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100年｜张绍春：王伯群高等教育思想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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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绍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

文章来源：教育史研究，2022,4(04),99-107

DOI:10.19876/j.cnki.jysyj.2022.04.016

摘    要：王伯群是中国近代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深厚的家国情怀。王伯群高等教育思想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和发展，主要受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同时也受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思想的影响，在抗战时期很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契合了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激发了大夏大学广大师生的爱国热忱，推动了全民抗战，促进了高等学校尤其是大夏大学的发展。

关键词：王伯群;高等教育思想;民族复兴教育

王伯群（1885—1944），名文选，字伯群，祖籍江西，生于贵州兴义，中国近代政治家、教育家。王伯群早年在日本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留学深造，并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他学成回国，进入政界。1915年，与蔡锷等人策动护国运动。1918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1920年12月，署理广东军政府交通部长。1924年，王伯群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被推举为校董事会主席。1927年5月，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1928年3月—1944年12月，担任大夏大学董事长兼校长。1928年7—10月，兼任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校长。在王伯群的推动下，1929年9月，吴淞商船学校恢复，定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并由他兼任校长。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将大夏大学迁往贵阳，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办学，为抗战服务。1944年12月，王伯群不幸病逝。办大学是王伯群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在此过程中，他提出了一系列高等教育主张。目前学界尚无专文论述他的高等教育思想。①1本文拟对此进行探析。

一、以民族复兴教育为大学教育方针

王伯群办大学，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尽管他办大学始于1924年，但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对高等教育的论述并不多，“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1933年之后，他发表了诸多对高等教育的见解，论述的核心问题是大学教育与民族复兴的关系。他强烈倡议，大学教育方针应当是民族复兴教育。王伯群常把“民族复兴教育”表述为“复兴民族教育”。

（一）以民族复兴教育为大学教育方针的原因

王伯群对民族复兴教育有过多次论述，出发点都是挽救国难、救亡图存。1933年11月2日，他在大夏大学师生谈话会上指出：“自‘九一八’以还，国难异常严重，我们从事教育的人，不能墨守从前的老法子，死读死教，应该择一适应现代环境的方法，从事研究和准备。本来救国的方法很多，站在这教育界的立场，尤应深究这国家衰弱的原因，以便设法救国。我们国家衰弱的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民族的衰颓……近几年来，国家处于危岌存亡的紧要关头，民气消沉达于极点，国内相互间的歧视纷争，仍然有加无已，其他如民德民生等等，亦皆衰颓到极点。所以本校今后的教育方针，就是以复兴民族为中心，也可以说就是复兴民族的教育。”①2这是王伯群首次提出以民族复兴教育为大学教育方针。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对王伯群这样的教育家产生了相当强烈的刺激。

在王伯群看来，中国的国难由来已久，开始于鸦片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变得更加“具体化和尖刻化”。国难不仅表现在外敌的入侵，而且表现在国内诸多方面：“农村恐慌，生产落后，国难也；政治未修，法治未立，国难也；交通阻塞，实业未辟，国难也；教育未宏，科学未昌，国难也；推而至于人心陷溺，道德沦亡，则又国难之属于精神方面者。”②3面对如此深重的国难，大学自然要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1934年，他在大夏大学十周年纪念典礼上强调：“大学教育，使命隆崇……窃谓教育之鹄的，应以适应时代环境为第一义……值兹国步艰难，外侮日臻之会，吾人若不于学术文化上迎头赶去，其将何以挽狂澜而济时艰？本校外审世界潮流，内察社会环境，深觉中国现阶段之大学教育，实有重新估定目标之必要！故自去秋以还，即决定以复兴民族为当前之教育宗旨。”③41935年9月，他在大夏大学秋季开学典礼上再次说明：“本大学从二十二年冬季规定办学总纲领为实施‘复兴民族教育’，二十三年春起分次实施。我们为什么要复兴民族呢？为的是要‘救亡图存’，所以上学期举行救亡图存系统讲座，便是阐述复兴民族的道理。”④5

（二）实施民族复兴教育的四个努力方向

王伯群主张：“中国现阶段之大学教育，应以复兴民族为至高之原则。在此原则下，吾人努力之方向，可分为四：（一）厉行人格教育，以陶冶健全之国民道德。（二）提倡生产教育，以救济垂危之国民经济。（三）奖励科学教育，以发展自然之无尽宝藏。（四）实施国防教育，以培养民族之自卫能力。”⑤6他认为，只要将上述四个方向贯彻始终，“则国民自信力既经确立，物质建设力渐臻充实，然后整个民族之生命，乃能脱离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兀立于适者生存之天地间而莫敢予侮”⑥6。

1. 厉行人格教育。

王伯群指出，在大学中进行人格教育的必要性、紧迫性和意义在于：“大学生为国家未来中坚份子，所负责任，自较一般人为重大。故对于人格教育之培养，道德精神之涵濡，实为当务之急。果能有强坚之意志，光明之操守，不为利诱，不为威屈，然后本其夙志，为国服务，方能振衰起废，挽救国运，而不致随俗浮沉，为环境所屈服。”①7

2. 提倡生产教育。

在王伯群看来，救国如同治病，治病必先弄清病源，救国必先弄清国难症结之所在。他认为：“际兹世界经济潮流澎湃激荡之时代，欲抵抗外来势力之侵入，舍发展生产、充实民生外，实无其他途径。而今后大学教育之鹄的，亦胥在于是。生产组织如何确立，生产方法如何改善，生产效率如何增进，生产技术如何训练，斯均为目前切要之问题。”②7

3. 奖励科学教育。

王伯群指出：“二十世纪之世界，一物质文明之世界也；而物质文明之基础，则建筑于科学之上。彼欧美各邦，人民生活之所以增进，国家地位之所以提高，无不直接间接蒙科学之赐。”③7日本不过区区三岛之国，却胆敢长驱侵入中国，何以有恃无恐？原因在于，“赖有科学之战斗工具耳”④7。所以，“吾人受此严重之教训……必于科学上迎头赶去。然后，生产效率，始可增进，国防设施，始可巩固。故今后之大学教育，对于科学精神之陶冶，科学技能之训练，允宜特别致意”⑤7。

4. 实施国防教育。

王伯群认为，国防教育包括四个方面：“除了科学制造的研究外，对于国民尚武精神的激发，军事知识的灌输，强健体魄的训练，均须岌岌的努力。”⑥8

（三）实施民族复兴教育的三大育人目标

在王伯群看来，民族复兴必须依靠担负救亡图存重任的人才，民族复兴教育的任务就是培育这样的人才。1935年2月，他在大夏大学春季开学典礼上说：“要想挽救国家的危亡，决不是徒尚空谈，或者像太平时候按部就班的做去，便可收实效的；一定要有一种特殊的人才，领袖的人才，来担负救亡图存的工作。学校里也就应该极力培植这种出类拔萃、挽救国难的英杰。现在……差不多每一万人中间只有一个大学生；一个在大学里念书的学生，便是一万人中的首领。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使一万民众在一个的领导之下，去做救亡图存的工作……所以现在做大学生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都要知道怎样才能够领导这一万民众，并且指导他们，鼓励他们；大家担负起这种责任，立定了这种宏愿，国家方才有希望，国难方才有救药。”⑦9为此，他提出实施民族复兴教育的三大育人目标。

1. 训练每一个青年学生都有刚强的体格。

王伯群说：“中国民族最大的缺陷，就是一般人体格的衰弱。此点我们只须看去年世运会我国代表团的惨败，就可证明今日我国学校体育政策的不健全。我们晓得吾国各项选手不特技术有逊于人，即持久能力亦膛（瞠——引者注）乎人后。所以我们施行非常时期教育，各级学校过去所采取的体育政策必须改变。我们必须使体育锻炼扩大到全民众身上去；在学校内应该扩大到全体学生身上去。大夏大学于民国二十二年开始实施普及体育办法，理由就在这里。”⑧10

2. 训练每一个青年学生都有正确的国家观念。

王伯群指出：“今日的世界，是一个国家对国家的世界，而非部落封建的世界。一个国家要想在这错综角斗的世界里站得稳，绝不是单靠几个政府领袖能够做到，它必须靠全国的民众能够拥护领袖，能够爱护国家民族，才可做到。今日世界各大国对于人民国家观念的训练，都异常重视；我国处境艰困，政府更需要有国家观念的人民为后盾。所以我们实施非常时期教育，青年国家观念的培养，应特为着重。”①11

3. 训练每一个青年学生都有实在的学问。

王伯群强调：“中国近年已逐渐步入近代国家的境域，一切的建设，都需要专门人材去推进。学校教育的根本意义，就是‘为国储材’。所以我们施行非常时期教育，必需力矫过去文凭教育的积弊，推进学有专长的教育，使每一个大学毕业生或高中毕业生都学有所长。”②11

▲王伯群

二、大学生做人应遵循八项方针

从1934年秋开始，王伯群在大夏大学推行导师制，将大学生的学术讨论、专题研究、职业指导以及个人困难等统筹兼顾起来，目的是增进大学教育效能，辅导大学生完成课外作业，指导他们怎样做人。他说：“导师们是指导你们怎么样去做人，做一个国难时期的国民，做一个救亡图存的国民。你们在学校里也不是仅仅读书，不管国家、社会的事，不反省个人的修养；换句话说，就是一面读书，一面要学做人。读书是为的要做人，怎么样在社会上做人，并且要做一个堂堂正正、扶危定倾的国民。”③12为此，他提出大学生做人应遵循的八项方针。

（一）坚强体力，精修技能

王伯群指出：“现在青年们的身体，有很多是不结实的，当然担负不起繁重的工作、重大的使命。要想做一件大事，非先把身体锻炼得坚强不可……说到求学问，便应有精修的技能。一个人的学问，不独要博，使得常识丰富，并且要专，要精到，要深刻。我们都知道学以致用，怎样的学问才能致用呢？绝不是肤浅的学识、囿于一隅的见解可以办得到的。一定要有一种独到的见解、专门的技能，才能致用的。诸位同学将来到社会上做事，坚强的身体就是你们的资本，精修的技能就是你们的财产。”④12

（二）崇尚勤俭，实行廉洁

王伯群强调，勤俭廉洁是大学生立身处世很要紧的事，小而言之，这关系个人操守，大而言之，这关系社会和国家；大学生在校期间应该设法节省用钱，不应该向家里多要钱。他说：“现在全国闹着经济不景气，演成民穷财尽的局面。所以养成勤俭的风尚，确是当前的亟务。能够养成勤俭的习惯，自然就能廉洁。平常做事刻苦耐劳，爱惜物力，习惯成了自然，决不会妄自苛求、贪婪无厌的；所谓‘俭以养廉’，就是这个意思。假使一个人不能够克勤克俭，就不免浪费财力。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便想出许多花样向家长请求多多的寄钱。日后到社会上做事，自然非想法子巧取以增加收入不可；如果妄取这种非义之财，就不能保持廉洁了。”⑤12

（三）克制私欲，努力公德

王伯群特地以自己的留学经历为例来说明这一做人方针：“记得我从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自己勉能自给，就把一年所得官费三百多元，节省下来供给两个朋友留学，这两个朋友现在都能够在社会上卓然自立。所以觉得一个人把私欲稍微克制，便有两个人受着益处。如果多数人都能够节制私欲，则受益的人当不可以数计。这是应该在平常便有良好的习惯、良好的修养。再讲公德方面，就小的事情说，学校里的一切用具，小至桌椅板凳，大家都要爱惜；对于公家的东西，一个人不爱惜，损失尚小，大家不爱惜，合起来的损失就很大。再小一点说，像公共卫生也是极关紧要的……努力公德的另一方面便是守纪律，奉公守法。处处地方要看重法治的精神。牺牲个人的私见，完成团体的福利。”①13

（四）明辨是非，维护正义

王伯群指出：“一件事情的真是非怎么样，完全看我们如何运用理智去判断。只不要泯灭了理智，一定可以辨别出真是非的。只要明辨体察，认识清楚，还可以找出真理来的。不要人云亦云……至于正义，是支持社会机构的一种正气，更需要大家竭力维护……我们努力做人，便应该对于摆在当前的是非认识清楚，然后致力于维护正义公道。社会上多培养一分正气，便是减少一分阴险诡作（诈——引者注）。”②13

（五）唤起群众，自治自活

王伯群对大学生说：“大多数的群众总是要少数人做领袖的去领导他们的。群众的痛苦，现在很深；群众的迷梦，现在正浓。我们应该赶快的唤起他们。唤起些什么呢？唤起群众能够自立、自存、自治、自卫和自活。”③13

（六）亲爱互助，共谋安乐

王伯群告诫大学生：“就像诸位同学来到这里读书，多半是靠父母培植的。自己现在受着很大的恩惠，将来应该尽量的报答，对于年老的要奉养，对于年幼的要扶植……现在我们大家要做到亲戚朋友，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份子与份子之间，都能够相亲相爱，互相扶助……我的希望最低限度，在学校里要尊敬师长，对于朋友要讲信义，年级低的同学对于年级高的同学要敬，年级高的同学对于年级低的同学要爱……人与人之间，应以感情为重，功利为轻。学生对于教授要亲近，要有礼貌，不应该冷漠。这样才能够使教授把他的学问完全教给你们，并且很乐意的教给你们。你们将来有不少的人也是要做教师的，希望将来的学生对你们尊敬，你们现在就要对师长尊敬。”④13

（七）精诚团结，誓除强暴

王伯群指出：“怎样才能够团结呢？不是以力服人所可办到的。一定要以诚恳的意思，以德服人。要想团结之先，应打破阻扰团结的障碍。我们在这非常时的紧急关头，应牺牲成见，看轻小我的利益，完成民族国家的利益。如能精诚团结，小而言之，可以抵御盗匪；大而言之……只要我们自己表现出相当的力量，自然会消灭外力的压迫的。”⑤13

（八）复兴民族，挽救国难

王伯群要求：“全国国民万分之一的大学生，更应该努力的兴奋起来，担当着复兴民族、挽救国难的先锋队。虽然不能够领导一万个民众，最低限度，也应领导一两百个人去共同努力。各位同学，应该每天加紧的修养，继续不断的奋斗……我们在这国家危急的时候，要恢复民族自信力，充实国力，发扬民族精神，国难前途一定是可以挽救的。”⑥13

王伯群强调，大学生要立志，时刻把这八项做人方针放在心里；如果不立志，只记住这几项条文，那么他是无法成事的。⑦13

三、必须在抗战中加强学术建设

王伯群对在抗战中加强学术建设的必要性、原则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一）在抗战中加强学术建设的必要性

王伯群指出：“由于此次的抗战，我们可以知道，现代的战争，是要与交战国斗智、斗力和斗财。在智、力、财三者中，以斗智为最关重要，它是与战争的胜负有着极大的关键。因为力的应用，需要智的指挥；财的筹划，也缺不了智……所以说智力是现代战争最关胜败的条件。我们要战胜敌人，必得要在智力上根本压倒敌人。不过这种斗智的力量，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我们必须努力学术的研究，把学术应用到战争上；倘若我们的学术能胜过敌人，我们就可得到智力上的胜利。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求国力上的胜利，必须努力学术的建设；学术的建设，就是斗力的加强。”①14针对当时有些人主张“学术的建设，乃百年大计，并不是短期内可以成功，而目前的战争又是如此的紧急，这无异远水救近火，不见得会有效果”之类的观点，他进行了反驳：“殊不知我们的抗战，乃是长期的抗战，倘若日本军阀不觉悟，我们相信，战争决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何况我们在临全大会，也曾决定了‘抗战建国纲领’，要由抗战中建立新的中国。所以，我们要积极从事于学术的建设，抱定得一天做一天，得一刻做一刻的决心，充分利用时间来研究学术，贡献国家，而应用到战争上。”②14他进一步阐述，军事、政治、经济、民族精神等诸多方面都离不开学术建设。军事方面，新式设备和武器进步得极为迅速，这正是研究学术的结果；政治方面，战时大本营的机构是不是健全，国民总动员的法令是不是适当，振作国民精神的运动是不是有效，这些问题都需要政治学术来解决。经济方面，战时国民生活的维持、交通运输的灵敏、金融市场的安定、国际贸易的发展、内地生产的增加，这些问题都需要用经济学术来解决。我们要建设重工业，更少不了学术。精神方面，“第一要有必胜的信念，这是需要建设心理的学术。同时，我们要养成一种士气，使全国国民切实了解抗战的意义，百折不回，宁死不屈，这除了政治学和教育学有关系外，对于中国固有的学术，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等的提倡，也是必要的。总之，抗战对于各种学术，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抗战胜利，非建设学术不可”③14。

（二）在抗战中加强学术建设的原则

王伯群提出在抗战中加强学术建设的三个原则。第一，要适合抗战的急切需要。即把抗战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需要作为学术建设的最高原则。“譬如经济学术方面，我们可以把上古经济史一类研究暂时停止，而研究战时经济，怎样节约，怎样拿剩余来供给战争等一类问题。”④14第二，政府要和人民合作。学术建设不是全靠政府力量去做，“民间有不少学术研究的特殊天才与绝好资料，政府如果推诚和人民合作，人民一定是乐于从事的。同时，学术建设，民众当自动推行，并须遵从政府的方针。不然，费力大而收效微，是很不经济的”⑤14。第三，要有永久性的计划。“我们希望政府当局，对于学术建设要具有永久性的计划，切不要敷衍一时，以致随时变更，弄到结果，一无所成。这种永久性的计划，虽是不能违反第一个适合抗战急切需要的原则，但抗战结束以后，也须适用。”⑥14

（三）在抗战中加强学术建设的方法

王伯群贡献了三个在抗战中加强学术建设的方法。第一，充实全国所有公立、私立大学的内容。“就是把平时的大学，变成战时的大学，除教授基本功，课外更须注意战时的专门学术，在大学的经济常费中，拿出一部分来，专门供给研究几种战时需要的学术之用，使各大学完成学术建设的使命。”①15第二，奖励各国专家来华。“我们一方面可以借助于国际联盟的介绍，一方面必须由政府用种种优待办法，奖励各国专家来华。如德国自希特勒氏秉政以来，极力摒除犹太人，其中有不少的著名学术专家。我国政府当局，可以奖励他们来华，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帮助我国的学术建设。”②15第三，优待学术家。“许多有学术天才的人，为生活所迫，不能继续研究。这是国家的极大损失。所以，我们要从事学术建设，必须优待学术家。不但在物质方面如此，在名义方面，也要把学术家的地位提高。这样一来，使研究学术的情形蔚然成风，于是大家都对学术建设的工作而努力了。”③15

四、发扬牺牲创造、艰苦奋斗和师生合作三大精神

王伯群将大夏大学的立校精神确立为牺牲创造、艰苦奋斗和师生合作三大精神，并总结得出：正是秉持着这三大精神，大夏大学尽管办校不久，进步却能一日千里。④16

（一）发扬牺牲创造精神

王伯群指出，大夏大学成立于1924年大革命开始之时，是时代和环境所造成的“革命产儿”，“革命之目的在创造，创造必有牺牲，惟肯牺牲，方有穿凿。本校以此精神训练青年，使其能牺牲小我，创造大我，成为智、仁、勇三者俱备之良好国民”⑤15。当此抗战时期，“学校坚定不移必须发扬光大之，使全国同胞均具有此牺牲创造之精神，以期抗战建国必胜必成，抗战建国，与牺牲创造同一意义，抗战即是牺牲，建国即是创造，故吾人必须发扬本校精神，以完成抗战建国使命”⑥15。

（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王伯群解释，艰苦奋斗精神“即教员苦教，职员苦干，学生苦学之三苦主义”⑦15。1934年大夏大学建校十周年之际，他作了这样的总结：由于厉行“三苦”主义，十年来大夏大学用极小的消耗获得了极大的效率，学校一直能够正常运转，“虽当经济十分困难之际，学校之精神丝毫不受影响……古云：‘共患难易，共安乐难。’今日之大夏，虽不得谓之安乐，然较诸创始时代，差胜已远。深望阖校同人本固有之耐苦精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树全国之模范”⑧17。1940年，他又对“三苦”主义作了进一步引申：“此三苦主义，吾人养成习惯，安之若素。然国家处艰危之境，须全国人民团结以与敌人苦斗，方能有成，因此一人苦斗，不如人人苦斗，一校苦斗，不如全国苦斗。诚能将本校三苦主义影响到农人苦耕，工人苦作，士兵苦战，公务员苦干，则本校之目的，于焉以远。”⑨15

（三）发扬师生合作精神

何谓师生合作？1938年，王伯群这样解释：“所谓师生合作，就是教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教授，协力同心，勇猛迈进。”①181940年，关于师生合作，他作了进一步阐发：“就狭义言，是师生间关于学问、道德、修养上之合作。就广义言，则为师与师合作，生与生合作，师与生合作，甚而至于学校与学生家庭之合作，社会合作，即本校导师制之提倡。今日教育部推行此制，本校殊引以为荣，导师制之师生合作，则有待于本校同仁努力发扬。”②18他指出：“无论任何事业、任何团体，假使不能合作，不特不能发展，不能永久，而且目前的生存尚属不可能。本校创办到现在，整整十六周年了。如上所述，在这十六年中间，极有师生共同合作、奋斗、创造的光荣历史，从没有发生过什么闹学潮的事，不但师生感情极融洽，就是教授与教授间，学生与学生间，也是一致通力合作，共谋学校的发展。这种合作的精神，是非常宝贵的。”③19

五、大学应在抗战中实行军事化

全面抗战时期，王伯群主张大学实行军事化。他说：“处在今日国际竞争最剧烈的时代，我们的生活要如何才有意义，行为要如何才有价值呢？就是要军事化。军事化的国家，不论其人口多少，土地大小，都能够生存”④18，“大学要走到时代前面，世界潮流既已走上军事化，则过去所倡的自由主义已经没落，我们必须适应时代，为其先驱，勇敢地接受军事生活。这次战争，我们可以看出军事化的效果。侵略国家因能先期适应潮流，采用军事化的生活，故在战争初期，它们得到便利。英美民主国家于战争发动之后，才努力军事化，如军事生产、军事教育、军事管制等等，故到现在才迎头赶上，然远不能即刻压倒侵略国家。今日战争的事实告诉我们，争取胜利惟一的途径，只有彻底的军事化”⑤18。

大学怎样才算军事化呢？在王伯群看来，大学军事化的范围相当广泛。他认为：“那就不只是要你们穿制服、戴军帽、打绑腿、束皮带及上军事操练而已，举凡整齐清洁、礼貌威仪、负责任、守秩序，推而至于各项课程，都要以军事为中心，这才是学校军事化。我们学文学的，要研究如何提高士兵战斗精神；学法学的，要研究战时国际公法，如何使敌人屈服于国际公法之下，要研究如何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以使国家兵源不涸；学理科的，要研究出新兵器暨军事物理化学；就是学会计的，也要与国防经济有关，你倘能将军队上的计政‘军需’研究出兴利除弊的方法，就有贡献于军事，就是会计军事化；我们学体育，如果也以军事化为目标，那么滑翔、跳伞、游泳、赛跑，无一不可以用之于军事，也可以说是体育军事化。”⑥18

王伯群强调，大学军事化的基本要点有三：第一，组织要严密。第二，纪律要严明。“我们学校有纪律，六七百人生活于一个团体之内，若没有纪律，就不成其为学校。学校天天有布告，要你们这样，要你们那样，就是要你们过纪律的生活。又若我们各处负责人，对于纪律的执行，若不严明，有轻重不同之分，则纪律就会紊乱，组织也就会解体。所以纪律要严明。”⑦18第三，计划要周密。“一个有计划的人，他对于任何一件事，必前前后后，考虑周到，这样他就不会中途更改，或结局失败，而且完成使命过程中，一定比人迅速。确实，军事计划，尤其如此。长官对于时间空间，计算精确以后才下命令，如限于某时几分达到某地某处，不是随便说的。由于计划上的周密，遂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①20

以上五个方面是王伯群高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此外，他还提出：大学的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要并重并进②21；校董、教授、校友与学生是私立大学存在和发展的条件③22；大学要协助政府开发西南资源，促进西南文化发展④20；实力发动乃复兴民族之要道，需要发动的实力包含三层：体力、智力、道德力和群力，自治力、自信心和自卫力，自立自主、自强不息⑤23。

从内容来看，王伯群高等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以民族复兴教育为教育方针，因此也可名之为王伯群民族复兴教育思想。从形成的历史背景来看，该思想主要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或者说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思想渊源来看，王伯群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其高等教育思想主要受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熏陶和影响；同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思想也对王伯群产生了一定影响。⑥24从地位和影响来看，该思想在抗战时期很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契合了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激发了大夏大学广大师生的爱国热忱，推动了全民抗战，促进了抗战时期高等学校尤其是大夏大学的发展。大夏大学由于推行了王伯群主张的民族复兴教育，成绩斐然，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肯定。南京国民政府从1937年起，每月给予大夏大学一定的补助。⑦251940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还将王伯群在大夏大学实施的导师制推广至全国高校。⑧26当然，王伯群高等教育思想也存在着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对三民主义的过度强调。

注释

1目前作者查询到有关王伯群的期刊文章20篇，包括：回忆录6篇；王伯群与护国运动研究论文1篇；王伯群人际交往研究论文4篇；王伯群其他生平经历研究论文5篇；王伯群教育实践研究论文4篇。

2(1)《二十二年秋季师生谈话会王校长训词》，《大夏周报》1933年第7期。

3(2)王伯群：《国难与大学教育--为本校六一纪念作》，《大夏周报》1933年第28期。

4(3)王伯群：《十周纪念典礼开会词》，《大夏周报》1934年第10、11期合刊。

5(4)王伯群：《实力发动与复兴民族之要道--廿四年秋季始业式训词》，《大夏周报》1935年第1期。

6(5)(6)王伯群：《弁言》，《大夏》1934年第5期。

7(1)(2)(3)(4)(5)王伯群：《国难与大学教育--为本校六一纪念作》，《大夏周报》1933年第28期。

8(6)王伯群：《本大学对于复兴民族之责任（救亡图存讲座第五讲）》，《大夏周报》1935年第23期。

9(7)王伯群：《大学生做人的方针--春季始业式讲演词》，《大夏周报》1935年第17期。

10(8)王伯群：《关于非常时期教育的意见》，《大夏周报》1937年第16期。

11(1)(2)王伯群：《关于非常时期教育的意见》，《大夏周报》1937年第16期。

12(3)(4)(5)王伯群：《大学生做人的方针--春季始业式讲演词》，《大夏周报》1935年第17期。

13(1)(2)(3)(4)(5)(6)(7)王伯群：《大学生做人的方针--春季始业式讲演词》，《大夏周报》1935年第17期。

14(1)(2)(3)(4)(5)(6)汤涛编：《王伯群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287-288、289、289、290、290-291、291页。

15(1)(2)(3)(5)(6)(7)(9)汤涛编：《王伯群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291、291、291-292、408、408、408-409、409页。

16(4)《对本校立校精神之认识--王校长在本校中学部纪念周训词》，《大夏周报》1940年第15期。

17(8)王伯群：《弁言》，《大夏周报》1934年第8、9期合刊。

18(1)(2)(4)(5)(6)(7)汤涛编：《王伯群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314、409、465、467、466、467页。

19(3)《对本校立校精神之认识--王校长在本校中学部纪念周训词》，《大夏周报》1940年第15期。

20(1)(4)汤涛编：《王伯群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467、408页。

21(2)王伯群：《新校址破土典礼训词》，《大夏周报》1930年第73期。

22(3)王伯群：《私立大学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大夏周报》1943年第5期。

23(5)王伯群：《实力发动与复兴民族之要道--廿四年秋季始业式训词》，《大夏周报》1935年第1期。

24(6)王伯群：《国难与大学教育--为本校六一纪念作》，《大夏周报》1933年第28期。

25(7)王伯群：《大夏大学今后之展望》，《大夏周报》1937年第26期。

26(8)《对本校立校精神之认识--王校长在本校中学部纪念周训词》，《大夏周报》1940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