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勇 祝东力 等︱ 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文艺工作的使命

马克思与恩格斯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9年第7期，责任编辑李松睿，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编者按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自2016年“七一”讲话中首提“初心”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初心”问题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重要理论保证。当前，全党正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初心”这一与人的心灵、理想、精神、信念天然相关的概念，既有适于全体党员的普遍意义，也有适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具体内涵。为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组织专人撰写了这篇专题文章，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脉络中论述了“初心”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从中国现当代文艺史的角度，尤其是党领导文艺的角度，论述了“初心”对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特殊要求。本刊以“特稿”形式刊发这篇文章。

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文艺工作的使命

韩子勇 祝东力 鲁太光

崔柯 申坤 陈越 孙伟科

摘要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项伟大事业都会以一种内在的理想、信念作为依据。对于社会主义而言，“初心”就是这种理想、信念最生动的表达。这一点，无论是作为一种人生理想，还是理论学说，乃至无产阶级政纲，在马克思主义创始者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都有鲜明体现。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不断坚定、升华着自己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党情，深刻论述了“初心”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对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理论保证。在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的历史进程中，文艺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巩固了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在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尤其是“主旋律”文艺作品，传播好党的“初心”，履行好自己的“使命”。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首提“初心”，并就“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提出八个方面的要求，提醒全党，“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1]。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并强调“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2]。党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就“初心”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2019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6月开始，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初心”的系列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意义重大。

一、 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3]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仅是打开马克思主义学说、政纲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初心”的关键词。因此，我们先从人生理想的角度谈谈马克思、恩格斯的“初心”，然后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政纲的角度分析“初心”及其意义。

（一）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人生理想的“初心”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为人类求解放”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从青年时代就立下的“初心”，而且一经确立，这一“初心”就贯穿其人生始终，贯穿其事业、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在中学时期，马克思就立下了“为人类而工作”的志向。在中学毕业考试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他在对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后指出，选择职业的标准和原则不是个人的成功，而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为此，他写了下面这段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4]请记住，写下这段话时，马克思只有17岁。在那时，他就开始了对“真正人类本质的理想生活”的探索，开始思考幸福的真正含义，开始确立“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人生目标。可以说，在那时，“为人类求解放”的“初心”就已经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为了践行这一“初心”，马克思放弃了富足安逸的个人生活，放弃了个人事业的成功。马克思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青年马克思才华出众，23岁获得博士学位并受到同时代人的高度赞誉。“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莫泽斯·赫斯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对马克思不吝赞美之词，说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也许是唯一现在还活着的真正的哲学家”，认为他把“最机敏的才智与最深刻的哲学严肃性结合起来”了，称赞他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在一个人身上结合起来了”[5]。可以设想，凭借良好的教育以及出众的才学，马克思想获得个人成功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马克思选择的不是个人成功，而是“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6]的人生道路，他选择站在作为人口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一边。大学毕业以后，马克思为进步报纸《莱茵报》做撰稿和编辑工作，并创办了《德法年鉴》杂志，以笔为旗。迫于普鲁士政府的压力，马克思全家被迫流亡布鲁塞尔。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部分革命者选择了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养活自己和家庭，然后再考虑革命事业的生存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人放弃了革命事业。马克思在夫人燕妮的支持下，决定放弃谋取工作职位，专心从事科学研究和政治活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给朋友的信中，马克思这样写道：“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7]可以说，马克思坚守了自己的“初心”。

　　终其一生，马克思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颠沛流离，贫病交加。1852年，马克思在伦敦生活时，监视马克思的普鲁士密探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马克思全家住在伦敦最破败，房租最低廉的一个街区的两间房屋中，家里没有一件干净、结实的家具，每样东西都是破旧的，“老式笨重的饭桌上铺着一张油布，上面堆着他的手稿、书本、报纸，以及孩子们的玩具、妻子做针线用的碎布头、几只缺了口的茶杯、刀叉、灯、一个墨水瓶、几个平底玻璃杯、几管荷兰式的黏土烟斗、烟灰等”。在密探看来，“即便是旧货商要出手这样一批不同凡响的零碎，也会感到羞愧难当”[8]。就是在这种窘迫中，马克思写出了一系列对人类社会影响巨大的伟大著作，他洞察经济规律，对商品和货币流通的研究超过了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从未利用自己的研究赚钱，马克思也诙谐地称自己是在“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9]。而且，个人经济稍有宽裕，马克思便倾其所有资助贫穷的朋友、同道以及工人运动。1848年，他继承了父亲的一笔遗产，刚刚摆脱了贫困的生活。在得知布鲁塞尔的工人运动急需资金后，他立刻从遗产中拿出几千法郎予以支持[10]。

　　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也是如此。恩格斯出身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位工厂主，希望他经商。但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在自己父亲入股的英国曼彻斯特的棉纺厂工作时，却积极和工人交往，参加工人的集会和斗争。同时，他在曼彻斯特的切塔姆图书馆阅读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亚当·斯密以及李嘉图等人的著作。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份详细的调查研究报告，描述了英国无产阶级恶劣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论证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方法和路径。作为工厂主的长子，他放弃了家业，终其一生探求建立这样的理想社会：“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11]

　　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心”。

　　“不忘初心”是我们党在新时代为加强党的建设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但这个命题绝不是抽象的，它需要植根于每一位党员的人生选择和行动之中。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初心”再次提醒我们这点。

（二）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心”

　　从个人理想的角度立志谋求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初心”，他们由此出发，毕生探索，创立了谋求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套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系统解释和推翻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实施方案，影响了整个世界。

　　概括地看，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重要方面[12]。先看唯物史观。恩格斯把唯物史观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3]。与以往的一切哲学思想只是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的做法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4]为出发点，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和以往及同时代的其他哲学思想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恩格斯把当时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鲍威尔兄弟及其信徒讽刺性地称为“神圣家族”，就是因为他们鼓吹一种“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的哲学，“否认一切实践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16]。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的唯物史观，坚持从人的现实活动出发看待一切问题，认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7]。他们进而指出，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决定性力量。

　　由唯物史观再推进一步，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秘密的学说——剩余价值论。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他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通、最常见的关系——商品交换出发，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劳动的价值和属性做了深刻的研究，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首先，这个学说揭露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和资本统治社会的实质。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秘密在于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且，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创造物，资本却最终控制了社会，而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资本实现自身的工具。其次，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资本本质上不是一种物，不是物质的和生产资料的总和，“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8]。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和交换体系严重扭曲了人与社会，把一切都变成了物。资本不仅把工人变成了物——能创造价值的机器，而且把资本家也变成了物——人格化的资本。第三，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的异化的经济根源。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异化现象，即异化劳动，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结果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被资本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19]而造成资本统治社会和人的异化的经济根源就是资产阶级私有制。因此，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是让人摆脱压迫、剥削、异化，实现人的解放的根本条件。第四，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要消亡的历史规律。资本家获得了大量剩余价值，他们将其中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创造出越来越多地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不断生产出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这样，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相对不足的矛盾加剧——这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反映，矛盾达到一定程度，“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0]。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正是在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立场和阶级属性。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认为，无产阶级不仅承担着解放自身的使命，而且承担着解放全人类的使命；被压迫阶级必须消除一切奴役，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见，科学社会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结论部分和核心。

　　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为解放全人类的“初心”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作为共产党人政纲的“初心”

　　马克思、恩格斯不只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建立了第一个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创作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这是1836年成立的德国第一个无产者的政治组织，“正义者同盟”请求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并帮助改组同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正义者同盟”从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秘密组织，转变为一个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其口号也从原来模糊的“人人皆兄弟”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旗帜鲜明地宣告了组织的性质和任务。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政纲《共产党宣言》，首先全面描绘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科学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指出了资本主义自身无法消除的内在矛盾，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1]这一结论；其次，阐述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论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根本要求；第三，全面论述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纲领和策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第四，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这些流派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宣言》对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有着明确的表述。它指出，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代表的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一方面，在无产者同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2]《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人的使命是“消灭私有制”[23]，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一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2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积极参加、支持工人运动，他们参加并指导德国、英国、法国、美国、波兰等国的革命实践，促进各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协会成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指导、斗争策略以及协会的章程、宣言、决议等文件的撰写方面，都全身心投入，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可谓呕心沥血。马克思在1865年3月13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描述了自己过去一周的工作日程，从中可以看到他紧张忙碌的工作状态。一方面，马克思对于写作时间被协会的具体工作占用不无惋惜，“时间的损失多么巨大”；另一方面又义无反顾：“有什么办法呢？既然走了第一步，就得走第二步呀！”[25]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伟大的革命家和革命导师。他们一生坚持“为人类求解放”的“初心”，并身体力行，践行了这一“初心”，使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和伟大事业不断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我们今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首先就是不要忘记他们的“初心”。

二、 中国共产党人与“初心”

　　马克思、恩格斯的“初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一定会有一种内在的理想、信念、价值，或者说会确立一种“初心”作为内在的强大推动力。在中国共产党漫长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丰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也不断坚定、升华着自己的“初心”。这在党的历史及文献中有明确的记录。

（一）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在这方面，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在早期共产党人中间堪称表率。在重点关注毛泽东之前，我们先来回顾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这方面的情况。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各地党员共58人。他们的出身、学历和职业特别值得注意：他们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其中，留日的有18人，北大毕业生17人，其他大学的有八人，中师、中学毕业的有13人，只有郑凯卿和赵子俊文化程度不高。从职业来看，担任教师（教授）的有17人，学生有24人，报人（记者）、律师、职员等自由职业者有十人，弃官不做的有三人，工人有四人，分别是上海小组的杨明斋、李中和武汉小组的郑凯卿、赵子俊。但杨明斋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还在苏俄东方大学学习过，懂俄语。李中毕业于长沙第一师范，也是读书人。只有郑凯卿和赵子俊是工人出身，识字不多[26]。这些人中不少都出身富有或殷实之家，有的还很不一般。比如，即使现在看来也是一幢“豪宅”的中共一大会址，就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和他哥哥在当时的住宅[27]。这样一批人在当时是生活比较优裕的少数人，他们组建中国共产党，当然不是为升官发财，但是，也不同于因为自身被剥削压迫而产生的那种自发的、本能式的反抗，而是一种非常自觉的对理想、信念、价值的主动选择。可以说，是一种人格的升华。这些人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为生民立命”的传统伦理，“人生而平等”的现代观念，不断激发着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使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了具体的实践形式。

　　毛泽东就是这样。1921年前，他的家庭比较富裕，对此，他和二弟毛泽民都有过说明。1936年在陕北保安时，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主要靠种田吃饭，由于克勤克俭，变成了“中农”，后来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谷米生意，“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加工成米，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逐渐“成了‘富农’”[28]。1939年12月28日，在苏联莫斯科养病的毛泽民，应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要求，代毛泽东填写了一份长达几页的《履历表》。从其中的“家庭出身”和“父母”栏可以看出其家庭情况，“父亲是一个贫农，由于拼命节省，靠做小生意赚了一点钱，赎回了他的地田”；原有15亩田，1915年又买进“叔父7亩，但仍负债”，“每年自己耕种收获84石谷。1928年（应为1929年）全部被国民党没收充公”；父亲“三十岁以前，专为耕种；三十岁后，耕种兼农村贩卖商业。按中国苏维埃阶级分析，最后三年（指1917—1919年）是富农”[29]。不管怎样，以当时的标准看，毛泽东的家境都可以算是殷实或小康之家。1921年春，毛泽东回韶山动员毛泽民及其家人离开家庭，参加革命。当时，毛泽东考虑到，父母都已去世，要做到让当家人毛泽民能离家干革命，就必须破釜沉舟，彻底放弃家产。毛泽东对毛泽民等亲人说，家里的田地、山林和房屋，都分给贫苦农民；欠了人家的账都一次性了结，现金不够，卖掉猪牛还清；人家欠了自家的宣布废除，欠条字据，当面烧毁。这就叫“毁家纾难”[30]。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曾研究各种社会思潮、各种理论和主义，寻找济世救民的方法。他曾详细列出当时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71项144个问题寄给各地朋友，以期共同研究、寻找答案。这些问题大到“中央地方集权分权”“教育普及”“东西方文明会合”等，小到“不搞惩罚式教育”“私生儿待遇”“男女同校”等[31]。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召开大会，毛泽东在发言中一口气列出了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社会政策派、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列宁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经过反复比较和分析利弊，毛泽东明确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32]。20天后，毛泽东在给好友蔡和森的信中再次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33]。因为当时的中国由列强和军阀联合统治，要改造社会，就必须采取激烈的革命方式。这是方法，而唯物史观则是分析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原理，两者相加，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这一信念一旦形成，就一直坚守下来。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对斯诺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34]

　　中国近代以来内忧外患，其实质就是：在晚清时期，中国古典文明已走向衰落，清朝按照古代王朝的运行周期也已盛极而衰，走到了动乱的前夜；恰好在这个中华文明最衰弱的时候，西方列强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实现了产业升级，携坚船利炮远航而来。人们常常说，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应该怎么理解？我们可以这样说：从1840年到1921年，历史给了传统士绅阶级八十年时间，但这个阶级屡战屡败，无法承担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只有中国共产党，完成了1840年以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古典文明和近代忧患共同锻造的一代人，中共一大、二大形成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完整表达，即反帝反封建：第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第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初心”和“使命”之所以一直保持下来，是因为它们并非来源于坐而论道的书斋，而是形成于近代以来民族、社会大危机的旋涡之中。这种民族、社会大危机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都是感同身受的。1932年，中国知识界曾经发起过一场关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和“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的讨论。邹韬奋期望未来中国“是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社会”，朱自清相信“未来的中国是大众的中国”，柳亚子认为未来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同世界”，叶圣陶的未来中国是“人人有饭吃，个个有工做”[35]。所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不是孤立的，而是综合、汇聚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共同期盼。

毛泽东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面对即将取得的全国性胜利，毛泽东用著名的“两个务必”来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6]这段话是对长期武装斗争时代的简短总结，也是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预期，是在两个时代转折的时候，对共产党人“初心”的郑重提示。

　　毛泽东可以说是“不忘初心”的典范，1949年以后，他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再让他们走回头路。”他还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37]正是由于毕生坚守“初心”，所以，尽管毛泽东在晚年曾经出现一些失误，尽管他已逝去四十多年，但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威望，这不是偶然的。

（二）改革开放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初心”。他一生历经曲折，却初衷不改。少年时代，就萌发了拯救中华的自觉，远赴欧洲勤工俭学，立志“工业救国”；18岁时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从举手宣誓入党的那一刻起，邓小平就将自己的人生同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牢固树立起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七十年。

　　1926年1月，邓小平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曾立下誓言：“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党，交给本阶级。”[38]归国后，全身心投入到党的事业中。他历经曲折，三落三起，却愈挫愈奋，被外媒称为“东方打不倒的小个子”。我们重点关注他的最后一个阶段。1977年7月，73岁的邓小平经历第三次被打倒、再度复出工作时，仍然“初心”不改。他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39]1981年2月，他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动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40]正是本着这样的“初心”与“使命”，邓小平以其非凡的政治智慧和顽强的革命意志带领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开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一方面是四个坚持，在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实现了动态的平衡。正是这条道路，引导中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成就了当代世界史上引人瞩目的中国奇迹。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中，高度重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坚守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初心”。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生产力水平低下，且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可谓前无古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人民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后，继续砥砺前行，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后期，特别是“文革”期间，由于认识上的局限，也由于实践中出了偏差，产生了一些问题，影响了党和国家正常发展。要使党的“初心”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最迫切的利益诉求高度契合，必须永远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观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是社会主义的再出发，是党的“初心”的再焕发。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时常告诫我们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时常提醒我们党，关门搞不好社会主义；还是因为如此，他才经常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本任务等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1]；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42]。关于评判改革开放成效的客观标准，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落脚点定位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43]。可见，在重大问题上，邓小平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依据。为此，他高度关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影响群众利益的问题。1990年12月24日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他强调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44]可见，他对当时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已十分关注，满怀忧虑。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动情地说：“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但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45]这位从年轻时就“已打定主意”，到晚年仍念念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共产党人，可以说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真谛。

邓小平

　　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千年更迭、世纪交替之际，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进入整体性交接的关键时刻，一大批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没有经过战争年代流血牺牲考验的党员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党所处的地位、环境以及自身状况和历史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苏共失败、苏联解体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所敲响的警钟，使“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就成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纪之交面对的重大命题。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46]“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执政理念，同时也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守“初心”、履行使命的庄严承诺。 

　　进入新世纪，胡锦涛上任伊始就在2002年冬到西柏坡进行学习考察，重温“两个务必”，并第一次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号召全党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始终不渝，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

　　当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一方面，国内继续深化改革，经济增长提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战胜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妥善处置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另一方面，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也凸显了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面对经济结构失衡、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以及贫富两极分化等全球性问题，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把中国发展放在世界大局中思考，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生命。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续承担好这个历史使命。”[47]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守“初心”、履行使命的时代体现。

三、 习近平同志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也是承前启后、与时俱进的。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不懈奋斗，中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过，在看到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改革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

　　首先是党风不振，党内政治生态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面对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财富的巨量增长，主要是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出现了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贪污腐化等问题，如果不注重党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

　　其次，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进入“由易及难”的攻坚克难阶段，东西部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发展不平衡依然存在，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升，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这些问题构成了长期制约我国发展、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根源。

　　最后，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一，世界经济新旧动能正在转换。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和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十年后其经济总量将接近世界总量的一半。第三，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国威胁论”的炒作再次甚嚣尘上，使中国致力于优化全球治理，推动形成开放、包容、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的努力面临挑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立足新情况，直面新挑战，聚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历史性的追问，带领全党重温“初心”这一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48]。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当选总书记后就向中外媒体记者庄严宣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49]这可以看作是他对“初心”问题的一次重要的提示。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连用八个“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告诫全党要更好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光荣使命。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明确定义了“初心”和“使命”的内涵：“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50]与“不忘初心”的命题密切相关，“人民”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政后的关键词，“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立场”等，都是他反复强调的话语。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上海和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重温入党誓词。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江西考察调研，专程前往赣州于都县，到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敬献花篮。这同样是在返本归真、追溯源头，宣示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和担当。

习近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这一问题发表重要论述，不断丰富“初心”的理论内涵。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时，他说：“学习运用《共产党宣言》，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好增进人民福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51]可以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贯穿于改革发展、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社会治理、外交政策和统战各领域的基本方略。

　　我们知道，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不忘初心”的命题，当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立场和追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强调回到最初的本心本性，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源远流长的一个传统。《孟子·离娄下》中有这样的思想：“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52]就是说，成就大事业的人物都不会偏离其纯洁善良的本心。后世儒家哲学也经常讲“反本复性”，即革除尘染的积习积弊，回归于本心本性，以获得觉悟。在新时代开启的时候，更需要纠正以往的一些偏差和失误，重新回到并强调那个原点，即“初心”，以“初心”作为基准点，校正当下的思想和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53]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进入决胜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将面临决胜阶段，我们即将投入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这就更需要中国共产党时刻“不忘初心”，时刻“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

四、 党的文艺工作与“初心”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文艺工作。纵观党领导文艺的各个历史阶段，会发现我们党对文艺的领导始终跟党的“初心”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这个服务，不是在娱乐群众的低级意义上理解文艺的功能，而是在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高级意义上理解文艺的作用，领导文艺，发展文艺，使文艺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整体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党领导文艺的第一个阶段，大致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这是党领导文艺的初创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首要任务是组织建设、政治建设、军事斗争。但自创立起，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就对文艺的本质、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见解。此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对文艺的理解越来越全面、深刻，对文艺的领导也越来越自觉，越来越有组织，越来越有成效。

　　概括地看，这一阶段我们党对文艺的领导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党所领导的国统区、敌占区的文艺工作，尤其是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二是自中央苏区红军文艺工作开始，一直到延安等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由于环境极端不同，党对这两部分文艺工作的领导在具体策略、方法、步骤、形式上有很大不同，但在对文艺根本作用的理解上，尤其是在文艺与“初心”关系的理解上，却高度一致。因而，这两部分的文艺工作都是中国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都为中国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运动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下面重点看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这是党领导文艺的一个重要阶段。

　　鲁迅说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54]。大家熟知的“左联”五烈士中的殷夫（笔名）出生于1910年，牺牲的时候年仅21岁。他在1929年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别了，哥哥》。这首诗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写道：

“ 

　　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再独立地向前途踏进。//……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55]

”

　　比殷夫年长15岁的哥哥徐培根，早年就读于杭州陆军小学堂，后入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任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后留学德国。诗中所说“你的来函”就来自德国[56]。殷夫在1931年牺牲前，曾因参加革命活动三次被捕，“四一二”政变后是第一次被捕，差点被枪决，经其兄保释才得以出狱。出狱不久，殷夫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与党的青年团和青年工人运动、党刊的编辑以及“左联”的筹备等多项工作，直到牺牲[57]。知道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就更能理解这首诗的价值。它生动地阐释了一名党的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也反映了那个阶段党对文艺的领导，以其强大的感染力凝聚、激励着大批才华卓著的文艺家靠近党、加入党，为阶级的解放和中国的明天而奋斗。左翼文艺工作的亲历者和领导者周扬，曾经深情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那些革命文艺家“在旧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响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把大批青年召唤到革命旗帜之下，他们高举革命文学大旗，创办刊物，开辟阵地，写作革命文学作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象火焰似地烧向整个黑暗的旧中国”[58]。

　　党领导文艺的第二个阶段，大致从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到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党的文艺政策初步确立。经历了革命的锤炼，党领导革命事业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在文艺领域同样如此。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后，为推动解放区文教事业发展，发布了一系列决定和决议，从原则和方法上对解放区的文艺状况和发展方向做出描述和规定，一些重要的文艺组织先后成立。比如，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毛泽东亲临现场并发表讲话，高度评价文艺的作用，认为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要求文艺战线上的活动应该与武装斗争互相配合，力争做到文武双全[59]。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发表讲话，要求“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60]。1942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举行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出席并于5月2日和23日分两次发表讲话。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延安文艺座谈会与《讲话》不仅是这一阶段党领导文艺的重大事件，在党的文艺史上也是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党的文艺方针的确立。《讲话》开启了中国文艺的一个新时代——人民文艺的时代！用毛泽东1944年1月观看平剧《逼上梁山》后写给编剧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的话说，就是《讲话》及其所倡导的文艺，把被旧社会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人民成了文艺的主角、历史的主角[61]，这是党的“初心”在文艺中最生动、有力、深刻的呈现。

1942年，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党领导文艺的第三个阶段，大致自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到2014年10月15日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文艺方针、路线调整、确立的时期，“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成为党领导文艺的基本遵循。1949年以后，面对变化了的形势，尤其是文艺队伍与文艺服务对象空前扩大的现实，我们党积极探索、调整领导文艺的方式方法。1951年4月3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总结讲话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一方面针对此前、尤其是“文革”期间“左”的文艺政策压抑了文艺生产力的问题，另一方面面对人民群众对文艺的需求日益多样化的新形势，我们党及时调整了文艺方针、政策。1978年3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把“双百”方针写进了宪法。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发表祝辞，提出“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62]。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确立为新时期党领导文艺的总路线。这一路线从20世纪80年代经过90年代一直延续到新世纪。通过这些调整可以看出，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价值观念多元的时代，我们党对文艺的领导越来越灵活，赋予文艺家以更大的空间，但同时，也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初心”。

　　党领导文艺的第四个阶段，从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开始，党对文艺的领导进入新时代。在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和“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五个方面，深刻阐明了党中央对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指导意见，为今后党领导文艺工作提供了最新的思想纲领。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一战略判断，党中央对文化工作做出了新的部署，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63]。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坚守“初心”，立足现实，对文艺做出的新判断，提出的新要求，必将对我国文艺产生深远影响。

五、 “主旋律”文艺与“初心”

　　党的文艺工作的“初心”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就需要加强党对文艺的统一领导。同时，在和平发展的时代，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价值观念并存的时代，文艺还肩负着落实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任务。对于党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坚守“初心”，就是要履行好掌握文化领导权的使命，就是要搞好“主旋律”创作，以“主旋律”创作引领文艺的时代潮流，引导人们的价值观。

　　文化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文化领导权之争是一场长期艰巨的斗争。我们虽然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过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文化领导权之争并未因此而结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包围、渗透和颠覆从未停止，而且，今天与经贸、科技领域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愈演愈烈。这就是说，我们今天面对的文化领导权斗争并非局限于一国之内不同阶层、群体之间，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因此局势更为复杂，任务更加繁重。其次，毋庸讳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我们也面临着社会分化严重、利益诉求多元等问题，面临着部分党员和领导干部作风涣散、脱离群众、贪污腐化等问题，面临着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不健康思潮的冲击。体现在文艺领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批评的“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的问题，“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的问题，“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做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做刺激感官的‘摇头丸’”的问题，“‘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外国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的问题，“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问题[64]。因此，就国内情况来看，文化领导权之争依然存在，有时还很激烈。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空前多元、复杂、立体的社会结构，面对的是一个空前多样、动态、敏感的价值空间，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价值空间中，文化领导权之争需要主动、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需要赢得绝大多数社会阶层的“同意”。文化领导权理论还告诉我们，党一定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有效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民众普遍的文化觉悟、政治觉悟，贯彻并维护整个社会的“集体意志”。这样的知识分子，其实就包括党的文艺工作者。最后，上述一切也提醒着我们，要想真正赢得文化领导权，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硬实力外，还需要文化软实力，尤其是文艺的软实力。关于这一点，中外文艺史上均不乏经典事例。

　　新歌剧《白毛女》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这部中国革命文艺的经典作品根据20世纪40年代初河北西部山区流传的“白毛仙姑”故事改编而成，由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是为党的七大献礼而创作的。《白毛女》的演出，首先轰动了延安。该剧于1945年4月在延安党校礼堂为党的七大代表举行首演，出席观看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主要首长，全体中央委员和“七大”代表。据那晚饰演喜儿的王昆回忆，第一幕结束剧场休息时，导演到后台对大家说：“第一幕很成功，所有的人都拿着手绢擦眼泪。”全剧演完后，周恩来、邓颖超、刘澜涛、罗瑞卿等领导和许多代表都来到化妆间看望演员，有人说：“你们的戏让我们从头哭到尾，连叶剑英这行伍出身的同志也哭了，真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哇！”[65]该剧首创艺术家们回忆，“当年毛主席来看歌剧《白毛女》，有人从侧幕缝中看见毛主席感动得落泪，后来毛主席曾说：这个戏很动人。”[66]还有资料这样描述当时的演出场景：“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起立鼓掌。”[67]据黎辛回忆，《白毛女》首演第二天，“中央书记处派人往鲁艺送去三条意见，说：‘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黄世仁应当枪毙；第三，艺术上是成功的。’当时，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同志又是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主席。毛主席看完戏后这么认真而迅速地表示意见，据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68]。《白毛女》首演轰动延安，此后，该剧在延安前后共演出三十多场，机关、部队及群众大都看过，有人连看数次，还有人远远从安塞、甘泉走来观看，成为当时延安的一大文艺盛事。

1945年《白毛女》演出剧照

　　此后，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解放战争的进展，《白毛女》在全国新老解放区纷纷上演，其影响之深远、感人之强烈可谓空前。陈强饰演黄世仁的“遭遇”就很有代表性。据他回忆：“1946年解放战争中张家口保卫战时，我们联大文工团到怀来演出《白毛女》。当地盛产水果，当我们演到最后一幕时（斗争黄世仁），随着台上群众演员‘打倒地主恶霸黄世仁’的口号声，台下突然飞来无数果子，一个果子正好打在我的眼睛上，第二天我的眼成了个‘乌眼青’。最可怕的一次是冀中河间为部队演出那次，部队战士刚刚开过诉苦大会就来看戏，也是在演到最后一幕时，战士们在台下泣不成声，突然有一个翻身后新参军的战士‘咔嚓’一声把子弹推上枪膛，瞄准了舞台上的黄世仁，幸亏紧要关头被班长发现了，把枪夺了过去。”[69]这类战士要开枪打黄世仁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屡有发生，以至规定战士看《白毛女》时不许带子弹。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回忆说：“46年看歌剧《白毛女》时，我还是个团政委，那时战士看完这出戏，杀敌劲头之高，甚至比我们战前政治动员还有效。”[70]这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所发挥的政治效力也表现在对被俘虏官兵的感化教育上。我党早期新闻工作者刘尊棋回忆他1946年3月下旬在张家口看《白毛女》演出时说：“那一次是招待八十几个被俘的蒋军官兵，他们坐在前几排，当演到杨白劳死去，喜儿摔盆，恶汉抢她的时候，这几排贵宾竟哭不成声，后来索性嚎啕大哭起来，连舞台的对话和歌声都听不清楚了。”[71]丁玲谈到《白毛女》时，说它是“当时广大农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激动着全场的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72]。《白毛女》演出后往往在农民中掀起参军、“土改”的高潮。香港同胞也深爱《白毛女》，据资料记载，1948年5月到6月间在九龙普庆大戏院演出该剧时，“轰动了港九，有人甚至从广州、潮汕、澳门、新加坡等地赶来看戏”[73]。

　　这就是文艺的作用，文艺在文化领导权之争中的重要作用。一部歌剧，感动了党的高级领导，感动了解放军官兵，感动了工人，感动了农民，感动了市民，感动了各阶层、各行业、各领域、各年龄段的人，使他们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打破旧社会、建设新中国的革命中去，成为中国告别黑暗、走向光明的重要动力，其说服力、动员力、凝聚力难以估量，难怪多年后谈到这部歌剧时，田汉还发出感慨：“这部戏是为革命立过功的。”[74]或许可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不仅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枪，而且更因为他们手中的枪上有文化，有《白毛女》。

　　《白毛女》的作用不仅局限在国内，也不仅局限于革命战争中，而且还是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情感、树立中国形象，尤其是再现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改造旧世界、追求新生活的中国精神的最佳载体。1949年后，《白毛女》的影响逐渐传播到国外。20世纪50年代初，由周巍峙任团长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带着歌剧《白毛女》等节目巡回演出于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东德和奥地利等国家，深深地感动了广大的外国观众。饰演杨白劳的张守维举例说，在奥地利剧场门前有一个曾经找过他们“麻烦”的交通警察，看了《白毛女》后，从此向他们举手敬礼；一位被法西斯杀害了三个儿子的奥地利老大娘，跟着艺术团，演到哪里看到哪里，临别时含着热泪对艺术团的人说：“我本来是没有活头了，但从你们的《白毛女》中看到了希望。我感谢你们，感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75]1955年，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根据电影《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在日本公演，并于1958年来华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并得到高度赞誉，书写了中日文艺史、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在芭蕾舞剧《白毛女》中主演喜儿的松山树子就说：“白毛女与日本农民有本质上的联系。我确信《白毛女》中所写的对旧社会的憎恨不单是中国人民的憎恨，同时也是日本人民的憎恨，全世界人民的憎恨。”[76]通过一部剧，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心桥”，沟通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密切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力量堪称巨大！

　　我国新时期著名作家、“改革文学”的发轫者、代表者蒋子龙的创作，也很好地说明了文艺在文化领导权方面的重要作用。他早期的创作致力于改革者的形象塑造，以雄放刚健的风格，把改革者的个性心理、精神风貌以及他们为现代化建设进行的可歌可泣的奋斗表现得极具感染力，这些改革者的“初心”也跃然纸上，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凝聚了精神、提振了士气。比如，他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的《乔厂长上任记》。小说塑造了一个熟悉工厂生活、胸怀远大抱负的实干家形象乔光朴，写他立下军令状后到两年半没有完成生产任务的某市重型电机厂当厂长。他到任即大刀阔斧、锐意改革，很快就使电机厂走出困境，重回正轨，他也因此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由于这部小说以饱满的热情塑造、讴歌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脊梁”，因而迅速得到读者好评，作者收到近千封读者来信，而“乔厂长”也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有的工人还买来发表这篇作品的《人民文学》送给自己的厂长，希望他也能如乔光朴那样领导工人干“四化”。有些厂长甚至把这篇小说当作企业管理的教科书加以研究[77]。这部作品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蒋子龙、 陈忠实等：《乔厂长上任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李雪健的表演艺术同样是文艺在文化领导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典型例证。李雪健是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表演艺术家，已经从事戏剧影视表演工作四十多年。他崇德尚艺，执著追求更高的人生与艺术境界，形成了含蓄、真诚、淳厚、朴实的表演风格，塑造了众多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深受观众欢迎。他主演的《焦裕禄》《杨善洲》等“主旋律”作品，更是以朴实本色的演出，演活了这些模范党员，惟妙惟肖地展现了他们的“初心”，成为讴歌英雄模范、弘扬时代精神的经典。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自己到国外出访时，往往会谈到被访国的文艺大家和文艺经典，因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互相理解，沟通心灵”[78]，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提醒我们，在文化领导权之争中一定要重视好、发挥好文艺这种“世界语言”独一无二的作用。这也要求我们，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尤其是文艺精品的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共讲了五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就是“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他还谆谆告诫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79]。关于优秀文艺作品，习近平总书记说，“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80]。看得出，他是希望各个领域、各个门类、各种形式、各种流派都创作出自己的精品来。然而，他同时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81]。因此，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践行“初心”的主要切入点就是人民文艺、“主旋律”文艺。因为，没有“主旋律”文艺的繁荣发展，很难想象我们会赢得新时代的文化领导权斗争。

　　实际上，“主旋律”文艺的提出就是新时期我国文艺路线调整的必然结果。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文艺出现了空前繁荣活跃的景象，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课题，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人们对文艺的价值取向、创作原则等都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创作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干扰了文艺的正常发展。“主旋律”理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可见，“主旋律”理论是我们党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赋予了这一理论崭新的时代内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82]认真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们就会发现，党的“初心”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旋律”。为此，我们必须抓紧抓好“主旋律”文艺，用“主旋律”文艺践行好我们的“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柳青及其《创业史》，《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更是专门用一个段落来讲柳青，讲他长期扎根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在我们看来，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如此高度评价柳青及其《创业史》，不仅是因为柳青长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了这部名作，还因为柳青的作为很好地阐释了一位党的文艺工作者的“初心”，而他的作品，也极其生动地再现了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农村基层党员的“初心”——团结、带领亿万中国农民，建设美好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甚至再现了一代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克服困难，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初心”。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不感动人都难；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不让人亲近都难；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所讲述的中国故事，不让人认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更难。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高度肯定柳青，是因为新时代需要自己的柳青，需要新的《创业史》，需要这样的作家、作品把我们党的“初心”说明白、说响亮、说动人，从而让其走进亿万中国人民心中去，走进世界人民心中去。

　　应该说，这就是党的一切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注释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2][50][63][8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6]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4] 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文中所引《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均出于此。

[5] 莫泽斯·赫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中央编译局编译《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7][10][20] 参见袁雷、张云飞《马克思传——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7页，第134页，第216页。

[8] 转引自彼得·斯特利布拉斯《马克思的外套》，萧莎译，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9]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371页。

[11] 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9页。

[12] 对马克思主义三个部分的划分以及下文的相应论述，参见贾建芳《论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3期。

[13]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

[14][17]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第527页。

[15]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

[16]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18]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4页。

[19]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7页。

[21][22][23][2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40页，第41页，第42页，第51页。

[25]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3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页。

[26] 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27] 张太原：《毛泽东的初心之路》，载《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

[28][34]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5—106页，第131页。

[29] 转引自高菊村等《关于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庭成分划分问题的历史考证》，载《党的文献》2013年第6期。

[30] 高菊村等：《关于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庭成分划分问题的历史考证》。

[31][32][33][35] 转引自陈晋《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载《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1期。

[36]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3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0页。

[38] 邓小平：《来俄的志愿》（《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披露的文献选载》，载《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

[39]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版，第29—30页）。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14页。

[41][43]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第372页。

[42]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44] 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邓小平自述》，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46] 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4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3页。

[48]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49]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51] 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31页。

[5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2页。

[53][64][78][79][80][8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第10、28页，第9页，第8页，第8页，第14页。

[54] 鲁迅：《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55] 殷夫：《别了，哥哥》，公木主编《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278页。

[56] 参见公木主编《新诗鉴赏辞典》，第277—278页。

[57] 参见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宁波中共党史人物1925—1949》，宁波出版社2015年版，第78—79页。

[58] 周扬：《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0年4月2日。

[59] 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60]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17—18页。

[61] 毛泽东：《致杨绍萱、齐燕铭》，《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78页。

[62]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页。

[65][66][67][68][69][70][71][72][75][76] 转引自何火任《〈白毛女〉与贺敬之》，陆华编《贺敬之研究文选》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900页，第900页，第900页，第900页，第901页，第901页，第901页，第902页，第903页，第903页。

[73] 李门：《记歌剧〈白毛女〉在香港的演出》，《贺敬之研究文选》下，第801页。

[74] 张庚、萧三、叶林等：《座谈歌剧〈白毛女〉的新演出》，《贺敬之研究文选》下，第753页。

[77] 周凡恺：《“乔厂长”上任三十年》，载《天津日报》2008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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