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访华时，为什么被骂作乱叫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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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泰戈尔所作

泰戈尔全名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百度上给出的介绍，他是印度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然而，在中国人的印象里，他只是个诗人，而且早已固化成一个谈情说爱、喜论花花草草的人，他浪漫、多情、细腻，非常符合中国人对诗人的认知和调性。甚至，在中国，泰戈尔还被奉为爱情大师。那首“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在中国生根发芽，被传为他的传世代表大作。

泰戈尔照片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 生与死

而是 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 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 明知道彼此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 明知道彼此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

而是 明明无法抵抗这股思念

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不把你放在心里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 明明无法抵抗这股思念

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不把你放在心里

而是 用自己冷漠的心 对爱你的人

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深渠

该诗版本太多，只摘其中一版。江湖传言，这首诗出自泰戈尔的《飞鸟集》，为此，另一个版本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还伪托泰戈尔大名，写了一段飞鸟与鱼的后续：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瞬间便无处寻觅

而是尚未相遇，便注定无法相聚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是飞鸟与鱼的距离

一个翱翔天际，一个却深潜海底

然而，刨根问底的学者们曾深度研究《飞鸟集》，并没有发现有这首诗的痕迹。甚至，《新月集》《园丁集》《边缘集》，以及泰戈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吉檀迦利》中，都没有该诗的身影。遍寻不着，真可谓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该诗的名句，其实出自台湾作家张小娴的小说《荷包里的单人床》里，原句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然而，大概张小娴的这段名言写得太符合恋爱中男女的心境，在网络上渐渐被仿效写出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些诗，在冠上泰戈尔大名后，乱拳打死老师傅，张小娴反而成了“抄袭者”。

时至今日，中国哪怕初中生，也能毫不犹豫地回答这首诗是泰戈尔写的，瞧，泰戈尔在中国的印象，就是这样被误解了。

特别是，诗集的翻译所带来的印象，更局限了泰戈尔。

众所周知，诗是不好翻译的，几乎所有著名的翻译诗，总会变成另一个再创作的版本，也就是现在人常说的“不尊重原著”。情僧仓央嘉措，就因此闻名文艺圈（仓央嘉措直播辟谣：我没谈恋爱，这些诗都不是我写的！ | 苗欣宇）。但在这一点上，就连泰戈尔本人也无可奈何。泰戈尔是印度人，他的作品是用孟加拉文写成的，在自译成英文的时候，和初始的原著也颇有差异，就连原作者都这样，后来的译者，就更难翻译其中精髓了。

比如《吉檀迦利》中的一首，泰戈尔自译的英文如下：

I know not how thou singest, my master! I ever listen in silent amazement.

The light of thy music illumines the world. The life breath of thy music runs from sky to sky. The holy stream of thy music breaks through all stony obstacles and rushes on.

My heart longs to join in thy song, but vainly struggles for a voice. I would speak, but speech breaks not into song, and I cry out baffled. Ah, thou hast made my heart captive in the endless meshes of thy music, my master!

陈独秀按古诗的韵律，是这样翻译的：

深夜群动息，吾亦百虑消。

偃卧无所营，委身任灵保。

惰气渎神命，毋令相混淆。

夜色若张幕，倦眼息尘劳。

朝醒乐新景，感此神功高。

到泰戈尔的推崇者冰心笔下，变成了这样：

我不知道你怎样地唱，我的主人！我总在惊奇地静听。

你的音乐的光辉照亮了世界。你的音乐的气息透彻诸天。

你的音乐的圣泉冲过一切阻挡的岩石，向前奔涌。

我的心渴望和你合唱，而挣扎不出一点声音。我想说话，但是言语不成歌曲，我叫不出来。呵，你使我的心变成了你的音乐的漫天大网中的俘虏，我的主人！

虽然冰心更注重意译，但泰戈尔在这样的笔下，变成了一个只喜欢吟风弄月的无聊诗人。诸如此类的还有：“弱小的草呵！骄傲些罢，只有你普遍的装点了世界。”

冰心

泰戈尔所处的时代，印度正被英国殖民，他是第一个毅然拒绝英国授予爵位的人，如果只这样沉浸花花草草的世界，仿佛，这位誉满国际的诗人，只是个不抵抗、不作为、归园田居爱好者。

2.泰戈尔访华时，卷入中国学术纷争

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很快受到追捧，开始周游列国：1915年去了日本，1916年到了美国，1920年在英国，1921年又去了瑞典和德国。本来，1923年就应中方文学界邀请要访华，由于自身和儿子当时身染疾病，访华的日期推迟了一年，到1924年，泰戈尔终于来到了中国。

泰戈尔访华，与徐志摩、林徽因等人

邀请泰戈尔来的中国文化界发言人，是北京讲学社的梁启超，和林徽因的爸爸林长民。从4月中旬，到5月底，泰戈尔在中国待了近两个月，足迹遍布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等城市，见了当时上至退位皇帝溥仪，下至国内各界一流人物如梁启超、林长民、沈钧儒、胡适、梅兰芳、梁漱溟、齐白石、林徽因、徐志摩、陆小曼等等人。

尽管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场盛大的联欢会——泰戈尔在南京被截胡下来演讲时，旁边的老农民甚至都丢下锄头跑来围观，造成演讲场地因为人满为患而略有坍塌的情况——但是，对于泰戈尔的到来，中国各界也并不是全然表示欢迎的。

泰戈尔与梁启超

来中国时，泰戈尔也曾担忧，作为一个诗人，他来中国仿佛只能讲点诗歌，但如果只是说说诗歌写作手法，提一提自己获奖作品，就太对不起中国的期待了。于是，泰戈尔决定要点评点评中国的局面。

对中国的文化，泰戈尔是充分肯定的，他说：“近世文明，转尚物质，并不为贵，亚洲民族，自具可贵之固有的文明，宜发扬而光大之，运用人类之灵魂，发展其想象力，于一切文化事业，为光明正大之组织，是则中印两国之大幸，抑亦全世界之福也”。

但，当时的中国文学政治环境十分复杂，学术上有梁启超为主的玄学派，有胡适为主的科学派，也有陈独秀为主的唯物派，三方思想正火热交织，政治上，就更复杂了。当大家都高唱着推倒腐朽的封建社会，一切要现代化，科学化，而泰戈尔大赞中国文化好，仿佛在告诉大家，中国不需要改变，诱导中国不要向前迈进，这自然就被打为梁启超的帮腔和英帝国的说客了。

胡适与泰戈尔

于是，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90后们，对泰戈尔的态度分成了两派。

梁启超虽为70后，作为主要邀请人，对泰戈尔自然比较热情，在欢迎词上，梁启超甚至说：“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欢迎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庐山入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把千年历史中伟大的相聚都搬出来类比了。

徐志摩（1897）作为梁启超的学生，又是林长民的忘年之交，也主动充当泰戈尔此行的翻译官和全陪，一路紧随；胡适（1891）更在恰逢泰戈尔生日期间，主持北平学界为泰戈尔举办生日宴会；其他如凌叔华的丈夫、被鲁迅骂过的陈西滢（1896），诗人、翻译家郑振铎（1898）等人，也在报纸上发表欢迎的文章。《小说月报》甚至为迎接泰戈尔专门做了两期“泰戈尔专号”。

徐志摩、林徽因、泰戈尔合影

另一派，由陈独秀、吴稚晖、林语堂等人组成，专门反对泰戈尔。

陈独秀作为反方领袖首先直言：“泰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的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者做说客。”

然后，又多次批评泰戈尔“印度诗圣泰戈尔倘没有丰厚的家产和诺贝尔赏金，又何能天天冥想三小时，到处吟风弄月，只营求心灵生活而不顾物质生活？”

“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己经多的不得了呵。”

“泰戈尔不是张之洞、梁启超一流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

陈独秀

这之后，陈独秀又写了一系列文章，诸如《泰戈尔与梁启超》《泰戈尔与北京》《泰戈尔与清帝及青年佛化的女居士》《泰戈尔确曾去见溥仪》等，都在批评和讽刺泰戈尔的政治立场。一直到泰戈尔都离开中国了，陈独秀仍写了两篇《诗人却不爱谈诗》《泰戈尔与金钱主义》“鞭挞”，说泰戈尔是有钱有闲，不务正业的人。

一贯擅长骂人的吴稚晖也加以讽刺：“太先生（泰戈尔）心知帝国主义的暴秦的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想叫老石器人民，抱无抵抗主义，候使用铁器的客帝（英国人）自己恶贯满盈，那就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

吴稚晖照片

林语堂（1895）更尖锐地讽刺泰戈尔是个亡国之人，“使令日享盛名受优待之泰戈尔提倡印度独立反对英国政府，必有许多不便，然对于此国运问题又不能无解嘲之法，于是无意中不自觉的捉起这最方便最不碍人的精神运动精神聊慰法子。”

林语堂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泰戈尔一面被大家追捧，一面被陈独秀等人骂为“人妖”“乱吠的狗”。甚至，在北京演讲时，还有人发传单宣扬要赶走泰戈尔。

对于中国人的态度，泰戈尔其实是失望的，5月20日离开之际，泰戈尔说：“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人们奔赴贸利的闹市。”

陈独秀和胡适的分道扬镳，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界的分裂，泰戈尔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怎么能理解其中原委，所以，无形中，泰戈尔被列为了一个捧和骂靶子而已。这场本来普通的中印文化交流，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下，被划定成了其他含义。

泰戈尔访华合影，与辜鸿铭、徐志摩等

其实，泰戈尔的访华正如浪漫诗人徐志摩评价说的：“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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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 | 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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