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圣夜临近，我意识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这样的节日，感觉会是不同的。年轻时在伦敦，只见当地人庆祝，自己却从没参与其中。每年这个夜里，我一个人凄惨惨，从学校或打工的地方回住处，沿途很多人成群结队纵酒狂欢。对此我并不理解，但会觉得自卑和孤独，心里既羡慕又嫉妒。进入中年，来上海定居。每到这个日子，孩子们都会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好几天搞装扮，万圣夜里去邻居家讨糖果。女儿读小班时，幼儿园搞万圣节派对，妈妈给她买了海盗服，她大哭着怎么都不肯穿，最后只好给她做南瓜妆。那么小的年纪，她就能表达自己的坚持和主见。孩子们逢节开心，我自然欣慰愉快。然而，也很有些伤感，外面年轻人们的聚会狂欢，已与我无关。青春已逝，家中镜子里看到自己又丑又胖的鬼样子，不好意思再去扮鬼。如今，孩子们都已长大独立生活。本来我以为，这个节日应该更与我无关。没想到，今年我却第一次走近其中。我的朋友卓灵来自云南玉溪，这几天正在市集上摆摊，卖她自己做的银饰。周六晚上，她邀请我去看。到那里才发现，人们都在提前过万圣夜。参加变装秀的选手异想天开，创意或恶搞都引人尖叫；看热闹的人群里，也有很多年轻人装扮成各种稀奇古怪的角色，在轰鸣中的电音舞曲中穿梭。我拍下照片，发给了桃子。她回复说：你不知道啊？上海今晚好多地方都这样的，南京路和巨鹿路158肯定更热闹。经历了过去几年，这样的夜晚低缓有点魔幻。我丝毫没有二十多岁在国外感到的落寞和嫉妒，也没有十几年前的悲凉和忧伤。尽管可能在人群中最年长，也没有任何打扮，我仍觉得很有参与感，而且由衷地快乐着。这可能是上海最肆无忌惮的节日。在这桂花飘香、温凉宜人的季节，年轻人摆出姿态，大胆做自己、忘记自己，很有趣，也很刺激。他们就应该这样，他们已被老人们剥夺了太多。​费非的前女友之一菲奥娜说，她相信英国人所讲，Manner

​每次去列巴，都能遇见玛莲娜。她和我一样，是老板戴三金最忠实的粉丝。玛莲娜有很多闺蜜，几乎都是离了婚的美貌女人。伴着红酒，和她们一起吃超辣的新疆炒米粉，我会忘记人生的荒谬和无意义。只是玛莲娜喝点酒，就会大谈男女之事。在她那里，似乎女人都很开放，男人都很厉害。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听这类毫无掩饰的香艳，无疑是一种心理折磨。但玛莲娜并不顾及我的感受。进入秋天，玛莲娜张罗着要给我过生日，热闹一下：“女人够多了，你去找几个男的吧！”这让我很为难。我同龄的男人都太老，除费非之外也都太丑，而且满脑袋肥肠。年轻一些的，只懂赚钱或钻营，无趣至极。前些年在公司做事，结交过金融界新一代才俊，券商、律师之类。那时我算甲方，他们又拥有超高的的情商，以至于我把他们当成知己，掏心掏肺大谈存在主义。后来才发现，没生意做了，他们就再不会搭理我。我经常想，金融圈肯定有人爱文学不势利，没交到朋友只是我不走运而已。律师当中倒有个例外：我和本杰明从来没有业务上的往来，也没在一起唱过歌，如今却仍然联系。几年前他回到纽约，我总在微信和推特上给他点赞，他身上有着知识人的清爽气质。第一次见到本杰明，是在安福路193号的Settebello。那时安福路还很安静，午后斜阳之下，餐厅背后的小院子芳草青青。北京来的袁老师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一个有勇气的女人，敢于出走，矢志不移。如今我能经常听到袁老师的声音，却不知道何时还能再见，甚至不知道她在哪里。那次见面之后，Settebello成为我最常去吃饭的地方。可惜几年之后，餐厅关闭，从时装店又变成花店，路过时总能见到姑娘们在门口拍照。至于Settebello那个年代，早已曲终人散：英国人伯尼回到伦敦，辰晖去了爱尔兰做投资，戴安娜升职去新加坡，曼丽和法国男朋友去了巴黎，留在上海的只剩下费非和桃子。多年前伯尼来上海，我们在Settebello吃饭后，在武康路上找到他爷爷四十年代在上海的宅子。在谷歌卫星地图上，可以清晰看到一片红色的屋顶；在高德卫星地图上，那里是一大片并非草地的绿色；而现场能看到的，只有高高的围墙。伯尼的爷爷是艾黎-嘉道理爵士的助理，临终前对我曾经的老板伯尼爸爸说：今生千万不要投资房地产。二十多年前，伯尼爸爸在北京投资实业失败，留下朝阳公园西门六百平米的顶层复式，一直空着。我早就劝伯尼赶紧卖掉，他却磨蹭着，现在恐怕很难出手了。伯尼在中国混了二十多年，梦想成为他爷爷那样的冒险家。他没干成任何正经事，北京那座顶层复式巨大的卧室里，却换过不少女主，其中不乏名媛、名模、名主播、名设计师之类。不知何故，几位女士后来都曾从北京到上海发展。在兴国路上的Heyday，我遇到过和美国人一起的央视九套主播，昏暗的灯光映出沧桑，依然魅力；在新天地的时装秀上，也见到过客串当模特的设计师，挽着又秃又胖的意大利酒店老板，欢天喜地。她们都问我伯尼怎么样，提起来还有点眼泪汪汪。我偶尔后悔当年把费非介绍给伯尼，因为费非的前女友菲奥娜早就说过，和伯尼一起，费非会耽误掉自己。留美归来的菲奥娜聪明而且美丽，她比我们都更早看出来伯尼将一事无成。然而，巧合也罢，宿命也罢，费非和伯尼在爷爷那一辈就有过交集，他们的爷爷都曾给嘉道理爵士做事。不同的是，伯尼的爷爷丢掉宅子，跑回英国；而费非的买办爷爷不肯弃宅而去，其后的命运则可想而知。人生就这样充满了Irony。菲奥娜其实是伯尼某位金融界女友的闺蜜，因为伯尼，她才会遇到费非。我不无嫉妒地问过她：为什么会喜欢上费非？那次也是秋天，我们在安福路Settebello的小院子，菲奥娜手托着腮，侧脸看着身边认真吃意面的费非，满眼柔意：“我觉得他吃饭的样子最好看，吃相好看的男人不会太离谱。”听到这里，费非纤长白皙的手指骤然停止转动叉子，我旁边的桃子猛然向空中吐出一口清烟，只见她嘴角一丝冷笑，说不清的意味。看来菲奥娜还不知道，费非的英文名字是Philip，很多人都叫他费离谱。几年之后，菲奥娜结婚，先生杰克是个美国投资人，高大、博学而又热情。他们的新家在翠湖天地御园的顶层，从三十三楼望出去，上海的轮廓以及夜空之下的璀璨，一览无余。饭后，我们喝着红酒，菲奥娜问起了伯尼和费非。她并不忌讳杰克就在身边，轻声对我说：“费非很让我失望，他和这里别的男人没什么两样。”我不置可否，转头告诉杰克：菲奥娜刚跟你约会时，曾跟我聊起过，我跟她说一定不要放过。杰克听罢，两只大手握住我的手，用生硬的中文说：“大哥，谢谢！谢谢你！”前些天，菲奥娜发来信息说，杰克要带着她和儿子回得克萨斯的奥斯汀定居。这让我想起去年那段特殊时期，我曾问过杰克是不是也要天天做核酸。菲奥娜回复：不然呢？我说：很好，很好。每当想起一米九的胖子杰克弯腰撅屁股的样子，我的愤怒都会烟消云散。来上海转眼二十载，有物是人非，也有人是物非，过多感慨无聊无益。前几天去巨鹿路的JZ，见到几个复兴西路时代JZ的老乐手，恍如隔世。中场休息时聊天，才知道这几位和我都是二十年前来上海，经历过茂名南路和复兴西路。他们的故乡，是毛里求斯、是阿根廷、是哥伦比亚。至于那些追寻新奇的欧美人，大多在过去几年里离开，不再回来。无关紧要，永别是上海最不陌生的情怀。周末雨夜，穿过虹梅路老外街，昔日热闹的地方萧条清冷。霓虹灯寂寞的光，斑驳映照在雨后的地面上，有气无力。孩子们小时候，我们常和爱德华一家，去养兔子的荷兰面包房吃Brunch。如今那里是个酒吧，门口好几个露肩穿短裙的姑娘，招呼着稀稀落落的过客。从门口望进去，里面黑漆漆的，空无一人。和费非一样，爱德华是我始于少年的朋友。和费非不同，他拥有世俗意义上所有的成功：优雅信佛的太太，即将信佛的情人，读海外名校的孩子，卧室通电梯的房子。我们在同一个城市，终究不好意思疏远。但见面聊来聊去，从没什么新意，最后都是悻悻散去。我知道，他有很多更好玩更热闹的局，谈风花雪月，谈岁月峥嵘，谈政商黑幕，谈祖国统一。我感兴趣的东西，在他看来苍白、平淡且无趣。在寻找救赎的道路上，我们其实早已各奔东西。这次见面，听他愤世嫉俗之外，更多是谈退休去哪里。他说虽在美国多年，两个孩子也都在那里，但美国越来越乱，显然不是个好地方。于是，他谈起马来西亚的槟城、泰国的清迈、葡萄牙的里斯本、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不解地问：你每天起来都是打高尔夫，喝酒聊泡妞，去哪里不都是一样？听罢他怔了半晌，醉眼惺忪中竟闪过一丝空洞的迷离。离别时看着爱德华的肚子，我不合时宜地提起费非，说到费非在身材方面的自律。爱德华不屑地说，他总跟那个做纹身的女人混，肯定吸了东西。同在上海，费非从不参与我和爱德华的聚会，他和除我之外所有的同学校友都无往来。爱德华认为那是由于自卑，对此我从不反驳，但绝不同意。费非最早翻译过比特币白皮书，十几年前就劝我买比特币留给孩子。也是从那时起，他清空了书架上自己翻译的所有作品，将一切置于虚拟世界。他的世界，无论黯淡还是精彩，别人都很难得知。和桃子从冲绳回来后，费非说他不会离开上海，每年只是短期去那里。对此，我颇感宽慰。尽管费非总说男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但我们的确相交最久，惺惺相惜。有他和桃子在这里，有三金的餐厅，小殷的酒吧，有曼迪的蛋糕，街角的咖啡馆，我的世界也算丰满。如果余生注定与同胞一起，还是上海这些人最真实有趣。费非也说过：“重要的不是你在哪里，而是你想在哪里。”中秋前夜见面，我邀请费非和桃子参加十月底的生日聚会。费非以不喜欢热闹为由婉拒，桃子说她更想单独约会三金店里的哈萨克小伙子。这么多年来，桃子的男朋友都是裁缝、理发师、木匠、厨师，哈萨克小伙的拉条子令她兴奋不已。我对她说，过去两年我在上海的新朋友都有手艺。桃子很赞许：“嗯，你的人生终于走上了正规。”这时，旁边的费非插言：“你问一下三金，愿不愿意帮我开家牛排馆，我会做得克萨斯烤牛排。”我猛然想起，十五岁的费非在大学操场上看了《得克萨斯的巴黎》，一心只想去得克萨斯。毕业前，他拿到了录取通知和奖学金，没去成美国，却进了看守所。这些年里，他给无数人翻译文件办签证，而他自己却只去过冲绳和泰国。我没回答他，而是说起菲奥娜已在得克萨斯定居。费非笑着说：“将来我去找她，说不定会死在得克萨斯的巴黎。”“那上海怎么办？我还以为你要开个牛排馆，在这里过一辈子。”费非摇摇头，望向月凉如水的夜空，良久才喃喃说道：“你想象一下，想象上海是海上一条船。”2023.10.3到桃子家里去人生大事幸福的结局​迷失，在朝阳公园西门

​​从南京西路拐进南汇路，左边是梅龙镇广场，右边密密麻麻有些小店。不知哪边的排污管道破裂，这段路上大粪的气味经久不息。向前走几十米，穿过奉贤路口，是九十五年前蒋中正和宋美龄交换戒指的地方。那时此处是大华酒店的宴会厅，名流政要大亨地痞云集；窗外花团锦簇，芳草萋萋。最初动笔写费非的时候，奉贤路上小殷的酒吧还不是网红店，下午只有寥寥几个人。写个开头，发到公众号上，我转给小殷看。很快，他来到我的桌边：“劳叔，你是不是没怎么读过小说？”小殷作为店主，总能让人如沐春风，此刻他的直率让我既羞愧又感激。我站起身去厕所，酒吧照片墙上的大作家们投来满目鄙夷。小便时，我把链接顺手发给费非。过了几个小时，他才回复：“已经被删了。坏人太多，你不要夹带私货。”账号被临时禁用，令人沮丧。然而费非没有约我吃晚饭，也没给我言语上的安慰。他说：今天起床后，心情不好，有必要去伤害一下自己的身体。他肯定去了桃子家里。我没问过桃子的原名，人们叫她桃子，可能是因为她住在桃江路上。桃子在二楼的家很宽敞，同样的面积，楼下有三家小店：桃子的纹身工作室、乔伊的咖啡馆，还有江西姑娘的米粉店。桃子住处的前窗被梧桐树遮掩着，夏天有些昏暗。多年前，丹麦男人将这里装修成北欧风格。此后男人换了好多，桃子房间的样子却没变过，浅黄色的墙，原色的木地板。费非二十多岁时，为了办结婚登记，从西安回上海开证明。夏日炎热不堪，他独自在衡山路上闲逛。抬头看去，前面正走着一个穿短裤的长腿姑娘，裸露着白花花的肩膀。姑娘的背影和走路的姿势吸引着费非，他一路跟随着，走到桃江路，走进一扇临街的小门。多年后，我和五十岁的费非坐在乔伊咖啡馆外面的座位上，看路上男男女女走过，费非感叹：看人的魅力，要看背影；看人的灵魂，要看走路的姿势。这方面，没人能比得上桃子。那个夏天费非跟随的姑娘就是桃子，当时桃江路上的小店还是空空荡荡。进门之后，桃子转头，费非慌张地问：这里卖什么？桃子说：这里做纹身。费非说：那我就买个纹身。费非是桃子纹身工作室的第一个客户。纹在右边手臂上的，是金斯基的头像；纹在左边肩膀上的，是一个秃鹰的头。读初中的时候，费非看过《德克萨斯州的巴黎》。从此便向往着德克萨斯州的荒原，也迷上电影里金发的金斯基。大学四年，他几乎只学英语，最后以顶级的托福和GRE成绩，轻松拿到德克萨斯大学的offer。可临近毕业，他出事了，直到现在，也没去过德克萨斯。从看守所出来后生计没着落，费非跑去西安投奔同学莫广宁。古都旅游业发达，不到一年，费非就成了最受欢迎的英语导游。分别四年后，我从英国回来为论文准备资料，在西安与他重聚，也见到了他在香格里拉做前台的女朋友。范漪丰满文静，费非感叹：和她相拥，如同沉浸在黄河母亲的怀抱里。费非第一次见范漪父母，有我和广宁现场帮忙，一切顺利。此后，当女友家长为他俩操办婚事时，费非开始动摇。他给我写信说：每次去范漪家里都感到浑身不自在，无法想象和岳父母住在一起，也难以如他们期待的那样，马上生孩子。“更关键的是，范漪和她妈妈无论是长相、声音还是日常动作，都很相像。王尔德说过：All

我曾经认真地问过费非：“我算是你最好的朋友吧？”他没立即回答，盯着我想了很久：“男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看我有些惊讶，他安慰说：“你是我交往最久的朋友。在你之前认识的人，都没联系了。”三十多年前，我和费非大学同校同系，我大他两岁，高一年级。新生报到那天，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只有十四岁的瘦弱少年。上外教课时，费非给自己起的英文名字是菲利普。后来，别人私下提起他，都叫他费离谱。进入九月，上海最炎热的夏天过去，我和费非约好在三金的店里吃羊肉。本来说好他带女朋友一块来，最后出现的却只有他自己。先上桌的是红柳羊肉串。费非用筷子将五块羊肉从红柳枝上挤到餐盘里，轻声说：“有点麻烦，璐璐在跟我谈结婚的事。““那不很好吗？我觉得你俩还挺合适的。”我随口说。费非没有应答，优雅地吃掉面前四块瘦肉。他吃东西的时候不会讲话，一定要等全部咽下去才会开口。很多年前，他的韩国女朋友南映说过，最喜欢费非吃饭不紧不慢的样子。费非现在的女朋友璐璐比他小十多岁，在跨国公司做高管，带着个刚上初中的女儿。相比之下，费非从没有过正式工作，收入大都来自于做英文翻译，住的房子也不属于他。“难得啊，人家条件那么好，还愿意和我结婚。”他笑着说，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不过，有件事一直没告诉过你，我是已婚的。”怎么可能！这么多年的朋友，我本以为对他的个人生活非常了解。“是这样的，假结婚，领个证而已。我认识一个女的，外地户口，没结婚跟别人生了小孩，那男的自己有家庭，不管她了。我是上海户口，她跟我结婚，将来孩子可以在上海读高中。”“孩子多大？你收了别人多少钱？”“她儿子上小学五年级了。这事跟钱没关系！就是给朋友帮个忙，让我这个上海户口还能有点用处。”我一时无语。同时，对这类事情，也不感到惊奇。一块儿做过项目的梁律师为了在上海多买几套房子，和老婆已经好几轮离婚再复婚；客户彭总是军工企业的老板，为了公司A股上市，也和已入美国籍的老婆办了离婚。梁律师说过：“不管感情如何，都不能真离婚。真离婚会毁灭价值，而假离婚则会创造价值。”我想，费非这种帮忙，大概算残余价值的充分利用。中午时分，店里客人很少，费非看着窗外，问道：“你怎么会认识这里的老板？我跟你说过吗？我小时候就住在这附近，读书就在旁边的卢湾中学。跟我领证的那个朋友，一心想让孩子将来也读卢湾中学。”“卢湾中学很有名吗？我有个朋友，在英国认识的，也说过自己是卢湾中学的。她七零年的，跟你一样大啊。如果你不跳级的话，说不定还是同学。浦玉霞，有印象吗？”“浦玉霞，记得，记得！我们在小学是同班，就是现在的海华小学，当年叫斜土路一小。我爸和她妈妈那时都在卢湾区政府上班。说不定她也能记得我的，我读书时还小有名气的。”费非说。这点我完全相信：他是天才少年，没进科大少年班只是因为他不想去合肥。玉霞是我早年在伦敦时的房客。我猛然想起来，为了身份，她也办过假结婚，我还是证婚人。英国八年，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西北区Willesden

“他个烂人就别回来了，赶紧染上新冠，死在法国最好！”说完，晓阳张嘴哈哈大笑，引得周围客人都朝这边看。我呆呆望着她，那对小虎牙早已不在，嘴里有好多还没咽下去的布朗尼。

每次到北京，我都住在朝阳公园西门对面的一座旧公寓。这是我朋友的房子，位于大楼顶部，一共三层，上下全部打通，楼梯相连，底层做办公室、保姆工作间和厨房，中间层是餐厅和客厅，顶层是健身房和两个卧室。朋友伯尼是英国人，近几年已很少来北京，这座将近六百平米的公寓平时总是空着。虽然每周有人打扫，但因为窗户长期关闭，房子里有些怪怪的味道。住在这里并不舒服，前几天过来，卧室空调太旧无法工作，我只好跑到楼下客厅的沙发上睡觉，快到天亮才睡着。

他们早就应该过上好日子，他们完全应该过上更好的日子。我在这里看到的，是真真切切的主流，是大多数。未来是属于主流的，在这主流的幸福面前，我常怀疑我愤怒的正义性，甚至感觉我内心的反抗既边缘又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