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波 郭齐︱旧题朱熹《训蒙绝句》《性理吟》之作者考辨

朱熹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2年第5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旧题朱熹所作《训蒙绝句》和《性理吟》流传广泛，影响极大。数百年来，围绕其作者及真伪，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形成了肯定和怀疑两大派，而以前者为主流。根据元熊大年辑《养蒙大训·训蒙绝句》、明正德七年谭宝焕编著《性理吟》、朝鲜显宗十三年朴世采刊《朱子大全拾遗·训蒙绝句》、英祖二十九年洪启禧刊《朱子性理吟》、英祖四十七年刊《朱子大全·遗集》等材料，可以证明《训蒙绝句》为黄士毅嘉定八年所作，《性理吟》为谭宝焕正德七年所作，这桩聚讼八百余年的悬案至此可以了结。

　　朱熹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其思想影响后世数百年之久，且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内容，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学说。在文学上，朱熹也有着深厚的修养和很高的成就。他曾以诗人的名目被推荐到朝廷，宋孝宗专门下诏召见。他的诗作在宋代被广泛传诵，并且出现了多家注解。宋人李涂称：“晦庵先生诗，则《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1元代著名诗人、诗评家方回说：“于文无所不能，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有一朱文公。”2明代著名诗评家胡应麟断言：“南宋古体当推朱元晦，近体无出陈去非。”3清人沈嘉辙有“花月平章二百载，诗名终是首文公”之誉4。刘熙载《艺概》对朱熹诗、文皆评价极高5。近人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也评论说：“惟朱子诗渊源《选》学，雅澹和平，从容中道，不失驰驱……亦当在《文苑传》中占一席地。”6

朱熹《晦庵先生文集》书影，宋淳熙、绍熙间刻本

　　在旧题朱熹所作的文献中，有一组影响了八百余年、至今仍被广泛称道的作品，那就是《训蒙绝句》和《性理吟》。这是一组阐述理学思想的普及性诗歌，前者为七言绝句，共九十余首，产生于宋代；后者为七言律诗，存四十余首，始见于明代。明正德年间，又有人将绝句和律诗合为一体，统称为“性理吟”。自那以后，合二为一成为比较流行的模式，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多是这种合刻本。

　　因为朱熹对蒙学作品的重视，特别是对女性蒙学作品的重视，故八百年来，围绕《训蒙绝句》和《性理吟》的作者及真伪，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形成了怀疑和肯定两大派。由于怀疑派只是以情理推测，拿不出确凿文献依据，故只占少数7；绝大多数人则将它们视为朱熹作品，品评、咀嚼、阐释、发挥、模仿、赓和、研究、引用，中国、朝鲜甚至有时将其作为辅导皇太子的教材之一8，足见其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直至今日，仍有众多论文包括若干硕士论文将它们作为朱熹之作，从蒙学、教育、诗歌、思想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9。大型断代诗歌总集《全宋诗》朱熹卷也予以收录10。一些学者则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个别学者虽曾推测后起的四十余首律诗是伪作，但对九十余首绝句仍然深信不疑11。本文拟对这桩历史公案做一研判。

一、《训蒙绝句》《性理吟》版本流传考略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训蒙绝句》和《性理吟》都是元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而将《训蒙绝句》著作权归于朱熹，始作俑者大概要追溯到宋末的徐经孙。他在《黄季清注〈朱文公训蒙诗〉跋》中说：“右《训蒙绝句》五卷，晦庵先生朱文公之所作也。其注则沇江黄君季清之所述也。谨按，先生自序谓病中默诵《四书》，随所思记以绝句，后以代训蒙者五言七言之读……其曰‘训蒙’，乃先生谦抑，不敢自谓尽道之辞云耳……绝句凡九十八首，始于《天》，而以《事天》终焉。其辞有曰：‘存养上还天所赋，终身履薄以临深。’”12这篇跋历来被看作《训蒙绝句》为朱熹所作的铁证。

《训蒙绝句序》书影，朝鲜显宗十三年朴世采刻本

　　其后，元人程端礼在《读书分年日程》中也有提及：“八岁未入学之前，读《性理字训》程逢源增广者，日读《字训纲》三五段。此乃朱子以孙芝老能言，作《性理绝句》百首教之之意，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13这里首次提到朱熹作组诗的目的是为了教其孙芝老。虽然题作“性理绝句”，但据其首数和体裁，即徐经孙所言之组诗无疑。

程端礼《读性理字训》书影，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熊大年辑蒙学十书，成《养蒙大训》，其中所收《训蒙绝句》为该组诗现存最早之本。大年于卷首目录下题识云：“文公先生咏天地阴阳造化、仁义道德性命及圣贤传心之旨、学者用功之要仅百篇，以教其子。”14

　　明正德七年（1512），首次出现了以七绝九十余首为前集，以七律百首为后集，统称为“性理吟”二卷者，编者谭宝焕15，详见下考。

　　嘉靖四十一年（1562），朱培辑《文公大全集补遗》八卷，所收《性理吟》含绝句、律诗凡一百四十余首，前有题识云：“饶双峰谓此编乃文公授黄勉斋训子芝老，盖约性理要义为韵语，命曰‘性理吟’。”16这里转述宋饶鲁之言，训蒙对象仍为芝老，然确指蒙师为黄干，而“性理吟”之题也为朱熹所命。

　　万历三十三年（1605），高攀龙重刊《性理吟》，并作《朱子性理吟序》云：“昔者子朱子尝取六经四子中要义，约为韵语，命曰‘性理吟’，以训其子芝老。金川车公名振者受于其祖松坡公，松坡得之五河李先生，李得之双峰饶先生，饶得之勉斋黄先生，黄则亲承师授者也。天顺中，车公为常州府司理，刻于常，携其板归，毁于火。嘉靖中，车公婿饶公名传者为汀州府司理，刻于汀。今年，予访维城张公于武林，得而珍之，曰，信非朱子不能作矣……昔明道先生尝欲为诗歌以训蒙士，朱子此编，岂成其志乎……因重梓之，以广其传焉……今乃得吾姻家杨尔亮梓之。”17高序进一步坐实了组诗为朱熹所作，“性理吟”之题为朱氏所命，且首次详述了其流传过程。

《性理吟序》书影，朱培《文公大全集补遗》，明万历四十年抄本

　　崇祯壬子18，即朝鲜显宗十三年（1671），朴世采编《朱子大全拾遗》，卷五收录《训蒙绝句》九十八首。

　　以上各本于《训蒙绝句》《性理吟》真实作者的考据至关重要。其他所知见较早的版本凡三十余家，如正德十六年程璩《晦庵先生朱文公诗集》本19，嘉靖间朝鲜李滉所见吴祥跋本20，日本明历三年（1657）重刻、山崎嘉跋《朱子训蒙诗》本（今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宗教学研究室有藏），清雍正八年（1730）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补遗》本等。至于我们未能寓目的其他文献尤其是海外文献，收录者应该还有不少21。

山崎嘉《跋训蒙诗》书影，日本松本书店《山崎闇斋全集》1936年版

　　《训蒙绝句》自宋末以来广泛流传。如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一引《天》22，陈普《石堂先生遗集》卷八引《心》23，《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三《石鱼题刻》录《观澜》24，《永乐大典》卷五四一引《中庸》、卷八二六八引《西铭》、卷三〇〇〇引《为己为人》25，彭大翼《山堂肆考·宫集·天文考》卷一引《天》26，魏校《庄渠遗书》卷一五引《斐然成章》27，陈献章《白沙先生至言》卷一引《居敬一》28，胡居仁《居业录》卷八引《意》29。吴与弼《太平寺》诗云：“连日禅房昼梦浓，人情物理静时功。宵来更拟寻潇洒，净几明窗写《训蒙》朱子《训蒙诗》。”30叶盛《菉竹堂稿》中《钓轩》三首，专集《训蒙绝句》之句而成31。可见理学家们对《训蒙绝句》乃朱熹所作皆深信不疑。甚至元杂剧《玩江亭》中铁拐李的台词也引用了《任重》一诗32，足见其影响之广。其他引用《训蒙绝句》者更是不胜枚举。

二、《性理吟》七律的作者

　　如前所述，《性理吟》七律为明代始出，首先应将其剔除，不应与《训蒙绝句》七绝混为一谈。据我们考证，这组七律的作者应是谭宝焕，而不是朱熹。宝焕号樵海，明抚州乐安人。所编著《性理吟》，《四库全书》仅入存目，其唯一刻本即乾隆十九年（1754）谭作梅刻本仅存于辽宁省图书馆，为海内孤本。唯赖此本，《性理吟》之作者方大白于天下。该书宝焕自序云：

　　朱子著述繁于川岳，人得片言，珍如珙璧。余读其训子短吟自序云：“己亥春，以病废书，默诵《四书注》，随所思记以绝句，几百篇，用代今之训蒙者读五七言律诗也。”……布帛菽粟，易知简能，无如文公训子一编，蒙以养正，甚善也。余寻味久之，漫摭朱注，胪列篇端，明其宗旨，而又窃取遗意，效颦东家，续以七言五□，积律百首，署曰“性理吟”。其中有为朱子所已咏，有为朱子所未咏，要皆阐朱子欲言之意……正德七年壬申岁夏月，樵海谭宝焕谨识。33

这里明确说七言律诗为自己所作，“性理吟”之题也为其所加。且该书以七绝为前集，卷首署“谭宝焕樵海甫辑”；以七律为后集，卷首署“谭宝焕樵海甫著”，区分得非常清楚。

谭宝焕《性理吟自叙》书影，清乾隆十九年刻本

　　朱凤英序也说得很明白：

　　《性理吟》者，乐安谭樵海迹朱子吟，纂朱子语，继七言律，以友教诸弟子者也……前列朱子家训截句九十八首，而纂朱子语，演七言律以系于后，志所宗也……紫阳先樵海而吟，樵海后紫阳而咏。34

谭作梅题记则详述该书编刻始末道：

　　考之家乘，公殁未及花甲，一子无传，平生著作宜多散佚。余高祖兰崖公为公侄孙……万历中，始行采辑，录公诗文及《性理吟》成帙。曾祖霜岩守厥缮本留贻。至康熙戊戌，梓行诗文共十卷，用公同好，然已仅存十一于千百矣。其《性理吟》，公自序积律百首，缮本中竟缺过半，几至覆瓿。岁壬申，恩□余同从弟作新恭誊残稿，呈校桐岗朱太史……今上甲戌夏，余小子纠众捐赀，仍残就缺，登诸梨枣，与兰崖、霜岩二集并附于后。35

由此可知，《性理吟》七律乃谭宝焕效《训蒙绝句》之意所作，他也是将组诗题为“性理吟”及将绝句、律诗合编之始作俑者。其所作组诗原为七律百首，与《训蒙绝句》相应，因文稿散佚，仅残存四十八首，这就是世传《性理吟》的来源。

　　《性理吟》的作者本来很清楚，但由于原刻本流传不广，学者稀见，故即使有人怀疑其非朱熹所作，也仅限于推测。如束景南《朱子佚文辨伪考录》云：“此《性理吟》四十九首，疑即谭宝焕作，而被车振伪托为朱熹之作。”36此说不确。车振本刻于天顺间，而谭宝焕之作成于数十年后之正德七年。至于后世为何将其视为朱熹之作，我们认为，应该是谭氏首次将自己所作七律与据传朱熹所作《训蒙绝句》编在一起，后人不察，便误以为都是朱熹所作，遂致以讹传讹。《四库全书总目》云：“《性理吟》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明谭宝焕撰。是集成于正德壬申，前有自序，皆以《四书》及性理中字句为题，前列朱子之说，而以一诗括其意。前集一卷，为七言绝句；后集一卷，为七言律诗。其意不在于诗，亦遂难以诗论也。”37其词含混，似以全书皆为谭氏所撰者，显然根本未曾认真过目。馆臣疏略，一至于此。

三、对《训蒙绝句》之质疑及分歧

　　较早对《训蒙绝句》明确表示怀疑的，是朝鲜的李滉。他在《答李刚而》中说：

　　《训蒙绝句》寄荷珍重。示喻《训蒙诗》胡敬斋亦以为朱先生作，滉亦曾见之。然滉反复参详，非但义理之疏，意味亦浅；非但意味之浅，文词又休歇。且以上三者姑不论，只看其命题立训大概规模，已觉非出于先生之手。其末乃揽取先生二绝句附入刊行，欲以是瞒天下后世之人，以明其上诸诗之皆为先生作。不知碔砆美玉之终不可合为一也。滉向在都下，以是语人，莫有信者。惟奇明彦一闻鄙说，回应之曰，吾亦尝云云。由是益知鄙见或不至大妄，所以不愿附行于《年谱》之下。38

议论虽深，然苦乏文献依据，故虽以退溪鸿儒，也“莫有信者”。其后，宋时烈也在《与金重叔》中说：“如《训蒙诗》数百篇，决知其非先生所作，而出于赝述者。”39

　　此后，关于《训蒙诗》作者的争论仍在继续。朝鲜洪启禧于英祖二十九年（1752）冬刊刻《性理吟》，并于次年夏作《考异》，以附于后。其跋语云：

　　此篇之为朱子作，后人疑信已相半。而即此二本考之，其多少次第大相径庭，又未知孰为先孰为后，孰为真孰为赝。第此两存之，以待知者。难之者曰，小序言“默诵《四书注》”，又有“芝老能言”之语。《四书注》朱子所作，朱子岂容自注而自诵？芝老字与高序合，意或是朱子子之小字。而朱子之最少子在己亥后二年已为十三岁，非始能言者也。以此而可见其非朱子作也。辨之者曰，虽后于朱子者，岂有不诵《四书》而只诵《四书注》者乎？是盖曰默诵《四书》而疏注之，随其思之所到云尔。若以能言为始言，则敬之之年固已过之。然此皆经传中奥义，岂可与始能言者说哉。十三四岁能通经传者始可与于此，故曰能言。梁溪以中州人，后朱子才三百余年，必知朱子之子有芝老与否而不疑，而书之曰训其子芝老，今何必致疑于其间哉。难之者曰，虽无此疑端，退溪李先生与人书已明辨其非朱子作，吾辈岂可不信退溪而信梁溪乎。余始考退溪文集，其《答李刚而》书曰……余读之而瞿然曰，退溪先生之言如此，则谁敢硬主己见，以为必出于朱子乎。余未见退溪书而径刻此篇，诚愧不敏。然既刻之矣，并附其颠末于后，以致自讼之意云尔。甲戌夏，洪启禧又书。40

难者之犀利，辩者之牵强，当时分歧，可见一斑。洪氏从退溪之说，颇悔刊刻之举。然而其后于英祖四十七年刊《朱子大全》时，他又改变了看法，于《遗集》仍收录《性理吟》，且转录南溪朴世采《朱子大全拾遗》跋云：“且如《训蒙诗》诸篇，虽曰出于《年谱》，而尝被退溪李先生所深贬，其论颇详，然犹以传述之已久，不敢辄删，第加汇别。”41显然洪氏也举棋不定、首鼠两端。

洪启禧《朱子性理吟跋》书影，朝鲜英祖二十九年刻本

　　1996年，我们对朱熹文集做了首次现代整理。在整理辑佚成果的时候，碰到了如何处理《训蒙绝句》和《性理吟》的问题。对于《性理吟》，当时因其晚出，且与宋元人著录体裁、首数不符，基本可以断定非朱熹所作，未予收录。而《训蒙绝句》则宋末以来人们大多认定其为朱熹所作，言之凿凿，未可轻率置之。我们感到疑惑的是，徐经孙生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其《黄季清注〈朱文公训蒙诗〉跋》称“余与季清交四十年”，“余与季清今老矣”42，既已交往四十年，又云“老矣”，若以五十岁计，则作跋时当为淳祐二年（1242）前后。而又称“季清研精是编有年矣”43，则黄惟寅为《训蒙绝句》作注尚在此之前若干年。这样一部洋洋百首、已有注本的作品竟然未被专门辑佚的淳祐十年王遂、徐几所刊朱熹《续集》，咸淳元年（1265）余师鲁、黄镛所刊朱熹《别集》采摭，显然匪夷所思。为示慎重，我们将《训蒙绝句》按“疑信参半、弃之可惜”的原则放入了存疑性质的朱熹《外集》44。

徐经孙《黄季清注朱文公训蒙诗跋》书影，明万历刻本

　　这种做法未得到学界认可。王利民撰文《〈朱熹集·训蒙绝句〉辨正》，认为将《训蒙绝句》列入存疑的做法是错误的，应当改入“出处有征、可以据信”的朱熹《遗集》45。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一书收录《训蒙绝句》百首，并有专文考证其为朱熹隆兴元年（1163）所作46；2002年复将其收入《朱子全书》第26册之首47，仍然坚持为朱熹所作。然而这些不同意见仍然未能消除人们对《训蒙绝句》作者的质疑。

四、《训蒙绝句》的作者

　　现在，这个疑团终于可以解开了。前不久，我们查阅了前述熊大年辑《养蒙大训》、谭宝焕编《性理吟》，日本友人三浦国雄教授也为我们提供了朝鲜朴世采所辑《朱子大全拾遗》、洪启禧所刻《朱子性理吟》及《朱子大全·遗集》等资料，在这些文献中完整地保存了至关重要的七绝九十余首作者自序的全文。

　　熊大年《养蒙大训》中《训蒙绝句》题下署“文公朱先生”之序云：

　　乙亥春，余以病废书，时默诵《四书注》，随所思记以绝句，凡二十日，积几百篇。后二年，芝老能言，因略改次之而日授一篇，以代今之训蒙者读五七言律诗也。48

朴世采《朱子大全拾遗·训蒙绝句》所载云

　　己亥春，余以病废书，时默诵《四书注》，随所思记以绝句，凡二十日，积几百篇。后二年，芝老能言，因略改次之而日授一篇，以代今之训蒙者读五七言律诗也。49

而徐经孙跋所引云

　　病中默诵《四书》，随所思记以绝句，后以代训蒙者五言七言之读。50

谭宝焕自序所引云：

　　己亥春，以病废书，默诵《四书注》，随所思记以绝句，几百篇，用代今之训蒙者读五七言律诗也。51

显然，徐、谭二人乃节引原文。谭氏所引虽隐没了“后二年，芝老能言，因略改次之而日授一篇”的重要信息，但较之徐跋多出了“己亥春”“《四书注》”等关键语句，对于考据组诗作者甚为重要。熊本乃目前所见最早之本，与朝鲜诸本所载自序最为完整，乃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而“乙亥”与“己亥”之异乃形近而讹，当从熊本，以“乙亥”为是。下文我们拟根据自序原文，对《训蒙绝句》的作者做一考辨。

　　自序云“乙亥春，余以病废书”。而朱熹生平仅历一乙亥，即绍兴二十五年（1155），时年二十六岁。是年春朱熹在同安主簿任上，正月即出差福州，归又建经史阁，整理藏书，主持县学考试，这些事迹见载于其文集卷一《试院即事》《借王嘉叟所藏赵祖文画孙兴公天台赋凝思幽岩朗咏长川一幅有契于心因作此诗二首》《杂记草木九首》、卷二《小盈道中》《题囊山寺》、卷七五《泉州同安县学故书目序》、卷七七《泉州同安县学官书后记》、卷八五《同安县学经史阁上梁文》、卷八六《经史阁上梁告先圣文》《告护学祠文》、卷九七《朝散郎致仕陈公行状》、别集卷七《考试感事戏作》等诗文52，初未见有养病二十日之事，与此序所言明显不合。

郭齐、尹波《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自序云“时默诵《四书注》”，这里所言为“注”，而不是徐经孙跋所引《四书》本身。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并加以注释是由朱熹首创的53。考朱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成于淳熙四年（1177），《大学章句》《中庸章句》成于淳熙十六年，而合刊四书则在绍熙元年54。若诗与序为朱熹绍兴乙亥所作，此时《四书注》远未成书。退一步讲，即使已成，恐也不会反复默诵自己所注，并将心得形诸笔墨，如前引洪启禧跋所云“《四书注》朱子所作，朱子岂容自注而自诵”55。即如徐跋所言所诵为《四书》，也不尽合情理。《四书》篇幅不小，默诵甚难。再者《论语·为政》云“学而不思则罔”56，终日暗诵，恐亦非朱熹之治学方式。

　　自序云“后二年，芝老能言”。绍兴乙亥春朱熹已有二子，长子朱塾三岁，次子朱埜两岁，不待两年之后方“能言”。况二子从未见有“芝老”之称，故不可能指朱熹之子。那么孙辈呢？也不可能。朱熹之孙辈名字皆为金字旁，如“鉅”“钧”“鉴”“铎”“铚”“铉”“铸”等。外孙辈名字皆为车字旁，如“辂”“辅”等。曾孙辈名字皆为水字旁，如“渊”“洽”“潜”“济”“浚”“澄”等57。又或者“芝老”会不会是朱熹子孙的小名呢？虽无法确证，但据我们目力所及，群籍中言其为朱熹子、孙者仅见于与《训蒙绝句》相关之数处，即上文所引程端礼、朱培、高攀龙诸序跋，且或言为其子，或言为其孙，应都是臆测无据之词。

　　因此，《训蒙绝句》百篇绝非朱熹所作。甚至此题也应为后人掇拾序文“训蒙”“绝句”二语所加，原作应该并无总题。

　　那么，此百首绝句到底为谁所作呢？据我们考据，应是朱熹门人黄士毅。

　　（洪武）《苏州府志》载：“黄士毅字子洪，虒之子。幼知向学，年三十徒跣入闽，逆朱子，命日观一书。夜扣所见，告以静坐勿杂，唤醒勿昏。居数月，授以《大学章句》而归，正庆元诋排道学时也。平生著书甚多，尝撰次朱子《书说》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语类》一百三十八卷，并自类注《仪礼》。其《语类》刊于眉州，魏了翁为序。知府王遂为买宅以居，称为考亭名士。同郡贤儒黄公邃又谓有道君子。兴化有壶公山，故以壶山自号。卒葬丹阳。子芝老，开庆进士。”58士毅本福建兴化人，徙苏州昆山，遂为吴人，见其所作《文学桥铭》59。理宗嘉定七年（1214），尝请于知府陈芾绘像建祠祀尹焞。九年祠成，作《重迁和靖先生祠堂记》60。士毅生平大致如此，我们感兴趣的是其有子芝老，据此线索，是否可以断定他就是《训蒙绝句》之作者呢？

　　如前所述，序文中的“乙亥”既不可能是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那么下推一个甲子，当为宋宁宗嘉定八年。黄士毅生于乾道三年（1167），卒于嘉定十七年61。嘉定八年乙亥，他四十九岁，其子芝老两年后咿呀学语，虽是晚来得子，但也是完全可能的。按此推算，芝老约生于嘉定八年前后，至宝祐六年戊午（1258）中举，次年开庆元年（1259）中进士62，为四十五岁左右，并无不合。更有力的证据是，《训蒙绝句》中的《唤醒二》云“二字亲闻十九冬”63，即亲聆“唤醒”二字之教诲已过去了十九个冬天。士毅庆元二年（1196）秋至建阳从学朱熹，冬末返家64，其见朱熹仅此一次，期间多次聆听关于“唤醒”的工夫论，如士毅所录“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须是唤醒方知。恰如磕睡，强自唤醒，唤之不已，终会醒。某看来大要工夫只在唤醒上”65。彼时亲闻“唤醒”二字，至作诗时的嘉定八年乙亥，恰为十九年。

　　再从《训蒙绝句》的内容来分析。从其先后顺序和内容分布来看，可以发现，其类目顺序与黄士毅《朱子语类》（下文简称《语类》 ）排列前四类完全相同。第一首《天》对应《语类》第一类“理气”，第二首《鬼神》对应《语类》第二类“鬼神”，第三首《命》以下依次为《性》《心》《情》《意》《道》《中庸》《太极图》《先天图》《学》《体用》《西铭》《仁》《居敬》，以及稍后的《体认》《唤醒》，对应《语类》第三类“性理”，而《静》以下七十余首则对应《语类》第四类“学”中之“《四书》”。这绝不是偶然的，它体现了黄士毅对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理解。关于这四类的排列理由详见黄士毅两篇《朱子语类后序》66。

《（洪武）苏州府志·黄士毅传》书影，明洪武十二年刻本

　　组诗中，有一些与朱熹思想有明显出入者。如《天》云：“气体苍苍故曰天，其中有理是为乾。”67考程朱皆以乾为形容天之性情者，从未用以指天中有理，如言：“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分而言之，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是他天一个性情如此。火之性情则是个热，水之性情则是个寒，天之性情则是一个健。”68又如《博约》云：“事来身向礼中行，事过将心去学文。局定更无他罅隙，得斯二者老吾身。”69《论语·学而》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70朱熹视文为末技，此以“事来”“事过”平分学与不学，且以行礼、学文二者即可局定人生，显然与朱熹思想不合。又如《性》云：“论性固当惟论理，谈空求理又非真。”71程朱理学从本体理气二元论推出人性二元论，即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程颢言，“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72，即使是孟子，也因为论性不论气而被认为未能圆融。故程朱从无“惟论理”的主张，而不论气的理论缺陷也远不止在谈空。这些说法都与程朱有明显的差异。又如《卓尔》云：“颜渊不日趋于化，此境宁容末学知。细诵师言强思索，独于博约语无疑。”73若为朱熹所作，此处“师”应指延平李侗。然李侗属道南一派，重内在体验，强调静中体验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是典型的直觉主义，博文约礼非其宗旨，可见其不合。

　　另外，《训蒙绝句》中有一些诗作所言概念并不见于《四书》原文而仅见于朱熹之章句集注者，如《人心道心》之“人心”“道心”均不见于《四书》本文，而见于朱熹《中庸章句序》，其中“道心”仅见于此；《小学》之“小学”不见于《四书》本文，而见于朱熹《论语集注》和《大学章句序》；《优柔厌饫》之“优柔厌饫”不见于《四书》本文，而见于朱熹《论语集注》等74。这些皆与《训蒙绝句》自序所言“时默诵《四书注》”同。朱熹显然不会孤芳自赏地咀嚼和吟咏自己的注文，故作者当另有其人。

　　如此反观序文，就合情合理了。作为门人，病中默诵老师之《四书章句集注》，深思体会，将其心得连缀成句，“二年”后，俟其子“能言”之时以教之，期待其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完全顺理成章。士毅尝类次朱熹文集、语录、《仪礼》，对朱子之学升堂入室，为朱氏高足，自然于组诗中能粗守师说，罕所偏悖。至于退溪在《答李刚而》中所批评的“义理之疏”“意味之浅”“文词又休歇”“命题立训大概规模”不似数端，作者既为朱熹后学，境界不及其师，容或有之，不足怪也。

　　由此可见，《训蒙绝句》当为黄士毅嘉定八年所作。至此，这桩悬置八百余年的公案可以了结了。影响至广的《训蒙绝句》《性理吟》的作者问题终于真相大白，再也不会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注释

 *  日本东洋大学思想文化学科白井顺教授亦对本文写作有所贡献，谨此致谢。

1 李涂著，刘明晖点校：《文章精义》，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7年版，第80页。

2 方回：《送罗寿奇诗序》，《桐江续集》卷三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16页。

4 沈嘉辙等：《南宋杂事诗》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刘熙载著，王国安点校：《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4、69页。

6 钱穆：《朱子新学案》第5册，（台湾）三民书局1989年版，第177页。

7 对《训蒙绝句》明确表示质疑的有朝鲜李滉、宋时烈等人；对《性理吟》明确表示质疑的有束景南等人。李、宋二人观点详见下文所引，束景南有《朱熹作〈训蒙绝句〉考》（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87—691页）。笔者整理的《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727—5748页），将《训蒙绝句》列入存疑待考的《外集》之中，而不收《性理吟》，亦表明了怀疑立场。

8 张元祯《添进日讲并东宫性理等书》云：“今《孝经》《诗经》《小学》俱有朱子考正集传等书，而朱子《感兴诗》及《训蒙诗》亦皆紧要。”（张元祯：《东白张先生文集》卷二三，明正德十二年刻本）朝鲜朴齐仁《书上〈训蒙绝句〉于王子君因以献规》云：“右绝句一百有二首，晦庵先生所作也。皆以《庸》《学》《语》《孟》中紧要格言为题，一句一绝，各有工程，明白简易，诚学者入德指南，非若词人触物寓兴、浮华无益之比。”［朴齐仁：《篁岩先生文集》卷二，朝鲜李太王二十八年（1890）刻本］

9 参见徐柏文：《宋代理学家童蒙文献研究》，吉林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王彤：《朱熹的蒙学思想与训蒙诗》，曲阜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潘云果：《南宋训蒙诗理学教育思想研究——以〈训蒙绝句〉为中心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席文杰：《朱熹〈训蒙绝句〉研究》，贵州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等。

10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版，第27671—27682页。

11 46 束景南：《朱熹作〈训蒙绝句〉考》。

12 42 43 50 徐经孙：《宋学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三，明万历间刻本。

13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48 63 67 69 71 73 熊大年辑：《养蒙大训·训蒙绝句》，日本蓬左文库藏庆长间抄明正德五年翁万善重刻本。

15 33 34 35 51 谭宝焕编著：《性理吟》卷首，清乾隆十九年谭作梅刻本。

16 朱培辑：《文公大全集补遗》卷二，国家图书馆藏抄本。

17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因朝鲜一直沿用明崇祯年号，实为清康熙十年（1671）。

19 程璩云：“我新安朱夫子咏《易》《命》《太极》《先天》《体用》《居敬》《人心道心》《一贯》《克己》《感兴》诸作，皆发明道体之蕴奥，表章孔孟之心法……旧有梓行，讹缺不全，璩不敢辞僭越，搜集校正。”（程璩：《晦庵先生朱文公诗集》题识，朱杰人主编：《元明刻本朱子著述集成》第26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程璩刻本所收此组诗无总题，始于《易》，终于《事天》。

20 山崎嘉《跋训蒙诗》云：“朝鲜吴祥所跋之本，题号‘训蒙绝句’，其下曰文公朱先生撰，卷头无《易》诗而有《天》诗，卷末载《观书有感》二诗，中间九十八首，凡一百首也……退溪之所议，则正吴本也。”［山崎嘉著，日本古典學會編『山崎闇齋全集·垂加文集』卷五（松本書店，1936年）743頁］

21 关于《训蒙绝句》《性理吟》在中、日、韩三国的流传概况，参见白井順『朱子訓蒙绝句は如何に讀まれたか——朱子學の普及と傳播の一側面』，『中國學會報』（2006年）第58號。

22 谢维新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陈普：《石堂先生遗集》卷八，明万历三年薛孔洵刻本。

24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三，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586页。

25 解缙等编：《永乐大典》，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4、1666、3838页。

26 彭大翼编：《山堂肆考·宫集·天文考》卷一，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

27 魏校：《庄渠遗书》卷一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 陈献章：《白沙先生至言》卷一，明嘉靖二十六年刻本。

29 胡居仁：《居业录》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 吴与弼：《康斋文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 叶盛《钓轩三首》之一云：“约礼之时已在中，谁言妙处费形容。试当事上深加察，惟有能加克己功。”之二云：“曾子尚忧三者失，事来心向礼中行。殷勤夫子明斯意，具体颜渊罢不能。”之三云：“三省真传入道门，急将此意省吾身。莫教事过方才省，轲死何如道乏人。”（叶盛：《菉竹堂稿》卷四，山东省图书馆藏清抄本）

32 戴善甫：《瘸李岳诗酒玩江亭》，赵琦美辑：《古今杂剧》，明脉望馆钞校本。

36 47 朱杰人、严佐之主编：《朱子全书》第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04页，第1页。

37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 贾顺先主编：《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3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页。

39 宋时烈：《宋子大全》卷七四，朝鲜正祖十一年（1787）刻本。

40 55 洪启禧辑：《朱子性理吟》卷末，朝鲜英祖二十九年刻本。

41 朴世采辑：《朱子大全拾遗》卷末，朝鲜显宗十三年刻本；又见洪启禧辑：《朱子大全·遗集》卷一题注，朝鲜英祖四十七年全罗道尹东升刻本。

44 参见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外集》，第5727—5748页。

45 王利民：《〈朱熹集·训蒙绝句〉辨正》，《江海学刊》1999年第6期。

49 朴世采辑：《朱子大全拾遗》卷五。

52 郭齐、尹波：《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2、93、105、109、3639、3728、4074、4077、4543、5015页。

53 朱汉民指出，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合编为《四书》而成为一套新经典体系，却是由宋代朱熹完成的。南宋时期，朱熹将原本分散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合集并注释，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的新经典体系”（朱汉民：《“四书”学术形态的演变》，《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54 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5页；朱熹：《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第3707、3709、3929页）。

56707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第57页，第14、105、190、1、131页。

57 参见朱熹：《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行状》《答黄直卿（此女得归）》，《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第4537、4673页；周必大：《史馆吏部赠通议大夫朱公松神道碑》，《文忠集》卷六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黄干：《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四，《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83页。

58 卢熊辑：（洪武）《苏州府志》卷三七，明洪武十二年（1379）刻本。按：“子洪”当作“子弘”，避宋太祖父弘殷讳改。

59 钱谷编：《吴都文粹续集》卷三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0 钱谷编：《吴都文粹续集》卷一四。

61 64 参见尹波、郭齐：《朱熹高足黄士毅考论》，《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1期。

62 《吴郡乡举题名碑》载：“宝祐六年戊午举：黄芝老。”［吴廷燮等编纂：（民国）《江苏通志稿·艺文三·金石》，南京图书馆藏民国抄本］（洪武）《苏州府志》卷一三载：“开庆元年周梦炎榜进士黄芝老，昆山人。”《永乐大典》卷二三六八（《永乐大典》，第1068页）同。

65 66 68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0页，第6—8页，第1684、1687页。

72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1页。

本文为四川大学创新火花项目“以传状碑志为中心的宋代女性资料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018hhs-52）、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魏了翁集”（批准号：skjp201301）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尹波

郭齐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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