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加减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南昌有799个社区、1139个建制村。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疫”线社区、村工作者达33928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基层社区作为一道不可或缺的防线，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也进一步巩固提升了基层组织的服务能力、动员效率、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社区治理能力建设进一步受到关注。
疫情的考验，不仅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镜子”，更为深化基层治理按下“快进键”。

资源怎么“+ ”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要环节，各种政府的、社会的、技术的资源如何“+”进社区治理体系？又加得怎么样呢？

上面的“管事者”怎么沉下来做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是很多人对社区工作的认识。随之而来的抱怨是：人手不够，上面各级委办局的工作，落到社区就是“两三个人、七八条枪”对接，专业性不说，能完成已不易。平时就是“打仗”的状态，真打起仗来怎么办？

（上下滑动查看原文↓↓↓）

西湖区绳金塔街道坝口巷社区张先生去年下半年和老伴去了趟武汉，在儿子家住了一段时间，12月初张先生回了南昌，老伴晚1个月回来。后来，张先生在武汉的儿子确诊感染新冠肺炎；1月29日，张先生老伴也被确诊。1月，由于楼下化粪池堵塞，社区干部多次与张先生夫妇商量解决方案。根据防疫要求，社区干部属于密切接触者，需要全部隔离。
坝口巷社区有1282户、3000多名居民，彼时防疫形势日益严峻。社区干部被隔离观察了，疫情防控战不能唱“空城计”。为此，绳金塔街道社会事务办工作人员钱文琴带着组织起来的6名志愿者进驻社区，及时顶上了“一线”防疫岗位。随后，钱文琴把网格员、楼栋长、退休老党员等召集起来，并把工作分派下去，小区疫情防控工作就这样无缝衔接、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起来。
为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南昌实行在职县（区）领导干部联点包干乡镇（街道），在职乡镇（街道）干部联点包干社区（村组），通过推动县区卫生、公安、民政、交通运输等政府力量下沉到社区、网格，大力充实社区疫情防控一线力量，将基层的疫情防控工作做实。
战时需要紧急增援，平时需要常态支援。2019年，根据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我市建立了“5+X+Y”的组团式社区共建体系，即1个社区有1-5个结对共建单位，若干个共驻共建单位和若干名在职党员。去年，全市有2万多名在职党员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实现了上级资源的切实“下沉”和社区治理的高效开展。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东湖区986名在职党员下沉到共建社区，开展宣传教育、入户摸排、设卡值班、重点人群管控等工作。南昌高新区区机关及下属企事业单位170名党员干部奔赴该区4个镇（处）防疫一线。
与此同时，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投身社区，与社区干部并肩战“疫”。省农业农村厅机关在职党员“下沉”至东湖区大院街道院二社区，配合社区干部开展人员出入登记、测温、消毒、排查工作，并调拨30吨蔬菜水果保障防疫需要。市工信局党员志愿服务队到共建社区帮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将口罩、测温仪、消毒酒精等防控物资送到社区工作人员手中。
人力“下沉”，也有没“沉到底”的情况。一位社区干部在采访中提到，在疫情防控最吃紧的时期，城管部门还在天天抓拍沿街道路面破损，并要求社区限期整改。“我们防疫的工作都忙不完，一点点道路破损，无关紧要的，上面还要求我们进行整改，并按时限要求将整改后的图片上传。”社区干部抱怨，“我们本来就缺人手啊！”
有位社区主任告诉记者，由于卡口众多，且不能全部封堵，于是区政府安排了两个区直单位前来增援，其中一个单位的4名“下沉”干部集中安排在一个卡口点位上。“下沉”干部人虽然到了，但责任心没完全到位，工作比较随意，结果被督导员发现，扣了社区防控不力的分。社区主任表示，“下沉”干部既然把事情领走了，就要把责任担起来，不能他们“做样子”，我们“挨板子”，要帮就要帮到位，要“沉”就要“沉到底”。
“上级检查”是社区干部的“槽点”。有社区干部说，有时检查人员骑辆电动车“隐蔽执法”，也不问什么情况，远远地拿手机拍个照就走了。随后反馈下来的扣分理由是：哨卡只有1人在岗，而要求是2个。社区干部说：“后来搞得我们上个厕所都跟做贼一样。”有时检查督导人员有四五个人，社区干部开玩笑说，“你们四五个人检查我们两个人的工作，要能来帮我们守卡就好咯。”

科技的好手段怎么加进来用

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让社区治理事半功倍。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正是有了“人防+技防”，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才做到了精准、科学、高效。

两年前，青山湖区南钢街道建设了全市首创的城警联勤综治云平台。这个平台把辖区内的9个社区划分为54个网格，将民政、消防等各类大小不一、职能各异的网格全面整合，每个网格落实公安民警、城管执法、街道和社区干部,实现定格定人、定岗定责,并通过手机AＰＰ全程信息化运行。

（上下滑动查看原文↓↓↓）

“疫情防控期间，通过平台上集合的天网、地网共600多个摄像头，街道实时掌握辖区人员流动情况、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南钢街道党工委委员、副主任张磊说，“这个线上调度指挥中心至少提升了两倍治理效率。”
据了解，南钢街道通过平台指挥调度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发烧人员、湖北及境外返昌人员车辆转送130余次，线上接到居民有价值线索20余条，累计发动近千人次志愿者参与卡口执勤、楼栋消杀、义务护送等工作。张磊说，综治云平台软件开发费5万元、每年服务器管理费3万元，换来了整个街道联合管理效能的大幅提升。
无独有偶。去年底，红谷滩新区凤凰洲管理处天赐良园社区完成了“智慧社区”建设。天赐良园建成十多年，在红谷滩已经是“旧”小区了，很多设施设备老化。为提高小区安全水平，红谷滩公安部门将该小区打造成“智慧社区”，在小区各出入口安装了人脸识别、车辆识别装置，业主进小区、单元楼都要“刷脸”。
“‘智慧社区’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帮了大忙，把许多外来人员挡在外面，这比我们人工排查更加精准、更为高效。我希望今后能在社区治理中加大信息化、技术化投入，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天赐良园社区书记吴晓华说道。
更多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出现在社区治理实践中。近年来，莱茵半岛社区陆续与时俱进地上线了“社区QQ群”“社区微博”“社区党支部微信群”“社区微信公众号”。在越来越忙碌的都市生活中，社区居民可借助最新的媒介与社区干部进行沟通，了解国家政策、社区动态，获得社区帮助，而社区也能及时快速地将各项政策传达给每个居民。
国贸阳光社区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通过引进“互动式”机器人、推广“智能APP软件”，让社区治理插上“智慧”翅膀，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活力和效率。社区在便民服务站大厅放置了一台高仿真、高智能的机器人“小笨”，预置社区全部服务事项和内容，通过人脸识别、语音感应等技术，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同时，该社区还聘请专业公司，研发制作“幸福桃花”智能服务软件，借助物联网、云计算等网络通信技术，直接面向社区居民，实现了即时交互、实时服务，打造“掌上社区办事大厅”。
不少社区干部表示，社区治理“技术+”还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问题。一位社区干部称：“目前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信息化手段，仍然浮于表面，呈现出范围小、技术弱、服务粗糙等特点，没有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社区工作痛点的通用型信息化手段，更没有统一配套的专业设备和技术人员。希望政府能从最基本的做起，建设一套全市联网的基层管理系统，把所有职能部门、社区都纳入进来，大家需要什么数据可以自己到系统里面调，这样可以避免很多重复性工作。”
东湖区百花洲街道刘将军庙社区的信息技术应用问题则是版本更旧一些。该社区副书记卢媛媛说：“我们社区活动比较多，电脑里存了好多影像资料，现在卡得不得了，动不动死机，网速也慢。好多工作想做做不成、想快快不了。”

基层的“全要素”怎么共同来帮

进贤县民和镇站前路社区有一个开放式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入住居民不到200户。由于物业费每户每年150元，400户居民的小区连一半的物业费都收不上来，南昌慧祥物业公司去年亏了2.6万元后，今年春节前遣散员工，跟社区说不干了。这个经济适用房小区出入口众多，在慧祥物业2019年接管前，社区只安排了2个人清运生活垃圾，此外再无力投入其他管理人员和措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进贤县住建局协调慧祥物业经理文阔明，由他负责，把小区的疫情防控工作担了起来。

（上下滑动查看原文↓↓↓）

慧祥物业补了站前路社区管理人员不足的“台”，莱茵半岛小区业委会则把物业公司撤离后的管理职责承担了起来。莱茵半岛小区有居民2053户6102人。因物业公司管理松懈，小区环境脏乱，偷盗案件高发。社区组建新一届业委会后，与物业公司解除了合作协议，制定自治管理方案，实行自我管理。小区路灯坏了，居民捐赠高架路灯；健身器材破了，居民捐赠健身器材；小区安保力量不足，居民组建日间、夜间义务巡逻队，并成立了由80余名居民组成的保洁志愿队。现在，小区从之前的“问题小区”变成了安全小区。
南昌市民政局社区建设处处长陈莉认为，社区居委会本应是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在当前的“陌生人社会”，更要努力提升社区人的凝聚力，提高群众参与度，把群众调动起来，让群众对社区有责任感、荣誉感，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
有些小区居民的力量已经调动了起来。中海朝阳郡铂宫业主罗先生向全体业主发起募捐活动，筹集善款2.2万元，用于小区防疫物资采购。万科时代广场业主黄先生表示：“按道理，物业能做好后勤服务保障，管理好环境、维护好设施就很不错了，但他们还经常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纳凉晚会。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我们更感受到物业人员的辛苦和不易。所以对物业的工作，我们应该多支持。”
在社区治理中，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是一支重要的力量。然而，作为成立8年的南昌市西湖区静心社心理健康中心负责人，陈虹深深体会到社会组织前行的“乏力感”：疫情发生至今，静心社已有6个核心成员离开，去了“北上广深”。为什么？因为发达城市有为专业付费的理念，而南昌很多人对社会组织的认识还停留在“免费午餐”的时代。
静心社是一家主要从事司法帮教、心理帮扶、社区服务（社区自治）、咨询培训等的社会组织。2013年成立至今，静心社服务对象“数以万计”，帮助很多刑释人员走上了自立更生的创业道路，让很多特殊家庭重新找回了幸福。西湖区铁三东社区“黄丝带”帮扶基地、西湖区绳金塔街道“老为吾老”社区养老服务基地、青山湖区南钢街道“和睦家”等化解了大量家庭矛盾、消除了许多邻里纠纷，为社区治理贡献了社会组织的力量。
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大家认可，工作成效社会肯定，可愿付费的却不多。前不久，一城区遭遇了新冠肺炎治愈者的心理问题，此时“下沉”的心理志愿者已返岗复工，社区于是提议向静心社求助。没想到，这个提议被上级领导否决了。理由是：为什么不向可以提供免费服务的机构求助？
陈虹说，发达城市向专业社会组织采购服务以百万元为单位，而南昌则是三五万元。因为生存不易，陈虹几次“认真地”考虑过“关停并转”“远走高飞”。身为市政协民盟界别委员，陈虹建议拓宽政府购买服务领域，大力扶持社会组织，让专业的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负担怎么“—”

“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很多社区干部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社区是服务辖区居民的自治组织，可在“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纷繁事务中，真正有多少事情是服务社区居民的？ “份外事”分外忙  “份内事”顾不上

社区干部的职责是什么？门口的三块牌子说得很清楚。

据了解，我市社区管理目前仍实行“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的运行模式。“三块牌子”是指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社区党组织主要职责包括宣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社区党建。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主要职责包括贯彻执行政策法规，教育引导居民遵纪守法，开展公共服务和文明创建以及便民、利民社区服务活动等。社区工作站是街道办事处派驻社区的工作机构，承担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在社区的各项工作和公共服务，主要工作职责包括开展劳动、社保和社会事务管理，协助开展计生、健康、文教、公益、便民服务等。

（上下滑动查看原文↓↓↓）

“一套人马”是指按相关标准每个社区配备5-9名社区干部。一般情况下，一个社区有1000-3000户居民。也就是说，这5-9名社区干部组成的“一套人马”，要承担服务1000-3000户居民的“三块牌子”的全部工作职责。

社区是按照“三块牌子”的职责来运行、服务居民的吗？不是。丰和新城社区党支部书记吴捍东说，社区居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如今由于社区概念的引入，社区居委会较原来的居委会，行政化的内涵更重了，许多职能部门的工作都“延伸”到了社区。

有一个女社区主任告诉记者，她蹚过齐膝深的积水找下水道井盖、爬过云梯补高墙上的破洞、也修过社区门前破损的马路……而这些，都是从12345热线转过来的。社区干部能不办吗？不能，不办就扣分扣钱处理人。这位女主任自嘲：“我们社区干部都有通天的本领，365行就没有我们不会的，也没有我们做不了的。不分男女，上天入地，都不在话下。”

  另一位社区干部也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上级各种文件多，多头管理，导致信息重复报送，职能部门为刷存在感，造成基层不堪重负，有的工作流于形式。还有的职能部门发挥作用不够，把本来由行业部门管的工作也推给没有执法权的社区。以属地管理为借口，增加社区工作者的工作量。”

  社区干部“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吴捍东认为，社区居委会由于其目前尴尬的地位，在为居民办事和服务居民方面也遇到了许多难题。比如，不是很严重的扰民行为，打麻将、跳广场舞等产生的噪音，居民投诉到社区居委会，只能运用劝解、批评教育等手段，并没有执法权。

一位社区干部表示：“我们社区共有居民两千多户，社区干部只有7个人。城市管理、文明创建、综治、文化、劳保、食品安全、经济发展……什么都要管。工作太杂，压力很大。”在日常社区工作中，总有很多重复性工作要做，有很多重复的表格要填，而社区干部人手少，没有更多时间去做为居民服务的工作。比如疫情防控工作刚开始时，社区安排3个人专门统计各种数据，制作各种类似的表格，报送给上级各个部门。“这边要做数据，那边卡口要轮流值守，人手非常紧张。上级各部门之间相互沟通后，现在需要报送的数据表格减少了一些，只要一两个人做就够了。我们还是希望上级部门能加强沟通，有些表格，能并则并，不要各管一摊事。我们也希望能多腾出点时间实实在在为居民服务。”

工作有减有增 期待转型服务
基层干部负担太重服务乏力，中央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去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并为基层减负提出了硬要求。紧接着，江西省委印发《关于力戒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的三十条措施》，南昌市委多次召开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细化通知要求，确保措施落地。如今，一年时间过去了，南昌各社区减负情况落实如何？（上下滑动查看原文↓↓↓）

东湖区百花洲街道刘将军庙社区工作分工明确，书记胡华丽主要负责和社区干部、志愿者、社区居民打交道，切实做好服务居民的各项工作。副书记卢媛媛主要负责各项文件、数据、材料的上传下达和落实执行，以及其他行政工作。“她每天都这样的，坐在办公桌前对着电脑忙这忙那，一坐就是一整天，根本没有时间走动。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她没休息过一天，天天都这样，加班到七八点是常态。家里读一年级的孩子也没空去管。”看着卢媛媛，胡华丽眼中满是心疼。

对于基层减负工作，卢媛媛感受最深。她从办公桌下面抽屉里取出一大堆牌子说：“这是社区以前挂的各种牌子，最多的时候有50多块，基层减负工作开始后，大部分牌子都拆掉了，社区门口的墙上更干净了，现在剩下不到十块牌子。我感觉社区的挂牌更精准了，实实在在做了哪些工作就挂哪些牌子。”
除了牌子少了，卢媛媛明显感受到，各种会议也减少了很多。“前几年，我们社区所有干部每个星期都要去街办开一次会。不管你有事没事，大家都要去，但会议布置的工作，根本不需要每个人都到场。”自从减负后，街办的会议开得更有针对性和计划性，不需要每个人都到场，社区干部根据各自对口工作参加会议，让开会变得更加精准。
此外，一些职能部门下达的和社区居民生活关系不大的行政工作也有所减少。卢媛媛举例说，以前社区要做防雷调查，此类专业不对口的工作，社区干部根本无法开展，减负以后，此类工作不再由社区承担，而由职能部门安排专业人员去做。
以前社区工作存在多头管理，上级职能部门多，每个部门都要社区安排专人对接、开会、收发文件，社区人手不多，每个人都要对接好几个部门。经开区蛟桥镇盛华社区书记王国蓉对此深有感触：“今天这个部门叫开会，明天那个部门叫开会，手机里各种工作群此起彼伏响个不停，大家都在群里发文件，让人应接不暇。”自从减负以来，很多部门合并了，文件也合并了。比如，以前信访、消防、综治、安全生产等都是独立部门，现在合并到一起，文件由一个部门发，工作也在一个会议上布置完，只要安排一位社区干部对接。“文件减少了，会议也减少了。减少了会议和文件处理的时间，就有更多时间去做实实在在为居民服务的工作。”
牌子减少了，会议减少了，文件减少了，一些与居民生活无关的工作减少了。但与此同时，服务居民的惠民、利民、便民工作在不断增加。卢媛媛举例说，公租房是近几年实施的惠民政策，社区为做好公租房政策宣传、登记工作，各网格员积极发动楼栋长、志愿者参与进来，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居民好评。“社区工作中的‘死东西’减少了，惠民、利民的政策执行和特色服务之类的‘活东西’在不断增加，总负担没减轻。但我们更喜欢这份工作了，服务居民的工作我们愿意多做一些，只是希望上面能根据每个社区的具体情况适当增加人手。总体来说，社区工作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加人提薪减考核 减负真正落实处
近年来，我市基层减负虽然取得了一些实效，但减负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在实际操作中，仍然有很多工作让社区干部无可奈何。体制机制没变，社区行政化问题依然存在。为基层减负，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很多很好的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体制机制没有改变，社区是最基层的组织，工作一级一级布置下来，最后落脚在社区；考核也是一级一级考核下来，最后考核的还是社区。“哪项工作不是为居民服务？哪项工作可以不做？上面一句话布置下来，社区总得有人去做。所以体制机制不改变，减负很难实际减得了。”东湖区大院街道党工委书记喻菡说，“牌子清掉了，工作减不掉，有些工作只有基层才能做。说要少给基层下文件，但现在套红头的文件减少了，不套红头的‘文件’还是不少。说要减少开会，有的部门还是一样开，只是改叫调研或座谈。”（上下滑动查看原文↓↓↓）      很多减负工作没有落到实处，一些上级职能部门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普遍。丰和新城社区党支部书记吴捍东说，大量不属于社区的工作任务落到社区，如协税护税、食品安全等行业管理部门的工作，不少地方都交给社区做，造成外行人做外行事。由于社区干部对此类工作不专业，导致辖区企业意见大。尤其是涉及商业秘密的事务，让社区来采集，不仅对企业构成骚扰，也增加了企业负担。“此外，如消防安全、食品卫生、城市管理、道路破损、物业监管、业委会监管等，很多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做的事情，也都压在社区头上。”
社区干部待遇差，人才流失严重。在现实生活中，社区干部“任务重，报酬低”是常态。南昌社区干部月薪普遍处于中低水平，一旦碰到特殊情况，就会有社区干部辞职，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他们不是不愿干，实在有自己的难处。比如我们有个社区干部一年到头没有休息，她母亲生病了，想请个人照顾，却没有经济能力，无奈之下只好辞职。培养一个社区干部很不容易，她一辞职，工作就脱节了。又要重新招人，重新熟悉社区情况，让本就繁重的社区工作雪上加霜。”喻菡说，“很多工作只能‘下沉’到社区，社区最了解基层群众的情况，不到社区有的工作就做不好。所以，社区工作减无可减。既然工作量减不下来，可以通过增加人手、提高待遇等方式留住人才，培养更多人才，从而实现真正的‘减负’。”
“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怎么把服务做得更细。我们常因为人手不足、人才缺乏、经费不足、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等原因，导致服务做得不够细。比如助老志愿服务工作可以有针对性地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特色服务，这需要做大量的细化工作。”刘将军庙社区副书记卢媛媛说，“按我们现在的工作量，至少需要12名工作人员。信息、宣传、汇报等工作，都需要专业人才。有人才，工作上手快，社区办公信息化等方面会有很大提高。社区要留住人才，必须提高待遇。想让社区干部摆脱居委会大妈的形象，一定要有专业化的人才。”
督查考核多，乱问责严重。疫情防控期间，有位社区干部长期没休息坚守在卡点上，碰巧督查员来的时候，她有事走动了一下。督查员当场问责，要求她反省、检讨，并立刻制定整改措施。一位社区干部说：“就为这点事，不问她加了多少班，吃了多少苦，动不动就问责，让社区干部心寒。”
“应付各类督查考核太累了。比如这次疫情防控工作，我们7个社区干部是战斗员，督导员起码是我们的十倍。喊口号的比做事的多，督查走形式、要数据、乱指挥的比较多。”红谷滩新区一位社区干部说，“我真希望督查考核少一点，让社区干部有更多精力投入到实实在在的为居民服务中去，为居民服务的工作成果不是看督查考核情况如何，而应体现在居民的满意度上。”

社区怎么“治”

      经此一“疫”，拥有更多责任意识、情感联系的政府、社区、居民个体，将成为打造社区命运共同体、推动基层治理创新的民意基础和力量所在。今天的社区共同体，不是指要完全回到曾经的熟人社会，而应致力于塑造陌生人社会背景下有公民意识、情感联系和责权共担的社会人。

社区工作要回归服务本位

南昌市民政局社区建设处处长  陈莉

十九大以后，基层工作已经由“怎么管”变成了“怎么治”，重心也由行政管理变成了共治共管、共建共享。按照2018年修正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社区居委会是自治组织，应协助当地政府开展工作。但事实上，“协助”变成了“主体”，如今，社区承接的行政工作占所有工作的90%以上，再加上参与社区治理的其他各主体——社会组织力量、群众力量和驻社区单位，各级考核要求严格，下压责任太多，权利、人员、经费太少，导致“共治共管”仍处于瓶颈期。

举例来说，在创建文明城市关键时期，有一个社区内的开放式老旧小区较多，社区公共场地需要打扫的面积大，但不是每家都愿意给卫生费。结果，该社区因多次未收齐卫生费耽误打扫进度而被批评。这些因职责细、资金少造成的治理低效，成为社区工作人员的难言之痛。

社区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该回归自治本位，真正服务居民。例如，四川省的社区治理就打造了三支队伍——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工作站，让专门的队伍做专门的事，工作站全部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让社会组织来承接一些行政事务。

经费紧张是我市社区治理的另一个难点。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看，社区干部的力量非常重要，但目前的月工资水平对能说会写、能文能武的人才的吸引力还远远不够。尤其对通过疫情淬炼的一批优秀人才，应该提高他们的待遇，留住人才为今后的社区工作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杜绝问责简单泛化

丰和新城社区党支部书记  吴捍东

因没能在4分钟内及时接听脱贫攻坚巡查组的电话，扶贫干部被公开通报“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写错两个标点符号，被通报批评……这些执纪简单化、问责粗线条甚至乱问责、错问责、问错责的问题，即便在事后撤销相关处理，依然给社区工作人员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干事的人少，问责的人多，这是最让社区干部“不平”的。社区以上，人人都能当督导员，出任何差错都可以对社区问责，以免除职能部门和上级部门的责任——这是一位社区“老人”的心声。

基层负担重，很大程度上源于检查多、考核多。然而，上级不切实际的层层加压、不合理不科学的考核督查，让不少社区干部“躺着中枪”，部分不规范的问责，使得社区工作人员干事士气大减，时间一长，造成社区干部产生“问责焦虑症”。而长期背负超重的心理压力，显然不利于基层工作的开展。

要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关键在于解决问责简单泛化，搬开压在基层干部心中的“大石头”。同时，还要完善激励机制，让那些有担当、有能力、想干事的社区干部看得到明朗的上升空间，激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精气神重新鼓起来，行动力重新聚起来。

当然，必要的监督考核不能放松，但可以融入多元的评价体系，从基层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群众的真实评价为重，使面向基层的体制机制既有力度又有温度，真正成为基层干部使命感的保障和责任心的鞭策。

整合民意收集平台

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副教授  周延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目前，在南昌市社区治理中，主体的多元性已得到明显体现，各级党委、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普通群众等要素齐全。但大家相互之间的协同性还远远不够，主要原因在于各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等、理解不到位、处理不同步。

为此，建议在现有机制下，通过整合现有的12345市长热线、民声通道等各类民意收集平台，集中统筹管理，避免因信息不对等、交叉重复，而造成工作量大、效率较低。从长远来看，建议建立全市民意统一收集大数据平台，用大数据技术归类整理、专业分析全市民声民情，为各职能部门制定政策、下发文件提供统一、全面、客观的参考，让政策更能满足需求、文件更能贯彻执行。

在这方面，可借鉴四川成都“天府市民云”APP，该平台上线１年多来，共采集到有参考意义的问题建议2万余条，平台每季度对市民反映的问题进行客观分析并向各相关单位反馈，为补齐城市服务短板提供科学依据。此外，在社区治理的行政工作中，还应把“自上而下”的命令式改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不能让群众的需求信息仅仅停留在社区层面。

 增强社区党组织作用

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  黄永强

要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最重要的就是让已经成熟的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从延伸党组织触角、提升专业社工能力、落实共建共治机制、做优党建平台项目四个方面加强建设，在广大群众中树起一面红色旗帜。

目前，南昌基层党组织仍以社区为主要单位，还未将触角全面延伸到小区、物业服务公司、业主委员会。因此，建议在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中，组建党支部或党小组，吸纳更多力量为社区居民服务。

其次，基层干部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能力建设应尽快推进。我市取得《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社工人员较少，应通过定期组织“请进来”和“走出去”培训、引导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等方式，逐步实现社会工作人才全部持证上岗，提升专业水平。

再次，严格落实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居委会、业主委员会、民情理事会、居委会、物业公司“五位一体”议事协调机制，社区、社工、社会组织的“三社联动”机制，不断深化党建带群建促社建。

此外，应帮助社区建立完善一系列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深度融合的党建项目及平台，如红色驿站、“1+5+X”邻里中心、“洪城红 温暖家”行动，让基层党建更有资源、更有温度、更有品牌，让老百姓看得到、用得上、记得住。

规范本地物业服务行业发展

南昌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  曾杰东

疫情当前，全市各物业企业在物资和人员投入上增加了10万至100万元不等的成本。受疫情影响，物业行业收缴率较往年同期大幅下滑，商企项目停车收入基本为零，同时，暂停增值业务和附属设施经营等也使各公司遭受不同程度损失。

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扶持政策，积极帮助物业企业渡过难关。南昌可以参照深圳等地政策，按照生活性服务业标准，让物业服务企业享受免租、配发防疫物资、给予个人所得税支持等有关政策。另外，在政府信用评级和招投标工作、评优评先方面，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企业予以倾斜。

南昌物业管理行业现状是：物业服务企业注册条件没有任何门槛，资质管理也已取消，再者，全市物业管理法规条例多年未修订，有些文件早已失效。因此，建议尽快修订物业管理条例、业主委员会指导规程，让物业管理行业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并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指导、监督、考核作用，规范行业发展。

物业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业主对物业管理的满意度。服务工作搞得好，才能得到业主的认可，在其它工作的开展上才会得到业主的支持，才能实现良性循环。

提升社区精准服务能力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尤琳

智能化建设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目前只用微信群联系群众开展工作的方式远远不够，应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融入到疫情防控和社区日常治理工作中，强化社区“智治”支撑，更好服务居民美好生活新需求，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在加强社区预警能力方面，要打破“事后应对”的治理模式，利用信息化高科技手段，将社区相关信息分类归集，并予动态分析，保证限时解决问题，化解矛盾风险，实现有效的预警防控和风险防范，体现社区治理能力的前瞻性功能。

在加强社区精准管理能力建设方面，要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构建一体化、标准化、智能化的社区联防信息共享平台，切实做好精准监测、精准排查、精准预警、精准跟踪等工作。同时，将数字技术运用到科普宣传、信息咨询、心理支持、资源调配等工作中。

在加强社区精准服务方面，通过“互联网+社区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公益、家政、养老、健康、特殊人群等服务项目，让“最多跑一次”和“一次不用跑”的“放管服”改革在社区落地生根，解决服务社区居民“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米”的问题，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居民少跑腿，不断增强社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

|来源：南昌日报

|编辑：刘佳珉

|审校：符洁蓓

|核发：周冬火

热点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