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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满楼 | 好好的,鲁迅为啥把祖父的日记烧了?

金满楼 搜历史 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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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研究鲁迅的人都会发现,鲁迅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他的父母,却从未提到过他的祖父。

如果你以为祖父在鲁迅的生命中无足轻重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在其家族中,对鲁迅影响最大的很可能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祖父周福清。

然而,在1919年底回乡接家眷举家北迁时,鲁迅做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把祖父坚持几十年、记到临终前一天的日记全部付之一炬!

这是为什么?



对于这件事,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在书中做了如下记述:

“烧到我祖父的日记时,我有点犹豫了。

我没有看过祖父的日记,他写了些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只看到是用红条十行纸写的,线装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字迹娟秀。

我问大哥:‘这日记也烧掉吗?’

他说:‘是的’。他问我:“你看过吗?”

‘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我回答。

‘我这次来翻了翻,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

我想总不会都写姨太太吧,想起祖父临终前发高烧的时候,还在记日记,就告诉大哥说:‘他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

‘东西太多,带不走,还是烧了吧!’

这两大叠日记本,足足烧了两天。”

这段简略的文字,虽说是隐忍不露,不过已经足够反映出兄弟二人对于祖父情感的明显差异。

事实上,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翰林出身,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临终的前一天。这些日记,每年一本,线装得很好。

可以想象,周福清的这部日记反映了当时的官场及多年的地方动态,譬如其亲历的“科场贿赂案”,无疑是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

而与祖父一样,鲁迅和周作人也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写日记,而且同样是每年一本,线装成集。

和祖父更加相似的是,鲁迅的日记也记到了去世前的一天,而周作人也相差不远。这些日记,不但是研究鲁迅与周作人不可或缺的资料,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史料。

由此可知,鲁迅不太可能不清楚祖父日记的价值所在,但用两个简单的理由,“姨太太吵架之类,没有意思”、“东西太多,带不走”,就把这一史料全部烧毁,恐怕就让人猜测另有隐情了。

鲁迅祖父周福清像

对此,周作人曾在《鲁迅的故家·老长班》一文中提到一个细节,其中说:

(鲁迅住在京城绍兴会馆时)“会馆的长班是一个姓齐的老人,……对于鲁迅的祖父介孚公(周福清字介孚)的事情似乎知道得更多。介孚公一时曾住在会馆里,或者其时已有不住女人的规定,他蓄了妾之后就移住在会馆的近旁了。鲁迅初来会馆的时候,老长班对他讲了好些老周大人的故事。家里有两位姨太太,怎么的打架等等。这在长班看来,原是老爷们家里的常事,……所以随便讲讲,但是鲁迅听了很不好受,以后便不再找他去谈。”

因为“姨太太吵架”就烧掉祖父几十年的日记,这一理由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佐证。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理由无疑是不够充分的。



1883年,周福清由京返乡探亲,这也是三岁的鲁迅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祖父。之后,周福清仍旧在外为官,他再一次回乡时,已经是十年后的1893年了。

这一次,他是回家丁忧,奔母丧来了。而这一年,鲁迅已近十四岁,是半大小子了。

从时间线索看,这是鲁迅一生中与祖父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不过,要说到具体天数的话,却也不长。

原因很简单,就在这年的七月,周福清犯下了哄动一时的“科场贿赂案”。而这件案子,对鲁迅及整个周氏家族来说都是影响至深的。

原来,当年是乡试大比之年,丁忧在籍的周福清听说自己的同年殷如璋放了浙江乡试主考官后,于是打起了行贿的念头。为此,他提前等候在苏州,待殷如璋的官船到后,即派一个名叫陶阿顺的仆人前去投书接洽。孰料,陶阿顺是个蠢仆,在未得到殷如璋接见的情况下竟然当众喧嚷起来,结果事情败露,一发而不可收拾。

事后查明,周福清以“洋银一万元”的代价为五名亲友子弟贿买关节,同时还把自己的儿子、即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也夹带了进去。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等于被抓了个现行。事后,周福清被判斩监侯关入了杭州监狱。

浙江巡抚奏报周福清科场贿赂案的审理奏折

毫无疑问,周福清的这一案件对鲁迅及整个周氏家族来说都是影响至深的,而鲁迅的个性形成与这一事件也有着极大的关联。事实上,鲁迅之所以会成为鲁迅而不是其他,也正是拜这段生活所赐,而其性格中的冷峻与多疑、对世道人心的洞透与深刻,恐怕都与这段生活有着脱不了的干系。

追根溯源,整个事件的源头和周家的败落,均与其祖父的“科场贿赂案”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是,鲁迅想不对祖父心怀怨恨,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从现有的资料看,鲁迅除了第一次专程去探望祖父外,后来只是由学校往返绍兴的途中曾去探监,次数也极其有限。

1902年,鲁迅去日本留学,次年暑假回国时,周福清已遇赦放回,这也是鲁迅与祖父最后一次相处。

和鲁迅年纪相仿的族叔周冠五曾记述说,鲁迅从日本回来后,他们几个年轻人在房里很欢乐地谈话,“这时,他祖父唤他:‘阿樟’(鲁迅小名),他赶紧出去,祖父问他:‘阿樟,日本人的社会情况怎么样?和中国比较怎样?’鲁迅回答四个字:‘没有什么!’马上转头就走了。”

如果周冠五记述不差的话,鲁迅对祖父疏离、反感乃至排斥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而这也是鲁迅和祖父相处的最后一个时期,因为在第二年,周福清即告去世。

周福清寂然去世时,鲁迅已从弘文学院毕业并准备前往仙台医专就读,当时正在办理相关入学手续。因此,鲁迅没有回国为祖父奔丧。



戊戌年间(1898年),尚关押在杭州监狱的周福清给孙辈寄了一本《唐宋诗醇》,其中特别夹了一张亲笔批好的签条,曰: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

这段诗话,简洁而明确,不愧是翰林水准。

浙江巡抚杨昌浚书翰林周福清匾额

不过,对于祖父的学问,鲁迅似乎抱有一种既感到荣耀又故作轻视的态度。

1931年,日本作家增田涉在佐藤春夫和内山完造的介绍下向鲁迅学习中国小说史。在某次闲聊中,增田涉发现了鲁迅对祖父的复杂感情,其记录说:

“鲁迅说过,他做小孩子的时候,因为读书不太用功,曾受到祖父的斥责。但是他又说,因为读《西游记》,开始觉得书本有趣,所以读起书来。他还说,祖父由进士而成为翰林是经过国家最高考试的,大概可说是有学问的人吧。

他是受过这样的祖父的许多责备的,但是后来他作了教育部的官员,有机会看见部里保管的从前进士的试卷,他从其中发现祖父的文章而把它读了,而那文章并不高明。

听了这话,我感觉到那是小孩时受严厉斥责对于祖父的报复口吻。这儿,也可以看到他那种不服输的性格。”

鲁迅看到的试卷是周福清在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殿试时的策论,这是许寿裳发现后告诉鲁迅的,后者在日记中也记了一笔:“季市搜清殿试策,得先祖父卷,见归。”

在这次的殿试之后,周福清被拨入翰林院深造,这无疑是同科进士里的优等才有的待遇,同时也是普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而难以企及的目标。

试想,能有周福清如此文才而又如此幸运的,全中国又能有几人?即便鲁迅自己,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而翰林,恐怕也不敢说自己有十分的把握吧?

从这个角度说,增田涉认为鲁迅说祖父的文章“并不高明”,“感觉到那是小孩时受严厉斥责对于祖父的报复口吻”,这一观察总体来说并不离谱。



事实上,鲁迅因对祖父的反感而产生的偏见往往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如前文提到的烧日记,再如他对祖父写给其亡父挽联的看法。

1896年秋,受“科场贿赂案”牵连而被革去秀才功名的鲁迅父亲周伯宜因病郁郁而终。

鲁迅父亲周伯宜

噩耗传来,正在狱中的周福清十分伤感,其写了一副挽联悼念自己一向看重的长子,曰:

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顿成大觉。

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

对此挽联,周冠五却补充了一个细节:他的孙儿对这挽联深致不满,意谓:“人已死了,还不饶恕吗!”

周冠五并没有明言是哪位孙儿说这话的,但鲁迅兄弟三人中,出此怨言的恐怕非鲁迅莫属吧!

周福清的这副挽联,上联是哀悼,谓长子早年丧母遂成孤儿、年不及壮又抛弃妻子;下联是自责,毕竟周伯宜的早逝与自己犯下的案子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才会说“不能教养,深负遗言”,至于鲁迅说的“不能饶恕”,则不知作何解了。

也有人说,鲁迅是认为祖父以自责的名义来责怪父亲未能中举并吸食鸦片等,这种说法,似乎又有些牵强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鲁迅曾读过祖父的日记,里面提到对周伯宜未能中举等事的失望,所以鲁迅才会有此想法;而鲁迅对父亲的遭遇极同情而敬重,由此才会嫌恶自己的祖父吧?

如果真是这样,那被鲁迅烧掉的日记或许就是答案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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