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炳月︱1923—1925：“国民文学”的倡导与论争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9年第11期，责任编辑李松睿，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1923—1925年间，发生在创造社成员和文学研究会、《语丝》群体之间的“国民文学”论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建设现代国家、塑造现代国民的历史要求在新文学建设领域的体现。论争双方的文学观念并无本质冲突，因此，论争最终从不同路径确认、阐发了“国民文学”的属性。周作人有条件地认同“国民文学”，通过这种认同告别了“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文学观，其文学观转换的背后，是世界主义向民族主义的思想转换。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五四”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变时期，“国民文学”的倡导与论争只延续了不足两年，但展示了“五四”新文学的另一种走向与可能。

　　“五四”新文学是在清末以来建设现代国家、塑造现代国民的背景下诞生、发展的，并深度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因此自诞生之初即具有“国民文学”的性质[1]。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认同“小说为国民之魂”[2]的说法，随后发动“小说界革命”，将小说（文学）作为“新民”的工具。这样，文学变革即与建构新国民具有同构性。鲁迅1905年在仙台医专弃医从文的目的，是用文艺“改变他们（指愚昧的国民——引者注）的精神”[3]，主旨即塑造新型的国民。1917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4]这里的第一条“主义”，即建设国民文学。不过，国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范畴被提出、论证并引起讨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期的事。1923年12月至1924年1月，郑伯奇的长文《国民文学论》在《创造周报》上连载；1925年3月6日，《京报·副刊》发表了《论国民文学的三封信》；1925年3—11月，《语丝》发表了多篇讨论“国民文学”的文章。有关国民文学的倡导、论争持续了将近两年，三家报刊参与，涉及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以及《语丝》群体等新文学阵营，而且郑伯奇、刘半农、王独清等人是从异国（日本或法国）参与讨论。关于这场论争，已经有研究者从文体的角度做了分析[5]。本文的论述则侧重于国民文学的文学史位置问题，以深化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学的理解。

一、 郑伯奇《国民文学论》的诸种维度

　　郑伯奇的长文《国民文学论》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分三次连载于《创造周报》第33号（1923年12月23日）、第34号（1923年12月30日）、第35号（1924年1月6日）。郑伯奇撰写此文并非偶然。1925年，《语丝》杂志上发生有关“国民文学”的论争后，王独清在这一年10月22日从法国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谈及与郑伯奇讨论国民文学的动因与过程：

　　这件事的发动本来很早，一年前伯奇自日本来信和我讨论在今日中国文坛应持的态度，我们都互感觉得有提倡国民文学的必要。因为今日中国所谓的作家大都不能了解文学底使命，只知道很浮浅地摹仿，却不知道对于自己底民族与（予）以有意识的注意。以现在中国这样处于悲哀命运之下的时候，而没有一个真正体验国民感情的作家，我们且先不要说这是代表全部中国人底懒惰与麻木，即只就文学本身来观察，也是一个宣告堕落的先征。我们这样定了宗旨以后，不久伯奇便发表了他底《国民文学论》（《创造周报》）。[6]

这段话表明，国民文学的观念并非郑伯奇个人独有。如王独清所言，他们提出国民文学的主张，是基于对新文学历史与现况的认识。郑伯奇的《国民文学论》开宗明义，认为“国民文学Nationale Literatur据我看来，是我们中国新文坛目下最紧切的要务”，并阐述道：“我们自有文学革新运动以来，已有四五年了。其初，也颇有些新鲜气象，到了四五年以后的今日，早已暮气深沉，日趋衰运。一种萎靡不振的空气重重地压被在方兴未久的新文坛上。”[7]这说明他是为了拯救萎靡不振的“五四”新文学，才举起国民文学的旗帜。在文中，他阐述了国民文学的三种要素：含有乡土的感情，潜伏着国民意识，以国民生活为背景。文章结尾处，郑伯奇给出了国民文学的定义：“国民文学本来有广狭两种意义。就广义说，作家的作品，无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多少总带有国民的色彩。譬如上面所举的福禄倍尔便是一例。本文的主旨不是这种广义的，而是狭义的国民文学。就是说，作家以国民的意识着意描写国民生活或发抒国民感情的文学。”[8]显然，这个狭义的国民文学定义只是用一个长句子表达了上述三种要素，是前文的同义反复。

《创造周报》第33、34号

　　郑伯奇撰写《国民文学论》的时候，“五四”新文学已经有约六年的发展史，文坛上存在着诸种文学主张。那么，如何解释国民文学与既有的诸种文学主张的关系？这一问题是郑伯奇要正面处理的。他在文章中集中讨论了五种必然与国民文学相对立的主张：第一是“提唱（倡）纯粹艺术，主张‘为艺术的艺术’的，他们排斥一切功利主义，必定也排斥国民文学国民艺术，说这是功利主义的流毒”；第二是“所谓人生派的主张艺术是为人生的，必定排斥国民文学，国民艺术，说这有背人道主义而提唱（倡）其所谓人生文学”；第三是“鼓吹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一定反对国民文学”；第四是“平民文学与国民文学……旧文学确是受旧社会组织和旧经济生活的余毒太深，已到末路了；这‘平民文学’四字至少可以指示新文学的使命和归趋，虽说不甚完全。可惜当时文坛的流行儿对于四字的解释不能一致。有些人故意做了些同情于贫民的诗或小说，以为这便是平民文学了”；第五是“主张阶级文学的人们，听了这话，便说：‘既是这样想法，那么与其你提唱（倡）国民文学，不如你提唱（倡）阶级文学更为直截了当些’”[9]。由此可见，郑伯奇视国民文学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其核心是对“艺术”本质与“自我”之国民属性的理解。他说：“艺术只是自我的表现，我们说了，但是这‘自我’并不是哲学家的那抽象的‘自我’，也不是心理学家的那综合的‘自我’，这乃是有血肉，有悲欢，有生灭的现实的‘自我’。这‘自我’既然是现实的，当然不能超越时间空间而存在，并且也不能单独的孤立的存在。这自我乃是现实社会的一个成员，一个社会性的动物。而艺术家乃是表现这么一个‘自我’的。”“艺术家既然也是人，一样地在社会上做现实生活，对于现实生活利害最切的国家，对于自己血液相同的民族，他能毫无感觉么？”[10]通过对“自我表现”这种艺术本质的分析，进而强调“自我”之国家属性（民族属性），郑伯奇阐述了国民文学与既有的诸种文学主张之间的联系，将国民文学与其他文学主张区别开来。

郑伯奇

　　上文的引证表明，郑伯奇的《国民文学论》具有文学论与文学史论两种性质。作为文学论，它针对的主要是在当时影响广泛的文学研究会及周作人的文学主张。文学研究会倡导人生派文学，其宣言曰：“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11]这是典型的人生派文学的主张。而“平民文学”是“五四”时期周作人在《平民的文学》一文中积极倡导的。郑伯奇在早于《国民文学论》两周发表的《新文学之警钟》一文中，已经将“平民文学”“为人生的艺术”相对化，说：“当新文学运动发生之初，有的提唱（倡）平民文学，有的鼓吹人生艺术；自艺术上立脚，这颇有讨论的余地；但是那种峥嵘卓荦的革命精神，实在足为一时代的光彩。”[12]这里，他一方面肯定平民文学、人生派艺术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又认为“自艺术上立脚，这颇有讨论的余地”。那么，“自艺术上立脚”“讨论的余地”在哪里？对此，郑伯奇在《国民文学论》中做了具体说明：“‘为人生的艺术’一派所主张的，就社会或文化上着眼，固然不无是处，若立在艺术的宫殿上说话，那当然是错的。艺术只是问（自）我的最完全，最统一最纯真的表现，再无别的。‘人生派’把艺术看作一种工具，想利用来宣传主义，那是他们的根本错误。一个文学家的作品，决不与宣教师的说道书相同。”[13]而作为文学史论，《国民文学论》质疑了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的创作实践，认为：“中国的文坛上从来没有开过‘浪漫’的奇花，也没有结过‘写实’的美果；这都因为中国的文学没种在‘生活’的肥田上。新文学发生的当初，颇有使文学与‘生活’相接触的好机会，可惜种种主义的美名迷了人们的耳目，文学与‘生活’中间的隔膜，依然没有穿破。”[14]

　　基于其国民文学的主张，郑伯奇的思考拓展到这种文学的创作者，提出了“国民文学家”的概念。他在《国民文学论》中强调“真正的国民文学家须具有以下的几项资格”：

　　（一）国民文学家要有深刻的国民意识；

　　（二）国民文学家要有热烈的国民感情；

　　（三）国民文学家要忠实地研究一般国民生活；

　　（四）国民文学家要有批评社会的勇气；

　　（五）国民文学家要能用深刻而富于同情的文字发表他所体验的结果。[15]

这样，其国民文学论深入到创作主体的层面。对于这种国民文学家来说，“国民意识”“国民感情”显然是第一位的，即首先是“国民”，然后才是“文学家”。

　　郑伯奇身为创造社元老，其《国民文学论》阐述的文学观包含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由此可以重新认识创造社的文艺主张。实际上，创造社作家一直在认真思考新文学的社会使命，他们和人生派一样追求文艺的社会功能，不同只在于，人生派强调文学要“为人生”，有将文学工具化的倾向，而他们是通过忠实于自我使文艺自然地发挥社会功能——因为“自我”本身具有社会属性。《创造周报》1923年5月13日创刊，第2号（5月20日）就发表了成仿吾的《新文学之使命》，该文认为“我们的新文学，至少应当有以下的三种使命”，即对于时代、国语以及文学本身的使命[16]。而郑伯奇的《国民文学论》则将“新文学之使命”落到实处，具体化为国民文学的倡导。郑伯奇、成仿吾的文学观念，表明创造社并非通常人们所认为的“艺术派”，并且与“为艺术而艺术”相对立。1935年，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依然强调：“创造社的倾向，从来被看做和文学研究会所代表的人生派相对立的艺术派。这样的分别是含混的，因为人生派和艺术派这两个名称的含义就不很明确。若说创造社是艺术至上主义者的一群那更显得是不对。”[17]

二、 《语丝》周刊上的“国民文学”论争

　　郑伯奇《国民文学论》在《创造周报》上连载一年两个月之后，《京报·副刊》第80号发表了《论国民文学的三封信》，包括穆木天的《给郑伯奇的一封信》（1924年10月27日）、郑伯奇的《复穆木天的信》（1924年11月3日）和周作人的《致穆木天的信》（1925年3月1日）。穆木天的信是诗歌体，分14节，共68行，抒发了对“民族”“祖宗”“历史”的澎湃激情。郑伯奇读后深受鼓舞，在回信中声称：“我决心此生以国民文学为中心，从事新艺术的运动了！”他还阐述“国民文学”的内容：“（一）宣泄国民感情，（二）发挥国民理想，（三）描写国民生活，（四）表现国民特性。”[18]与《国民文学论》阐述的“国民文学”三要素（乡土的感情、国民意识、国民生活）相比，《复穆木天的信》更凸显了“国民”——“乡土的感情”变为“国民感情”，“国民意识”变为“国民理想”与“国民特性”，仅“国民生活”一项保留下来。周作人在信中也赞同国民文学，并且提出了补充意见。这三封信在具有广泛影响的《京报·副刊》上发表，意味着参与者在有组织地讨论相关问题，有关国民文学的讨论获得了更大的话语空间。周作人在信的开头表示：“承示你同伯奇兄的论国民文学的信，我觉得对于你们的意见能够充分了解。”将此语与三封信的写作时间结合起来看，可以知道穆木天主动与周作人讨论国民文学，后者读了穆、郑四个月前的通信之后写了回信，并将三封信交给孙伏园发表。孙伏园为周氏兄弟的弟子，1924年10月起任《京报·副刊》编辑。穆木天的信还谈及王独清：“啊！伯奇！/你向我说：/王独清来信，说要回国。”[19]这与上文所引王独清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介绍自己与郑伯奇讨论国民文学的过程构成了呼应。

　　虽然《论国民文学的三封信》是发表在《京报·副刊》上，但相关论争却发生在《语丝》周刊上。有关国民文学的讨论也因《语丝》的参与得到深化。

《语丝》创刊号

　　1918年3月，为了扩大《新青年》杂志的影响，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在《新青年》上演过一出双簧戏。似乎是历史的重复，1925年《语丝》周刊上的“国民文学”论争也是由这两位挑起的。同年1月28日，身在巴黎的刘半农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此信被冠以“巴黎通信”的题目发表在《语丝》第20期，同时发表了钱玄同的长文《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20]。钱玄同针对刘半农信中提及的“打破大同底迷信”，提出“同时还应该打破国家底迷信”：

　　年来国内最时髦的议论有三种。一是成日价嚷着“赶走直脚鬼！”者。他们很赞美拳匪；他们说，中国的财匮，匪多，兵横，都是“直脚鬼”闹出来的。二是大喊“爱国！”者。他们底议论，我见的很少；偶然想到的，是说，蔡元培提倡美育教育，应该弹効（劾），因为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提倡艺术即是不爱国，况且美育是“古已有之”的，便是礼乐，蔡氏“数典忘祖”，可见不爱国，故应受弹劾（这不是原文，我櫽括其意如此）。三是所谓“国民文学”底主张者。他们“要夸我们民族历史的浩浩荡荡，澎澎鼓动，放浪汪洋”，“要歌诵盘古，轩辕，项羽，仲尼”，说“《关雎》是乐而不淫呀，但他们尽在淫中贪恋”，“不要管他们的时代思潮……。我们作顽固的人罢！”；并且还要“复活精美的古文古话”。这三派底一切主张，虽然并不相同，有时或且相反，但痛恨“洋方子”之心是一致的；他们对于“国故”（最广义的），有的要复活它，有的要保持它，至少也不咒诅它，不排斥它：在这一点上底一致，真好像“老子一气化三清”！二十年前底老新党盲目赞美德国和日本那种血腥气的爱国主义，不自知其丑的“保存国粹”“宣扬国光”主义，现在复活了！站在青年导师地位者倡之，于是一群青年学子和之。[21]

就这样，国民文学的话题登上了《语丝》周刊。这段话中的“时髦”一词表明国民文学在当时影响颇大。钱玄同将国民文学与“赶走直脚鬼”“爱国”的论调相提并论，视之为“国家底迷信”。所谓“国家底迷信”，包含着国家主义与国粹主义两方面内容。

1920年代的钱玄同

　　《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阐述的文化观念还引起了林语堂的共鸣。林语堂4月7日给钱玄同写了一封信，后者4月13日做了回复。这两封信分别以《给玄同的书》和《回语堂的信》为题，发表在《语丝》第23期。二人在主张“欧化的中国”与“欧化中国人”方面高度一致。林语堂在信中甚至视当时去世不足一个月的孙中山为“欧化中国人”的代表，诊断出中国人的多种“疾患”，将“欧化”作为唯一的救治药方，曰：“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而弟之所以谓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欲一拔此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对于国民文学，此信并未正面讨论，只是粗略提及：“惟其不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故尚有败类的高调盈盈吾耳（如先生所举‘赶走直脚鬼’，‘爱国’及‘国民文学’三种及什么‘国故’‘国粹’‘复辟’都是一类的东西），故尚没人敢毅然赞成一个欧化的中国及欧化的中国人，尚没人觉得欧化中国人之可贵。此中国人为败类一条不承认，则精神复兴无从说起。”[22]而钱玄同的复信则完全不涉及国民文学，集中讨论的是中国人、欧化与传统的关系等问题，展示了鲁迅式的反传统姿态。《回语堂的信》将鲁迅与吴稚晖、陈独秀放在一起称赞，论述方式也打着鲁迅杂文的印记。

　　当时，周作人亦将《语丝》周刊寄给在法国的穆木天。5月30日，穆木天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与钱玄同商榷，这封信以《寄启明》为题发表于《语丝》第34期，该期还发表了周作人的《答木天》、张定璜的《寄木天》、钱玄同的《敬答穆木天先生》，因此，这一期《语丝》实质上成了国民文学专号。穆木天认为钱玄同误解了国民文学的主张：

　　国民文学的思潮，怎能与“欧化”相矛盾！怎能与东西文化调和不相怎容（容！怎）能与世界主义相反对！怎能与个人主义相背驰！他们是一个东西的多面相，钱先生怎么把这么肤浅的东西都误解到这样利（厉）害！一边“欧化”是得肯定的，一方“国民的”（national）之分子是尤得肯定的。两方面同时同等的肯定，才能结果出真的调和。[23]

由于钱玄同在批评时引用的“歌诵盘古”等诗句出自穆木天《给郑伯奇的一封信》，因此，穆木天抄录了完整诗句，解释说那并非宣扬“国粹”，只是象征性的表达[24]。张定璜在《寄木天》中依然认为穆木天的表述有引起误解之处，认为在中国不宜提倡国民文学：“所谓国民文学不但要有所指，并且要有所别，譬如别于非国民文学之类。现在连文学还没有产生出来，哪里来的国民的或非国民的文学呢？”[25]张定璜写这封信时大概未及阅读郑伯奇的《国民文学论》与《复穆木天的信》，对国民文学缺乏全面的了解。实际上，郑伯奇对国民文学的“所指”“所别”均有清晰的表述。钱玄同在《敬答穆木天先生》中不仅批判穆木天的《给郑伯奇的一封信》，并且质疑穆木天《寄启明》中的“国民的”概念：

　　至于今回的信中，说了许多“国民文学”。“国民的”，而又力言与“爱国论者”不同，也不是要“复活国故”，我不知道这“国民的”既非历史上的故物，到底是什么东西？若说把现代世界文化（即所谓欧化）普及到中国来，换言之，便是中国亦沐浴于世界文化之中，亦即梁漱溟先生所谓“全盘承受欧化”，这是我所极端主张的，但这决不能说是“国民的”，因为既非咱们所固有，亦非咱们所独有。[26]

显然，钱玄同是在历史维度（“固有”）上理解“国民的”，因此视国民文学为“国粹”“国故”的产物并予以否定，表明了其坚定的欧化立场。但问题是，郑伯奇、穆木天等人所谓国民文学中的“国民”不仅是表述既定历史事实的概念，而且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理念，是有待建构之物。钱玄同激进的反传统立场对于中国文化变革、国民性改造是必要的，但也伴随着走向历史虚无主义与取消现代“国民”身份的双重危险。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民”概念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在这场讨论中集中呈现出来。

《语丝》第34期

　　本期“国民文学论”专号发行四个多月后，1925年11月23日，《语丝》发表的王独清《论国民文学书》，是这场讨论的尾声。此文主要是重复、廓清有关国民文学的一些基本观念。

　　总体来看，《语丝》上的“国民文学”论争并未形成本质性的交锋，因为双方基本的文化立场并无差异。国民文学倡导者未曾提倡国家主义，也没有反对欧化。郑伯奇在《国民文学论》中，就强调“国民文学绝对不是利用艺术来鼓吹什么国家主义或新国家主义的”[27]。倡导者强调的是“自我”的国民属性、社会属性与历史文化属性，要求文学忠诚于现实生活。郑伯奇在《新文学之警钟》中已经明确主张：“我敢奉劝新文坛的作者诸君，把模仿外国追随古人的奴性丢了罢！忠实地省察赤裸裸的自我，真实地体验现实的社会生活。”[28]周作人后来认同国民文学时所说的“难道可以是殖民的或遗老的么”[29]，表达了相同的逻辑。因为双方的根本立场并无差异，所以无论是穆木天还是王独清，都一再强调钱玄同、林语堂误解了国民文学，表明对“国故”“国粹”的拒绝、对“欧化”“世界”的认同。这场延续了将近两年的讨论，实质上是对“国民文学”概念的锤炼过程，在此过程中，双方共同建设、完善了国民文学的文学观。对于穆木天、王独清来说，这场讨论促使他们明确将“世界”“欧化”“个人主义”等思想要素纳入其国民文学观。

三、 周作人文学观的转换

　　如前所述，郑伯奇在《国民文学论》中对人生派文学、平民文学提出了批评，这意味着国民文学的倡导从一开始就与周作人有关。穆木天把自己与郑伯奇讨论国民文学的信寄给周作人，是一种有针对性的“邀约”，希望周作人参与讨论。周作人的回应显然十分积极，因此有《京报·副刊》上《论国民文学的三封信》的发表，有《语丝》周刊上的“国民文学”论争。周作人是《语丝》的骨干，刊物上有关国民文学的讨论自始至终与他直接相关。这场讨论始于周作人（钱玄同《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中的议论是就刘半农给周作人的信而发），也终于周作人（王独清的《论国民文学书》是写给周作人的信）。1923—1925年间，首倡国民文学的是郑伯奇，而将这个概念变为“文学事件”的则是周作人。

　　对于国民文学，周作人的态度是有条件的赞同。这不同于钱玄同、林语堂等人的质疑与否定。他在参与讨论之初，即在1925年3月1日所写的《致穆木天的信》中就表明了这种立场：

　　这个主张的理由明若观火，一国的文学如果不是国民的，那么应当如何？难道可以是殖民的或遗老的么？无论是幸不幸，我们既生为中国人，便不自主地分有汉族的短长及其运命。我们第一要自承是亚洲人（“Asiatics”！）中之汉人，拼命地攻上前去，取得在人类中汉族所应享的幸福，成就所能做的工作，——倘若我们不自菲薄，不自认为公共的奴才。只可惜中国人里面外国人太多，西崽气与家奴气太重，国民的自觉太没有，所以政治上既失了独立，学术文艺上也受了影响，没有新的气象。国民文学的呼声可以说是这种堕落民族的一针兴奋剂，虽然效果如何不能预知，总之是适当的办法。[30]

在这里，“国民的”是与“殖民的或遗老的”相对的概念。而后者又被他表述为“西崽气与家奴气”，皆与“国民的自觉”相对。这种“国民的自觉”中已经包含着新的独立人格。为了防止“国民”身份对个人的压抑、避免倡导国民文学造成对“国家”的迷信，周作人强调个人主义的重要性，主张民族的自我批判。他说：“提倡国民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我见有些鼓吹国家主义的人对于个人主义竭力反对，不但国家主义失其根据，而且使得他们的主张有点宗教的气味，容易变成狂信。”在这封信的结尾处，他写道：

　　所以我仿你的说法要加添几句，便是在积极地鼓吹民族思想以外，还有这几件工作：

　　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

　　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

　　我们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

　　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疯）狂。[31]

所谓“仿你的说法”，是模仿穆木天诗体信的第六节：“他要告诉民族的理想，/他要放射民族的光芒，/他的腹心是民族的腹心，/他的肝肠是民族的肝肠。”[32]周作人“仿”的只是诗歌形式、排比句式，而对话的内容则是补充性、辩证性的。

　　四个月后，在《语丝》第34期上，周作人重新发表这封信与补写的一段说明文字（即《答木天》）。他在补写的文字中继续强调“中国人”身份，提出了“新汉族的文明”的概念：“我不知怎地很为遗传学说所迫压，觉得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无论是好是坏，所以保存国粹正可不必，反正国民性不会消失，提倡欧化也是虚空，因为天下不会有像两粒豆那样相似的民族，叫他怎么化得过来。现在要紧的是唤起个人的与国民的自觉，尽量地研究介绍今古的文化，让它自由地渗进去，变成民族精神的滋养料，因此可望自动地发生出新汉族的文明来。这是我任意的梦想，也就是我所以赞成国民文学的提唱（唱）之理由。”[33]给穆木天写信是在3月1日，补写文字的时间是6月1日，可见，其观点在三个月内并无变化，他对国民文学的认同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对“中国人”“汉人”身份的强调与郑伯奇的相关论述一致。郑伯奇在《国民文学论》中论述国民文学与世界文学之关系时说：“我们是世界市民，我们是Cosmopolitans，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是中国人，是汉人，这是现实……是个中国人，他便要观照中国人的生活，感触中国人的性情，关心中国人的命运：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文学家。”[34]周作人作为“国民文学”论争的参与者，无疑读过郑伯奇的这段话。

　　将周作人的国民文学观与其1919年前后的文学观作比较，巨大的差异即显现出来。要言之，从前的“个人主义文学观”已经转换为“国民文学观”。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文学观”集中体现在当时撰写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文章中。《人的文学》写于1918年12月7日，《平民的文学》写于1918年12月20日，而1931年编入评论集《艺术与生活》的时候，周作人颠倒了二者的顺序。《人的文学》是在生物性与文化的层面给“人”下定义，即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类”：“（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35]《平民的文学》对“人”的理解则采用了阶级论的尺度——“平民”是相对于“贵族”而言的。无论是“人的文学”还是“平民的文学”，都排除了“人”的“国民”属性。在1920年的《新文学的要求》一文中，周作人甚至将国家、种族等属性排除在“人生的文学”之外，认为：“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36]但是，1925年周作人已经认同国民文学，明确将“国民”这一属性纳入“文学”之中。这是一种本质性的转换，在转换过程中，周作人的“个人”与“国民”发生了融合。

　　周作人文学观转换的背后，是其思想的转换，即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他在《致穆木天的信》的开头认同国民文学，直言这“不过是民族主义思想之意识地发现到文学上来罢了”[37]。关于自己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周作人在1925年元旦所作《元旦试笔》一文中有明确表述：

　　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小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38]

由“梦想着世界主义”而“回到民族主义”，这种思想转换与“个人主义文学观”向“国民文学观”的转换相表里。促成周作人这种转换的是“日英帝国主义”。

　　实际上，国民文学的倡导本身，亦与倡导者身处的异国环境密切相关。率先倡导国民文学的郑伯奇、王独清分别身处日本和法国。1935年，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论及创造社作家的思想倾向和创作方法时，指出：“创造社的作家倾向到浪漫主义和这一系统的思想并不是没有原故的。第一，他们都是在国外住得很久，对于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缺点和中国的（次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感受到两重失望，两重痛苦。对于现社会发生厌倦憎恶。而国内国外所加给他们的重重压迫只坚强了他们反抗的心情。第二，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祖国便常生起一种怀乡病；而回国以后的种种失望，更使他们感到空虚。未回国以前，他们是悲哀怀念；既回国以后，他们又变成悲愤激越；便是这个道理。第三，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很久，当时外国流行的思想自然会影响到他们。”[39]这里阐述的三个原因，基本适用于解释创造社作家对国民文学的倡导与周作人文学观的转换。

结语：国民文学的位置与命运

　　国民文学的倡导与论争仅仅持续了大约两年，可谓“昙花一现”。但是，在“五四”新文学诞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它的意义重大，是近代以来中国建设现代国家、塑造现代国民的历史要求在文学领域的显现。在帝国主义列强扩张、后发区域努力建设现代国家的时代，国民身份无法拒绝，国民的自觉必将在文学领域催生出国民文学。1923—1925年间，郑伯奇、周作人等人倡导或认同国民文学，即使是批判、质疑国民文学的钱玄同、林语堂等人，实质上也是在建立国民文学，因此他们的新文学建设才伴随着对国民性的批判性思考。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共生关系，决定着国民文学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学观。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中的“国民文学Nationale Literatur”这种中西文混合书写方式，即包含并且展示着现代性的文化心态。

　　国民文学在“五四”新文学发展脉络中的重要性，主要可以从三个具体方面来认识。其一，它与梁启超的小说观念（将“小说”与“新民”相结合的功利主义文学观）、青年周树人弃医从文的动机以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保持着潜在关联。在《文学革命论》中，“国民”已经具有多义性、歧义性，并且与不同的文学形态联系在一起——陈独秀在主张“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的同时，指出落后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等“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40]。这种“国民”的歧义性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在后来的“国民文学”论争中凸显出来。其二，参与者在新文坛的重要位置，表明国民文学是当时中国新文学的整体性、时代性课题。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学的两大著名文学团体，这两个团体均有成员参与并主导讨论。而且，北京重要的文化共同体《语丝》作者群也参与进来。在这场讨论中，当年的“五四”新文学阵营显然发生了重组。周作人身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认同了创造社成员的国民文学主张，并因这种认同与同属《新青年》阵营的钱玄同拉开了距离。其三，它处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的转折点上。众所周知，前期创造社是文学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后期创造社则是革命文学的主倡者之一。而国民文学存在于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之间，展示着“五四”新文学的另一种方向与历史要求。在历来的新文学史写作中，那种“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粗线条表述是片面化、简单化的，漠视了转换期的国民文学，未能充分表述当时中国新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此外，在前期创造社向后期创造社的转换过程中，在《文学研究会宣言》起草者周作人从世界主义者向民族主义者的转换过程中，都存在着国民文学这个转折点。

　　遗憾的是，国民文学未能像此前的文学革命或此后的革命文学那样充分发展，相反，它随着20世纪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学浪潮的高涨而销声匿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郑伯奇《国民文学论》阐述的与国民文学两立的“阶级文学”，即以阶级论为主导思想的革命文学获得长足的发展。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无疑是政治斗争、军阀割据、阶级剥削导致的国民分裂，即国民整体性的薄弱。将近现代中国的国民文学与同时代日本的同一文学范畴做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日本的国民文学诞生于明治中期，至“战后”初期的约七十年间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于1890年前后，当时的启蒙主义者、平民主义者为了将文学从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强调“国民”的普遍性与平等，发起言文一致运动，举起现实主义的文学旗帜。随着甲午战争日本战胜，高涨的国民意识也被纳入国民文学的观念之中。第二次高潮出现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国民文学甚至成为强化战争体制的工具。第三次高潮出现于“战后”初期的50年代，以《旧金山和约》签订、朝鲜战争爆发、安保斗争为背景，国民文学成为高涨的民族意识在文学领域的体现[41]。近现代日本的历次国民文学高潮，在用文学塑造国民、将文学意识形态化方面，具有同一性，但是，历次国民文学对于“国民”的界定、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功能，差异很大甚至相反。第一次高潮与民众觉醒有关，第二次高潮与军国主义、战争体制有关，第三次高潮则与反对美国占领、日本的主权与独立有关。不过，笔者这里强调的不是日本历次国民文学运动性质的异同，而是约七十年间国民文学的充分发展这一事实。这一事实存在的基础，显然是近代以来日本社会稳固的“国民同一性”。这一特质恰恰是同一时期处在外患与内忧两面夹击之下的中国所缺乏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来说，1923—1925年间国民文学的昙花一现，是新文学的挫折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挫折，由此亦可看出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特殊性。约二十年之后，1944年在沦陷区北京，柳龙光也提出了国民文学的口号。对于该口号，研究者的理解与评价或有差异[42]，但一目了然的事实是，在“国”与“民”或者“国民”均残缺不全、缺乏同一性的情况下，国民文学只能是虚弱的、转瞬即逝的，甚至是虚假的。

注释

[1]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民文学”的源流，参见笔者在《“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昆仑出版社2012年版）中的论述。

[2]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3]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4][40]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5] 陈方竞、朱旭晨：《关于“国民文学”的倡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二）》，载《燕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6] 王独清：《论国民文学书》，载《语丝》第54期，1925年11月23日。其所谓“一年前”显然不确，当为两年前（即1923年10月之前）。

[7][9][10][13][27][34] 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上）》，载《创造周报》第33号，1923年12月23日。

[8][14] 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载《创造周报》第35号，1924年1月6日。

[11] 《文学研究会宣言》，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

[12][28] 郑伯奇：《新文学之警钟》，载《创造周报》第31号，1923年12月9日。

[15] 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中）》，载《创造周报》第34号，1923年12月30日。

[16]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载《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5月20日。

[17][39]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8页。

[18] 郑伯奇：《复穆木天的信》，载《京报·副刊》第80号，1925年3月6日。

[19][32] 穆木天：《给郑伯奇的一封信》，载《京报·副刊》第80号。

[20] 此为同期《语丝》头版目录栏的题目，第3版正文的题目为《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庇后面》，误“底”为“庇”。

[21] 钱玄同：《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载《语丝》第20期，1925年3月30日。

[22] 林语堂：《给玄同的书》，载《语丝》第23期，1925年4月20日。

[23] 穆木天：《寄启明》，载《语丝》第34期，1925年7月6日。

[24] 穆木天的这封信发表在同期《语丝》第1—2版。

[25] 张定璜：《寄木天》，载《语丝》第34期。

[26] 钱玄同：《敬答穆木天先生》，载《语丝》第34期。

[29][30][31][37] 周作人：《致穆木天的信》，载《京报·副刊》第80号。

[33] 周作人：《答木天》，载《语丝》第34期。

[35] 周作人：《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36]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艺术与生活》，第19页。

[38] 周作人：《元旦试笔》，载《语丝》第9期，1925年1月12日。该期《语丝》出版日期误印为“民国十四年一月二日”。

[41] 日本近代文学馆编『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第4卷（讲谈社，1977年），153—154页；『社会文学事典』（冬至书房，2007年），32—33页。另，关于20世纪50年代日本文坛的“国民文学”讨论，《人间思想》杂志第8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8年版）用“如何民族 怎样国家”的专栏做了介绍。

[42] 参见黄万华《史述和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301、310页；陈言《忽值山河改——战时下的文化触变与异质文化中间人的见证叙事（1931—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214页。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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