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笑石︱湖边的先祖：明刊《石湖志》图绘的乡族势力与地缘策略
《石湖志》刊《莫氏庆寿图》 明 木刻版画 版框 23.4×13.6cm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7期，责任编辑王伟，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明代《石湖志》由莫震、莫旦父子编撰，书中刻绘的多幅版画都与莫氏家族紧密相关，其中最具家族属性的《莫氏庆寿图》描绘了弘治元年（1488）一次真实发生的寿宴，图像没有忠实再现事件本身，而是将其改造为一幅隐含祭礼意味的家族群像。《石湖志》还刊有多幅与祭祀相关的插图，它们与《莫氏庆寿图》一道，共同勾勒出莫氏家族在地方社会构建自身形象与乡族势力的历史图景。莫氏所在的“地方”呈现多元面貌：吴江县、绮川、石湖。对《石湖志》插图的剖析，有助于深入探讨个人与家族如何借助图像进入不同维度的地方史，反思乡族、地方社会与地方史书写的繁复关系，以及跨政区的地方认同问题。
在现存历代方志中，明弘治年间刊印的《石湖志》是较早重视图像叙事功能的一部志书[1]。该书最初由莫震编纂，后由莫旦增修定稿并付梓于世。书中刻有一幅《莫氏庆寿图》（题图），展现了吴江县莫氏家族为莫震贺寿的场景。图中寿星端坐上首，身侧榜题为“由庵，同知致仕，八十”。据《石湖志》记载：莫震，号由庵，官至延平府同知，六十二岁致仕里居[2]。结合榜题，可知《莫氏庆寿图》描绘的是莫震八十大寿时的情形。
此次庆寿活动不仅绘有图像，还记以文字，图与文共同刊载于《石湖志》。据《石湖志》之“奉政大夫福建延平府同知致仕由庵先生莫公震”一条：
弘治戊申，寿登八十，而从弟䢮寿亦如之，奉诏着仕服。从姪宏以训导致仕，年六十二，而旦亦年六十。诞日开宴，孙曾满前，亲友毕集，皆歆艳焉。[3]
作为当地的官宦世家，莫震及其家族的确令人“歆艳”。家族始祖本居湖州，自宋代徙居苏州府吴江县，仕宦者在宋代有广德知军莫子文，在明代有户部左侍郎莫礼、延平府同知莫震、南京国子学正莫旦、湖广安陆县学训导莫宏、训导莫潜[4]。其中莫旦、莫宏和莫潜分别为莫震的子、侄、孙，三人都出现在《莫氏庆寿图》中，各自榜题为“男旦，斈正”“姪宏，训导”“孙潜，生员”（此时莫潜尚未为官）。除却几位家族骄子，图中还有多人前来祝寿，他们占据厅堂各个角落，甚至延伸至庭院，显示出庆寿活动的盛大与隆重。
然而，《莫氏庆寿图》所绘盛况与《石湖志》文本中的“亲友毕集”有所不同。除了侍从，图中成年男性皆以榜题标注身份，可知都是莫氏家族成员，随侍的女性和儿童亦应同属族中亲眷。因此，《莫氏庆寿图》没有描绘任何参加寿宴的友人。为何《莫氏庆寿图》与《石湖志》记载的文本存在出入？如何看待它在一部方志中的图绘意义？从《莫氏庆寿图》到《石湖志》其余插图，本文将揭示莫氏家族如何借助图像彰显自身形象、社会地位与地方认同感[5]。
一、作为家族群像的《莫氏庆寿图》
需要承认的是，《莫氏庆寿图》与《石湖志》相关文本的大部分描述相符。图中莫䢮拱手坐在寿星莫震的下首，头戴乌纱帽，身着官袍，榜题为“弟䢮，寿官”。比较前文所引《石湖志》的庆寿文本，其首句称“弘治戊申，（莫震——引者注）寿登八十，而从弟䢮寿亦如之，奉诏着仕服”，说明莫䢮和莫震同年出生，弘治元年莫震八十寿辰，恰好莫䢮也年满八十，并被天子赐予冠带。因此《莫氏庆寿图》中的莫䢮和莫震一样着官员冠服，榜题称之为“寿官”[6]。
《石湖志》记载的“从姪宏以训导致仕，年六十二，而旦亦年六十”以及“诞日开宴，孙曾满前”也被《莫氏庆寿图》如实描绘。“从姪宏”指莫䢮之子莫宏，他以湖广安陆县学训导致仕[7]。在《莫氏庆寿图》中，莫宏手捧杯盏，身侧题有“姪宏，训导”。文本中的“旦”即莫震长子莫旦，他和莫宏在图中分侍于香几左右。至于“诞日开宴，孙曾满前”，《莫氏庆寿图》将其描绘为厅堂右侧莫震的孙子莫潜和厅堂左侧的孩童（榜题“曾孙四人”）。
除将友人减省外，《莫氏庆寿图》几乎完整刻绘出《石湖志》关于莫震八十寿诞的文字内容，并且还透露出许多文本未曾记录的信息。该图遵照礼节，将家族成年男性分作三个层次，每层之间留有一定空间。第一层最为尊贵，即坐于厅堂上首的莫震与莫䢮。除他们二人外，其他人或行或立，皆无座位。第二层靠近两位长辈，可视作承上启下的核心层，从左至右分别是莫震长子莫旦（“男旦，斈正”）、莫䢮之子莫宏（“姪宏，训导”）、莫震仲子莫昊（“男昊，生员”）和莫震孙子莫潜（“孙潜，生员”）。第三层立于最外围，分别为“曾孙四人”“姪孙，义官”“壻蒋康”“壻盛会”“壻陈晋”“壻盛早”“孙壻赵宽，刑部郎中”，可知他们是莫震的曾孙、侄孙、女婿与孙婿。显然，这三层布局以寿星莫震为基准，将男性亲眷按照辈分和亲疏关系排序，体现出有意安排的位序逻辑。
如此看来，《莫氏庆寿图》是有意略去参加宴会的友人，才造成图、志（记载）不符的情况。省略外姓友人的做法意味着，这不是一幅旨在还原真实庆寿活动的插图，而是具有家族伦理色彩的群体肖像画。
值得注意的是，《莫氏庆寿图》并非寻常的家族群像[8]，其中绘有多位女婿与孙婿——“壻蒋康”“壻盛会”“壻陈晋”“壻盛早”“孙壻赵宽，刑部郎中”。这些外姓亲属在图中的位置意味深长。一方面，他们立于堂下，与厅堂内的众人保持一定分割性。另一方面，厅堂内外的两个群体依靠阶上的莫震侄孙进行连接，又形成一个更完善的家族结构。为了遵循莫氏家族的内部秩序，作为外姓人的女婿与孙婿似乎理应处于图中人群的最外层。然而，如果考虑到人物的社会身份，会发现这种位置安排强化了家族内部与外部社会之间的张力。根据榜题，孙婿赵宽为刑部郎中，官居五品[9]，在整个画面中品级最高。但他紧贴院墙，却是莫氏家族群像中最边缘的人物。此时，赵宽在社会上的政治权威让位于他在莫氏家族的身份等级，因而在《莫氏庆寿图》中无法获得更重要的位置。赵宽的站位进一步表明，《莫氏庆寿图》注重表现家族内部的世系次第。
这种价值偏向很难适用于家族之外更广阔的社会空间，而《莫氏庆寿图》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宗族环境予以支持，使家族秩序更具合理性。图中的厅堂匾额揭示出莫氏庆寿的地点——寿朴堂。据《石湖志》记载，寿朴堂始建于元代初年，创建者为莫震的曾祖莫諟，因堂前种有朴树而得名[10]。这是莫氏家族最引以为傲的厅堂，围绕寿朴堂留下不少名人翰墨与绘卷。例如明代沈周、吴宽等人曾为寿朴堂题诗著文，另有中书舍人詹希元手书“寿朴堂”匾[11]，以及传为谢环绘制的《寿朴堂图卷》（图1）[12]。与《莫氏庆寿图》不同的是，《寿朴堂图卷》重点描绘朴树，寿朴堂被简化为一座茅亭。《莫氏庆寿图》虽也将朴树的盘根错节和枝繁叶茂展露无遗，但更强调寿朴堂的体量：厅堂屋檐高于朴树顶端，建筑占据更多画面。《莫氏庆寿图》通过重点描绘寿朴堂，表明这是一幅展现家族成员在家族重要空间举办盛大活动的图像。
图1 （传）谢环 《寿朴堂图卷》（局部） 明 纸本水墨 25×98cm 四川博物院藏
以上图像细节说明，省略前来祝寿的友人并非无心之举。画家择取真实事件的部分片段，以家族秩序作为组织画面元素的内在逻辑，将《莫氏庆寿图》有意塑造为一幅莫氏家族群像。此种描绘方式有何深层意图？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求。
二、为逝者庆生
为了探讨《莫氏庆寿图》的潜在意涵，需要分析图中的核心层人员，即莫旦、莫宏、莫昊和莫潜。这四人不像其他人那样拱手而立，吸引着画面人物和画外观者的视线。莫旦与另三人相对，左袖拢在胸前，露出右手。莫宏、莫昊和莫潜则分别持有杯盏、执壶和馔盘。由于莫昊手持细颈执壶，可以判断为酒壶，而莫宏托举的是酒盏。莫宏的躬身幅度最大，手臂前伸，因而成为最具动态的人物。在以祝寿为主题的《莫氏庆寿图》中，莫宏敬酒的动作也由此成为画面焦点（图2）。
图2 莫氏庆寿图（局部）
明代许多画作都描绘了祝寿敬酒，可与《莫氏庆寿图》的敬酒方式进行对读。以戴进《归田祝寿图》（图3）为例，辞官还乡的端木智坐于厅堂，在他面前，一人执细颈酒壶，一人奉酒盏。图中的敬酒环节并未出现在图卷前的寿序中，体现出画家的个人构思。此类现象在晚明也很常见。陈洪绶《祝寿图》（图4）仅题“枫溪陈洪绶写寿”，并无他言，但有一名小女子手捧莲花杯从直颈敞口壶中冒出，向一位男性祝寿敬酒。萧云从《离骚图》有“彭铿斟雉，飨帝寿长”一图（图5），绘尧帝端坐、彭祖献上雉羹，还有一名更靠近尧帝的女子，敬献一件三足酒爵；不过图后文字全然未提到敬酒祝寿，敬酒元素是由画家主动增添。以上图像与《莫氏庆寿图》一样，将未见于文本的敬酒环节作为画面焦点，但图绘的敬酒方式却有很大区别。《归田祝寿图》《祝寿图》与《离骚图》中的敬酒者距离寿星很近，因此敬酒对象明确指向画面中的寿星——端木智、长髯男子和尧帝。反观《莫氏庆寿图》，莫宏距离坐在主位的莫震较远，二人之间还隔着高脚香几。莫宏的上半身和手臂朝向画面左侧，面部和两只脚尖则偏向厅堂左下角，似在朝着距他更近的莫旦行进[13]。根据莫宏在图中的身姿和位置，很难判定他是否在向寿星莫震举杯敬酒。莫宏更像要将酒盏递向莫旦，而莫旦露出右手，与莫宏形成呼应。
图3 戴进 归田祝寿图（局部） 明 绢本设色 40×50.3cm 故宫博物院藏
图4 陈洪绶 祝寿图（局部）明 绢本设色 129.1×53.2cm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图5 萧云从 《离骚图》之“彭铿斟雉，飨帝寿长” 1645 木刻版画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事实上，若莫氏家族只选一名代表为莫震敬酒祝寿，莫旦才是合理人选，而非莫宏。论尊卑，莫宏虽属家族中为数不多的官员，但他所担任的安陆县学训导为流外官，未入九品；而莫旦为南京国子学正，官居九品[14]。论亲疏，莫宏是莫震从侄，而他身旁的莫旦是莫震长子，描绘敬酒时不应舍直亲而择旁亲。不论从图中人物的姿势位置、社会身份还是亲疏关系看，都没有莫旦旁观莫宏向寿星敬酒的道理。
为了解释《莫氏庆寿图》的敬酒图式，需了解常见于明代祝寿语境的礼仪概念——献爵。献爵即敬酒，爵代指酒器。前文所述《离骚图》就将祝寿酒器绘作三足酒爵，不过该图对献爵的描绘流于表面，并未涉及具体仪节。明万历年间的《程氏墨苑》则表现得更为丰富，书中有一块墨饼图样（图6），一面绘三件三足爵，另一面篆书“父乙爵”三字。图后附文《父乙爵将进酒》，从内容看，实为三段贺寿祝辞。《程氏墨苑》展现了如何在祝寿敬酒时借用最基本的献爵仪节——三献爵和三祝——即敬酒三次，每次献一爵并配以一段贺寿祝辞。
图6 程大约 《程氏墨苑》之“父乙爵将进酒” 明 木刻版画 版框24.3×15cm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莫氏庆寿图》虽未将祝寿酒器绘作三足爵，也未表现三献爵与三祝，却呈现出更复杂的献爵意涵[15]。在官方礼典中，礼仪的执行需要许多辅助角色，这类人被称为执事者。以明代品官祭祖为例，在献爵前的进馔环节就已需要多名执事者托奉食盘；到了献爵环节，执事者还承担斟酒等准备工作[16]。执事者负责奉食、注酒、传递并摆放酒盏，确保繁复的仪式井然有序、庄严肃穆。《莫氏庆寿图》中的持杯者莫宏、执壶者莫昊和奉盘者莫潜，其角色可能类似于参与酌献和进馔的执事者，而露出右手的莫旦更像准备就绪的献爵者。
考察莫旦、莫宏、莫昊和莫潜在图中的方位，也与献爵者和执事者在祭祖时的站位相仿。寿朴堂应为一座坐北朝南的厅堂，莫旦靠近厅堂南端的台阶，与北端的寿星莫震隔着一座高脚香几，在他东侧侍立着核心层的其余三人（图7）。《大明集礼》刊绘的品官祭祖家庙图也是类似布局（图8）。该图以阶为界（“阼阶”和“西阶”），上下划分出祠堂内外两个空间。献爵者同时也是祭拜者，应处于堂内南端靠近阶的“主人拜位”，与祠堂北端的先祖神位隔着一座香案。这幅家庙图未标明执事者在献爵时的位置，但堂内东南角设有献爵所需器物，包括“酒注”“盘盏”与“酒”。结合前文所述执事者的角色，他们应在祠堂东南角准备献爵物品，再走向献爵者所处拜位，辅助酌献。在莫震、堂内香几、莫旦和其他核心层人员之间连线，再以同样方式处理上述家庙图中的对应人员和器具，会形成非常相似的三角形结构。
图7 莫氏庆寿图（局部）（作者标注）
图8 《大明集礼》之“家庙图” 1530 木刻版画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作者标注）
再看莫旦和其他核心层人员的朝向，也类似于祭祖献爵时的献爵者和执事者。《大明集礼·品官享家庙仪》之“酌献”一条记录了献爵程序，由于祀主众多而仪节基本相同，本文仅引用为高祖考妣献爵的部分：
主祭奉高祖考盘盏，位前东向立，执事者西向斟酒于盏，主祭奉之奠于故处。次奉高祖妣盘盏亦如之。奠讫，位前北向立。执事者二人举高祖考妣盘盏立于主祭之左右。主祭跪，执事者亦跪。主祭受高祖考盘盏，右手取盏祭之茅上，以盘盏授执事者反之故处。受高祖妣盘盏亦如之。[17]
首先，主祭即献爵者面朝祠堂东侧，执事者面朝西侧为他斟酒。献爵者再面向北侧的神位，将酒盏奠于神位处。之后献爵者保持北向立，执事者取回酒盏，一同跪拜。献爵者祭酒后，再由执事者将酒盏放回神位。《莫氏庆寿图》虽未描绘如此繁复的流程，但莫旦和莫宏等人分别符合献爵者和执事者在献爵伊始时的朝向，莫旦和献爵者一样“东向立”，莫宏等人如“执事者西向”。
倘若将《莫氏庆寿图》的祝寿敬酒与祭祖献爵相对应，就能比较合理地解释莫宏持杯和友人消失等原因。手持酒盏的莫宏像在扮演一名执事者，而莫震的长子莫旦才是真正向寿星敬酒的人，他露出右手，等待从莫宏手中接过酒盏。以祭祖献爵的方式描绘祝寿敬酒，还可以解释为何图中官阶最高的赵宽无法进入厅堂。有学者研究，明代出嫁女子已加入夫宗，因此不得参与父宗的祭祖活动[18]。女儿与孙女尚且不能参加，遑论女婿与孙婿？《莫氏庆寿图》将姻亲置于堂外，又剔除外姓友人，可能也出于对祭祖仪式的模仿，以更贴合家礼的氛围。
可是《莫氏庆寿图》的题材是庆贺长辈高寿，何故借鉴已逝先祖的祭奠仪式？考察《石湖志》的成书过程，《莫氏庆寿图》的刊印时间应在莫震去世之后。莫震逝于八十寿诞的次年（1489）仲冬，而《石湖志》“科贡”一条记录到弘治十二年，即1499年，这也是书中出现的最晚年份[19]。所以《石湖志》至少在莫震去世十年后才能成书，刊刻出版当更晚。从这个角度看，《莫氏庆寿图》是一幅为逝者庆生的图像，融合了莫氏家族为莫震庆寿和祭奠的双重意味。
三、作为《石湖志》插图的《莫氏庆寿图》
既然《莫氏庆寿图》是一幅带有家族私密性和祭祖色彩的版画，那么如何看待它在《石湖志》中的图像意义？这部志书的插图集中在卷一，除了《莫氏庆寿图》，还绘有御书“石湖”、山水、村落等公共空间以及先贤像赞（表1）。
如表中所示，《莫氏庆寿图》是《石湖志》中唯一展现家族空间及家族活动的插图。为何在地方志书中会刊印一幅家族图像？这与《石湖志》的编撰性质密切相关。《石湖志》由莫震及其长子莫旦编写，是一部私撰志书，难免夹杂个人色彩[20]。在《石湖志》中，最具作者私人特质的就是《莫氏庆寿图》。究其初衷，应是莫旦在增补先父遗著时，决定以父亲为主角制作一幅隐含祭祀意味的家族群像，表达对《石湖志》最初的编纂者莫震的纪念与祭奠。
不过，《石湖志》的私撰属性还不足以解释《莫氏庆寿图》作为《石湖志》插图的存在意义。在图像主题上，这幅家族群像和书中的多幅插图存在一定共同之处，需要进行整体解读。
相较《莫氏庆寿图》的委婉表达，《石湖志》中还有三组插图直接与祭祀莫震相关，分别为《石湖乡贤祠图》（图9）、十三幅先贤像赞中的莫震像赞（图10）和《绮川亭图》（图11）。其中《石湖乡贤祠图》呈现比较完整的祠祀环境，绘有祠堂、园景以及前来游览和祭拜的士绅。祠堂题匾为“石湖乡贤祠”，堂内设有香案，置一炉二瓶，为祭祀时典型的三供组合。案前供奉十三块神主，最右为莫震——“大明进士奉政大夫福建延平府同知致仕由庵先生莫公震”。考查众神主位次和称谓，俱与《石湖志》卷二“石湖乡贤祠”以及卷四“乡贤”所记相同[21]。值得注意的是，石湖乡贤祠建于弘治七年[22]，祠堂内供奉神主而非塑像。这顺应了当时江浙地区乡贤祠的革新风潮[23]。
图9 《石湖志》 刊 《石湖乡贤祠图》
图10 《石湖志》刊《大明进士延平府同知莫公像》
图11 《石湖志》刊《绮川亭图》
对应《石湖乡贤祠图》中的十三位名贤神主，《石湖志》还绘有十三幅先贤像赞。像赞的称谓从简，不如祠堂神主名称完整，但胜在展现清晰的人物仪容。同《莫氏庆寿图》中的形象一样，莫震肖像亦身着官服（图10）。其像赞列于众多先贤最末，与他在石湖乡贤祠和《石湖乡贤祠图》中的位序相同。他的赞辞由其孙婿赵宽撰写，文末特别提到莫震受飨于乡贤祠：“令终祠乡贤而飨蒸尝者也。”[24]不少学者指出，父祖入飨乡贤祠是地方家族在本地权势地位的重要体现，能够赋予家族“巨大的权威力量”[25]。因此，可以理解为何莫氏亲眷对莫震入祀石湖乡贤祠抱有强烈的自豪感。
而在莫震入祀石湖乡贤祠的前一年，石湖地区已有另一座祠庙先行奉祀莫震，《石湖志》也绘有这座祠堂的图像。可惜插图已残损，没有任何神主和题匾信息，仅存右侧对联“洁祠宇而荐苹叶，敬仰英灵之如在”，表明图中建筑的祠堂属性（图11）。据《石湖志》卷二“祠祀”一栏，石湖地区仅记两座祠堂，一为石湖乡贤祠，另一座为绮川亭：
绮川亭，在莫舍村，范文穆公别墅之一也。洪武中里人莫芝翁建奉文穆及广德知军莫子文二位。久废，弘治六年吴江金知县洪重建，增奉文穆而下乡贤共一十二人，有记刻石。[26]
绮川亭最初为宋代范成大的别墅之一，位于莫氏家族世代居住的莫舍村，故而莫舍村又名“绮川”[27]，莫氏家族亦称“绮川莫氏”[28]。明洪武年间，绮川亭由莫震的曾祖莫諟（号“芝翁”）改建为祠堂，奉祀范成大与莫家先祖莫子文。弘治六年，吴江知县金洪又增设十人，其中最后一位祀主为莫震[29]。由于《石湖志》仅录石湖乡贤祠和绮川亭两座祠祀，书中残缺的祠庙图像应为《绮川亭图》。根据绮川亭的奉祀信息，《绮川亭图》应同《石湖乡贤祠图》一样绘有莫震的神主，并且处于图中众多神主的最右端。
莫震以神主或像赞的形式出现在《石湖乡贤祠图》《绮川亭图》和先贤像赞，为理解《莫氏庆寿图》的图像意义增添新的视角。《莫氏庆寿图》中的莫震是庆寿事件的主角，他位于厅堂上首，左手扶腰带，右手置膝上，以明代表现尊者的图式化坐姿接受族人礼拜，俨然一幅家族领袖的模样。而在《石湖乡贤祠图》《绮川亭图》和先贤像赞中，莫震以国家官员和地方精英的面貌反复出现，并与前代名贤共同享有被祭飨和瞻仰的权力，只是他作为最后入祠的地方乡贤，其神主和肖像只能位列最末。在《石湖志》中，作为一族之长的莫震与作为地方先贤的莫震遥相呼应，这些莫震的形象连接起莫氏家族空间与地方祠祀空间，在家族内部秩序与地方权力场域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因此，《石湖志》中的《莫氏庆寿图》不仅仅是一幅独立的家族群像，还与其他插图构成互文关系。凭借这些带有祭祀色彩的图像，《石湖志》呈现出绮川莫氏凭借逝去的先祖从家族走向地方的象征图景。
四、湖边的先祖
莫氏家族所走向的“地方”，主要涉及绮川和石湖两个区域。石湖地区包含绮川，但二者并非简单的从属关系。从区划属性看，绮川即莫舍村，“属范隅乡一都八图”[30]，受吴江县范隅乡管辖，更贴近行政区划。石湖作为太湖支流，其本质是自然地理空间，空间内的聚落分布具有跨政区特征。据《石湖志》“总叙”之“石湖”一条：
北属吴县灵岩乡界，南属吴江县范隅乡界，盖两县交会之间也。[31]
石湖北接吴县，南接吴江县，湖边土地分属异县的两个乡域，位置关系可参考明正德元年刻《姑苏志》之《本朝苏州府境图》（图12）[32]。具体而言，石湖地区仅包括《石湖志》“乡都”一栏所刊载的吴县灵岩乡一都和吴江县范隅上乡一都[33]。
图12 《姑苏志》刊《本朝苏州府境图》（局部） 明 木刻版画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石湖志》“祠祀”一栏只记载了绮川亭和石湖乡贤祠，便是出于石湖地区特殊的地理属性。限于《石湖志》对乡都范畴的界定，只有位于吴县灵岩乡一都和吴江县范隅上乡一都的祠祀才能入选这部志书，而两县之内更具官方属性的庙学乡贤祠以及其他著名祠庙皆被排除在外。最终，只有吴县的石湖乡贤祠与吴江县的绮川亭膺选其中。
虽然《石湖志》所刊载的两座祠祀分属两县，莫氏家族却在这两处都占据明显优势。石湖乡贤祠中，13位“乡贤”中仅有5名吴县人，另8名为吴江县人，吴江人中又以绮川人、尤其绮川莫氏为重；祠内共有4名莫氏族人，占祠祀总人数近三分之一。而绮川亭的12位先贤中，只有范成大属于寓居名贤，其余俱为绮川本土乡贤，其中共有5位来自绮川莫氏，人数约为总人数的42%，几乎独占绮川亭半壁江山[34]。如前文所述，乡贤祠是地方势力竞逐的权力场。单从这两座乡贤祠的入祀情况看，绮川莫氏实乃石湖地区首屈一指的著姓望族。
因此，作为莫氏私撰方志的《石湖志》十分注重石湖地区的祠祀图像，尤其强调对石湖乡贤祠的刻画。除了《石湖乡贤祠图》和13位乡贤像赞，书中的《石湖山水图》（图13）也与石湖乡贤祠有关，这座祠堂靠近画面中央，成为石湖地区的核心地标。参照莫旦早先编纂的另一部志书，可以进一步证明莫氏家族对石湖乡贤祠的重视。莫旦于弘治元年出版的《吴江志》已刊载过一幅《石湖山水图》（图14），此时尚未创设石湖乡贤祠，图像重点展现群山和湖水，通往石湖乡贤祠的行春桥位于画面右侧靠近边缘处。而在石湖乡贤祠建立后，莫旦眼中的石湖景观发生改变，他将行春桥和石湖先贤祠放在《石湖志》刊《石湖山水图》的画面中心。莫旦在刊刻《石湖志》时特意扭转了石湖山水图像的最初构图与观看视角，以凸显莫氏家族与石湖乡贤祠在石湖地区的核心地位。
图13 《石湖志》刊《石湖山水图》
图14 《吴江志》刊《石湖山水图》 1488 木刻版画［《中国方志丛书》， （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
与石湖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绮川莫氏在吴江县域的社会影响。仍以地方祠祀为例，除却绮川亭，吴江县内的祠庙少有祭飨莫氏先祖的情况。据弘治元年《吴江志》，仅莫震的父亲莫辕一人入祀吴江县学乡贤祠[35]。其时该祠共祀15人，明人有四，莫氏先祖能名列其中已十分难得。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族中再无人入祀本县祠庙。直至明嘉靖年间，莫旦入祀吴江县学乡贤祠，但莫辕已不再受飨于此[36]。从祠祀情况看，绮川莫氏在吴江县、绮川和石湖地区的地位差别太过悬殊，显然莫氏家族在绮川和石湖更具盛名。这也说明莫氏家族势力主要植根于县级以下的基层社会，难以在本县及更上层政区进行拓展。
为了向外扩大家族声望，莫氏“另辟蹊径”，秉持跨县域的发展策略。至迟从莫震62岁致仕返乡起，他已在有意识地塑造“石湖人”的地方身份。莫震先仿照古人兰亭集会与香山九老会，组建石湖叙情会，又写下《石湖叙情会诗序》：
予归石湖，择亲友之贤而有礼者，相与结为叙情之会，每月会于一家……皆石湖人。[37]
为了更贴合“石湖人”身份，绮川莫氏必然要走出吴江县，涉足吴县地域。莫震生前游走于石湖地区的集会活动，逝后还进入吴县的石湖乡贤祠，接受两县士庶祭拜。《石湖志》作为莫氏父子的私撰方志，不仅刻绘石湖地区重要景观（御书碑、御书亭、石湖乡贤祠），还图绘出莫氏族人身处其间的踪迹，将家族史融入石湖地区的地方史。通过聚会、入祠与修志，绮川莫氏从人物、空间、历史三方面实现了家族的跨县策略。
如此复杂的策略得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南宋御书“石湖”碑提升了石湖一带的地方认同感与文化凝聚力。御书“石湖”二字为南宋孝宗手书并赐予范成大，范氏刻碑初置范村重奎堂，后世将其移至石湖湖畔，并设御碑亭[38]。《吴江志》与《石湖志》刊《石湖山水图》均绘有御书亭，表明御书亭是不可或缺的石湖地标，《石湖志》刊图更将御书亭放置在画面核心处。不仅如此，除了祠祀图像和《莫氏庆寿图》，《石湖志》其余插图皆与亭内御书碑相关。《石湖志》卷一先绘《御书石湖》，展现御书形象；再绘《石湖山水图》《范村图》，分述此碑在明代与宋代的不同位置；随后为《石湖乡贤祠图》《绮川亭图》两幅祠祀图像；再次绘《宴集图》《莫氏庆寿图》，其中《宴集图》的活动地点即御书亭，亭内石碑刻有“皇帝御书”“石湖”字样；最后为石湖乡贤祠祀的名贤像赞。御书碑与御书亭是石湖地区获取独立文化身份的重要物证，理应在《石湖志》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据莫旦《石湖乡贤祠记》，该祠的创建缘由便是吴县县令史俊发现御书碑、重修御碑亭，次年接任的知县邝璠仿照西湖乡贤祠，于御书亭后立石湖乡贤祠[39]。御书碑、亭与这座祠堂既有因果关系，在明代还同处一地，因此《石湖志》对御书碑、亭的详细图绘，也能彰显石湖乡贤祠的历史与文化地位，表明莫氏先祖入祀的重大意义。
绮川莫氏得以实施跨县策略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绮川在吴江县独特的地理位置。已有学者注意到，吴江县在三江五湖的割裂下显得四散飘零[40]。单论绮川所在的范隅上乡一都，就分散于水域各处。据《吴江志》：“莫舍村一名绮川，在一都，石湖西，横山下，地接吴县灵岩乡界。”[41]该书又称：“横山去县治西北三十里，在吴县境内……一支为陆墓山，则在吴江一都之地，吴江有山惟此而已。”[42]可知绮川位于吴江县西北角，地处吴县横山支脉脚下（图15）。结合《姑苏志》刊《本朝苏州府境图》（图12），绮川应与吴县接壤并位于石湖西南侧的陆地；而吴江县大部分辖区位于绮川东南方向，与绮川隔湖相望。绮川与毗邻的吴县更具地缘亲近感，促使位于石湖地区西南部的绮川莫氏朝向西北部的吴县发展家族势力。
图15 绮川位置示意图 《吴江志》刊《吴江县疆域之图》（作者标注）
莫氏家族由南向北的发展策略，具体体现在与家族先祖密切相关的三处空间——寿朴堂、绮川亭和石湖乡贤祠。如《石湖志》刊《石湖山水图》所示，石湖乡贤祠位于行春桥旁，同侧还有姑苏台；结合前述《本朝苏州府境图》，行春桥在石湖北端，姑苏台在其西侧，所以石湖乡贤祠应位于石湖西北角。而寿朴堂和绮川亭位属绮川，当在石湖西南侧，二者均在石湖乡贤祠以南。至于寿朴堂和绮川亭的相对位置关系，可综合《本朝苏州府境图》和《吴江志》刊《范文穆公绮川亭图》（图16）加以分析。《范文穆公绮川亭图》同时描绘了寿朴堂和绮川亭，其中“寿朴”位于画面左侧岸边，“绮川亭”在右侧临湖处，水面上题有“石湖”，后方群山标有“上方”。据《本朝苏州府境图》，上方山位于石湖西岸，故而《范文穆公绮川亭图》的视角大致为由东向西，画面右侧的绮川亭相对靠北，左侧寿朴堂则位于绮川亭的南面。综合三座建筑的地理方位会发现，它们皆坐落于石湖西侧，最南端为寿朴堂，其北侧为绮川亭，再向北是石湖乡贤祠（图17）。因此，莫氏家族的跨县策略不仅符合社会学意义上的发展路径，从家族（寿朴堂）、村落（绮川亭）步入石湖这一更广阔的地域空间（石湖乡贤祠），还具有明确的地缘指向性。绮川莫氏凭借对逝去先祖的祭奠，顺沿石湖西岸的寿朴堂、绮川亭与石湖乡贤祠，开拓出由南向北的跨县征途。
图16 《吴江志》刊《范文穆公绮川亭图》
图17 寿朴堂、绮川亭与石湖乡贤祠位置关系（作者标注）
结语
本文以《石湖志》刊《莫氏庆寿图》为研究起点，发现该图有意脱离对真实事件的忠实再现，将庆寿图转化为一幅具有隐喻性质的家族肖像画。该图以祝寿敬酒作为图像叙事的核心线索，借助明代礼仪知识组织画面，使作品暗含莫氏族人祭祀莫震的礼仪意味，从而融合了庆生与祭奠的双重意涵。这幅带有祭祀色彩的家族群像还拓展了肖像画的功能，与《石湖志》其余插图共同展现出莫氏家族的势力发展策略：先在县级以下的基层社会构建自身地位，再通过跨政区的方式排除吴江县范隅乡以外的本县势力，凭借石湖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吴县士绅的地方认同，最终实现提振家族声誉、扩大家族影响力的目标。
作为一部私撰方志，《石湖志》通过刊载与莫氏家族相关的版画插图，在地方史书写中串联起一部莫氏家族史。受限于方志的叙述框架，《石湖志》中有关莫氏家族的文字信息散落于书中各处，难以自成体系。图像为这部依附于地方史的家族史赋予更清晰而流畅的表述逻辑，出现莫氏族人形象的多幅插图置于卷首，不仅互为勾连，还充当阅读指南的角色，提示读者在浏览《石湖志》时重点留意哪些文本，而这些文本都将指向活跃在石湖的一个特定家族。就此而言，《石湖志》所刊绘的图像比文本更有利于莫氏家族彰显自身在石湖地区的乡族势力[43]。
值得注意的是，出版于弘治十二年之后的《石湖志》恰逢16世纪“地方主义转向”（localist turn）浪潮[44]。为了加强地方社会内部的关系纽带，地方人士热衷于撰写方志，莫震与莫旦父子也身处其中。先后出版的《吴江志》与《石湖志》，图文并茂地展现出莫氏家族在表达地方认同时的两个不同维度——前者以政区（府县）为叙述框架，后者却着眼于地理范围更小（乡都）且跨政区的地方社会。已有学者指出，地方认同可以同时在多个规模层级的“地方”上生成[45]，而且应突破以行政单位为基础的研究架构[46]。《石湖志》的撰写与刊刻为超越行政区划的地方认同感提供了实例，而《莫氏庆寿图》《石湖乡贤祠图》等版画作品的图像内涵，只有放在多元化的地方认同中才能获得更好的理解。
注释
[1] 关于历代方志所刊插图概况，参见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3页。
[2] 莫震撰，莫旦增补：《石湖志》卷四，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第16页。
[3] 《石湖志》卷四，第17页。
[4] 《石湖志》卷三，第2、8—10页；《石湖志》卷四，第3—17页。关于族中其余仕宦者，参见朱红：《苏台烟云石湖月》，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170页。
[5] 地方认同指个人或群体与地方互动从而实现社会化，通过这一社会化过程来建构共享的身份认同（朱竑、刘博：《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6] 寿官是明代官方对于授予冠带之耆老的头衔（邱仲麟：《耆年冠带——关于明代“寿官”的考察》，《台大历史学报》2000年第26期）。
[7] 《石湖志》卷五，第2页。
[8] 关于家族群像一般形态的研究，参见吴灿：《明清祖宗像研究》，湖南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79—151页；吴卫鸣：《明清祖先像图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4—15页。
[9] 明代职官品级，参见陈茂同编：《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35页。
[10][38] 《石湖志》卷三，第2—3页，第2页。
[11] 诗文有沈周《莫氏寿朴堂（成化甲午）》与王行《寿朴堂记》［沈周：《沈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王行：《半轩集》卷四，永瑢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20—21页］。题匾信息见《石湖志》卷三（第2—3页）。
[12] 徐邦达等学者将之命名为《寿朴堂图卷》，认为该画时代为明初，引首与题跋皆真。据《平生壮观》记载，明代宫廷画家谢环曾绘《寿朴图》，该图引首、图像和题跋与四川博物院藏《寿朴堂图卷》相符。不过尚无法确定存世《寿朴堂图卷》是否为谢环所绘（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第3册，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206页；刘九庵：《吴门画家之别号图鉴别举例》，故宫博物院编：《吴门画派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13] 需要指出，面部朝向只能作为参考，因《莫氏庆寿图》是一幅家族群像，无论莫宏的行进方向如何，可能都会露出完整五官。
[14] 陈茂同编：《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第435页。
[15] 明代的献爵仪式可用常制酒具，“爵匏皆以今酒器代之”（徐一夔等：《大明集礼》，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九年内府刊本，卷二五，第52—53页；卷二六，第43页；卷二七，第26、52页；卷二八，第14页）。
[16][17] 《大明集礼》卷六，第23—24页，第24—25页。
[18]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页；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页。
[19] 《石湖志》卷三，第10页；《石湖志》卷四，第16—17页。今存《石湖志》为弘治本的观点，参见周越然：《言言斋古籍丛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0页。
[20] 明代私撰方志蔚然成风，私撰志书数量激增、种类驳杂，名称也比较多样，除后缀“志”字的情况，还有称“记”“考”“录”“略”“典”等（刘道胜：《徽州旧志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第18—20页；刘少华：《明清时期山东私修方志述论》，《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6期；王同策：《方志与地方学研究》，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等编：《2014年广州学与城市学地方学学术报告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2—294页）。
[21] 《石湖志》卷二，第13页；《石湖志》卷四，第16页。
[22][26][27][30][31][33] 《石湖志》卷二，第13页，第13页，第8页，第8页，第1页，第2页。
[23] 明代中前期，江浙各地区的乡贤祭祀形象受到孔庙改革影响，“易木主”“正谬俗”（张会会：《明代的乡贤祭祀与乡贤书写——以江浙地区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第98—99页）。
[24] 《石湖志》卷一，第21页。
[25] 魏峰：《从先贤祠到乡贤祠——从先贤祭祀看宋明地方认同》，《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28] 《石湖志》列有《绮川莫氏族谱》（《石湖志》卷五，第13页）。
[29] 绮川亭所祀12人，参见《石湖志》卷二，第13页。
[32] 王鏊撰：《姑苏志》，卷首插图，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34] 可结合《石湖志》记载的祀主名目与各人籍贯进行总结。考《石湖志》卷二“绮川亭”一条所列乡贤姓氏，皆为明代初期莫舍村大姓：“莫舍村……其南村张氏，中村李氏，竹堂薛氏，蜕窝朱氏，俱国初大家也。”（《石湖志》卷二，第8—9、13—14页）
[35] 莫旦：《（弘治）吴江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46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35—355页。
[36] 曹一麟修：《（嘉靖）吴江县志》，《中国史学丛书三编》，（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624页。
[37] 陈
[39] 陈暐：《吴中金石新编》，王稼句选辑：《吴中文存》上，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57页。
[40] 独特的地理面貌引发了江南地区十分独特的“吴江”问题，参见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10—313、399—400页；赵世瑜：《江南“低乡”究竟有何不同？——〈垂虹问俗〉读后》，《面目可憎：赵世瑜学术评论选》，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92页。
[41][42] 莫旦：《（弘治）吴江志》，第80页，第83页。
[43] 所谓“乡族”并非仅限于乡一级的地域，而是凸显以往“宗族”概念所忽略的地域要素；相较于“宗族”，“乡族”更强调血缘与地缘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探索》，《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森正夫：《围绕“乡族”问题——在厦门大学共同研究会上的讨论报告》，成之平译，曾仁寿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郑振满等整理：《森正夫与傅衣凌、杨国桢先生论明清地主、农民土地权利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44] 包弼德（Peter K. Bol）指出，16世纪存在一种“地方主义转向”，与明朝建立初期的国家主义形成对比。由于地方主义意识的兴起，地方上的个人与团体掌握更多的权力与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Peter K. Bol, “The ‘Localist Turn’ and ‘Local Identit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24, No. 2 (2003): 1-50］。
[45] Yongtao Du, “A Local Identity Breakdown: Locality and the State in Huizhou’s Tax Controversy of 1577”, Ming Studies, Issue 81 (2020): 3-27.
[46] 杨国桢曾指出，地域共同体未必与行政区划一致，存在跨政区现象（《森正夫与傅衣凌、杨国桢先生论明清地主、农民土地权利与地方社会》）。关于跨政区现象的研究，参见学者对乌青镇的分析（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潘高升：《明清以来江南乡镇志编修与地方认同——以〈乌青镇志〉为例》，《江苏地方志》2013年第6期；王旭：《宋代跨界市镇——乌、青镇关系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4期）。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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