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赏析| 杜德斌, 马亚华：中国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
以下文章来源于“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公众号
编者按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风云激荡。种种迹象显示，崛起大国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之间的正面冲突正在不断加剧，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围堵与反围堵“大博弈”已全面展开。在此背景下，重读《中国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研究》一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及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近十年来，杜德斌教授团队持续关注地缘政治领域的研究，曾发表多篇相关论文，并完成、提交过多份地缘战略方面的报告，受到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发挥了重要的决策支撑作用。本文通过赋予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以空间内涵，探讨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效应，以及这些效应如何通过反馈机制影响中国外交决策。基于科学理论研判，作者预测了相关的地缘挑战，并前瞻性地提出了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的战略突破方向。尽管本文发表于2012年，但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此，特将本文重新推送，以供参阅。
精彩论断
◎中国和平崛起是地理大发现以来，继西方兴起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伟大过程。它不仅在内部改变了中国人自己的命运，还将在外部改变全球战略资源分配格局、重组国际政治的权力基础，从而影响着未来人类发展的基本走向。
◎大国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权力－利益半径的延伸，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其利益边界不断向外延伸的过程。
◎在今天，虽然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和核武器带来的恐怖平衡让大国共生共存成为必要和可能，但国际政治的本质并未因此改变。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中国在崛起中迎来的不会是别人的掌声与鲜花，而只能是百年的孤独与寂寞。
◎中国是一个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与西方迥异的国家，其崛起不太可能避开西方的围堵。
◎围堵与反围堵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常态。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互为对偶，大国崛起愈迅猛，外部压力就会愈强烈。
◎中国崛起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属于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行为（self organization），因此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在核时代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外部遏制不可能逆转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趋势，但会提高中国崛起的成本、延缓中国崛起的进程。
◎欧亚大陆历来就是大国博弈的中心舞台，美国崛起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非欧亚国家主导欧亚大陆政治事务的局面。
◎亚欧大陆的边缘（而非大陆中心）是大国对决的主战场和通往未来世界的历史锁钥，美国一直把防范在欧亚大陆上出现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作为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
◎由于区域的非均质性，中国向外实现战略突破时只能依循非均衡路径，即集中优势资源在空间阻滞效应较弱、“投资”回报较高的局部地区率先实现突破，并以此为“极轴”向其他地区辐射战略影响。
◎在全球层面上，由于综合国力的结构性缺陷，目前中国宜把战略资源优先投放到“低政治”领域，运用渗透性较强的经济手段，争取尽快在非洲、拉美与西欧等地获取必要的战略立足点：而在区域层面上，中国应追求在“高政治”领域有所建树，选择与中国在地理上接近、文化亲缘性较强、战略互信度较高的国家进行对外拓展。
段落节选
中国战略前沿外推的必然性
通过和平发展实现和平崛起，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21世纪13亿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诉求。与早期西方大国主要通过殖民扩张实现崛起的做法不同，今天中国是通过融入国际社会，通过利益交换机制从全球市场获得发展资源来实现崛起的。对大国来说，所有经济变量都有战略含义。与外部世界开展贸易、金融等往来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根本条件，保护商业活动和国际贸易航线就是保护和平崛起本身，因此中国经济利益的全球化决定了中国战略利益必然随之全球化。换言之，中国战略前沿外推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必然。虽然中国经济影响已遍布世界，但在安全领域还影响有限，因此尚非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从历史经验看，大国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不匹配的局面是无法持久的，其结果要么是后者把前者的缺口弥补掉，要么是前者把后者的优势葬送掉。持剑经商是五百年来西方列强崛起的基本逻辑，无论是海盗时代，还是重商主义时代和所谓的自由贸易时代，概莫能外。蓝水海军是保护海外利益的重要手段，全球化的经济利益要求有全球化的海军与之匹配。中国发展国防并非穷兵黩武，在汉语里“武”的含义是“止戈”，即追求和平、停止杀戮。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是中国人的千年梦想，但中国尚未崛起到可以化剑为犁的程度，不管是否情愿中国都必须发展远洋海军，必须摸索着实现从陆权大国向海权大国的转变。
中国崛起与西方的战略遏制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互为对偶，大国崛起愈迅猛，外部压力就会愈强烈。中国是一个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与西方迥异的国家，其崛起不太可能避开西方的围堵。应看到中国崛起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属于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行为（self organization),因此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在核时代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外部遏制不可能逆转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趋势，但会提高中国崛起的成本、延缓中国崛起的进程。美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霸权，是西方大国的代表，因此探讨美国亚太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华战略将是理解中国与西方战略互动的关键。
美国对华战略工具组合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采取软硬兼施（遏制加接触）的对华策略，具体手法千变万化，主要有舆论上丑化、技术上封锁、经济上打压、外交上孤立、政治上渗透、军事上威慑等。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局限性和美国制度体系的结构性缺陷，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其国家自信的基础，损伤了其软实力（soft power)。另外，在危机爆发之后的三年里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较大变化，使美国遏制中国所需的经济和政治等硬实力（hard power)呈现某种匮乏态势。在2011年出现债务危机后，美国公共资源捉襟见肘的问题更加严峻。因此，未来美国对华遏制将更倾向于采用更多军事威慑手段，继续强化其同盟或准同盟体系，在中国东部、南部出海口布设多重“阻拦网”，几乎是其未来亚太战略的必然选择。未来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冒险主义和非理性色彩可能会有所抬头，中美战略冲突的频度和强度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美国围堵战略的地理支点
斯皮克曼指出，海岛国家要围堵大陆国家需要在大陆边缘构筑“桥头堡”，并以此为支点向大陆辐射影响，并极力压缩大陆势力的战略空间。美国战略界认为在亚洲足以堪此大任的国家主要有日本和印度，中南半岛虽然也是大陆边缘，但由于国家均太小，海洋势力根本无法在此立足。在制约中国崛起这一点上，日、印两国与美国有着相似的战略诉求，经美国“穿针引线”两国战略合作有深化趋势。
日本是第一岛链极为关键的一环，与澳大利亚一起被称为美国亚太战略的南北“双锚”。冷战结束后，美国采取了三大战略举措来加固和强化美日同盟：一是大力增强美在日本的军事攻防力量，二是加强美日军事一体化，三是扩大美日安保范围。当前，美日安保条约的防御范围已从日本本土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甚至把台海地区纳入其“共同战略关切”范围，表明美日安保同盟正从防御转向进攻（目标是谁，不言自明）。日本虽然发达，但毕竟其国家规模较小，人口老龄化严重，并且已过历史巅峰期，对抗如日中天的中国已显得力不从心。在西方某些精英看来，未来在亚洲能与中国相抗衡的只有另一个崛起大国——印度。虽然印度面积不到中国的1/3，但地形、气候条件优于中国，拥有众多人口和深厚的文明自信，因此发展潜力不可小觑。印度半岛向南插入印度洋1600余公里，东部安达曼群岛紧邻马六甲海峡，据二者之一即可威胁中国石油运输线。《大西洋》月刊记者、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卡普兰（Robert D. Kaplan）认为，印度洋将成为21世纪大国博弈的中心舞台，印度（对西方）的战略价值将凸显。来自周边地区的地缘挑战
美国是东亚地缘政治中的“外生变量”，其围堵战略只有在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的配合下才可能实施，而这些国家是否愿意加入美国的“反华大合唱”不仅取决于美国的“引力”，还取决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推力”。东亚多数国家已习惯了中国作为一个贫弱国家的存在，因此在其理想的世界秩序“图谱”中仅为中国“安排”了一个较低的位置。当中国开始崛起后，不仅打破了现实世界的力量均衡，也打乱了这些国家的“心理秩序”，迫使其进行“格式塔”式的心理转换或调适，从而使这些国家产生了借助外部强权对冲（hedge against)中国崛起的诉求。
中国在周边地区面临的地缘挑战主要包括：日韩两国强化绑定美国；普遍存在的对华疏离感；印度可能出现对华战略误判；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渗透。全球性层面的战略突破方向
由于区域的非均质性和中国战略资源的稀缺性，中国向外拓展权利（权力+利益）空间时只能走非均衡发展路径（点轴模式），即集中优势资源在阻滞效应较弱、“投资”回报较高的地区率先实现局部突破，并以此为“极轴”向其他地区扩散，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最终取得全局性的战略胜利。在全球层面上，目前中国的战略突破只能局限在“低政治”领域，它利用了经济手段的渗透力优势，具有“剑走偏锋”的色彩；在区域层面上中国不应满足于获取“纯粹的”经济利益，应在“高政治”领域有所建树，因此这种空间突破具有综合性。这种差异由中国实力结构的不平衡性所决定。对大国来说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有战略含义，因此这两种突破又是相辅相成的，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总目标上实现统一。
从“经济人”的角度，中国在选择对外拓展的方位时应遵循成本-收益的分析模式。在收益方面应主要考虑这些因素：(1)潜在目标区的资源条件。这里既包括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也包括市场、资金和技术等社会资源，甚至包括企业家才能和科研能力等人力资源；(2)潜在目标区与中国之间的产业梯度和技术落差。从贸易的角度看，中国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互补性较弱、竞争性较大，无论是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均会受限。从投资的角度看，顺势投资（向低位势区投资）容易成功，逆势投资则不易存活，但有时具有不可替代性。例如，中国对欧洲的投资不是对非洲和拉美的投资所能替代的。在成本方面应主要考虑这些因素：(1)与中国的空间距离或时间距离；(2)与中国的心理距离，包括文化和政治差异性、与中国是否有战略冲突等；(3)该国市场的对外普遍开放程度。中国在全球层面上符合这些条件的地区或国家主要有非洲、拉美、澳大利亚和欧洲。
区域层面的战略突破方向
地区层面的方位选择与全球层面有所不同，此时追求的利益更加敏感，因此对政治、文化和历史条件的要求更加苛刻，最好是那些与中国文化上相近、战略利益一致的国家。在中国周边符合这样条件的国家主要有巴基斯坦、缅甸、蒙古和哈萨克斯坦四个国家。此四国对中国的价值不是用货币所能衡量的，尤其是前两者。在西方有人把巴基斯坦称为中国的“新新疆”，把缅甸称为中国的“新西藏”，如果中国“丢掉了”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将是近代以来继丢掉日本海出海权和琉球群岛之后中国的又一次地缘大灾难。笔者认为，中国在巴基斯坦、缅甸、蒙古三国应追求排他性利益，就像美国不会允许外部战略势力介入墨西哥或加拿大一样；在哈萨克斯坦则应在力量均衡的基础上与俄罗斯达成谅解，因为历史上这里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结 语
围堵与反围堵的游戏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常态，它由国家的生存本能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本质所决定，从斯巴达（奔罗本尼撒战争）和秦国（连横破纵）的崛起，到近现代德意志（两次大战）和苏联（冷战）的兴起概莫能外之。伴随着人类走进核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实现后发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和平共处已经成为一种必要与可能，因此今天的中国在成长中应学会从容和坦然面对各种外部骚扰。“一个国家的民族，如果永远塞进狭小空间，就意味国民的灭亡”（哲伦语）。当前中国正从地区大国变为全球大国，权力半径的延伸和利益空间的拓展要求我们要敢于动用战略手段打破外部无理围堵。在此过程中，中国应充分利用地处亚洲地理中心和身为亚洲文化母体的禀赋优势，遵循梯度转移规律，按照由近及远的原则从周边渐次向全球施展权力。在地区层面上，巴基斯坦和缅甸是中国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通道，一旦“失去”，中国必被窒息：中亚和蒙古则是重要的资源产地，是上天赐予中国的厚礼，在此中国应积极有为。在全球层面上，非洲、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地将长期是我国发展资源的重要供应地，因此应成为今后中国“走出去”过程中“蛙跳战略”的重要目标。
原文参见：杜德斌,马亚华.中国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12,21(0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