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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克定:在中国地质调查百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要点

矿业界 2023-04-16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自然资源之声 Author 方克定


编者按:方克定同志是我国著名的资源战略家、地质学家。他生前几十年如一日思谋着关乎国计的重大战略问题,一直奋战在资源战略、行政改革和地质事业发展的研究前沿。在世纪之交,他积极参与谋划我国地质勘查体制改革,有力推动了中央和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建设。他创造性提出了“大国土、大资源、大地质”理念,对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地质工作转型发展和世界一流新型地质调查局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我们将陆续刊发他生前出版的《方寸集》中的若干文章,以此重温他有关资源战略、生态文明建设、地质工作转型发展和世界一流新型地质调查局建设的深邃思考与真知灼见,缅怀和学习他方正为公、寸心思民,思想解放、视野宏阔,求真务实、勤奋耕耘的情怀、精神、品质。本期推出《在中国地质调查百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要点》一文(方克定同志于2016年11月10日、11月17日、12月7日,参加了3次中国地质调查百年学术研讨会的活动。本文为3次活动中的发言要点。

第一,对“系列丛书”的3点看法。一是“里程碑”式鸿篇巨制。组织1000多人投入,出版9种、10册,3985页,500多万字,篇幅宏大。二是多时段的多元系列。两个百年(史、画)反映全过程,近17年三列百项地质成果理论、技术和18位因公殉职人员,近22年40位两院院士传记(其中40%在世),内容丰富,薪火相传,“百年” + “百项”可谓“温故知新”;“十三五” 400多位专家,开启第二个百年基业。摊子铺开了难免疏缺,如陈梦熊提出的“生态地质环境系统(EGES)”( 1999年)的创新概念,是在自然、社会生态环境双重影响下的一个独立的非生物系统,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百年理论》和《院士传记》里都找不见,怕是一个漏洞,也在所难免。三是丛书注重实用、可操作,阶段性工作总结做得认真、系统,很有价值。但泛题 “中国地质调查……”用心良苦,不掩跨度模糊,客观上因时间尺度差异 (“里程碑”的里程不同)、地质工作分类及其边界不清、管理主体变动,致使 “地质成果、理论、技术”有50年空缺,地质人才除两院院士外也有60多年 “断层”,如《百年理论》中有“广西运动、阜平运动、吕梁运动、晋宁运动”,没有“燕山运动”(除翁文灏1926〜1929年首创外还有后来诸多学者的工作,包括2014年前后张宏仁的最新工作),“见微‘失’著”,这些设计上的缺损,都会引起争议,却难以弥补:不仅工作量超大,还要国土资源部联动,就复杂化了。现在告一段落,有没有条件做一点小的拾遗补阙,如百年地质调查坐标,包括全球坐标、亚洲坐标、地球系统科学坐标,百年地质调查 “双百”评估等,或许有益。

今天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地质调查工作》,粗浅学习的印象:对我国地质工作的顶层指导思想,20世纪50年代是“马论”:“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重过程,地质工作作为“开路先锋”备受重视,“一五”优先发展重工业,必先“开发矿业”;70年代末是“猫论”,重结果,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迅速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中期,世纪之交区分地质工作的两种属性,并延伸到“贯穿建设全过程”;2012年来是“两山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重综合效益,开辟生态文明新时代,更具基础与长远意义。由此想到在我国,“保护”是不是硬道理,到什么时候才是硬道理?“开源与节流并重,节流优先”“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资源的方针讲了十几年,怎样才能落地?

第二,在全球变化加剧的影响下,“人类世”由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199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态学家尤金•斯托默提出(2000年),原设想分3阶段:①1800 - 1945年工业文明时代;②1945 -2015年大加速时代;③此后进入人类成为地球系统管理者的新时代 (有不确定性)。刘东生认为它是地质学上的一次飞跃,同“板块构造”可相提并论。2008年成立以英国莱斯特大学简•扎拉斯维奇教授为组长的“人类世工作组(AWG)” 2016年举行纪元变更与否的投票,以压倒优势决定长达11700年的“全新世”结束,始于1950年的“人类世”诞生。这是人类作为地质营力对地球的负面影响因素凸显,除人口爆炸外还有:放射性核素、化石能源-高碳释放、塑胶和氨氮污染、钢筋混凝土建筑等。在人与自然(或地球)的关系问题上,从20世纪60-70年代欧美各有自己的跨学科研究平台:北欧首创生态中心主义的“深生态学”,强力遏制人类中心主义的“浅生态学”(反复论战几十年,21世纪传入中国);“环境史”作为“新史学”发源于美国,从《寂静的春天》(1962年)启蒙,架起地球史与人类史之间的桥梁,也历经转折(中国的环境史研究晚了30多年)。中国建筑资产总值居世界第一位(2015年),放大一点看“20世纪事件建筑”,《北京宣言》(1999年)指出:20世纪是“大发展”和“大破坏”的,发达地区“建设性破坏” 始料未及。这种反思具有泛意。

第三,钟自然局长2016年11月8日讲话中提到“地球系统科学 (ESS)”,是美国地学的重大创新(1988年,可称“西方新地学”)。两年后中国参与“世界地球日”活动(1990年)。2018年是ESS “而立”之年,在中国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外尚缺乏国家整体行动,ESS与国际的差距拉大,作为地质工作新动能的动力不足。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CSU)又发起《未来地球一全球可持续性研究计划》(2014 -2023年),我们成立了国家委员会, 都在地质科学前沿,期望大步赶上。

钟局长还讲了3项国际大科学计划,其中包括“青藏高原地学研究”,令人瞩目。20世纪末经十多年艰苦努力完成的“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011年),是一座里程碑。青藏高原生态脆弱、灾害频仍,但集齐地球六大圈层,是研究圈层相互作用难得的核心 “靶区”,堪称“国土之根”,实现“透视”很好。认识到它是地体拼合的高原、造山的高原、成矿的高原、盐湖的高原都很重要,而它同时还是正负面生态屏障的高原、野生动物的乐园、冰雪高原和亚洲五大江河溢出的高原、耸入对流层造成全球大气环流的高原、多圈层互动不绝的高原。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制定了地球“第三极”环境计划(含气象,2009年),覆盖青藏高原及国内外周边500多万平方千米地区,也是国际大科学计划。若能协调、统筹, 联合有关方面在青藏高原共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高地”,深化多圈层相互作用的集成研究和国际合作,有没有可能逐步引领全球建成新一代里程碑?

第四,3个“百年”(系列)。从2016年到2050年我国喜逢地调、建党、 建国3个“百年”,以后“两百”为中心,中国地调局要抓两头。中国地调局力推“地质科技一流”和地调全球化。我在10日建议就此部署“5年评估”,既有压力和难度、也有优势:“化学地球”、岩溶碳库、土壤碳库、海洋碳库等,碳库之间相互交换,“失踪的碳量”主要在土壤碳库。德国社会学家约瑟夫•胡伯首提“生态现代化”概念(1985年),欧美迅速响应和发展,中国滞后。何传启预测2050年我国生态现代化只能达到世界中等水平,落在经济发展后面,是不利条件。

地调百年“三段论”。一是从零开始,学习西方33年;二是从300人起家(并非“一张白纸”),学习苏联近30年;三是改革开放、面向全球37年(第二、三段地勘行业弄成“百万大军”,就过头了)。“三段论”的关键在第三段,搞得好有兼容东、西的优势,如仿照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建立的北京地质(勘探)学院,都曾有过理、工之争。30年后中国地质大学赵鹏大校长以“理、工、文、管”综合(1985年)超越了苏联模式。美国新兴 “STEM”教育战略(1986年)后来居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以地球系统科学为主体,相继建成20个二级学院全(超)覆盖,站到跨俄、美的地质教育境界。中国地调局以修订3项技术标准为例:1:5万区调“灵活开展野外工作,不平均使用工作量,回归到解决岩石、地层、构造、古生物等基础地质问题的基本定位上来”;矿调重在“资源基地的技术经济可行性、环境影响的概率性评价”;环调从“网格式填图”转向“调查、编图、数据库”三位一体。还有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等。我们学习苏联近30年,搬来不少框框,改革30多年没有改掉,全面深化改革3年颠覆苏联地调规范及其思维模式,返璞归真,在公益性地质工作领域率先摘掉“改革开放双滞后”的帽子,这是深改发力精准,兼为地质文化“妙笔”生辉,值得庆幸。同时也有很困难的,弄成“百年沧桑,一波三折”,如原地矿部属商业性地质工作,计划经济延续到世纪之交,40万地质队伍连同有关工业部门达到百万之巨,部门间二元结构长期持续,恐怕折在:①放大“吃大锅饭”,对小部门群立的行业管理不到位;②公益、商业“二元性”搅糊;③“矿业亲缘性”搅糊,政府-市场错位,从地质文化上看就是糟粕了,改革任重道远。

第五,五年看头年,百年看压岁。百年终端是“压轴戏”,提出“世界一流地调局”目标整10年了,从来没有现在这样靠近过:2020年进入“世界前五”,特别是2030年进入“世界前二”,用15年超英,很不容易,但要列出超越清单和时间表来,只看一看伦敦地质学会的历年议程就很值得比较。3项国际大科学计划(地化、岩溶、青藏)是地调工作全球化的先驱,各具实力,都有盼头。此外,殷鸿福研发的“生物地质学-地球生物学”系统科学化和以云南澄江生物群、贵州瓮安生物群为代表的“早期生命史”,扬子地台作为 “金钉子(GSSP)”密集区的整体提升或可列为后备选项,储备多一点更好。

第六,补提一个历史学坐标。20世纪上半叶出现“西方新史学”,它与传统史学的范式区别在:从政治史(精英人物、帝王将相)转向总体史(综合研究),从叙事史(史料考证)转向分析史(理论概括,说明问题),从自主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从考证史转向年鉴史;历史观区别归结为对史料的构建、解释和认识,并在这场革命中取得了主导地位成为“显学”。美国开创的 “新史学”之一的“环境史”研究和人类环境运动接着拉开帷幕。《中国地调百年史纲》写得相当好了,在这扇世界史学窗口前可以自成一格,但要知己知彼。

先于“西方新史学”的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指出清光绪年代 “中国生存论史学”的3种表现形式:民族生存论史学、国家生存论史学、国民生存论史学,可概括为近代中国的“总体史学”。中国地调工作史渗透在其后民族危难、国家贫弱、民不聊生的生存论史学中,生于忧患,创业维艰,非常难得。

第七,“三深一土”战略符合地球系统科学原理,也适应现实国情。我国拥有青藏高原作为“深陆”试验场独领风骚;“深海”潜测已进入万米时代, 按国际新规可赴西太平洋选划公海海洋保护区(以马里亚纳弧形海沟及其深 渊为代表的地质活动带或为首选,广州“海洋六号”参加环球大洋科考,也许有更切实的建议);“深空”技术条件日新月异,正构建全覆盖、全天候、全要素、全量化的国土空间观测平台。但“三深一土”在表述方式上陷于地球-资源的“二元结构”并非必然选择,能不能微调为“三深一表”?好处是:①统一到地球系统,土地作为岩石圈与大气圈之间的表层界面与“三深” 无缝对接;②体现“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③追认钱学森先生33年前首提的“地球表层学(ESS)”思想,表、浅层待解决的圈层互动问题还很多,与生态文明浑然一体,这既彰显中国科学特色,也循序渐进、深浅统筹。这“三深”属于硬“三深”,要下大功夫多方位探索。新一代信息技术泛 称“深蓝”,“深生态学”可称“深绿”,开辟地球史、人类史、社会史新纪 元的“人类世”可谓“深知”。这“三深”属于软“三深”,软、硬兼施,将有利于地学综合创新。

第八,探迹地质文化“四部曲”及与国际上的关系。相对于政治、经济的“文化”是多样化的庞杂体系,有大、小之分,发展趋势向大。文化丰度决定功能,我国“地质文化”也如此,总的还不够大。一是民国时期以丁文江为代表的地质文化还在孕育期就融入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1919年)新文化,崇尚民主、科学,其后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1923年)中是“科学文 化”主力,他还有开发北票煤矿的“矿业文化” 一面,也是科学文化的重要支柱,并赞赏“中国近三百年反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的经学大师治学的方法可取”,有多元内涵。二是20世纪80年代地质工作的“三光荣”“四特别” 相近,都以地质人群的思想修养为主,重在教化、激励,艰苦奋斗确是地质行业与生俱来的传家宝。三是80年代末“李四光精神”作为精英人物的榜样文化,属于实证型,其文化内涵超出“三光荣”,也提倡科学精神与之相结合。四是2016年提出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者的核心价值观,可称“五导向”。除上以外还有智慧、包容和更多时代性。地质工作队伍是智慧群族,需要广泛的知识面和综合思维并加以灵活运用,地质科学的进步和飞跃又拉动地质文化转型。“五导向”对“三光荣”既因时而异,又是上、下台阶关系:下阶“登东山而小鲁”,上阶“登泰山而小天下”。现实生活中有“三光荣”过硬、“五导向”违规的个例,但没有反证。《温家宝地质笔记》18年大都处于地质文化的前“三光荣”年代,包括甘肃15年艰苦备尝、默默奉献,其求知欲、亲自然情怀、悟性和匠心都是久久为功的价值追求,被他视为“支撑我精神之树栉风沐雨的沃土”;后5年为推动地质工作改革开放殚精竭虑,更以责任、创新为重,在身体力行中滋生和养成超越“三光荣”的心理支柱(这一番推测有待检验)。

在国际上,英国查尔斯-斯诺在剑桥大学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1959年)有三重意义:一是创造了一个词语“两种文化”;二是阐述了一个问题:存在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文化割裂,即“斯诺命题”;三是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争论,都可以说是文化观的一座里程碑。上述第一部曲,民国时期涉“两种文化”的论战(1923年),早于斯诺提出“两种文化” 概念33年。后三部曲较偏于“人文文化”,对“两种文化”及其分割何以先重后轻?值得深入研究。中国地质文化应致力于“两种文化”的融合,王鸿祯援引司马迁《报任安书》略加增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生命之微,窥造化之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就是地质科学文化与中国人文文化相结合的经典范例,与康德所称“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相通(1755 年)也有传承性,可不可以作为中国地质大学“校园精神”或“地学梦”之选?作为软实力的地质文化以多维度的价值观为核心:地质人群的思想品格作为底线之一当然重要,“创新驱动”和“开放合作”都是地学发展和跨学科研究的“命根子”断不可缺;责任蕴含包容性,可为世纪之交发生重大转折的生态价值观、与人类史丝丝入扣的第四纪地球历史观及其上升到哲学层面的 “深生态学”和“地球伦理学”等预留空间,以使我国地学思潮从逆向演替转入顺向演替,其重要性关乎全球,被分割的“两种文化”也有可能通过“生态文化”弥合,这就集成更广义、强势的地质文化,也契合生态文明并融为一体。文化源于社会实践,“大地质”和“超大地质(地球系统科学、地球信息科学)”催生“大地质文化”。这属于文化观念范畴,不妨从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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