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风华 | 大夏大学反对汪逆，争取进步教授开办私塾

大夏大学群贤堂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胸怀千秋伟业

恰是百年风华

今天，让我们一起

回眸大夏大学学运的光荣革命传统

“孤岛时期”的上海（图片来源于网络）

01

加强大夏大学党的力量

上海沦为“孤岛”，1938年夏，组织上为开展大夏大学的工作，先后调来朱世英、王守廉（王洁民）同志，又发展了朱培华，建立了党小组，1939年夏秋，林乃夫、雷兰同志又转入大夏，1940年初冯志琼从复旦转来，并有张钰荣（张纪元）、周树华同志，支部书记先后为周鲁泉和林乃夫，担任领导的上级区委书记为周鲁泉和林修德。

1939—1940年春，汪伪在南京粉墨登场，大夏学生开展了反对汪逆的群众斗争，并成立了护校会。发表了致全校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公开信，并向校方提出五点要求：（1）公开表明态度，拥护抗战到底；（2）驱逐已附逆之傅式说（升任汪伪浙江省省长）等五汉奸教授及隐藏在校中之汪派分子；（3）学生有言论、结社、集会等民主自由，校方不得无故开除同学；（4）（资料缺）；（5）学校行政、经济彻底公开。当时还出版了《大夏生活》（铅印半月刊），由党员王守廉具体负责，通过这一文化阵地，反映了大夏学生的思想、生活动态，诱导启发了同学的社会意识和民族精神。如周鲁泉同志（支部书记，曾任学委委员，早年参加“社会科学联盟”，1936年入党）在1940年春，以袁则的笔名在此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有介绍和宣传我国青年一代的历史使命的《五年来的学生运动》、《从春天想到青年》，有漫谈青年生活问题应和社会问题相联系解决的《喜剧到悲剧》、《牧歌和小夜曲》等文。

由于当时学校当局中和学生中有着汪伪分子的活动，并且国民党方面对我党同志的监视、告密，在反汪斗争后，校方开除了一批进步同学。许多党员转学或撤退到苏南“江抗”等地去继续斗争。

1940年秋季，党组织又调一批高中毕业生的党员考进大夏，再建支部，这时进校的有奚舜生、程祖春（程熠）、潘祖云（潘学敏）、袁宜发、葛继成（葛中平）、缪克新（缪廉），又从之江大学转来了蒋松林，由“市学协”转来黎鲁任支部书记，蒋松林为支委。二三个月后黎鲁提出与蒋松林职务对调，由蒋任支书，黎任支委。党组织为了避免支部再遭破坏，又从大同大学调来肖孝逊（肖子岗）同志另立预备支部。1940年底黎鲁调离大夏去搞党领导的大学生刊物，两个支部合并，由肖孝逊任支书，蒋松林、陈慎言（1940年寒假进）任支委，上级大学区委领导人为马飞海、邵洛羊。

奚舜生（1918-1944），江苏扬州人。1940年9月考入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次年转入教育学系。在中学时，他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夏期间，奚舜生和大夏党员积极贯彻“勤学、勤业、勤交友”方针，一起组织筹办“克诚义务夜校”，同时他在上海的家也成为大夏大学党支部的秘密联络点。1942年秋，回到老家扬州，建立地下交通站。1944年，奚舜生不幸病逝，时年26岁。

 1941年夏，肖孝逊和缪克新转到保卫部门工作，组织又派大同大学支部书记陈黎洲（陈向明）来任大夏支书，改组了支部，由潘祖云任支委，后又增补顾庸之（顾诚）为支委。党员中又增加了一批力量，如殷云芳、曹舜琴、金祖荫，并发展了高仰坚、陆秀琦入党。上级为大学区委的分区委委员陈慎言（陈福供），区委书记为陈一呜。从此支部力量日趋稳定。

高仰坚（1920-1944），又名陈凌，广东南海人。1940年入大夏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1941年转至教育学院教育学系。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高仰坚改名陈凌，在苏北根据地搞民运工作和武装斗争，并任射阳区委委员和联防大队教导员。1944年8月，在处理叛徒投敌事件时，被杀害，当地人民和政府为了纪念他，将牺牲地凤凰乡改为陈凌乡。

根据党在敌占区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随着形势的发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基本停止，党支部改变工作方法，充分利用和创造合法条件开展团结教育群众的工作。

开展各项兴趣性、生活性、文艺性的群众活动，寓教育于活动之中。举办同学联欢会，成立话剧组，请进步文艺工作者如柏李等同志来排戏，又与上海女青年会合作，组织歌咏组，参观工厂，并以聚餐会形式联系同学。通过这些活动密切与群众的关系，排进步戏剧，唱救亡歌曲以激励同学的爱国热忱。

组织“团契”，由积极分子和林乃夫同志负责，还出版“团声”共六期，有30—40人参加了“团契”组织的各种活动。此外，党员普遍开展了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党员创造各种课内外的条件去联系群众。一般利用晚上、星期日休息时间去访问，或到外乡同学的集体宿舍去串门子。有时利用课前时间三五成群互相对笔记，温功课。总之，以党员为主体，团结周围的同学，大家关系搞熟了，就互相借进步书籍，一起看苏联电影，围绕电影的情节议论，灌输进步思想。通过点滴工作的积累，取得群众对我们党员的信任，又从中培养积极分子和发展党的力量。

02

增强党性教育，勤学、勤业、交朋友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上海全部沦陷，斗争进入了环境更为艰苦的阶段，上级领导首先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提出了加强形势和党性、气节的教育，克服消极悲观情绪的要求。通过组织生活，向党员全面分析国内外的抗战形势，并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等有关著作，共同分析上海和学校的形势和同学们的思想动态，激励大家确立抗战必胜，坚持战斗的信念。同时，使党员认识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工作的艰巨性，作为共产党员应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秘密，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发扬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的无私奉献精神。

毛泽东《论持久战》

这一教育对大夏党员在漫长的斗争岁月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环境的恶化，在上级决定下，有的党员奔赴解放区英勇牺牲在战场上，有的被敌人逮捕，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和气节。

1942年秋季，大夏党支部中有些同志经组织审定去根据地和调其他工作以后，上级大学区委领导人先后为金瓯卜和费瑛（1944年夏起），支部书记、支委先后有潘祖云、曹舜琴、蒋丽似、殷云芳、叶后乐。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大夏大学停课，同学四散。外地同学有的因家中经济接济中断，生活十分艰难，在职的同学看到学校停课也不来了。党员一时失去了联系群众的场所，在支部的领导下，贯彻党的“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针，各系党员根据本系专业及党员的个人特长，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建立群众性的组织，党员从中充分发挥了骨干作用。

1．争取进步教授开办“私塾”

大夏有几名教授如韦悫、王国秀、蒋祖潜等有正义感，接近并支持学生活动，受学生的尊重。运用了老师的威望，在他们家里临时开办“私塾”，党员动员周围的同学去老师家上课。如教育学院由蒋松林同志带头，在韦悫家听课，名为上课，实际上是座谈形势，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法商学院由葛继诚等同志发起到王国秀家“上课”。还争取蒋伯潜教授，他叫儿子代课，借在爱国小学“上课”。

韦悫（1896-1976），原名乃坤，别号捧丹，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参加辛亥革命，为同盟会会员。1914年去德国留学，1915年转赴美国，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后在广州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任教。1928年后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上海青年会中学校长，兼复旦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教授。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随解放军进入上海，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杂志社社长等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创造与各院系专业相结合的群众组织

在学校尚未复课的时期，为了和更多的群众取得联系，创建了一些符合群众要求的组织和活动：

（1）教育学院的党员以奚舜生为主，筹办“克诚补习学校”，团结教育专业的同学共同办学，既为教育实习，又为社会失学青年做好事。后因学校复课，同学利用晚上时间办学，改为“克诚义务夜校”。借“志毅小学”，招收1—6年级的失学儿童，由季勤先任教务长，有30名同学参加。

（2）组织“教育研究会”，用学术研究的新形式团结同学和教授。研究会以教育学院为主。先后请韦悫和王式金老师参加。研究会不定期地到同学家去开展研讨活动，每次确定一个中心题目。同时开展一些联欢活动，每次参加的有10几个人，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个别联系和教育工作。

（3）法商学院举办“同舟消费合作社”，是高仰坚、余子明、龚华峰等同志团结_批积极分子搞起来的，社址选在学院四楼的一只角落里。当时物价飞涨，生活程度日高，而学生生活负担很重，合作社就组织廉价生活用品供应同学，利用合作社招收社员入股，以及送货上门的机会，广泛联系群众。一些积极分子如高桂玉、梁学汉等同学，从中得到锻练，后来也跟我们党员一起去了解放区。

（4）理工学院开设了复华化工厂等。1942年春，理学院党员殷云芳和陈子元、袁忠衍等一批同学开设了复华化工厂，制造肥皂、糖果等。土木系党员竺宜伟和龚于娟、高桂馥等同志开设了文明书店。1944年冬，理学院党员又组织应届毕业生创办了远东工业学校，校址设在南阳路滨海中学内，直到1946年初，经组织决定与志成中学合并为复夏中学，先后有不少大夏同学在那里任教。当时，复夏中学的师生也站在反美反日运动的前列，直到上海解放。

（5）1943年，葛继成、余子明和梁学汉、熊德麟等同学发起，组织夏风篮球队，把爱好打球的同学团结起来，到年底因同学都毕业而解散。

在这一时期内，党支部利用和建立合法组织广泛团结教育群众，从中培养积极分子和发展党的力量。先后参加党的有陆秀琦、高仰坚、季勤先、龚华峰、余子明、何广周等。

3．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助学活动

上海在敌伪统治的最后阶段，物价飞涨，群众生活极为困苦，缴纳学费更为困难，为贯彻党中央的放手发动群众，最后战胜日寇的方针，学委通过统战工作推动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中爱国人士，联合申报社和新闻报社等单位，发起全市性的救济失学的助学义卖活动，广泛动员学生和社会力量捐募商品助学。1945年2月15日、16日，义卖商场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各校都设立柜台，义卖活动十分热烈。大夏支部也广泛动员同学们参加募捐并制作糖果糕点等在柜台上义卖。通过这次活动，既解决了部分同学缴纳学费的实际困难，更教育了同学，要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摘编自《上海大夏大学学生运动简史（1924—1945年）》，大夏大学学运史征集小组整理

来源 | 档案馆

编辑 | 俞玮琦、林雨平

审核 | 汤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