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凤君，等 | 新全球化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对策

摘 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特别是2020年伊始全球新冠疫情深度冲击全球，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文分析了“后危机时期”的全球化发展导向和策略转变，以及全球化脱钩、区域化与本土化、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摩擦与冲突等新全球化的显著表征，认为全球化发展已发生转折并进入新的周期与阶段。为充分应对新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挑战，中国需要客观总结新全球化的主要表征与整体趋势，准确把握新全球化对于全球经济地理和中国区域发展的影响与挑战，顺应全球第五次产业转移深度影响全球经济地理演变的总体趋势，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和生产-贸易网络，在顶层战略谋划中兼顾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效率与公平，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这既是有效管控和妥善应对新全球化阶段性转折和结构性弱点的必然举措，更是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彰显中国全球性大国地位、勇于承担引领全球发展重担的负责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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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 新全球化; 中国; 全球化治理; 区域发展战略

作者简介：

金凤君，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突出贡献者，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会主任，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副会长；环保部环境影响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重点研究方向包括区域可持续发展、区域发展与区域规划、基础设施发展理论与规划。先后主持近50项科研课题。作为第一负责人主持的主要科研项目，出版专著20多部，发表论文200多篇。E-mail：[e-mail]

0 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事物变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即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虽然是前进的，但发展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波动的。全球化就是一个周期性不断波动向前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不同文明体之间就不断尝试以各种形式发生联系并开展交流，但受限于早期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世界范围内不同经济体之间整体呈现出孤立、分散的空间分布状态和联系格局，全球化长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直到15世纪末，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殖民主义开端以及以欧洲资本主义强国为主导的全球贸易网络互联互通，世界上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空间联系开始趋于紧密，并被逐步纳入到全球统一的生产-贸易网络中来，全球化开始驶入“快车道”，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全球范围内社会分工的形成是全球化发展的重大阶段性标志，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和19世纪中期的美国电气革命引导社会分工向全球分工转化，而从20世纪40—5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将全球分工从初级的水平分工模式推向更高级的垂直分工模式。在该阶段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全球化分工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深刻改变了旧有社会生产关系，并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构建起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分工体系，并在此后漫长的五百多年里影响着全球经济格局及其演变。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本质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和巨型化，然而其也是一把“双刃剑”，在追求剩余价值的核心目标导向下，以竞争为主要形态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模式在攫取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特别是“二战”后世界的全球化扩张程度日益加深，对于剩余价值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其内部隐藏的危机也达到了新高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扩张模式的好处是会进一步引致资本和商业的空间集聚，并提升资本利用的效率，但集聚对于不同社会阶层带来的利益具有明显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将对全球经济与社会系统的稳定带来严重的潜在威胁。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充分印证了马克思理论判断的正确性，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终极目标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最终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长期性、周期性的存在。此次金融危机对于全球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产生了剧烈冲击，极大地影响了“后危机”时期全球生产-贸易网络和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并对该阶段的全球化导向与策略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使得全球化发展发生转折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伴随着先后三次工业革命，全球化已然走过了贸易全球化、国家全球化、产业（企业）全球化三个阶段，当前全球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的时代浪潮中，新一代5G通信、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通信、先进制造、区块链等新兴科技和产业变革力量正在积蓄壮大，其本身所具备的开放共享特质及其对全人类的共同历史意义必将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然而，在资本主义阶段性经济危机、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演化、全球化发展理念转变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全球化脱钩、贸易保护主义、区域化与本土化、非传统安全冲突开始成为大转折后全球化发展的新表征，全球化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的大背景下，中国发展的外围环境日趋复杂，全球发展与安全的不确定性风险大大增加；同时，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然突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任重而道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如何深度剖析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全球化风险与挑战，深刻认识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表征，并提出适应新全球化阶段性发展需求的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对策？这对于彰显中国全球性大国地位与责任，有效管控与应对新全球化的结构性弱点所导致的各种不确定性和矛盾冲突至关重要。

1 全球化转折：新全球化的主要表征与整体趋势

1.1 全球经济增长整体态势趋于低迷

经济全球化长期以来都是全球化的核心动力与主要表征。全球化转折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新表征和新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全球跨境贸易和全球投资都趋于萎缩。1990—2007年，全球货物出口和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9.1%和17.3%，保持长期稳定态势。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资明显减速，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和跨境直接投资总规模在2008—2018年间年均增速分别下降到3.8%和-3.0%，周期性下滑的态势十分明显（图1）。二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在全球经济严重下行的国际大背景下，新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明显的负面制约效应，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缺乏，发展不确定性大大提升，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也同样出现放缓。1990—2019年间，传统资本主义强国（美、英、德、法、日五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8%，远低于“金砖五国”同期4.2%的年均增长率，“金砖五国”在该阶段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更为明显。但是对比不同增长周期来看：1990—2019年，“金砖五国”每五年周期的平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7%、3.9%、5.7%、5.9%、4.9%和2.9%，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特别是第五个五年周期（2010—2014年）开始逐步下滑，到第六个五年周期（2015—2019年）下降至2.9%。

1.2 全球经济发展整体格局开始出现区域分化

从经济全球化的内容来看，服务贸易在新全球化中的份额与地位有所上升。特别是2008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增长速度都明显下降，但货物贸易增速下降幅度更大。从增速来看，2008—2018年间，全球服务贸易年均增速达到4.8%，高于同期货物贸易3.7%的年均增速，表明全球贸易已经进入由服务贸易主导增长的新阶段。从份额来看，尽管2018年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仅为22.9%，但是相较于2008年19.4%的份额提升了3.5个百分点，全球货物贸易与全球服务业贸易在2008年以后整体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从经济全球化格局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份额与地位显著上升。按照2018年世界银行对于全球经济体的划分标准，将全球经济体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划分为低收入经济体（低于995现价美元，34个）、中低收入经济体（996~3895现价美元，47个）、中高收入经济体（3896~12055现价美元，56个）和高收入经济体（高于12055现价美元，81个）四大类。以FDI流入流量规模为例，1970—2018年，全球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吸收全球FDI的占比之和从1970年的7.1%上升至10.0%，同期中高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的占比之和从92.9%下降至90%。分阶段来看，2000年以前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吸纳的全球FDI占比长期低于2.0%，随后在2000到2007年间增长至4.6%，2008年持续猛增至9.2%，并在2009—2019年间基本稳定在8.0%—10.0%之间（表1）。整体来看，2008年后全球跨境投资的目标区域开始从原本的中高收入、高收入经济体向中低收入、低收入经济体转移，表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持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全球化策略，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全球生产价值链当中，实现了在全球跨境投资中地位的不断提升。

1.3 全球、区域治理理念与管控体系加速调整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由经济发展的理念、全球贸易等的规则以及组织实施经济全球化的国际机构组成。迈入新全球化阶段，全球和不同经济体的经济治理体系也正经历一个加速调整的过程，以更好适应新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二战”后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间的全球化大繁荣充分建立在“自由贸易”理念的基础上，极大地推动了互惠互利的全球分工体系的建立，有效地减少了垄断并提升了资本、人力、技术等发展要素的全球流动便利性和经济效益。但随着“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经济权力丧失、产业转移成本积累以及全球化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的显现，新全球化正经历并将长期聚焦于如何实现全球层面的“公平贸易”，通过建立“公平贸易”理念导向下的全球生产-贸易网络来有效管控并逐步缩小全球贫富差距已成为新全球化阶段的主流共识。同样地，新全球化阶段的具体规则也面临着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的现实需求。以全球贸易规则为例，传统的全球贸易规则往往聚焦于关税磋商、市场准入条件等“边境措施”，新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治理体系更加注重治理体系的精细化，引导全球贸易规则从“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不断拓展延伸，服务贸易网络组织、知识产权体系和全球化竞争政策成为新全球化的重要贸易基准规则，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体系末端化的趋势逐步强化。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作为一个承担管理、组织、协调、监督和援助五大职能的全球性经济组织，在新全球化阶段贸易保护主义或单边主义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成员国主动或被迫采取基于自我立场的方式来处理国际贸易争端，极大地损害了稳定、公平、高效的全球贸易规则与体系的建立，WTO需要从繁重的国际贸易诉讼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加聚焦于解决全球贸易中的实际问题。

从区域来看，新全球化最主要的表征则是全球经济格局的区域化趋势。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发展的区域一体化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日益明显，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谈判（TTIP），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到亚太自贸区倡议（FTAAP），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方兴未艾。就亚洲地区而言，亚洲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区域化发展的前沿地带，“一带一路”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10+1”区域合作机制（东盟-中国）、“10+3”区域合作机制（东盟+中、日、韩）、中非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区域合作机制与平台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加强了亚洲地区内部、亚洲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联系，亚洲，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正在成为新全球化的热点区域。当然，新全球化阶段的全球经济区域化同时也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并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确定性主要源于WTO争端解决机制日益弱化、G7影响力下降、英国脱欧、大国地缘冲突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负面影响则突出体现在区域化发展对区域外国家、企业的排他性，一定程度上会使得全球经济管控趋于碎片化。

1.4 新全球化推进的阶段性动力机制更加复杂

社会生产关系的优化调整和生产力的提升是全球化推进的根本动力，但全球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动力表征也具有阶段性差异。第一阶段的早期地理大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首次打破了长期以来世界相互隔绝、彼此分离的状态，通过世界性商品的生产、交换、流通、贸易、消费来引导全球生产的跨区域联合，并不断扩大世界统一市场的影响力与凝聚力。此阶段的全球化发展是建立在全球不同区域的要素比较优势与生产成本基础上的全球生产分工模式，以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竞争等为主要原则和导向，是一次以建设全球统一的生产-贸易网络为目标的早期探索，有益地发挥了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并推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化发展。第二阶段是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全球化主要通过现代交通、先进通讯、信息技术等技术的创新、应用与扩散，从而实现了“网络化空间”距离的缩短，并在全球产业转移与全球跨境投资的驱动下，生产-贸易活动不断突破国家和地域的限制，推动生产资源实现全球性流动和区域优化配置，形成了全球性产业链条和生产网络。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全球化发展动力除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全球生产的一体化发展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以联合国（UN）、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货币组织（IMF）、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全球性组织的诞生和发展为主要表征，加速了全球化治理的进程，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全球经济增长、全球社会治理等提供了稳定的组织框架和治理方案，这是从“硬全球化”到“软全球化”的过渡期。第三阶段的全球化则起源于21世纪以后，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发展的传统动力在全球化理念转变、全球化规则调整等因素的驱动下发生分化，从自由贸易到追求公平、从发展首位到消除贫困、从多边多极到单边主导、从全球一体到区域割裂，特别是“后危机时期”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全球气候变化、重大全球性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激化新阶段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中的竞争态势，多元主体、多个区域、多样诉求、多维冲突使得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更加复杂化，进入”软全球化“阶段的全球化发展面临着一次阶段性战略、动力与路径调整。

2 新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地理和中国区域发展的影响

2.1 全球产业转移与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演化

2.1.1 新全球化对全球产业转移的影响

第五次产业转移既是新全球化的重要催化剂，也是新全球化的重要表征。从19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球经济发展已经完整跨越了四次阶段性的产业转移历程，并在2010年前后正式拉开了第五次全球产业转移的序幕。横向对比前四次产业转移历程来看，不同阶段和周期的全球产业转移表现出以下几个差异化特征：一是全球产业转移持续周期变短。随着全球科技进步和产品更替的周期日益缩短，全球产业转移持续周期也持续缩短。但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在中国持续了30年左右，这与中国资源总量大、劳动力供给能力强、消费市场潜力大、创新能力迅速提升、市场抗冲击能力强等特质有直接关系。二是全球产业转移的驱动机理日益复杂化。其中，第一次全球产业转移以跨国企业为主导，追求成本降低、利润最大化和消费市场；第二次全球产业转移在时间节点上处于“二战”后，政治、军事要素在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以日本为主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转移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则深度结合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资源禀赋、人口红利、市场潜力等优越条件（图2）。初步窥探第五次全球产业转移的主要趋势发现，其在转移内容、转移路径、转移方式等方面也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征。除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向东南亚地区转移外，新一代信息技术、物联网、生物工程、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精尖产业也在全球地缘环境演变的限制中部分向欧、美国家回流，且转移的方式多以龙头企业和大企业为核心，带动研发、采购、销售、物流和售后服务等上、中、下游各环节实现组团式转移，形成产业集群和网络。

2.1.2 新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

全球产业转移，特别是从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变。首先，从全球FDI格局来看，1970—2018年，亚洲地区的FDI流入规模和增速在全球五大洲均排名第一。时序横向对比发现，亚洲地区FDI流入占全球的比重从1970年的7.52%提升到2018年的42.65%，提升了35.10个百分点。特别是在2000到2014年间，中国成为承接全球产业转入规模最大的国家，占到全球总和的44.57%。其次，从全球GDP的空间分布格局来看，进入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后的亚洲地区经济增速持续领跑全球，其占全球GDP的比重在2018年已经达到37.1%，其中东亚和东南亚分别占比24.4%和3.4%，二者相比20世纪中期均实现大幅度提升。第三，从全球来看，新全球化阶段的世界贸易格局有望形成亚洲东部地区（东亚+东南亚）、欧盟和北美地区“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虽然传统资本主义强国，如欧洲的德国、英国、法国，美洲的美国以及亚洲的日本等仍然把持着全球贸易的主导话语权，但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而对于区域内部贸易而言，欧盟和亚太地区是仅有的两个区域内部贸易占比超过区域间贸易的地区，这与区域生产水平、区域内部消费市场规模与消费水平等有着重要关系，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内部贸易的活跃程度越高，而区域间的贸易占比相对较低，区域内部贸易将成为新全球化阶段全球贸易的主导形式。第四，从全球消费市场格局来看，欧、美发达国家的全球份额从1990年的61.2%下滑至2017年的52.7%，中国的全球份额从1990年的2.8%提升至2017年的10.6%。随着新全球化的演进，中国的消费市场区位优势有着进一步提升的巨大潜力和现实可能性。最后，在新全球化生产-贸易网络中，不同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与程度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点：创新活动、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仍然集中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亚、非、拉美等以初级产品和初级制造业为主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国在创新活动、先进制造等领域展示出巨大的潜力。

2.2 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态势与主要挑战

2.2.1 中国区域发展整体格局演变态势

展望未来中国区域发展格局的演变态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整体呈现“四纵四横”的国土开发格局。中国以“四纵四横”铁路网络为核心骨架，协同高速公路网络和水运网络构成中国区域发展整体格局，并串联起中国主要的人口密集带、城镇密集带、城市群地区、工业化地区和开放前沿地带。二是中国经济规模与增速“南高北低”的态势仍将持续固化。从总量来看，2019年中国GDP规模前十的省级行政区中，南方地区占据八席，北方地区仅有山东和河南两省入围，而且南、北地区占全国GDP的份额从2013年开始迅速拉开，到2019年，南、北地区占全国的GDP份额分别为64.4%、35.6%，二者相差了29.8个百分点。从增速来看，2019年南方地区GDP增速达到13.04%，远高于北方地区为-0.72%，且北方地区在全国13个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中占到了12个（表2）。三是城市群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和主要形态。1980—2015年，中国城市群经济GDP规模占全国的比重从70.8%上升至82.5%，城市群经济15.5%的GDP增速也领先全国同期的11.6%，预计到2035年前后中国将形成20个相对成熟的城市群，包括5个Ⅰ级都市连绵区、7个Ⅱ级都市连绵区和8个联合都市区。

2.2.2 新全球化对中国区域发展提出的新挑战

一是全球经济再平衡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提出更高要求。2016年后，全球经济增长呈现缓慢上升态势，但是主要经济体和地区之间依然存在较大差异，全球经济增长均衡性没有实现，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会明显放缓。以亚洲为例，除了面临经济持续增长的巨大压力之外，还有其他诸多挑战需要应对，如人口老龄化、中等收入陷阱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全球经济大环境影响也最为明显，需要积极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妥善应对全球化脱钩、贸易保护主义、全球大国摩擦、2020全球新冠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得以实现。二是第五次全球产业转移加速重构区域价值链。2000年中国老年型年龄结构初步形成，到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1.9%，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中国已进入从“人口总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的关键时期。劳动力红利逐步消失直接导致用工成本上升，驱动产业从中国向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向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转移，未来要谋划构建“中国+”区域价值链和生产分工体系。三是新全球化需要科学把握“大循环”和“双循环”的关系。从国内看，不同板块之间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出现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中部、西部年均增速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分别为11.4%、10.4%、10.4%，而东北地区仅为9.0%；东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43.56%增长为2019年的51.88%，同期东北地区从13.98%大幅下降至5.1%。从国际来看，以中美摩擦为代表的全球化不确定性因素加速了全球化进程的碎片化和区域化，甚至面临周期性倒退和脱钩的风险。

3 新治理方案：全球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优化

3.1 把握和顺应全球第五次全球产业转移重大机遇

从客观上逆向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将是第五次全球产业转移赋予中国的重大机遇。从全球来看，现阶段中国制造业的核心问题是仍然较大程度依赖于低人力成本和高资源消耗，整体产品的附加价值不高，创新要素和创新能力的瓶颈制约在加剧。新全球化阶段中国需要通过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发展，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完善企业创新体系，提高创新设计能力，打造有国际竞争力和知名品牌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优势度。从中国来看，东部沿海产业持续向东南亚地区转移，引发“产业空心化”担忧。新全球化阶段需要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指引，有序引导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要持续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源矿产开发和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加工贸易七大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提升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吸引力、要素转化力和产业竞争力。

3.2 引领构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与生产网络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面向21世纪的伟大构想，不仅为中国对外开放明确了新路径，也与新全球化阶段的全球经济发展潮流相适应。东南亚地区与中国依山傍水，是中国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深受全球疫情影响的2020年第一季度，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东盟出口达到5394.3亿元，货物贸易总额高达9913.4亿元人民币。新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需要顺应全球产业转移的大势，以东南亚地区为核心，建设以环南海地区为核心的南海经济圈（中国东南部、南部地区+东盟），联动日、韩，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并将其整体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形成“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产能合作体系。

3.3 兼顾中国区域发展战略顶层设计的效率与公平

一是要统筹推进 “四大板块”和“三大战略”发展。“四大板块”着眼于中国区域内部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三大战略”则为各板块之间的空间衔接连接提供了战略通道，形成了横跨东中西、连接南北方并沟通国际的重要轴带。兼顾区域发展的效率与公平，需要以“一带一路”为桥梁促进东部板块和西部板块经济的协调发展，以京津冀为枢纽促进四大板块的连接，以长江经济带为纽带联通东、中、西三大区域，将板块与轴带相结合，将重点发展和协同发展相结合。二是要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自2003年国家指定并实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东北经历了近十年复苏式增长，但2013年之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放大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原有体制机制、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等历史积累问题，地区经济增长开始乏力。新全球化阶段，推动东北振兴发展的根本任务在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两大问题。三是打造紧密联系的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是对“一国两制”新型跨区域合作新模式的有益探索，其致力于打造以湾区经济为模式的珠三角地区融合发展、对外开放升级版战略。粤港澳城市群建设的核心是在统筹考虑广东和香港、澳门不同政治制度、金融制度、法律制度的前提下，破除制度和行政壁垒，促进人才、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在三地无障碍地自由流动。

3.4 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提出是对新全球化阶段中国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战略的积极响应。从外部发展环境来看，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主要标志的全球化进程出现倒退，全球化发展呈现碎片化和区域化特征。而在国内发展方面，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国内经济发展面临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挑战。“大循环”与“双循环”是相互依托的，“双循环”需要以“大循环”为基础，而“大循环”则是提升“双循环”发展质量的重要支撑。“大循环+双循环”衔接统筹新格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做大内需规模，这既是中国实现“新三步走”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中美脱钩新形势下平衡内外需求的必要选择；二是加速内需循环，主要的任务包括更有效配置经济与金融资源，进一步改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通体制，借助第四次工业革命加快向信息化、智能化社会转型来推动内需循环，并通过激发城市群等核心区域的内部需求，优化“四大板块+三大战略”区域结构；三是促进“大循环”与“双循环”相互衔接统筹。核心理念是通过内需带动加速外需循环，以内需循环催生出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和高社会需求的新兴产品，包括5G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并在此基础上吸纳更多优质的国外产品，构建起“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4 结论与对策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战”后由美、英等老牌资本主义大国建立起来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全球南、北方力量对比整体呈现出从非均衡逐渐向均衡演化的态势，这也是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演变的全球背景和重要驱动力量。结合新全球化的阶段性特征来看，无论是全球的经济再平衡还是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其都与全球化发展的周期性规律一样，绝非短期内能够完成阶段跳跃式发展的历史进程，此进程必然要考虑到2008年以来全球化发展在理念、导向、准则和举措方面的重大转折。在全球化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转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基于新阶段全球化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推动和支撑全球化发展的全新道路，为新全球化阶段的全球经济发展、非传统国际安全、全球化治理、区域合作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治理方案，中国业已成为全球化发展与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者和坚定捍卫者，并将在未来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面对未来全球化发展极可能出现的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阶段性全球化障碍因素，中国需要站在持续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准确把握未来全球化发展的整体趋势，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出发，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构建海陆联动、东西互济的开放格局，以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和生产网络，培育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竞争的新优势，并维护全球治理体系继续沿着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现行国际体系目标不断完善，以充分应对未来全球化发展的不确定性挑战，维护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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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世界地理研究》2021年第1期

引用信息：

金凤君,姚作林.新全球化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对策.世界地理研究,2021,30(1):1-11.

［JIN Fengjun,YAO Zuolin.New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ptimization.World Regional Studies,2021,3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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