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名字，南昌人永远不会忘记！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创造了彪炳史册的辉煌历史。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是一个“寻路”的过程，凝聚着无数仁人志士的鲜血和智慧。
100年前——1921年，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13位共产党人围聚在一起，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
3年后，1924年5月，江西南昌的系马桩，几张年轻的脸庞围聚桌前，接续着南湖上的荣光和梦想，中共南昌特别支部成立，南昌人民从此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江西人民从此也以自己的鲜血开始为共和国诞生铸造起了一座丰碑。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古人的这段文字，共产党人用自己对理想、对信念执着的追求和勇于牺牲的精神作出了更深刻生动的诠释。
值此建党百年之际，南昌日报推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专题报道《寻路百年映初心》，追根溯源、抚今追昔，从那个起点开始，一页一页翻开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红色篇章，讲述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经典故事，唱响赣鄱儿女勇往直前、奋进新征程的英雄赞歌、时代赞歌。
方志敏：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今日之中国，正如烈士当年笔下所愿。当我们今天重读这段激动人心、掷地有声、感人肺腑的文字时，依然能够感受到方志敏那颗拳拳的爱国之心。在与方梅的交谈中，我们也了解到方志敏与南昌的不解情缘。
思想启蒙
南昌求学接触马克思主义
求得民族解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方志敏自年少起便拥有的理想信念。他立志投考陆军学校，还曾想从事实业，苦做苦积，哪怕是积不到几百万几千万的家私，有多少拿多少，训练中国的海陆军。
五四运动前后的爱国运动使方志敏的思想得到启蒙、政治上逐渐觉醒。
1919年秋，方志敏来到南昌，进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走在南昌大街上，方志敏经常看到洋传教士对中国人的可恶行径，故而愤慨抒怀：他们“自认为文明人，认我们为野蛮人，他们是优种……他们昂首阔步，带着一种藐视中国人、不屑与中国人为伍的神气，总引起我心里的愤愤不平”。
“父亲觉得若是在省城都这样，更不说别的地方了。他在心里憋了一口气。”方梅说，“他在学校学习各种新知识，努力学习英语，阅读《新青年》《东方杂志》等进步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
好景不长，方志敏因在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揭露学校的腐败现象，与封建学校斗争，被学校开除。
为了能学好英语，了解和学习西方的进步思想，1921年，方志敏又到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书。
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方志敏》在江西省艺术中心唱响
“在学校读书期间，父亲看到在九江英国租界，外国人有治外法权，外国兵舰和轮船可以在长江上自由行驶、随意停泊，教会学校口口声声说‘平等博爱’，而中国教员的工资只是外国教员的十分之一，等等，这一切不平等的现象令他救国救民的初心愈加坚定。”方梅说。
在南伟烈学校，方志敏刻苦学习英语，进步很快。1922年春，他借助词典，阅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直接从外文原著中汲取人类先进思想，并在校园里宣传社会主义。这些都表明方志敏在救国方案的认知上有了极大的转变。
在当时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社会背景下，方志敏通过学习、思索、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创办书社
点燃江西革命星星之火
1922年，方志敏只身前往上海，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在这里，方志敏结识了赵醒侬，并在他的介绍下，于同年８月成功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之后不久，方志敏返回南昌。离开时，赵醒侬委托他尽快办一个“文化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打破南昌的沉寂局面。
方志敏回到南昌后，邀请了几个笃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朋友和改造社成员，研究如何开展工作。大家认为，首先要发动学生运动，然后通过他们进一步宣传和组织民众。为此，方志敏以私立心远大学旁听生的身份作掩护，筹划创办南昌文化书社。
为使南昌文化书社尽早开张营业，方志敏煞费苦心。从筹措经费、租赁社址，到起草宣言，他在其中出力颇多。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筹办，1922年９月，南昌文化书社正式在百花洲席公祠附近开业了，由方志敏担任经理。
南昌文化书社专售革命书报，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是我省第一个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据点。书社门面不大，但陈列的书籍却名目繁多，大都是新出版的社会科学书籍和报刊，以及一些普通书店不敢销售的书刊，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唯物论浅说》《共产主义ABC》《解放与改造》《向导》《先驱》等书刊，在这里都有出售。不过不公开陈列，而是放在后厅秘密销售。这个后厅实际上是一个学习室，它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每天光顾书社的人，大部分是南昌大中学师生、社会青年、店员。他们求知欲旺盛，渴望追求真理，新出版的书刊一到，立即争相购买。方志敏不顾生活艰难、工作劳累，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办书社上。由于过度操劳引起肺病复发，方志敏3个月期间吐血3次，最后病倒，不得不住进医院。
方志敏爱国事迹陈列馆
1923年1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组织在南昌文化书社建立，发起人为方志敏、赵醒侬、刘拜农等7人。团组织创立之后，方志敏在文化书社继续出售马克思主义书籍，广泛接触进步青年，同时，还积极筹办《青年声》周报。
由于南昌文化书社有明显进步倾向，遭到反动军阀的干涉和镇压。1923年3月8日，袁玉冰在南昌被军阀逮捕入狱。3月中旬，江西督理蔡成勋查封了南昌文化书社，并扬言要逮捕方志敏，但未得逞。不久，方志敏连夜离开南昌，通过九江前往南京。南昌文化书社虽然只存在半年左右，但以它为据点，为江西革命运动点燃了星星之火。
1924年3月，方志敏在南昌经赵醒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方志敏说：“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方志敏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此后的十年间，方志敏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弋横暴动，创建了赣东北苏区；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他把马克思主义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他把对祖国的热爱融注于自己的血液与灵魂之中，他将一腔热血抛洒在中华大地。
以身殉志
坚定信仰铸就不朽丰碑
1934年10月，时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奉命率合编的先遣部队北上抗日，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之下，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1935年1月，方志敏被国民党军队拘捕，关押在南昌国民党军法处看守所。
方志敏（中）戴着脚镣，
披着破旧的棉大衣站在国民党南昌监狱前
当国民党当局通过官僚政客、军阀党棍以及方志敏的同学、同乡和亲朋故旧充当说客，以高官厚禄为诱饵，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规劝”，甚至抬出蒋介石委以要职，妄图使方志敏“归降”时，方志敏郑重宣告：“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我们共产党员都是深刻信仰共产主义的”。
不久，方志敏的几位战友相继牺牲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方志敏意识到，敌人在他这里屡屡碰壁，留给他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于是，他跟国民党当局提出“想写点东西”。
一直都保持沉默的方志敏突然说要写东西，这可把国民党当局高兴坏了。“随便写些什么，都可以拿出来利用，从中找出一些有用的信息 ”，抱着这样的想法，国民党当局很爽快地给方志敏提供了笔墨纸砚和桌椅。
彼时，方志敏已是重病在身，在牢房里写作的艰难可想而知，但他依旧咬紧牙关，坚持写作。在最后的日子里，方志敏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化成了血铸的13万文字。
他以笔代枪，在监狱中仍然坚持着自己的革命。“他要把自己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都写出来交给党。”方梅说，“父亲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是狱中文稿中最长的一篇，有6万余字。”
而在《可爱的中国》这篇文章中，方志敏字字泣血，将祖国比喻为苦难的母亲，他想用这篇文章唤醒中国亿万同胞的爱国之情，团结力量，去与敌人战斗，去拯救中国，也向后来人讲述着他的家国心愿。
在方志敏心中，始终有一个理想在激荡，他号召大家“持久的、艰苦的奋斗”，从帝国主义恶魔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来；他坚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他坚信，未来的中国“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我们的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方志敏用至洁的思想描绘着心中的家园，憧憬中国的未来，期盼民族的复兴。
诀别的一天终于还是来了。伴随着脚下的镣铐叮叮当当发出的清脆响声，赣江上的风吹起了他的头发，面向的正是他梦中无数次到过的北方。
方志敏望了望天空，最后看了一眼他深爱的中国大地，用尽全身力气高喊：“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方志敏英勇牺牲了，年仅36岁。
“我父亲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奋斗。长期的革命斗争使他坚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方梅坚定地说。
英雄已逝,精神永存。今天，在南昌市西郊的梅岭山脉北端一隅，在苍松翠柏间，安放着方志敏烈士仅存世间的九块遗骨。方志敏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永恒的丰碑。他在狱中的遗著，也成为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赵醒侬：以血唤民智 为国赴大义
95年前的9月16日，在南昌德胜门外的一块芝麻田里，面对敌人的枪口，一位青年像往日一样平静，昂首挺立，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随后，一阵凄厉的枪声响起，他倒在血泊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哭鄱湖，鬼雄人杰同流，长恨洪都风波起，顿教生命即时休，天地人同仇！”
“剩好头颅酬死友，凭真面目见群魔！但愿此身为国赴大义，为党为革命，任劳任怨决不计他人。”
……
这位青年名叫赵醒侬，时年27岁。他的牺牲，震动了无数仁人志士，方志敏、袁玉冰、张朝燮等革命先辈悲痛惋惜。
赵醒侬（右一）
据1926年9月20日的上海《民国日报》记载：“（他）临刑前，态度从容，并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一个月后的10月12日，中共中央《向导》周报刊载袁玉冰撰写的《悼赵醒侬同志》，称他为“江西党的组织者”、“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方志敏写诗《祭醒侬》，并称他为“在江西，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
确立信仰
从“伙友”到共产党员
1899年，赵醒侬出生于江西南丰县城一个贫苦的家庭，乳名细禾。
按赵氏族谱的字派排列，他当属世字辈。但对于他的学名，人们早已淡忘，只在1927年出版的红色革命刊物《红灯》第10期上得知他的别号称“性和”。
赵醒侬的父亲是个裁缝，在苛捐杂税、地租利钱的勒索和盘剥下，终日缝纫也难维持一家温饱，他的一个弟弟只好过继给同族人。1912年，赵醒侬考入南丰高等小学堂。一年后因家贫而辍学，到汉口、长沙、常德当学徒。
赵醒侬幼小的心灵，打上了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烙印。几年后，他以“惨侬”为笔名，写下了《我做学徒时底苦况》一文，记下了这段痛苦难忘的学徒生涯。
赵醒侬不能忍受这种悲惨的生活，于是抱着一线希望前往上海。当时，他想求学，但身无分文，付不起昂贵的学费；想就业，又因没有一技之长而无人理睬。为了活命，赵醒侬只好白天到街头卖报，晚上去戏院跑龙套，夜里没有地方住宿，就蜷缩在小菜场或屋檐下。有时遇上巡捕驱赶，他就只能在马路上整宿步行。
后来，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赵醒侬在一家小店里当了伙计。“我生在这种万恶社会，从小又没受过良好教育，所以我长了二十多年，就过了二十多年的非人生活。”1920年，赵醒侬在《上海伙友》创刊号的文章中写到。
失学、流浪、当学徒，受欺压，到处碰壁，使赵醒侬感到前途渺茫。
赵醒侬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当时只有20岁的赵醒侬带来极大的冲击。同时，当时受胡适主编的杂志《新生活》影响，赵醒侬在思想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南昌市史志办公室副主任张永华说，赵醒侬开始试验着“一点一滴的改造”，希望自己“还我本来面目，真的人生，努力、奋斗，往光明路上去做人！”并将自己的名字从“性和”改为“醒侬”。
1920年，对赵醒侬来说，是个较为特别的年份。这一年，他第一次知道了劳动节的历史，懂得了劳动者的权利，看到了劳动界的希望；这一年，他怀着为伙友“谋幸福、谋大团结”的愿望，加入了上海工商友谊会，并在会刊《上海伙友》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为今日问问伙友们》，号召伙友们团结起来，去改造社会。
但几个月后，工商友谊会的组织者撕去了“工人解放”的伪装，暗中与资本家勾结，贩卖改良主义思想，妄图瓦解店员工人的革命意志。随后，赵醒侬进入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设职业补习学校学习。在这里，赵醒侬开始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共产党人办的刊物，逐渐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赵醒侬毅然与工商友谊会断绝了关系，而是真正开始为“工人解放”呐喊。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也就是这年，赵醒侬在上海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便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播撒火种
创建南昌地方党团组织
1922年，革命青年方志敏来到上海，决心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寻找革命真理。天遂人愿，方志敏结识了赵醒侬，两人一见如故。得知方志敏入团的志愿后，赵醒侬欣然答应做他的入团介绍人。不久之后，与方志敏保持联系的另一位革命青年袁玉冰也来到上海。这样，三人在上海相见，十分投缘。
“他（赵醒侬）在上海工作时，生活非常艰苦。他到各处活动时，全靠两脚走路，连坐电车的钱都是没有的。”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这样写道。
因为革命思想在江西传播不广，他们商议建立南昌文化书社，“专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革命的书报”、“鼓吹革命运动”。这个意见得到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同意。
这年的11月，赵醒侬受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派遣，回江西开展革命活动，筹建南昌地方团的组织。
“1922年11月，已入深秋的南昌一片萧条景象，街头巷尾的屋檐下到处可见衣衫褴褛的难民，官吏的洋车在街上横冲直撞，军警们骑着大洋马耀武扬威。路旁一个个子不高，身穿一件粗布长衫，黑瘦面颊，戴一副黑玳瑁框近视眼镜，性格沉着稳重的青年看着这眼前的一切，心情格外沉重。他就是受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委派，从上海到江西来播撒革命火种，筹建江西地方团组织的赵醒侬。”江西省委讲师团曾这样描述赵醒侬返赣时的情景。
1923年1月20日，赵醒侬在南昌文化书社召集了一部分青年开会，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并在农历新年后与方志敏、袁玉冰讨论决定先后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南昌革命运动的开展，使北洋军阀江西督理蔡成勋大为恐慌。
在“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的当天，蔡成勋便派军警逮捕了“民权运动大同盟”书记刘子池。几天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的第二天，蔡成勋又派军警在牛行车站将携带有“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文件的袁玉冰逮捕。
袁玉冰被捕后，赵醒侬、方志敏、刘拜农等在军阀侦骑的搜捕下，被迫离开南昌前往上海、南京等地。
“可以告慰的，就是这件事唤醒了好多的青年”“千百万的传单还没有这样的效果呢！”在给团中央领导人的汇报信中，赵醒侬这样写道。
军阀的镇压阻挡不了江西革命运动的发展，赵醒侬播下的革命火种已在人民群众中燃烧起来。
回到上海的赵醒侬作为江西代表，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年10月，赵醒侬再次回到南昌，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
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江西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了条件。1924年5月，中共南昌特别支部建立，赵醒侬为书记。从此江西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赵醒侬雕像
坚贞不屈
二次被捕后英勇就义
中共南昌地方组织建立后，为传播革命思想，同时便于党的组织开展工作，赵醒侬等在南昌筹办明星书社。
“明星书社”寓意“启明星”之意，喻指革命思想像启明星那样驱散黑暗、光照人间。
“明星书社”是中共中央开办的上海书店在江西设的点，对外销售《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等书刊和江西进步学生办的刊物。在1924年6月开张营业后，成为南昌进步青年常去的地方，同时也是秘密交通站，南来北往的革命同志在这里会面、住宿。
开办书社的同时，赵醒侬也决定创办黎明中学，以培养革命干部。“黎明中学”寓“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办学是手段，革命才是目的”之意。
与当时其他中学一样，黎明中学开设了包括国文、公民、英语、数学、地理、生理卫生、历史、工艺、图画、音乐、体育11门课程。但授课时注重宣传马列主义，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情况，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罪行。
在办学过程中，赵醒侬、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都在此讲课、演讲，黎明中学实际上成为南昌地方党团组织的重要活动基地。
“明星书社”和“黎明中学”的开办过程中，多次遭到江西军阀当局的搜查、查封和破坏，但经过斗争又一再恢复。但由于军阀的严厉镇压，“黎明中学”在1926年被查封后再没能恢复；“明星书社”直到1927年南昌起义后才停止活动。
1925年12月17日，赵醒侬一行3人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行至南昌北郊牛行车站，被稽查扣留，即送军法处。由于党组织的营救和公正舆论的压力，赵醒侬等在关押3个月之后，被释放出狱。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不久便占领长沙，威震江西。
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北洋军阀孙传芳，一方面把20万主力部队集中在江西一带，准备孤注一掷；另一方面命令他的爪牙赣军总司令邓如琢加紧摧残革命力量。南昌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当年8月10日下午，赵醒侬前往“明星书社”办公，刚走到百花洲附近，便衣侦探突然拦住他的去路，不由分辩把他押送到稽查处，接着军警又搜查和封闭了“明星书社”、黎明中学。赵醒侬被捕后，由稽查处押解到军法处。江西警备司令刘焕臣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妄图迫使赵醒侬招认是共产党的宣传员。赵醒侬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
9月初，湖南、湖北两省战局胜利在望，北伐军开始向江西推进，逐渐逼近南昌。邓如琢看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万般无奈之下，给赵醒侬定下“宣传赤化，图谋不轨”的死罪。
9月16日，在南昌德胜门外芝麻田里，27岁的赵醒侬遥望东方熹微，气宇轩昂，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英勇就义！
袁玉冰：碧血铸忠魂 矢志报家国
“光阴去我太匆匆，忽忽年临二十中，矢愿从今坚立志，要为世界主人翁……”这是袁玉冰烈士在他20岁生日时就挥笔写下的《二十初度感怀》。
这首用青春和热血谱就的豪迈诗篇，如今，已凝练成了穿越时空的精神丰碑，时刻激励着一代代的年轻人。为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传承红色基因，让先烈的英雄事迹化为激励后人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近日，记者再次探寻其心系国家和民族前途，矢志报国的感人事迹。
嫉恶如仇
敢于与黑暗势力斗争
泰和县老营盘镇五丰村马齿坑，是一个山峦起伏、古树参天、清涧潺流的小山村。122年前的早春二月，袁玉冰就出生在这里。其父袁国瑞给他取名叫光鉴，字玉冰，希望孩子长大后冰清玉洁、纯朴诚实。
袁国瑞很有见识，也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袁玉冰11岁时，就被送去当地的私塾里读书，学习非常用功，而且天赋异禀，过目成诵。
袁玉冰烈士的旧居
16岁时，袁玉冰去了离家50里外的成德高小上学，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开设有语文、数学、历史等多门课程，为袁玉冰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知识窗户。在学校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门功课，阅读课外书刊，努力吸收文化知识，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得到了老师们的称赞。
袁玉冰从小就嫉恶如仇，敢于与黑暗势力做斗争。在成德高小学习时，学校里有不少富家子弟染上了赌博、抽烟、酗酒、打架等恶习，对此袁玉冰深恶痛绝。他撰写了《劝告赌博者》一文，劝诫那些好赌的同学改掉恶习，还发起并组织了学生自治会，开展禁止抽烟、喝酒、打架的“三禁”活动，同时邀集同学自筹资金办起了阅书社，组织大家阅读各类有益的书籍。后来，袁玉冰在《二十初度感怀》中写道：“余在成德小学时，曾组织自治会，阅书社，同人品学蒸蒸日上……”
1917年，袁玉冰从成德高小毕业后，因病在家休学了一年。当时，他在家里一边养病一边自学，在房前开辟了一块园地种植花草，还在门外写了“自治园”三个字，对自己读书、休息、起居等时间，均安排得井井有条。1918年秋，袁玉冰考入省立南昌二中，人生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投身革命
成立南昌首个进步社团
1918年，袁玉冰来到了省立南昌二中求学，其时，中国社会发展正处于急剧变化之际。身处在这种时代大变革时期，他顺应历史潮流，追求真理，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者。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同年5月7日，为了响应和声援这次爱国运动，南昌市召开了学生代表大会，袁玉冰作为二中的学生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接着，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并将搜查到的日货当众烧毁。袁玉冰慷慨激昂地表示：“宁做断头鬼，毋为亡国奴！”他们的行动被一些因循守旧的人讥为“过激”，还称他们为“过激党”。袁玉冰则在《答友人》一诗中，针锋相对地断言：我看将来定为“过激党”的天下，“盖势所必至，而理所难逃”。
袁玉冰
这一年，袁玉冰正好20岁，他写下《二十初度感怀》一诗，抒发他对国运前途的关心和立志革命的抱负。诗曰：“光阴去我太匆匆，忽忽年临二十中，矢愿从今坚立志，要为世界主人翁。国势阽危抱杞忧，挽回深愧乏良谋，才疏漫与终军比，弱冠空贻识者羞。”“原来我亦是贫家，那得金钱用似沙，游年多年消钜费， 从今敢不力惩奢”。
从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开始，袁玉冰便成为了一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战士。
1919年夏，袁玉冰与黄道等人组织成立了“鄱阳湖社”，他们常聚会于东湖之畔、赣江之滨，谈论国是，抨击时弊，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后来他们感到这个名称无法体现团体的宗旨和反映社员们的抱负，次年12月，为了追求光明，改变社会面貌，他们将“鄱阳湖社”改名为“改造社”。这是五四运动后江西南昌成立的第一个进步社团。
1921年1月1日，改造社在省立南昌二中宣告正式成立。到会的九位社员公推袁玉冰为会议主席。会上决定出版发行《新江西》季刊，并推举袁玉冰为改造社主要负责人兼《新江西》主编。
袁玉冰主编的《新江西》
《新江西》是江西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刊物。在创刊号的《本刊宣言》里，袁玉冰写道：“改造社的宗旨，是主张‘改造社会’的。发行本刊，就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方法。我们改造社会，先在江西做起，本刊就在江西出版，所以就叫做《新江西》”。
如同一道闪电，《新江西》划破了漆黑的夜空，又像一声惊雷，促成了江西人民的觉醒，袁玉冰也成了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青年团南昌地方委员会成立时，在袁玉冰的提议下，创办了团地委机关刊物——《红灯》，崔豪、徐先兆、吴季冰等人担任责任编辑。红色革命刊物《红灯》就此诞生，成为宣传革命理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重要舆论阵地，后由于政治上、经济上的许多原因而停刊。
1926年，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共青团江西省委成立，袁玉冰任书记。1927年2月13日，《红灯》复刊，为共青团江西省委机关刊物。《红灯》复刊之际，袁玉冰鼓劲大家：“我们卷土重来，又燃起我们的《红灯》了”。
意志坚定
就义前鼓励战友继续战斗
袁玉冰曾说过：“人生难免有一死……能够为广大民众谋利，为社会造福，即使死于明日，我也心甘情愿”。
1921年5月1日，袁玉冰在南昌向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作了题为《劳工神圣纪念日》的报告。他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在我没写回忆文章之前，“南昌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五一’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的情形让袁玉冰很受触动，他毅然决定，一定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五一”，了解革命。
1922年，湖南工人运动领导人黄爱、庞人铨惨遭军阀杀害，消息传开，群情激愤。同年四月初，袁玉冰在改造社常委会上提议召开纪念五一节暨追悼黄、庞两位烈士大会，邀请了大江报社、觉社等团体共同参加。5月1日那天，南昌各界二十多个团体，二千多人云集江西省教育会。《大江报》还出版了袁玉冰编辑的《五一劳动节特号》。但因军阀陈光远以“煸惑劳工鼓吹共产主义”的“罪名”查封了《大江报》，所以这期特刊并未与读者见面。
这让袁玉冰很受启迪，他后来在文章中说：“从这回运动中可以证明，南昌人们已有了觉悟，这是令我们很抱乐观的”。
1922年，袁玉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很快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后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
1923年春，袁玉冰受党组织派遣从北大回到南昌工作。在南昌，他与赵醒侬、方志敏等一起参与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两个公开群众团体，并担任民权运动大同盟交际部主任，领导江西民众开展反对反动军阀的斗争。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不久，袁玉冰被任命为中共九江地委书记，他不惧危险，出生入死，积极组织赣北秋收暴动。1927年11月，袁玉冰调任赣西特委书记，在吉安准备组织暴动。他不负重托，回到家乡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袁玉冰一回到赣西地区，就立即投入到了组织领导工农武装暴动的斗争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在白色恐怖中，奔走在农村和集镇，发动群众，召开基层党组织会议。在那些日子里，他经常风餐露宿，忘我地工作。
1927年12月13日，袁玉冰在去南昌向省委汇报工作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敌人抓到他后，对他进行威逼利诱，用尽了各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始终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14天后，他走向了南昌下沙窝刑场，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成功万岁！”等口号，慷慨就义，时年28岁。
袁玉冰就义前，有战友带了烤鸭去探望他，见他神态安祥，仍和平日一样谈笑，鼓励战友们不要悲伤，要继续地去战斗。临别时，战友们眼含泪水，声音哽咽。他见状笑着说：“不要难过，要革命就要有人牺牲，不是你，就是我，杀了我一个，会激起更多人起来反抗”。
如今，袁玉冰烈士长眠在五丰村附近的山腰上，故乡的青山环抱着这位赤子。其墓碑上写着“革命事业立千秋，烈士精神传万代”两排字，令人肃立而思。
|来源：全媒体记者黎姿 高学斌 刘磊 熊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