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文章 | 中国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展望：青年学者笔谈

摘 要：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发展相对滞后，目前仍未形成系统、有共识的学科理论框架。为此，基于2019年先后在上海和广州举办的多次研讨会，国内15位青年地理学者结合自身的研究基础和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研究方向。这些研究方向具体包括：多尺度的地缘环境、科技地缘政治、批判地缘政治、环境政治、能源地缘政治、国别区域研究、通权论、民意政治、都市政治、劳工政治地理、区域一体化的政治地理、城市政治地理学、中西权地秩序比较、新技术革命催生的新人地关系、尺度政治、马克思主义政治地理学、历史政治地理和基于福柯治理术的空间-权力关系理论等。此外，各位青年学者一致认为，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研究应该具有多尺度特征、加强原创性理论研究、回归“地理空间-权力关系”的主线。希望本文抛砖引玉，引发更多关于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的讨论和成果。

关键词：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 理论; 展望; 尺度; 权力关系

作者简介：

王丰龙 1 ，胡志丁 2，刘承良 3，安宁 4，王雨 5，杨宇 6，李灿松 7，李振福 8，熊理然 7，殷冠文 9，黄耿志 10，李禕 11，黎斌 12，侯璐璐 13，周佩玲 14

1.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城市发展研究院；2.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3.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4.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5.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6.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7.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柬埔寨研究中心；8.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9.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10.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11.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移民研究中心；12.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13.汕头大学法学院；14.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建筑学院/深圳市城市规划分析与决策仿真重点实验室

注：作者排名不分先后，所有作者共同为第一作者。

0 引言

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既相对落后于西方政治地理学，也落后于国内其他人文地理学子学科。此外，目前国内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存在以引介西方理论、面向知识生产为主的外生研究和以立足本土语境、面向实践需求为主的内生研究的分立。加之目前国内政治地理学的很多内生研究和外生研究都由不以政治地理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兼业”学者所完成，因此研究基础具有离散的特征，学科的概念和方法体系仍不够完善。然而，目前处理国家内部各类治理问题和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中亟需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支撑。因此，为了推进中国政治地理学科建设，一方面需要合理处理内生-外生、本土-西方研究的关系，另一方面需要构建系统的政治地理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

青年学者作为学科发展的一份子，在推动中国政治地理学学科发展和理论思考的过程中责无旁贷。学术界往往存在资深学者著书立说、青年学者撰文实证的分工，因此青年学者讨论学科发展和理论体系的大问题往往被认为是“力不从心”甚至“不合时宜”的。然而，一方面，政治地理和世界地理的学科发展相对落后、学科体系不够系统的问题实实在在困扰着青年学者的日常研究和学术交流；另一方面，青年学者作为“初生牛犊”，在接受新事物和批判性思维方面具有优势，可以不用太多顾忌学术藩篱和理论权威，从而可以更纯粹地交流相关的研究心得和理论思考。

为了发挥青年学者推动中国政治地理学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的积极作用，2019年国内青年学者围绕政治地理的学科发展问题展开了三次讨论，具体包括：5月11至12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上海青年城市论坛YUF（第14期）暨“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理论前沿”青年论坛、11月17日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的2019年中国地理学会世界政治经济地理大会，和11月3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五届春芬论坛暨2019年世界地理与地缘政治青年论坛”。此外，在7月21至26日在上海举办的“2019世界地理与地缘政治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和11月1至3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地理学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者也围绕政治地理、世界地理与地缘政治的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国内青年学者对于如何弥合国内政治地理学“内生-外生”研究的分野、如何合理利用西方现有研究成果和构建中国本土理论框架等问题形成了初步的共识。其中，围绕“如何评价和对待西方政治地理研究成果”，胡志丁、王丰龙、王雨、安宁等组织邀请了国内十余名青年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并将部分成果发表在《地理研究》的“观点争鸣”栏目上。本文则主要由王丰龙、胡志丁、刘承良等发起，重点围绕“中国政治地理学理应加强的具体理论研究方向”展开，并按照研究对象的空间尺度分为侧重国家间关系的“地缘政治”、次国家尺度的“微观政治地理”和尺度性不是很清晰的“理论思考”三大方面。其中，每一方面包含若干具体议题，每个议题由一两位已经（或即将）在这一领域开展长期深入研究的学者提出，且大体按照“议题介绍-重要性阐释-推进思路展望”的结构撰写。

1 地缘政治理论研究方向展望

1.1 胡志丁：多尺度的地缘环境

无论是政治地理学还是地缘政治学，国内外都已经基本形成需要强化对“情景”（context）和“地理知识”（geographical knowledge）研究的共识。甚至国际关系学者也指出“地区之所以不同，关键在于地区具有其特性，基于地区知识的研究可以克服不同学派各自偏爱的研究方法存在的缺陷”。但是对于“情景”和“地理知识”具体指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展开对情景和地理知识的分析却鲜有论述。更多是不同作者根据自身案例分析的需要选择所需的情景和地理知识，而且往往仅仅将情景和地理知识简单理解为事件发生历史的阐述。由此导致对情景和地理知识的分析缺乏系统性，存在研究简单化的倾向。

自2010年以来，国内掀起了以“地缘环境”为主题的研究，期望在借鉴西方古典地缘政治和批判地缘政治的研究范式上提出中国研究之路，强化对情景和地理知识的研究。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地缘环境研究获得了国内同行的认可，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在地缘环境概念、分类、构成的解析、地缘结构分析框架、国别地缘环境分析、地缘位势、系统模拟、可视化、单元划分等系列领域都产出较多研究成果。地缘环境概念和分析框架等的提出是对情景和地理知识具体化的一次尝试，地缘环境研究是一切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分析的基础。

因此，未来中国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深化不同尺度的地缘环境研究，其尺度涉及区域、国家、地方和全球。不同尺度的地缘环境分析侧重点不同，这主要是由不同尺度需要分析和解决的问题差异所致。各尺度地缘环境之间存在耦合关系，分析小尺度的地缘环境必须放在大尺度地缘环境之下，而大尺度地缘环境则由不同尺度的小地缘环境耦合而成。但是当前一个明显短板就是我们似乎对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早已自认为比较熟悉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经济环境）开始陌生了。随着各方面各领域知识的几何倍数增长和学科研究分支的细化，即使在同一个研究领域也难以出现通才，而仅仅是比较熟悉各自研究的领域和地方。这就导致如果缺乏对特定尺度各领域的宏观地缘环境把握，仅仅借助现有的理论难以做出有力的解释。

中国当前正在加大区域和国别研究，具体到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领域就是深化不同尺度的地缘环境研究。这不仅需要分析地缘环境不同领域的变化，包括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等，还需要探讨不同领域的相互影响，更需要将其形成统一的整体。因为给定研究的尺度，其地缘环境有也只有一个，而所有分类研究都是为了更好理解地缘环境的权宜之计。因此，不同尺度地缘环境研究必须走一条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之路，吸取不同学科最新研究，融会贯通，最终形成对不同尺度地缘环境状况的综合性、全面性和系统性的理解。

1.2　刘承良：科技地缘政治

当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处于深度变革时期，地缘政治与地缘因素交叉融合成为重要趋势。科技成为影响当代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权力的决定性力量和大国竞争的制高点。科技竞争与合作产生的权力变迁使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在新的科技基础之上重新改组，持续深刻地影响地缘政治权力构成、力量对比、空间关系和国家战略。以前沿先进科技和信息革命的领导力和控制力博弈为核心的科技权论和地缘科技论被相继提出，甚至衍生出地缘科技学，但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科技地缘政治理论研究框架尚未建立。因此，深刻认识科技地缘政治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在科技地缘政治时代，由于科技权力的地理不均衡和不对等，争取科技权力以影响国家利益分配是最基本的国家政治行为。从地缘环境系统视阈，科技地缘政治研究核心是国家科技权力的空间变局及其地缘影响机制，它包括主体、客体和环境三个层面（图1）。

参考国内外学者对地缘政治的研究，科技地缘政治的主体分成三类地缘政治体：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不同类型的主体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发挥其自身的作用。此外，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承载全球-地方联系的重要纽带和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挑战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也应纳入科技地缘政治研究。

科技地缘政治客体的核心是科技权力。追求科技权力及其利益分配是世界各国的政策目标。由于地理环境的重要影响，科技权力大小及影响范围高度不均，表现出领域、边界、尺度和关系四大空间属性。（1）科技权力领域是现代国家依托科技影响力和控制力所表现出的权力空间范围。它超越了传统的领域，不仅是主权国家的领土范围，而且超出主权领土边界，辐射到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空间，包括社区、区域、城市、国家、国际组织等领域体系，呈现由单一结构转变为多权力中心结构。（2）科技权力边界的政治性和多样性并存。一方面，科技核心权力基本锁定于国家主权边界内；另一方面，科持权力的边界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而且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权力关系相交织耦合，需要综合考量来确定其边界的建构标准。（3）科技权力的时空尺度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它主要包括不同领土范围、不同的行政或组织级别、对地方化权力范围的不同声明三种形式。随着尺度上推、平移和下推，科技地缘政治格局和过程也相应发生变化。（4）当今国家间的地理关系中不断嵌套和衍射出强权者和弱权者、主动和被动、主导和服从等一系列不对等的科技权力关系。这种科技关系也表现出敏感性与脆弱性。

科技地缘政治是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相互作用的产物，影响科技地缘政治的地缘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两大部分。其中，自然环境可分为空间环境与地理环境两部分，包括资源能源、地形地貌、气候变化、地理位置等。而社会环境可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部分，包括国际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贸易、民族种族、宗教文化等。

总之，科技地缘政治是一个综合交叉的学科领域，理论和实践研究滞后，亟须融合地理学、政治学、科技政策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开展综合集成分析。理论上，亟待建立和完善地理学视角下的地缘科技和科技地缘政治理论体系；实践上，主动服务国家科技强国、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全球化发展战略，需要深入刻画全球创新网络和科技全球化变局，厘清科技权力结构重组下的国家安全风险和挑战，比较分析中国与世界科技强国科技发展态势，提炼服务国家科技安全的科技地缘战略。方法上，集成大数据、人工智能、复杂性科学、地理信息科学等技术手段，开展地缘科技发展情景模拟、机制解析和决策支持系统模型的创新。

1.3　安宁：批判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因其在二战期间与德国纳粹思想的紧密联系而被黑化后，沉寂了近30年。1980年代起“地缘政治”研究逐渐复兴，但是研究议题和视角已经发生一系列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批判地缘政治学说”的兴起。这一学说在国内已有提及，但是仍缺乏基于学科建设角度的系统思考。

批判地缘政治之所谓“批判”，主要是对古典地缘政治的批判。古典地缘政治学家将地理因素（尤其是自然环境）视为影响甚至是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要素，且将其运用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中，如大名鼎鼎的“陆权论”和“海权论”等。然而，古典地缘政治过分地强调自然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陷入了“环境决定论”的桎梏，而忽略了人对社会的建构对于地缘政治格局形成的影响。此外，古典地缘政治在研究尺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将地缘政治的讨论囿于国家尺度，而忽略了其它尺度上的行为体，如跨国组织、非政府组织、媒体等。批判地缘政治的理论主要针对上述两点问题。首先是强调地理知识生产对全球地缘格局的影响，在方法论层面强调话语分析。其次是对于地缘政治分析去国家中心主义的号召，注重分析非国家行为体对于地缘政治的意义，包括媒体机构、女性以及其它政治上被边缘化的群体。

批判地缘政治学说看似“玩弄文字”，实则具有重要意义。二战以来，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形成的驱动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逐渐由军事斗争为主转型到经济和能源，甚至制度和文化的博弈，呈现出多因素影响的局面。不可否认，在军事因素决定地缘格局的情景下，自然地理层面的区位等因素的确深刻影响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即便是在经济和能源驱动下的地缘政治格局形成，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区位和流动能力的制约。然而，许多地缘政治相关的决策并非完全取决于决策者对地理环境的“事实”认知，而是基于对所获取多方面信息的综合判断。当然，时下兴起的“信息战”也是诸多地缘政治行为体在干扰对手判断时的一种策略和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何去研判所获得的地理信息数据（包括人文的），以及如何提供关于自身地缘政治角色的地理信息数据，对于理解当下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甚至是为决策者提供决策咨询，都是极其重要的。而这正是批判地缘政治学说探讨的范畴。

结合我国目前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现状，在国内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来推进批判地缘政治研究：1）对西方批判地缘政治学说相关的理论进行引介，包括流行地缘政治、女性主义地缘政治、后殖民主义地缘政治、非表征地缘政治等学说，在此基础上讨论其在中国情景下的适应性和在地化，如儒家地缘政治学说的提出等；2）结合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实践，如“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等，探究我国海外发展项目如何被在地化进行知识生产，讨论我国海外发展项目应该如何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进行自我知识生产，并将上述研究广泛应用于决策咨询，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力；3）响应去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将地缘政治的分析框架拓展到国家以外其它空间分析尺度上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对国家分析尺度的否定，而是在其基础上的拓展。

1.4　王雨：环境政治与政治生态学

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配置、利用和转化过程涉及复杂的权力关系。在宏观尺度上，国家间围绕稀缺的化石资源（如石油）、天然跨境资源（如国际河流）及全球公共物品（如温室气体承载力）展开了多种形式的争夺；在中微观尺度上，供水、防洪、污染防控、水土保持等一系列环境治理措施及背后的权力过程对自然资源、经济利益、社会空间不断重新分配和塑造。政治过程与自然空间的相互生产机制，以及自然要素在政治过程中的影响，是环境政治和政治生态学主要的研究对象，也是未来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应深入研究的议题。

在诸多生态环境政治议题中，水治理和气候变化受到最广泛的关注。水资源作为稀缺的公共资源，不受行政边界的制约，又与粮食、能源等基础要素紧密相关，其在不同领域、利益主体、行业间的流动性，形成了水冲突的基础，也为学者们从法律、政策、制度、文化、历史等多元视角开展冲突解决方案的研究提供了机会。气候变化则反映出既有全球治理结构和经济体系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上的局限性，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开展的全球治理体系重构涉及极为复杂的权力运作过程，其在国家和次国家尺度上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影响也极为深远。因此，水治理和气候变化因其议题的广泛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及其跨边界、跨尺度的典型地理属性，理应成为未来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

我国政治地理学者对资源环境治理体系、制度、政策、工程设施背后的复杂权力关系及其空间影响开展的研究还较少。开展这一领域的政治地理研究需要关注政治过程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充分借鉴环境政治和政治生态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传统。一方面，从环境政治的角度，需要进一步打开权力过程的“黑箱”，分析国家、政党、行政机构、国际组织、企业、社会组织等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支配、抗争、招募、结盟等），以及不同时空尺度下环境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例如，我国的环境治理结构、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环境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环境外交和全球环境治理都涉及广泛而复杂的政治过程和权力争夺，并进而对资源和环境要素的时空格局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需要进一步开展跨尺度的政治过程研究，探讨宏观和中观的政治经济情景如何对微观环境行动产生影响。例如企业如何在全球和国家的清洁生产规范下调整生产策略，不同收入和户籍的人群如何应对区域或国家的气候变化和灾害措施等，这一系列的微观政治行为分析不仅能更充分地展示自然要素与政治过程的动力机制，也能为社会和环境变化提供细致有力的解释。

1.5　杨宇：能源地缘政治

世界能源的地理分布、产销空间错位以及能源贸易流动所引发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与能源权力变化及对国家能源安全的影响是世界能源研究的核心命题。我国处在关键转型发展时期，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进口国，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是关乎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2018年我国原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0.9%和45.3%，远高于能源安全的警戒线。美国页岩气革命之后实现能源独立，能源成为其进一步拓展霸权的战略工具，中东地区、委内瑞拉、非洲、中亚等我国主要油气进口地区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地缘政治危机。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等能源供需结构、新能源技术、碳排放博弈、国际能源投资、能源互联网等诸多领域相互影响，加剧了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世界能源形势的变化导致能源地缘政治与能源权力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深刻改变，世界能源权力和能源行为体的相互依赖关系正在重构。从学科上来看世界能源地理与能源地缘政治学科的研究对象、核心科学问题和技术方法都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全球范围内建立在传统能源生产格局基础上的能源权力正在被重新建构，不再以化石能源的占有权和生产权所产生的油权为唯一核心，而是拓展到了能源供应权、能源需求权、能源技术权、能源金融权、能源碳权及其所引发的发展权等多维能权；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促使国家能源关系从早期的零和博弈转向了相互依赖与国际能源合作。能源权力的主体逐渐向能权联合体转变，能权之争从能源大国的博弈逐步转换为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能源相互依存以及能源国际合作成为霸权之后的能权再分配的重要形式。第三，能源生产国、消费国、过境国、国际组织和国际石油公司等不同的能源利益行为体，因各种能源相互交织，形成了更加复杂的能源网络。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网络中，不同行为体因不同能权各据一方，但能源权力不再表现为一国之利益，而是表现为全球能源生产网络、消费网络和投资网络交织下的利益共同体权力再分配的过程。显然，1）传统能源地缘政治的基础理论构建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研究的需求，地理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国际贸易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发展和新的理论建构成为解决系统复杂能源地缘政治问题的必然趋势；2）能源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已不仅局限于能源的占有、运输、贸易和价格的控制，而是全球能源网络中的权力再分配的问题；3）传统能源地缘政治以定性为主的研究方法，已难以适应复杂能源关系与权力分配的研究需求，迫切需要大数据、复杂网络等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

新的科学问题为能源地缘政治的新理论建构提供了学术的土壤和基础，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能源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多科学融合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为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与方法支撑。展望学科未来的发展，在理论上亟需建立复杂能源权力及其关联为核心的能源地缘政治及国家能源安全的理论体系以及新的研究范式；在方法层面上，分析复杂因素和不确定条件下多维“权力”主体的全球能源整体网络图景及其运行机制，探索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模式及对全球能源安全的传导效应；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应用层面上，模拟不同潜在风险下全球能源权力重构过程和中国能源安全面临风险，提出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路径选择。

1.6　李灿松：国别区域研究

国别区域研究主要通过特定地域内地理环境、人口、技术及政党组织等的动态组合关系与规律，透视该国家或区域内政治局势、对外政策及战略等的发展态势，从而为其他域外国家或地区与该地区交流交往提供预估预判的可能。其研究内容包括：地理环境，制度与文化，族群构成及演变，政党组织及政治体制机制的演变过程，中国与特定国别与区域的交流交往史，国别区域研究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等。

国别区域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学科发展角度看，传统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单位主要是国家。但是，随着地区性战争的不断爆发、族群之间冲突此起彼伏、网络的迅速发展、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以国家为单元已经不能准确刻画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因此，有必要探索国别区域内部的地缘环境和政治过程。从实践应用角度看，国别区域研究能够为国家对外交流投资提供知识基础。美国从二战以来长盛不衰的国别研究是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重要基础，为其在全球扩张提供了知识储备。当前，伴随“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的推进，中国在海外的投资、交流不断深入，中国对外交流及投资的实践需要国别区域的各方面知识。然而，目前国内学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缺乏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对投资国投资环境和发展态势的预估预判。

国别区域研究需要长期的研究积淀和大量专门人才的持续性的研究。因此，建议借鉴欧美经验，将国别区域研究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制度化，培养专门的人才，并将国别区域研究作为中国政治地理学学科体系的一部分加以系统化。此外，可以运用大数据技术将大量多源、异质、多尺度、多语种的数据集成与融合，形成系统完整的国别区域数据平台，并对国别区域发展实施动态监测、分析评估和预警。

1.7　李振福：“通权论”

地缘政治理论具有时代的烙印，是不同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也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发展。以往的西方地缘政治理论过多地依循“国家中心主义”，强调海权与陆权对抗的竞争关系，以追求权力和控制为最终目的，具有明显的霸权主义和殖民扩张色彩。为此，作者提出“通权论”。“通权论”是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世界互联互通理念所形成的理解和分析国内外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关系的新兴地缘政治理论。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基础，以世界各国共同利益需求为出发点，强调世界各国互联互通，旨在推动国家间、地区间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领域谋求合作、增进理解，顺应世界发展大趋势，共建发展路径、共荣发展前景、共享发展成果。“通权论”强调，要想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强大影响力，就必须将国家发展融入到世界系统之中，加强国家间互联互通。

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相比，“通权论”并不强调对权力本身的追求，而是旨在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沟通、交流、合作，实现世界的和谐、国家的繁荣，打造福泽世界各国的地缘政治理论。也就是说，通过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合作，获取“通权”是实现国家共荣的必要条件。这一思路有助于摒弃对领土的过度追求、海陆对抗和国家中心主义的利己思维。

在未来的“通权论”研究中，应加强“通权论”的适用性和量化研究，使其对于世界地缘政治的分析和预估更具科学性和可借鉴性，并且应注重研究“通权论”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联系和区别，分析“通权论”对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传承和拓展，使其更易被西方国家和西方学者接受，为世界地缘政治理论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2 微观政治地理理论研究方向展望

2.1　熊理然：民意政治与政治性民意

作为民主与权力的关注焦点与体现形式，民意政治是西方政治地理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如选举地理、政治行为与环境政治、基础设施政治等。近年来以民粹主义为代表的政治性民意活动在世界各国的迅速发展及其成功实践，使得民意政治已成为一套有效的战略工具而被广泛运用，其产生的地理根源和空间现象的本体论以及民意政治的策略空间等也引发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政治地理学中的民意政治研究涉及“民意政治”和“政治性民意”两个核心概念及其衍生的行为、行动与政治地理结果。民意政治是对区域政治地理过程有着重要影响的政治行为，其生成有着复杂的背景。民意政治可对全球主义者的“开放社会”和“开放边界”产生双重反作用，也就是说民意政治的核心——政治性民意是基于地方或区域的经济利益、物质利益与民族主义、身份认同、文化焦虑等相关问题的复杂耦合。而基于地方的或区域的政治性民意话语和权利想象的政治性民意行为体形成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主体间地缘链接网络，并造成在地域、尺度间的民意裂隙。特别是在全球化“媒体地缘政治”的裹挟下，政治性民意空间尺度不断转换和重构，出现了多民意行为体间的领域动态博弈，进而对区域地缘政治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对民意政治和政治性民意的研究，并利用国内外民意为其国内政治及地缘战略服务，例如近年来策动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而国内长期以来都忽视了对国外民意的研究与利用、尤其是忽视对关系中国核心利益的国家和地区的民意政治的研究及利用，导致中国在某些国家的投资项目成为所谓的民意政治的牺牲品（例如中国在缅投资的密松水电站项目、莱比塘铜矿项目等）。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由于相对缺乏国际领导话语权和区域本底知识的储备，中国对外投资活动的空间嵌入实践引发了部分东道国民众的民意反弹，同时还产生了部分民众对该国既存统治精英、制度“飞地”等的“不信任”焦虑等一系列政治性民意问题。因应中国和平崛起和“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中国政治地理学急需加强民意政治与政治性民意的研究。

政治地理视域下的民意政治旨在研究地缘政治经济进程对各尺度行为主体的影响，行为体意见的生成及其地理根源，以及各行为体参与并影响地缘政治经济进程的空间策略。在新自由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作为一种在西方占主导话语权的领域逻辑下的空间嵌入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受到了“本土主义者”的非议，随着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能源、商贸、人文等领域合作的深化，中国政治地理学者应加强对地区本底知识、区域潜在民意风险、政治性民意事件、行为体间的民意政治博弈及其对地缘政治经济进程的影响、中国策略应对与行动安排的研究，特别是具体地区尺度内民意主体参与地缘政治经济进程的领域叙事（如资源民族主义、政治生态、基础设施政治）及后现代化语境下的文化反弹等方面的研究，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发展战略。

2.2　殷冠文：都市政治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探讨“社会正义和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西方掀起了都市政治研究的热潮。西方研究着眼于城市尺度上政府与非政府的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形成了增长联盟/增长机器（growth coalition/machine）、城市企业家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等理论。中国的都市政治研究兴起于21世纪。随着中央政府分权化的逐渐深入，地方政府在财政、金融、投资方面获得了较大权力，开始积极参与城市化进程。企业、市民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也逐渐显现。中国城市发展过程出现了与西方类似的特征，如政府的城市营销、招商引资等行为，政府部门与市场资本的合作，公众参与的萌芽。于是学者们尝试借鉴西方相关理论来考察政府、资本、社会力量对中国城市空间形成的影响。

都市政治的探讨对城市研究和城市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传统城市研究集中于城市形态类型、人口流动、人口和经济增长、土地利用等方面，都市政治为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新视角，即研究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在城市发展和治理中的博弈及权力关系，丰富了城市研究内容。另一方面，都市政治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为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日常的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决策提供了参考。面对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包括城市土地开发过程中的农民失地问题，土地拆迁的钉子户问题，城市开发中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分布的偏在性问题，以及城市再开发过程中的政府企业化问题等等，都市政治的权利与博弈视角为剖析这些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都市政治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化。一是推进本土化理论的建构。西方的相关理论已较为成熟，现有的中国研究多是西方理论的本土化验证。本土化的理论探索也已经展开，如“政府-企业-个人”、发展型地方政府（local developmental state）、行政城市化（administrative urbanization）、投机城市主义（speculative urbanism）、政府企业家主义（state entrepreneurialism）等研究框架，主要归纳了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不过，这些理论很多都是昙花一现，并且大多处于概念探讨阶段。期待中国本土化的都市政治理论能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走向成熟。二是完善政治地理学框架下的都市政治探讨。目前研究都市政治的学者分散在人文地理学各个分支学科，如城市地理、社会地理、文化地理，同时都市政治又是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等的研究内容，并没有形成“都市政治属于政治地理学”这样的认识。期待都市政治研究能够在政治地理学学科框架下不断充实，同时推动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多尺度发展。

2.3　黄耿志：产业转移与劳工政治地理

经历40年的工业化发展，中国劳动关系矛盾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已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但目前关于劳工政治的研究多集中于沿海地区，忽视了产业转移背景下劳工政治的区域差异，而认识这种差异对理解劳动关系转型与经济空间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劳工政治是资本、政府、工人、社会等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这些要素在不同背景下具有不同的作用和耦合方式，导致劳工政治呈现地域差异。在政府-资本关系方面，随着沿海地区进入产业升级阶段，政府与资本的结盟是有条件的，政府更青睐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企业，而拒绝低端制造，甚至为了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可能会加强劳动执法。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承接了沿海地区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但由于区位和产业配套的劣势，政府对资本的选择没有多少余地，只能提供优越的政策服务吸引企业投资，在劳动治理方面更偏向资本，如降低劳动执法力度、积极化解劳动纠纷等。在工人-社会关系方面，沿海地区以流动农民工为主，本地社会资本少，但有公益社团的帮助，居住于工厂宿舍，生产和生活空间高度集聚，赋予集体抗争的可能，尺度的政治得到较多运用。而中西部城市以本地工人为主，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但生产与生活居住地分开，集体抗争较为难以形成，更多是普遍的日常抗争。总之，由于不同地方资本-政府-工人-社会等要素联结的方式和结果不同，劳工政治具有地域嵌入性。

劳动关系是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关系，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关系。当前，在高质量发展导向和“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化战略下，中国经济通过产业转移、升级和技术创新正经历深刻的空间格局调整，市场经济由东至西逐步扩展，对根植于社会主义时期和形成于前一轮原始资本积累的劳动关系造成冲击。劳工政治地理研究的核心任务是揭示这种经济地理重构背景下劳工政治的地方形式或地理嵌入性，阐明不同地域背景下资本-政府-工人-社会要素的耦合如何形塑劳工政治的地方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如何影响经济地理的重构过程，提出顾及区域发展差异的劳动治理体制与和谐劳动关系的制度安排。劳工政治地理研究不仅需要将分析置于全球资本主义周期下，而且需要置于地方层面的工业化过程、政治经济、工人生产与再生产空间等地域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中。通过开展区域比较研究，构建中国劳工政治地理理论，推动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框架的完善。

2.4　李禕：区域一体化的政治地理

在“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基础上，国家陆续发布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我国五大区域发展战略体系的确立，势必将对我国未来的区域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既有的区域地理研究主要从城市地理、经济地理等学科领域切入，在探讨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城市蔓延、市场分割、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空间治理等方面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在新时代背景下，区域研究要跳出传统“现状分析-问题诊断-发展建议”的线性思维，从更深层次的世界政治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过程展开思考。基于此，政治地理学科，特别是政治地理中的尺度理论，将为我国新时期的区域地理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视角，是近年亟待深化的研究领域。

尺度理论作为一套辩证解读“社会-空间”动态关系的分析工具，主要包含四个核心理论概念，即尺度重组、尺度建构、尺度生产和尺度政治。尺度重组通过建立政治经济-空间演化的“战略-关联”视角，从宏观层面阐释了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地理空间在国家治理战略中所承担的作用，以及该过程对地理空间本身的重塑。该理论奠定了空间的辩证观，即传统地理概念中的“城市”、“区域”等空间单元实际上都是一个尺度问题，它的空间范围、边界界定都可随着政治经济转型而发生重组。尺度建构和尺度生产是一组相对的理论概念：尺度建构关注的是抽象的制度建构过程，通过对相关战略、政策、制度的文本分析，揭示治理空间的建构过程；尺度生产则关注的是具体的制度实施过程，通过研究战略指引下具体项目的展开，揭示政策的落地过程和实际效应。最后，尺度政治通过分别分析参与尺度建构和生产的相关利益主体及其角色作用、权力结构、驱动动机、矛盾冲突等，可进一步剖析尺度建构过程和尺度生产效应的形成机制。

综上，尺度理论可以为研究我国的区域一体化构建一个“背景-过程-效应-形成机制”的分析框架。一方面，尺度重组的理论视角有助于从深层次政治经济转型的视角剖析区域重构的背景；另一方面，尺度建构、尺度生产和尺度政治则可为研究特定背景下具体的区域尺度形成过程与实际效果提供理论解读。更重要的是，尺度建构、尺度生产和尺度政治为研究抽象的尺度形成过程提供了在地化的研究视角，从而也为建构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区域一体化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2.5　黎斌：城市政治地理学

本人所在研究团队的核心李贵才教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政治地理学博士，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在政治地理学中建立一个新的方向：城市政治地理学。城市政治地理学是着眼于城市空间政治的“现象-行为-过程”、从生产、生活和生态三个角度关注空间公平、正义和安全的一门学科。团队所倡导的学科建设，着力从空间视角出发研究城市政治问题，而非仅仅是现象层面的解析。197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政治地理领域聚焦于城市的空间不平等、不公正问题，其主题前后包括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和阶级斗争、后福特制的资本累积体制、企业家主义（entrepreneurialism）的治理模式、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视角下的社会差异和新自由主义模式中的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等。中国政治地理学界之前并没有特别提出建设城市政治地理学，但是已有学者建议发展地方政治地理的研究。现有的城市政治地理研究散见于城市研究的文献，需要进一步梳理、组织和发展。

城市政治地理学的产生有着学术和现实的双重需求。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研究城市政治空间的学科，在政治地理学学科内部，也没有形成系统规范的城市政治地理学学科方向。关于城市政治空间，特别是空间政治的权力问题，也只是零星碎片的文献存在。但在相关文献中可以窥见星火燎原之势。另一方面，传统城镇化模式通过对于空间效率的追求带来了城镇的迅速扩张和经济的普遍繁荣，但也带来了诸多社会冲突。新时代所面对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要求新型城镇化的关注点从空间效率转向空间正义，这也正是城市政治地理学关注的焦点。总结起来，关于城市权力和空间正义的研究，城市地理学面临与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和城市政治学等学科的竞争，在新型城镇化与空间治理对地理学提出诉求时，地理学参与“城市空间权力”研究不足。如果错失这个发展机遇，城市研究就有可能被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主导，地理学将缺少话语权。

要建设新时代的城市政治地理学，目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任务。首先是学科发展布局研究，对于城市政治地理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空间权力的作用机制）、技术方法和学科建设进行战略性研究；其次是优先发展议题研究，具体包括基于价值的城市生活空间研究、基于权力的城市生产空间研究、基于责任的城市生态空间研究和城市政治地理学技术方法应用研究；最后是重点交叉研究领域，特别是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城市政治学、城市规划学与城市地理学的交叉领域进行研究。通过三个方面的努力，城市政治地理学的发展目标是建立学科体系，响应新时代的发展诉求，同时也为国家空间治理体系做出必要的贡献。

3 弱尺度性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展望

3.1　侯璐璐：中西权地秩序比较研究

政治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如果说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地关系，那么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权地关系或权地秩序。权地秩序是权力在空间中形成与运转的地理规律。1897年政治地理学之父拉采尔就明确了权地秩序在学科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拉采尔提出以“国家有机体论”和“生存空间论”为核心的世界权地秩序理论。此后，权地秩序一直是地缘政治学、批判地缘政治学和新政治地理学的核心研究内容。

中国政治地理学应进一步强化权地秩序研究。拉采尔的《Politische Geographie》系统阐述了政治地理学开展权地秩序研究的框架与方法。然而，国内对拉氏理论体系及其后百年间的衍生成果罕有涉及。因此，深化权地秩序研究有利于明确我国政治地理学范畴，解决学科泛化的困境。另一方面，权地秩序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推动高效的学术对话与实践交流。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地位迅速提升、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中国虽然主动承担大国责任，但也频繁被西方学者解读为地缘战略乃是阴谋。为此，政治地理学者不应局限于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应主动承担起与西方对话的责任，回应或消除西方对中国的猜疑。

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化权地秩序研究。一是学科哲学的“西学东渐”，即深入研讨西方政治地理学的权地秩序框架，涵盖领域等核心概念及生存空间论等权地秩序演替理论。不清楚学科从哪里来，就不知道要往哪去，更枉谈参与到世界政治地理学者的讨论之中。因而，系统梳理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术思想体系及权地秩序哲学的发展是首要任务。二是权地秩序比较的“融贯中西”。自现代政治地理学创立至今的122年，学科的哲学基础皆孕育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现有核心理论更多展现了西方契约社会的权地规律，要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实现沟通有赖于学术共识下的比较研究。其中，“领域”对于理解权地秩序十分重要。但是，领域更多基于西方语境，在翻译中存在领土、领地等不同理解,而地盘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本土权地关系概念。地盘代表了中国传统人情社会中非契约权力的形成与运转，体现了中国社会对“和”、关系、共赢的追求。未来对不同尺度、不同有机体单元的地盘研究将成为领域体系的重要理论补充。

3.2　周佩玲：新技术革命催生的新人地关系议题

目前，新技术已渗透到生产、生活与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带来了人类主体的能力拓展和对技术的高度依赖。这些革命性的变化也导致传统的“人地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目前政治地理学的讨论仍沿用经典人地关系框架展开，对虚拟空间的作用鲜有讨论。

中国政治地理应密切关注新技术革命催生出的新人地关系议题。一方面，对“人”的理解应该向后人文主义（More-than-human or Post-human）方向转变。后人文化方向挑战了传统自然人概念，人不再被认为是具有不言自明的主体性的独立存在，而是与非人类一样在生命、环境、物质、技术互动过程中建构出的相对存在。社交网络平台与智能设备的使用重构了身体的概念，使身体的感知范围、探索能力和自我呈现方式发生结构性转变。另一方面，对“地”的范围也应该加以拓展。日益发达的信息通信技术和分布式计算技术等使得虚拟空间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不断交互逐步打破了领域（territory）的概念，社会空间结构也出现了去中心化趋势。政治地理学需要思索后人文主义概念下的人对社会分异、身份认同、社会治理等议题的重新定义。

结合我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现状，国内政治地理学的新人地关系研究应着重关注以下三个领域：1）关注新技术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变及其潜在转变趋向，重新审视和划定现象发生的领域与现象之间的边界。如在地缘政治领域关注新媒体空间、区块链空间在国际政治关系、区域冲突中的作用。2）进一步关注新人地关系框架下的微观权力运作：新技术诱发的空间逻辑转变如何重塑和解决社会分异问题，又如何为多元社会群体带来融合与联结的新情境？身体和身份的重新定义将如何生产新的生命知识、重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运作机制？3）着重关注新技术的肆意生长带来的伦理问题，建构一整套新技术环境下的制度基础设施。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在短时间内并不必然直接带来专业化水平的全面提升和社会的总体发展，却可能带来难以预测的社会问题。针对新技术滥用导致的数据隐私、身体监控等问题，如何保障公众安全和合法权益，更加高效专业地进行资源再分配与利用？如何在保护国家机密的同时保障跨国贸易的顺利进行？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又如何妥善协调基因编译、人工智能产物与人类的关系？这些不仅是对地理学伦理转向（ethical turn）的有力回应，更是当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重要历史使命。

3.3　王丰龙，等：尺度政治等理论研究方向

除上述议题外，还有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地理理论研究方向有待推进。限于篇幅，这里仅选取4个并对其做简要的阐释。

（1）尺度政治理论。尺度政治是指基于尺度重构的政治博弈和权力争夺，大体包含权力的尺度化、尺度重构、权力关系转变三个过程。尺度政治具有十分广泛的解释力，不仅能够用于理解个体尺度上的抗争，也可以分析城市与区域层面的行政区划调整问题，还适用于解构跨国尺度的国家竞争合作行为和地缘政策；不仅可以理解边界等实体地理尺度相关的问题，还可以理解表达等虚拟地理尺度相关的问题。尺度政治理论是西方长期关注的议题，已经被广泛用于各类实证分析中。在刘云刚和王丰龙早期研究的带动下，目前国内对尺度政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已逐步增加，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尤其应该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拓展。首先，应基于更多的实证研究，进一步细化不同尺度、不同情境下不同群体所采取的具体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策略的分析，从而一方面检验理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完善尺度政治的理论模型。其次，目前对尺度政治的研究多以解释性分析或指出尺度政治的民主决策悖论为主，未来的研究应该发掘尺度政治理论的应用价值，结合博弈论等加强尺度政治理论在战略和政策制定中的应用。最后，应通过中西比较和发掘中国古代的尺度思想，拓展对尺度政治的概念性和理论性研究，完善相关理论模型和概念体系。

（2）马克思主义政治地理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地理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重点分析地理空间、权力与资本循环、阶级不平等和上层建筑关系的政治地理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西方人文地理学的重要流派，很多政治地理学研究也都采用过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框架。如当代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开创性人物Peter Taylor就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了政治地理的多尺度研究框架；哈维先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城市正义、资本的空间修复和新帝国主义等政治地理问题，其学生Neil Smith对于不平衡发展等问题的分析也主要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式；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Henri Lefebvre所提出的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更是引发了国内一系列理论和实证研究。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很多政治实践和社会治理都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但是目前国内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学者较少。因此，未来应该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地理学研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议题。首先，通过融合和拓展哈维、Lefebvre等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国内已有研究，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其次，围绕资本循环、社会不平等和塑造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力量等具体问题，开展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的实证研究。最后，结合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以及其他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通过将其结合到权力-空间关系的分析，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地理学新理论。

（3）历史政治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学是对古代政治地理过程、实践和思想进行研究的政治地理研究领域。这一概念最早由历史地理学者提出，但偏重基于史料挖掘及其考证订讹对古代政治相关的历史事实加以还原。与之不同，本文所谓的历史政治地理研究主要基于当代政治地理学的概念和学科框架，重点利用较少存在争议的史料或著述分析古代政治地理过程演变规律，总结提炼中国古代解决相关治理问题的经验和智慧，并将其用于拓展当代政治地理理论研究或指导当前政治决策。目前，国内这方面研究刚刚开始，未来仍需在以下几方面拓展深化。首先，基于历史研究成果和政治地理学学科框架，构建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框架，形成相关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其次，围绕国家-个人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华-夷关系、战争中的地理因素和社会治理中的地理策略等对现实有很强参考性的议题，采取类似“桐城学派”的批点评论、经世致用的思路，广泛收集相关史料和历史观点，总结理论规律并发掘可为今用的经验。最后，围绕《尚书·禹贡》、《盐铁论》、《读史方舆纪要》等专题性的古代经典著作，采取类似经学注解的治学思路，深入分析研判这些著作中的相关议题，对其中隐含的思想谱系和具体观点进行系统梳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对史学研究应仅采取参考借鉴的态度，不应简单地追随效仿其还原史实的工作，而注重借助当代理论工具对思想谱系的整理和对相关历史实践的解释评价。

（4）基于福柯治理术的空间-权力关系理论。福柯的治理术是涵盖了对个人道德与主体性、微观的空间设置与规训权力、宏观的治理的政治经济学、知识/真理与权力合法性等各类政治哲学和权力关系讨论的理论体系。尽管福柯的治理术理论相对较少涉及对地理空间的专门讨论，但是对于地理学研究十分有启发性。近年来，福柯的治理术理论已经被引入英美和中国的政治地理研究，但是原创性理论成果不多，对其应用也仍显不足。未来这一领域可以关注以下议题。首先，基于近年来对福柯著作和讲义等资料的整理，进一步丰富完善基于治理术的空间-权力关系理论框架。其次，围绕福柯关于真理-权力、监视-权力、传染病防治、新自由主义、战争、主体性等议题的著述，将其纳入政治地理的研究框架，形成这些议题的福柯式（Foucauldian）理论。最后，将福柯的治理术理论用于理解表达、流动性管控、战略权衡等问题，发掘其实用价值并将其用于指导相关战略或政策的制定。

4 总结与讨论

针对目前国内政治地理学学科体系不够明晰、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本文在2019年多次研讨会的基础上，汇集了国内十余名青年地理学者对未来中国政治地理学理论研究方向的展望。这些研究方向突破了传统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并涵盖了不同空间尺度、不同领域的议题，每个议题大体基于其作者长期的研究基础提出。我们认为，在宏观尺度上，中国政治地理学应该进一步关注多尺度的地缘环境、科技地缘政治、批判地缘政治、环境政治、能源地缘政治、国别区域研究、通权论等领域或理论方向；在微观尺度上，中国政治地理学应该进一步关注民意政治、都市政治、劳工政治地理、区域一体化的政治地理、城市政治地理学等领域或理论方向；此外，还应该关注一些尺度性不太明显的理论方向，如中西权地秩序比较、新技术革命催生的新人地关系、尺度政治、马克思主义政治地理学、历史政治地理和基于福柯治理术的空间-权力关系理论等。

受篇幅、能力和个人兴趣等限制，本文所涉及的议题不可能全面，相关讨论的深度也比较有限。然而，一方面，本文希望抛砖引玉，引发更多人对本文提出的相关研究方向或本文未涉及的其他重要的政治地理研究方向的关注和交流，共同推进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理论和学科建设。另一方面，各位讨论的参与者在以下几方面形成了初步共识，并认为可以作为未来进一步讨论的一个主线。首先，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议题和视角具有多尺度特征，无论是构建学科体系还是制定相关政治地理战略，都需要兼顾不同尺度的议题或过程，并考虑不同尺度议题或过程的交互联系。其次，尽管中国政治地理学在学习吸收西方同行和其他学科的成果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原创性理论的提出和应用，这既关乎中国政治地理学在世界、在不同学科中的知识贡献，也关乎相关研究对中国的实践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最后，所有的理论研究应该回归“地理空间-权力关系”的主线。中国政治地理学在发展中既吸收了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相关理论学说，也兼容并包了城市地理、社会地理等其他子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风格不一、范式多元。但是，其内核在于研究地理空间与权力关系的交互作用，尤其是地理空间的影响。我们相信，如能沿着上述三条主线不断努力，一门完整、有活力、有影响力的中国政治地理学学科必将很快形成并发展壮大。

致谢：诚挚感谢所有参与本文引言中提及的几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尽管受篇幅限制本文没有整理呈现所有人的观点，但是本文的成文深深得益于每一位专家学者的参与，部分观点就受彼此启发而形成。其中，参加讨论但未能署名的专家学者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宋长青、刘云刚、孔翔、孙九霞、葛汉文、叶超、刘晔、王姣娥、何金廖、宋涛、秦奇、彭飞、马仁锋、胡德、何光强、胡浩、王淑芳、马腾、赵亚博、张瑾、范斐、杨浩然、张子龙、李鹏、廖开怀、高坛光、段德忠、张修枫、宋韬、苏盼盼。此外，衷心感谢曾刚、杜德斌、孙斌栋、刘云刚等为几次讨论会的举办提供诸多便利和大力支持。

另有该文的姊妹篇如下，点击即可查看↓

《洋能否为中用?西方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发展的借鉴与反思》

引用信息：

王丰龙,胡志丁,刘承良,等.中国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展望：青年学者笔谈.世界地理研究,2020,29(2):232-251.

［WANG Fenglong,HU Zhiding,LIU Chengliang, et al.A prospect on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of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geopolitics in China: Viewpoints from some young scholars.World Regional Studies,2020,29(2):23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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