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通中可分的中国传统治学模式

罗志田《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书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10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20世纪的中国学术，由于西来的分科模式以现代学术之名而成为正统，出现一些超越普通新旧区分的微妙现象。有些文化立场偏于保守的学者，因防守而创造出新的“传统”（如所谓“四部之学”），揭示出学术分类这一现代问题对当时读书人的冲击甚大。其实中国学问在根本上不主张截然分类，尽管古人很早就有学问可以分而兼治的思考，并形成“术业有专攻”的认识，也一直在进行区分的尝试，然基调仍是通而后可分，即使分也互通，是谓“会通”。治学而看重分门别类，产生让各学“独立”成学然后分而治之的意识，是相当晚近的事。为避免以后出眼光看先前的学术，需要梳理中国学术贵通的主流以及见之于行事的区分尝试，以理解通中可分的中国传统治学模式。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冲击和影响。从清末开始，西学在中国成为显学，并经“新学”的过渡而渐成普适性的世界学术。西来的分科模式，也以现代学术之名而成为正统。以西学分科为基准、强调学术的专科化，是这一时段中国学术与前不同的一个主要特征。其间的一个根本性转变，是过去以天下（实即人类社会）为对象的学问，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民族性的论述1。

　　与这些数千年未有的巨变相随，出现了一些超越普通新旧区分的微妙现象。一方面，尽管学应分科逐步成为共见，像王国维这样写出一流严谨之作而为趋新学界所赞赏的学人，却未必自认是个专业史家，而仍以通儒自期2。另一方面，有些文化立场偏于保守的学者，却表现出一种以防守为主的“创新”，即特意表明中国向有所谓“四部之学”，以因应那些认为中国学问不曾分科、因而不是“科学”的指责。

　　“四部之学”这一名相看似重申，其实更多是创立，且潜存着新学术的一些基本准则。盖经、史、子、集四部本图书分类3，其与学术分类虽有密切关联，却并非一事。此前仅闻经学、史学之称，诸子学的说法出现已晚，定名更晚；而所谓“集学”，几乎前无所闻，后亦少见4。更重要的是，若学为四部，而经学居其一，则经学与其他三学的关系，便大致已是平等的。连表面的尊经都略过不提，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故“四部”看似保守，实则已趋新到激进的程度了。

　　且由于西学分科模式已成正统，我们也久已习惯，视之为现代学术。今日若弃西学科目而言中学，还真难与人对话。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说：“学者生于后世，苟无伤于义理，从众可也。”5只要能守住“义理”，不妨“从众”以探讨后出的现代问题。辨析学问的“通”与“分”，大致就是一个现代问题6。一方面，中国传统学术需要置于中国文化体系的脉络之中进行考察，以具备“了解之同情”7；另一方面，借鉴外来的现代学术思路以探讨中国传统学术，常可得到意外的收获。

　　讨论中国传统学术是否分科以及中国学问曾在多大程度上分而治之，尽管带有以西学范畴来观察中学的意味，却也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总体而言，中国传统侧重学为人，是一种宏阔的学以致用思路。至于技术层面的学以致用，则不强调也不反对。由于后一类致用不能不趋向于专门，故也一直存在进行区分的尝试。唯基调是通而后可分，且即使分也相互仍通，是谓“会通”。下面分别申论之。

一、通的传统

　　从根本上言，中国学问不主张截然分类。当然，不强调分类并不意味着特定学问的治学者没有一定的“独立意识”，有时还有较强的表现。但在几千年的长时段中，这样的意识和表现不是常态。正因为如此，读书人使用的学名，相对宽松随意，命名的标准或依据也较多样化：有时以研治对象为学名，如经学、史学，以及后来出现的诸子学（诸子本身当然很早，但被视为一种专门研治之学则甚晚）；有时以内容为学名，如理学；又常以时代为学名，如汉学、宋学等（也有类似蜀学等以区域命名者，但属于另一层面的意思，基本不是指学者的研究）。

　　马一浮曾指出：

　　古无科学、哲学之称，亦无经学、史学之目；近世以汉、宋分途，朱、陆异撰，用朝代姓氏为别，皆一孔之见。濂、洛、关、闽，只是地名；考据、词章，同为工具。八儒三墨，各自名家；入室操戈，互相胜绌。此庄生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也。学只是学，无假头上安头。8

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书影，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钱穆也认为：

　　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9

《钱穆先生全集》书影，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他们所说，确实把握住了以前中国人对待学问的基本精神。治学而看重分门别类，是相当晚近的事。如马一浮所总结的：“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10有意思的是，马、钱二位的文化态度常被视为偏于守旧，从他们也使用文学、史学、宗教、哲学等名目，可知这是在西学分类已在中国确立后的一种反向回观。而“论学贵别”的新观念，也改变了一些未必趋新的学人对学术的看法。

　　在一般认知中属旧而不新的柳诒徵便于1923年提出“非汉学、非宋学”的口号，主张“论学必先正名”，而学术的“正确名词”当“就其学术性质”而定，故“汉学者非他，文字学耳、历史学耳”；而宋学则“可以分为伦理学、心理学”。简言之，汉学和宋学两皆“不成为学术之名”11。很明显，他心目中“就其学术性质”而定的“正确名词”，皆以当时学校中通行的西式学术分类为依据，汉学、宋学自然不在其中。

　　而通常认为偏于守旧的王国维稍早曾说：“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吾国人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基于这样的特质，“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12。

《王国维全集》书影，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王国维遗书，国家图书馆藏

　　上面引述的四位学人都是文化态度偏于守旧的人，且除王国维可说是新学的标杆外，余人的治学取向也相对偏旧，而他们对学术分类的观念却是如此不同。这类超越普通新、旧区分的微妙现象，揭示出学术分类这一现代问题对当时读书人的冲击有多大。王国维的态度虽存褒贬，但大体看到了中西文化和学术的特色。而他进行上述褒贬的依据，正是“论学贵别”的新观念。后来这样的新观念日渐流行，很多人也就淡忘了中国学问“多主张会通”的一面。下面即略述中国过去“论学主通”的发展过程。

　　先秦时代学在官守，学问颇重致用。既为用而学，自重专门，故产生出“学而无用，不如不学”的主张。后来所谓“商人不必知书”“士人不必习武”（此大体言之），就是这个意思。在实用层面，或也可以说“古代之学，均分科而治”13。春秋是个过渡时代，孔子的学生已是六艺皆学，然尚各有所专，故有孔门四科之说（详后）。从战国起，学问开始向今日所谓求知识、求真理的方向发展14，且逐渐形成重广博而尊通识的学风15。“博学”长期成为以学术名世（即读书不仅为做官）的士人长期追求的境界，更产生出“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观念。

　　用章学诚的话说，“三代之隆，学出于一”，曾是一个不分的整体。当时“所谓‘学’者，皆言人之功力”；或因功力而名制度，故有乡学、国学之分。到“官师分而诸子百家之言起”，于是“以学属乎人”，出现“某甲家之学，某乙家之学”的称呼。又因官守失传，各家虽皆有所承禀，却“各以思之所至，自为流别”（《文史通义·原学中》）。一言以蔽之，“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文史通义·文集》）。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影，续四部丛刊本

　　但诸子虽因“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导致“往而不反”，不能相合，使后世学者“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庄子·天下》）16，却又都是从“古人之大体”那里出发，且最终仍“思以其道易天下”（《文史通义·原道中》）。可知实际虽已分为不同而竞存的各学，心里还留着整体17。后来陈黻宸提出方术也可是道术，并论证说，方术虽“各明其一方，不能相通”，然而“方术之始，犹是道也；方术之归，亦犹是道也”。其“条流共贯，莫不参妙谛于阴阳，究天人之奥窔”18。其言虽有特定的时代语境，却也看到诸子百家的共性。

陈德溥编 《陈黻宸集》书影，中华书局1995年版

　　如章学诚所言，“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文史通义·易教上》）。论著者“神明其意，推衍变化”，而“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旁观者“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不复辨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而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文史通义·言公上》）。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即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学已由公而转向私，大家还是心存天下，故言仍为公。

　　就学理言，“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而“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出现“仁见谓仁，智见谓智”的现象。“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然而这样的“为人所有”只是表面的，“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文史通义·原道中》）。不过，在章学诚看来，只要言是公而非私，就不妨“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且其言也“未尝不传”（《文史通义·言公上》）。

　　或可以说，上古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庄子·天下》所说的晚周“道术将为天下裂”19，道术裂而后方术出。虽说九流皆出于王官，但各自仅得其一部分（有的甚至被认为未得）。重要的是，九流出于官守多半也是道术已为天下裂后的回溯。当学在官守之时，虽可以说有各学之区分，却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彼此或有异同（甚或紧张）与竞争，然尚无须竞存，故也无意独尊或取代他学。如旧说中孔子问礼于老子，就不能像后来那样视之为对立、竞争的“儒家”向“道家”请教。实因老子是守藏史，熟于礼。在孔子自身，问礼于老子是与“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下》）20相类的表现，颇为正常。

郭庆藩 《庄子集释》书影，清光绪思贤讲舍刻本

　　也就是说，此前的官守是分工而非分类。道术为天下裂之后，官守成为九流的渊源，并衍生出百家，但已非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是已在独立且欲“以其道易天下”的一家之学。各学已近于分类，而不再是分工，于是出现《淮南子·俶真训》所谓“列道而议，分徒而讼”的现象21，消极则竞存，积极则一统天下，以成独尊之学。从这个意义言，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22，不过以官家之力介入，代定竞争结果，却也是各“以其道易天下”这一趋势的发展。儒术乘机整合了诸子而确立为经23，未能成为经典的儒门书籍则被归入诸子之一的儒家。

　　章太炎曾说，“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而“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24。这多半是受到外来新眼光影响的看法，但也表明晚周道术裂而方术出，确表现出某种分而竞存的独立倾向。而汉武帝以官力介入，是方术竞出之后的又一大变局。不过经虽官立，却与特定的官守无涉，这是大一统时代与先秦的一个重大区别。故不仅儒术整合了诸子，诸子也不得不有所“调和”以就一尊，虽不像以前是一统之下的分工，也不复为独立的分类了。

　　马一浮引《礼记·学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之语说，“分科者，一器一官之事，故为局；判教则知本之事，故为通”。近代人“言科学自哲学分离而独立，比哲学于祧庙之主”，表明其所本的西学“有类而无统”，与“统类是一”的中土之学不同25。严格说，可能要学在官守时代才算得上“统类是一”，故能通而不局。在汉代确认经典地位之后，经典与百家的关系已不能说“统类是一”，却也常体现出“通而不局”的气象。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注意到：

　　我国学术，以儒为宗。儒家尚经，经罗万有。故其后虽有家法，而世不能守。儒所习者博：音乐家不研音律，而儒家习之；算学家不治天算，而儒者习之。故古之学者，于学无所不通，于书无所不读。26

故“儒为通学之称。儒者所研，必有一得，所谓道之一端是也”（此所谓得道之一端，指个体的儒者）。但若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眼光看儒家，其“所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今日之分科言之，则有属于哲学者矣，有属于伦理者矣，有属于心理者矣，有属于政治者矣，有属于经济者矣”27。杜氏从音乐家的视角看儒门的弦歌之声，已是一种全新的眼光。然其谓《大学》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涵括后来的哲学、伦理、心理、政治和经济诸学科，也颇能彰显经典那“通而不局”的气象。

杜定友 《校雠新义》书影，（台湾）中华书局2019年版

　　而儒家确有与各家不同的一大特点，《庄子·天下》分各家之学为七，邹鲁之士以区域名，而墨翟等六家各以人名；前者存“旧法世传之史”，后者或据道义之一部分而出新意，或径别出心裁28。章学诚也特别强调孔子与诸子在意识层面“态度”的不同，前者自称“述而不作”，以“即器存道”；后者则“离器言道”，而“思以其道易天下”（《文史通义·原道中》）。从邹鲁之士能存旧学到孔子的“述而不作”，儒家的传承特色是明确的，并以（经过整理的）全面著称29。这样看来，汉武帝的选择显然事出有因，并非偶然；也未必像过去反传统者所说，是因儒家思想更有利于帝王的统治30。

　　自汉代儒术独尊以后，读书人治学多以经学（及其在各时代的变体）31为主，离此而专治他学的，历来少见32。故两三千年来，中国学问的主流是通，不过通中有分而已。即使主张学问分治者，仍是在通的基础上有主有次的兼治，未必有让各学独立成学然后分而治之的意识。不过，既然通中有分，读书人要兼治多种学问，便不能不先“知类”（《墨子·公输》）33。关于学问可以分而兼治的思考，很早就有，且一直在延续，并形成韩愈所谓“术业有专攻”（《师说》）34的认识。对这个发展趋势，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二、分的倾向

　　《论语·先进上》述孔子的入室弟子，有所谓“十哲”，而分为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科35。这是涉及孔门科目的早期记述，后来一直为人所关注。姚名达便曾据《论语》述孔门四科，以为“学术之分类，盖始于孔丘”。他说，“使孔门原已分科也，则允为学术分类之祖矣”36。不过这恐怕是有了西学分科的思路以反观中学的想象，无此思想资源的昔人，或不一定这么想。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白居易答沙门义林问，便曾论及“孔门之徒三千，其贤者列为四科”。当义林进一步问难，说四科先标德行，而曾参至孝，何“独不列于四科”时，白居易解释说，孔子“叙十哲，伦四科，以垂示将来。当此之时，颜、闵、游、夏之徒，适在左右前后，目击指顾，列入四科，亦一时也”。而其时“曾参或归养于家，不从门人之列。伦拟之际，偶独见遗”。则曾参所以“不列四科者，盖一时之阙”，而并非其“德行才业不及诸门人”37。

白居易像，明《三才图绘》本

　　这是一段值得注意的辩难，所谓“颜、闵、游、夏之徒”不过因“适在左右前后，目击指顾，列入四科”，而曾参不列四科“盖一时之阙”，是相当有想象力的描述，却也揭示出所谓“叙十哲，伦四科”并非谋定而后论38。故此四科之说虽是述实，或不过偶为之，是否即为孔门学科总结，并有“垂示将来”之意，还真难说。后世的理解，可能多有放大。

　　马一浮即认为孔门分科之说是误解，盖孔门“分科之说，何自而起？起于误解《论语》‘从我在陈’一章（即上述德行等四科——引者注）”。盖孔门以六艺为教，孔子提到的十弟子“皆身通六艺，并为大儒”，并非“于六艺之外别有四科”。且“德行、文学，乃总相之名；言语、政事，特别相之目。总为六艺，别则《诗》《书》，岂谓各不相通而独名一事哉”39？

　　钱穆虽接受孔门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的观点，但也强调“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如“子夏列文学科，孔子教之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则治文学科者，仍必上通于德行”。其余弟子，或长治军，或擅理财，或熟娴外交礼节，皆“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专一业”。唯“在孔门教义中，道义远重于职业”。故“德行一科，尤是孔门之最高科”40。众弟子皆“由其各自一己性之所近、志之所向来作贡献。而四科实以德行为主，虽若分，而实通，未有违于德性而能完成其此下三科之学者”41。

　　前引钱穆指出，中国人看学问为一整体，会通各方面而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便大体是一种“虽若分，而实通”的状态。他所依据的，其实是后起的西来分科观念。故即使从新的学科眼光，仍可看到中国学问主通的基本倾向。钱穆和马一浮所见略同，不过前者尚愿承认孔门有四科，而后者连这也不承认。背后隐伏的，是他们对所谓“现代学术”的态度——钱穆是在“半肯半不肯”间暗暗扬中而抑西42，马一浮则几乎是断然不予承认。

　　一般对先秦学术的流衍，多引《庄子·天下》和《荀子·非十二子》的叙述，唯梁启超和姚名达师弟二人稍异。在梁启超看来，这两篇“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真正能“櫽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厘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司马谈所分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此“虽不敢谓为绝对的正当，然以此櫽括先秦思想界之流别，大概可以包摄；而各家相互间之界域，亦颇分明”，实“足以代表当时思想界六大势力圈”，其“提絜洵能知类而举要”4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书影，中华书局1990年版

　　而姚名达在说孔子为学术分类之祖后进而说，“后此百家云兴，分类法遂应用及于思想方面”。他引述诸子中叙述各家思想异同的言说，特别赞扬《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及其论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44。说他“非特分别学派，更能条析支流，有近乎学术史之叙述矣”45。依姚氏所说，诸子百家多半都成了孔门学术分类的衍伸，这或许受到胡适诸子不出王官论的影响46。其对《韩非子》的赞扬，也不无“倒放电影”47的意味。

《胡适全集》书影，安徽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

　　因为以后起的分类眼光来反观先秦学术思想，故梁启超特别推崇更能“知类而举要”的司马谈。然而“知类”的指向，也有斟酌的必要。章学诚指出，“名者，实之宾也；类者，例所起也”（《文史通义·文集》）。古人确实提倡“知类”，但“知”更多是承认而不是特意要“分”，“知类”正是为了“通达”48。如马一浮所说，近代人“名学，动言专门，欲骛该通，又成陵杂。此皆不知类之过”49。所谓“知类”，或应周知异同而不偏废。我们不妨尽量利用后见之明的优势，却要避免专以后来眼光看先前的学术。

　　很多时候，后来形成的类别观念，常可影响学者对于前事的认知和判断。章学诚指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那时“《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这都因为后来书多了，“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文史通义·传记》）。

　　这是一个能予人以启发的提示：经史不分时代的记、传异同，与后来生出分别之后的记、传异同，是不一样的。至于以本纪和列传区分君臣的所谓“纪传体”，又是经史分途后史学范围里另一方面的发展了。今日多数人大概正以后出的君臣区分来看待记、传的异同，未必能得往昔学问的真相。如章学诚所说，“古人篇无标题（摘篇首字命篇之类），书无定名（即其人以名书之类），部无专属（子史不分：诸子立言，往往述事；史家命意，亦兼子风）。后世流分派别，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兼”。此非一日之故，却也掩盖了原初的本相（《文史通义·杂说》）。

　　今日最流行的，是以昔人的书籍分类为学术分类。其实从秦汉设博士到后代科举考试的门类，是比书籍分类更接近也更影响学问类别的范畴。因为这些区分都是官定的，往往与上升性社会变动挂钩，故引导性甚强。只是到明代简化科举之后，这些类别才逐渐隐而不显。清末的新学堂也是和功名奖励挂钩的，其分类思路多引自日本，却也部分继承了往昔科考门类的划分，远比各种书目更能提示时人对学门的认知。这方面的发展进程各种专门史著多已述及，下仅简单勾勒之。

　　汉代设博士基本限于经典范围，王国维曾有详论50。魏晋实行九品官人之法，政治几为士族垄断。至隋代废九品法而创进士科，唐代发展成体制化的科考，历代踵行，时有修正。而魏晋至宋代，官方对学问类别的认可，显然有所扩展。唐宋科举考试的名目和门类，也屡有更易。

　　后赵元年（319）石勒称赵王，就创设了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和史学祭酒，以及“专明胡人辞讼”的门臣祭酒51。刘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征辟雷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52。后宋明帝泰始六年（470）“立总明观，置祭酒一人，儒、玄、文、史学士各十人”53。

　　而胡三省认为，立儒、玄、文、史四学即文帝元嘉十五年事，明帝仅添“置总明观祭酒以总之”54。不论具体设置在何时，都是同一朝代官制的差异，大体上不影响刘宋朝廷“留心艺术”的特点。这与后赵更重实用的门类，显然有所不同。若置于史学祭酒之前的律学祭酒也负责辞讼的教学，则其对今日所谓打官司的看重是空前的。实际上，曹魏即曾设律博士55。此后律学职位有时限于今日所谓司法部门之内，也不时上升到国家层面，隶属于国子监。不过，汉代察举科目之一的明法，至唐代成为科举考试的一科，至南宋才废除56。可见在从魏晋至宋代官方扩展其对学问类别的认可期间，对辞讼重要性的认知虽也存在争议，但仍超过此前和此后。

　　除明法外，唐代考试的其他一些科目，如秀才、明经等，也承袭了汉代察举的设置。唐代科举分常科和制科，其常科“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57，且日益向明经、进士倾斜，至晚唐更专以进士为重。

　　五代考试科目趋简，宋代沿之，科目有明经、三史、三《传》、制科等，试艺为帖经墨义。唯进士加试诗赋，制科专试策论。其间一大变化，是神宗时重用王安石，对科举实行了较大改革，主要措施有二：一是罢明经、三《传》诸科，一归于进士科；二是进士科罢诗赋、帖经、墨义，以经义、论、策取士。其后又曾设明法科等，但改革也遭很多人反对，几经废兴，大体分为经义、词赋二科并行58。用邓嗣禹的话说，此后“科目试艺，皆日趋简单；但考试方法，则日形复杂”。至明代考试命题皆取四子书，兼及五经，并确立了后世称为八股文的制义59。

　　中古另一个近于分科的倾向，是宋代胡瑗创立的分经义和治事二斋的教学制度。“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凡教授二十余年。”60后来讲中国学问当分科的，每举此事为例。但马一浮则认为：“胡安定分经义、治事，亦是打成两橛。安有离经义之治事？亦无不谙治事之经义。若其有之，二俱不是。”61

　　傅斯年曾提出：“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因此我们不能不想到，假如刘宋文帝时何承天等及赵宋神宗时王安石等的分科办法，若竟永远实行了，中国学术或不至如今日之简陋。”62而马一浮对刘宋的分科尝试则不以为然：“宋明帝之分玄、儒、文、史四学。夫玄、儒异撰，犹或可言；文、史分途，斯为已陋。儒不解玄，在儒则小。文即史之所由成，离文言史，未知其史当为何等？此亦蔽也。”63柳诒徵也说，“刘宋以史俪文、儒、玄三学，似张史学”，但“儒学即史学，而玄又出于史，似四学之并立未谛”64。

　　其实傅斯年不仅就科目言分科，恰看到了分科与否的重点所在。陈师道曾说：“王荆公改科举，暮年乃觉其失，曰：‘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65此语后来被朱熹收入《三朝名臣言行录》而广为传播66，迄今仍常为人所引用，确实提示了培养、选拔人才的不同思路。南宋以后科目的简化，大体即侧重培养秀才，可能也与理学的流行相关。盖去掉了各种专门技艺，乃强化了“君子不器”的传统。科举考试的名目和内容都一再缩减，最后一以时文为测试标准，不啻要求读书人仅学道做人，除作文外无需专门的技艺，正体现了“以造成人品为目的”的取向。

　　清儒陈澧也曾强调“士大夫之学”不能被“老博士之学”所掩盖，盖经学之大义在“治天下”，而“名物训诂之小者，与治天下无所关系”。故“近百年来名物训诂虽精”，却“无补于天下之乱”。他甚至质疑道：“近儒专讲训诂，朝廷若使通经之士为官，能以训诂治百姓乎？”67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马一浮后来办复性书院，便借鉴了王安石通过选拔秀才以改变学究士风的思路，他在引用王安石关于秀才与学究的悔悟之言后强调，他自己所办的复性书院，就“意在养成通儒，并非造成学究”68。但这样的所作所为，大体已是上述思路的绝响，连和他在复性书院共事的熊十力，也不赞同这样一种偏于理想的取向69。这的确是一个未曾解决的千古大问题，南宋至明清，科举考试越来越倾向于培养和选拔通儒。以培养国家栋梁言，自然以秀才型的通儒为宜。但第一，不是人人可为栋梁，那些没有成为栋梁的，很可能沦为“百无一用”的书生；第二，学有专长的“学究”，也是社会、国家所需要的，而非学究的专门技术人才，尤为社会、国家所急需。这两类人都不在科举考试的选拔范围，多数读书人当然也不往这些方面发展。后来科举制每因这些问题被诟病，其间的利弊，实一言难尽70。对过去的读书人而言，科举不仅是入仕宦之途，也是证明自己的一个要素71。身为读书人，还要读许多科考以外的书。阮元说：

　　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元初学者，不能学唐宋儒者之难，惟以空言高论、易立名者为事。其流至于明初，《五经大全》亦极矣。中叶以后，学者渐务于难，然能者尚少。我朝开国，鸿儒硕学，接踵而出，乃远过乎千百年以前。乾隆中，学者更习而精之，可谓难矣，可谓盛矣。72

清儒往往说明儒空疏，然而若从想要澄清天下或治世的通儒视角看，那或许就是他们追求的效果。不过，若以学究的眼光看，则学问可能不得不有所取舍。清初已出现了分途治学的倾向，阮元注意到：“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而少数像钱大昕这样的学者，则能博通诸学。阮元为他总结出九项特长，除为“人伦师表”一项外，余为道德性情之理、经学、史学、天算、舆地、音韵、金石、官制史事、诗古文词等，当皆为时人眼中的学问门类73。

《嘉定钱大昕全集》书影，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

　　阮元自己也在此博通的趋向指导下治学。后来龚自珍就表彰阮元的学问“汇汉、宋之全”，并“总才学之归”，共列举了训故、校勘、目录、典章制度、史学、金石、九数、文章、性道、掌故十门学问74。钱大昕、阮元所通之众学，大致就是那时读书人眼中学问的门类，展现了士人学问通中有分的意蕴，甚至可以说是寓通于分。不过这样的博通与宋明士人追求的通儒已大不一样，而是真正的硕学鸿儒75。一方面，清代先后出现钱大昕、阮元这样博通众学之人，说明分而能通仍是得到推崇的取向；另一方面，除了与考试相关的科目划分倾向，学者在治学中也常分而析之，有所侧重，遂使专精者多于兼擅者。

　　或可以说，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也曾发展出治学趋于专门的倾向。傅斯年在批评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而不分科时，便注意到“清代经学及史学正在有个专门的趋势时，桐城派遂用其村学究之脑袋叫道：‘义理、词章、考据缺一不可。’”76所谓桐城派兴起之前清代经学和史学已出现专门的趋势，大概就是阮元所说的专精者多而兼擅者少。谢国桢甚至认为，这趋向就是阮元本人所倡导和推动的。他说：“阮文达倡立诂经、学海，乃专示士子以考证训诂之学，兼习天算推步之术，士子各以性之所近，志其所学。学有专门，已含有分科之意。”77

　　义理、词章、考据的三分是后来很多人提及的区分，值得略作探讨。傅斯年从桐城派三者缺一不可的主张里看到的，是不分的一面。马一浮也质问：“姚姬传以义理、考据、词章并列为三，实不知类。词章岂得倍于义理？义理又岂能不用考据？”78两人的批评虽不同，着眼点其实相近，注意到的都是不分的一面。马一浮不能同意的，就在于说缺一不可的前提是已经承认有义理、词章、考据三类学问的存在，到底还是某种分科意识的表现。

　　对于同一表述，后人看到的更多是区分的一面。如曾国藩基于时代的需要，加上偏于应用的“经济”（即所谓“经世之学”），这种学问四分的观念更接近古代的学统，因而也更具自足性79。再后来康有为自述其在南海长兴学舍教学，所设“学目”即是义理、经世、考据、词章四种，并明言是自古以来一直传承的分科之法80。这当然有后见之明的成分81，却也提示出后来一些学者确实如此思考学术分科。

　　而马一浮则看到了这种学问三分法的基本问题所在，即“并列为三”。盖不仅三者之间原本有着不能分割的相互关联（除马一浮所质问者外，义理和考据都需要表出，也不能离词章），更重要的是考据既遮蔽了经学、史学，实际又区隔了经学与理学，使这一类分隐伏了难以化解的内在紧张（同理也适用于后出的四分法），也给后人增添了不易自圆其说的困扰82。

　　不过，学问三分法或四分法的影响也是长久的。熊十力后来说：“中国旧学家向有四科之目，曰义理、考据、经济、词章。此四者，盖依学人治学之态度不同与因对象不同而异其方法之故。故别以四科，非谓类别学术可以此四者为典要也。”83他不同意以此四科来类别学术，更多是基于治学不分科的传统，但却注意到这是“旧学家”的常规认知。熊先生说这话时已入民国，那时也并非只有“旧学家”才坚持这样的三分法或四分法，一些“新学家”也借鉴之，并赋予新意。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里将中外学问分作科学、史学、文学，并界定说：“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并特别指出，“三者非斠然有疆界，而学术之蕃变、书籍之浩瀚，得以此三者括之” 。盖“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这三大类就是“专以知言”84。从其关于学兼知行的说明可知，王先生虽不言经世，却并无将其删略出整体学问之意。而观其对各学的界说及强调三者之不可分，仍处处可见义理、考据、词章三分法的痕迹。

　　又很多年后，顾颉刚仍说：

　　昔人所谓义理，即今所谓理论也；所谓考据，即今所谓资料研究也；所谓词章，即今所谓表现之技巧也。有理论，然后有宗旨，有选择，有批判。有资料研究，然后能把握实际之事物，使理论结合实际，不为空言。有表现之技巧，然后能吸引人之视听，使其易于理解。三者实一事也，而以个人才性所偏，不得不析为三。85

顾氏的看法与熊十力相近，而与其老同学傅斯年相远（但着眼点仍同）。他显然基本肯定这一说法，只是感觉“清代汉学家不了此义，己不能为理论，又排斥他人之理论，遂使己所研究之资料尽陷于孤立而脱离实际；又不作总结，使人无从见其工作之路线与此一园地中工作之全貌；又文辞枯燥蹇涩，又不断句、分段，使人不能读，读之亦不终卷而思卧。以此，用力虽勤，收效实寡。人但见其相率而入于无用之途而已”86。其意思是，三者结合得好，就可以收效丰了。而所谓“三者实一事”，又表明了他虽大致接受此区分，仍不以分为上。

《顾颉刚自传》书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以上简单勾勒者，皆四部书籍分类以外而见之于行事的学术区分87。与前述通的传统合观，可知中国传统治学模式以通为主，以分为次，大体是一种通中可分的取向。即使倾向于分的，具体的分法也多有不同。纵便是那些以治学为人生选择的读书人，也只是在通治各学的基础上有所侧重，单治一科并上升到意识层面的，少之又少。

余论

　　大体上，在西式分科传入并借官力确立主导地位之前，中国学问的主流是通中有分，但不强调也不侧重分。历来虽不时有主张分治学问者，却未必得到普遍认可，一些人甚至反对将学术分而治之。近代随着西潮的汹涌而来，国人以西学为尊，连带引入了学必分科的外来观念，形成了学术应该分科以成“科学”的观念。这一观念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状态。

　　不过，一方面，清代已明显可见从澄清天下的经世转向探究具体学问本身的态势（晚清又渐向经世回归），出现治学专门化的走向。这就使得近代西学分科对中国学术的冲击，或不如政治、文化层面那么大。以后见之明的眼光看，甚至不妨说中国读书人对学术分科已有所“准备”，也可以说西潮的冲击强化了清代已在发展的分科专门化倾向，最终形成分门别类的治学新取向。

　　另一方面，正因中国学问过去虽有分的倾向，终以通的传统为主，为适应分门别类的新取向，就不得不做出许多根本性的改变。这是一种既被动又主动或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部分因为过去并无一个清晰、严格的类分形态存在，易于全盘引进外来模式；但因这转变确实有着较大的被迫成分，其间也始终存在有意无意的抵抗。如钱穆晚年刻意要“根据中国人之旧传统、旧观念”来叙述中国学术史上的“各项学术系统”88，反因此而时有牵强。梁漱溟因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要素在西式分类下的无所适从深感不满，晚年写了一本《东方学术概观》，提出一套独到的学科分类体系，向现代学术分科体系正式提出挑战，试图重新制定学术规则89。

　　这些努力并未改变清末民初形成的整体格局，即大致照搬日本式的西学模式，当然在引进过程中也时有调适和一些“创新”90。不过从长远看，近代的新局面为时尚短，将来是否会出现大的转变以及如何转变，还难以逆料。而我们有意无意间却往往据近代的新景象反观历史，忽视了几千年的全貌。

　　如钱穆所说，对过去的中国读书人而言，“一切知识与活动，全就其对人文整体之看法，而衡量其意义与价值”。不仅自然科学，就是人文界“任何知识与事业，仍不过为达到整个人文理想之一工具、一途径”；若“专一努力于某一特殊局部”，是执偏以概全，故中国学者没有“专门探求某一种知识与专门从事某一种事业之理想”91。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中国学问长期维持着那种通中有分的状态，即使有所分，也要在分中求通，以走向会通。

注释

1 “西学”正统地位的确立使中国传统的“道”被时空化。从以前的“道一而已”逐步演变为“道出于二”，再变为以西学为基础的“道通为一”，于是“中学”退而成为世界学说中一个区域性的民族表述（罗志田：《近代中国“道”的转化》，《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

2 关于王国维的自我定位，参见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3 参见黄晏妤：《四部分类是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类》，《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四部分类与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2期。

4 不少特意标举“四部之学”的学人，往往用“文学”来替换“集学”，不啻自认“集学”并不存在，最能揭示其似旧还新的一面。关于“集学”，笔者将另文专论，此处不赘。

5 本文所引《文史通义》，皆据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仅随文注篇名。

6 钱穆就注意到，“专家与通才之争”乃是“近代教育上”的现象（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4页）。

7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8 10 马一浮：《宜山会语》，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第48页。

9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5页。

11 柳诒徵讲演，赵万里、王汉记：《汉学与宋学》，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84—90页。此文多年前承徐雁平教授代为复制，谨此致谢！

12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

13 刘师培：《人类均力说》，钱锺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1—112页。

14 参见谭嗣同：《报贝元徵》，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7页；章太炎：《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常识与教育》《论诸子的大概》，陈平原编：《章太炎的白话文》，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72—79、100—101页。

15 古人对“通”的认识相当宏阔广远，也包括司马迁所追求的“通古今之变”，唯本文更侧重于讨论与今日学科分类相关的会通一面。

16 19 28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073页，第1073页，第1071页。

17 按：诸子虽产生于春秋战国的分裂时代，其思想内容也表现出裂变的特色，其主旨却仍偏向于一统的天下，试图以天下为一统。故虽是新说，又多少带有复古的倾向。

18 陈黻宸：《中国哲学史》，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15—416页。

20 35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37页，第958页。

21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38页。

22 《汉书》，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12页。

23 按：经的确立有一历史过程，六艺之名或先存在，但秦汉所立博士官者，便有六艺之外者；且汉代所设博士不尽以内容分，而往往注重“家法”。

24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85页。

25 39 49 61 63 68 78 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马一浮全集》第1册，第131页，第130—131页，第125页，第125页，第125页，第125页，第124页。

26 27 杜定友：《校雠新义》上，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2—3页，第45页。

29 如前引述，后来杜定友便说“儒为通学之称”。而姚名达也说，诸“子”皆以其“姓名为标号”，而儒家则“独起殊称”（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1页）。其说虽有可推敲之处，然大体也看到了儒家与众不同的特点。

30 参见吴虞：《辨孟子辟杨、墨之非》，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738页。钱穆后来也注意到，“后人谓惟儒术利于专制，故为汉武所推尊”（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0页）。

31 此为讨论方便，仍用后人习用的“经学”这一称谓。其实即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言，对经学作为一种学科的认知，确立甚晚。

32 大约只有宋代是个例外，曾出现治史学者与治理学者争胜的现象，所谓“评世变者指经术为迂，谈性命者诋史学为陋”。参见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199、118、192页。按：宋代的理学、史学之争与当时政争有密切关联，故史学的独立意识部分也受政治影响。说详蒙文通：《中国史学史》，《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317—318页。

33 吴毓江著，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747页。

34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3645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第50—51页，第51页。

37 白居易：《三教论衡》，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35—1437页。

38 后来二程也有类似说法，朱子从之，以为“四科乃从夫子于陈、蔡者尔，门人之贤者固不止此，曾子传道而不与焉。故知十哲，世俗论也”（朱熹著，徐德明点校：《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146页）。此承厦门大学历史系梁心老师提示。

4091 钱穆：《国史新论》，第223页，第138—139页。

41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2—173页。

42 钱穆晚年所著《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就全据新式学科门类一一讨论。

43 梁启超：《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书后》，《饮冰室合集·专集》八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3页。

44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99页。

46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251页。

47 参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

48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59页。

50 王国维：《汉魏博士题名考》，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01页。

51 《晋书·石勒载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735页。

52 《宋书·隐逸列传·雷次宗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93—2294页。

53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宋纪·太宗明皇帝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223页。

54 按：明帝设四学及各有学士一事，《资治通鉴》《南史》和《通典》俱有记载（唯学士数不一），而《宋书·明帝纪》无载，胡三省或本《宋书》。参见马宗霍：《南史校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4—65页。

55 邢义田：《秦汉的律令学——兼论曹魏律博士的出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4本第4分，1983年12月。

56 参见叶炜：《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此承胡宝国兄提示。

57 《新唐书·选举志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59页。

58 参见刘复生：《儒学复兴思潮影响下的北宋中期贡举改革》，《史学月刊》1992年第5期。

59 参见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53—56页。

60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页。

62 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独立评论》第14号，1932年8月21日。

64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弁言》，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1页。

65 陈师道撰，李伟国点校：《后山谈丛》，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4页。

66 参见朱熹编：《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之二，《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1页。此承刘复生兄赐教，特此致谢！

67 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59—361页。关于“士大夫之学”与“老博士之学”的对立，可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09—613页。

69 按：熊十力最反对的是书院全不考虑学生出路，盖如此则来读者不能多。参见马一浮1939年多次复熊十力书，《马一浮全集》第2册上，第486—500页。

70 在这样的培养选拔模式中，一度被看重的律学就地位日降，而科举出身的州县官却又面临着沉重的审判负担，带来很多具体问题；且因通儒式的官员每不谙办事程式，造成从中央到地方的书吏和胥吏对政务影响甚大，演化成一个尾大不掉、积重难返的长期问题。但若培养选拔人才太强调专门化的实际操作，则有违“君子不器”的古训，甚或导致形而上的道走向形而下，发展演化为器不足便无以言道（晚清就可见一个从不能离器言道逐渐演变为以器言道、以器证道并以器明道的倾向），终为器所决定。

71 有功名才能振家声，而振家声乃孝之大者，为此而可以突破“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要求。清代便可见一些人中进士做一任官即辞官归田（当然也要有今人所谓经济基础），盖已完成证明自己的责任了。

72 73 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第1—2页。

74 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225—227页。

75 从后见之明的眼光看，这里或许隐伏着学问的独立，却也被清末革命党人讥讽为种族专制下的逃遁。

76 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傅斯年全集》第6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2页。有意思的是，傅斯年的同学顾颉刚在1923年却认为：“中国的社会和学术界看各种行业、各种学问甚而至于各种书籍，差不多都是孤立的，可以不相谋，所以不能互相辅助以求进步。”（顾颉刚：《郑樵传》，《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4月）两人的看法适相对立，中国学问既不“专门”而又“孤立”，却都造成不“发达”或不“进步”，两方面或皆可举出一些例子，到底还是有点矛盾。其实他们可能都是以西学为参照进行对照，“专门”要像西学那样分科，相通也要像西学那样有系统。

77 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瓜蒂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79 按：王鸣盛先已提出义理、考据、经济、词章的四分法（王鸣盛：《王憨斯先生文集序》，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0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00页），然其说无大的影响。

80 康有为：《长兴学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5—346页。

81 据梁启超后来的回忆，长兴所教的义理之学还包括“泰西哲学”，更是典型的“倒放电影”。参见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六，第65页。

82 关于近三百年学术之分，我已有所论述，故下面的讨论较为简略。参见罗志田：《方法成了学名：清代考据何以成学》，《文艺研究》2010年第2期；《清代学问三分法对经学的遮蔽》，《中国文化》总第40期，2014年12月。

83 熊十力：《十力语要·答邓子琴》，《熊十力全集》第4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84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别集》，《王国维遗书》第4册，第6—7页。

85 86 顾颉刚：《义理、考证、词章三学》，《顾颉刚读书笔记》第6卷，（台湾）联经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4162页，第4162页。

87 还有一种更广博的区分，从《后汉书》开始，在“儒林传”外另设“文苑传”，以及元修《宋史》于“儒林传”外添设“道学传”（前者历代遵循，后者独存一史），表现出修史者对某种时代倾向的确认，多少皆与后人所说的学术分类相关，后者尤近。不过这种盖棺论定的认知较为复杂，“文苑”之“文”多非当事人意识层面的个人专修，被列入“文苑传”者更极少是当事人自己的主动选择（在门生故旧眼里恐怕还是未能进入“儒林传”的某种“挫败”）。而被列为“道学传”的宋儒是否有意自别于“儒林”，或也需要斟酌。这样的类别性认知与当时学术分科的关联，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88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有关学问之系统》，《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第275页。

89 参见罗志田：《近代“道出于二”语境下学科认同的困惑》，《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文化表述的意义与解释系统的转换——梁漱溟对东方失语的认识》，《四川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90 参见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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