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提出“四大发明”这个概念？ | 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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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关乎民族荣誉的事情异常敏感。

中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以“被动挨打”的方式被卷入全球化的。经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对外心理由以前的自信甚至自负，一变而为弱者的深刻自卑，对外界的任何一点表扬、批评或者“侮辱”都高度敏感。

所以近代以来，虽然屡遭失败，但是很多中国人并不承认中国的全面落后。正如鲁迅所说，我们认为，外国虽然打仗厉害，但还是中国教化第一。 “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或者“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然而在晚清民国之交，“三大发明”的说法从国外传了进来，令国人极为振奋。原来外国的物质文明，也是中国人奠基的。外国船坚炮利，能够横行四海，原来都是拜我们老祖宗所赐。

因此，“三大发明”概念传入中国后，得到迅速传播。商务印书馆 1913 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对“三大发明”的表述如下：“ 中国技术有功世界者三事 ：一为罗盘。黄帝周公造指南车，为罗盘所自起……二为印版术……三为火药。”同时期几乎所有教科书大抵都这样介绍。“三大发明”之说，迅速成为中国人的“常识”。

到今天，“四大发明”已经成为中国人图腾式的、某种程度上不容置疑的神圣概念，成为国人自尊心自信心的重要支撑。

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世界的影响非常深远，这毋庸置疑。

但是细究起来，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关于“四大发明”的话语权，是由西方人牢牢掌握的。

第一，从“三大发明”到“四大发明”的内容，都是西方人选定的。中国历史上有众多发明创造，比如瓷器、丝绸、茶叶、豆腐等等。在中国林林总总的大大小小发明当中，为什么仅仅挑出这四个？为什么没有把丝绸、瓷器这些对世界影响同样重大的创造列入四大发明？因为西方人是按照“推动欧洲进入近代的科技力量”这个标准，而不是其他来衡量的。

因此，第二，“四大发明”的意义和影响，也是西方人揭示出来的。

16世纪，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 》一书中论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三大发明，认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项最为重要。他说：“我们若要观察新发明的力量、效能和结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了……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

培根：知识就是力量

马克思继承了培根的这个说法，并且认为这三大发明的重要意义是它们成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他说：“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马克思更加清楚地阐释了他为什么选择这三项，因为这三项发明对于欧洲文明进程有重要影响，在推动欧洲由中世纪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过程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对欧洲人来说，对欧洲历史最重要，当然也就对人类历史最重要。因此，这是典型的西方标准。如果让中国人来选择，中国人可能会有其他结论。比如科技史学者江晓原教授近年提出，雕版印刷、天文学上的赤道式装置、十进制计数法、中医中药，才是中国真正的四大发明。

第三，“三大发明”起源自哪个国家，也是西方人弄明白的。

应该说，培根和马克思提出“三大发明”的时候，都没有为某个国家“增光”的意思。他们是非常客观地从推动欧洲历史发展这个角度来进行衡量。一开始，他们都并不清楚这三项发明源自何方，培根说，“它们源自何方, 我们并不清楚, 而且也很少有人言及其来源。”因此，他们并不是有意把这几项桂冠授予中国人的。

那么，最终是谁发现这些伟大发明源自中国呢？虽然晚清开始，中国人已经走向世界，开始了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但发现这些伟大发明属于中国的，并不是熟悉中国史料的中国学者，而是外国人。

虽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直努力寻找我们祖先的荣光，但是在“四大发明”概念传入之前，中国人并不知道这几大发明，不知道这些都是中国最先在人类历史上发明的，也不知道它们对推动人类文明起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是那些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比如麦都思、艾约瑟、丁韪良等人，经过辛苦爬梳史料，认为它们起自中国。后来在李约瑟的科学史家的确认下，成为定论。

第四，如前所述，“三大发明”这个概念增补为“四大发明”，也是外国人完成的。1946年，英国人李约瑟在三大发明中增加了造纸一项，“三大发明”被增补为“四大发明”。因此四五十年代起，中国人普遍改用“四大发明”这一提法。

李约瑟

虽然西方科学在晚清就已经进入中国，到1946年，近代科学在中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人对世界科学的发展历史也有了基本了解，但是很遗憾，四大发明的增补权仍然掌握在西方人的手里，中国人只是积极的追随者。

二

那么，为什么“四大发明”的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西方人的手中呢？

第一，古代中国人对技术创造是看不起的。

别说古代中国人并不知道四大发明的存在，就是知道，他们也并不会以此为自豪。为什么呢？因为科学技术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末事”。

中国虽然素来自认为天朝上国，文明教化迥出万国之上，但是对自己历史上的这些技术发明，并不重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些皆是末事，不值细究。对于发明创造，中国古人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奇技淫巧”，可见对此的不齿。

还不止不齿。《礼记·王制》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凡是制造放荡的音乐、奇装异服、怪诞的技术和器皿用来蛊惑人心的人，杀掉。因为这些东西不利于秩序的稳定，社会的和谐。雍正皇帝对这句话进行了自己的解读：“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奇斗巧，必将多用工匠以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见轻于古人也。”（《清世宗实录》卷七五）

冯友兰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中说，希腊和现代欧洲都力求“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但是中国人一直力求“在心内寻求永久的和平”。

前几年有一个所谓“李约瑟难题”，在中国讨论得非常热烈。所谓李约瑟难题，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个难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错误的。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认为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明，都要或早或晚或快或慢地朝着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前进。或者说，人类的智慧天然地被“科学”所吸引，以得到它为终极目标。

这个前提其实是不存在的。

科学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本来是小概率事件。

万维刚说，科学是一个不以实用为目的的东西，是纯粹精神上的追求，是人类想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是想破解世界的源代码。鉴于生物本能是生存和发展优先，没有科学是正常的，有科学是不正常的。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科学？答案是只有古代希腊有科学。希腊之外，其他地方都没有科学。罗马没有科学，阿拉伯人也没有科学。阿拉伯人翻译希腊著作不是为了追求科学，而是认为那套东西可能有用，再加上当时阿拉伯人有钱。

他说，科学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东西。可能在一个初始条件一模一样的平行宇宙里，地球人到今天也没有科学。 

爱因斯坦在回答一个叫J.S. Switzer（斯威策）的学生“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时说：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during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o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o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郝炘对此段话的翻译是：

西方科学发展是建立在两个重大成就的基础之上的：希腊哲学家们（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实验找到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不必对中国哲人没能走出这些步骤大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人做出了那些[科学]发现。

所以“四大发明属于应用技术范围，而支撑这些技术发明背后的基础科学知识在中国并没有得到系统的发展。”

四大发明中有一项是纯粹偶然的发明，比如火药。火药本是道家炼制“仙丹”的副产品，虽然早在唐代，他们就发现把硝石、硫黄等药物加上含炭物质，能产生猛烈燃烧，释放大量热量，可惜，炼丹家们对什么火药完全不感兴趣，他们只想长生不老，心不旁骛。他们只是在著作中反复告诫人们，要防止硝、硫、炭合炼时造成的火灾。

纸张的发明，也应该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中国的一项古老传统——缫丝的副产品。所以最早的纸是茧絮纸。当时叫“赫蹏”。

因此，在这些发明出现后，中国人在几千年里也并没有意识它们的重要作用。它们的对外传播，都不是有意为之。比如造纸术虽然在西汉就出现了，但是传到阿拉伯世界，是几世纪之后，因为唐朝和阿拉伯国家一次偶然的战争，俘虏了一些中国的工匠。

中国传统的名人堂里，没有技术专家的位置。试问，在近代以前，或者说在“四大发明”或者其前身“三大发明”的概念传入中国之前，有几个中国人听说过毕昇？更别提崇拜毕昇。不要说毕昇，就是我们今天认为非常伟大的张衡等“古代科学家”，在中国古代，又有几个人重视？事实上在十六世纪，只有西方人能做出“三大发明”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都伟大的判断。

三

第二个原因，中国学者通常缺乏世界眼光，世界视野。

在中国古代，中国是天下的核心，也几乎是唯一的文明区，其他地方都是边鄙荒蛮之地，不值得细究。所以古人对世界是不关心的。

近代以来，虽然中国已经融入世界，虽然从鸦片战争到李约瑟确定四大发明，整整一百年，中国人与外部世界已经产生了频繁的交流，但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通常还是只关心中国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对外部世界的关系，通常只局限于与中国直接相关的部分。

因此，近代以来的那些首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批中国人，通常关注的也不过是各国的政治史，对于世界科技史，并没有兴趣进行深入了解。

到今天为止，中国人的思维和视野，大都还局限在中国。我们看百家讲坛这么多讲史者，大多数都在翻来覆去地讲三国，讲秦汉，讲各种君臣斗法，讲中国式生存智慧。有几个人讲希腊、讲罗马、讲世界史？

但是，不了解世界，你就不了解中国。我在《简读中国史》中说：有的时候，历史需要“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地去看，才能发现一些整体性的规律。“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特质。” 不读世界史，你无法准确地判断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自身的独特之处。

中国人写史读史，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局限于中国自身，不注意影响中国的世界因素，也不清楚中国对世界的具体影响。每当我在讲座当中向读者介绍，青铜、牛、羊和马都是从外面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下面都会响起一片置疑声。尽管这个已经写入我们的国家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当中。

正是因此，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年内，没有一个熟悉中国史料的中国学者完成对三大发明的增补，而把这个任务留给了李约瑟。

提出三大发明的培根、马克思等人，都有一个特点，他们对全球史都有深入的了解。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虽然也受到很多诟病，但是这本书毕竟有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视野广。

江晓原指出, “李约瑟身为西方人， 又在西方研究中国科技史， 与国内研究者相比有一项优势，即他的眼界可宽广得多。因此他的论述中，经常能够浮现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背景， 这就避免了一些国内研究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宽广的视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迄今为止，中国自己的学者专家中，还没有人展示过如此宽广的视野。”

夏鼐也讲到，要写出《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的书，作者必须具备的几个条件，一是必须有一定的科学素养，二是必须熟识欧洲的科学史，三是必须对欧洲科技史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有所了解，四是必须亲身体验过中国人的生活并有机会在中国旅行，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夏鼐

由此可见，没有全球视野，不善于比较和会通, 是不可能提出“三大发明”“四大发明”的概念的。“四大发明”的话语权掌握在西方人手里，而不是中国人手里，并不奇怪。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过程，还没有完成。

1王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说法的形成及其他》。

2冯绍霆编著,四大发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08月第1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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