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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猛 | 从暴君到圣徒——革命症患者格瓦拉

王猛 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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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站有一个窃·格瓦拉的梗。请注意是窃,不是切。

事情是这样的:广西南宁警方抓捕了两名偷窃电动车的小偷,其中一个小偷落网后,大言不惭,金句迭出,颇似切·格瓦拉的“名言”,遂爆红于网络,又因其飘逸的发型与切·格瓦拉酷像,被网友称为窃·格瓦拉,奉为“精神领袖”。

请看他跟记者的对话:

记者:为什么要做小偷?

窃·格瓦拉:没有钱了,肯定要做啊。不做没钱用。

记者:那你不会去打工吗?有手有脚的。

窃·格瓦拉:打工是不可能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做生意又不会做,就是偷东西,才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

窃·格瓦拉经典名言

记者:那你是觉得家好还是在看守所好?

窃·格瓦拉:进看守所像回家一样。在看守所里的感觉,比在家的感觉好多了。

记者:为什么?

窃·格瓦拉:在家一个人太无聊,都没朋友、没女朋友,一起玩。进了看守所,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在里面。

年轻、摩托车、长发、不循规蹈矩、喜爱与边缘人扎堆、热衷于破坏、把坐牢浪漫化……这分明就是切·格瓦拉本尊呀。不得不佩服中国网友的想象力和解构力。

在危地马拉,由于格瓦拉常用“切”(表示友好)这个感叹词,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切”。这个绰号就成了他斗争精神的代号,同他的姓名融合在一起。

1967年10月9日,9声枪响之后,“革命导师”格瓦拉死了,随即一个偶像诞生,他与革命、乌托邦和青春划上等号。他头戴红星贝雷帽的桀骜头像充斥在T恤、酒瓶、艺术品、BBS乃至“拳王”泰森的肚皮上。

切,一个革命符号,如今成了消费主义的符号。至于格瓦拉本人、他走过的路、以及做过的事,似乎都不再重要。


切·格瓦拉


格瓦拉的故事,总是以煽情又充满矛盾的方式演绎:

他出身于阿根廷的锦衣玉食之家,却投身于解放贫民的战斗中;他进行纵贯南美大陆的惬意旅行,却在旅途的终点开始了革命之路;他一生为哮喘病所困,却成为英勇善战的丛林游击大师;他文学才华横溢,却以一本《游击战争》流传后世;他是医学毕业生,却去领导古巴的经济建设;他在位居高位时,却辗转非洲和南美洲继续革命,直到牺牲;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却生活奢靡;他自称忠于爱情,却艳遇不断……

格瓦拉从来有两个:一个是人,病态的人;一个是神,美化的神。一切从1959年开始,那年他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那之前,他与卡斯特罗结识,一起搞革命。真的完全是个巧合,古巴革命成功了。古巴革命成功并非来自农民的自觉,而是中产阶级对政权失望,纷纷出逃,抛弃了政府。

虽然一起并肩战斗,但卡斯特罗与格瓦拉的愿景完全不同。卡斯特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追求的是民族独立,绝非共产主义;而格瓦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战争期间,这种差异被残酷的环境所遮蔽,但一旦执政后,裂痕就会无限放大,这也为二人以后的分道扬镳埋下伏笔。

1960年3月,卡斯特罗(左一)、格瓦拉(中)在哈瓦那街头游行

卡斯特罗一直强调,“人道主义,古巴既不要右的专制,也不要左的专制,现在进行的是人道主义革命”。1959年,他访美时,还承诺不会没收私人财产,甚至重申了反共的立场。

古巴境内有个美军基地,才区区数百美军驻守,但卡斯特罗一直没有占据,这让格瓦拉很不满。而卡斯特罗与苏联打得火热时,格瓦拉又认为苏联走“修正主义”,古巴应该与之断交。

格瓦拉心中只有革命,没有人,他认为必须不断地、无限地革命。为推行这个理念,他把古巴当做“试验田”,把古巴人改造为“新人”,这样的人“必须彻底消除个人主义”,是“革命机器上的有觉悟的、幸福的齿轮”。

他要求人们进行不要报酬的义务劳动。为了避免消极怠工,设置“危害生产罪”对付缺勤的工人。还为对现有劳动制度不满的人设立了“劳动裁判所”,并加以各式各样的惩罚。

格瓦拉要求人民生活无比“纯洁”, 凡“行为不轨者”、“有违法倾向者”、“流浪者、无业游民”、留长头发的青年、听西方音乐的人、穿紧身裤的人、公开信仰基督教的人……都会被视作违反了革命道德,一旦发现统统关进劳动营。

但他自己恰恰相反,迷恋摇滚,热爱奢侈品,更爱女人。在埃及开罗观赏夜景时,一个烟花女子向他暗送秋波。他不顾劝阻,将这个女子带进下榻的酒店,还让警卫再送几个姑娘来。

格瓦拉说:“从来没有人规定一个男人必须一辈子和一个女人过日子。不要偏袒妇女,并且认为男人是罪魁祸首,这本身就是瞧不起女人。马克思主义不是清教主义。”


1960年格瓦拉与ABC新闻通讯员丽莎·霍华德一起抽雪茄



如果说,不应过于纠结格瓦拉的乌托邦和私德,那么他的嗜血和“极左”,于古巴人而言则是灾难。

古巴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曾让格瓦拉掌管卡瓦尼亚堡监狱。当时监狱的牧师阿祖加后来回忆说:“被切格瓦拉判死刑的人中数十人是无辜的。切从未打算掩饰其残忍。恰恰相反,人们越是请求他的怜悯,他越是显得残酷。他完全沉溺于自己的乌托邦幻想中。革命要求他杀人,他就杀人。革命要求他撒谎,他就撒谎。他喜欢当着哭泣的母亲的面在电话里命令处死她的儿子;当犯人亲属前来探监时,他会故意要求他们从行刑地点走过,那面墙上满是新鲜的血迹。”

卡斯特罗这样评价格瓦拉:“他的做法就是在最危险的境地里,用最冒险的方法解决问题。”

《时代》周刊说:“和卡斯特罗不一样,格瓦拉显得冷酷也更注重实际。同一个切,可以平静地下令将违纪同志斩首,然后去参加篝火晚会。”

尚未走上革命之路前,游历南美洲时,格瓦拉就有过这样一段文字:“我觉得我的鼻孔在不停的扩张,因为它闻到了火药的强烈味道和敌人的身体散发出的血腥味。”

当目睹危地马拉的政权被推翻时,他给母亲写信:“这真是太有趣了,我看到炸弹,然后是一场场的演讲。这里有太多好玩的事为我平淡的生活带来了乐子。”

当他和卡斯特罗从墨西哥转战古巴时,他又写道:“这里是古巴丛林,我们生龙活虎地战斗着,我们渴望的是敌人的鲜血。格瓦拉认为对敌人绝不能手软,一定要用酷刑。

很多年后,他将斗争经验总结为:“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8个月后,格瓦拉便不再在卡瓦尼亚堡监狱任职,但他建立的审判系统却一直在有效地运行。

卡斯特罗需要一名懂经济的人士来带领古巴走出经济迷局,格瓦拉强烈自荐,他成了工业部部长、国家银行行长。

他主持古巴的土地改革,宣称这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土地改革剥夺的是那些强占别人土地的人,而强占得最多的是权贵或美国政府的人”。他还将160余家美国企业和古巴民族资本强行收归国有,后来甚至“把哈瓦那街头的理发铺、修鞋铺,都迅疾地实行了国有化”。

格瓦拉实行高度的中央计划经济,古巴经济频临崩溃,食物匮乏,最后卡斯特罗不得不宣布实行粮食配给制。而在革命前,古巴是拉丁美洲四个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

切·格瓦拉与卡斯特罗



外交上与卡斯特罗不对付,内政上又把国家搞成烂摊子,格瓦拉很难再在古巴政坛立足,尽管卡斯特罗对他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和忍耐。

后人对格瓦拉的离开表示赞赏,认为他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其实更应该说是一个彼此失望之后的选择。格瓦拉是古巴革命的先驱,但他的所作所为与执政党格格不入;同时,格瓦拉认为古巴在革命之后,变成了他讨厌的样子。

1965年,格瓦拉离开古巴,去非洲刚果打游击。卡斯特罗公布了格瓦拉的离别信,他表示与古巴“绝交”。

如果把古巴革命的成功归结于运气,那么运气不可能总是眷顾一个人。格瓦拉在刚果遭遇挫败。那里的民众还没有脱离部落阶段,压根不接受革命理念。很多黑人游击队员甚至对格瓦拉持有敌意:你也是白人?为什么帮助我们?

更糟糕的是,刚果游击队同军阀士兵没有区别,除了向老百姓征集粮食和金钱以外,什么都不干。格瓦拉要求他们进行军事训练,结果嫌累,投奔了政府军。

1965年,格瓦拉在刚果

尽管写出了《游击战争》,但格瓦拉的革命哲学有致命缺陷:他不了解军队的能力,也不懂农民的情绪。他自己热衷于革命,然后想当然地认为受剥削的农民必须革命。农民不革命就是蛀虫,是不可救药,他甚至强行上街征兵。

可想而知,刚果革命必然失败。他又跑到玻利维亚去继续革命。但玻利维亚已有革命游击队,玻共第一书记蒙赫对格瓦拉很反感,认为他是来争夺革命主导权。

蒙赫提出,格瓦拉可以领导自己的游击队,但要接受玻共的领导:“当我国人民知道这支游击队是由一个外国人领导的时候,他们就会翻脸,不再支持你们。你们尽可以英雄地死去,不要指望有朝一日能成功。”

格瓦拉说:“我绝对不能接受。军事司令应该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允许模棱两可。”

双方谈崩了,其实格瓦拉当时掌握的武装仅有50人,他不得不进入丛林打游击战。他自认为是南美人,熟悉这片土地,结果还是犯了在刚果同样的错误,他根本不了解农民的情绪。

1967年10月8日,在一次遭遇战中,格瓦拉腿部中弹,被政府军捉住。他被不想革命的农民出卖了。

次日,格瓦拉被处死:他一共被射中9枪,5次射中腿部,1次射中右肩和手臂,1次射中胸部,最后1枪射中喉部。他的双手被斩下用于鉴定身份,遗体则被草草埋葬。



39岁的格瓦拉死得“纯真无瑕”。

他的尸体被摆放在一块破木板上向人展示,并被拍成巨幅照片,流传很广,现场的气氛凝重而神秘,许多人说,如同基督受难。

格瓦拉的遗照

在场的一位记者写道:“他就这样死了。当他们把防腐剂注入他半裸的脏兮兮的遗体,人群叫嚷着要看上一眼时,难以想像这个人曾是拉美了不起的人物之一。”

死亡,把格瓦拉送上神坛,他成为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他就是革命、乌托邦和青春的同义词。

《时代》周刊说,“切是一位危险人物,他的脸上充满着使妇女为之动心的伤感微笑。这种着装使他与20世纪60年代那种革命激情与充满北美大陆的反叛气质相吻合。美国的激进分子把他当成自己的目标与榜样。即使那些整天在台上嘶吼的摇滚歌手也是如此。因为没有多少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会像他一样,性感、不拘一格,甚至有些放肆。这些都是执政者与革命者令人难忘的形象,切轻易就做到了。”

格瓦拉崇拜毛泽东,毛泽东对于他,是一位革命游击战的导师。

1960年11月17日,格瓦拉曾率团出访中国,在欢迎宴会上,格瓦拉用法语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会见毛泽东主席。

两天后,格瓦拉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毛用湖南话问候他:“切,你好年轻啊。我现在大概可以断定,你是全世界最年轻的银行行长了。”

1960年,格瓦拉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

格瓦拉还向毛泽东赠送了《游击战争》。据说,毛也回赠了一本他签名的有关游击战的小册子。

1965年2月,格瓦拉再次访问中国。这一次,他没有见到毛泽东。

当年曾在中国接待过格瓦拉的前国防部翻译项达成、鲁元坤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中国人对格瓦拉的游击战理论颇不以为然,只不过出于礼貌,对他保持着应有的尊重。

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过格瓦拉 “所谓格瓦拉的游击中心,就是跑到哪里,放一把火就走,是盲动主义,脱离群众,不接受党的领导,这种思想在世界上相当一部分群众中有影响。格瓦拉和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古巴的武装斗争成功是带着偶然性的,他们不是依靠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来逐步取得胜利的。自从这个偶然性胜利以后,他们又想在拉丁美洲甚至非洲到处用这种方式推翻亲美政权,必然不会取得成功。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艰苦奋斗,经过万里长征才取得了胜利。他们想点把火就一举成功。所以,他们就看不到格瓦拉失败的教训,而觉得他是一个‘英雄’。 ”

真是一语中的。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大学生们高举格瓦拉的头像,喊道“要做爱,不要作战!”从那后,格瓦拉成了年轻人的硬通货,为得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格瓦拉已不是一个人,他成了一个载体。他头戴贝雷帽、嘴叼雪茄烟的形象,已成为最流行的大众文化符号。对于一直致力于推翻 “庞大体制”并为此献出生命的格瓦拉,再也没有比这更讽刺性的了。

2005年5月6日,古巴乐迷们在音乐会现场挥动印有格瓦拉经典头像的旗帜

后世的人们借格瓦拉说自己的话。他已失去了自身的真实涵义,他的人生被抽象成无数种意味。窃·格瓦拉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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