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 | 从暴君到圣徒——革命症患者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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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站有一个窃·格瓦拉的梗。请注意是窃，不是切。
事情是这样的：广西南宁警方抓捕了两名偷窃电动车的小偷，其中一个小偷落网后，大言不惭，金句迭出，颇似切·格瓦拉的“名言”，遂爆红于网络，又因其飘逸的发型与切·格瓦拉酷像，被网友称为窃·格瓦拉，奉为“精神领袖”。
请看他跟记者的对话：
记者：为什么要做小偷？
窃·格瓦拉：没有钱了，肯定要做啊。不做没钱用。
记者：那你不会去打工吗？有手有脚的。
窃·格瓦拉：打工是不可能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做生意又不会做，就是偷东西，才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
记者：那你是觉得家好还是在看守所好？
窃·格瓦拉：进看守所像回家一样。在看守所里的感觉，比在家的感觉好多了。
记者：为什么？
窃·格瓦拉：在家一个人太无聊，都没朋友、没女朋友，一起玩。进了看守所，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在里面。
年轻、摩托车、长发、不循规蹈矩、喜爱与边缘人扎堆、热衷于破坏、把坐牢浪漫化……这分明就是切·格瓦拉本尊呀。不得不佩服中国网友的想象力和解构力。
在危地马拉，由于格瓦拉常用“切”（表示友好）这个感叹词，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切”。这个绰号就成了他斗争精神的代号，同他的姓名融合在一起。
1967年10月9日，9声枪响之后，“革命导师”格瓦拉死了，随即一个偶像诞生，他与革命、乌托邦和青春划上等号。他头戴红星贝雷帽的桀骜头像充斥在T恤、酒瓶、艺术品、BBS乃至“拳王”泰森的肚皮上。
切，一个革命符号，如今成了消费主义的符号。至于格瓦拉本人、他走过的路、以及做过的事，似乎都不再重要。
切·格瓦拉
一
格瓦拉的故事，总是以煽情又充满矛盾的方式演绎：
他出身于阿根廷的锦衣玉食之家，却投身于解放贫民的战斗中；他进行纵贯南美大陆的惬意旅行，却在旅途的终点开始了革命之路；他一生为哮喘病所困，却成为英勇善战的丛林游击大师；他文学才华横溢，却以一本《游击战争》流传后世；他是医学毕业生，却去领导古巴的经济建设；他在位居高位时，却辗转非洲和南美洲继续革命，直到牺牲；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却生活奢靡；他自称忠于爱情，却艳遇不断……
格瓦拉从来有两个：一个是人，病态的人；一个是神，美化的神。一切从1959年开始，那年他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那之前，他与卡斯特罗结识，一起搞革命。真的完全是个巧合，古巴革命成功了。古巴革命成功并非来自农民的自觉，而是中产阶级对政权失望，纷纷出逃，抛弃了政府。
虽然一起并肩战斗，但卡斯特罗与格瓦拉的愿景完全不同。卡斯特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追求的是民族独立，绝非共产主义；而格瓦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战争期间，这种差异被残酷的环境所遮蔽，但一旦执政后，裂痕就会无限放大，这也为二人以后的分道扬镳埋下伏笔。
卡斯特罗一直强调，“人道主义，古巴既不要右的专制，也不要左的专制，现在进行的是人道主义革命”。1959年，他访美时，还承诺不会没收私人财产，甚至重申了反共的立场。
古巴境内有个美军基地，才区区数百美军驻守，但卡斯特罗一直没有占据，这让格瓦拉很不满。而卡斯特罗与苏联打得火热时，格瓦拉又认为苏联走“修正主义”，古巴应该与之断交。
格瓦拉心中只有革命，没有人，他认为必须不断地、无限地革命。为推行这个理念，他把古巴当做“试验田”，把古巴人改造为“新人”，这样的人“必须彻底消除个人主义”，是“革命机器上的有觉悟的、幸福的齿轮”。
他要求人们进行不要报酬的义务劳动。为了避免消极怠工，设置“危害生产罪”对付缺勤的工人。还为对现有劳动制度不满的人设立了“劳动裁判所”，并加以各式各样的惩罚。
格瓦拉要求人民生活无比“纯洁”， 凡“行为不轨者”、“有违法倾向者”、“流浪者、无业游民”、留长头发的青年、听西方音乐的人、穿紧身裤的人、公开信仰基督教的人……都会被视作违反了革命道德，一旦发现统统关进劳动营。
但他自己恰恰相反，迷恋摇滚，热爱奢侈品，更爱女人。在埃及开罗观赏夜景时，一个烟花女子向他暗送秋波。他不顾劝阻，将这个女子带进下榻的酒店，还让警卫再送几个姑娘来。
格瓦拉说：“从来没有人规定一个男人必须一辈子和一个女人过日子。不要偏袒妇女，并且认为男人是罪魁祸首，这本身就是瞧不起女人。马克思主义不是清教主义。”
1960年格瓦拉与ABC新闻通讯员丽莎·霍华德一起抽雪茄
二
如果说，不应过于纠结格瓦拉的乌托邦和私德，那么他的嗜血和“极左”，于古巴人而言则是灾难。
古巴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曾让格瓦拉掌管卡瓦尼亚堡监狱。当时监狱的牧师阿祖加后来回忆说：“被切格瓦拉判死刑的人中数十人是无辜的。切从未打算掩饰其残忍。恰恰相反，人们越是请求他的怜悯，他越是显得残酷。他完全沉溺于自己的乌托邦幻想中。革命要求他杀人，他就杀人。革命要求他撒谎，他就撒谎。他喜欢当着哭泣的母亲的面在电话里命令处死她的儿子；当犯人亲属前来探监时，他会故意要求他们从行刑地点走过，那面墙上满是新鲜的血迹。”
卡斯特罗这样评价格瓦拉：“他的做法就是在最危险的境地里，用最冒险的方法解决问题。”
《时代》周刊说：“和卡斯特罗不一样，格瓦拉显得冷酷也更注重实际。同一个切，可以平静地下令将违纪同志斩首，然后去参加篝火晚会。”
尚未走上革命之路前，游历南美洲时，格瓦拉就有过这样一段文字：“我觉得我的鼻孔在不停的扩张，因为它闻到了火药的强烈味道和敌人的身体散发出的血腥味。”
当目睹危地马拉的政权被推翻时，他给母亲写信：“这真是太有趣了，我看到炸弹，然后是一场场的演讲。这里有太多好玩的事为我平淡的生活带来了乐子。”
当他和卡斯特罗从墨西哥转战古巴时，他又写道：“这里是古巴丛林，我们生龙活虎地战斗着，我们渴望的是敌人的鲜血。”格瓦拉认为对敌人绝不能手软，一定要用酷刑。
很多年后，他将斗争经验总结为：“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8个月后，格瓦拉便不再在卡瓦尼亚堡监狱任职，但他建立的审判系统却一直在有效地运行。
卡斯特罗需要一名懂经济的人士来带领古巴走出经济迷局，格瓦拉强烈自荐，他成了工业部部长、国家银行行长。
他主持古巴的土地改革，宣称这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土地改革剥夺的是那些强占别人土地的人，而强占得最多的是权贵或美国政府的人”。他还将160余家美国企业和古巴民族资本强行收归国有，后来甚至“把哈瓦那街头的理发铺、修鞋铺，都迅疾地实行了国有化”。
格瓦拉实行高度的中央计划经济，古巴经济频临崩溃，食物匮乏，最后卡斯特罗不得不宣布实行粮食配给制。而在革命前，古巴是拉丁美洲四个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
切·格瓦拉与卡斯特罗
三
外交上与卡斯特罗不对付，内政上又把国家搞成烂摊子，格瓦拉很难再在古巴政坛立足，尽管卡斯特罗对他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和忍耐。
后人对格瓦拉的离开表示赞赏，认为他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其实更应该说是一个彼此失望之后的选择。格瓦拉是古巴革命的先驱，但他的所作所为与执政党格格不入；同时，格瓦拉认为古巴在革命之后，变成了他讨厌的样子。
1965年，格瓦拉离开古巴，去非洲刚果打游击。卡斯特罗公布了格瓦拉的离别信，他表示与古巴“绝交”。
如果把古巴革命的成功归结于运气，那么运气不可能总是眷顾一个人。格瓦拉在刚果遭遇挫败。那里的民众还没有脱离部落阶段，压根不接受革命理念。很多黑人游击队员甚至对格瓦拉持有敌意：你也是白人？为什么帮助我们？
更糟糕的是，刚果游击队同军阀士兵没有区别，除了向老百姓征集粮食和金钱以外，什么都不干。格瓦拉要求他们进行军事训练，结果嫌累，投奔了政府军。
1965年，格瓦拉在刚果
尽管写出了《游击战争》，但格瓦拉的革命哲学有致命缺陷：他不了解军队的能力，也不懂农民的情绪。他自己热衷于革命，然后想当然地认为受剥削的农民必须革命。农民不革命就是蛀虫，是不可救药，他甚至强行上街征兵。
可想而知，刚果革命必然失败。他又跑到玻利维亚去继续革命。但玻利维亚已有革命游击队，玻共第一书记蒙赫对格瓦拉很反感，认为他是来争夺革命主导权。
蒙赫提出，格瓦拉可以领导自己的游击队，但要接受玻共的领导：“当我国人民知道这支游击队是由一个外国人领导的时候，他们就会翻脸，不再支持你们。你们尽可以英雄地死去，不要指望有朝一日能成功。”
格瓦拉说：“我绝对不能接受。军事司令应该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允许模棱两可。”
双方谈崩了，其实格瓦拉当时掌握的武装仅有50人，他不得不进入丛林打游击战。他自认为是南美人，熟悉这片土地，结果还是犯了在刚果同样的错误，他根本不了解农民的情绪。
1967年10月8日，在一次遭遇战中，格瓦拉腿部中弹，被政府军捉住。他被不想革命的农民出卖了。
次日，格瓦拉被处死：他一共被射中9枪，5次射中腿部，1次射中右肩和手臂，1次射中胸部，最后1枪射中喉部。他的双手被斩下用于鉴定身份，遗体则被草草埋葬。
四
39岁的格瓦拉死得“纯真无瑕”。
他的尸体被摆放在一块破木板上向人展示，并被拍成巨幅照片，流传很广，现场的气氛凝重而神秘，许多人说，如同基督受难。
在场的一位记者写道：“他就这样死了。当他们把防腐剂注入他半裸的脏兮兮的遗体，人群叫嚷着要看上一眼时，难以想像这个人曾是拉美了不起的人物之一。”
死亡，把格瓦拉送上神坛，他成为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他就是革命、乌托邦和青春的同义词。
《时代》周刊说，“切是一位危险人物，他的脸上充满着使妇女为之动心的伤感微笑。这种着装使他与20世纪60年代那种革命激情与充满北美大陆的反叛气质相吻合。美国的激进分子把他当成自己的目标与榜样。即使那些整天在台上嘶吼的摇滚歌手也是如此。因为没有多少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会像他一样，性感、不拘一格，甚至有些放肆。这些都是执政者与革命者令人难忘的形象，切轻易就做到了。”
格瓦拉崇拜毛泽东，毛泽东对于他，是一位革命游击战的导师。
1960年11月17日，格瓦拉曾率团出访中国，在欢迎宴会上，格瓦拉用法语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会见毛泽东主席。
两天后，格瓦拉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毛用湖南话问候他：“切，你好年轻啊。我现在大概可以断定，你是全世界最年轻的银行行长了。”
格瓦拉还向毛泽东赠送了《游击战争》。据说，毛也回赠了一本他签名的有关游击战的小册子。
1965年2月，格瓦拉再次访问中国。这一次，他没有见到毛泽东。
当年曾在中国接待过格瓦拉的前国防部翻译项达成、鲁元坤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中国人对格瓦拉的游击战理论颇不以为然，只不过出于礼貌，对他保持着应有的尊重。
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过格瓦拉 “所谓格瓦拉的游击中心，就是跑到哪里，放一把火就走，是盲动主义，脱离群众，不接受党的领导，这种思想在世界上相当一部分群众中有影响。格瓦拉和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古巴的武装斗争成功是带着偶然性的，他们不是依靠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来逐步取得胜利的。自从这个偶然性胜利以后，他们又想在拉丁美洲甚至非洲到处用这种方式推翻亲美政权，必然不会取得成功。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艰苦奋斗，经过万里长征才取得了胜利。他们想点把火就一举成功。所以，他们就看不到格瓦拉失败的教训，而觉得他是一个‘英雄’。 ”
真是一语中的。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大学生们高举格瓦拉的头像，喊道“要做爱，不要作战！”从那后，格瓦拉成了年轻人的硬通货，为得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格瓦拉已不是一个人，他成了一个载体。他头戴贝雷帽、嘴叼雪茄烟的形象，已成为最流行的大众文化符号。对于一直致力于推翻 “庞大体制”并为此献出生命的格瓦拉，再也没有比这更讽刺性的了。
2005年5月6日，古巴乐迷们在音乐会现场挥动印有格瓦拉经典头像的旗帜
后世的人们借格瓦拉说自己的话。他已失去了自身的真实涵义，他的人生被抽象成无数种意味。窃·格瓦拉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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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主播 | 海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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