基础性疾病。日常的查房、及时记录患者的情况、详细的交接班及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方舱分A、B、C三个区，我们队工作的A区和部分B区最初有近600名患者，每天分四个班次上岗：2:30-8:30，8:30-14:30，14:30-20:30，20:30-次日2:30。每个医生都有分管的床位患者，接班后首先是查房询问患者情况，然后根据患者的情况开具医嘱下达给护理组或上报专家组。但由于方舱是临时组建的，医护人员来自不同的医疗队，甚至同一队的队员也来自不同的单位，彼此的工作方式和习惯都不同，舱内值班人员不能随时获得患者的检查信息，患者的治疗方案都是由舱外专家组决定后再通知舱内，有些班次的舱内值班人员不能及时获得通知，这一切都与平时的工作有着极大的不同。我在2月23日02:30出舱。方舱内的医生组和护理组是独立排班，所以直到2月29日20:30那个班次才有了第一次舱内的团圆，大家都激动万分，却又极力克制兴奋之情。仅用了几分钟就完成了一次舱内的全家福，连患者都说再拍几张吧，但我们已经各自回到岗位上了。也是从这一轮班次开始，方舱里患者的数量明显减少了。3月7日14:30是我第五次进舱，我们负责的区只有150多个病人了，而且大多数都是等待出院的。对自己分管的床位查房、开医嘱只用了1个小时。阳光从窗外照进舱内格外耀眼。3月8日是妇女节，现在也称是“女神节”，这一天一定又是我人生中难忘的一天。昨天出舱时就听说今天要休舱。上午参加了此次抗疫期间火线入党的6位同志的宣誓仪式，这也让我想起12年前，当时我也是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的行动中火线入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下午是江岸区塔子湖方舱医院的休舱仪式。来自江西、天津、河北、上海等地数百名队员齐聚方舱医院前的广场，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在武汉期间，队员们都遵守“相互少接触，不聚集”的纪律，即使必须集体开会，也保持相互间的距离，离开房间严格戴口罩，注意手卫生等。每次出舱回到驻地，不管多晚，首先是做好个人清洁防护后再休息，我在房间的地上铺了一块浴巾，提醒自己没有做好清洁防护绝不能越过。抗疫期间，虽然身处疫区，远离家乡，但我们始终感觉是与家里的同事们在一起战斗。除了时不时的电话信息关心问候，还经常给我们寄来生活和防护物资，2月15日武汉突然降温，下起了雪，医院立刻给队员们寄来了羽绒服。这一切都成为队员们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动力。从来到武汉第一天，我就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我的恩师刘如恩教授，老师博士毕业于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虽然现在在北大人民医院担任神经外科科主任，但一直心系母校，得知我此次来武汉抗疫，时刻关心我的情况，老师的关怀给了我强大的动力，更让我坚定了抗疫的决心。这次疫情已波及全球，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武汉又是此次疫情的核心，抗疫是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的职责，能够到最前线去战斗，是医者荣耀。作者：向晖，江西省第四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副队长、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