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到北京，我都住在朝阳公园西门对面的一座旧公寓。这是我朋友的房子，位于大楼顶部，一共三层，上下全部打通，楼梯相连，底层做办公室、保姆工作间和厨房，中间层是餐厅和客厅，顶层是健身房和两个卧室。朋友伯尼是英国人，近几年已很少来北京，这座将近六百平米的公寓平时总是空着。虽然每周有人打扫，但因为窗户长期关闭，房子里有些怪怪的味道。住在这里并不舒服，前几天过来，卧室空调太旧无法工作，我只好跑到楼下客厅的沙发上睡觉，快到天亮才睡着。 房子是伯尼的父亲在九十年代中期买下的，那时朝阳公园周围最好的就是这三栋外销公寓楼，售价两千五百美元一平方米，按当时汇率相当于两万多人民币。伯尼的父亲是个商人，在中国做生意赚过很多钱，后来在北京投资实业失败，撤回英国时，把房子留给了伯尼。和这座房子的缘分应追溯到香港回归那年，我从英国回到北京，和年轻的伯尼同时开始为他父亲做事。投资项目注定要失败，和我们两个人的无能并没太大关系。第一次到公寓，是被两个清洁阿姨紧急打电话找过来，我以为发生了火灾或盗窃，而事实是伯尼回欧洲休假，他的中国女朋友带人进来搞派对，把房子搞得很脏很乱。我像个侦探一样拍下不少照片，但后来并没给伯尼看。很显然，北京下岗再就业的阿姨们看不起那个来自天津的女孩：“她忒么什么模特啊，就是个野鸡!”不出所料，那女孩只是伯尼在北京诸多情史的一个序曲。二十来年的时间里，这座公寓顶楼伯尼巨大的卧室里换过不少女主，其中不乏名媛、名模、名主播、名设计师之类。两年前，伯尼听说我开始写作，跟我说可以写他的故事。对此我想过很久，也倒没觉得有什么东西值得写。他所有女朋友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位名媛。虽然长得丑，这个瘦小的女孩却最具英雄气概。在衣柜里发现伯尼前日本女友的内衣后，基于对日本的刻骨仇恨，她与伯尼大吵一场，愤而离去。后来趁伯尼回英国，名媛潜回公寓，将卧室的四壁用黑漆喷满涂鸦，厚厚的进口波斯地毯上，画了一个真人大小的双腿叉开的女人，胸罩和内裤都上下各归其位，指往私处的地方，有个血红的箭头和几个黑色大字：I Am From Japan。我把卧室的惨状拍给伯尼，他在电话里大声咆哮，问我能否帮他联系律师去告名媛破坏私人财产。我强憋住笑，对伯尼说：找律师并不难，只是我们没办法把诉状送到名媛家里。就此，这事不了了之，伯尼后来带着满腔愤怒重新装修卧室，费尽周折。二十年前，朝阳公园周围还没有什么像样的高层住宅，西门前面的朝阳公园路也很窄很破。最早出现在这里的酒吧叫鹅与鸭，里面活跃着不少来自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浓妆艳抹的姑娘。三里屯在九十年代末成为喧闹的热门旅游景点，部分具有开拓精神的老外向东转战鹅与鸭。几年后，据说因为有人贩毒，这个酒吧被关掉，但它确实曾是这一带娱乐行业的先驱和传奇，促成朝阳公园路西侧成为在京外国人首选的聚集区。鹅与鸭关掉之后，朝阳公园路反而更兴旺。路的北端，如今蓝色港湾斜对面，建起一大排铺面房，取名为好运街，汇集了诸多东南亚餐厅和西式酒吧。原来在三里屯南街很火爆的Nashville乡谣酒吧也搬到这里，但生意从此大不如以前。这也难怪，很多场子离开最初的位置，就失去了根，再也找不到原来的味道。就像上海只有复兴西路时期的JZ Club才让人留恋，吉亨牛肉面只有在古羊路的时候才值得排队，白宫必须留在华盛顿才代表美国。从好运街向南步行十分钟，就到了朝阳公园西门我们公寓的对面，这里也陆续新增了若干店面。Jenny Lou里除了平价红酒，还有全中国最好吃的法国面包；俺爹俺娘四周摆满腌着腊八蒜的玻璃缸，还卖着全世界最大的山东肉丁包子。从Jenny Lou左边的门上到三楼，有个名叫苏丝黄的大型酒吧，号称当年北京最时尚最国际化的夜场。在英国作家梅森的小说里，苏丝黄是一百年前的香港妓女，黑发披肩、旗袍修身、嗲声嗲气、虚荣浅薄而不失内心善良，这大概是西方男人对东方女性的终极幻想。我去过一次作为夜店的苏丝黄，音乐震耳欲聋，每个人的眼睛都泛滥着亢奋的光。这里的女孩远比好莱坞电影里关南施扮演的苏丝黄时髦，至少穿着方面绝对极简路线。红唇假胸的蒙古大妞早已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醒目的长腿金发俄罗斯姑娘。地产中介宣传朝阳公园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公园，不过从东南西北四面任何一个门进去，你都无法穿过公园从别的门出来。公园外围，总有新的商业项目圈地动工。最西南角有一大块空地被围多年，现在是蝈蝈笼子形状的凤凰卫视大楼，黑绿色的玻璃外壳上常年覆盖着脏兮兮的黄沙；俺爹俺娘北侧有个大门，里面巨大的建筑群统称为公园八号。这里有各式餐厅和辉煌的温泉，温泉隔壁的夜总会即是曾与天上人间齐名的八号公馆，后来在扫黄打非中同时被端。有次遇上在香港大摩做投行MD的上海朋友来北京请客，我跟着进去开过一次眼界。那是一个至尊包间，女孩子们鱼贯而入，好几个自我介绍来自中戏、北电，晚自习后直接过来勤工俭学。那个年代还不时兴网红脸，女生们除了妆容有些夸张，基本还都是原生态的漂亮。散场的时候，MD抢着买单，看了眼价钱，带着歉意地挠头说：“哎呀不行，我老婆要检查信用卡账单。”还好，北京从来不缺大哥，不用担心没人出钱。奥运会之后几年，是八号公馆的黄金时代。中心建筑群的楼顶，曾经有过一个巨大的人造沙滩酒吧。夏日的夜晚，乐声在夜空飘荡，低音炮沉闷地和着心跳的节奏轰隆，灯光飘忽中，轻烟袅袅，舞影翩翩。四周的风扇把凉风和白色的水雾吹向沙滩上扭动的肉体，侍者们端着装满鸡尾酒的盘子在人群中穿梭。在这个酒吧，伯尼带我认识了美国人加斯帕。加斯帕是八零后，比我们都年轻很多，高大帅气阳光，因为舅舅曾任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他大学毕业就来了北京。这小哥不会中文读写，但听和说都毫无障碍，甚至还带点京片子腔。那晚加斯帕带着新交的女友，电视台的美籍华裔英文主播，酥胸白肩，光彩无限。我们在酒吧喝到很晚，意犹未尽，后来又被伯尼邀请到公寓畅谈。加斯帕在北京认识很多政商两界名人大佬，这让伯尼深受鼓舞，他俩一拍即合，当晚就决定共同成立公司，做跨国大宗商品业务。我作为伯尼多年好友，被邀请成为合伙人，主要负责翻译。接下来几个月时间里，加斯帕和伯尼策划过若干跨国项目，介绍我们见过不少重要人物，其中还有巴西、蒙古和印尼的官员。加斯帕开销很大，因为公司没收入，伯尼、我、还有一个东北大哥马丁每人借给他五万元。几经折腾，没做成任何生意，加斯帕回美国度假，一去就是多半年。回来后，马丁和我好不容易再度联系上他，约在棕榈泉楼下的王家渡吃火锅。加斯帕神采飞扬地说，他已经和女主播分手，现在负责帮一个地产界前辈打理私人投资项目。前辈新婚的年轻太太曾经是他刚到中国时的女友，现在成了拍档。马丁对前辈极其崇拜，反复宣称此人未来会在政坛大有作为，诚恳希望继续和加斯帕合作。后来得知，借钱给加斯帕的三人中，只有伯尼要回了他那五万元，不仅如此，他还和加斯帕的女主播前女友先是暗度陈仓，然后出人意料地恩恩爱爱好几年。大宗商品项目泡汤，除了搭进去的时间和借给加斯帕的五万，对我并无其它损失。某天，百无聊赖中开车路过通州郊外一条大路，看到路口的拱门上廓然铸着“中国宋庄”几个大字，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金光。在宋庄小堡村的一个农家院咖啡馆，我认识了多才多艺的山东人老K。老K多年前曾在宋庄烤羊肉串，是艺术村兴旺的见证者。老K很想让我买画，带着我走了一个又一个狗比人多的农家院，但我只看中了那位耳聋的河北老乡。老乡五十多岁到北京，从过期的时尚杂志中找到创作灵感，开始画起美女配军装。潜藏在我体内多年的艺术本能告诉我，这画肯定能卖，于是提议和老K开画廊，主推老乡。考虑到伯尼认识欧洲的有钱人，我盛情邀请他入伙，伯尼欣然同意。那时我们把潜在的顾客尊称为藏家，藏家们都很欣赏老乡的画，制服诱惑的魅力势不可挡。望着军帽下那些冷峻如瓷质般精致的面孔以及敞开的领口，他们就像在审视夜总会的小姐，不过这时可以更肆无忌惮，更流连忘返。我认识的佛山顾老板最爽快，远在广东只凭画册就决定买下印在封面上的作品，声言他至少还可以翻五倍转卖。某个早晨，我被电话吵醒，顾老板告诉我，他刚收到画，不过已经损坏。“画里这靓女嘴唇上有白漆，怎么肥四？”他这一说，我反倒长舒一口气：“顾总您真仔细，不过您退后两米再看，就知道怎么肥四了。”当顾总看到那点点白漆其实是少女鲜嫩嘴唇晶莹的反光，于是开始大赞艺术之精妙。伯尼对画廊事务很热心，带不少外国友人去宋庄看画，可惜一幅没卖出去，他自己用内部价买下不少老乡的画，如今仍然挂在公寓里。我们那时唯一的外国客户多米尼克来自法国，六十来岁，专挑素描和费时费料的画。多米尼克年轻时曾经在摇滚乐队弹吉他，晚饭后问我北京有没有现场音乐。我从宋庄带他到朝阳公园北侧，穿过亮马桥路，驶进一片树林，树林右边的空地是露天汽车影院，我在那里看过电影，树林左边有个隐蔽的摇滚酒吧。酒吧里烟雾缭绕，声嘶力竭的乐队和舞台下闭着眼摇头的观众们都像中学生。北京只有年轻人才是年轻着的，进去后我有些不适应，但多米尼克却很快聊上几个女孩，并邀请她们去别的酒吧继续喝酒。女孩们捂嘴笑着婉拒，不过还是和他交换了电话，说改日再约。往外走的时候，多米尼克抱怨音乐很烂，但又不情愿离开。第二天一早他飞回法国，不久后检查得了癌症，很快也就撒手人寰。北京的腾飞，日新月异，到2013年左右，朝阳公园周围已是高楼林立。因为要卖画，我在北京凑过几次成功人士的饭局，席间发现很多潜在藏家都住在朝阳公园周边，棕榈泉、公园大道、北京公馆、公园1872、泛海国际，听上去都很高端。杯盏交错之中，有人提议可以搞个小范围朝阳公园俱乐部，甚至提议由我来牵头，众人齐声附议。饭后，我们去了公园大道一个大平层公寓抽雪茄喝红酒，主人说这是他们公司的内部小会所，今后可以用来做为朝阳公园俱乐部的活动场地。主人兴致勃勃地让我们体验高科技音响，从为数不多的几张唱片中选出他百听不厌的惠特尼-休斯顿。坐下聊天，人们提到每次去我们画廊看展览，总能看到不少年轻的姑娘，今后希望我能多找些文艺女青年到俱乐部，让大家的文娱活动更具艺术风范。那天我喝多了，记不起当时怎么承诺。事实上，那次饭局之后，没人再提过俱乐部的事。老乡的美女军装画渐渐不再好卖，画廊原址租约到期，老K也找到新的金主重新选址。我和伯尼并不完全情愿地退出，主要是未来不好意思再吹自己是画廊老板。我们心里同时也很清楚，卖画赚的钱还不够支付公寓阿姨的工钱。此后这些年里，我长住上海。伯尼在欧洲和非洲之间飞来飞去谈大生意，和女主播分手后，也极少再到北京。三年前，他来中国，我特意飞到北京和他相聚。这时，伯尼已蓄起胡子，头发都已经灰白，英俊依然，但也增添了不少沧桑。我们仍然像以往一样，东拉西扯，欢声笑语。彼此心照不宣的是，在这座大房子里，我们聊过无数宏图，最后没干成一件正事。他没结过婚，没有子女，但很喜欢聊关于我孩子的成长和教育。他说我养大一对子女，应该很有成就感，他为我高兴。我说你有过那么多女人，才更令人羡慕。很显然，我的话触动到什么，他瞪眼注视着我，面露愠色，持久不语。前些天陪女儿到北京办事，在蓝色港湾吃完饭，我们一同骑车到朝阳公园西门的公寓。她说：“这附近我有印象，以前很多饭馆，我还吃过春饼和意大利菜。”她说的很对，那是十来年前的情形，春饼店是二月二，意大利餐厅叫安妮。如今，当年那些餐馆、酒吧、超市早已全部消失，只留下一道绵延的高墙，刷着黄白相间的油漆。八号院偌大的停车场空空荡荡，熟悉的餐厅只剩下做杭帮菜的孔乙己。西门早已冷落，喧闹被整齐取代。人生如戏，谁都不会闲着。有人背着道具，带着满身盔甲和卸不掉的浓妆，马不停蹄地寻找着新的角色和舞台；更多的人做着群众演员，乐呵呵地还自以为在免费看戏。晚上，从公寓出来散步，穿过麦子店，走到好运街，曾经通宵热闹的地方现在都是黑灯瞎火，夜幕中隐约有些行人，匆匆沉默着。我在北京上学七年，前后又工作过十几年，这里曾是我最在意、最熟悉的地方。在这个城市认识的人，超过我在其它所有地方认识的人的总和；读书时骑着自行车，也曾期望路边寥寥高楼中某个亮灯的窗子属于我。如今，走遍世界，身处这楼群的森林，看那一个个紧闭的窗户，觉得像是无数悬在空中的谎言。一切都不陌生，没有什么值得纠缠；一切都只是重复，推倒重来也不意味着改变；北京不相信怀旧，去到哪里都有一样的既视感。走回公寓大门，隔壁那座停工二十多年的大楼，如同一座黑色的城堡，蛮横地矗立在寂静中。我想起女儿白天的问题：为什么会烂尾？确切说，我不知道，管它呢！抬头看夜空灰白，额上丝丝凉意，起风了，天要下雨，I felt free。202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