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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 | 从自居中国到脱亚入欧,日本人也有过“中国心”

刘刚 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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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日关系,不能不提到公元十三世纪蒙元帝国对日本的入侵。

这次蒙汉及高丽联军入侵日本而招致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日本轻视中国之心。徐继畬在《瀛寰志略》里说的“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指的就是这次战争的后果。可倭人为什么会“轻中国”呢?原因还不是由于他们侥幸打败了蒙元帝国军队,而是因为他们看不起蒙古人。

蒙元入侵日本失败

蒙元与南宋交战期间,曾两度遣使示好,都被日本拒绝;南宋灭亡时,蒙元又遣使而来,日本竟杀使以示决绝之心。因此,蒙元入侵,并非高丽人唆使,而是由来已久,履霜坚冰至。

问题是,日本为什么看不起蒙古人?

理由,就是华夷之辨。日本以蒙古为夷,蒙元为夷朝,而夷狄竟然据有中国,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日本心目中的中国是唐朝,唐朝亡于内乱,日本还能接受,可宋朝亡于蒙元,它就不能接受了。日本也有内乱,但日本从来没有亡于夷狄,宋朝可以亡,而中国不能亡,这样,日本就有以中国自居的“心”了。

日本与宋朝友好,却从未建立朝贡关系。因为,春秋大义,尊王攘夷。而宋朝不仅未能尊王,王反而被夷人掳走;不仅未能攘夷,反而亡于夷,先亡燕云十六州于辽,再亡中原于金,最后亡全国于蒙元帝国,它当然看不起。日与宋友好,好在利上,不在义上。南宋不图中原,却开发海域,推动海上贸易,只要“一带”不要“一路”了。日本一衣带水,自然跟着获利。

有人认为,元的入侵,其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倭寇,徐继畬就持这一观点。其实是误会,南宋时便有倭寇,而有明一代的倭患,则另有其因,并非出于“轻中国之心”。当时,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北朝与明建立了朝贡关系,搞勘合贸易,南朝没有这项便利,就鼓动浪人武装走私,破坏北朝的勘合贸易。

而所谓倭寇,主要还是那些习惯了海上自由贸易的商人,由于海禁,还是国家权力的控制,使自由贸易自然变成了走私,其中有日本商人,而更多的是中国商人,他们有家难回,就做了海盗,雇浪人来做保镖,就成了倭寇。

明《抗倭图卷》中的倭寇形象

浪人的由来,缘于日本的长子继承制,财产被长子继承了,其他兄弟没有财产,要自己去谋生,为自求活路,他们浪迹天涯,浪着浪着,就成了浪人。中国是财产分家制,兄弟每人一份,所以没有浪人。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到了明朝,日本又恢复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呢?是的,是这样。日本人对于明朝还是佩服的,因为明朝能“尊王攘夷”,将蒙古人赶到大漠去了。

明成化年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自称日本国王,两次遣使入贡明朝,贡物有刀、枪、马匹等,还致书中国皇帝,先歌功颂德,然后提出请求,求什么呢?一是钱,二是书,“今差使者入朝,所求在此耳”。钱连数目都有,“愿得壹拾万贯”;书也开了书单。

日本求钱求书,并非存心要占便宜,而是文化上的孺慕使然,倘若没有文化认同,日本决不这么做。

至近代,日本人的中国心,以宫崎滔天最有代表性。回想一下,明朝之后,日本与清朝又不往来了,为什么?这一点,徐继畬又谈了,他说,二百年间,日本与清朝没有官方的往来。可原因是什么,他没有说清楚。其实,日本对待清朝的态度,就像对待元朝一样,不把清朝当中国,反而日本自己要以中国自居的感觉越来越清晰了。因此,他们收留中国抗清志士,支持郑成功抗清,直至近代,还支持孙中山革命。

宫崎滔天

日本人很佩服孙中山,有不少浪人追随孙中山革命。就因为孙中山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在日本人眼里,就是“尊王攘夷”了。

孙的追随者中,有个著名人物,名叫宫崎滔天,他将自己追随孙中山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名为《三十三年落花梦》,此书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他的个性,很像中江兆民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中安插的“豪杰君”,具有武士的“反骨”和儒者革命精神,他在孙中山身上,找到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在他看来,孙中山的革命纲领,符合明治时代的精神,先“尊王攘夷”,然后“建立民国”。可中国没有王,根据儒家革命论,惟革命者为王,追随革命者,就是“尊王”,而排满就是“攘夷”。

宫崎滔天投身中国革命,很像拜伦之于希腊,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文化认同。在日本则潜伏了入侵中国的一代知识人的心理基因,也是近代日本的另一面,侵略性的一面。

1890年,孙中山在东京与日本友人合影,后排中为宫崎滔天

日本历史好像有个惯性,一旦集权,就要征韩,“征韩”则大大便利了“窥视”中国。大化改新时曾征韩,结果与唐朝白江口一战,遭遇惨败;丰臣秀吉刚结束战国时代便来征韩,结果与明朝一战,打了7年,以丰臣秀吉病死日本撤军而告终,虽然日本不承认这场战争的失败,但从结果来看,征韩的战略目标没能达成,这就是失败。

德川幕府也想征韩,可想一想前车之鉴,便隐忍不发。启蒙思想家,如吉田松阴等,都曾议过征韩,提出“失之于欧、美者,要从韩、满补回来”,明治当局定国策,首当其冲,便议征韩。

西乡隆盛力主征韩,而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反对,他们主张“内治优先”,并劝说天皇传旨,迫使西乡等人辞职,史称“明治六年政变”。而其时中国,国势中兴,曾国藩、左宗棠还在,湘、淮军能战,左率老湘军西征,连俄国也退避三舍。左与西乡,皆一时之名将,能于此时一战,肯定壮观,但我们在历史上看不到这一笔。此时,日本国力不足,一战,必然重蹈覆辙。而且此战一开,历史的主动权便握在了士族的手里,如一战而败,日本又要回到历史的老路去循环。

恰于此时,日本使团欧游归来,促使国策从征韩转入内治,“欧化”从此开始,“欧化”救了日本。不久,日本国内西南战争爆发,明治当局竟然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了10万发子弹的支援,此乃天佑日本!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时,对伊藤博文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利害攸关,应互相提携,共同进步,以防止白人东侵。

这番话,说给谈判对手听,真是自作多情!

他不知此时矢志“脱亚入欧”的日本,在文化认同上,已经改换门庭,不复怀有以中华自居的“中国心”,特别是甲午一战大清惨败,日本人认为,这标志着“唐化”的时代已告终结,日本的历史从此开始欧化,事实是,“欧化”救了日本。

 

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主播 | 夏晴朗

这是第 82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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