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论路遥与苏俄文学

路遥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5期，责任编辑李松睿，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中国当代文学是在苏俄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几乎所有成就巨大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作家，都是在苏俄现实主义文学伟大经验的支持下，创作出自己最有影响的作品。路遥的文学认知能力和文学创造力的提高，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确立，其作品的崇高感和理想主义精神的形成，都与苏俄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有关。在接受苏俄文学时，路遥兼取并蓄，既善于从肖洛霍夫、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和尤里·纳吉宾等优秀作家的小说里取精用宏，也能从阿·托尔斯泰、柯切托夫等人并不成功的作品里获得启发。正是这种开阔的文学视野和包容的文学态度，帮助路遥克服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意识的狭隘和文学认知的偏颇，克服了那个时代流行的“现代主义幼稚病”，使他成为一流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作家，创造出了深沉厚重、广受欢迎的杰作。

　　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生活正常化和文化环境逐渐宽松，中国当代文学开始拓展自己的文学视野和精神空间。由于复杂的原因，一些中国作家对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以下简称“苏俄文学”）[1]失去了兴趣，甚至对现实主义文学也感到厌烦和排斥，开始将目光转向欧美的现代主义文学。文学上的“脱俄入欧”和“脱现实主义入现代主义”遂成为热闹一时的现象。值得庆幸的是，路遥并没有跟风趋时、盲目从众，而是选择远离“先锋文学”的现代主义狂欢。他不相信现代主义文学会一统天下，也不相信现实主义文学会就此寿终正寝。他的创作成就证明，他的选择和坚持是正确的。

　　路遥一如既往地热爱那些伟大的俄罗斯古典作家，虔诚地接受托尔斯泰等人的文学思想和写作方法；一如既往地崇敬那些优秀的苏维埃俄罗斯作家，虚心地吸纳肖洛霍夫和艾特玛托夫等作家的经验。进入80年代，他依然认真阅读刚刚创刊的《苏联文艺》。纳吉宾的小说、叶赛宁的诗《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以及他所崇拜的列夫·托尔斯泰关于作家的“明确而坚定的生活态度”的文学观点[2]，都是从这份杂志上读到的。苏俄作家的作品，不仅影响了他对文学的认识，影响了他的文学气质和写作风格，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态度，影响了他在写作中对意义世界的建构。所以，路遥与苏俄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影响路遥接受苏俄文学的时代因素，考察作家阅读和接受苏俄文学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探讨他阅读苏俄文学时在认知上存在的盲区和问题，梳理苏俄文学在伦理精神和写作方法上对他的深刻影响。

一、苏俄文学：主导地位的形成及其影响力

 

　　任何时候，文学都是一种时代性的精神现象。时代的规约性和影响力越是强大和有效，它留在文学上的印痕和特殊性状就越深刻和明显。一个作家写什么，一位读者读什么，并不纯粹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事实上，在特殊形态的社会里，个人与时代属于同心圆；普通人的半径总是小于时代，个人的选择也总是受限于时代的选择。时代为作家规定了写作的基本主题和方法，也为读者确定了阅读的基本范围和选项。

　　特殊而密切的中苏关系，决定性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文学生活，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作家的写作和当代读者的阅读。从1949年开始，中国与苏联缔结了同盟关系，这既是政治和军事同盟，也是文化和文学同盟。中苏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一边倒”，毫无保留地倒向苏联[3]。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中国几乎在一切方面皆依赖和学习苏联，毛泽东就指出：“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4]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眼中，苏联经验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它既意味着可靠的方向，也意味着美好的明天。

　　1957年，为了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为了落实“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的政治动员，《文艺报》编辑部组织了一次全国规模的“感谢苏联文学对我的帮助”的征文活动。在8月18日出版的第20期《文艺报》的第1页上，印着大大的通栏标题“文艺界正在进行一场大辩论”，题目下面的括号里，是“周扬、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纪要”；文艺界“反右”运动的关键时刻，《文艺报》同时发表了一则启事，其中“感谢苏联文学对我的帮助”是黑体印刷的。这则启事呼吁读者积极参加阅读苏俄文学的征文活动：

　　亲爱的读者，或许你是革命军人，是战斗英雄，是劳动模范，是革命干部，是青年学生……来吧，请你来谈一谈苏联文学。就以你切身的经历和体会，谈谈你所喜欢的苏联文学作品，无论是对一本书，一篇小说，一首诗或一个剧本都行。请你告诉我们，它是怎样引导了你认识革命的道路，怎样启发了你献身革命，怎样鼓舞了你的战斗和劳动的热情，怎样帮助培养了你共产主义的战斗精神。

　　这就是本报为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节，而举办的“感谢苏联文学对我的帮助”的征文的目的和内容。[5]

一年后，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文艺报》编辑部编辑的《感谢苏联文学对我的帮助》。根据该书的《写在前面》，人们可以知道如下信息：“从发出启事到截稿止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来稿将近六百件。工人、农民、工程师、军官、战士、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学生、机关干部、医务工作者、售货员、家庭妇女、街道工作者、残废军人、重病患者、作家、文化艺术工作者……其中还有不少是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他们从北大荒，从海南边防，从乌鲁木齐，从舟山前沿，从各个省市，他们选用各种体裁叙述了许多生动的事例，倾谈苏联文学所给予自己的鼓励、教育与感受。”[6]书中被读者多次谈及的作品，有《母亲》《铁流》《毁灭》《幸福》《钢与渣》《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金星英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真正的人》《一个战士的成长》《恐惧与无畏》《夏伯阳》《青年近卫军》。“教育”“榜样”“启示”“指引”“力量”“教科书”“武器”“良药”“良师益友”“影响”“信心”“光辉”“鼓舞”“鞭策”“帮助”“感谢”“感激”“流泪”“非常”“极大”“最好”等词汇，则是征文作者笔下的高频词。由于保尔·柯察金身上具有单纯的英雄品质，可以成为学习的榜样，所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取代了自由散漫的‘浪子’故事，成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手册’”[7]，是读者谈论最多的作品。而由于格利高里·麦列霍夫属于性格和经历都很复杂的人物，缺乏正面的示范和激励作用，《静静的顿河》只是偶尔被读者提及。

　　解放军某部陈济在《阿历克赛·密烈西耶夫和我们战斗在一起》中说：“苏联文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是为人类的和平正义而斗争的文学，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它阐述的一切都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都是我们所追求的，这就是苏联文学为什么受我们欢迎而在我们精神世界起巨大的作用的根本原因。”[8]这段话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对苏俄文学的基本认知和评价。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力量的推动，那么苏俄文学不会对中国文学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曾在《重估俄苏文学》一书中说：“完全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投下的影子，就是它漾出的涟漪。没有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影响，鲁迅等人的文学观念，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样子。同样，没有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气质和基本模式，也不会是现在的这个风貌。”[9]就像连续推出四期“感谢苏联文学对我的帮助”专号后，《文艺报》在“编者的话”中所总结的那样：“伟大的苏联文学，不仅影响和推动了我国革命文学的发展，而且在精神上帮助哺育我国一代和几代的劳动人民、知识青年和革命者。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对我国革命、我国革命文学的帮助，我们要坚持不渝地向苏联文学学习，并且决不允许修正主义者攻击和污蔑苏联文学。”[10]苏俄文学确实“哺育”了几代中国读者和作家。它点燃了中国读者的理想主义激情，培养了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它强化了中国作家的政治意识，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理念：作家是时代的灵魂工程师，文学则是教育人的“人生教科书”和服务于政治的特殊工具。

　　全民性的苏俄文学阅读运动，无疑也给路遥提供了接触苏俄文学作品的机会，使他有机会在图书馆借到来自苏联的文学作品，甚至使他像《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那样，有机会在农民的炕头与那些伟大的作品不期而遇。路遥喜爱这些作品，几乎认真阅读了所有他能找到的苏俄文学作品，甚至在其中看见自己的影子。高尔基的《童年》里所描写的苦难和屈辱，一定会引发他的强烈共鸣，因为他也有着一样不幸的甚至更为悲惨的童年遭遇；《在人间》也一定会拨动他的心弦，因为路遥也在小小年纪就走向“人间”，备尝酸甜苦辣，看尽世态炎凉，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和挫折。他一定会喜欢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的书名，因为他短短的一生，就是泡在泪水和汗水里的一生，实在就是一次“苦难的历程”。他之所以那么喜欢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是因为他也在童年失去了父亲的保护，被送到远离家乡的伯父家，是因为在他八岁时的孤独而忧伤的内心，有着与七岁的巴尔捷克一样的愿望——巴尔捷克拿着望远镜瞭望大海，盼望白轮船能把远方的父亲带到自己身边；路遥则面对高原重重叠叠的山川，盼望父亲自故乡款款而来，然后带着自己回到母亲和熟悉的玩伴身边。

艾特玛托夫：《白轮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路遥对文学的理解和重要的文学观念，都来自他在成长和学习阶段所阅读的苏俄文学作品。文学应该是善良和慈悲的，谁若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就要懂得善良的意义并拥有爱的能力。是的，作家要学会爱，要爱那些值得爱的东西——爱人，爱生命，爱大地，爱阳光，爱劳动，爱一切闪光和温暖的东西。写作者要把同情和怜悯，变成一种稳定的心理态度，真诚地怜悯陷入困境的人。就像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所说的那样，要“普遍同情所有人的不幸和苦难”[11]。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种规模巨大的文学译介活动，将苏联作家的作品传播到中国的边鄙之地，那么双水村的孙少平就不可能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也没有机会认识保尔·柯察金和美丽的冬妮娅。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一开始，就充满诗意地叙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孙少平内心生活的巨大影响：

　　他一下子就被这本书迷住了。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本来往常他都要出山给家里砍一捆柴；可是这天他哪里也没去，一个人躲在村子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贪婪地赶天黑前看完了这书。保尔·柯察金，这个普通外国人的故事，强烈地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

　　天黑严以后，他还没有回家。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禾场边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小河水朗朗的流水声，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这思绪是散乱而飘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测的。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而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朦胧地意识到，不管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不管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可以活得多么好啊！在那一瞬间，生活的诗情充满了他十六岁的胸膛。他的眼前不时浮现出保尔瘦削的脸颊和他生机勃勃的身姿。他那双眼睛并没有失明，永远蓝莹莹地在遥远的地方兄弟般地望着他。当然，他也永远不能忘记可爱的富人的女儿冬妮娅。她真好。她曾经那样地热爱穷人的儿子保尔。少平直到最后也并不恨冬妮娅。他为冬妮娅和保尔的最后分手而热泪盈眶。他想：如果他也遇到一个冬妮娅该多么好啊！[12]

孙少平的这次阅读经验，就是一次别样的精神洗礼，彻底改变了一个乡村少年的内心世界。这本“苏联书”使他知道了生活可以是美好而充满诗意的；这本“苏联书”也给他提供了另外一幅理想的人生图景：那里有美好的爱情故事，有令人向住的英雄传奇，有创造新生活的理想和激情。此后，孙少平就“迷恋上了小说，尤其爱读苏联书”[13]。而国家对“苏联书”的大量出版，则满足了他的阅读兴趣和热情。

　　这种全民性的阅读苏俄文学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读者的文学趣味，甚至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结构。苏联在20世纪“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了中国的国家生活和民族性格，影响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个人生活。这些影响极为巨大和深广，至今犹且未沬，仍然体现在我们时代生活的许多方面”[14]。这种深刻而普遍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文学的传播和阅读来完成的。路遥自己的文学阅读和小说叙事，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可以说，自从阅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孙少平就不再是那个双水村的懵懂少年了。他的心飞离故乡，自此远矣！他知道，在远方，还有别样的人们，还有别样的生活。他有了自己的梦想和憧憬，也有了自己的焦虑和忧伤：

　　谁让你读了那么些书，又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一个大世界……如果从小你就在这个天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现在就会和众乡亲抱同一理想：经过几年的辛劳，像大哥一样娶个满意的媳妇，生个胖儿子，加上你的体魄，会成为一名相当出色的庄稼人。不幸的是，你知道得太多了，思考得太多了，因此才有了这种不能为周围人所理解的苦恼……[15]

　　他一个人独处这地老天荒的山野，一种强烈的愿望就不断从内心升起：他不能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地生活一辈子！他老是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他在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16]

他所阅读的“苏联书”彻底改变了他对生活的态度和想象。他不再满足于现在的生活，产生了走向“大世界”的强烈愿望，产生了告别故乡和旧生活的念头，萌生了到远方去追求新生活的冲动。

　　可以说，路遥对文学的热爱，他的写作经验的形成以及他笔下人物的心理变化和精神成长，都与苏俄文学有着密切联系。离开苏俄文学，路遥的文学意识和文学精神就不可能被完整而深刻地阐释清楚；他的创作方法和文学风格，也不可能清晰而充分地揭示出来。这是路遥研究应该关注的一个基本事实和重要问题。

二、苏俄文学的四大类型与路遥的接受原则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人们却很容易忽视苏俄文学的复杂性，倾向于对它简单地定性和笼统地评价。事实上，苏俄文学的构成是多样而复杂的，由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构成，由应答的文学与询唤的文学构成，由棉絮般柔软的文学与铁砧般坚硬的文学构成……在我看来，它至少可以分为四大类型：首先是体制内的文学，其中包括认同型文学和反思文学；其次是体制外的批判型文学和反讽型文学；再次是中间状态的“走第三条道路”[17]的文学；最后是很难归入上述三类的其他文学类型。

　　第一大类是体制内文学。这种文学有两个亚类，首先是认同型文学。这种文学是苏俄文学的主流，作家众多，产出量也大，在很长时间里，影响力也最大。这类文学中的代表性作家有格拉特珂夫、绥拉菲摩维支、阿·托尔斯泰、费定、潘菲洛夫、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富尔曼诺夫、列昂诺夫、冈察尔、西蒙诺夫、柯切托夫、阿札耶夫、邦达列夫、纳沃洛奇金等。作为认同现实的主旋律作家，他们积极接受时代的号召和要求，大都认同这样的观点：“国家的观点同时也是诗的观点。”[18]按照以赛亚·伯林的说法，这些作家大都属于“稳妥可靠、彻头彻尾的二流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冗长、符合要求、政治方向正确，诚恳，有时颇可一读，但总体上水平一般”[19]。这是一种激烈、高调的文学，鄙视一切温和、柔软的东西，鄙弃那种克制、内敛的态度，就像卢那察尔斯基在论及契诃夫时所说的那样：“在我们这里，他的微笑变成了讽刺的纵声大笑，他的悲伤变成了勃然大怒。”[20]这种文学讨厌柔和、宁静的色调，只喜欢那种坚硬、强烈的色调，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丽达对保尔所说：“看那天空，它是碧蓝的，你的眼睛也跟天空一样碧蓝。这样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灰色的，像钢铁一般的颜色。碧蓝的颜色——未免太温柔了。”[21]高度的热情，高亢地赞美，高声地诋诃，形成了这种文学猛烈、强劲的调性，也赋予它巨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其次是反思文学。在苏联体制内，有一些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反思精神的作家。这些作家并不是异端和反抗者，但一旦面对文学，他们就会按照内在原则和内心的要求来写作，表现出非凡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反思现实的激情。这类作家有肖洛霍夫、巴别尔、普拉东诺夫、皮里尼亚克、爱伦堡、格罗斯曼、特瓦尔多夫斯基、阿克肖诺夫、特里丰诺夫、沙米亚金、尼古拉耶娃、杜金采夫、田德里亚科夫、雷巴科夫、拉斯普京和阿列克谢耶维奇等。他们以“写真实”为原则，敢于触碰生活的阴暗面和人们内心的伤痕，具有积极干预生活的自觉意识。在这类文学里，产生了像《静静的顿河》《生存与命运》《锌皮娃娃兵》等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品和《解冻》《不是单靠面包》《多雪的冬天》《蜉蝣短命》《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等有影响的反思性作品。

　　第二大类是体制外的批判型文学和反讽型文学。这类作家人数不多，但影响力大，获得了全世界读者持久的关注和普遍的好评。代表性作家有扎米亚京、梅列日可夫斯基、蒲宁、索尔仁尼琴、曼德斯塔姆、左琴科、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什梅廖夫、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阿古尔斯基、西尼亚夫斯基、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沙拉莫夫、丘可夫斯卡娅等。他们几乎全都是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者，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尖锐的批判勇气，而且也都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善于提出人类生活的根本问题”[22]。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类作家的整体成就——无论是人格成就，还是美学成就——都是最大的，就像南斯拉夫作家米哈耶罗·米哈耶罗夫所说的那样，他们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意识，一种新的、全面的、深刻的意识形态”[23]。从文学价值和影响力来看，这类作家也特别值得重视，俄国文学专家司徒卢威甚至认为，扎米亚京“对苏联文学界的影响和作用，胜过了高尔基”[24]。事实证明，苏俄文学的荣耀与成就，主要是由这一部分作家支撑起来的。

　　第三大类是中间状态的“走第三条道路”的文学。属于这类的作家人数更少，但很受读者欢迎。这类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有帕乌斯托夫斯基、普里什文、亚历山大·格林、阿斯塔菲耶夫、弗拉基米尔·索洛乌欣、尤里·卡扎科夫、艾特玛托夫、特罗耶波尔斯基和鲍里斯·日特科夫等。这些作家大都属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走第三条道路”的作家。普里什文一生“生活在否定与肯定之间，有意识地想在文化中选择一条创造的道路”，1914年他写道：“我的天性，据我的认识，不是要否定，而是要肯定。”[25]几乎所有选择这条道路的作家，都具有一种肯定的天性。他们的态度温和、低调，通过对大自然和生命等伟大事物的赞美，通过对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感的探索，来表达对“神秘大自然”的热爱和敬畏，表达对一切生命的仁慈态度，甚至表达一种新的生命理念和生活哲学。

　　第四大类是难以归入上述三类的其他类文学。之所以特别开列这样一个类别，是因为有些作家，如高尔基、安德烈·别雷、布尔加科夫、恰科夫斯基和舒克申等人，思想太复杂，归入哪一类，似乎都不妥当。

　　那么，面对如此复杂的苏俄文学，路遥的阅读态度和接受原则又是怎样的呢？他的态度和原则很简单，那就是广泛地阅读、充分地吸纳。在对苏俄文学的阅读上，路遥没有偏见，也不排斥，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路遥没有对苏俄的正统文学抱一概否定的排斥态度，显得尤其难得。

　　路遥阅读苏俄文学作品的范围比一般读者要宽得多。他不仅阅读公开发行的作品，也阅读暗地里流传的作品，即所谓“黄皮书”和“内部读物”。从《平凡的世界》所引的“爱耐塞”歌谣可知，路遥所阅读的《白轮船》是由雷延中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内部发行”版。1982年1月6日，路遥在写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的信中，谈到了给《人生》起书名的事情：“我突然想起一个题目，看看能不能安在那部作品上，《你得到了什么？》或者不要问号。有点像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格式有点相似，但内涵大不一样。”[26]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197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属于“内部发行”的畅销文学读物（第一次印刷的印数是41601册，1973年第二次印刷的印数是52600册）。这部小说的名字，像托尔斯泰的《人靠什么活着？》、赫尔岑的《谁之罪？》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样，显示着独特的俄罗斯文学气质，很能刺激读者的好奇心，也很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难怪路遥会仿照它来给自己的小说命名。

　　路遥总能从自己阅读的作品里，找到可以吸纳和借鉴的东西。即便在那些几乎无足称道的二流小说甚至三流小说里，他也能从中发现优点，得到写作经验上的启示。例如，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人性视野狭窄、伦理态度僵硬、叙事方式简单，表现出对人和生活的教条主义理解，属于艺术价值不高的作品。然而，路遥却从这样的小说里看见了闪光点，发现了对自己有启发的地方。他认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整个世界密切相关的，互相折射的”[27]，所以，作家要在丰富的社会联系中塑造人物。他从柯切托夫的小说中，就看见了“好的工业题材的作品”的优点：“它是写工厂的，但是它的活动范围在全城，如《茹尔宾一家》和《叶尔绍夫兄弟》，这类反映工业题材的优秀作品，它在很大程度上把人物放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间，放在这个城市生活中间去表现，而社会生活也进入到工厂这个范围里去了。”[28]对一部时过境迁便无人问津的作品，他不仅读了，而且还能从中看见可取之处，这种人弃我取的接受态度，实在难能可贵。在80年代的青年作家中，几乎很难找到谁像路遥这样低调而认真地阅读和接受苏俄主流文学作品。

　　阿·托尔斯泰是一个很有才华但缺乏理智的作家。就像米尔斯基所批评的那样，因为“缺乏头脑”，“他的所有短篇小说均给人留下一种奇怪的逻辑混乱感”[29]。像他的短篇小说一样，《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也是一部思想浅薄、意义贫乏的作品。它讲述的是知识分子如何进行灵魂改造的故事，但缺乏真正的知识分子气质，无论对人性还是对生活的理解，都简单、幼稚，就像一个极度自信的画家，立志画一只气势威猛的老虎，怎奈人们从他的画上看到的却是一只胆怯而发呆的家猫。一位俄罗斯学者批评道：“小说的情节线索是十分做作的，到处露出马脚，但大家就是不说，继续玩‘经典作家’的把戏。”[30]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31]阿·托尔斯泰《1918年》中的这几句题词，貌似弘深，实则浅薄，既没有深刻的真理性内容，也缺乏伟大的伦理精神。它所表现的是一种对人性的乌托邦想象，也是一种非人性的人性改造理念：只有经历极端形式的磨难和考验，精神才能被升华到超凡入圣的境界。然而，它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纯净得不能再纯净”，是一幅虚幻的道德图景，也是几乎无人能达到的精神境界。作为极端性质的理念，阿·托尔斯泰的清水里泡、血水里浴、碱水里煮，显然属于典型的拉赫美托夫“钉毯”式的精神病态和极端行为。

　　然而，这样的极端理念，却给路遥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很大的想象空间。他从这部并不高明的作品里，独具只眼地发现了自己想看见的东西，即人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的艰难性。在路遥看来，“文学作品应该揭示的正应该是先进人物的这一过程……‘四人帮’时的英雄人物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降落的，完美到已不是人了”[32]。他从阿·托尔斯泰的题词里，获得了可以用来反思和否定“高大全”和“三突出”的启示：应该以严肃、切实的态度看待人，叙述英雄人物的精神成长，应该彻底攘除那种塑造“英雄人物”的幼稚观念和荒谬教条。事实上，路遥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彼处的“纯净得不能再纯净”的人性理念，与此间的“三突出”和“高大全”的文学理念，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路遥既能从二流和三流的苏俄文学作品中获得有价值的启示，也能从苏俄文学经典里发现值得警惕的教训。《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可以与《战争与和平》相颉颃的杰作。对这部气势恢宏、苍凉悲慨的史诗，路遥无疑是喜爱的。但是，他发现肖洛霍夫的这部小说“有特别辉煌的开卷和壮丽的结束，但中间部分却没有达到同样的成绩”[33]，这说明路遥有极高的悟性和求实的精神，在对苏俄文学的阅读和评价上，是认真、严格，而不是随便、草率的。

　　但是，就现有资料看，路遥对苏俄文学的阅读，似乎也存在不少盲区；他对苏俄文学经验的了解和吸纳，很难说是全面的。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处于聚光灯下的“正统文学”上，对那些常常被遮蔽的“异质文学”却关注不够。他对第二大类的文学作品，即体制外的批判型文学或反讽型文学，对那些给20世纪俄罗斯带来巨大光荣的作家，如扎米亚京、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格罗斯曼、曼德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和蒲宁等，都不曾齿及，更谈不到在自己的写作中将他们的精神和思想体现出来。

　　显然，路遥对苏俄文学的阅读，主要是感性和实用性质的，而不是理性和批判性质的。他只留意那些对写作有直接帮助的作品和经验，没有兴趣从学理上整体分析苏俄文学的成败得失，也没有兴趣通过个案来分析具体作家的创作情况。他的阅读围绕作品展开，很少涉及作家以及相关的外围问题。路遥对苏俄文学的阅读，循着一条目的明确的实用主义道路展开——吸纳苏俄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经验，用于自己的写作实践。

三、好文学与大文学：路遥所接受的苏俄文学影响

 

　　文学有好坏之分。好文学是形式优美、趣味雅正、情感健康的文学，是具有良好教养、充满热情和力量感的文学；坏文学则是形式粗糙、格调低下和精神畸形的文学，是充满内在残缺和严重危机的文学。抹平好文学与坏文学之间的界线，这是文学认知上懒惰的奥勃洛摩夫习气，是文学选择上平庸的犬儒主义。这类消极的创作和阅读态度，将会严重降低人们的文学鉴赏力和判断力，甚至会使人们在文学判断上良莠不分、美丑倒错、真假莫辨。

　　文学亦有大文学与小文学之分。文学之大小，并非从形式上来区分，而是以精神境界的大小来判断的。大文学是有大情怀和大格调的文学，是目标远大、精神崇高的文学，是具有深刻思想的文学。小文学则是与它相反的文学。

　　由于深受优秀的苏俄文学的影响，路遥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价值理念。他知道好文学与坏文学的分际在哪里，也知道大文学与小文学的区别。他崇尚严肃、热情而伟大的文学。在路遥谈论文学的各种形态的文本里，“伟大”是一个高频词，单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就出现了18次。在实践上，他也自觉地追求好文学与大文学的境界。

　　路遥从那些优秀的苏俄文学作品里，发掘出被自己同时代作家忽略的伦理价值和美学富矿，如利他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激情，崇高的美学精神和诗性的表现方式。同时，他还自觉地克服了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的狭隘和僵硬，不再用歧视态度对待任何人物，不再用傲慢而轻薄的语调展开叙述。他的写作有高尚的情怀，有对底层人民命运的关注，有对所有不幸者的同情。他强调作家对读者和社会的责任，强调劳动、诚实、理想主义对人和生活的意义。他有很强的现实感，也有很强的未来意识。在一个小文学泛滥的时代，路遥对伟大文学的崇尚和追求显得难能可贵。

　　诚实是优秀的苏俄作家写作的重要原则，坦率则是他们创作的基本态度。受这些作家的影响，路遥的写作态度不能容忍哪怕一丝一毫的虚假和做作。在写实性的文字和言论里，他真实而坦率地讲述自己的童年，讲述自己的孤独、无助和软弱，讲自己的自杀冲动，讲自己哭泣和流泪的情景。在小说里，他写生活的残缺和艰辛，写人生的困境和尴尬，写人物内心的屈辱和疼痛，显示出一种坦率的文学品格。有必要指出的是，路遥的坦率是一种有教养的表现，与中国当代作家“消极写作”[34]的病态心理迥然不同。路遥也不能容忍哪怕一丝一毫的轻佻和粗鄙。

　　路遥属于那种在价值观和人生哲学上具有成熟意识和健全精神的作家。他说：“我喜欢生活和艺术中一切宏大的东西。”[35]崇高和庄严是路遥文学气质上的突出特点。他关注的不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不是无聊琐碎的个人经验，而是一个时期最重要的问题，是与几乎所有人的精神生活相关的重要主题，例如人的自由和尊严、个人奋斗与责任伦理、现实需要与理想追求等。就此而言，他已极大地超越了同时代的很多著名作家。那些“消极写作”者只对近乎无意义的东西感兴趣，只对文学的表现方式和表现内容上的“微分”感兴趣。

　　具体地说，对路遥影响最大的俄罗斯古典作家是列夫·托尔斯泰；对他影响很大的苏俄作家则至少有四位：肖洛霍夫、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和尤里·纳吉宾。除了尤里·纳吉宾是1920年出生于莫斯科的都市作家，其他三位都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乡土作家。

　　肖洛霍夫对路遥的影响，是内在的和隐性的，是精神性和气质性的。早在他阅读柳青的《创业史》时，就间接地受到了肖洛霍夫的影响。因为，肖洛霍夫是柳青的精神导师之一。肖洛霍夫对路遥的影响主要在情感态度方面，对柳青的影响则主要在技巧形式方面。柳青在有限的意义上接受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影响，路遥则在全面的意义上接受了《静静的顿河》的影响。有学者指出：“肖洛霍夫的创作在艺术上给了柳青很大启示，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没有给他带来深刻影响。”[36]而肖洛霍夫不仅在艺术上启发了路遥，也在伦理精神上影响了路遥。

　　路遥先是经由柳青这个中介，后来是经过自己的直接阅读，汲取了肖洛霍夫的伟大经验。这种经验内在地体现于《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写作上。人们只看见了《人生》与《红与黑》的关系[37]，却很少有人看见它与《静静的顿河》的关系。格利高里是一个不顺从的人，高加林也有这样的性格。格利高里抛弃了娜塔莉亚，高加林抛弃了刘巧珍。格利高里在军事的战场上输掉了，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乡，不知道怎样的命运在等着自己；高加林则在人生的战场上输掉了，同样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乡，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就此而言，高加林既不是于连·索黑尔，也不是保尔·柯察金，而是黄土高原上的格利高里·麦列霍夫。高加林和格利高里都属于那种善良、多情、不安分而又缺乏坚定性的人，属于那种不甘屈服而又最终陷入困境的悲剧人物。无论他们做过什么样的错事，他们终究是让人同情甚至喜爱的人物。

　　如果说《人生》与《静静的顿河》在人物性格上的这些相似还只是外在的，那么作者对人物的包容和同情态度，对生活复杂性的充分理解和展示，则是肖洛霍夫与路遥更为内在的共同点。他们都是通过对人物和生活的复杂性的描写，来表现自己对人和生命的同情心和慈悲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平凡的世界》那种通过描绘苦难表现崇高感的叙事方式，苍凉而又温暖的叙事调性，也来自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一个人的遭遇》的影响。

　　那么，艾特玛托夫又在哪些方面影响了路遥呢？善是艾特玛托夫面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在《善战胜一切》一文中，他反复强调善良和人道主义对文学的意义。没有善的态度和人道主义的思想，任何作家都不可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因为，“当作家满怀这种思想之前，他很难找到对待自己的主人公的态度，也很难把自己的真理、自己的信念传达给读者”[38]。文学的本质和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于善，因为，“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从精神上使读者动情，不能丰富他的审美意识，激励他对善和恶的态度，也不管它描写多么有益、多么正确的东西，那都不是真正的艺术”[39]。

　　艾特玛托夫赞美大地和母爱，赞美善良而美好的人和事，赞美人在困境和压力下表现出来的坚韧和勇气。他对孩子和动物，对不幸的人，尤其同情和怜悯。他的态度细腻、温柔，对自己笔下不幸的人物，抱着一种宽容、理解和同情的态度，所以，他赞成查密莉雅跟丹尼亚尔为了爱情一起私奔。艾特玛托夫对待善的伦理态度，极大地影响了路遥。文学要着力发掘和表现善的东西，要让善的光芒照亮苦难的生活。这种积极的道德态度，帮助路遥克服了自己时代僵硬的道德法则和狭隘的道德意识。路遥对所有人物的善良态度，对那些性格复杂的人物的同情态度甚至兄弟般的关爱，也都与艾特玛托夫的影响有关。第一人称是艾特玛托夫喜欢选择的叙事角度，而景物描写则是他经常使用的技巧。他通过景物描写，将大地上的美丽物象、大海中的奇异景观引入自己的小说世界，并赋予它们以生命和感情。像艾特玛托夫一样，路遥在叙事方式上，也常常选择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展开；景物描写也是路遥小说很重要的修辞手段，他借此来强化小说的抒情化和诗意化的表现力。陕北高原上的山川万物，都在他的笔下获得了诗意和生命。艾特玛托夫将古老的民间歌谣引入自己的小说，赋予作品朴实的民间气息，也强化了小说的感染力。受艾特玛托夫启发，路遥意识到了民间艺术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引入陕北民歌，从而有效地强化了小说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艾特玛托夫的叙事调性温暖、感伤，字里行间流荡着略显凄婉的旋律，有时，甚至充满了浓浓的悲剧色彩。路遥小说的调性也是温暖的，有一些感伤意味，甚至也有着悲剧色彩，但感伤色彩和悲剧性没有艾特玛托夫作品那样强烈。

　　与艾特玛托夫比起来，拉斯普京是一位更有具体的现实感和尖锐的问题意识的作家，也是一个道德意识和宗教意识非常强烈的作家。拉斯普京关注生活的意义，认同并捍卫传统的伦理和价值观，致力于通过描写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反应，探讨那些根本性的伦理问题。在《告别马焦拉》中，他提出了很多至关重要的问题：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的人才算得上真正的人？家园和土地对人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最后的期限》里，他提出了这样的家庭伦理问题：人应该如何善待即将死去的亲人？对临终母亲的冷漠，到底反映着怎样的人性危机？在《活着，可要记住》里，他不仅控诉了战争，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应该如何在战争中承担责任？一旦放弃责任会受到怎样的良心审判？

拉斯普京：《告别马焦拉》，外国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那么，拉斯普京对路遥的影响体现在哪里？路遥从《告别马焦拉》中领悟到文学应该处理“新生活”与“老土地”的关系。他说：“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拉斯普京曾写了《告别马拉礁》（应为《告别马焦拉》——引者注），揭示的正是这一痛苦而富于激情的命题……我迄今为止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中。”[40]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感的重要命题。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当代作家没有学会如何处理“新”与“旧”的关系。受“拜新教”意识的影响，他们看不到“新”“旧”之间的亲缘性和继承关系，总是将两者对立起来，常常为了“新”而毁灭“旧”。而农村生活就曾被当作“旧生活”和“落后生活”的典型，受到尖锐质疑和批判。

　　拉斯普京的保守主义立场，给路遥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巨大的精神支持，使他有勇气用一种温情脉脉的态度来面对旧的生活，来认识和处理所谓“广大的落后农村”问题，最终使他明白，城市不应该鄙视和敌视农村；我们不应该通过嘲弄和丑化农村，来显示某种文明观念和进步观念：“城里人无权指责农村人拖了他们的后腿。就我国而言，如果没有广大的农村，也不会有眼下城市的这点有限的繁荣。”[41]值得注意的是，路遥不是通过想象将农村美化和诗意化的，也没有毫无原则地为其辩护，而是提醒人们应该公正、公平地对待农村，甚至要怀着感恩的心情对待农村。路遥是农村社会和农民阶层最真诚的代言人和辩护人。假如没有拉斯普京，他依然会对农村和农村青年表示深深的同情，但他的态度恐怕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坚定，认知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深刻。

　　几乎所有体制内的认同型作家，都是精神昂扬的理想主义者，作品中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尤里·纳吉宾都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家。他们的生活态度永远是积极的、利他主义的，就像纳吉宾短篇小说《我们四个人》中的波利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努力，要正确地、好好地去生活，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们……”[42]路遥的理想主义精神，与这两位作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只不过，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对路遥的影响，是抽象的和隐性的，而尤里·纳吉宾对他的影响，则是具体的和显性的，彰彰可见地体现在路遥小说里。

《纳吉宾短篇小说选》，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路遥的作品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不是谁压迫谁或谁服从谁的关系，而是一种积极、和谐的关系。也就是说，路遥的理想主义，是具有现实主义深度的理想主义，而他的现实主义，则是具有理想主义光芒的现实主义。他的理想主义叙事的力量和特点，充分体现在对田晓霞形象的塑造上。讲故事是小说家的基本功，路遥就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有趣的是，他笔下的田晓霞也很会讲故事。在《平凡的世界》中，田晓霞以自然、从容的方式，向孙少平讲述了发表在《苏联文艺》创刊号头条位置的短篇小说《热妮亚·鲁勉采娃》中的故事，一位女飞行员美好、感人的英雄故事[43]。纳吉宾所讲述的这个爱情故事，就像美国学者莫·弗里德伯格所评价的那样，“没有装腔作势的爱情描写，但却扣人心弦”[44]。

《苏联文艺》1980年第3期

　　热妮亚热情、乐观、勇敢、临危不惧，有着良好的意志品质。她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也懂得克制自己的冲动。她竟然给自己和所爱的人设计了一个浪漫的约会：“十年以后，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八点在大剧院正中间的通道里。”[45]她想用十年的时间，让自己和所爱的人都成为非凡人物。她从大学参加了空军，在与纳粹的空战中牺牲了。最后，小说中的“我”只能独自赴约。田晓霞的讲述平静而自然，却获得了使人惊心动魄的效果，让孙少平激动得“浑身微微地抖着”。田晓霞是热妮亚精神上的同时代人，所以很容易与她产生共鸣，也很容易产生同样的愿望和想法：

　　她把头埋在他胸前，深情地说：“两年以后，就在今天，这同一个时刻，不管我们那时在何地，也不管我们各自干什么，我们一定要赶到这地方来再一次相见……”

　　“一定。”他说。[46]

田晓霞与孙少平在古塔山上重聚的约定，是《平凡的世界》中最闪光、最美好、最感人的一个情节。田晓霞对热妮亚的模仿，并不是随随便便的游戏，而是出于真实的情感和思想。这是一种庄严的理想主义仪式。它具有特殊的时代色彩，但也反映着那一代人特有的理想主义激情。因而，它既是真实的，也是美好的。有必要指出的是，田晓霞的两年之约，比热妮亚的十年之约，更有现实感，体现着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热情的中国姑娘的务实性格。像热妮亚·鲁勉采娃一样，田晓霞也牺牲了。在可怕的水灾中，她为了救人而舍掉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少见的真实而美好、平凡而崇高的人物形象。在一个缺乏英雄和理想的时代，在一个平庸获得了全面胜利的时代，路遥的理想主义叙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苏俄文学的一个巨大优点，就表现在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上。它继承了俄罗斯古典文学反对平庸的传统，以一种强烈的道德热情，赞美战胜怯懦和苟且的进取精神，赞美利他主义的牺牲精神，赞美无所畏惧的英雄主义精神。对那种严重平庸化的文学来讲，苏俄文学在伦理精神上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力量，无疑具有解毒剂的作用。路遥积极地、创造性吸纳了苏俄文学的经验。像那些优秀的苏俄作家一样，他既以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严肃地反映现实，也用理想主义之火热情地照亮现实。就这样，路遥将自己的文学提高到了庄严、美好的大文学境界，他和他笔下的人物，将长久地赢得读者的信任和热爱。

注释

[1] 在我看来，“苏联文学”几乎是一个政治概念，意识形态色彩很浓，更适合用来概括和命名体制内的主流文学；“苏俄文学”则是一个文化概念，具有更强的包容性，适合用来描述和阐释苏俄时期多种样态的文学现象。所以，本文选择使用“苏俄文学”这个概念。

[2] 魏理辑译：《托尔斯泰论文学》，《苏联文艺》1980年第3期。

[3][4]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页，第1481页。

[5] 《为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本报举办“感谢苏联文学对我的帮助”征文启事》，《文艺报》1957年第20期。

[6][8] 《文艺报》编辑部编辑：《感谢苏联文学对我的帮助》，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第116页。

[7] 白思鼎、李华钰编：《中国学习苏联（1949年至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54页。

[9][14] 李建军：《重估俄苏文学》上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年版，第9—10页，第9页。

[10] 《编者的话》，《文艺报》1957年第35期。

[11][15][16][43][46]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2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页，第90页，第92页，第404—406页，第406页。

[12][13]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1部，第11—12页，第12页。

[17][25] 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页，第330页。

[18] 阿札耶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第3部，谢素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80页。

[19] 以赛亚·伯林：《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潘永强、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20] 卢那察尔斯基：《安·巴·契诃夫在我们今天》，《论文学》，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39页。

[21]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22] 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1917—1977）》，浦立民、刘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页。

[23] 米哈耶罗·米哈耶罗夫：《非意识形态的荒谬》，《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景凯旋编译，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

[24] 薛君智：《英美的苏联文学研究》，北京大学俄语系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译：《西方论苏联当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页。

[26] 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殒的星》，《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27][28][33][35][40][41]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页，第386页，第308页，第377页，第304页，第304页。

[29] 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下卷，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页。

[30] 转引自李辉凡：《苏联文学史：问题、争论》，《苏联文学》1990年第2期。

[31] 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2部，朱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32] 路遥：《东拉西扯谈创作（二）》，《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页。

[34] “消极写作”是我2002年在批评贾平凹的《怀念狼》时提领出来的一个概念。我用它来界定当时颇为流行的写作模式。“消极写作”有这样一些特征：缺乏现实感和真实性；把写作变成一种消极的习惯；缺乏积极的精神建构力量；在艺术上粗制滥造（参见李建军：《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再评〈怀念狼〉兼论一种写作模式》，《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超越消极写作》，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155—163页）。

[36] 王鹏程：《〈创业史〉的文学谱系考论》，《马尔克斯的忧伤：小说精神与中国气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25页。

[37] 例如，李继凯就指出：“司汤达的《红与黑》的营养不仅进入了《人生》，而且也进入了《平凡的世界》。”（李继凯：《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文艺争鸣》1992年第3期）

[38] 艾特玛托夫：《善战胜一切》，王云和译，《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编：《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231页。

[39] 艾特玛托夫：《艺术技巧问题》，陈学迅译，《文学与艺术》，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等译，华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6页。

[42] 纳吉宾：《我们四个人》，李未青译，《纳吉宾短篇小说选》，张孟恢等译，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99页。

[44] 莫·弗里德伯格：《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文学》，展凡、陈贵婴译，《西方论苏联当代文学》，第153页。

[45] 纳吉宾：《热妮亚·鲁勉采娃》，查意楞译，《苏联文艺》1980年第1期。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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