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国歌词作者田汉诞辰126周年（视频来源：新华每日电讯）田汉（1898-1968），原名寿昌，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湖南长沙人，现代中国话剧的开拓者和戏曲改革的先驱者。1925年-1935年在大夏大学教授小说学、戏剧学等课程。田汉一、任教于大夏大学田汉生于湖南长沙东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父，靠母亲纺纱织布维生。1912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读书。1916年，他随舅父东渡日本求学，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习英文。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等同学，一起组织文学团体创造社，名噪一时。1922年秋天，留学日本六年的田汉接受了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的聘职，与妻子易漱瑜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大学执教。同年创造社在上海出版《创造季刊》等刊物。在此期间田汉开展了南国运动。1925年秋，田汉受聘于大夏大学，其时，与在上海大学主持教务的邓中夏同志交往甚密，在邓的建议下，着手创作反映“五卅惨案”的话剧《黄花岗》。其第一幕和第二幕，发表在《南国特刊》上。另一方面办起《南国特刊》（附于《醒狮周报》），主要登载剧作、小说、散文、游记、文艺杂语、通讯等。1925年到1935年十余年间，田汉执教于大夏大学，讲授国学、小说学、戏剧学课程。田汉二、左翼戏剧运动的先锋1927年，田汉创建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1928年至1929年，田汉率南国社青年走向社会，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无锡各地举行话剧公演和其他艺术活动，推动了中国话剧的发展。1929年7月，田汉的《南国的戏剧》论文集由上海萌芽书店出版。1929年10月至11月，中共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找到冯雪峰要他将创造社、太阳社、鲁迅和鲁迅影响下的人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冬，“南国社”成员左明介绍安娥来见田汉，将她一本长达十余万字的描写留俄女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莫斯科》交给他，田汉看了很受震动。当时他并不知道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正通过安娥等人积极争取自己。在中共的影响下，这位在艺术上崇尚唯美浪漫情调的文艺家更加关注现实社会问题，思想也起了变化。1930年初，他加入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中华艺术大学成立，田汉出席了成立大会，并毅然率领南国社成员加入“左联”。1930年8月23日

《马君武校长与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于2021年编撰出版《马君武校长与大夏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据该校档案馆馆长、本书主编汤涛介绍，全书以马君武担任大夏大学校长期间（1924－1927年）的史料为主体，内容包括马君武在大夏期间的演讲、马君武与大夏大学史料编年、马君武自述与他人评述、教育问题演讲与论述选、大夏大学一览与招生简章等五部分，发掘整理原始档案，以确凿的史料，全面披露马君武校长执掌大夏大学艰辛而光荣的历史。本书不少档案资料为首次披露，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具有特定的史料价值与参考意义。01他是中国第一个留德工学博士6月1日，是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的校庆纪念日。100年前的6月，一批从厦门大学师生因为学潮来到上海，创办了大夏大学。马君武被校董会推选为首任校长，开启了他在大夏大学筚路蓝缕的教育事业。他根据自己的求学和革命经历，在执掌大夏大学中，提出教师苦教、员工苦干、学生苦学的“三苦”精神，为大夏大学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性理念。马君武马君武188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父亲去世较早，童年跟随母亲生活。他早年就读于桂林体用学堂，虽然家世贫寒但坚持苦学，大有古人囊萤映雪的精神。在广西的香蕉季节，他一天只吃几个香蕉过活，借来的钱悉数拿去买书。1900年，马君武远赴新加坡拜谒康有为。次年，他怀抱实业救国之理想，自费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攻读化学，留学期间，生资主要靠为报刊写文章挣稿费。天冷没有钱买棉褥，他拿报纸铺在席下当褥。在日本期间，马君武追随孙中山，协助孙中山组织同盟会，并任秘书长。他与黄兴、陈天华等联合起草同盟会纲领，并成为《民报》的主要撰稿人。1906年学成回国，被聘为中国公学理化教授，并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为避免清政府迫害，1907年，他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冶金，三年后获工学学士学位。马君武与孙中山在东京合影（1905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返国以广西代表参与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度赴德入柏林工业大学，1915年获工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留德学生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第一人。1917年，马君武赴广州，继续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并署理军政府交通部长。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他历任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因军阀横行，马君武被迫辞职来到上海，并决心“对政局绝不过问”。从此，马君武后半生致力于科学教育事业，先后任大夏大学、广西大学等校长。02他是中国介绍马克思著作书目第一人马君武留学多国，精通英、日、德、法等数国语言和数学、物理、化学、冶金、生物、农业等自然科学，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也有研究。他是第一个翻译并出版达尔文《物种起源》，最早在中文报刊上介绍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书目的中国人。马君武《哲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局部书影）1903年2月15日，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2年第11号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在文章中，马君武开篇即梳理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源与发展脉络，概括性地指明了社会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的重要代表学者，点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地位。他对“社会主义”持赞赏的态度：“凡怀热心图进步之国民，未有不欢迎社会主义者”，实行社会主义后，“人群必大进步，道德、智识、物质、生计之属必大发达，此世界之光景一大变”。他认为，极有必要让国人真正地了解“社会主义”为何物。为此，马君武在文章后面专列“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即社会主义学说代表人物代表著作目录。其中列在最后的“马克司所著书”5部（以法、英、德原文书名列出）。以今天译名来看，第一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系恩格斯所著；第三部《共产党宣言》，乃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其余第二部《哲学的贫困》、第四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第五部《资本论》，是马克思的独立著作。当时马君武虽有不察，将5部书都算在马克思名下，但其所开列的书目，仍非同寻常——在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的历程中，最早一份包含马克思、恩格斯代表作的珍贵目录。而在多年以后，在他担任大夏大学校长期间培养的学生，成了这份书目中马克思主义巨著《资本论》的首部中文全译本作者。03他是大夏大学“三苦”精神倡导者1924年6月1日，大夏大学创办。在大夏董事长王伯群延请下，马君武担任大夏大学首任校长。马君武有丰富的人生求学经验和革命政治历练，在大夏大学第一次全体学生与教职员讲话中，他即以“三苦精神”与师生互勉。所谓“三苦精神”，即教授要苦教，以教育为重，认真教学，不计较待遇之多寡；职员要苦干，以校务为重，切实办理，不因经费缺少而敷衍了事；同学要苦读，以学问为重，认真求学，不能有缺课等事之发生。此“三苦精神”理念，对大夏大学影响甚大。大夏大学开办之初，经济困难，教授待遇既不能与公立大学相比，也不能与老牌的私立大学相比。但大夏所请教授，皆是沪上著名教授。这些教授受马君武校长博学与苦学精神的影响，不嫌学校待遇菲薄，仍安其职，乐于施教。譬如，他聘请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邵力子主讲国文（新闻）；聘请以创造和革命浪漫主义闻名的郭沫若主讲国文（诗歌）；聘请与陈独秀分任北京大学文、理科学长的夏元瑮教授讲授微积分课程；聘请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田汉教授，在国文系讲授戏剧、小说学等多门课程。此外，他还聘请朱经农、何炳松、李石岑、潘序伦、姜琦、程时煃、程湘帆、郑通和、刘湛恩、吴泽霖、艾伟、俞庆棠等一批获得国外博士的知名教授来大夏授课。大夏大学初创时期，百端待举。马君武就任校长后，以募集学校基金为第一要务，终日苦心谋画，除向各界发起募捐外，更是催促各校董积极进行。1925年，为兴建胶州路校舍，大夏向浙江兴业银行借银2万两作为建筑费。马君武率先将自己在吴淞的房产抵押给银行，以顺利完成大夏胶州路校舍建设。马君武在任时建造的大夏大学胶州路新校舍（1925年）1929年夏，已卸任校长之职的马君武以教授身份，为建筑中山路（今中山北路）新校区，又不远万里南下南洋为大夏募捐资金。他们由上海乘船出发，8天后抵达新加坡。因当时东南亚商业不振，募捐者又太多，大夏大学募捐进行的异常困难。马君武冒着炎炎烈日，在新加坡等地四处奔走，舌敝唇焦。据统计，大夏此次南洋募捐，前后劝捐到款项8万余元。1929年8月，马君武（中）与欧元怀（右）、王毓祥在南洋为大夏大学募捐马君武校长所聘各科教授皆是沪上知名教授、学者，他们在课堂上侃侃而谈，深入浅出。同学聚精会神听课，认真做笔记；或提出问题，请教授解答；或购参考书，请教授指示，使学业增进；决不因教室狭小，设备简陋，上课读书不用功。毕业后，这批学子为建设国家、复兴民族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如，1924年入校的学生吴亮平，于1930年翻译出版恩格斯《反杜林论》，他被毛泽东称赞为“功盖群儒，其功劳不下于大禹治水”。1927年哲学系毕业生郭大力，花费十年时间，翻译完成被誉为“工人阶级圣经”的《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使马克思这部巨著终于以完整的面貌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1928年英文系毕业的周扬，长期从事革命文艺运动，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长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家。马君武为大夏大学题词（1930年）马君武校长以改造中国旧教育体制、推行的高等教育理念奠定了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与蔡元培一起被时人誉为“北蔡南马”。1940年8月1日，马君武不幸因病与世长辞。闻此噩耗，大夏大学董事长王伯群即发唁电：“武公党国耆硕，教界山斗，曩年主持本校，经始垂范，永资矜式。遽闻溘逝，同深怆悼，谨电奉唁，至希节哀。”中国国民党中央决议由国民政府明令褒扬，特派代表致祭，为其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送挽词“一代宗师”、朱德送挽词“教泽在人”，以示悼念这位著名的教育家。视频来源

​作者简介：张绍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文章来源：教育史研究，2022,4(04),99-107DOI:10.19876/j.cnki.jysyj.2022.04.016摘

​文丨江明明著名作家姚雪垠曾于1949年8月至1951年8月在大夏大学任教。这一段时间，既是姚雪垠最后一段大学正式任教生涯，也是院系调整前的大夏大学的最后一段历史。此后姚雪垠下定决心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大夏大学则与其他大学合并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姚雪垠在大夏大学期间先后担任文学院教授、代理院长、副教务长、社会教育系主任等职务，切实参与大夏大学的教学行政工作。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此并无专题研究，不论是姚雪垠自己的回忆，还是他人为姚雪垠所作传记，对姚雪垠在大夏的这段生活，叙述重点皆是突出他于此时下决心告别教学生涯，专心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而于姚雪垠在大夏大学的具体史实则一笔带过。笔者拟通过检阅史料，描绘出姚雪垠在大夏大学任教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经过。姚雪垠何以进入大夏大学？抗战胜利后，姚雪垠于1947年1月抵达上海，1949年8月进入大夏大学担任兼职教授。1947年姚雪垠来到上海后，认识了“怀正文化社”的老板刘以鬯。刘氏对姚雪垠的文才和作品极为佩服，拟为其出版《雪垠创作集》。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姚雪垠一直住在怀正文化社，为出版《雪垠创作集》工作。“怀正文化社”一名中的“怀正”二字，原是刘以鬯兄弟为纪念其父而命名的。但由于当时姚雪垠已经与“胡风派”结怨，“胡风派”的阿垅便发表文章暗示“怀正”乃是怀念蒋中正（即蒋介石），姚雪垠住在这种地方进行创作，身份可疑。再加上此前就有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的流言，他的处境一下子尴尬起来。很快怀正文化社因经济困难而陷入停顿，姚雪垠只能离开，于1948年迁居浦东。经人介绍，姚雪垠进入位于浦东高行镇的市立农业职业学校任教。而正是在高行农校任教期间，姚雪垠因急于洗刷所谓国民党特务的流言，证明自己的革命与进步，遂热切参加了张松和、石小平等人领导的地下活动，积极为接收上海做暗中准备工作。但等到上海解放，姚雪垠才得知他参加的这个地下组织乃是革命青年的自发行动，并未真正受到中共上级组织领导。尽管事后党组织进行审查时判定他们的地下活动是革命行为，承认姚雪垠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应予肯定”。但由于他们在地下活动时滥用党的名义，再加上姚雪垠的特务流言，一时之间难以审查清楚，因此他的相关问题被暂时“挂起来”。也正是因为这个“挂起来”，使得相关党组织一时间无法为姚雪垠安排合适的工作。姚雪垠一方面通过夏衍向党组织请求安排工作，一方面也自己努力寻找工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进入大夏大学的契机。刘以鬯抗战时期曾在重庆办过一份《幸福》杂志，作家沈寂复员后在上海也创办了一份《幸福》杂志。二人因为杂志重名差点打官司，却也因此结交为好友。沈寂去怀正文化社拜访刘以鬯时，结识了正住在此处的姚雪垠。后来姚雪垠便和沈寂等人一起创办《报告》周刊，作者中就有大夏大学的教授吴泽。不仅如此，在沈寂和刘以鬯负责的《春秋》杂志上，姚雪垠和吴泽也曾在同一期发表文章。正是因为和沈寂、刘以鬯的关系，姚雪垠得以认识在大夏大学任教的吴泽。吴泽是中共地下党员，于1945年8月入职尚在贵州赤水的大夏大学。由于吴泽与大夏校长欧元怀私谊较好，在上海解放前夕，中共方面派其对欧元怀进行统战工作。正是在吴泽的劝说下，欧元怀没有选择赴台，而是和全校师生一起留下来迎接“解放”。也正因如此，在大夏大学解放后，吴泽和欧元怀一起作为学校代表出席军管会高教处谈话会。由于吴泽的党员身份和组织关系，他成为解放后大夏大学的主要负责人。吴泽于1949年9月开始担任文学院院长和史社系主任，1949年冬担任教务长。▲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泽吴泽积极计划开展院务工作，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师资聘请，为此“经过了多方面的慎重物色”。而与吴泽相识的姚雪垠此时也正因“历史问题”而在自己找工作，进入私立大学工作对其自然也是较好选择。笔者认为，应是通过吴泽的关系，姚雪垠于1949年8月进入大夏大学，成为文学院的兼任教授。在吴泽的多方物色下，进入大夏大学文学院的除姚雪垠外，还有李平心、许杰、董秋斯、董每戡、冯契等，都是知名的左派知识人。这表明在新政权成立后，以吴泽为代表的大夏校方，注重聘请进步学人。而姚雪垠能名列其中一起受聘，也反过来说明尽管姚雪垠的问题悬而未决，但其实已经被认为并无大的问题，在政治定位中依然是“进步作家”。为何姚雪垠最开始只是兼任教授呢？正如上文所言，由于“政治包袱”，姚雪垠是一边在等党组织安排工作，一边也在自己寻找工作，双管齐下。不料，这边通过吴泽寻求大夏大学教职正有头绪之时，另外一边，在夏衍的帮助下，他被党组织通过上海市总工会派驻到申新一厂工作。如此一来，在入职大夏大学之时，他已经在申新一厂有了正式工作，因此在大夏只能是兼职。巧合的是，此时大夏大学的学生也正在申新一厂举办工人夜校。笔者由此推想，姚雪垠在申新一厂工作期间，很有可能和大夏的学生有过接触，并通过学生将其处境反馈给大夏校方，并由此获聘进入大夏。这一推想虽无实据，但却有先例。著名儿童教育家沈百英只有中师学历，但大夏学生在参观其担任校长的小学后，对其治学与治教都十分钦佩。欧元怀校长得知后就亲往听课，最终不拘学历聘沈百英为大夏教授。当然，姚雪垠要想成为文学院的兼任教授，获聘与否，都需要经过吴泽的同意，这也可能是姚雪垠结识吴泽的另一条途径。其实早在1947年5月，姚雪垠就曾与大夏大学有过接触。当时姚雪垠受大夏学生邀请前往演讲，题目为“一个小说家所应具备的条件”。《大夏周报》对姚雪垠的此次演讲有所报道。姚雪垠在大夏大学姚雪垠进入大夏大学以后，承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文学院的文史研究室主持筹备出版文史月刊。大夏大学文学院在战前即设有史地社会学研究室，抗战时期更名为文史研究室。抗战复员以后，虽然牌子还挂着，但因为“备受战事影响的破坏”，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吴泽出任文学院院长后即与欧元怀校长积极谋划将其“复兴”。并“敦请”姚雪垠等人主持筹备文史月刊。限于史料，目前难以确知该文史月刊是否出版。但从1950年姚雪垠的渑池之行，不难看出其对大夏文史研究室工作的热心。▲1950年在大夏大学任教时的姚雪垠1950年秋，姚雪垠赴河南渑池考察，在为文学创作寻找新素材的同时，他还前往仰韶村，费心搜集到不少文物。他搜集这些文物是为了带回大夏，送给吴泽，放到玻璃橱窗中展览。吴泽曾于1947年在大夏文学院历史社会研究部主办的《历史社会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过研究仰韶文化的学术论文。姚雪垠前往仰韶为吴泽和大夏搜集文物，不仅说明他对吴泽十分了解，另一方面也说明姚雪垠在受命主持筹备文史月刊后，认真研读了此前创办的刊物。姚雪垠“一边下工厂，一边在私立大夏大学教书”的情形持续了半年，1950年春即离开申新一厂，专门在大夏教书。但由于此前1949年兼任教授的聘书要到1950年7月底才到期，因此直到1950年8月，姚雪垠才正式成为大夏大学的专任教授。姚雪垠在大夏大学担任的课程主要有“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西洋现代文艺思潮”“文艺习作”“文艺学”“小说创作原理”等。这些都是他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的内容，积累了多年经验。据学生回忆：姚雪垠老师开设多门课程。他上文学写作课时，除介绍名著外，还常讲述一些有意义而又有趣的故事，让同学自由想象，补充加工，写成小说。这虽比不上深入生活进行写作，但在当时条件下，不失为练习写作的一种好方法。他还把同学写得好的习作向大家介绍，鼓舞大家写作兴趣。1950年10月吴泽因病请假，由姚雪垠兼代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不仅如此，1950年10月底原本应由吴泽出席的大夏大学校务委员会会议，也由姚雪垠代为出席。由于代理了文学院院长之职，自1950年10月起，此后的校务委员会会议，均由姚雪垠出席。1950年12月23日召开的校务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决定25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由姚雪垠担任大会秘书处秘书长。1951年1月，姚雪垠成为大夏大学春季招生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大夏大学的招生工作。▲1951年大夏大学文学院欢送参干毕业同学摄影纪念（前排左四为姚雪垠）1951年2月，因为吴泽的病情未能好转，需要进一步治疗，大夏大学开始讨论新的教务长人选问题，最终决定由原来的理工学院院长邵家麟担任教务长，并新设“副教务长”一职，由姚雪垠担任。为何要新设一个副教务长职务？在当时的学校改革中，大夏大学决定废止原有的学院制度，如此一来，原有的教务长（学校）—院长（学院）—系主任（学系）三级制度，就变成了教务长（学校）—系主任（学系）两级制度。各学系直接受学校领导，则教务长工作繁重（由领导各学院院长变成领导所有学系主任）而难以应付，因此“为加强学校行政的领导”，也就“须设副教务长”一职。必须说明的是，既然“学院制”废止，则各学院院长的职位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姚雪垠的代理文学院院长，其实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2月只持续了5个月的时间，并且是院长取消后才兼任副教务长，两个职务并非如他在回忆中所言同时担任。1951年3月，姚雪垠副教务长还受学校委托整理了图书馆堆存的旧书。为何是理工学院院长邵家麟担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姚雪垠担任副教务长？这就涉及大夏大学各学科间的平衡问题。解放前的大夏大学以教育学科著名，当时上海周边的高中生报考大学，有学教育首选大夏的说法，因此大夏自1924年创校到1949年，一直都是由与欧元怀并列为大夏教育学科灵魂人物的鲁继曾担任教务长。而在解放后的行政改组中，教务长则改由中共党员、文学院院长、历史学家吴泽担任。吴泽因病请辞，改由理工学院院长邵家麟继任，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家政策应重点发展理工学科。与此同时，既然新设了副教务长，由原文学院代理院长担任，则可实现文理学科之间的平衡。不仅如此，由“进步作家”姚雪垠担任副教务长，亦有“政治正确”的考量。解放之初由中共党员吴泽担任教务长，政治考虑即是重要原因。而继任的邵家麟乃纯粹学人。因此，以进步作家姚雪垠担任副教务长，在政治方面则可有所弥补。1951年4月27日，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主任许公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突然抓捕。值此纷乱之际，第二天大夏即任命姚雪垠暂代社会教育系主任之职。但很快，1951年6月，奉华东教育部通知，大夏社会教育系停止招生。不过虽然停止招生，但由于还有学生尚未毕业，所以直到姚雪垠1951年8月1日辞职离开大夏前，还兼任了3个月的社会教育系主任。此前不论是姚雪垠自己的回忆，还是对姚雪垠的相关研究，均未注意到姚曾在大夏兼任社会教育系主任。姚雪垠离开大夏大学1951年7月，大夏大学收到指示，中央教育部和华东教育部准备将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合并，筹组华东师范大学。大夏大学的历史即将宣告结束，而姚雪垠也必须对自己的去留做出最后决定，因为一旦华东师大成立，“人事制度确定，教书的车辕架在我的身上，再想离开就困难了”。其时，姚雪垠已经到了四十岁，必须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明确定位，“下半生如何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我的才能，对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好的贡献”。而他纠结的则是自己此后是应该潜心治学，成为一个在大学教书的学者，还是脱离大学体制，专事文学创作？不难看出，大夏大学对姚雪垠非常器重，姚雪垠在大夏的环境中也较为适意。因此，姚雪垠对留在大学教书并不排斥，“我对教书也有兴趣，而且也重视教育工作”。他真正在意的是，假若自己留在大学潜心治学，能否成为一个“真正有创造性的学者”。正如姚雪垠所言，对他来说，留在大学，以后发表学术论文、出版书籍，成为一个合格的学者并不难。但如果要成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大学者，则自己因为一未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术训练”，二则没有“家学渊源”，“缺少许多必备的条件”，“仅仅依靠浮光掠影的知识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另一方面，姚雪垠对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力显然更有自信，认为自己多年来怀有文学创作的远大理想，并且一直在为之探索，打基础，因此如果回头继续写小说，“可能成就会大一些”。那留在大学一边教学，一边搞文学创作，是否可行呢？姚雪垠为此专门向自己的老友，也在清华当教授的吴组缃写信请教。吴组缃自己也饱受“教书与写作的矛盾”之苦，并且由于解放后高校中各种运动频仍，“成天忙得昏头昏脑”。吴组缃对姚雪垠的处境感同身受，因此极力劝诫他离开大夏，专心从事文学创作，相信“一定有个新的姚雪垠叫人大吃一惊”。吴组缃的回信坚定了姚雪垠离开大夏专事创作的决心。另一方面，姚雪垠1951年春的浙东土改之行也加强了其离沪返豫的决心。当时上海教工会发动部分教授参加土改，大夏的参加者中就有姚雪垠。此次大夏的参加土改者中，亦有上文所述，后因为“反革命”被抓，并由姚雪垠接替其职务的社会教育系主任许公鉴。他们于1951年4月2日出发，去宁波、余姚、慈溪等地参观土改。通过这次浙东之行，姚雪垠发现自己由于不懂当地方言，只能依靠翻译。但“别人翻译只能翻译群众发言的简略大意，而不能也不暇译出每个发言者运用当地语言的生动特色、精髓和激情。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背景，种种生活情况，我更不能够充分了解。这次浙东之行，更坚定了我回河南故乡的决心。既然要专业写小说，就破釜沉舟地回到家乡去”。姚雪垠的教授聘期至1951年7月底结束，因此1951年8月1日，姚雪垠即离开大夏，踏上了前往家乡河南专事创作的道路。对于姚雪垠的辞职，大夏校方和党组织自然竭力挽留，姚雪垠的离开大夏，固然使大学中少了一位杰出教授，但毫无疑问文学界却产生了一位伟大作家。而身处大夏大学的这段时光，则成为姚雪垠心中的一段温暖回忆，在后来的人生中不断给其以慰藉。【本文首刊于《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1期，作者江明明（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1930年，王伯群（前排右四）与大夏大学校务委员会合影。后排右四为吴泽霖大夏大学董事长兼校长王伯群，素来重视教授资格素质，聘请了一批出身世界名校的博士担任教授，如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蔡宾牟、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刘湛恩、柏林大学博士夏元瑮、康奈尔大学博士邵家麟，以及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吴泽霖等等。吴泽霖教授系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族学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自1928年被聘为大夏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至1941年转职西南联大，他在大夏整整教学工作13年，先后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和教务长等职，与王伯群校长结下深厚的私情公谊。本文摘选自《乱世清流：王伯群及其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为阅读方便，省略注释一、参与大夏大学管理和决策吴泽霖除担任教授进行教学任务外，还当选为大夏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协助王伯群校长参与学校各项事务的管理和决策。1930年9月，王伯群决定设立校景委员会，推定吴泽霖等五人为委员。翌月，吴泽霖主持校园整理布置会议，讨论决定购置树木、填平小池、古木移植、路旁种植梧桐、重造女生宿舍围篱等事项，由此，大夏校园开始大规模地整修，奠定了校园环境的基本格局。1932年9月，王伯群决定筹设大夏公社，推定吴泽霖、马宗荣等为筹备员。公社以教育学院社会教育系和文学院社会事业系学生为主体，开办义务学校，创办民众教育实验区，为学校附近居民增高知能，成绩斐然，迭次获得学校奖励。后来，吴泽霖将大夏公社扩改为大夏实验区，继续负责计划并指导实施，在复兴中国农村之实验方面，成绩显著。1935年9月，吴泽霖组织大夏新村村友会为学校捐资建设体育馆。在开馆典礼上，王伯群致词感谢，他说，“今日举行体育馆落成典礼，对于大夏新村诸教授捐建热忱，尤深感激。”吴泽霖代表新村同仁致赠与词时，道出了其中捐资的缘由。他说，大夏新村为本校教职员住所，可在上海买地皮实在不容易，端赖王伯群校长不辞劳瘁，帮助买地、成交、计划等等。但为饮水思源，表示感谢起见，捐此一万元，为大夏永久纪念，聊尽心意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受国民政府邀请，王伯群偕吴泽霖等赴庐山参加蒋介石谈话会，商议大夏大学迁校事宜。庐山谈话会归来，王伯群预知全面战争已然爆发，为支持长期抗战，深觉教育应在战争中发展，大学教育尤应表现其功能，不能冒炮火之险，以断送国家之元气。受王派遣，吴泽霖和副校长欧元怀与复旦大学联合组建“复旦大夏联合大学”。1937年10月，王伯群（前排右四）与吴泽霖（前排右二）与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在庐山图书馆前合影是年11月底，正在香港的王伯群接吴泽霖汇报大夏计划迁黔电：“为时局关系，教（育部）王（世杰）在山面谕，于必要时并黔。现已积极准备，月初起程，谨电闻。”

这是一个关于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的故事大夏大学自创办之始，作为董事长和校长的王伯群素来重视教授资格素质。在大夏有“三大元老”“八大金刚”之说。在管理方面，王伯群聘请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德工学博士、政治活动家马君武担任校长，留美博士、教育家欧元怀任副校长，纽约大学硕士、教育家王毓祥担任秘书长。在教授方面，王伯群聘请一批出身世界名校毕业生担任教授，如柏林大学博士夏元瑮，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蔡宾牟，康奈尔大学博士邵家麟，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吴泽霖，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刘湛恩、邰爽秋和王国秀，芝加哥大学博士孙浩烜和韦悫，法国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卜愈，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吴浩然。国学家孙德谦、陈柱尊、王蘧常，新闻学家谢六逸等也担任大夏大学教授。王伯群礼敬教师，他与大夏大学教授的故事，感人肺腑，一时为人传颂。王伯群（前排中）曾被任命为黔中道尹王伯群夫妇与孩子们一、含泪为孙德谦教授写诔词1928年，受大夏大学校董张君劢的推荐，59岁的孙德谦被王伯群聘为教授，兼国文系主任。孙德谦（1869—1935），字受之，号益葊，江苏苏州人。自幼“性好读书，于学则无不窥”，十三岁读毕五经，十九岁补诸生。曾受聘为江苏和浙江通志局编纂、江苏存古学堂教员和东吴大学教授。孙在学术研究上，有《枫园艺友录》《太史公书义法》《汉书艺文志举例》等。与彼时的张尔田和王国维齐名。王国维对孙德谦的骈文极为推崇。孙德的学问名闻海外，德国汉堡大学重金求购《太史公书义法》以教授学子，日本的福田千代、德国颜复礼等学者多次登门请益。王伯群相当敬重孙德谦教授及其才学。他念孙教授常患胃病，特建议将上课教室从三楼改至二楼，课时从最初的十二小时减至九小时。但孙从不因其病痛而缺课或迟到，乃“愈奋发，力竭嘶声，往往踣地不肯去”。1934年9月，王伯群73岁的母亲病逝。孙德谦素闻王校长是大孝子，每当公务归家，必先叩拜母安；每逢节日，必率全家大小跪拜请安。他遂代表学校撰《大夏大学全体公祭王太夫人文》皇皇祭文。祭文回顾王母首创地方女子学校、独自养育五个子女，含辛茹苦奔波跌宕的一生。一年后的1935年11月，孙德谦教授竟也不幸在其沪寓病故，享年66岁。王伯群惊闻噩耗，不胜悲痛。清方文在《述哀》诗云：“诔文既欵恳，挽诗并愁绝。”王伯群含泪为孙德谦先生撰写诔词，以致哀悼。孙德谦教授故逝三天后，大夏在群贤堂212教室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全体师生和国学界诸友前来悼念。12月19日，大夏教务会议召开常会，决议收购孙德谦教授“遗书十四百余册石印本，经费由教员专题研究内拨出三百元，并交由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及师专国文组将下学期购书费拨充”。孙德谦在大夏前后任教七年余，对大夏充满情感，对王校长尤为尊重。翌年3月27日，其家属秉承孙教授遗愿，将所藏书籍全部捐赠学校。《大夏周报》曾做详细专载：“本校已故文学院教授、当代国学大师孙德谦先生，学识渊博，中外驰名，生前如日本汉学家福田千代、德国汉学博士颜复礼等均来华聆教，足证孙先生造诣之深。去年九月病殁沪寓，本报曾出专号纪念，兹闻其家属秉承孙先生遗志，将遗书计1847册廉价捐赠本校，现已全数运到图书馆编目庋藏矣。”孙德谦先生的捐赠图书，至今仍在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散发着智慧而隽永的知识光芒。王伯群（后排居中）夫妇与大夏大学教职工合影二、酬和陈柱尊教授《夜起读书》1925年2月，受大夏大学之延请，陈柱尊担任教授兼国学系主任。陈柱尊（1890—1944），原名陈郁瑺，字柱尊，广西北流人。自幼勤于国学，博闻强记，师从唐文治，为南社重要诗人。他早年留学日本，一生所作诗歌逾万首，著作一百余种。陈柱尊教授有深厚的国学修养，王伯群的一些重要文稿，经常请他协助润色。1930年9月1日，王伯群得陈柱尊所赠《十万卷（楼）说诗文丛》《庄子内篇学》《清儒学术讨论集》《待焚诗稿》等著作，阅罢后，禁不住赞叹“回环拜诵，钦佩莫名”。1934年3月2日，王伯群又得陈柱尊教授《待焚诗稿》第二卷三册赠书，“仍然表示自己外行，不能作和。”3月5日，再读陈柱尊《待焚诗稿》二集，见诗文痛讽时政，毫无顾忌，于“九一八”东省沦亡尤为痛切，“非特变风变雅直屈贾之长叹息，以至于痛哭流涕也已。”是年9月，王伯群在翻读《大夏周报》时，见有陈柱尊《夜起读书》一诗，联想到内忧外困之政局，遂下决心和之，既表心迹，又示愿望。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陈柱尊没有随大夏西迁贵阳，而是一度避居上海租界。1940年，被汪伪特务挟持到南京，委以文物委员兼博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不过，陈柱尊拒不到任。后应南京伪中央大学之聘，担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4年春，他称病辞职返回上海。同年秋，因脑出血突发病逝。他与王伯群同年辞世，但享年只有56岁，实在令人扼腕浩叹。三、为夏元瑮教授申请救命血浆大夏大学初创时期，王伯群聘任曾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同济大学校长的夏元瑮为教授。夏元瑮在大夏前后教学工作跨越20年，可谓大夏之功臣。夏元瑮（1884－1944），字浮筠，浙江杭州人。美国耶鲁大学硕士毕业后，入柏林大学继续深造。1924年9月，受聘为大夏教授，教授现代物理。先后出任理学院院长、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和文学院院长，并推为大夏校务委员会委员，参与校务的管理与决策。1937年底，大夏迁到贵州后，夏元瑮曾短期担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湖南大学和重庆大学教务长。1938年，王伯群力邀夏元瑮重回大夏任教授兼理学院院长，且付于教务长之重任。每当王伯群赴重庆参加重要会议，总是请夏元瑮代管校务。夏元瑮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在生活上常常不拘小节。而王伯群经常如兄弟般关心他的生活。1943年2月，王伯群闻夏元瑮“失窃多次，殊属可怜，当以棉衣一件，皮鞋一双赠之”。夏教授收鞋而退衣，函谢至挚。次年4月13日，王伯群访夏元瑮，闻“夏丁忧，继母丧”，特唁之。1941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教育部设置部聘教授办法》，宣布实行“部聘教授”制度。王伯群接教育部通知后，马上组织力量为夏元瑮教授申请部聘教授资格。夏元瑮长罹胃病，1944年8月6日，他的胃病不幸复发。王伯群在接到贵阳医学院夏元瑮病危通知时，马上通知大夏总务长王裕凯全力救治。他自己一面前往医学院省视，一面召集理学院数名学生前往献血。8月16日，王伯群闻夏元瑮病情转剧，医生禁止他们接谈，他至感怆然道：“夏之学问性情皆不可得，万一不测，不特大夏损失，亦中国之损失。余丧一良友，尤觉可痛。”翌日上午八时，王伯群接夏元瑮死亡通知书，悲痛不已，恸哭道：“呜呼，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如夏君者，直可谓一善人矣。而死至如此之惨，可为之痛哭。”夏元瑮辞世后，王伯群自任治丧委员会筹备会负责人，当决用30万元厚予丧葬，并决定在大夏礼堂举行葬礼，以示优崇。王伯群请姚华老师的次子姚銎代撰挽夏元瑮院长挽联。联语：“后素继前功难得中外知名师表长留诸生仰，同舟期共济何意幽明异路儒林叹逝吾道孤”。原为“吾道穷”，王伯群以“穷”字不吉，乃改为“孤”字。8月23日，王伯群赴大夏主祭夏元瑮追悼会，来宾数百人。为解决夏元瑮教授家属的后顾之忧，王伯群在大夏专门发起遗属养育金运动，建立夏元瑮教授奖学金。令人浩叹的是，在夏元瑮病逝几个月后，王伯群也同样因为胃部大出血，遽然而逝。大夏大学教授黄敬思博士，在王伯群逝世三周年之际，深切怀念他与王伯群校长的交谊，他写道：溯自获交先生，垂二十年，今者瞻仰遗容，言岂尽意！亦知文学殊不能表达，惟“公诚”二字庶足以私谥。为国悼遗贤，为校存永念，爰作哀辞，用申景仰。来源

《马君武校长与大夏大学》为纪念大夏大学首任校长马君武诞辰140周年和大夏大学成立97周年，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编撰出版《马君武校长与大夏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据该校档案馆馆长、本书主编汤涛介绍，全书以马君武担任大夏大学校长期间（1924－1927年）的史料为主体，内容包括马君武在大夏期间的演讲、马君武与大夏大学史料编年、马君武自述与他人评述、教育问题演讲与论述选、大夏大学一览与招生简章等五部分，发掘整理原始档案，以确凿的史料，全面披露马君武校长执掌大夏大学艰辛而光荣的历史。本书不少档案资料为首次披露，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具有特定的史料价值与参考意义。01他是中国第一个留德工学博士6月1日，是华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的校庆纪念日。97年前的6月，一批从厦门大学师生因为学潮来到上海，创办了大夏大学。马君武被校董会推选为首任校长，开启了他在大夏大学筚路蓝缕的教育事业。他根据自己的求学和革命经历，在执掌大夏大学中，提出教师苦教、员工苦干、学生苦学的“三苦”精神，为大夏大学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性理念。马君武马君武188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父亲去世较早，童年跟随母亲生活。他早年就读于桂林体用学堂，虽然家世贫寒但坚持苦学，大有古人囊萤映雪的精神。在广西的香蕉季节，他一天只吃几个香蕉过活，借来的钱悉数拿去买书。1900年，马君武远赴新加坡拜谒康有为。次年，他怀抱实业救国之理想，自费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攻读化学，留学期间，生资主要靠为报刊写文章挣稿费。天冷没有钱买棉褥，他拿报纸铺在席下当褥。在日本期间，马君武追随孙中山，协助孙中山组织同盟会，并任秘书长。他与黄兴、陈天华等联合起草同盟会纲领，并成为《民报》的主要撰稿人。1906年学成回国，被聘为中国公学理化教授，并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为避免清政府迫害，1907年，他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冶金，三年后获工学学士学位。马君武与孙中山在东京合影（1905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返国以广西代表参与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度赴德入柏林工业大学，1915年获工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留德学生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第一人。1917年，马君武赴广州，继续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并署理军政府交通部长。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他历任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因军阀横行，马君武被迫辞职来到上海，并决心“对政局绝不过问”。从此，马君武后半生致力于科学教育事业，先后任大夏大学、广西大学等校长。02他是中国介绍马克思著作书目第一人马君武留学多国，精通英、日、德、法等数国语言和数学、物理、化学、冶金、生物、农业等自然科学，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也有研究。他是第一个翻译并出版达尔文《物种起源》，最早在中文报刊上介绍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书目的中国人。马君武《哲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局部书影）1903年2月15日，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2年第11号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在文章中，马君武开篇即梳理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源与发展脉络，概括性地指明了社会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的重要代表学者，点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地位。他对“社会主义”持赞赏的态度：“凡怀热心图进步之国民，未有不欢迎社会主义者”，实行社会主义后，“人群必大进步，道德、智识、物质、生计之属必大发达，此世界之光景一大变”。他认为，极有必要让国人真正地了解“社会主义”为何物。为此，马君武在文章后面专列“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即社会主义学说代表人物代表著作目录。其中列在最后的“马克司所著书”5部（以法、英、德原文书名列出）。以今天译名来看，第一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系恩格斯所著；第三部《共产党宣言》，乃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其余第二部《哲学的贫困》、第四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第五部《资本论》，是马克思的独立著作。当时马君武虽有不察，将5部书都算在马克思名下，但其所开列的书目，仍非同寻常——在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的历程中，最早一份包含马克思、恩格斯代表作的珍贵目录。而在多年以后，在他担任大夏大学校长期间培养的学生，成了这份书目中马克思主义巨著《资本论》的首部中文全译本作者。03他是大夏大学“三苦”精神倡导者1924年6月1日，大夏大学创办。在大夏董事长王伯群延请下，马君武担任大夏大学首任校长。马君武有丰富的人生求学经验和革命政治历练，在大夏大学第一次全体学生与教职员讲话中，他即以“三苦精神”与师生互勉。所谓“三苦精神”，即教授要苦教，以教育为重，认真教学，不计较待遇之多寡；职员要苦干，以校务为重，切实办理，不因经费缺少而敷衍了事；同学要苦读，以学问为重，认真求学，不能有缺课等事之发生。此“三苦精神”理念，对大夏大学影响甚大。大夏大学开办之初，经济困难，教授待遇既不能与公立大学相比，也不能与老牌的私立大学相比。但大夏所请教授，皆是沪上著名教授。这些教授受马君武校长博学与苦学精神的影响，不嫌学校待遇菲薄，仍安其职，乐于施教。譬如，他聘请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邵力子主讲国文（新闻）；聘请以创造和革命浪漫主义闻名的郭沫若主讲国文（诗歌）；聘请与陈独秀分任北京大学文、理科学长的夏元瑮教授讲授微积分课程；聘请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田汉教授，在国文系讲授戏剧、小说学等多门课程。此外，他还聘请朱经农、何炳松、李石岑、潘序伦、姜琦、程时煃、程湘帆、郑通和、刘湛恩、吴泽霖、艾伟、俞庆棠等一批获得国外博士的知名教授来大夏授课。大夏大学初创时期，百端待举。马君武就任校长后，以募集学校基金为第一要务，终日苦心谋画，除向各界发起募捐外，更是催促各校董积极进行。1925年，为兴建胶州路校舍，大夏向浙江兴业银行借银2万两作为建筑费。马君武率先将自己在吴淞的房产抵押给银行，以顺利完成大夏胶州路校舍建设。马君武在任时建造的大夏大学胶州路新校舍（1925年）1929年夏，已卸任校长之职的马君武以教授身份，为建筑中山路（今中山北路）新校区，又不远万里南下南洋为大夏募捐资金。他们由上海乘船出发，8天后抵达新加坡。因当时东南亚商业不振，募捐者又太多，大夏大学募捐进行的异常困难。马君武冒着炎炎烈日，在新加坡等地四处奔走，舌敝唇焦。据统计，大夏此次南洋募捐，前后劝捐到款项8万余元。1929年8月，马君武（中）与欧元怀（右）、王毓祥在南洋为大夏大学募捐马君武校长所聘各科教授皆是沪上知名教授、学者，他们在课堂上侃侃而谈，深入浅出。同学聚精会神听课，认真做笔记；或提出问题，请教授解答；或购参考书，请教授指示，使学业增进；决不因教室狭小，设备简陋，上课读书不用功。毕业后，这批学子为建设国家、复兴民族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如，1924年入校的学生吴亮平，于1930年翻译出版恩格斯《反杜林论》，他被毛泽东称赞为“功盖群儒，其功劳不下于大禹治水”。1927年哲学系毕业生郭大力，花费十年时间，翻译完成被誉为“工人阶级圣经”的《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使马克思这部巨著终于以完整的面貌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1928年英文系毕业的周扬，长期从事革命文艺运动，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长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家。马君武为大夏大学题词（1930年）马君武校长以改造中国旧教育体制、推行的高等教育理念奠定了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与蔡元培一起被时人誉为“北蔡南马”。1940年8月1日，马君武不幸因病与世长辞。闻此噩耗，大夏大学董事长王伯群即发唁电：“武公党国耆硕，教界山斗，曩年主持本校，经始垂范，永资矜式。遽闻溘逝，同深怆悼，谨电奉唁，至希节哀。”中国国民党中央决议由国民政府明令褒扬，特派代表致祭，为其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送挽词“一代宗师”、朱德送挽词“教泽在人”，以示悼念这位著名的教育家。视频来源

光华大学校门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今天，让我们一起回眸光华大学学运的光荣革命传统光华大学第一次开学典礼光华大学诞生于“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怒潮中，是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坚持民族正气，掌握教育主权的时代产物。1925年6月30日，圣约翰大学的中国教职员孟宪承等19人，学生张祖培等553人，包括应届9位毕业生，因外籍校长卜舫济，横蛮扯下学生为纪念顾正红烈士下半旗致哀的国旗，并宣布禁止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师生愤而离校，自谋立学创校。这一义举得到学生家长和众多社会人士的赞助。由张詠霓（寿镛）、朱经农先生等筹募经费，规划教科，定校名为光华。乃取之古诗《卿云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句，体现了创办先驱者以教育为“大本大原”复兴中华的宏愿。张寿镛被公推为首届校长。先在当时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租屋，于1925年9月7日开学。第一年，就有学生970余人。次年春，在王省三先生捐赠之大西路60余亩土地上兴建校舍，秋季建成后学校迁入。张寿镛（1876-1945），字伯颂，号詠霓，别号约园，浙江鄞县人。著名爱国教育家、藏书家、文献学家。1925年至1945年，任光华大学校长。汇编出版《四明丛书》，共收著作178种、1000余卷。著有《约园善本藏书志》、《约园杂著》、《诗史初稿》、《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等。朱经农（1887-1951），名经，字经农。江苏宝山（今上海市）人。1904年，赴日留学，次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与创办中国公学。辛亥革命后，任《民主报》编辑、《亚东新闻》总编辑。1916年再次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30年、1944年分别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和政务次长。1945年至1948年担任光华大学校长。1948年后留居美国。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当年11月2日，光华校舍被日本侵略军焚毁，图书、仪器等损失惨重，故迁入公共租界汉口路证券大楼的临时校舍上课。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光华大学表面上停办，将文学院改名为“诚正文学社”，仍在证券大楼上课。理、商学院改名为“格致理商学社”，迁至成都路光实中学内上课，这样坚持办学到抗战胜利。邵洛羊（1917-2016），字青谿，浙江宁波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国画系，1938年入光华大学攻读文史。师从黄宾虹、汪声远，擅山水，亦作花卉，工书法，善诗词。建国后在政法部门工作。1956年入上海中国画院，历任创作研究室主任，艺委委员、一级美术师、艺术顾问，上海市美协常务理事，上海市书协理事，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理事，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中国画院顾问，《辞海》编委暨美术分科主编，《中国美术辞典》、《中国名画鉴赏辞典》副主编，《中国美术大辞典》主编。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光华大学的学生运动逐步开展。1938年中共江苏省委所属学生运动委员会开始有计划地派党员进入光华大学。首先是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的党员邵青谿（邵洛羊）于秋季考入光华文学院的政治和历史系，开辟工作。此前，他参加党领导的上海市的学生界救亡协会，并任区干事，因此到光华后，培养“学协”积极分子，建立“学协”工作组，并领导发展党员的工作。1939年秋，建立光华大学第一届党支部。邵洛羊任书记，委员吴蒙（原大同中学党员）、单维明（原民立中学党员）。党支部由大学区委书记周维平领导。1939年12月，邵调任学委所属大学区委任委员并领导光华党支部。第二届党支部由吴蒙任书记，委员陈丽洲（陈向明，女，原启秀女中党员）、单维明。不久，吴蒙也调任大学区委委员，由陈向明继任党支部书记。第三届光华党支部自1940年2月至1940年8月，由吴萍（林德明，从法政学院党支部调来的党员）任书记，委员陈向明、王涵钟（原大同大学党员）、顾振奋（顾行言，女，原法政学院党员，1936年曾参加量才补校的救亡运动和国难教育社）。1940年夏，吴、陈、王调出光华党支部任其他党的工作。第四届党支部自1940年9月到1941年8月。王渠成任书记（从上海法政学院党支部调来的党员），陈昌谦（原通州中学党员）任组织委员、顾振奋任宣传委员，并继续负责由邵洛羊布置的联系其他大学“学协”积极分子的教育、发展工作。1940年冬，王渠成因收到匿名信，受到注意，撤退去根据地。由陈昌谦任代党支部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调任学委部门保卫工作，顾去根据地。上级区委领导人为谢泳仙（何芬）、邵洛羊、陈一鸣。第五届党支部自1941年8月至1942年夏。由马礼华任支书（马正信，大同大学党支部调来党员），委员戴琴仙、俞慧生（俞启英，中国女中毕业党员），1942年俞慧生病休后，改为谢潜慧（李辛之，女，原怀久女中党员）。上级领导为胡铁珊、陈一鸣。1942年夏，鉴于上海环境进一步恶化，党决定撤退暴露的党员，马、谢去根据地。此后，党支部有戴琴仙等，俞慧生于11月撤退。上级为大学学分委，领导人金瓯卜。光华党支部在整个抗战时期，除上述支委外，转入的和在本校由党支部发展的党员有：钟恕（丽瑾，女）、陈展如（赵媛，女）、柯秀珍（女）、朱泠（后退党，但仍是工作骨干）、张万彬、孙敦本（前曾参加西班牙保卫马德里的战斗）、张明、胡侠民、贾祥骅（若愚）、胡金钻、汪德基、裘应鑫（永平）、叶后乐、冯守义（女）、林粹芬（女）、方城、吴爱仙、王燕君、蔡清敏（女）等同志。附录：中共光华大学地下党组织及党员情况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秋—1941年秋党组织情况：支部书记邵青谿（邵洛羊）、委员吴蒙、单维明小组党员：陈黎洲（陈向明）、钟恕、陈展如（詹鲁）、张明、顾振芬、张万彬、胡使民、汪德基、王渠成、王涵钟。（注：邵青谿于1940年秋离校）1941年冬—1945年党组织情况：历届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还有吴蒙、陈黎洲（陈向明）、吴萍（林德明）、马礼华（马正信）、戴琴仙等。

大夏大学群贤堂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今天，让我们一起回眸大夏大学学运的光荣革命传统“孤岛时期”的上海（图片来源于网络）01加强大夏大学党的力量上海沦为“孤岛”，1938年夏，组织上为开展大夏大学的工作，先后调来朱世英、王守廉（王洁民）同志，又发展了朱培华，建立了党小组，1939年夏秋，林乃夫、雷兰同志又转入大夏，1940年初冯志琼从复旦转来，并有张钰荣（张纪元）、周树华同志，支部书记先后为周鲁泉和林乃夫，担任领导的上级区委书记为周鲁泉和林修德。1939—1940年春，汪伪在南京粉墨登场，大夏学生开展了反对汪逆的群众斗争，并成立了护校会。发表了致全校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公开信，并向校方提出五点要求：（1）公开表明态度，拥护抗战到底；（2）驱逐已附逆之傅式说（升任汪伪浙江省省长）等五汉奸教授及隐藏在校中之汪派分子；（3）学生有言论、结社、集会等民主自由，校方不得无故开除同学；（4）（资料缺）；（5）学校行政、经济彻底公开。当时还出版了《大夏生活》（铅印半月刊），由党员王守廉具体负责，通过这一文化阵地，反映了大夏学生的思想、生活动态，诱导启发了同学的社会意识和民族精神。如周鲁泉同志（支部书记，曾任学委委员，早年参加“社会科学联盟”，1936年入党）在1940年春，以袁则的笔名在此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有介绍和宣传我国青年一代的历史使命的《五年来的学生运动》、《从春天想到青年》，有漫谈青年生活问题应和社会问题相联系解决的《喜剧到悲剧》、《牧歌和小夜曲》等文。由于当时学校当局中和学生中有着汪伪分子的活动，并且国民党方面对我党同志的监视、告密，在反汪斗争后，校方开除了一批进步同学。许多党员转学或撤退到苏南“江抗”等地去继续斗争。1940年秋季，党组织又调一批高中毕业生的党员考进大夏，再建支部，这时进校的有奚舜生、程祖春（程熠）、潘祖云（潘学敏）、袁宜发、葛继成（葛中平）、缪克新（缪廉），又从之江大学转来了蒋松林，由“市学协”转来黎鲁任支部书记，蒋松林为支委。二三个月后黎鲁提出与蒋松林职务对调，由蒋任支书，黎任支委。党组织为了避免支部再遭破坏，又从大同大学调来肖孝逊（肖子岗）同志另立预备支部。1940年底黎鲁调离大夏去搞党领导的大学生刊物，两个支部合并，由肖孝逊任支书，蒋松林、陈慎言（1940年寒假进）任支委，上级大学区委领导人为马飞海、邵洛羊。奚舜生（1918-1944），江苏扬州人。1940年9月考入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次年转入教育学系。在中学时，他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夏期间，奚舜生和大夏党员积极贯彻“勤学、勤业、勤交友”方针，一起组织筹办“克诚义务夜校”，同时他在上海的家也成为大夏大学党支部的秘密联络点。1942年秋，回到老家扬州，建立地下交通站。1944年，奚舜生不幸病逝，时年26岁。

大夏大学思群堂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今天，让我们一起回眸大夏大学学运的光荣革命传统“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图片来源于网络）01重建大夏党支部1935年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进一步激发了爱国学生救亡热情，当时地下党虽和中央失去了联系，而在仍独立作战的党的文委成立的江苏省临委的领导下，大夏大学党支部又开始重建。1936年1月史地系的李毓琰（改名余昕）、教育系的杜星垣（1936年夏毕业）、法律系的陈训涛由陈家康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又有从北京来的党员刘开基，以后又陆续发展了史地系的黄文荃（张英）、邱淑燕（郭敏）、教育系的袁德济。重建的党支部由李毓琰担任支部书记。当时共青团员先后有9人：杜星垣、陈训涛、黄尔尊、张端、李百岑、田冲、刘开基、程天赋、王世焕等。上级领导为徐方略同志。党团之间没有横的关系。独立作战的共青团江苏省委，由陈国栋领导，学委由金乃华负责。杜星垣（1914-2011），福建霞浦人。1933年1月考入大夏大学师范专修科，毕业后继续在教育行政系本科就读，1937年7月本科毕业并获颁教育学士。求学期间，参加“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救国青年团。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承德省立师范学校校长、冀察热辽联合大学教育长兼教育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三分团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广州市委工业部部长、市委副书记，第一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等。1978年8月出任四川省委书记。1980年4月起，先后担任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陈训涛（1913-1941），福建闽侯人。1934年9月考入大夏大学法学专业。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4月陈训涛参与重建大夏大学党支部。1937年大夏内迁，陈训涛带领部分党员打入江西省保安团。1938年，中共江西省委派陈训涛等人参加遂川试验县工作，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由于政治风云变幻，1941年陈训涛地下党身份暴露，英勇就义。余昕（1912-1982），原名李毓琰，江西永新人。1934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1935年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大夏大学党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奉党组织的指示，担任了由流亡青年组成的江西青年服务团临时党总支书记，领导南昌青年抗日救亡运动。1988年4月,任中共南昌市委书记。1989年3月，受中共东南分局派遣担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同年11月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七大以后留延安学习、工作。全国解放后先后任济宁市长，上海华通开关厂党委书记，上海市重工业局党委副书记，上海第二重工业局、上海化工局局长、党委书记，上海第二机电局党委书记等职。02开展爱国救亡宣传活动在党支部领导下积极开展爱国救亡宣传活动：1．成立“学救会”、“妇救会”，开展学术活动和课余活动史地学会经常进行学术讨论，出版《史地知识》并以“救国会”名义组织阅读艾思奇、易卜生、高尔基的进步书籍，组织60多人参加歌咏队，大唱救亡歌曲。“妇救会”组织“光明社”，请进步教师姜平（孙兰）来校座谈：“如何学习文学作品”、“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还出版墙报《晨钟》，传播国内外消息，深受群众欢迎。1936年开始创办工人夜校，坚持学习的校工有10余人，以扫盲为名，利用课堂，宣传我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其中有门警老徐，信差小卢和校工小王，经过一段时间学习，都参加了救国会，成为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1938年7月小卢、小王去新四军抗日前线。2．发动群众参加各项救亡活动1935年12月24日，大夏大学也有同学参加救国会组织的赴京请愿，未出校门即遭特务学生的阻拦，但是仍有六、七十个同学勇敢机智地冲出校门，奔赴北站，加入请愿行列。1936年3月8日，女同学参加了妇女界“三•八”大游行。3月18日，大夏学生在参加纪念巴黎公社游行途中，因散发传单，被警察殴打，田冲（共青团员）和沙欧被捕，被关押了半个多月后，在校方交涉和社会舆论压力下才释放。三月底的一个早晨，为声援复旦大学被捕学生，张端、李白岑（共青团员）登上楼顶，敲响大钟号召全校爱国同学到大操场集合，后去复旦大学。特务分子到操场大打出手，并追捕同学。李白岑、张端也被捕关在看守所里，到“八•一三”才被释放（他俩后来分别参加新四军和八路军壮烈牺牲在战场）。通过这次活动，许多同学对特务横行表示万分愤慨，主动要求参加救国会，积极靠拢党支部。鲁迅逝世时群众纪念场面（图片来源于网络）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大夏同学无限悲痛，许多同学参加护送灵柩的人流，把哀思化为抗日救亡的巨大力量。11月23日“七君子”被捕，在救国会的组织下，开展了“慰问七君子”、“营救七君子”活动。由于敌人疯狂镇压，许多工作转向秘密，大夏支部和邻近大学加强协作，共同反帝抗日。芦沟桥事变后学生抗日情绪激昂，党支部发动和带领群众到市中心进行街头宣传演讲。“八•一三”日寇侵犯上海，党支部把留校的同学组织起来，有的去前线救护伤兵（去过二次），有的募捐慰问伤兵，绝大多数同学到大世界难民所服务，向难民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意义。敌人的飞机大炮不仅没有吓倒爱国学生，反而使他们觉醒起来，坚决斗争。1937年5月，党中央派刘晓同志来沪重建地下党，审查和接收原有党员。因此，大夏支部被正式承认（属原临委系统党员，由王翰、陈家康等领导的学校党支部）。上海地下党为增强党员的党性，提高政策水平以适应抗战的需要，对大夏、暨大、同济等几个大学支部的党员分批进行培训。第一批参加的有李毓瑛、陈训涛、刘开基，第二批参加的有黄文荃、邱淑燕、袁德齐。每批培训两天。来上党课的有刘晓、冯定等同志。讲党的纲领、党的纪律、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白区工作方式方法、游击战争等。当时大夏支部在中共江苏省委所属的以刘峰为书记的学委领导下，由学委委员、归国留日学生苏曼、关健夫直接领导。03党支部战斗在江西1937年秋，上级组织通知支部带领群众去内地开展救亡运动，除决定黄文荃留在上海搞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的工作外，“学协”党团其余5位党员和一批同学共30多人随学校内迁到江西。到达南昌后，发现那里死水一潭，党支部决定在南昌开展救亡活动。李毓琰同志利用社会关系取得江西省教育厅的同意，让大夏数十名同学住进书院街的工业专门学校，开展宣传活动，另一方面联络来南昌的平津流亡同学共商对策，要求以平津同学为主向南昌的省教育厅提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要求。省教育厅迫于形势，同意组织江西省乡村巡回抗战宣传工作团，简称“乡抗团”，大夏党支部派刘开基和新发展入党的方卓芬、赵淑身、王锵带领进步同学共10多人参加了“乡抗团”。这个团名义上是国民党教育厅组织，实际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救亡组织，共有团员80余人，他们在江西省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火种。大夏支部的党员后来都到了新四军抗日最前线。战时内迁江西庐山的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当时大夏和复旦决定在庐山设立联合大学。党支部根据在上海时上级组织的指示（江西省党组织尚未成立），组织更多青年参加抗日。陈训涛、邱淑燕以及李毓琰和十几个同学先后上庐山团结和发动群众，如发动群众要求“减免学费”，组织“读书会”、阅览室，开展“爬山运动”等，党支部又安排李乐山同学（救国会会员）转到庐山“国立美专”开展活动，扩大救亡力量。12月初南京危急，联大要迁往内地，大夏决定迁往贵阳，党支部乘机发动同学下山去南昌，签名者100多人。校方得悉后，惊恐不已，由陈立夫到庐山“讲话”，威胁利诱。最后跟支部下山的还有50多人。当时南昌形势已起了很大变化，党在南昌建立了东南分局（对外为新四军办事处）。陈毅同志曾到大夏学生宿舍对群众讲游击战争的故事，给大家很大教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党支部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如李乐山、余家宏、贺忠、傅汉生、欧阳超、郁守启、胡兴渐、方卓芬、王锵、沈舜卿、卢保富、张世经。这时党的组织关系才转到了东南分局。根据东南分局指示，将大夏党员分成两部分，陈训涛同志带领三个新党员（胡、郁、欧阳）打入江西省保安团，另一部分由李毓琰带领参加江西省青年抗战服务团。1939年3月，成立了中共南昌市委，李毓琰调出青年服务团，担任南昌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大夏大学群贤堂（今文史楼）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今天，让我们一起回眸大夏大学学运的光荣革命传统1924年8月，建校初期在小沙渡路租借民房作为校舍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大夏大学创立于1924年7月7日，由从厦门大学去职来沪的著名教授欧元怀及离校学生团总代表施乃铸等负责筹备。于9月20日借槟榔路（现胶州路）潘家花园举行开学典礼，并在小沙渡路（现西康路）201号本部上课。1930年在中山北路（现华东师大）以近300亩土地为校园并兴建校舍，可容2000名学生上课。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为孤岛，学校决定内迁。有一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迁往庐山，辗转贵州省贵阳、赤水、花溪等地。一部分留在上海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重华新村弘毅中学楼上继续办学。由教务长鲁继曾负责。这两部分于抗战胜利后1946年迁回中山北路原来校址。大夏学生除本地青年外，也有来自广东、苏北等地。师生的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教师中有进步的、正义感的，也有反动头子和汪伪汉奸。学生中有蓝衣社、三青团、复兴社、汪伪和社会局的喽罗，他们依仗后台，张牙舞爪控制了一些学会和同乡会。大夏大学虽是私立学校，不像有的国立学校那样受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大多数教师学生是爱国的，但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也是尖锐复杂的。熊天荆（1902-1985），上海青浦人，女。1925年秋季考入大夏大学理科化学系读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到苏联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1933年回国后,曾被捕入狱。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秘书。建国后，从事优抚、救灾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工作，先后任内务部优抚司司长、农村救济司司长，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主任，民政部顾问，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吴亮平（1908-1986），又名黎平，浙江奉化人。我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1922年考入厦门大学学习，翌年到上海进入大夏大学学习；1925年5月参加“五卅运动”，任上海学生联合会总务部长(秘书长)，并负责编辑学运专刊《血潮日刊》；曾任中宣部《环球》周刊主编、中央苏区经济部长;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陕甘根据地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宣部副部长；解放后曾任化工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顾问等职务。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华东师大的学生们都知道这样一回事：“想与校长对话？那就上人人网吧。”最近他们发现俞校长又有了新“动向”，在微博上活跃起来，于是在网上“奔走”相告——想与校长亲密接触？上微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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