蒹葭从风 | 北洋海军血拼的时候，船上的军医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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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于一场小规模的海上冲突：丰岛海战（1894.7.25）。北洋海军的济远舰因为设计缺陷，海战之初大副和二副就相继阵亡，这时一个叫黄承勋的海军实习生毅然站出，接替了两位殉职军官，不幸的是他也很快中弹，一条手臂被削了下来。水兵们上前要将他抬下，但被这位英勇的年轻人拒绝。黄承勋继续指挥，没过多久就倒在望台上，死于失血性休克。

丰岛海战后一个多月爆发了中日海军大规模的海上冲突：大东沟海战（1894.9.17）。日本联合舰队一条小炮舰赤城被北洋海军围歼，舰长坂元八郎太在与来远舰的相互炮击中受伤，虽然他最后还是被击碎头部阵亡，和黄承勋的结局没什么不同，但早先受伤后接受了舰医救治的他却改变了赤城舰的命运，让它成功逃脱没有被击沉。

假如济远舰医能像赤城舰医一样好使，大概年仅20岁的黄承勋不会因为一个救治率在90%以上的动脉出血而死；假如黄承勋没有成为第三个倒在济远管带方伯谦面前的副手，后来在黄海海战中临阵脱逃的方管带会不会跑得就没那么决绝？海战的局势会不会……好吧，这样假设没有意义，但济远的舰医为什么没有在必要的时间发挥必要的作用值得考量一下。

其实，不独济远使然。参加过海战的美国洋员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在回忆文章中十分明确地提到来远舰上没有外科医生，一些被舱底200华氏度（≈93℃）高温灼伤的轮机兵在回到旅顺基地前没有得到任何救治，不得不忍受难以想象的痛苦。

作为国之重器的铁甲舰上情况是否会好一些？

目前没有资料显示镇远上有舰医。马吉芬提到镇远舰的枪炮大副、留美幼童背景的军官曹嘉祥在受伤后虽然接受了“蘸有朗姆酒的绷带”的包扎，但不用当时外科常用消毒剂石炭酸而用朗姆酒，是因为药物匮乏，还是这包扎纯粹出自水兵之间的互救？毕竟被称为“纳尔逊之血”的朗姆酒百年前就是航海者们的标配，用它处理伤口是水手们的常识。

马吉芬本人也在海战中受了伤，他那张纱布盖住半个脸、浑身是血、军装条分缕析的照片极富视觉冲击力，以至于人们忽视了他头上那奇怪的包扎手法。不知那代表了镇远舰医的水平，还是马洋员自己的杰作，反正任何一个受过正规培训的医护人员都不会弄出这种裹头巾式松散包扎，因为那对头部和右眼受伤的马吉芬来说基本无益于伤情，不过并不妨碍这张照片成为广为流传的历史资料。

马吉芬的绷带“头巾”很有时尚感

三角巾法头部、眼部包扎的正确操作

旗舰定远上的英国洋员泰莱（Tyler,又译为戴乐尔）也在回忆录中提及了一些有关舰医的信息。海战中，猛烈的炮击让泰莱可能患上了一种战时常见的心理疾病ASD（急性应激障碍），产生了眼中有异物的错觉，于是他去找了舰医——好的，可以明确海战中定远舰是有医生的了，不过那位老兄始终缩在厚厚的德国装甲层中，即便被泰莱臭骂一顿也拒绝离开昏暗的军医院来到危险的船中部，更不要说亲临炮火交织的甲板上救死扶伤了。那位医生在一盏惨淡的煤油灯下为泰莱检查了眼睛，此外无其它操作，看不出业务水平，甚至看不出他是中医还是西医，内科还是外科，华人还是洋员。

定远号战舰

定远舰受伤的还有高阶军官：北洋海军总教习德国顾问汉纳根（VonHanneken），以及海军提督丁汝昌。汉纳根伤了大腿，而丁军门则在炮击一开始就压伤了脚、灼伤了右颊。不清楚这两位大人的伤情能否召唤出军医院那只神龟，我甚至觉得他们被抬到他面前的可能性更大。从丁军门负伤后很快就能坐在甲板的过道上给来往的官兵们打气、汉纳根在5个小时的海战后还能开香槟庆祝这点来看，他们可能接受了一些伤情处理，但从战后两人没有任何重伤抢救或急救的记录来看很可能他们的伤本身就不重。当然，并非所有人的伤情都那么乐观。一个叫尼格路士（Nicholls）的洋员受了重伤，不知为何他不愿离开甲板被送到装甲层里的军医院里，自然也无法得到舰医的救治，最后还是泰莱亲自为他扎上了止血带和衬垫，不知是因为他本身伤势过重还是非专业人员的包扎不得要领，总之这位可怜的英国水手最后一边念叨着女儿一边慢慢离开了人世。

事关国命的海战，主力战舰的军医竟如此儿戏，是因为北洋海军建设之初忽视了吗？

1888年10月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中其实倒也明确了军医的设置：设总医官1名，一等医官1名，二等医官18名。每艘主力战舰也都写明了舰医的配额，在标配329人的铁甲舰定远、镇远上设二等医官1名、管病房司事1名；在人员标配200余名的致远、靖远、来远、经远、济远、超勇、扬威巡洋舰上设三等医官1名；即使在“六镇”蚊炮船、运船、守船上也有两船共用1名三等医官的设置。此外还在旅顺、刘公岛基地还分别设“陆海军养病中心”和“水师养病院”。然而这些看似很周全的军医体系到了战争关键的时刻基本歇菜。泰莱在回忆录中记道：

当日本人在海角登陆时，有一大批中国人认为他们有不参战的资格，便离开了威海卫。奇怪的是，其中有许多医生、敷裹员和其他医院工作人员。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属于当地官员，即道台的手下，而不属于海军提督。

作为洋人的泰莱无法理解这种理由，因为欧洲在19世纪中叶以后军医已经逐渐职业化，在他观念中坚守战场是军医的天职，都应该像刘公岛养病院的英国医生格卫龄那样，直到威海卫之战结束还在每天坚持为伤兵手术。因此，便轻蔑地谴责那些自属文吏、拒绝留守的中国医护为贪生怕死、借口推脱责任的懦弱之徒。

1894年12月《申报》有篇时评的作者深谙世情，在文中指出“且华医各行其道，亦断不肯相随于惊涛骇浪之中，炮雨枪林之地……”“亦断不肯”几字足以说明当时社会氛围中本土医生的职业定位。中医理论脱胎于道家思想，本就是冷静出世的，医者又多由儒者转成，这个群体一贯以文士自居而本能地避嫌武事。因此，不论是海战中那位缩头缩脑的定远舰医，还是战败前脚底抹油的刘公岛医护，可能本身就根深蒂固地秉持一个理念：亲临战争一线不是医者的分内之事，战争，让医生走开，至少也该躲远。

传统华医不认为自己有义务相随于枪林弹雨惊涛骇浪，理应推进职业化的军医建设才是，可惜军医建设并没有跟上海军建设的步伐。彼时水师已升级成海军，人才培养、晋升制度日渐成熟，海军渐渐擦去传统武夫的鄙陋印记，成为赫赫有光的高收入人群，而海军中的医官还停留在一个尴尬、模糊的职业定位上。军医制度形同虚设，从人才培养到晋升渠道都乏善可陈；海军《章程》还规定舰医可以不必和其他官兵一样穿短衣军装，而穿传统文人的长衣；就连最直接的收入上也十分不得人心。按照《章程》，最高职称的总医官月银60两，一等医宫月银36两，有资格上铁舰的二等医宫只有24两，至于快船、蚊船上的三等医官月薪甚至提都没提。也就是说，海军中一把手的医官收入还不到舰队二把手总兵（相当于少将军衔）的五分之一，一线舰医就更没法想象了。 

打个比方，假如你是一位西医学堂毕业生，为了某种崇高理想放弃安稳生活志愿来到艰苦又危险的海军，历练几年后升为二等医官被分到了定远舰上。勤恳工作一个月，领到白银24两，这时碰到一个由水手升任的正炮目怀揣刚领到的20两白银坐在甲板上“拉呱”，不光是他，那些管舱、管油的一等水手也拿这个数，那个老水手撇嘴：“他娘的，管电灯那小子领了30两，俺当年要是不学炮当个电灯匠多好。”另一个说：“管带大人的月饷……啧啧，白花花330两哪，够俺们好几大家子过一年的了。”你正不是滋味，身旁的水师学堂实习生善解人意地小声道：“我才拿18两。”是，他现在才18两，但他毕业以后有希望奋斗到三位数，而和他经历了差不多学业之苦的你，干到尽头也才60两。

哦对了，以上假设的那位舰医其实是理想状态，实际上难得有西医学堂毕业生上舰。着手培养西医式军医时已是1881年，但遗憾的是，13年后主力战舰仍没有配齐专业舰医，大概是西医人才很难培养，第一届医学生是从留美幼童中挑选的林联辉等6人，具备良好西方教育的他们也只有4人完成学业，天津医学馆第二届招生符合资质的也才4人，第三届虽然招了12人但由于基础太差迟迟不能毕业。吸引高知人才投身军旅，情怀和待遇总得有一个，反正后者是没有的。况且留美6年学医4年的林联辉等人何其珍贵，就算他们有着甘领着20两月银去做炮灰的觉悟，恐怕李中堂等权力核心还舍不得。最终，林医生留在中堂身边成为私人医生，后来还随团参加了《马关条约》签字仪式。

鉴于西医的缺乏，北洋舰队很可能以大量华医填补空缺。而本土医者是大量供应的，科举失利者另辟蹊径投身岐黄早就是传统，这些人还颇有优越感地自称儒医。中医书不像充斥着大量专业知识的现代西医书那么难啃，更不需要严格的从业资质考核，一般读书人几本医书下肚就能望闻问切、写方抓药，平时给官兵治个头疼脑热还勉强对付，但真到了战时基本只能大眼瞪小眼，对那些弹片削断的动脉、大面积烧灼伤和挤压伤、冲击波造成的广泛骨折，一个没受过专业野战外科培训的儒医可能还不如有经验的水手好使。相反，19世纪40年代后，随着消毒、麻醉和止血技术的成熟，西方外科学已渐渐摆脱中世纪“医疗理发师”的恶名，开始在战争中挽救大量生命，但这种进步在关乎中国命运的海战中无从得见——也许，黄承勋只能死。

交战时神隐，战后束手无策，大势已去逃之夭夭……即便如此，海军把医官写入章程已是进步，毕竟陆军的绿营、勇营连军医编制都没有，还和古代一样战时由太医院临时派人，派不派得出并不好说。如果海军只是缺医少药，那么陆军医疗条件基本是零，主要依靠外国红十字会杯水车薪的援助，甚至有些伤病员接受的是日本军医的治疗。宗泽亚根据日本甲午资料编写的《日清战争》记述：“清国军队没有明确的卫生医疗编制，战场医疗处于一种涣散的无组织状态”，并援引外国观察家记载：“清军忽略维持战斗力生存的卫生编制，军中没有固定的医师、卫生兵、担架员以及后方的战地医院。合格的军医和士兵比例相差悬殊，在医生欠缺的情况系，伤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救助治疗，成为战斗减员的重要原因。”

难怪《申报》时评愤然“不早为计及储才以待，则将来需用之时，又安及乎？”但关于这点，一手缔造了北洋海军的李鸿章没有想到吗？

李鸿章很早就接触了西医，当年合作镇压太平军的洋人常胜军中有个叫马格里（MacartneyHalliday）的军医被他聘任过，但有意思的是，聘这位爱丁堡大学医学生不是来做医疗工作而是制造枪炮，可见李鸿章一开始对西医确实没什么兴趣； 1876年前后，李鸿章在一个叫李提摩太的传教士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改变；1879年，李鸿章如夫人病，前后请17名中医都束手无策，还从病重转为病危，只得“幡然变计”。经一位加拿大女医生郝慧德（Howard）的精心诊治如夫人一月痊愈，至此，李鸿章的观念彻底改变。看来事不干己高高挂起，位高权重如李中堂也不能免俗。

一个改变了李鸿章对西医态度的女性：在天津行医一生的加拿大籍女医生Dr. Leonora Howard King

李鸿章“幡然改计”后军医人才培养才逐渐进入正轨，1881年12月15日，在施医养病院内开设医学馆，也称“总督医院附属医学馆”（Viceroy'sHospital Medical School），以培养海陆军军医为目的，英国医学博士马根济担任总办，授课教师多是当时驻天津的英法军医，林联辉等六名留美幼童成为第一届学生；1885年这批学生毕业后作为种子继续留馆任教；后委托法国军医梅尼在医学馆基础上扩建，1893年11月1日改组为北洋医学堂。

1881年12月开设的“总督医学馆”（北洋医学堂前身），英国医学博士马根济担任总办

在这十年间，随着自己和家人几次诊治体验，李鸿章彻底成为西医的粉丝，后来还成为中国拍X光片第一人，当然也意识到了军医制度的重要性，在奏折中写道：“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沉痼，西医犹独擅专长……是兴建西医学堂造就人材，实为当务之急。”

李鸿章于1894年6月26日拟的《医院创立医学堂折》，请光绪皇帝为北洋医学堂拨发办学经费

然而这种“当务之急”的意识来得太迟了一些，上奏时已是1894年，刚好甲午战争爆发。在当时，运转不灵的国家机器完成一件事颇费周折，海防、铁路……诸多洋务都成为朝堂势力交战的筹码，不经几个旷日持久的回合不能推进。而西医作为打破传统观念的异端遇到的障碍不比海防更少，李鸿章对西医的笃信还成为诸多言官攻击的理由，造谣他每天都得让洋人电气120分，用铜绿浸血管，否则就和吸毒病人一样“颓然若醉”。西医被妖魔化，中医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原本关乎国计的问题转成文化之争、党派之争，朝堂大员不惜营造出荒诞科幻故事来贬损对手……庙堂上好不热闹。随着主战的帝党和主和的后党斗争达到白热化，李鸿章竭力避免的战事终于爆发，疲于应对的淮系北洋势力哪还有过剩的精力顾及其他？

为什么没人早点劝谏？李鸿章一开始不了解近代军医的意义，那些起草海军章程的高级军官们，刘步蟾、林泰曾和方伯谦都不是都出洋留学过吗？就连提督丁汝昌也曾在赴英接舰时专门参观过西式医院，不可能不知军医的重要，他们该不该负责？

时至今日难解其详，但能想到的可能原因很多：

——可能反映过但不一定有用。比如刘步蟾在最后一次访日回来曾急迫地陈请继续添购战舰更新枪炮，但成军后一舰未造的记录仍然保持到开战。

——为什么不高薪聘请洋医？李鸿章奏折中也提过“北洋创办海军之初，雇募洋医分派各舰”，确实一些资料中有洋医的零星信息，但到了海战时再未有洋军医的记录。毕竟连战舰、弹药这些当务之急尚不能保障，这笔“为费不赀”的费用怕是能省则省了。

——在官僚系统极度腐败的晚清，空饷、冒饷、裙带、不务正业等操作司空见惯，海军中也不能免俗，一个医生的缺就是二十两银，看中这个位置的怕不止有方伯谦的兄弟子侄。

——还有，那些拿着高薪的，有资格左右制度的海军高级将领，或许受到上司主和理念的影响太深，或许低估了这场战争的意义，一开始不认为自己可能成为这个制度缺陷的直接受害者……

战胜国的前途多有相似，而战败国的命运各有不同。《马关条约》签署后战火稍歇，对于满清政府来说，输了这场战争等于失去了最后的赌注，气数已尽，等待他们的是正月繁霜、燎之方扬；对于多舛的中华民族，则陷入黑暗和低谷，不得不以注射兴奋剂的方式再续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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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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