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敏︱健美视域中的女明星形象——黎莉莉在1930—1936年

薛志英摄《黎莉莉小姐》

《电影新闻》1935年第1卷第6期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8年第11期，责任编辑容明，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20世纪30年代初期，人体的健康美作为一种新的审美风尚逐渐兴起。在健美的名义之下，女明星的身体形象得以进入公众视野。女明星黎莉莉尤其以体格健美著称，而其健美明星的形象建构直接得益于她在银幕内外所展示的一双大腿。银幕之上，她所塑造的健美女性形象，既可达到提倡体育大众化的意识形态作用，又能兼顾吸引观众眼球的商业目的。银幕之下，一方面，提倡体育、长于运动的体育家形象在某种程度上遮蔽黎莉莉身体的肉欲色彩，进而赋予这种消费女性身体形象的商业行为以正当性；另一方面，热爱运动、朴素上进的私生活使她更为贴近市民大众，这种进步女明星的形象十分契合当时主流话语对于理想新女性的期许。可见，黎莉莉明星形象的建构恰是合乎意识形态话语和商业话语的双重需求，并且善于借用意识形态话语开拓商业市场。 

一、健康美：一种新的审美风尚的兴起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大众媒体开始广泛宣扬人体的健康美。《玲珑》《良友》《电影月刊》等多家刊物纷纷向读者介绍欧美的健美明星，并配以曲线毕露、体态健美的明星照片。流行读物《玲珑》曾刊登一张全裸的女性身体照，图中的西方女性只露一侧脸庞，而其尖挺的胸部、健硕的臂膀、丰腴的大腿一览无余，配文称“健美的体格是我国女子所需要的，对于你的脸部不宜太看重”[1]。主要面向女性读者的《妇女生活》杂志于1932年第11期推出“健美专号”，其中有刘淑贞撰文批判数千年来“弱不禁风”的病态美，呼唤中国女性觉醒，提出“希望姊妹们从此努力宣传健康美，更希望姊妹们从此撇掉病态美的错误观念，走向健美的路上去”[2]。同期另有文章进一步指出：“现代女子的‘美’，既不在乎‘漂亮的服装……’更不在乎‘苗条的身材……’，她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有没有‘健’全的体格？”[3]“林黛玉式的病态美，已不再适合作为中国女性‘美’的典型；体格的健全，才是现代女性美的标准。”[4]此类话语多见于30年代前期的报刊读物。可见，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弱柳扶风”的审美取向，体格的健美已然成为当时女性的首要审美标准。

　　电影界尤领风气之先。早在1927年，《中国电影杂志》就曾宣传好莱坞的运动热[5]。《电影月刊》在1931年第8期推出“健美专号”，历数当时欧美男女健美明星，刊登健美明星照片多幅。其中，在刊出的十一条健美格言之下，编者谓：“深愿国内明星试导其言而求健美，当能得显著的成绩。”[6]面对报刊杂志上一个个体态健美的欧美明星，有观众感叹：“回顾吾国的几位著名的银星，面部美所能及格的亦很多……至于其他的部分，我敢说，都是杨柳腰，铜丝颈，弦子腿吧！”[7]在好莱坞的引领之下，“提倡健美运动的呼声一天高似一天”[8]，中国电影界遂掀起一股健美之风。在这种新的审美风尚之下，女明星黎莉莉像是应运而生。由黛丝女士撰写的《黎莉莉小史》一文称：“她在电影圈里是一个特出的人材，我国现在许多享着盛名的电影女明星中，只有她够得上健美女明星的资格。”[9]虽然黎明晖、王人美、英茵、白杨等女明星均曾以健美明星的形象示人，但“黎莉莉体格的健美，女明星中是无出其右的”[10]。在一组题为“健美的女性”的照片中，上为三位“苏联的新女性”，下为“美国女性的健美运动”，而当中“中国的健美明星”则是身着泳装的黎莉莉，足见当时黎莉莉作为中国健美明星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11]。

《电影·漫画》

1935年第1卷第4期

《号外画报》

1935年第410号

　　回顾中国电影业初创时期，电影人黎民伟在1913年拍摄短片《庄子试妻》之时，由于女演员的匮乏，不得不亲自上阵反串片中庄子之妻一角。他的妻子严姗姗因为在剧中扮演“使女”一角而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演员。同年，张石川、郑正秋等人拍摄《难夫难妻》，片中的女性角色也一律由男演员反串。1922年，沪上名媛殷明珠在出演第一部国产爱情片《海誓》之后，便因有辱家风被其母勒令禁止拍片。紧随其后走红的女影星王汉伦、杨耐梅则因坚持拍戏，不得不与家庭决裂。可见，初上银幕的女演员面临着种种舆论压力和道德谴责。20世纪20年代，公共话语通常将电影女演员与娼妓、舞女联系在一起，指斥她们卖弄风情、贪慕虚荣，甚至道德败坏[12]。进入30年代，银幕上的女性形象，从衣着打扮到言行举止，较20年代有了相当大胆的突破。我以为，这直接得益于健美之风的兴起。健美是一种身体的塑形。健美之风的提倡必然离不开身体的展示，其中又当数女性的腿最为直观。正如当时《申报》上有文章直言，“健美，也许有人一见到这两字就会想到女人的大腿”[13]。《青春电影》杂志曾报道：“谁都知道的黎莉莉小姐是我们中国影坛上著名的健美明星，黎小姐自己当然也是如此的感觉到，倘若你请她拍照，叫她腿上露出些，现出些曲线的姿态，她很自然的，她知道曲线美，不若别个明星叫她露出些腿，以为是可羞的……”[14]可见，正是在健美的名义下，女明星的身体得以在大众媒体上公开展示。

　　自1979年理查德·戴尔的著作《明星》出版以后，关于明星的学术研究亦在电影研究界获得一席之地。戴尔提出的这种结合社会学和符号学的明星研究方法影响深远。90年代以后，明星研究渐成规模，相关成果不断问世[15]。如果说海外学界的明星研究方兴未艾，国内的相关研究却较为滞后。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电影研究界一直在逐步弥补此种匮乏[16]。总体而言，目前的明星研究以个案考察和现象分析为主，多从表演类型、生产机制、消费者心理和意识形态批评等维度展开。关于黎莉莉这个“默片时代的最后一位明星”[17]，已有的相关研究并不充分，或介绍其演艺经历和活泼、健美的银幕形象[18]；或以之为个案，提出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之下女明星的身体已成为民族国家身份建构的文化载体[19]。另有美国学者肖恩·麦克唐纳从戴尔所谓的明星类型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指出黎莉莉式的活泼、健美的表演类型之于早期中国电影史的意义[20]。在明星的所有特征中，最重要的是其形象的典型性[21]。这种典型性通常是某种社会现象或文化诉求的集中体现。黎莉莉显然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最具代表性的健美明星。然而，现有的相关研究仍主要局限于黎莉莉的生平考察和银幕形象解读。有鉴于此，本文更侧重于探讨一个作为社会现象的明星形象。

　　明星作为消费文化的产物，是娱乐产业制造出来的公共形象，其背后的生产机制十分复杂。诚如戴尔所言，“明星是一种外表——关于他们，我们知道的是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22]。一个明星的形象，既涉及他/她的银幕角色，也涉及一切有关他/她的媒体文本，包括访谈、传记、评论、广告以及有关其私生活的新闻报道。简言之，明星即一组符号形象或是互文性文本。这就意味着明星形象实际上是媒介工业的一种建构，受到娱乐产业、意识形态、消费文化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一个明星形象内含不同的构成要素，其背后则是各个部门出于不同利益的调整、对抗和操纵。媒体对明星形象的建构其实充满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对于明星现象的阐释须放置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语境之下。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黎莉莉明星形象为研究对象，一方面通过考察黎莉莉具有代表性的电影角色，结合银幕外相关的媒体文本和图像资料，以期返回历史语境重新勾勒黎莉莉的成名史及其所呈现的明星形象；另一方面则是分析建构其明星形象的多重文本，透过其中可能存在的矛盾和裂隙，探讨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的明星形象所承载的文化功能和意识形态价值。

二、银幕之上：从“美人精”到“体育皇后”

（一）“大腿明星”：从舞台走向银幕

　　20世纪30年代初，黎莉莉以歌舞明星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内。由黎锦晖组织的明月社曾于1930年先后在北平、天津、大连、沈阳等地表演，名噪一时[23]，黎莉莉则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作为黎锦晖的义女、明星黎明晖的义妹，加上她自身长相甜美，能歌善舞，又说得一口纯正的国语，黎莉莉在舞台上第一次担任主角就备受欢迎。不久，遂与王人美、薛玲仙、胡笳一道被誉为明月社的 “四大金刚”（也称“四大天王”）[24]。当时，在健美之风的影响下，歌舞被作为一种可增进体质的活动加以推广，而明月社的歌舞表演及其社员的身体形象在健美的名义下广受关注[25]。据1937年发表于《明星特刊》的《黎莉莉小史》回顾，因为四人之中黎莉莉最为健美，所以风头最盛[26]。她那一双富于曲线美的大腿“能对劈成一字行”，曾使台下观众惊讶万分[27]。1930年，当时年仅15岁的黎莉莉即以健美的体格和舞姿见诸报刊。

《黎莉莉主演<娘子军>之一幕》

《商报画刊》1933年4月16日

　　后来黎锦晖出于团体前途的考虑，认为“参加电影工作最有出息”，于是在1931年6月率领明月社加入联华影业公司歌舞班[28]。虽然早在1926年，黎莉莉就曾参与出演电影《燕山侠隐》，但首次以主角身份亮相银幕则是在孙瑜导演的《火山情血》中。黎莉莉饰演为求生存漂泊海外、最终却客死异乡的“美人精”柳花。银幕之上，最初进入观众视野的是她舞动着的身姿，进而镜头由远及近地聚焦于草裙之下的一双大腿，却始终未见其人面容，接下来柳花作为酒店新请来的舞女正式亮相。其装扮入时，甫一出现，便对着梳妆镜涂抹口红，尔后没来由地撩起裙摆，露出大腿，摆个舞姿，既像是模仿20年代好莱坞式的表演，也像是导演为凸显演员的魅力而刻意为之。正因如此，有观众认为“柳花的表演太肉感了，超乎必要的范围以上”[29]。一部《火山情血》让黎莉莉的银幕生涯初获成功，直追当时因主演《野玫瑰》而一举成名的王人美。这部电影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正是她的舞姿和双腿。自影片公映以后，更有不少青年“拜倒在她那玉柱的两条大腿之下”[30]。或是出于商业目的，见于各类报刊上的宣传照也多以黎莉莉的“草裙艳舞”和大腿为主。有署名“影癖”的观众在观影之后如是评价：莉莉本工舞蹈，腰脚非常轻捷，此片中，则大跳其“胡拉胡拉”之草裙舞，婀娜轻盈，尤其纯熟。而玉腿赤露，较在明月中歌舞时，亦更增一种健硕美[31]。

　　可见，从舞台转向银幕，健美的双腿始终是黎莉莉明星形象的魅力所在。接下来有声片《芭蕉叶上诗》的失败则及时终止了黎莉莉性感歌舞女郎的形象。在此后的1933至1936年间，黎莉莉相继出演孙瑜导演的《天明》《小玩意》《体育皇后》《大路》《到自然去》等影片。银幕上的她主要以健康活泼、天真自然的少女形象示人，一双大腿依旧夺人眼球，以至于一度以“大腿明星”[32]闻名于影坛。黎莉莉健美明星的形象建构，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她在银幕内外所展示的这一双大腿。

（二）“大腿”的两种语境：从乡村进入城市 

　　在电影《天明》里，黎莉莉扮演乡村少女菱菱。由于军阀混战，乡村破产，她不得不背井离乡，和表哥一起逃往上海。进城之后，表哥为谋生计，随海船出航远行，留在城里的菱菱却被拐骗为娼妓。当菱菱回忆昔日乡村生活的时候，出现在银幕上的是一个或卷起裤腿在湖里采菱劳作、在船上仰面小憩，或穿着短裤在林中攀爬奔跑、在溪间戏水玩耍的美好少女。一双健美的大腿“闪耀着健全的身体，充满着向上的精神”[33]，象征着勤劳质朴、自然健康的乡村风情。《小玩意》里的珠儿、《大路》里的茉莉和《体育皇后》里初进城的林璎，也一如既往地延续着此类少女形象。《现代电影》1933年第5期可见一张以“伟大的玉柱”为名的黎莉莉照片，集中体现了这一类新女性的健美自信和青春活力。照片上的黎莉莉以《小玩意》里珠儿的造型示人：她身着粗布衣衫，一脸爽朗的笑容，敞开双手，傲然站立于天地之间。自下而上的仰拍视角，尤其凸显了她那一双健硕的大腿。基本上，从影初期，黎莉莉仍需不失时机地在银幕上显露她的双腿，以至于小道消息声称，为了生意，电影公司专门开摄叫“黎女士赤裸大腿”的影片[34]，而孙瑜也因此被戏称为“崇拜过女人大腿”的导演[35]。

周克摄《伟大的玉柱》

《现代电影》1933年第5期

　　在孙瑜的电影里，乡村少女进入城市之后，她们原本健康美丽的身体或多或少地为城市的乌烟瘴气所“污染”。在城市的夜晚，沦为妓女的菱菱替自己的一双大腿穿上黑色的网状丝袜。在这穿袜的过程中，一双黑丝抹去了大腿的健美意味，代之以投射着男性欲望的肉感。1931年，《摄影画报》上刊载了一组展示女性穿袜脱袜动作的图片，文字说明如下：“现今之摩登女子，有健美之腿者，颇不乏人。其有借丝袜为幌子者，亦大有人在。图示穿袜时至脱袜毕之情形，其丑态毕露。”[36]至于为何穿丝袜被认为是一种丑态，1933年，一则《穿丝袜女子容易堕落？》的新闻称：“唯一预防女子堕落办法，即使女子勿穿丝袜。”[37]可见，当时的公共话语倾向于将丝袜与女性的堕落联系起来。影片中的黑色丝袜显然是作为一个激发男性欲望的视觉符号而存在。这一双黑丝裹住菱菱的大腿，象征着城市的罪恶对乡村少女的毒害。对比乡村的质朴，城市的摩登也在侵蚀着少女健美的身体。

　　在沦为妓女之后，菱菱从昔日朴素的乡下姑娘转而化身为摩登的都市女郎，然而她由衷地厌恶口红、脂粉、旗袍和高跟鞋，在赴死之前方得以换回一身 “乡下衣裳”。这种对于“摩登”的否定，可追溯至影片《火山情血》。在《火山情血》里，身为海上劳工的男主角宋珂初次与舞女柳花谈话，不无讽刺地说：“现在的人都学时髦了……为什么一定要画上两片血唇……涂上一层厚粉……究竟美在那里？”[38]事实上，彼时国难当头，对都市的摩登风尚，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均持批判的论调[39]。正如《申报》上曾有文章指出：“常在街上看见一些摩登妇女，像煞是健康美又有姿态美，她们也做出那昂头，挺胸，扬气十足的样子，走起路来高跟鞋夺夺夺地很有节奏，使人不胜羡慕的。但她们底內容如何？真正身体健康否？不担脂粉染妍面孔，不靠娇柔造作装威风的有几个？”[40]时人多以为从事劳作的乡村女性“能有天然之发育”，而都市女性，尤其家境富裕者，深受“人为的病态的压制”，例如高跟鞋戕害女性身体，脂粉则毒害她们的皮肤[41]。在这里，流行的健美之风和“反摩登”的意识形态话语达成一致，共同反对女性追求妆饰之美。电影《体育皇后》进一步表明健康、向上的女性是不需要化妆打扮的。健美之风的兴起，背后乃是基于优生理论，希望以母性的健康养育强健的儿女，以此壮大民族的力量。面对民族危机，广大女性则应勤俭持家，理性消费，共体国艰。无论是倡导女性的健美，抑或是反对女性的摩登，都是当时主流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与教化，呼吁女性在复兴民族大业上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与民族使命。

（三）女性的身体：从健康美到“体育救国”

　　1934年公映的影片《体育皇后》是黎莉莉银幕生涯的代表作。她在其中常以奔跑着的运动员形象出现，健美的双腿尤其引人注目。剧中黎莉莉饰演的女主人公林璎，出生在富裕家庭，成长于浙江乡村，长大后方被父亲接到上海，送往一所女子体校念书。初到上海，活泼好动的林璎爬到高耸的烟囱之上，满是好奇地俯瞰这座城市，而轻快的攀爬姿态尽显其体格之强健。在她这个乡下丫头看来，“上海是一个奇怪的小地方……人也是很奇怪的！有些瘦得像骷髅，有些却又吃得像肥猪”[42]！正如前来迎接她的伯父和婶婶，体形肥胖，行动笨拙，而婶婶介绍的权贵子弟高飞又身形瘦小，弱不禁风。这些城里养尊处优之人，与来自乡下的林璎形成鲜明的对比。接着她对父亲说道：“爸爸，我知道为什么中国不强了……第一个原因就是身体太弱！”[43]林父回应道：“你这孩子！说来说去，总要说到你的体育救国上去的！”[44]由城里人“身体太弱”联想到“中国不强”，电影在此处略显生硬地提出了“体育救国”的主张。

　　在林璎进入体校之后，画面上又是另一番朝气蓬勃的校园景象。清晨的铃声响起，林璎和她的同学们纷纷从睡梦中醒来，先是以床上的晨操迎接新一天校园生活的到来，尔后又成群结队地嬉笑着前往盥洗室洗漱、沐浴。镜头前，一双双手臂和大腿，排列整齐，秩序井然。晨操、沐浴这两场戏的拍摄，在当时曾引起媒体较多的关注。《申报》的评论认为，面对银幕上无数健美的女性体育健儿，“虽然她们都是袒胸露臂，穿的是短袂中衣，但是孙导演的手法决不会令人起了什么异感，只能够使人觉得这是严肃而正确的需要，也许要自惭自己的荏弱”[45]。也有评论指出，孙瑜导演从来主张健美却不肉感，香艳更谈不到，“有以来这么一个场面与教训也，中国人需要健强的身体，沐浴洗漱至清且洁亦健强之道之一也，‘体育皇后’既为提倡体育而作，则对此健强之重要条件其又安可以不以优美之画面与力而论列及见”[46]，媒体言论重在强调孙瑜拍摄女性身体的正当性。这也说明正是在健美的名义之下，女性身体方得以正确地呈现于银幕之上，而黎莉莉等女明星在银幕上的身体形象可使体育和健美的观念更为广泛地传播。

　　与此同时，媒体对于晨操、沐浴戏的特别关注，反而凸现所谓健美的女性身体带有某种暧昧色彩。影片所展示的青春、健康、性感的女性身体成为男性凝视的欲望客体[47]。从“请大家同来参观女学校宿舍中的形形色色”[48]的广告语到题为《孙瑜大拍淴浴戏》的报导，媒体显然有意迎合读者、观众对于女性身体的窥视欲。尽管电影《体育皇后》旨在针砭“体育皇后”而非歌颂“体育皇后”，但却又频繁借助“体育皇后”这一话题进行广告宣传。“皇后”一类的头衔恰是商业化、娱乐化的产物。银幕之内，虽在针砭“体育皇后”，银幕之外，黎莉莉却从此以“体育皇后”著称。此外，影片的宣传广告多打着“充满着：健美精神”“养成健全的女性体格”[49]以及“努力养成女性青春的健康美”[50]等标语。所谓提倡女性之健美，也是这部电影借助流行话语开展的商业宣传。该片的主旨在于针对“体育皇后”现象，批判体育教育所导致的锦标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体育沦为有钱人的游戏，进而提倡体育的大众化。其中，对于林璎及体校女生的身体呈现，其“合法性”在于以健美的女性身体提倡体育及体育的大众化，最终目的则在于宣传“体育救国”的主张，然而，不可否认，客观上也起到了吸引观众眼球的商业作用。可见，对黎莉莉健美的银幕形象的呈现是出于影片意识形态话语和商业话语的共同需求。

三、银幕之下：从“体育家”到“无产者大众的爱人”

　　在演员正式亮相银幕之前，电影公司常用“发现新人”的造势手法在媒体上率先作宣传[51]。1931年，在明月社南来加入联华影业公司歌舞学校之初，知名摄影记者宗维赓就在报刊上撰文介绍其中的重要成员。文章提及黎莉莉时，称其长相和歌舞表演均是带有“甜”味的，而她的一切举止像是“那位美国甜蜜的电影明星南锡卡萝”[52]。接着，《影戏生活》杂志也以“东方的甜姐儿”来介绍这位影坛新人[53]。从此以后，黎莉莉便得了“甜姐儿”的外号。

　　作为一个明星，黎莉莉最典型的特征首先是体格健美，其次是长相甜美。银幕之内，她自1932年出演《小玩意》之后，便得以立足影坛，“后来累次以体格的健美主演了几部戏”，“都是以孩子的态度演出，得到了不少的成功”[54]。银幕之外，笑容甜美，生性活泼，“那种小孩子般的神情，和健美的体格，谁都见了是欢喜她”[55]。直至1936年，“她的观众，依然是她的大腿的崇拜者居多数”[56]，但一直也是观众心目中充满孩子气的“甜姐儿”。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健美的名义之下，女性身体得以公开进入公众的视野，以至于报刊上倡导健美运动时常与所谓肉感、香艳相联系，于是提倡健美，或是“成了男子满足肉欲的追求来提倡来吹捧的现象”[57]，或有可能“把健康美，姿态美，歪曲在肉感上”[58]。不过，以大腿闻名的黎莉莉，素以健美的“甜姐儿”著称，鲜少被人诟病为消费肉感。何以原本作为欲望对象的“大腿”得以与其孩子气的“甜姐儿”形象整合一致？这跟黎莉莉自身的身体条件有关。1932年，《妇女生活》杂志的“健美专号”竟以“健而不美”点评黎莉莉的身材。究其原因，正如有小报称“黎小姐大腿虽肥，乳部却不甚发达，胸部平坦，一些肉峰也没有，未免是美中不足”[59]。这种所谓的“美中不足”显然来自于男性欲望的审视。第二性征不明显，加上她长相甜美，以及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的孩子气，使得黎莉莉的形象更近乎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天真少女，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其大腿的肉欲色彩。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媒体文本对于银幕之外黎莉莉明星形象的建构。

（一）“新女性”：作为体育家的女明星

　　美国学者张勉治曾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电影表演强调“本色”原则[60]。一方面，导演和编剧倾向于遵循“本色”原则选择演员或是撰写剧本；另一方面，这也就意味着女明星的私生活受其银幕形象的制约。“在某种意义上说，女明星的生活永远存在于‘银幕上’，并且是被预先安排好以满足众多观众的需求。”[61]根据当时的报刊杂志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的黎莉莉一如银幕上那般活泼健美，可谓是“体格健全，擅长运动，球艺田径游泳驾车，无一不精”[62]。《良友》画报1932年第70期所刊“黎莉莉之日常生活”是她正在单杠上做运动[63]。另有一张“勤于运动的黎莉莉女士”的照片，则是她双手撑杆、支起全身的锻炼姿态[64]。《女神》杂志在介绍“女明星们底私生活”时称，“甜姐儿黎莉莉，具着健美的身材，每天她还一像（向）的运动，锻炼”[65]！正如报道所言，她应了“体育皇后”的美衔，自然对运动十分感兴趣[66]。1933年，在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召开之际，黎莉莉得以在田径名将王精熹的指导之下练习赛跑[67]。当时，《玲珑》《现代电影》《摄影画报》等多家媒体均对此事有所报道。1934年，她就读南洋高等商业专科学校期间，担任女子篮球队队长，也曾代表学校参加上海市中学春季运动会，获得“五十公尺决赛第二名”的好成绩[68]。1936年，上海电影界发起组织运动会，黎莉莉是唯一一位预计参赛的女运动员，并且表示“势将挤在仅有的男子组里”[69]。可见，银幕之外，一个运动场上的黎莉莉也逐渐为观众所熟悉，身为电影明星的她也兼得了运动家或体育家的头衔。 

《运动季节：参加中校运会之黎莉莉小姐》

《中华月报》1934年第2卷第6期

　　在诸多运动项目里，游泳作为一种全身运动，“最能使身体各部均匀的发达”，因而被认为是“强身美化兼有之运动”[70]，甚至号称是“使身体健美唯一的方法”[71]。以健美著称的黎莉莉，尤其长于游泳，当时公认“女明星中以黎莉莉游泳最精”[72]。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她时常现身于上海虹口的游泳池，还曾在上海游泳场开幕式上作跳水表演[73]。一张名为“上海影星兼体育家黎莉莉女士”的照片，上面正是身着泳装、站在池边、欲将下水的黎莉莉[74]。刊发于1935年《电影生活》“游泳专号”的《甜姐儿与美人鱼》一文表示：“中国银坛的游泳健将，谁也不会否认是黎莉莉女士坐着宝位的吧！”文章将其与有“美人鱼”之称的女子游泳冠军杨秀琼相提并论，称“在一九三五的中国的游泳线上，莉莉同秀琼是那末紧紧地……紧紧地相抱着”[75]。“甜姐儿”的游泳技巧可见一斑。

陈嘉震摄《黎莉莉女士》

《电声》1935年第4卷第32期

陈嘉震摄《莉莉戏水》

《电声》1935年第4卷第32期

　　对于女性而言，游泳既是一项增进体格的健美运动，又是一种身体的解放。时人认为，“惟有在游泳池中，解放了身上一切的束缚，整个的肉体和健美完全呈露在人们面前”[76]，这自然是旧式女性所不敢又不能为的。因此，对于当时的女性而言，出入泳池比上公园、溜冰场和电影院等更具解放意味和摩登气息。与此同时，唯崇尚健美且拥有健美体格的女性方敢拍摄泳装照，泳装照亦能最为充分地展示女性身体的健美。于是，拍摄泳装照近乎成了一种体格健美的认证。长于游泳的黎莉莉常以泳装照示人。1932年《商报画刊》刊出一组“新女性”照片。该报所谓“新女性”，简言之，即“注意户外运动，体格健美者”[77]。照片拍摄于沪上高桥海滨浴场，右上为陈燕燕，中间圆形插图为殷明珠，其余三幅皆为黎莉莉。身着背心式连体泳衣的黎莉莉，或是伸展四肢，卧躺沙滩；或是挺直身躯，张开双臂，仿佛意欲拥抱天空，“姿势皆极美妙自然，颇足表示新中国女性之解放生活”[78]。其中以披露明星私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明星家庭》杂志，也曾于1934年第1期刊登另一组黎莉莉的泳装照。该组照片共计九张，图中身着泳衣的黎莉莉着重展示其手臂和大腿的健硕。杂志撰文介绍道：“林黛玉式的病态的美，在现社会是多余的了，美丽的灵魂而外，健而美的体格的健（建）立，是形成一个新女性的要素，黎莉莉有的是美丽的灵魂，更有的是健美的体格，这是新女性——粗线条的新女性的典型。”[79]可见，银幕之外，热爱运动、体格健美的黎莉莉已然被塑造为一种“新女性”的典型。

《黎莉莉的健美的体格》

《明星家庭》1934年第1期

　　20世纪30年代前期，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原来才子佳人式的戏码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电影界转而倡导体格健美的电影明星。相较于胡蝶式的端庄、丰盈，阮玲玉式的娇美、柔弱，黎莉莉式的活泼、健美显然更为符合新时代的女性气质。当时有论者指斥女星的浪漫柔糜是万劫不复的堕落的捷径，“娇怯怯，软哈哈的纤腰媚态实在有此不知自爱，忘了她们所肩负的责任”，进而呼吁女明星加强体育锻炼[80]。言外之意，作为公共人物的女明星当负起推广体育锻炼、宣传强身健体的社会责任。黎莉莉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于新女性的期待和想象。

　　然而，就《明星家庭》的这组泳装照而言，黎莉莉脚上的高跟鞋既破坏了镜头所营造的运动氛围，又作为照片的摆拍痕迹暗示了明星形象的建构意味。高跟鞋作为一种时尚文化的物质符号，在当时是摩登女性不可缺少的妆饰物，但是从女性健美的立场出发，高跟鞋不仅有碍运动，且不利于女性的健康。正如《体育皇后》所呈现的，提倡健美、运动和体育，也就意味着反对建立在物质和妆饰之上的人工美。脚穿高跟鞋的黎莉莉，显然有悖于其运动员的形象，却透露出她身为女明星的消费属性。《光芒》杂志有一期以黎莉莉为封面人物，图中的穿着、姿态和文字共同呈现了一个十分性感的黎莉莉形象：只见仰面卧躺的黎莉莉身着紧身连体背心短裙，其裸露着的双腿，一只屈膝朝下，另一只小腿高抬，脚上则穿着高跟皮鞋，配文称“黎莉莉真可以光着玉腿跑第一”[81]。图中的性感形象揭示出黎莉莉这一种擅长运动的女明星形象背后所夹带的肉感消费色彩。同一个黎莉莉，同一双大腿，在去除体育、运动、健美等话语的掩饰之后，便赤裸裸地成为男性欲望的投射。在黎莉莉参加上海中学联运会之际，媒体也不忘以其“健而又美的大腿”制造话题[82]。虽是众所周知的体育健将，媒体却热衷于展示、评论其大腿，粉丝也以迷恋她大腿的男性青年居多。事实上，身着泳装的女明星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欲望的客体而被凝视。然而，热爱运动的新女性形象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黎莉莉身体的肉感意味，避免其沦为颇受指摘的肉感明星。《女明星的肉感号召与成名》一文曾提及，女明星以肉感当作宣传工具或可一举成名，但若在成名后再滥用肉感，会导致其声誉一蹶不振。于是好莱坞现已改变方针，如今正流行的当推健康美，而这种变动的发生并非出于女明星的喜好，却是来自影片公司的宣传和设计[83]。中国的影业公司未尝不是如此。晚年的黎莉莉在一次访谈中也曾表明，20世纪30年代，为跟随时代的进步潮流，作为联华影业的合同演员，“想要多演戏，除了歌、舞之外还得学点其它的本事。所以，游泳呀，骑马呀，赛跑呀，自己都得学；会得多了，才有条件演更多的戏”[84]。出于工作需要，黎莉莉必须结合自身的形象特征，在银幕之下扮演起一个体育家的角色。

《时代电影》1934年第1期

　　如果说电影明星的大腿是以女性身体的娱乐化与物化作为一种商业卖点，那么运动员或体育家的大腿则是专业能力和身体素质的视觉体现。体育家的身份使得黎莉莉的身体和大腿，即使在银幕之外，也能理当然地成为“被看”的对象。出现于公众视野之内的这一双大腿，参与建构并展示了黎莉莉健康有力的体育家形象，也暗合女明星作为欲望客体的消费属性。所谓“体育家”，既是顺应“体育救国”的意识形态话语，塑造黎莉莉新女性形象的重要标签，又可赋予这种消费女性身体形象的商业行为以正当性。此外，体育家的头衔也可为其明星形象增添一份商业价值。当时某球鞋品牌正是因此选中黎莉莉作为代言人，称其“不愧为提倡体育之电影明星”[85]。可见，身为女明星兼体育家的黎莉莉，其明星形象更多是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商业包装，她健美的身体以及勤于运动的生活方式亦是当时这一流行文化的集中体现。

（二）时代姑娘：“反明星”的女明星

　　随着“甜姐儿”的日渐走红，黎莉莉的私生活开始更多地进入公共话语。据称“她的私生活，是女明星中最有规例的”[86]。1934年第1期《明星家庭》图文并茂地呈现了她的家庭生活[87]。彼时，她和母亲、弟弟一起住在上海的弄堂里，平日里自己骑自行车上下学。闲来在家，常弹琴听曲，读诗作文，或是逗玩宠物，摆弄“小玩意”。偶尔也在家门口晒太阳，拍苍蝇，还自己给车胎打气。对比同一期上的其他几位女明星，阮玲玉住着洋房，徐来拥有最新式的私人汽车，朱秋痕则常常坐汽车去跳舞场或是高尔夫球场。正如1934年《影戏年鉴》刊载的《女明星生活的内层》一文所言：“现在的红明星，住的是大洋房，出门坐的是自备汽车，往来的是大亨名流。”[88]在公众的印象里，女明星多崇尚奢华的物质生活，相较之下，黎莉莉的私生活显得尤其朴素、简单。媒体常赞其私生活相当严肃，“较其他女明星来得上进”，“除看电影，学习钢琴，玩自由车，她不穿华丽的衣服，满面不涂着脂粉，也不去跑跳舞场的”[89]，加之她个性豪爽，活泼好动，正如《小玩意》里的珠儿，俨然一个邻家女孩儿。

云清摄《在南洋高商读书的甜姐儿是这样朴素的装饰着这是和她同学合拍的一张小影》

《青春电影》1934年第6期

　　当时不少女学生憧憬着明星梦，黎莉莉却在风头正盛之时，当起了一名女学生。她时常表示志不在电影，“拍影戏，只是暂时谋生活的一种方法，将来终有一天要进教育界的”[90]。所以拍戏之余，她总是寻找继续求学的机会。1933年，黎莉莉就读于正风初级中学。上学期间，她装扮朴素，常是一身蓝布衫，挟着书包，一如平常的女学生[91]。1934年，她以黎珂玲之名进入南洋高商的英语专修班读书。她作为一名学生，“成绩很不差，运动会与演讲会，都踊跃参加并夺得锦标，上学，散学，都是骑脚踏车代步的”[92]。《申报》还曾报道，在拍摄《体育皇后》期间，她白天拍戏，夜晚复习功课以应对学校的大考[93]。在一组展示“明星夜生活”的照片中，黎莉莉正在伏案读书，给读者以“一个上进的用功的姑娘”的印象[94]。

　　既然拍戏只为谋生，她也绝少以明星的身份参加商业活动或是交际应酬。一篇《黎莉莉知所自尊》的报导将之与当时最为知名的“电影皇后”胡蝶进行对比，称胡蝶为牙粉、香烟公司做商标而成富家婆，黎莉莉则拒绝当一家糖果公司的出品商标，“不受利诱，知所自尊”[95]。某摄影家曾邀请她加入《X大明星照相集》，表示既有版税可抽，同时又被誉为大明星之一，可谓名利双收，而黎莉莉再度表示拒绝[96]。媒体常赞她不为名利所惑，称“像她这样不好虚荣，努力学问，绝无时下女性奢侈好逸之习，在电影女演员中确属不可多得”[97]。《玲珑》如是介绍黎莉莉的生活：“黎莉莉是女明星中最天真朴实的一个，她现在还以黎珂玲的学名在南洋高商读书，所以交际场中，不大看见她底游踪……她底生活非常拮据，但是她却能甘之如饴，不想额外进益，这也是很可佩服的呢！”[98]可见，不同于其他女明星，黎莉莉在银幕之下的个人形象宛如一个甘于清贫但力求上进的少女，于是《青春电影》杂志这般写道：“黎莉莉，一个活泼天真的时代姑娘啦！你富于趣味的脸袋儿，给人多少的陶醉，你匀称的身材，又给人多少的羡慕！你赤足拖起木屐，不是资本主义者的女儿，是无产者大众的爱人啊！你穿起云纱衫，愈显出你的纯洁和伟大！”[99]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的危机意识日渐深重，国民政府与社会各界呼吁广大女性或“从家庭做起”或“在社会奋斗”，共同肩负起为国家效力的时代责任[100]。当时的很多摩登女性被冠以爱慕虚荣、好逸恶劳，甚至“不爱国”的罪名。1934年2月，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旨在反对都市的奢靡之风，提倡朴素节俭的生活作风。银幕之上，黎莉莉于1935年出演电影《国风》；银幕之下，黎莉莉拥有明星的地位，却主动拒绝明星的生活方式。这一特殊性为黎莉莉的形象注入了更多的人格魅力。所谓“无产者大众的爱人”，银幕之下的黎莉莉住在毗邻普通市民的上海弄堂，以生活简朴、不好虚荣、天真豪爽为人称道，从而有助于市民观众对其产生亲近之感。与此同时，她又多以体格健美、用功上进且立志于服务教育界等新闻见诸报端，以期制造一个有别于其他明星的合乎时代潮流的进步女明星形象。可见，黎莉莉的明星形象恰是十分契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理想女性的期许的。

　　事实上，虽然在加入联华之初，黎莉莉的月薪只有50元，但不久便加到150元[101]。阮玲玉过世后，黎莉莉在联华被视为最有希望的演员，于是公司又将其薪酬增至300元[102]，后来更是一度高达600元[103]。她的收入实在不至于如媒体所言令她陷入拮据的境地。黎莉莉身为当红女明星，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却有悖于大众对明星的一般认知，其中的反差更能赢得市民大众的认同感。另外，黎莉莉也并非从来不接商业广告，只不过是有所选择。在1933年和1936年的《申报》上，就可见到黎莉莉为力士香皂所做的广告。黎莉莉这一种“无产者大众的爱人”形象也使得一些商家对她青睐有加。某染织厂商就曾邀她宣传自家品牌的蓝布，因为银幕之下的黎莉莉以一身蓝布衫的朴素形象为市民大众所熟知并喜爱。

　　1934年，某时装特刊载有《清白——黑白底黎莉莉》一文，开篇即称“她是染着北方色彩十分浓厚的美丽而康健底女孩儿……她是这浑浊底都市里保持她固有的清白的女性”， 随即表示她不大涉足任何服装表演，而且并不容易请她出来参加表演，接下来却话锋一转，“这一次就因为是国货服装表演的缘故，也因为她是相信了鸿翔制服的精良的缘故，她慨然地参加了这个盛会了”[104]。这篇软文，一来强调黎莉莉品质高洁，甚少参加商业表演；二来则是以国货和产品质量精良为由说明黎莉莉的此番例外之举。为提倡国货，本不轻易参加商业活动的黎莉莉慨然应允，从中可见黎莉莉的爱国之心[105]。这般措辞既能达到商品宣传之目的，又可维护黎莉莉“无产者大众的爱人”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被定为“妇女国货年”[106]的1934年，从报刊上所见，黎莉莉所接商业广告均为国货产品。可见，黎莉莉明星形象的建构始终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空间之中，且善于借用意识形态话语开拓消费市场。也正是在“上进”“无产”“爱国”这一类关键词的形象建构之下，黎莉莉得以渐渐从公众视野中收回自己的大腿。1936年，在完成与孙瑜合作的最后一部影片《到自然去》之后，黎莉莉出演由费穆导演的“国防电影”《狼山喋血记》，开始突破此前那一种活泼、健美的女明星类型。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之后，黎莉莉结束联华的工作，随后从上海奔赴武汉，从此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民族电影事业。

结   语

　　20世纪30年代初期，能歌善舞的黎莉莉作为联华影业公司推出的新人演员初登银幕。在接连出演《火山情血》《天明》《小玩意》《体育皇后》等几部影片之后，黎莉莉凭借健美的身姿、甜美的长相以及活泼的表演跻身于当红女明星之列。借助于健康美这一种新的审美风尚的流行，长于运动、体格强健的黎莉莉，首先是作为一个健美明星的典型深入人心。这一典型形象反映出当时集体意识里对一种理想新女性的期待。随着民族危机的日渐加深，政府和知识界倡导强国保种、体育救国的呼声也更为迫切。黎莉莉作为一个健美明星，一方面合乎时代的进步潮流，彰显了一种热爱运动、勤于锻炼的新女性形象；另一方面也使得构成其形象的关键词，诸如体育、运动、健美等概念和知识得以在公共领域广泛地传播开来。一双大腿则是构成其健美明星形象的首要特征。正如媒体所言，“她最出名的当首推那一双大腿”[107]。在健美的名义之下，无论银幕内外，黎莉莉得以自然大方地公开展示她的一双美腿。然而，当女明星的身体进入公共领域之时，便不可避免地成为观众的欲望客体，于是，为表现健美而展示的女性身体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服务于商业目的。黎莉莉的美腿由是常被媒体作为一种身体景观加以消费，不过体育家或运动家的头衔则掩饰了其健美明星形象中的肉感消费色彩。可见，黎莉莉的明星形象恰是契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商业话语的双重需求。

　　如果说黎莉莉最初的成名得益于健美之风的兴起，在“新生活运动”推行之后，她又多以私底下生活简朴、努力上进为人称道，以一种非明星式的生活方式建构了一个进步的无产明星形象。无论是作为热爱运动的“新女性”或是朴素上进的“时代姑娘”，都可作为一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典型加以传播和推广。但是，电影明星归根到底是一种消费现象，最为重要的首先是其商业价值。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之下，商业话语的能动性在于，当其与意识形态话语产生冲突之际，仍能紧跟政治形势作出一定的调整，以此削弱或掩饰其中存在的间隙，甚至借用意识形态话语开拓商业市场。就黎莉莉的明星形象而言，某些电影角色的获邀，为体育用品、国货产品代言或进行商业演出，便是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进步形象所带来的商业机遇。

注释

[1]   载《玲珑》第1卷第38期，1931年。

[2]   刘淑贞：《健康美与病态美》，载《妇女生活》第1卷第11期，1932年。

[3]   李瑞云：《谈谈健美》，载《妇女生活》第1卷第11期，1932年。

[4][13]   伽濒：《电影上的健美运动》，载《申报》1934年10月4日。

[5]   参见《好莱坞之运动热》，载《中国电影杂志》第1卷第1期，1927年。

[6]   《健美格言》“编者按”，载《电影月刊》1931年第8期。

[7]   姚英：《健而美，美而健：天然人工各占一半》，载《妇女生活》第1卷第11期，1932年。

[8]   李国杰：《电影明星的运动》，载《电影月刊》1933年第24期。

[9][26][86]   黛丝：《黎莉莉小史》，载《明星特刊》1937年第3期。

[10][32]   《银坛上的大明星，你知道大在那里？》，载《青春电影》第3卷第7期，1937年。

[11]   参见《体格锻炼：健美的女性》，载《新人周刊》第2卷第41期，1936年。

[12][60][61]   参见张勉治《善良、堕落、美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女明星和上海公共话语》，张英进主编《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苏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171页，第158页，第160—161页。

[14]   《两颗健美的明星》，载《青春电影》第2卷第6期，1935年。

[15]   参见马丁·辛格勒《明星学研究的路径图》，王翔宇译，载《电影艺术》2015年第3期。

[16]   参见陈晓云主编《中国电影明星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年版；陈晓云主编《中国电影明星研究续编》，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陈晓云主编《中国电影明星研究三编》，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版。

[17]   皇甫韶华：《黎莉莉：默片时代的最后一位明星》，载《电影新作》2009年第1期。

[18]   参见闫凯蕾《明星和他的时代：民国电影史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109页。

[19]   参见张书端《抗日战争背景下中国电影女明星的形象建构——以黎莉莉为例》，载《电影新作》2015年第6期。

[20]   参见肖恩·麦克唐纳《黎莉莉：表演一种活泼、健美的类型》，张英进、胡敏娜主编《华语电影明星：表演、语境、类型》，西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81页。

[21][51]   参见理查德·戴尔《明星》，严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第18页。

[22]   理查德·戴尔：《神圣的肉体：电影明星和社会》，米静译，载《电影艺术》2009年第6期。

[23][24][28]   参见黎锦晖《我和明月社》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丛刊》第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226页，第224页，第229页。

[25]   参见长缨《爱国歌舞》，载《商报画刊》1933年4月16日。

[27]   影侦：《银幕上的甜姐儿》，载《天津商报画刊》第6卷第44期，1932年8月20日。

[29]   席耐芳、黄子布：《〈火山情血〉（评一）》，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选《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30][56]   银弦：《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女呵！黎莉莉的凄厉呼声》，载《电影周报》第1卷第2期，1936年。

[31]   影癖：《黎莉莉之处女作》，载《天津商报画刊》第6卷第44期，1932年11月22日。

[33]   电影《天明》的广告，载《申报》1933年2月24日。

[34][59]   《秘》，载《影舞新闻》第2卷第2期，1936年。

[35]   《崇拜过女人大腿的诗人导演孙瑜，他现在已经转变过来了》，载《电声》第8卷第22期，1939年。

[36]   载《摄影画报》第7卷第304期，1931年9月5日。引文中的标点符号系引者所加。

[37]   《穿丝袜女子容易堕落？》，载《南方杂志》第2卷第6期，1933年。

[38]   电影《火山情血》台词，孙瑜导演，1932年。

[39][100]   参见许慧琦《过新生活、做新女性——南京国民政府对时代女性形象的塑造》，邓小南、王政、游鉴明主编《中国妇女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1—358页，第353页。

[40][58]   苏丹：《健康美与姿态美》，载《申报》1935年3月31日。

[41]   寅：《健康美》，载《社会新闻》第3卷第1期，1933年4月3日。

[42][43][44]   电影《体育皇后》台词，孙瑜导演，1934年。

[45]   本报讯：《〈体育皇后〉的晨操》，载《申报》1934年3月21日。

[46]   《银坛花絮：孙瑜大拍淴浴戏》，载《微言》第2卷第5期，1934年。

[47]   参见陈惠芬《左翼电影的都市和性别叙事：以〈体育皇后〉为例》，载《南开学报》2008年第6期。

[48][50]   电影《体育皇后》的广告，载《申报》1934年4月14日。

[49]   电影《体育皇后》的广告，载《申报》1934年4月12日。

[52]   宗维赓：《介绍联华歌舞学校的几位表演员》，载《影戏杂志》第1卷第11—12期合刊，1931年。号称“甜姐儿”的南锡·卡萝（Nancy Carroll），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好莱坞歌舞明星。

[53]   蒋信恒：《东方的甜姐儿》，载《影戏生活》第1卷第28期，1931年。

[54]   《黎莉莉近影四帧：黎莉莉的演技》，载《青春电影》1937年复刊号第1期。

[55]   《甜姐儿黎莉莉印象》，陈家枢摄，载《印象电影图画月刊》1934年创刊号。

[57]   琼声：《健美的女性》，载《申报》1933年12月14日。

[62]   力士香皂的广告，载《申报》1934年4月14日。

[63]   伯勋：《黎莉莉之日常生活》，载《良友》1932年第70期。

[64]   《勤于运动的黎莉莉女士》，盛澄世摄，载《千秋》第2卷第7期，1934年。

[65]   《女明星们底私生活》，载《女神》1935年第1期。

[66]   参见《体育皇后时代，黎莉莉天不怕，地不怕，专怕男球员吃豆腐》，载《电影新闻》1939年第11期。

[67]   参见《星光点缀全运会：王精熹指导甜姐儿黎莉莉练习赛跑》，载《现代电影》1933年第6期。

[68]   《中校春季运动会留影之图三》，盛履谦摄，载《妇人画报》1934年第18期。

[69]   《金焰龚稼农等发起电影界运动会前奏》，载《电声》第5卷第38期，1936年。

[70]   林志勤：《强身美化兼有之运动》，载《玲珑》第1卷第16期，1931年。

[71]   Edmund C. Grey M. D.：《游泳是使身体健美唯一的方法》，尧玄译，载《健康生活》第1卷第1期，1934年。

[72]   《电影明星与运动》，何佐明摄，载《万影》1937年第11期。在《谈明星的游泳技巧》一文中也提到：“电影明星当中谁游泳的顶好？我毫不思索的回答说：男的是金焰，女的是黎莉莉。”（参见陈嘉震《谈明星的游泳技巧》，载《娱乐》第1卷创刊号，1935年。）

[73][101]   参见黎莉莉《行云流水篇：回忆、追念、影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

[74]   《上海影星兼体育家黎莉莉女士》，载《图画晨报》1936年第182期。

[75]   《甜姐儿与美人鱼》，载《电影生活》1935年8月1日“游泳专号”。

[76]   徐大风：《杂谈游泳》，载《上海生活》第3卷第6期，1939年。

[77][78]   长缨：《新女性》，载《商报画刊》1932年9月4日。

[79]   《黎莉莉的健美的体格》，载《明星家庭》1934年第1期。

[80]   摩诃：《银坛“武术运动”的女星》，载《天津商报画刊》第14卷第23期，1935年5月25日。

[81]   载《光芒》第1卷第2期，1934年。

[82]   参见《黎莉莉的大腿》，载《电声》第3卷第20期，1934年。

[83]   参见《女明星的肉感号召与成名》，载《电声》第9卷第21期，1940年。

[84]   陆弘石：《探访历史：黎莉莉访谈录》，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85]   兄弟球鞋的广告，载《时代电影》1934年第2期。

[87][92]   参见《黎莉莉》，载《明星家庭》1934年第1期。

[88]   《女明星生活的内层》，上海电声周刊社编《影戏年鉴》，1934年。

[89]   《黎莉莉的一页奋斗史》，载《电影》1939年第39期。

[90][97]   《我们的话：黎莉莉志不在电影》，载《电声》第4卷第43期，1935年。

[91]   参见《最近的黎莉莉》，载《申报》1933年3月3日。

[93]   参见《黎莉莉大开夜车》，载《申报》1934年1月13日。

[94]   《明星夜生活：一个上进的用功的姑娘——黎莉莉》，何佐明摄，载《电影·漫画》1935年第5期。

[95]   《我们的话：黎莉莉知所自尊》，载《电声》第4卷第38期，1935年。

[96]   参见冰丝《天真豪爽的黎莉莉》，载《艺术画报》1935年第1期。

[98]   《黎莉莉的生活》，载《玲珑》第4卷第25期，1934年。

[99]   《健美的姑娘，甜姐儿黎莉莉》，载《青春电影》1934年第6期。

[102]   参见《银浪星波》，载《实报半月刊》1935年第4期。

[103]   参见石曼编《黎莉莉》，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104]   文宗：《清白——黑白底黎莉莉》，载《社会晚报》1934年时装特刊。

[105]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为振兴民族产业，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社会各界提倡国货的呼声日渐高涨。提倡国货，使用国货，被视为国民的天职。其中妇女作为主要购买力人群，被认为更应肩负起提倡国货的责任。在“爱国”和“救国”的义务与责任之下，社会各界呼吁广大妇女支持国货。

[106]   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妇女提倡国货会、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中华妇女节制会：《妇女国货年定号宣言》，载《国货月刊报》第1卷第2期，1934年。

[107]   《大腿黎莉莉最出名》，载《娱乐》第2卷第35期，1936年。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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