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放︱文本性/互文性：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文本形态
Tiphaine Samoyault, L'intertextualité, Nathan Universite, 2001 （萨莫瓦约: 《互文性研究》，阿尔芒 · 科兰出版社2001年版）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2年第5期，责任编辑黄盼玲，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由巴赫金奠基的互文性理论在克里斯蒂娃的力倡下被确立和深化，后经巴特之手走向经典，在修辞学派处被泛化，终于成为一款独树一帜、影响远播的法国理论。互文性理论受马克思“作为生产模式的历史”启发，以生产性文学批评为支点，其探索和开拓都立足于这一坚实的支点之上，并在更大的时空中辐射开来。巴赫金的互文性思想发端于文本性而又超越文本性，已显示出生产性的端倪；克里斯蒂娃最初厘定“互文性”概念时，就提出了“文本是一种生产力”的大胆设想；巴特1973年为《大百科全书》撰写“文本理论”词条时，将“生产力”列为条目并进行讨论；修辞学派作为巴特和克里斯蒂娃的传人，对互文性的生产性也十分重视，展现出较强的自觉。
蒂费纳·萨莫瓦约（Tiphaine Samoyault）曾说，人们不太喜欢“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是因为人们透过这一概念看到一个令人生畏的庞然大物：“互文性的概念之所以如此丰富，是因为它总是介于文本和评论之间，因为在作者和读者的心目中总会有意或无意地出现其他的书。”1可见，互文性的庞大和丰富往往产生于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评论之间，牵连着多种记忆，综合着多种视角，承载着多种诠释，赋予文学批评以强大的创造性。从巴赫金至修辞学派，他们的互文性理论无不包孕着一种对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文本形态的期待，强调意义的生产与思想的增殖。
一、巴赫金：发于文本性而又超越文本性
巴赫金是互文性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尽管他从未使用过“互文性”或“互文”之类的概念，但他提出的“复调小说”“历史诗学”“超语言学”等概念、命题或原则对互文性理论的确立起到开先河、领风气的作用，在20世纪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开宗立派的意义。
巴赫金的探索是从文本性开始的。在他留下的草稿《文本问题》中，文本被视为逻辑起点，语文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科学学等学科都是从文本出发，朝着各自不同的方向发展，因此，“不管研究的目的如何，出发点只能是文本”2。但文本本身有局限性，它总是被禁锢在某种物质材料里：在文学口耳相传的阶段，它被固定在物理的声音中；到文字阶段，则被固定在石、砖、皮革或纸张上。因此，单纯的文本并不能带来内涵更新和意义增殖。然而，文本最后总会与人相遇，这些人虽然分处古往今来的不同时空之中，但文本所描绘的世界仍处于一个统一的、现实的且尚未完结的历史世界中。在这一意义上，无论是创作文本的作者，还是文本的表演者，抑或欣赏、阅读文本的听众、读者，都平等地参与文本所描绘的世界的创造，也正是从这个创造的历史世界中，才生发出文本所描绘的世界。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5,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 1997（《巴赫金全集》第5卷，俄罗斯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
基于这一认识，巴赫金认为，我们对文本的研究处在上述各学科的交叉点上，而这正是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之处。对他人的思想、意志、表态、话语、符号的关注都必须通过文本呈现给研究者，这导致不同文本之间或同一个文本内部的对话关系，对此，巴赫金有如下定义：“任何两个表述，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涵（含）义层面上加以对比……那它们就会处于对话的关系之中。”3所谓“对话关系”，并非相互并列的语言学实体，而是彼此呼应的言语交际中的话语，是在两个不同的话语主体间进行的完整表述。这种表述不是在语言学的“意义”层面上陈列，而是在价值论的“含义”层面上展开。
对于对话关系的关注，使巴赫金将目光投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后者的小说具有“复调”特点：“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4为支撑这一论断，巴赫金做了详细论证，可归纳为如下四点。
其一，陀氏笔下的主人公不仅是被作者表现的客体，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主人公的意识，在这里被当作是另一个人的意识，即他人的意识；可同时它却并不对象化，不囿于自身，不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5此处的“他人”和“对象化”概念需要进一步说明。巴赫金关于“他人”的思考有着新康德主义背景，他将关于“我与他人”的哲学思辨转换为“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辨析，将其界定为相互对峙、互为前提的两个主体间的平等关系，正如他在另一处所说：“我存在他人的形式中，或他人存在我的形式中。”6所谓“对象化”，则是指作者在小说中创造的实体化、固化的人物形象，它是传统创作模式中被作者孤立表现的客体。
其二，主人公的议论在陀氏的复调小说中并不是性格刻画和情节展开的手段，也不是作者声音的传声筒，而是从属于主人公本身的独立意识。主人公对自己、对世界的议论，与作者的议论具有同等的分量和价值。
其三，主人公的声音与作者的声音平起平坐，超出以往那种以情节布局来衔接小说的套路。在传统小说中，主人公不过是作者构思下的单纯客体，是按照独白原则完成的联结和聚合。与之相比，陀氏复调小说采用另一种手段将小说中的世界焊接成一个整体，即在“许多个地位平等的意识以及他们各自的世界”中完成小说的架构，巴赫金将之称为“对白型小说”7。
其四，复调小说的叙述方法也有别于独白型小说。面对这个由众多各自平等的主体而非对象化的客体构成的新世界，“无论叙述、描绘或说明，都应采取一种新的角度。叙述故事的语言，描写的语言和说明的语言，对自己的对象都必须形成某种新的态度”8。这里所谓“新的角度”“新的态度”都是陀氏复调小说的特点，它们创建了一种主人公与作者及其他人物之间平等对话的新型关系。
巴赫金
陀氏的复调小说无疑是另类的，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格格不入，无法归入其他小说形态。但是，这种全新的小说形态并非没有来由，实际上，它与欧洲小说史上一些传统文类不无关联。巴赫金通过对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大量民间文学的梳理，认为复调小说与绵延已久的狂欢化文学结有不解之缘。狂欢化文学是一种历史诗学，它起源于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礼、形式，是一种属于全体民众的世界感受，其种种形式和象征，特别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本身，在若干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被不断吸收到各种文学体裁之中，形成文学发展中的强劲一脉。古已有之的庄谐体便是其中之一。庄谐体包括歌舞剧、筵席交谈、回忆录、田园诗等体裁，内容多样，外表纷繁，却与狂欢节民间文艺内在相关，有些甚至直接是狂欢节口头民间文学的变型。庄谐体中不乏雄辩，但这种雄辩被狂欢节弥漫的谐谑、讽刺、戏拟的气氛所消解，雄辩所蕴含的严肃性、说理性、不容异议、固守教条等特点都遭到祛除，取而代之的是庄谐体的混杂性和多声性，而这一切恰恰被陀氏的复调小说所接受和运用。因此，巴赫金指出：“狂欢体这条线索，其中包括引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那个变体。我们权且称这一变体为‘对话型’。”9狂欢化文学这一历史诗学的传统，在陀氏那里以复调小说这种新颖独特的形式得到重生和延续。
陀氏复调小说的语言特色也是巴赫金关注的重点之一。此处所讨论的“语言”不是一般语言学学科化的研究对象，而是活生生的、具体的言语交际。某种意义上，一般语言学恰恰是将活生生的、具体的言语排除后得到的学问，而这被排除在外的言语对我们的研究意义重大。因此，巴赫金所进行的研究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它尚未形成特定的独立学科，姑且将其称为“超语言学”。这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双声语”，巴赫金将其简洁地定义为“包容他人话语的语言”10，认为真实的、活生生的对话交际中必然会产生包括仿格体、讽拟体、暗辩体、故事体等在内的双声语。这些体裁相互有异，但又不乏共同之处：它们都具有双重指向，既针对言语的内容而发，又针对他人的话语而发。人们过往通常在独白型语境中考察语言，因此，巴赫金的发现对于扭转这一思维定势有重大意义，他宣称：
修辞学不应只依靠语言学……而应依靠超语言学。超语言学不是在语言体系中研究语言，也不是在脱离开对话交际的“文本”中研究语言；它恰恰是在这种对话交际之中，亦即在语言的真实生命之中来研究语言。11
在他看来，语言不是僵死的东西，它总在运动着、变化着，不会只停留于一个人的思想、声音之中。语言的生命在于由这人之口转到那人之口，由这一语境转到另一语境，由此一社会集团转到彼一社会集团，由这一代人转到下一代人。
综上所述，巴赫金在陀氏的复调小说、历史诗学和超语言学研究中提炼出“对话型”“狂欢化”“双声语”等概念，大力张扬文学的主题、人物、体裁、语言等方面的多元性、混杂性、边缘性、交叉性，在不同学科、领域、类型的交互关系中谋求新的观念、方法和路径。巴赫金从一般语言学意义上的文本出发又超越了这种文本。常言道：孤掌难鸣，众擎易举。孤立的文本不足以生产意义、增殖思想，只有在文本与文本间才能实现这种生产和增殖。巴赫金将所有连贯的符号综合体都宽泛地理解为文本，并将其置于不同学科的边缘和交界之上12，使得在不同文本之间谋求新的知识、意义和价值成为可能，从而显示出强大的创造性、建构性和生产性，这恰恰为后来互文性理论的横空出世打下了基础，而这种奠基之功，在此一理论的发展中得到了印证。
二、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概念的确立与深化
虽然巴赫金在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之前已初步形成互文性思想，但他并未提出明确的概念。这一概念首次以书面形式出现是在克氏1966年的论文《巴赫金：词、对话和小说》（Bakhtine, le mot, le dialogue et le roman）中，她在介绍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时有如下解释，“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从而，互文性概念取代主体间性概念而确立，诗性语言至少能够被双重解读”，对巴赫金而言，“对话不仅仅是由主体承担的语言，而且是某种书写……书写既有主体性又有交际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互文性”13。次年，克氏在《封闭的文本》（Le texte clos）中进一步说明互文性：“文本意味着文本间的置换，具有互文性：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若干陈述相互交会和中和。”14
在对“互文性”概念做出这番阐述时，克氏还是一名刚从保加利亚到法国求学的青年学子，投于罗兰·巴特门下。她飞赴巴黎的行囊简单，却带上了巴赫金的书，而当时在法国乃至整个欧美，巴赫金还完全不为人所知，她因此成为介绍和推广巴赫金的使者。在索邦大学的研讨课上，克氏应巴特之邀介绍了巴赫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两本著作，她对巴赫金复调小说和对话性理论的阐述给在场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巴特感到惊奇。凭借这一契机，克氏被当时巴黎最前沿、最活跃的学术圈接纳，进入以《原样》（Tel Quel）杂志为核心的“原样派”。在这荟萃一代思想精英、引领法国乃至欧美思想走向的学术团体中，克氏受到当时最新锐的学术思想洗礼。她称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为师，感铭他给予的帮助和影响，此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也使她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克里斯蒂娃（1941-）
正是在这些前沿学术思想的启发和涵养下，克氏的互文性研究从最初的概念厘定、义理解读发展至开拓新域的阶段。此时的互文性不再是静止不变的概念和先入为主的教条，而是一把用来发现新思想的钥匙。克氏已经认识到，以往人们所理解的互文性仅仅是文学文本之间一对一的互涉关系，而实际上互文性应是一对多的关系，涉及不同领域、学科和系统的文本以及呈现出这些文本的历史。她这样说：“我明确地将这种文本对话性称为‘互文性’，并将语言及所有类型的‘意义’实践，包括文学、艺术与影像，都纳入文本的历史。这样做的同时，也就是把它们纳入社会、政治、宗教的历史。结构主义一开始只是一种形式研究，‘互文性’使它得以进入人类精神发展史的研究。”15此处的“人类精神发展史”涉及人的无意识领域，它是不可或缺的文本之一，意识与无意识的互涉则构成又一重互文。这一思想来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克氏曾坦言，在众多新锐理论中，“对我产生更为深刻影响的是弗洛伊德的理论与实践。在我的研究探索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地位逐渐取代了巴赫金”16。可以说，与弗洛伊德理论的相遇成为克氏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过渡的契机。弗洛伊德有一个重要观点，即言说体现着说话者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并行不悖。这里的“意识”指语言、逻辑、价值、结构等，“无意识”则指源于感觉、情感与冲动的表征。因此，人们的言说中总是同时存在一个意识中的语言结构和一个无意识的世界，这种双重性存在于作家的创作之中，“我们于是面对另一种形式的‘对话’——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对话，文学语言正试图将这种对话传递给我们”17。这一发现大大丰富和充实了互文性理论，在克氏进一步界定的“互文性”概念中，文本间的互文关系包含了以下几个维度：其一是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其二是文本与各种艺术类型、文化现象之间的互文关系，其三是文本与社会、政治、宗教、法律等状况之间的互文关系，其四是文本与无意识之间的互文关系。
存在多维度的互文关系，其先决条件是将各种艺术类型、社会、政治、宗教等方方面面均视为如文学一样的“文本”。克氏正是这样界定的，她将所有类型的“意义”实践都纳入了“文本”的历史。这一突破性的进展使得“互文性”概念向各个领域、学科和类型全面敞开，互文性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其博士论文《诗性语言的革命》（La re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中，克氏对“互文性”概念给出了一个系统、全面的定义。如果说弗洛伊德在关于无意识的理论中具体化了置换和压缩这两种基本过程，那么我们必须在该基础上加入第三个过程，也就是建立从一个符号系统到另一符号系统的通道，它意味着旧命题的毁灭和新命题的产生：
互文性这个术语暗含着从一个或者多个符号系统到另一个符号系统的转移，但是这个术语经常被认为是陈旧的“影响研究”。所以，我们倾向于使用“转移”（transposition）这个概念。因为“转移”指出了从一个符号系统到另一个符号系统的通道。这一通道需要一种新的命名方式——一种表述和指示的场域性。若我们能够认识到任何意指实践活动都是某一领域不同意指系统（一种互文性）间的转移的场所，我们就能理解意指系统表述的“所在之处”和它指示的“对象”从来不是单一的、完整的、与自身同一的，而总是多样的、破碎的，和类似于表格模式的。如此看来，一词多义是符号态多样性的产物，也是从属于不同符号系统的结果。18
这段表述颇多艰深晦涩之处，其核心思想大致有四点：其一，互文性并非一种对具体研究对象的来源进行追溯和考证的“影响研究”，而是意味着从一个符号系统到另一个符号系统的“转移”；其二，这种“转移”不只是时间性的，更是空间性的，它使意指实践在不同领域中的场域性转换成为可能；其三，在互文性理论下，符号所指涉的对象不再是单一的、完整的，而是多样的、多元的；其四，符号一词多义的增殖性、建构性是其“转移”后从属于不同符号系统的结果。
Julia Kristeva, Semeiotike - Recherches pour une semanalyse, Paris: Seuil, 1969（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门槛出版社1969年版）
不过，事情还得深追一步，互文性无论作为一种批评观念还是一种批评方法，其要义在于文学批评的生产性。在克氏那里，生产性问题始终与“互文性”概念纠结缠绕、相辅而行。在她最初厘定“互文性”概念时，就曾提出“文本是一种生产力（productivité）”19的大胆设想，同年还以此为题写有长篇专题论文，后来在博士论文中也专门讨论文学批评的生产性问题。
克氏在最初界定“互文性”概念时就已指出，文本的生产性具有两个特点：
文本是一种生产力，这意味着：（1）文本与其所处的语言之间是（破坏-建立型）的再分配关系，因此，从逻辑范畴比从纯粹语言手段更便于解读文本；（2）文本意味着文本间的置换，具有互文性：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若干陈述相互交会和中和。20
关于第一个特点，克氏并未进一步解释。从字面上分析，互文性解读是在对文本的破坏/建立过程中解读文本，达成文本意义的除旧布新和重新分配，从而实现生产性。在这里，破坏/建立的逻辑关系比纯粹的语言修辞关系更重要，这不啻是解构主义的初露端倪。关于第二个特点，克氏借用“意识形态素”（ideologeme）概念来说明，在她看来，意识形态素是每个文本结构中均可读到的、具体化的互文功能，它随着互文性解读的展开而赋予文本以社会、历史的坐标。这种通过意识形态素来理解文本的态度决定了一种符号学的思考方法，“在互文性中研究文本，并且在社会和历史（文本）中来思考文本……进而把这个整体纳入社会和历史的广义文本中来解读”21，从而在特定文本与更为广袤的社会历史文本的“交会和中和”中生产出更多的意义。这里有一个理论性突破，那就是克氏将社会历史作为广义的“文本”来看待，将其纳入“互文性”范畴之中。有了这一突破，生产性得以被建立在不同符号系统的互文关系之上。克氏指出，倘若有一种“话语”，它并不仅仅关乎语言学，而是与实践中的本质因素息息相关，以解构/建构的姿态囊括无意识、主体性、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它已然成为一种“生产性的暴力”22。这种作为文学文本的话语是一种可与政治革命比肩的实践活动。可以看到，互文性理论没有简单地认同既定的文本概念，而是赋予它以新的意指实践形式，从而在分属不同符号系统的文学实践与政治实践的相互融通中实现生产性：“文学实践将从与其息息相关的政治实践出发。我们将这种异质实践称为意义生成。”23
克氏的以上理论得益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我们将会经常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最近的发展研究成果，给这种辩证逻辑的发展提供一个唯物主义的基础。”24她认为，这一基础来自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人的内在驱力结构，它总是作为对立二分的力量（比如死亡驱力/生命驱力、本我驱力/性驱力等）相互较量、相互抗衡，成为激发人的精神动力及实践冲动的策源地，而这一切又不乏客观的生物基础和社会背景的他律实证，因此，不了解内在驱力的双重性和他律性就不可能了解人的精神历程和实践活动。克氏认为这种“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可以为实践中的生产铺路，“这一生产囊括了从美学、科学到政治学的所有社会实践”25。
这种“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就是理解互文性的生产性的关键。克氏指出，当“意识/无意识”的二分理论被引入语言学用以说明语言的意指过程时，文本的意义自此便有了两种不同的生成方式：一是“符号生成”（le sémiotique），二是“象征生成”（le symbolique）。两者在语言的意指作用中缺一不可，构成语言内部的对话。其中，“符号生成”包括可辨的印记、迹象、征兆、见证、刻写符号、烙印、图像等，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所谓“原始过程”的特征相符合，它已在生成过程之中，但还没有到达语言与意识层面的意义，是“一个既在运动中又被制约着的未经语言表达的暂时性构成”；与之相对应的是“象征生成”，它“包括判断与命题，属于意义领域”26。从“符号生成”向“象征生成”转换的结果就是文本的意义生成，即互文性的生产过程。
三、巴特：互文性理论的实践性与经典化
巴特的互文性理论与克里斯蒂娃存在极深的渊源。1973年7月，克里斯蒂娃在万森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答辩会上，巴特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不合常规地向答辩人致谢，感谢答辩人帮助自己“从一种产品的符号学转变到一种生产的符号学”27。同年，巴特在其为《大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Universalis）撰写的“文本理论”（Théorie du texte）词条中明确指出，“互文性”概念是克氏首创，他转述了克氏的定义并强调互文性理论中若干基本概念的提出都应归功于克氏。巴特还对克氏在开掘互文性的生产性问题上所做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指出克氏不仅将“生产力”列为互文性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还宣称“文本是一种生产力”。“生产力”也被列为“文本理论”下的条目被加以详细论证。巴特自身关于互文性则有如下看法：
任何文本都是一种关联文本；其他文本都在不同层次上、以或多或少可被辨认的形式出现在这一文本之中；这包括先前文化的文本、周围环境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已经结束的语录的一种全新编织。一些零散规则、一些表达方式、一些节奏性模式、一些社会言语活动的片段等，都会进入这一文本，并得到重新安排。互文性作为任何文本的条件，显然不能仅仅归为起源和影响的问题；关联文本是由无从考据的一些表达方式、下意识的引用和未加标注的参考资料联合组成的广泛领域。从认识论上讲，关联文本的概念是为文本理论提供社会性容量的概念：先前的和当代的言语活动都可以进入文本之中，这种进入并非是依据可以看得出来的亲缘关系途径、自愿的模仿途径，而是依据一种分散的途径——这一形象为文本确保了一种能产性地位。28
这段话与克氏有关互文性的论述如出一辙，二者甚至可以相互转注，皆被视作“互文性”概念的经典定义。这种对互文性的理解，始终作为一道底色映照和融贯在巴特的文学批评之中，他在多种著述中阐述和演示了此种互文性理念，其中比较集中的是《作者之死》（La mort de l’auteur）和《S/Z》。《作者之死》虽然只是一篇随感式短文，但对巴特来说意义重大，可以说它正是巴特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的信号。在该文中，巴特论述了“两个转换”，一是作者向写作转换；二是作者向读者转换。两者的取向完全一致，而驱动和支撑着这“两个转换”的，正是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罗兰·巴特（1915-1980）
先是作者向写作转换。巴特认为，作者是一种近现代才出现的人物，是近现代社会脱离中世纪以后的产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发现个人魅力的同时，给予作者极高的关注，故而总试图在作者个人一侧寻找解释文学作品的根据。现代主义兴起之时，这一作者的王国仍很强大，但新锐作家一直试图动摇这个王国，从马拉美、瓦莱里、普鲁斯特到超现实主义，都主张取消作者而崇尚写作。在他们看来，作者只是一个写作的人而已，而在叙述过程之外一切皆空。因此，巴特在《作者之死》开头就说：“情况大概总是这样：一件事一经叙述……那么，这种脱离就会产生，声音就会失去其起因，作者就会步入他自己的死亡，写作也就开始了。”29
再是作者向读者转换。巴特主张今后最好将文学称作“写作”，因为一个文本是由多种写作构成的，它源自多种文化并相互对话、相互模仿和相互争执。这种多重性的互动终将汇聚在一处，但这一处不是传统观念所认定的作者，而是读者。读者是构成写作的所有理由得以驻足的地方，巴特称写作的位置等于读者30，可见他所说的“写作”是指读者的写作，在他看来，唯此才是终极的、多元的写作，也是永无止境的写作。一个文本的整体性并不存在于它的起因之中，而是存在于其目的性之中，但这种目的性不是个人的，读者是一个群体概念，它是无历史、无生平、无心理的，他仅仅是在同一范围之内把构成作品的所有痕迹汇聚在一起的某个人。过去古典主义的批评从未关心过读者，在这种批评看来，文学中没有别人，只有作者。现在，我们已不再受这种颠倒的欺骗，为使写作拥有未来，必须把以往那种写作的神话重新颠倒过来，“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31。
上述“两个转换”其实是同一个转换，它昭示了文学批评“疏远作者，亲近读者”的大趋势。在巴特看来，在整个文学叙述的结尾，作者往往变成了一个陪衬。这不只是一种历史事实或一种写作行为，它也彻底改变了现代文本，在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互文性的建构力量。在上述文学批评实现“两个转换”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批评观念和词汇系统的大幅更新，构成了一种新的修辞学，即互文性的修辞学，它由“接续”“重复”“编织”“混合”“汇聚”“多元”“多维”“多重”“引证”“模仿”“抄袭”等时新的语词融汇而成，在改变这些语词原有的语义、用法和规范的同时，勾勒出互文性的基本轮廓，圈定了互文性的大致边界，而这一点，在克氏对“互文性”概念的最初定义中就已显山露水。
Roland Barthes, 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 Paris: Seuil, 1953（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门槛出版社1953年版）
此外还必须说明的是，巴特关于“作者死了”的宣示曾一度引起学界的轩然大波，但此一宣言并不是说作者作为物质存在的泯灭和消亡，而是说作者不再作为历史的主角居于世界中心，而已滑向边缘、沦为配角。这种乾坤颠倒、主客易位的局面并不是否定作者的参照价值，他与占据王座、掌握权柄的新贵之间构成一种互文，这个意义上的作者仍然不可小觑。巴特在《作者之死》中对“两个转换”的论述每每回到作者，在古今比较、新旧对照和前后映衬中谋求一种互文关系就是明证。因此不妨说，所谓“作者死了”的欢呼本身就是一种互文性的演绎，一种解构主义的宣告。
巴特集中阐述互文性的另一部著作《S/Z》原为他在巴黎高等研究院授课的讲稿，带有文学概论的性质，它既是演示互文性主旨的教材，又是彰明互文性理论的专论，可谓集实践与理论于一身。书中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文本价值何在？巴特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依靠科学，因为科学不做价值评估；也不能依据意识形态，如道德、美学、政治等，因为意识形态只是一种描述的价值，而不是一种生产价值。文本的价值却在于生产价值，此一价值只能与一种实践相连，那就是写作的实践。对写作实践来说，有的东西可写，有的东西不可写。那种可被写作的东西即可写性文本，唯有可写性文本具有生产价值。与可写性文本相对应，那种可被阅读但不可写作的东西即可读性文本。相对于面向现实、介入当下的可写性文本，可读性文本不具生产价值，只能算是一种古典文本，它构成了传统文学的庞大整体。造成这种文本类型学分歧的是传统的文学机制，它使文本的制造者与使用者、主人与顾客、作者与读者始终处于分离状态。置身其中，读者陷入一种与己无关、冷眼旁观的境地。他不会主动发挥作用，接近能指的魅惑，也不会去享受写作的快乐，而只拥有接受或拒绝文本的有限自由。
为什么可写性文本是我们期望的生产价值的文本呢？因为文学工作的目的就在于“使读者不再成为消费者，而是成为文本的生产者”32。那么，在何处可以找到这种文本呢？在巴特看来，可写性文本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不是在书店里可以找到的，其模式是生产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它是一种永恒的现在时，任何结论性话语都对它不适用，因为结论性话语只能将文本变成过去时。总之，可写性文本是被开端的多重性、网络的开放性和话语的无限性所形塑的无限的游戏。在这个意义上，可写性文本就是我们写作的进行时。巴特因此定义道：“可写性文本，就是无小说的故事性，无诗歌的诗意，无论述的随笔，无风格的写作，无产品的生产，无结构的结构化。”33对此，巴特进一步说明，解释文本并不是赋予它一种意义，而是评价它由何种多元性构成。他的具体做法是将理想的文本与传统的古典文本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对照：在理想的文本中，网系繁多并相互作用；该文本是能指的银河系，而不是所指的结构；人们可从许多入口进入文本，而没有一个入口可以被断言是主要的；它所调动的编码无穷无尽，但都难以确定，如此等等。不言而喻，可写性文本正是这种理想的文本，它从绝对的多元构成中获得其意义系统，这一意义系统从来不是封闭的，因为言语活动本身是无限的。
不过，仅仅对不同文本进行上述文本类型学的比照仍是不够的，文本类型学的建立有其特定的章法，而这种章法的基础就是内涵。如果完全否定这种内涵，那就取消了文本区分的依据，也就弃置了文本类型学本身。因此，内涵对于文本类型学可谓至关重要。依巴特之见，文本类型学意义上的内涵由两种文本来确定：一是语言学的文本，一是社会学的文本，两者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构成了内在的互文性，作为理想文本的“可写性文本”及其生产价值据此而得以确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巴特此处对理想文本内涵的论述与其前引关于互文性理论的基本观点如出一辙。不妨认为，巴特在《S/Z》中关于“可写性文本”及其生产价值的论述为他后来撰写《大百科全书》“文本理论”词条提供了基础。
四、修辞学派：互文性理论的泛化与纠偏
任何一种学派经历了形成期、发展期、鼎盛期之后，终会迎来它的泛化期，出现山头林立、支脉纵横的景象。它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学派的原旨，不过，这种偏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补益，进而也能形成自身的纠偏机制。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流派亦是如此。在巴特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推向经典之后，受到陶染的学者数不胜数，一时间论说杂沓。由于得到巴特和克氏的亲炙或私淑，互文性理论在法国赓续。这批法国后学大都走的是修辞学的路子，不妨称之为“修辞学派”。他们从修辞学出发，对于克氏和巴特因忙于从精神分析以及社会文化角度建构互文性理论而尚未来得及充实的修辞学肌质进行了修补和完善，使得该理论更趋科学和完备。
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热拉尔·热奈特在互文性基础上提出“跨文本性”的概念，提倡文本的超验性。所谓“跨文本性”，即“所有使一文本与其他文本产生明显或潜在关系的因素”34，可分为五种类型：文本间性，指一个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实际出现；副文本性，指一个文本与其附属部分的关系（包括书名、前言、注释、卷首或章前题词、插图、插页等）；元文本性，指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评论关系；承文本性，指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蓝本关系；广义文本性，指秘而不宣、仅由副文本提示的类属关系35。
热拉尔·热奈特（1930-2018）
Gérard Genette, Introduction à l'architexte, Paris: Seuil, 1979（热奈特：《广义文本之导论》，门槛出版社1979年版）
如果说热奈特是依据文本关系的分类对互文性进行细化分析的话，那么洛朗·坚尼（Laurent Jenny）则依据修辞格的分类推进这项工作，用修辞格的不同转换方式来揭示互文性在具体运用中的多元和丰富：
叠音连用，即取一段文字的谐音，但词形不同；
省略，即截取已有的文本；
发挥，即“通过增加潜在的词义”以转化原文；
夸张，即通过夸大语言形式转化原文；
语序颠倒，就是颠倒被重复或引用的句子成分……
改变词义深度，就是重复使用一个词，同时使词义的深度在新的背景下得到改变。36
除了上述对互文性的某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外，修辞学派还对互文性的重要问题做出个案详解。麦克·里法特尔（Michael Riffaterre）提出“互文配意”（la syllepse intertextuelle）的概念，强调互文性之产生在于将同一个词的两种相互抵触的意义放在文中以引起关注。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将“重复”和“引用”视为主要的互文手法，“重复”是一段话语在另一段话语中的复写，“引用”则是将一段表述从原文本抽出而引入现文本，二者的错位将再造新的意义。米歇尔·施奈德（Michel Schneider）在其同题专著中，用“窃词者”一词取代了“互文性”概念。在他看来，文学写作中那些原有的片段、个人的组合、参考资料、突发事件、留存的记忆和有意识的借用等均为“窃词”：“文为他用”为抄袭，“文下之文”为隐文，“文如他文”为仿作，但他所说“窃词”“抄袭”“仿作”并非贬义，它们都表现为不同文本相互对立、交流或吸收的互文关系37。这些修辞学角度的补苴罅漏改变了以往互文性理论相对笼统、粗略、含混的局面，使之变得更加具体、细化和精确，“互文性”概念也借此从广义向狭义过渡，其内部的趋同与存异、同一与肢解、吸纳与分离等复杂性也得以呈现。如果说以往我们只能问“是否互文”的话，那么现今则可以问“何种互文”了。互文性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联得到加强，使前者成为一种可操作、可参照、可遵循的原则和范式。
洛朗·坚尼（1949-）
Laurent Jenny, La Terreur et les Signes : Poétiques de rupture, Paris: Gallimard, 1982（洛朗·坚尼，《恐惧与符号：断裂的诗学》，伽利玛出版社1982年版）
进而言之，上述修辞学派骨干作为克氏和巴特的传人，对互文性的生产性都予以高度重视。他们大都是在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背景下细察审辨文本中的互文关系，以探讨互文性的意义生产机制。热奈特在以往叙述学“故事”和“叙事”的两分法之外增加了第三个要件：“叙述”。“故事”即叙述的内容；“叙事”即表意手段或叙述文本本身；“叙述”则是指“生产性叙述行为”，它“增加了由叙述情境引起的其他问题，如叙述的接受对象、作者或读者的介入等”38。作者是文本内的对象，读者是文本外的对象，他们都通过互文关系介入小说的叙述行为，参与小说的意义生产。
里法特尔在1979年撰写了《文本的生产》（La Production du texte）一书，其主旨一直影响着后来的研究。里法特尔肯定诗能通过不同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生成新的意义，在他看来，如果一个文本以既存的其他文本为参照，那么它就有可能在文本的转移、扩张和变化中产生新的含义。据此，他对传统的“摹仿说”或“表现说”提出质疑，转而特别重视读者在这种意义生产中的作用。在他看来，读者可以在深层把握修辞现象的基础上运用诸如比较阅读、结构阅读等新的阅读模式，将文学材料中的其他文本作为参考对象，从而读出传统的线性阅读无法获得的意义。为此，他在该书中研究了诗歌解读的各种方式，分析了散文诗、幽默以及晦涩现象等，并在每一层次中都引入了“互文性”概念，使诗歌解读始终围绕这一概念变化，把“一个词或一句话改造成一个文本”，或把“文本变成更广泛的整体”39。
孔帕尼翁对“重复”和“引用”的研究则是出于这一基本想法：所有文本都是二手的，都来自其他文本，是旧文本的新配置。他声称，“所有的写作都是拼贴加注解，引用加评论”，即便文学大师也是如此，乔伊斯是“剪刀加粘贴”，普鲁斯特是“文献串联”。因此，他喜欢用“家谱”来指陈“互文性”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并将表达视为一种力量，肯定它往往能抓住一种过往的话语并不断重复它40。这种重复和引用可能与原先的文本并无二致，但只要是进入新的文本关系，便不乏生产性和增殖性。
安托万·孔帕尼翁（1950-）
Antoine Compagnon, Le Démon de la théorie, Paris: Seuil, 1998（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门槛出版社1998年版）
坚尼也将“互文”定义为“文之所言，尽乃前人之语也”。他认为互文中的重复、暗示与同一文本中的简单重复、暗示仍有差别，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定义做进一步的限定，即“每次当有一段借用的文字是从原文中被抽出来，而后被作为范式照搬到一段新的文字中去的时候，才发生了互文性”41。正是这种新旧之间的互文移植构成了实际的生产性，赋予重复、暗示以新的意义。
相对于坚尼所谓的“前人之语”，施奈德则将后来的诗人称为“窃词者”，以说明当下文本对已有文本的传承性和依附性。在他看来，当下文本往往是一种“回忆”，它总是抱着一种怀旧的心情对一去不复返的过往脱帽致敬42。但不管怎样，当下文本必须在古典作品的投影与现代艺术的创新之间达成某种协调，并从中生发出新意。
由此可见，修辞学派对文本互文的生产性已表现出较强的自觉，他们以克氏等前辈的有关论述为标准，不仅在此一问题上颇有创见，而且对研究中出现的偏差也能做出归本返正的纠偏。孔帕尼翁曾针对热奈特“跨文本关系”的五种类型提出批评，指出热奈特将“互文性”概念定义为“两个或多个文本的共现关系”或者“一个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确定存在”，而将摘引、抄袭、影射视为互文的常见形式，这种定义太过狭隘，它过多地考虑了文本的形式属性，而弱化了文本的指涉功能，从而“忽略了克里斯蒂瓦继巴赫金之后一再强调的文本生产力”43。且不论此处孔帕尼翁的批评是否准确，它至少表达了对互文性的生产性功能的高度重视。可以形成对照的是，孔帕尼翁认同里法特尔的观点，后者强调读者在意义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互文，便是读者对某一作品与其前后作品的关系的感知”。孔帕尼翁对此大加赞赏，指出“这才是文学文本中唯一重要的指涉”44。这就将聚焦从文本转向读者，确认只有读者才是互文性实现知识增长、意义生产、思想增殖的载体，从而使得互文性的生产性落地生根，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里所说的读者，不仅是普通读者，更是批评者，唯有批评者凭借如炬慧眼，才能真正洞见互文性的生产性。
结语
孔帕尼翁对克氏的崇奉其实触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克里斯蒂娃一再强调的文本生产力渊源何在。在其博士论文《诗性语言的革命》中，克氏曾表明自己的相关思想脱胎于马克思。她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所主张的“主体的历史”的辩证法进行了修正，“证明了历史是生产关系中一系列的斗争和破裂……历史并不常常作为主体的历史出现，而是作为生产模式的历史”45。从“主体的历史”到“生产模式的历史”的转换，势必带来实践本身的矛盾，因为实践常常既是意指的又是符号的，它决定了“文本生产的过程并不属于已经建立的社会，而是属于与本能和语言改变不可分割的社会变革”46。这就为一种特殊的生产铺路，这一生产既是符号的，又与从美学、科学到政治学所指向的社会实践息息相关。这就是文本的生产过程，也就是文本的生产性。克氏从马克思“作为生产模式的历史”中落实了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支点，而其互文性理论的探索和开拓就立足于这一坚实的支点之上，并在更大的时空中辐射开来。
注释
1 3 6 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第29页。
2 3 12 《巴赫金全集》第4卷，晓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第322页，第300页。
4 5 6 7 8 9 10 《巴赫金全集》第5卷，白春仁、顾亚玲译，第4页，第5页，第388页，第6页，第6页，第143页，第265页。
11 《巴赫金全集》第5卷，第269页。在俄文中，текст一词可译为“文本”，也可译为“篇章”，为统一不同译本的汉译，本文采用“文本”的译法。
13 15 16 17 26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祝克懿、黄蓓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50、156页，第11页，第11页，第25页，第24页。
14 20 21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史忠义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第51页，第52页。
18 25 45 46 茱（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诗性语言的革命》，张颖、王小姣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第137页，第161页，第79页。
19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第51页。“生产力”一词在法文中有“生产能力”“生产率”的意思，侧重于“生产性”的功能方面。
22 茱（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诗性语言的革命·导论》，第4页。克氏此处所说的“暴力”是指概念的固化造成的强制性，“暴力便是一种象征的泛滥，杀死实质（substance），从而使得它能够指称”（上书第55页）。同理，此处“生产性”概念的提出，也往往以改变或丢弃文本的某些已有性质为前提，使之具有异质的实践性。
23 24 茱（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诗性语言的革命·导论》，第4页，第2页。
27 参见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车槿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页。
28 Roland Barthes, “Théorie du texte”, Encyclopedia Universalis, Vol. 15, Paris: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1973, https://www.universalis.fr/encyclopedie/theorie⁃du⁃texte/2⁃la⁃theorie⁃du⁃texte. 转引自张智庭：《罗兰·巴尔特的互文性理论与实践》，《符号与传媒》2010年第1期。
29 30 31 32 33 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295页，第296页，第301页，第152页，第153页。
34 35 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选·批评译文选》，史忠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第57—61页。
37 40 41 42 参见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第13—31页，第24页，第28—29页，第28—30页。
38 39 参见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页，第226页。
43 44 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第106页。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艺术生产’的文学批评研究”（批准号：17ZDA271）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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