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婉金，贺灿飞 | 中国纺织业出口贸易网络扩张

摘 要：中国是世界纺织业出口贸易大国，检视中国纺织业出口贸易扩张的二元边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0—2016年省份-目的国尺度的纺织业出口贸易数据，使用Probit模型分析订单出口和信息溢出对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网络时空演化特征的影响，并探讨二者在促进我国纺织业出口增长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实证结果显示，在出口地维度，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带来的信息溢出效应会对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扩张产生显著影响，而在目的国维度，信息溢出对我国纺织业出口二元边际演化的作用并不显著，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增长实际由订单主导，且订单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作用强度存在异质性，订单出口在我国向中高收入国家的纺织业出口中起主导作用，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则有限。进一步地，基于不同类型纺织品差异化的贸易地理格局，影响不同纺织品目的国扩张的因素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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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订单出口; 信息溢出; 贸易扩张; 全球-地方互动; 纺织业

第一作者：

吴婉金（北京大学），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产业规划，E-mail：[e-mail]。

通信作者：

贺灿飞（北京大学），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产业与区域经济，E-mail：[e-mail]。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全方位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市场互动频繁。正是由于抓住了全球生产转移和我国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历史机遇，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外向型经济，凭借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充足的土地资源吸引外资进入。作为最早实现全球化的制造业之一，纺织业在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提高对外开放程度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纺织业作为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具有对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敏感，对外依存度高，附加值低，核心竞争力不强，高污染、高能耗等一系列特点，其发展受到国际国内环境的双重影响。近年来，一方面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我国纺织业比较优势逐渐削弱，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借机抢占市场；另一方面，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也对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1995年《纺织品和服装协议》解除配额限制和2001年加入WTO为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创造了腾飞的契机，但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额呈现负增长，此后，“反倾销”等贸易壁垒的设置及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亦加大了我国纺织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阻力。我国纺织业发展面临着众多机遇与挑战，故研究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扩张的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关于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的研究主要是从产业竞争力及比较优势、纺织业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国纺织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地位以及应对贸易壁垒的发展路径等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切入，地理学者则更聚焦于纺织服装业贸易的空间动态格局，关注纺织业全球转移的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其中，信息溢出效应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其来源多样性已得到多学科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演化经济地理学多强调本地生产经验和技术溢出的作用，国际贸易领域则侧重于研究目的国市场信息溢出的影响。但是，现有贸易地理研究大多从出口地或目的国的单一维度出发，缺乏基于全球-地方视角的综合考察。由于信息溢出效应存在于全球-地方互动过程中的多维度，故有必要将出口地、目的国及二者联系维度纳入信息溢出的解释框架中。在研究尺度上，现有贸易地理研究大多从国家间贸易联系入手，考察宏观尺度上的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演化规律，鲜少关注更微观尺度的区域差异。

综上，本研究使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对中国纺织业贸易网络扩张的二元边际进行分解研究，在展示出口额增长与目的国拓展动态格局的基础上，从出口地、目的国及二者联系维度进一步考察订单出口和信息溢出对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并对二者的作用差异进行对比。可能的贡献在于：①在研究视角上，将出口地与目的国两维度相结合，分析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扩张与全球-地方出口溢出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全面、辩证地理解信息溢出在贸易网络演化中的作用；②在研究尺度上，从更为微观的省级尺度切入，对我国纺织业贸易网络进行细化分解，对系统揭示我国纺织业贸易的区域差异有所助益；③在研究内容上，基于我国纺织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地位，从跨国零售商的区位选择出发，为订单对出口增长的主导作用提供了实证证据。

1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协调生产网络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全球价值链上的国际分工和跨国贸易引发了学者的广泛关注。Gereffi在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指出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差异，跨国公司主导生产活动跨空间布局，不同生产环节创造的价值亦有所不同。这一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纺织服装行业的研究中，许多学者的研究指出，纺织服装业作为典型的消费者驱动生产链，其价值链上的领导型企业主要包括大型跨国零售商、品牌营销商和品牌制造商这三类，与之相对应的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则是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和代工厂。其中，大型跨国零售连锁商在纺织服装价值链上的影响力十分可观。最初，沃尔玛、家乐福、伊藤洋华堂等零售业巨头占据了服装市场的较大份额，自20世纪60年代英美的“零售业革命”以来，针对特定市场的专业化服装零售商崛起，涌现了如盖璞（GAP）、飒拉（Zara）、优衣库（Uniqlo）等一系列注重细分市场的大型连锁零售商，从根本上改变了服装零售的性质及市场需求。快时尚和快速补货策略的发展亦为纺织服装价值链研究拓展了新的视角，Pickles等、Tokatli等针对快时尚品牌的研究表明，其专业化生产和布局为当今全球服装价值链上的核心要素。此类跨国服装连锁零售商具有强大的购买力，需要长期低成本、标准化生产和稳定供应链以支撑其多样化产品的快速迭代。为降低生产成本，大型跨国服装零售商通常选择将低附加值的纺织业生产环节通过订单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以利用其低廉的劳动力与原材料。可见，纺织服装业具有鲜明的在价值链上细化垂直分工和在地理空间上分散化布局的特征，而纺织业生产和贸易的地理格局很大程度上是由服装市场的需求决定的，纺织品中约有50%供给服装生产，家庭用品和工业用品则各占约25%的份额。

作为纺织业出口大国，我国是一个纺织品“制造大国”，却又是一个“品牌小国”。许多学者从质和量的角度出发对我国纺织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考察，认为我国纺织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数量和规模上而非质量和层次上。现有研究表明，我国纺织业尚处于全球价值链较低端的位置，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品牌，出口贸易自主性较低，受国际市场环境的显著影响。卓越等指出，在以跨国采购商为主导的俘获式全球价值链中，我国纺织服装企业作为代工生产者，被锁定在增加值较低的缝合制造环节；黄永明等认为，我国纺织企业目前存在设备落后、缺乏大品牌和受制于国际市场的问题。可见，我国纺织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承接附加值较低的环节，以接受跨国零售企业的订单代工生产为主，出口贸易的流量与流向均由市场需求和订单决定。因此，大型跨国服装零售企业在世界市场的空间布局及其扩张路径会对我国纺织业贸易网络演化产生重要影响。

订单作为价值链分工中市场需求的载体，其对于纺织业贸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传统的贸易地理研究则大多从成本视角切入，从出口地和目的国两个维度考察全球-地方出口溢出对贸易行为的影响，既关注地方集聚外部性在跨越出口门槛、实现出口增长上的作用，也考虑地方引入外部知识对其贸易扩张的影响。在出口地维度，信息溢出效应既可以是本地化的，也可以通过跨区域的产业转移实现。一方面，集聚外部性理论指出，企业的空间集聚能够导致信息溢出，同一产业内的企业通过共享劳动力、专业化服务和专业知识进行专业化生产，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搜寻和生产等成本。对于出口企业而言，出口企业之间的地理邻近有利于出口经验和基础设施共享，从而降低新出口企业进入面临的风险和沉没成本，即存在出口溢出效应。出口溢出效应的高度本地化特性已在许多实证研究中得以证实，即当知识和技术溢出发生以后，地理邻近的企业最先获益，然后才会向距离更远的企业进行传播。可见，产业集聚能够产生信息溢出效应，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和出口表现，且集聚程度越高其作用越明显。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证实了产业转移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伴随着技术等必备生产要素的转移，产业转移能够削弱转出地的技术优势，带来转入地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竞争力提升。因此，出口企业参与产业转移能够打破信息溢出对于地理邻近的依赖，将其已掌握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目的国市场信息提供给转入地，实现跨区域的技术扩散和出口经验传递。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在出口地维度，本地化的产业集聚和跨区域的产业转移会通过信息溢出降低出口沉没成本，从而对出口贸易扩张产生促进作用。

对于集群内的企业来说，信息溢出不仅会发生在集群内部，同时也存在于集群建立对外贸易联系的过程中。出口企业与贸易目的国建立出口联系的过程中，目的国市场的风险不确定性使其获取信息的过程具有难度，需要付出一定的沉没成本。现有研究大多证实了目的国溢出效应的存在，及其在降低企业出口沉没成本和市场风险方面的积极作用。许多学者指出，企业在获取出口目的国信息时需要付出的沉没成本会随着当地出口到同一目的国的企业数量增加而显著下降；Maurseth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出口到同一目的国的已有出口企业与潜在出口企业之间存在知识溢出，从而降低了新企业的出口成本；Ramos等使用西班牙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相同目的国的出口企业集聚能够提高其他出口企业的进入概率，降低退出概率。可见，目的国溢出效应与现有出口经验密切相关，企业能够从现有出口经验中获取目的国市场信息，降低出口风险和克服沉没成本，有利于其做出出口决策。

综上，在现有贸易地理研究中，全球-地方出口溢出效应的存在及其对贸易行为的积极作用已得到证实，出口企业通过信息溢出能够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目的国市场信息和出口经验等，有利于降低企业出口面临的风险。但是，纺织业作为购买者驱动的产业，其生产和贸易的决定权均掌握在大型跨国连锁零售商手中，这种由订单主导的贸易无需出口企业自行支付沉没成本。故对于纺织业贸易而言，订单出口与信息溢出的相对重要性有待下文进一步考察。本研究的解释框架如图1所示：

2 数据来源与指标构建

2.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0—2016年的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CCTS），包含的信息有产品HS编码、贸易公司编码、贸易额及数量、贸易目的国等。为保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对样本进行了处理：①剔除缺失年份、贸易额、HS编码、出口地及目的国等关键信息的数据；②目前海关库共经历过1996、2002、2007和2012年四次修订，对产品HS编码进行了细微调整，故将研究期内的产品HS编码统一至2007年版本；③剔除中间贸易企业，因中间贸易企业并不直接参与生产，仅作为贸易中介承接企业报关需求并转手货物，故其包含的出口产品与出口地信息并不准确，不作为研究对象。在完成上述预处理过程后，构建2000—2016年省份-目的国尺度的纺织业出口平衡面板数据，选取2位HS第50~60及63类的纺织业产品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包括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中国香港、澳门、台湾除外），221个国家或地区。

2.2　指标构建

演化经济地理学具有动态视角，通过研究企业进入、退出、增长、衰退等行为，考察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现有国际贸易研究将出口增长划分为二元边际，一是集约边际，即已有产品或目的国的出口额增加；二是扩展边际，即出口产品种类增加或新目的国进入带来的出口额增加，二者分别体现了出口集约化和多样化趋势。以省份-目的国尺度的出口贸易网络为研究对象，将纺织业出口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参考郭琪采用一年期界定法进行识别，考察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其作用机制。

（1）目的国拓展识别。本研究利用海关数据库国家编码的唯一识别性，对新进入的目的国进行识别，具体方法如下：

若国家s在第t-1年不是省份c的纺织业出口目的国，而二者在第t年建立了贸易联系，即省份c开始向目的国s出口纺织业产品，则认为省份c在第t年发生了目的国拓展，将其纺织业出口市场扩张至世界更大范围内，Entry_cst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2）出口额增长识别。对于研究期内已存在纺织业出口贸易联系的省份和目的国，本研究则通过出口额增长对其集约边际的演化特征展开研究，识别方法如下：

若第t年省份c对目的国s的纺织业出口贸易额大于第t-1年，即其出口额增加，出口贸易网络集约边际发生演化，Increase_cst取值为1；反之，若省份c与目的国s之间的纺织业出口额较上一年减少，则取值为0。

3 中国纺织业出口贸易动态格局

3.1　中国纺织业出口贸易动态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纺织业作为传统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承担着先行者的角色。2000—2016年期间，我国的纺织业出口贸易额大幅度增长，从2000年约130亿美元上涨至2013年约1176亿美元的最高值，而后逐渐下降至2016年约670亿美元，其受国际环境影响十分显著，如图2所示。其中分产品来看，我国纺织业出口产品以针织物等纺织制成品（HS59、HS60、HS63）为主，其次为棉花和化纤等原料和半成品（HS52、HS54、HS55），二者出口额平均各占研究期内各年总出口额的约45%和39%。

将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动态演化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①第一阶段为2001—2008年，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纺织业出口贸易额呈指数级增长，平均增速高达22.6%。入世改善了我国出口贸易面临的国际环境，这一时期纺织品贸易配额的逐渐取消亦为推动我国纺织业的出口增长创造了新的契机；②第二阶段为2009—2013年，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这一阶段中国纺织业出口贸易额呈现出先减少后快速增长的特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产生了巨大冲击，2009年出口贸易额大幅下降，但中国纺织业出口发展并未停滞，2010年开始即恢复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增速高达30.5%，远超过危机发生前的水平；③第三阶段为2014—2016年，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额呈现出大幅度下降的趋势。纺织业对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十分敏感，近年来，由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比较优势被逐渐削弱，纺织业开始进一步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

3.2　出口地维度

在省级尺度，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网络中起重要作用的省份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但有随时间推移逐渐向内陆地区扩展的趋势（图3）。21世纪初，以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为代表的东部省份基于区位优势最先开始参与纺织业生产和贸易，而后纺织业逐渐向新疆、四川、重庆、内蒙古、云南等中西部省份转移，内陆地区纺织业出口增长势头强劲，但2016年较2011年略有下降。

3.3　目的国维度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全球-地方联系逐步深化，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网络与世界各区域的互动关系亦不断加强。由图4可知，我国与世界区域的纺织业出口贸易联系强度整体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态势，且空间上具有非均衡性，由少数贸易大国主导，主要贸易流向为南亚和东南亚、东亚和北美等与我国地理邻近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中，亚洲地区为我国纺织业最主要的贸易目的地，占我国纺织业出口总额的1/2以上。

对我国纺织业出口目的地进行排序可知（表1），2001—2016年期间，我国纺织业出口排序前10位的目的地不仅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意大利等传统发达国家，亦涌现了如越南、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增长势头强劲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可见，我国纺织业贸易正逐渐由传统市场向新兴市场拓展，目的地分布呈现多元化趋势。

3.4　出口地-目的国维度

通过计算我国各省份对世界不同区域纺织业出口的RCA指数，刻画我国各省份在纺织业出口目的国选择上的差异性及其演化特征。RCA指数的计算方法为某一年某一省向世界某个区域的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份额与全国出口总额中该区域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值，RCA>1则认为该贸易联系较全国平均水平具有比较优势。

以2016年我国各省份在世界市场的RCA分布作为聚类标准，采用聚类分析法考察中国各省份纺织业出口贸易网络结构的相似性。由聚类分析结果（表2）可知，北京、湖北、上海、江苏等我国绝大多数东部和中部省份以北美、西欧和北欧的发达国家为主要出口市场；以南亚和东南亚、非洲为主要出口目的地的省份包括山西、云南和四川；而辽宁、吉林、重庆等西部和东北省份则主要向东亚其他国家出口纺织品。

进一步考察研究期内我国各省份贸易网络结构的演化特征，对我国各省份纺织业出口贸易的RCA矩阵进行二阶内插可得等高线图（图5），其中，纵坐标轴上将我国各省份划分为四大区域，蓝色表示东部，橙色表示中部，绿色表示西部，黑色表示东北。

从整体来看，我国RCA指数的高值和低值集中分布于西部和东北省份，东部和中部地区RCA矩阵的颜色则相对较浅。可见，西部和东北省份与世界不同区域的纺织业贸易联系强度悬殊，以少数具有比较优势的目的国为主要贸易流向，具有明显的两极化特征。东部和中部省份的RCA值则大多围绕1上下浮动，贸易网络结构趋于扁平化。考察RCA矩阵的演化特征可知，研究期内高值和低值的分布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但省份间贸易网络结构的差异有逐渐弱化的趋势，高值中心数量由2001年的10个减少为2016年的7个。

其中，东部地区的高值中心主要存在于河北、天津、海南与大洋洲之间，中部地区的高值中心则存在于安徽与南欧之间，但随时间推移逐渐弱化至消失。西部地区则是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网络高值和低值中心的集中之处，不同贸易联系强度差异悬殊，主要高值中心位于新疆与中亚、西亚之间，宁夏、青海、甘肃与南欧之间以及西藏、云南与南亚、东南亚之间，但比较优势有逐渐削弱的趋势。东北三省等高线图经历了颜色由深入浅的过程，最突出的高值中心始终位于东欧，且范围有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扩张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出口地与目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保持相对稳定，但其强度差异逐渐缩小，即我国纺织业出口依赖于现有出口经验导致的信息溢出，但由于纺织业受市场需求的影响较大，信息溢出对于纺织业贸易扩张的相对重要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3.5　不同类型纺织品出口动态格局

考察不同类型纺织品的贸易地理网络动态演化特征可知，在出口地维度，各省出口产品种类差异较大，东部各省份以出口纺织制成品为主，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省份则更倾向于出口纺织原料及半成品，生产和出口更依赖于自然资源禀赋或工业基础。如内蒙古、西藏、宁夏、甘肃等省畜牧业发达，出口纺织业产品中羊毛均占70%以上；而吉林、四川、陕西、广西等地区具有良好的工业基础，以生产和出口化纤这类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图6）。

在目的国维度，整体而言，我国生产的纺织原料及半成品主要出口到非洲、拉丁美洲、南欧、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纺织制成品则更倾向于向北美洲、大洋洲以及西欧和北欧的发达国家出口，且不同产品流向的地理集聚程度随时间推移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在纺织原料及半成品中，羊毛主要流向东亚和南欧，棉花主要流向南亚和东南亚、非洲国家，化纤则主要向中亚和西亚、拉丁美洲以及非洲地区出口；纺织制成品中，工业用纺织制品主要流向东欧和俄罗斯，其余制成品则主要向北美洲、大洋洲以及西欧和北欧的发达国家出口。

4 实证分析

4.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0/1变量，本研究采用Probit模型并在模型中控制时间固定效应，从出口地和目的国两个维度分别考察信息溢出和订单出口对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扩张二元边际的影响，并在出口地和目的国维度分别按照东、中、西部地区和高、中、低收入国家进行分组回归，以更细致地刻画订单出口和信息溢出的差异化影响。

出口地维度的回归模型如下：

式中，c和s分别表示出口地和目的国，P（Entry_cst=1）表示各省份进入新目的国的概率，P（Increase_cst=1）表示各省份出口额增加的概率。

出口地维度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信息溢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①产业集聚（lq），采用区位熵表征我国各省份纺织业的专业化程度，其计算方法为一省纺织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全国纺织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比值。产业集聚会对我国各省份纺织业出口贸易产生正外部性，原因在于其有利于促进集群内企业间的协同合作，通过节省运输成本和信息溢出提高产业竞争力；②产业转移（indus_trans），采用贺曲夫和刘友金等的计算方法，考察不同时期一省纺织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纺织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若比重上升则表示该省份存在纺织业转入，取值为1，反之，若比重下降则表示该省份有纺织业转出，取值为0。我国纺织业大体呈现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产业转移能够带来跨区域的信息传递和知识溢出，将东部地区积累的纺织业生产和出口经验传授给起步较晚的中西部地区，降低转入地面临的出口风险和沉没成本。

出口地维度的控制变量包括：①各省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gdp_pv），代表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②各省份纺织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wage），用于表示从事纺织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③各省份棉花产量（cotton），代表各省份纺织业相关的自然资源禀赋；④各省份公路里程（road），反映各省份的交通运输条件；⑤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额（fdi_pv），用于衡量各省份对外开放程度。出口地维度各解释变量包含的具体信息及数据来源如表3所示：

目的国及出口地-目的国联系维度的回归模型如下：

同时考虑订单出口和信息溢出两方面的作用，核心解释变量包括：①订单出口（INDITEX），采用西班牙时装家居零售巨头INDITEX集团在目的国设立的门店数量作为订单出口的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其官网披露的历年财务报表。INDITEX集团是世界最大的时装家居零售企业，旗下拥有ZARA、Pull and Bear、Massimo Dutti等涵盖快消到高端服装全产业的八大服装品牌和Zara Home等家居装饰品牌。基于抢占市场份额的考量，跨国服装零售商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路径通常具有相似性，故以INDITEX集团门店数量作为纺织业市场需求和订单来源的衡量，将其取自然对数后纳入回归模型；②出口经验（export_experience），通过计算各省份对世界各区域纺织业出口贸易的RCA指数，判断目的国所处区域是否为一省上一期的优势出口区域，并以此作为出口经验和信息溢出的衡量。一省在其优势出口区域中能够获得更加丰富的目的国出口经验溢出，降低其面临的出口风险，因此，其与该区域中的目的国之间建立贸易联系和实现出口增长的可能性也更大。

除出口地维度模型中已有的控制变量以外，本文也将目的国及二者联系维度的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①目的国人均GDP （pgdp_coun），代表目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需求规模；②中国与目的国地理距离（geodist），反映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的国际运输成本；③中国与目的国制度距离（instdist），本文选取世界银行WGI数据库中公民意见和政府责任、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政府有效性、监管质量、法律体系和控制腐败这六个维度的指标对目的国的制度环境优劣进行评价；③贸易壁垒强度（adp），采用目的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作为衡量指标，反倾销调查会对贸易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提高纺织业出口成本。目的国维度各解释变量包含的具体信息及数据来源如下表所示：

4.2　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研究分别从出口地和目的国及二者联系维度对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扩张的二元边际进行回归分析，以考察订单出口和信息溢出的差异化影响。

4.2.1　出口地模型回归结果

首先，在出口地维度，分别对全样本和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子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模型（1）和模型（5）中，产业转移的系数均为正向显著，而产业集聚对出口额增长的系数显著为正，对新目的国进入的系数则显著为负，表明出口地信息溢出对我国纺织业贸易网络集约边际演化具有促进作用，不同形式的信息溢出对于扩展边际的影响则相反，这一结果对信息溢出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差异化效应研究进行了补充。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的出口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出口产品与目的国市场需求等信息的交流与共享，有利于降低出口沉没成本。由于产业转移打破了信息溢出对地理邻近的依赖，故其通常能为转入地带来新的产品与目的国信息，从而推动转入地贸易路径突破式发展。这一效应在我国不同区域出口市场扩张中有所体现，由模型（2）—（4）可知，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纺织业出口贸易起步较早，产业集聚会对其新目的国进入产生负向影响，产业转移则有利于其拓展贸易目的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我国西部省份对外开放程度和劳动力成本较低，其目的国扩张则更依赖于本地化集群的溢出效应。

4.2.2　目的国及二者联系模型回归结果

其次，在目的国及出口地-目的国联系维度，由表6的回归结果可知，在模型（9）和模型（13）中，出口经验对目的国拓展和出口额增长的作用均不显著，即研究期内我国纺织业出口二元边际演化并不是由现有出口经验产生的溢出效应主导的，而是依赖于跨国服装零售商的出口订单。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订单出口能够利用跨国零售商的市场渠道，无须出口企业自行支付沉没成本，故出口经验的信息溢出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订单出口的回归系数在目的国拓展为负，在出口额增长则为正，表明现阶段我国纺织业出口更倾向于向跨国服装零售商门店数量较少的国家进行市场拓展，而出口增长则多发于订单密集的国家。整体而言，一省纺织业出口目的国拓展方向与跨国服装零售商在世界市场的扩张路径具有一致性。

跨国服装零售企业在一国是否设立门店及其数量多少是由该国的市场需求决定的，故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订单出口强度存在差异。模型（14）和模型（15）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中高收入国家，订单出口会显著促进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额增长，且中等收入国家订单的重要性明显弱于高收入国家；由模型（16）可知，由于本研究选取的跨国服装零售商尚未进入低收入国家的市场，故出口经验的信息溢出效应能够显著提高我国向低收入国家纺织业出口增长的概率。可见，订单出口渠道的存在使得出口经验带来的信息溢出效应对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被极大地削弱了，我国现阶段纺织业出口贸易依然以承接世界市场订单的加工贸易为主，对外依存度高而附加值低，缺少自主开拓新市场和创新的动力。

4.2.3　分产品类型回归结果

由于不同类型纺织品的贸易地理格局存在差异，故本文将纺织品划分为原料与半成品、纺织制成品两大类，进一步检验订单出口和信息溢出的相对重要性，回归结果见表7。两种类型纺织品的出口额增长主要依赖订单的促进作用，在拓展新目的国时的主导因素则有所差异。其中，纺织原料与半成品的目的国扩张由订单主导，纺织制成品则更依赖于出口经验，且二者均具有路径突破的特征，即倾向于向跨国零售商数量或出口经验较少的国家进行出口市场扩张。

5 结论与讨论

使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从新目的国进入和出口额增长两个方面对中国纺织业出口贸易扩张中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进行识别，并分别从出口地维度和目的国维度考察订单出口和信息溢出对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①在出口地维度，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的信息溢出效应均会对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扩张的二元边际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产业转移伴随着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出口市场信息和出口经验的跨区域扩散，有利于承接地纺织业贸易的出口市场扩张和出口额增长；另一方面，产业集聚有利于企业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资料以及目的国市场需求信息，能够降低出口沉没成本，提高我国各省份纺织业出口贸易网络集约边际演化的概率。但是，由于我国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省份大多位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业已完成向世界主要出口市场的扩张过程，故现阶段产业集聚反而会对新目的国进入产生负向影响。

②在目的国维度，出口经验对纺织业出口二元边际的信息溢出效应均不明显，现阶段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网络演化实际由订单主导。跨国零售企业订单出口渠道的存在极大地削弱了出口经验的信息溢出效应对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在中高收入国家表现得更加明显，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出口溢出效应依然对我国纺织业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际上，我国各省份纺织业出口目的国拓展方向与跨国服装零售商在世界市场的扩张路径具有一致性，故研究期内新进入的目的国大多门店数量较少，发展潜力可观，而发生出口额增长的则多为门店数量较多的国家，其在纺织业出口贸易网络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③对于不同类型纺织品的出口二元边际演化，其出口额增长均依赖订单的促进作用，而订单与信息溢出对出口市场扩张则具有差异化的作用。其中，纺织原料与半成品的新目的国进入主要受跨国零售商的区位选择影响，而纺织制成品的目的国拓展则更依赖于目的国所在区域的现有出口经验积累。

本研究为订单出口对我国纺织业出口贸易扩张二元边际的重要影响提供了实证证据，研究表明，我国纺织业出口依然处于跨国零售商主导的阶段，受世界市场的影响具有特定的扩张路径与增长模式，出口的自主性相对较弱。因此，为提高我国纺织业国际竞争力和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推动纺织业出口贸易长远发展，应当做大生产、学习创新、做强品牌，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整合纺织服装上下游产业链，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一步提升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快速响应和整合资源的能力，使其具备在产品设计、品质、数量以及生产、存储和运输速度等全方位、全链路的竞争优势，以适应大型跨国零售商快速、多样化的订单需求；②化被动为主动，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应将承接订单的被动生产模式转化为主动参与的学习发展模式，在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主动学习新技术、新工艺，积极引进新设备、新材料，并将其与本地市场和文化背景相结合，提高我国纺织企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③在品牌发展上，应发挥大国优势，大力扶持国内自主品牌，积极引进纺织服装行业的设计、管理、外贸人才，为国内自主品牌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使其能够立足本土、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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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世界地理研究》2022年第1期

引文信息：

吴婉金，贺灿飞.中国纺织业出口贸易网络扩张.世界地理研究，2022，31（1）：12-28.

［WU Wanjin，HE Canfei.China’s textile export trade network expansion.World Regional Studies，2022，31（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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