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拥军 ▏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与领路的组织原则

摘要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确立了一种新型政党——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领导地位。要确保这种领导地位，党就必须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实行民主集中制。列宁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为确立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政体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而不是社会党。作为中国道路的探路者和领路人，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仅把自身建设成为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先锋队党，而且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国体和政体。正是这种制度，能够确保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奠定坚实的基础。

 马拥军，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古人不仅一直以为生活在天下，“天父，地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且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鸦片战争让中国的先进分子意识到，我们不是生活在“天下”，而是生活在“地球”上；中国只是天下的中央之国，而不是地球的中央之国。在地球上不存在“普天之下皆兄弟”，存在的是“人对人像狼、国家对国家像狼”。“天”变了，“道”也必须跟着改变。一开始，中国陷入“路径依赖”，试图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但所有的尝试得到的都是同一个结果：此路不通。中国不得不探寻另外的道路——非资本主义道路。幸运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得到了一本“探路者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批先进分子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人。遗憾的是，有人陷入新的“路径依赖”，试图照搬照抄俄国经验，终于把革命引入死胡同。这些人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先后形成右倾和“左”倾路线。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列宁和斯大林，都不可能为中国革命画出一幅详尽无遗的地图，中国革命的道路要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探索。

探索是艰难的。一支由探路者和领路人组成的队伍只能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跟从者的队伍很自然地排成同样的队形。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领路人的队伍和跟从者的队伍不断形成和壮大的历史。所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说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这支核心队伍和外围部队的关系。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而且是中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很多人无法理解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不懂得民主集中制的实质。人们经常讲“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其中，对“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没有异议，因为据说这也适合资产阶级民主甚至一切民主（实际上是错觉），但对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很多人有抵触情绪、理解不了，有人误把它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混为一谈，在分析民主集中制时说什么“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与民有、民治、民享为主旨的民主思想，不能不认为是大相径庭，有天地之别”。这表明他们没有理解无产阶级民主或人民民主与历史上的民主形式的根本区别，误以为中国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是一回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与历史上的民主政体是一回事。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有必要回顾她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建设道路、改革开放道路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从而消除对民主集中制的误解，澄清笼罩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关系问题上的种种迷雾，为“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准备理论条件。

一

出路何在？

鸦片战争打断了“天下”史的进程，把天下之“中国”变为世界之中国，把想象中天下万国的中央之国变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之国。按照中国古代从大同到小康的历史哲学，这标志着一个衰乱世或者据乱世的到来。康有为发明了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新“三世说”，并在《大同书》中提出了他的一套乌托邦理想。对此，毛泽东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其实不仅是康有为，很多先进分子都探索过中国到达大同的道路。“太平天国”就是洪秀全版本的大同世界，但他试图通过把西方宗教中国化找到通向大同世界的道路，失败了；后来洋务派试图把西方经济中国化，失败了；维新派试图把改良主义政治中国化，失败了。只有把西方激进主义政治中国化的辛亥革命看起来似乎是成功了，但是很快中国就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状态，列强从中上下其手，把它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回过头来看探索新道路失败的原因，非常简单：由于路径依赖，这些先进分子都试图向西方学习，带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注定是走不通的。原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内部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缺少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摆脱周朝封建制、进入郡县制社会的古代中国长期奉行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政策，资产阶级一直未能成长起来。中国只有个体工商业者和个别的资本家，未能形成独立的资本家阶级。到“五四”运动前，中国的产业无产阶级只有二百万人，新出现的资产阶级人数就更少了。新兴资产阶级稚嫩的双肩承担不了带领中国人民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的重担。相比之下，西方封建社会末期的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首先开展反对封建主、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的斗争，为自由贸易奠定基础，后来又能够推翻绝对君主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就是由于资产阶级越来越强大，在力量对比中先后超过了封建主和国王。

外部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不允许中国发展起来，更不要说超过它了。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们不仅不希望中国醒来，反而希望中国变成一头大肥羊。中国人讲“天父地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与此不同，西方人认为人对人像狼、国家对国家像狼。西方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所谓的“均势”，也就是狼和狼互相都奈何不了对方的基础上的，他们绝对不允许在世界的东方出现一头雄狮，哪怕这是一头“和平的狮子”“和蔼可亲的狮子”，也不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嘴上讲的是原子式个人之间的关系，但由于他们把原子式个人置于自然状态下，而自然状态是弱肉强食的状态，因此他们讲的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本质上是狼和狼的关系，不是狼和羊的关系。狼和羊的关系只能是吃与被吃。在西方人眼里，印第安人是羊，黑人是羊，中国人也是羊，只有被吃的资格，没有成为狼的资格。日本人后来之所以成为一个狼的民族，是由于他们自觉地“脱亚入欧”，成功地挤进了狼的家族。日本不再是一个东方国家，它通过侵略和掠夺，如愿以偿，进入“西方国家”行列。但试图把“天演论”运用到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却遭到无情的痛击。中国没有别的选择，要么做羊，被吃；要么醒来，成为和平雄狮。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让中国人民意识到豺狼是靠不住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让中国人民看到了通往大同道路的曙光。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为“大同学”从欧美和日本传入中国。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李大钊，最初就是从日本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对从西方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和从俄国传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比较，李大钊认识到列宁主义对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可以说，没有李大钊，就没有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欢呼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找到了指南针。

中国的大同理想在西方被称为“乌托邦”，但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同样找不到通往大同的道路。这条道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正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是以“货币转化为资本”为内在根据、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外部条件一样，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以“资本”不再能带来剩余价值从而重新转化为货币为内在根据，以联合、团结、凝聚起来的无产阶级形成一个战斗的集体为外部条件，用《共产党宣言》的话说：“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无产阶级尚未获得政治权利。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人为争得政治权利，举行宪章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因此，《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因此无产阶级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比较起来，俄国无产阶级当时占人口的少数，农民占人口的多数，只有工农民主专政才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因此，列宁提出俄国革命的第一步是工农民主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第二步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中国共产党“一大”确立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二大”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此以后，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道路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历尽艰难困苦，终于认识到“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重要性，把“三民主义”推进到反帝反封建即“新三民主义”或“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认识水平，使得国共合作成为可能。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站到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企图重新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从此以后，两条道路即共产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主线。

二

道路之争

共产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一条借助于共产主义思想重新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联合、团结、凝聚的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集中表现为国民党右派指示的道路，这是一条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专政的道路，是一条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孙中山晚年站在国民党内的左派立场。当时世界上有三派力量，一派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苏俄共产主义即列宁主义，一派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一派是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晚期资本主义。孙中山固然反对帝国主义，但他也不赞成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他赞成的是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只不过，他不见容于第二国际，却得到了第三国际的支持。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已经暮气沉沉，失去了革命性，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正是为了让共产党帮助他把原来的但已经失去革命性的组织改造为重新焕发革命精神的新党——国民党。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相契合的并不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而是最低纲领。在这一意义上，国共两党的联合只能是当时尚处于革命阶段的大联合。两党有不同的建国纲领，因此未来的分裂是迟早的事情，只不过，国民党左派为着革命的成功，衷心希望能在革命中把共产党暂时拉到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上，国民党右派却试图回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立场，为此不惜抛弃国民党的革命性，恢复其保守性和反动性。

如果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视为列宁的工农民主革命思想的中国化，就可以理解，1949年时毛泽东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毛泽东对“唤起民众”的认识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理解则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蒋介石早期走的是金融资产阶级的道路，他是炒股失败才投奔孙中山的。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得到的支持也是来自金融资产阶级、买办和地主阶级。这跟投身于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形成鲜明的对比。蒋介石是作为新军阀站上历史舞台的，他的靠山只能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大买办。对于孙中山的“唤起民众”“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蒋介石内心非常抵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大买办信仰的是强者为王和弱肉强食，而不是什么“唤起民众”“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这样的阶级要联合的不可能是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只能英美甚至是德日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蒋介石不仅拒绝了已经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的俄国共产主义，而且拒绝了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四·一二政变”以后，他不仅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而且向国民党左派举起了屠刀，从而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推向了共产党一边。国民党右派的叛变意味着在共产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破产。从此以后只剩下两条道路可供中国人民选择：共产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

孙中山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主体。他的所谓“唤起民众”“扶助农工”，是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呼吁的，“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一方面是因为前面说过的原因，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身太弱小，承担不起领导革命的重任，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置身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夹缝中，根本就没有进一步发展自身的空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只能借助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思想来“唤起民众”，而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启蒙已经被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所超越。资产阶级启蒙表面上是唤醒“原子式个人”，实际上唤醒的是理想的资产者；启蒙所声言的“理性”实际上是理想的资产者的知性，所谓“理性的社会”“理性的国家”只能实现为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这样的社会是由相互分隔、相互对立、弱肉强食的个人组成的，这样的国家维护的只是相互分隔、相互对立的人的权利，即“市民社会”的权利，而不是联合、团结、凝聚的权利，即“人类社会”的权利。

严复之所以把《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是因为资产者的自由就是任性，也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只要有他人存在，这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人也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既然如此，相互之间就构成对方自由的限制，而不是对方自由的实现。他人即地狱。如果世界上没有别的人，我就是绝对自由的；一旦有了他人，我就必须同他妥协，确立双方自由的界限。表面上，这种妥协可以通过“理性的商谈”实现，但由于原子式个人处于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下，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平等的“理性商谈”，而只存在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条件下的“商谈”，也就是强迫。这是因为，抽象的理性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只能表现为具体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即强制和被强制的权利。由于人首先必须谋生，而无产者只有在能为资产者带来利润的时候才会被雇佣，才获得生存的权利，因此，无产者只有在“自愿”接受剥削的前提下，才能进入是否会被雇佣的“商谈”。无产者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没有不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只有劳动力价值和资本家的可变资本间的买卖平等，没有工人和资本家作为“人”之间的平等；博爱也是这样，它表现为基督徒之间的相互需要和相互利用，即所谓“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说：“本应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尽可能的剥削中。”

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试图唤醒理性意识、通过政治解放把封建社会分解为由所谓“原子式个人”构成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以实现个人的自由平等博爱不同，马克思主义启蒙试图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通过人类解放把被市民社会束缚的人类社会解放出来，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为此，马克思明确把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称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特别指出，他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原子式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无产者必须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要求，以团结代替分裂，“以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它的口号本来是“人人皆兄弟”，酷似中国古代的“四海之内皆兄弟”，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团结，把它改造成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列宁进一步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两个口号的目标都是建立消除人与人的对抗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联合”还是“分散”，“团结”还是“分裂”，“凝聚”还是“分解”，就成为决定中国社会道路分歧的关节。

三

民众大联合与路线之争

早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就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这段话内容极其丰富：首先，“什么问题最大”体现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讲：“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其次，“什么力量最强”突出了“民众联合”的重要性。单个的工人和农民虽然没有单个的官僚、军阀和资本家有力量，但联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再次，“什么不要怕”除了强调思想解放（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外，还专门指出了革命的敌人（官僚、军阀、资本家）并不可怕。这段话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既然吃饭问题最大，那么“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相应地，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民群众就成为历史的主人，毛泽东后来甚至把“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比作上帝，而把封建主义（包括官僚、军阀和资本家）和帝国主义比作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全国人民大众一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连载毛泽东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认为辛亥革命“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称颂十月革命是“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要求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联合起来，仿效别国的方法进行革命。这说明，早在1919年，毛泽东已经产生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道路的思想萌芽。这种萌芽在国共合作中不断成长，逐渐超出了国民党右派能够容忍的范围。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尚缺乏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先后犯了右倾的和“左”倾的路线错误；直到遵义会议形成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才最终确立了正确的路线，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道路才最终巩固下来。　那么，如何看待在探索革命道路中的右倾和“左”倾路线错误呢？

首先，作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中国的共产主义道路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探索。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守初心，始终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才能避免右的和“左”的错误。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过程中产生的。共产主义要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没有祖国”，只是“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但各国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直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进入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落后的俄国却需要分两步，先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再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比俄国还要落后，中国的民主革命也要分两步走，即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即“三为三谋”——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世界人类谋大同，就体现了中国道路的特点。

其次，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不仅确定了中国道路的目标和方向，而且确定了这条道路的起点和不断延伸的过程性。这就要求作为探路者和领路人的中国共产党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如果只顾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就会陷入保守主义，犯右倾错误；如果好高骛远，不顾脚下，一味狂奔，就会陷入激进主义，犯“左”倾错误。无论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还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右倾错误都表现为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无原则的让步，更不要说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对国民党右派所抱的幻想和作无原则的让步了。相反，“左”倾错误则是混淆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提出貌似超前的、实则不切实际的口号，既不注意保存自己的革命力量，又不善于团结中间势力，导致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甚至把农民推向革命的敌人一方。为了避免右的和“左”的各种路线错误，就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对敌我友各派力量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在坚持党对革命的领导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联合朋友，孤立敌人。

再次，不仅要坚定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而且要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当然不意味着不犯错误，在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要探索就不可能不犯错误。中国共产党要求自己少犯错误，“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决议，即六届七中全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集中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各种路线错误，并概括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成果，毛泽东思想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并且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总结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关于“三大法宝”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指出：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包括右的和“左”的）作斗争，在斗争中形成了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这些经验可以概括为五个字：民主集中制。

四

民主集中制：从党的组织原则到国体和政体的基本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区别于近代以来其他一切政党，包括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政党如社会民主党的根本特征。近代民主自诩为建立在“原子式个人”基础上的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市民社会的成员决不是原子”，“原子式个人”只不过是一种想象、一种幻觉，而世俗的生活决不理会他的这种想象，现实的个人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他身外的世界和个人的意义，甚至他那世俗的胃也每天都在提醒他，身外的世界并不是空虚的，而是真正使人充实的东西”。人首先必须吃饭、必须活着，也就是说，首先必须得有“人”，然后才谈得上人权和各种政治权利。世界上不存在原子式个人，只存在社会的个人，即对象性的人。当人依赖人的社会瓦解，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产生的时候，人就产生“原子式个人”的幻觉。这种幻觉在没有货币和资本的人那里，立刻就被粉碎了。按照生产方式或谋生的方式，所有个人被划分为两大阶级：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没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后者依靠劳动谋生，前者依靠占有后者的劳动谋生。由此，社会的个人变成阶级的个人，想象中的“原子式个人”的民主变成阶级的民主。

前面谈到，直到19世纪上半叶，所有国家，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民主权利。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把国家看作股份公司，只有股东才有相应的权利。很多人不知道，所谓“为纳税人服务”，当时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因为无产阶级没有财产，没有纳税的资格和能力。《共产党宣言》之所以宣布暴力革命的原则，就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普遍没有政治权利，任何合情合理的要求都被拒绝，任何争取实现这种要求的斗争都被无情地镇压。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1848年二月革命中，巴黎工人宣布成立“社会共和国”，短暂地争得普选权，但到1850年这一权利又被剥夺。德国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还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不允许无产阶级政党公开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的有效的组织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而不可能是民主制。

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的同时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拟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的组织原则，还是后来为第一国际拟定的组织原则，都已经有民主集中制思想的萌芽。到第二国际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演化成帝国主义国家，能够通过成本外部化、收益内部化，获得赎买本国工人阶级的能力，于是，为了分化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向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放开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也就是作为“原子式个人”的权利。为此，晚年恩格斯修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主张抓住机会，利用获得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扩大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组织，在此基础上实现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团结。恩格斯甚至预见到：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就能够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提供的空间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望以和平的方式夺取政权；资产阶级届时将不得不重新对无产阶级使用暴力，结果将是如同罗马帝国对基督教采取暴力手段进行镇压，反而导致基督教得到进一步传播并成为国教一样，资产阶级的镇压只会导致它自身被推翻。

为此，恩格斯告诫全世界无产者：第一，绝对不能放弃自己的革命权利，“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的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要做好同资产阶级决战的准备；第二，要充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不断扩大自己的力量，“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行统治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遗憾的是，正如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一样，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背叛了恩格斯。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第二国际领导人就不顾恩格斯的抗议，一再删改恩格斯文章中关于革命的重要论述，试图把恩格斯打扮成一个改良主义者。恩格斯一逝世，伯恩施坦就公开打出修正主义旗号，说什么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社会主义的“运动”“就是一切”，从而把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切割开来。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第一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公开号召本国工人起来“保卫祖国”，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被抛弃的结果，是使社会民主党变成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政党。

以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左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成立第三国际。第二国际堕落成资产阶级民主的俘虏，与此相反，列宁根据俄国的国情，旗帜鲜明地提出“集中制”的建党原则。卢森堡则根据西欧的状况，批评“集中制”可能导致的非民主性。为了避免误解，列宁吸收卢森堡的建议，最终确定“民主集中制”作为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列宁又把民主集中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认为工农苏维埃“是新的国家类型，新的最高的民主类型”，“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

列宁是在给美国工人的信中说这番话的，从中可以看出，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不同，列宁丝毫不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政党享有的是人民民主。相反，他认为：“在一切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里，民主始终是富人的民主。”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允许无产阶级政党所享有的，并不是联合、团结、凝聚为一个整体的权利，而是分隔、分裂、分散为原子式个人的权利。作为一个整体，无产阶级的力量远远大于资产阶级；但作为所谓的“原子式个人”，单个无产者的力量远远小于资产者，单个穷人的力量远远小于富人。在这一意义上，以原子式个人作为前提建立的政党只能是资产阶级式的政党。第二国际的中派和右派之所以陷入修正主义，恰恰是由于他们满足于资产阶级给予的政治权利，把社会党资产阶级化。从此以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成为两条道上的车。共产党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最低纲领，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以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合为手段，而社会党则抛弃共产主义目标，号召本国无产阶级“保卫祖国”，做资产阶级炮灰，到战场上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相互厮杀，不仅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而且反过来把共产党作为自己的敌人，攻击后者的社会主义是专制的或独裁的社会主义，自诩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这里的“民主”和“专制”，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的。

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自身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而且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国体和政体。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同孙中山倡导的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是“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毛泽东理直气壮地说：“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人民民主专政是最广泛的民主，因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而这两个阶级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人民民主主义国家或新民主主义国家。到1956年底，完成“三大改造”的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此过程中，中国不仅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而且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论是中国的国体，还是政体，都以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恢复一度遭到破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可见，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28年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经验，而且是中国共产党100年来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道路的基本经验。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看法，它也必将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

众所周知，“四项基本原则”是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居于首位，这决不是偶然的。从道路自信到理论自信，再到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正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内在逻辑。

五

民主集中制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的反映，制度自信则是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对象化。比较起来，“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中国古代的天下文化到共产主义文化、国际主义文化，不仅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而且表现为“为世界人类谋大同”的初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已提上日程，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看，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原则，而且应当成为构建人类共同体的基本原则。

首先，民主集中制是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的内在要求。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唯物史观展示的人类发展道路就是这样形成的。人类本来是在地球上的各个地点分散、孤立地发展的，是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历史。人类的发展看似没有规律，为什么又显示出相似的道路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人首先必须谋生。“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按照不同的谋生方式，形成不同的阶级，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不再需要谋生，人类进入一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世界，阶级、政党和国家将走向消亡，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将走向终结，真正的人类社会将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形式从市民社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反映。“道路”自然而然地会使人们凝聚和集中到同一条路线上。但对于探索者来说，并不存在这样的道路和路线，相反，前行的征途充满风险和挑战，探索者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勇气和力量来面对这些挑战，不仅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还要有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的能力。单个人无法承担起这样的重任，探索者们必须形成一支前赴后继的队伍，这就要求作为探路者的“民主”和作为领路人的“集中”必须结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对中国道路的反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或党章都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人民军队的三大法宝都与民主集中制联系在一起。其中，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就是按照这一原则组织起来的。中共八大上形成对“民主集中制”的规范表述，以后历次代表大会都沿用。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按照这一规定，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作主、依法治国是内在统一的。

其次，民主集中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相对于封建社会和绝对君主制社会两种共同体的专制和独裁来说，近代西方式民主建立在“原子式个人”的虚幻共同体基础上，是以“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分隔、分裂、分散为特征的。既然“人对人像狼”，不同的利益集团就必然“抱团取暖”，形成不同的政党，这些政党为了战胜共同的外部威胁不得不捆绑在一起，形成少数服从多数的统治秩序；为了保护这种分隔、分裂和分散的权利不受侵犯，资产阶级还设计了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制衡的体系。在中国历史上，这相当于统治阶级内部形成的各个集团，也就是所谓的“朋党”。中国历史是以联合、团结、凝聚为特征的。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实际上是把全体人类视为一个大家庭，而不是狼和狼、狼和羊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探索复兴之路、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富强之路，其必然结果就是倡议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之所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是因为没有别的理论能够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而且是因为它对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合的呼吁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

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主个人主义”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主义，都既不适合中国国情，也不适合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毛泽东1937年就提出在党内反对自由主义，1949年又提出在国内反对“民主个人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改旗易帜的民主社会主义邪路。所有这一切，反对的并不是“自由”和“个人”，而是反对把“自由”与“纪律”、个人与共同体对立起来，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对此，近代以来的西方人很难理解，只有站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立场才能把握。例如，英国记者贝特兰在与毛泽东的对话中就明确提出：“可是‘民主集中’在名词上不是矛盾的东西吗？”毛泽东回答说：“应当不但看名词，而且看实际。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

再次，从“四个自信”的关系看，民主集中制是贯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内在线索。到资本主义社会为止，人类发展的道路都是自发形成的。与此不同，共产主义道路的形成需要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第二国际只是强调革命胜利的客观条件，忽视主观条件，陷入经济决定论。由此，它必然把马克思主义政党改造成为适应资产阶级民主的非马克思主义政党。苏共之所以亡党，苏联之所以亡国，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打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试图把苏共由共产党改造成社会党。他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在中国，同样有人把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相提并论，新中国成立后甚至有人提出“轮流坐庄”的论调，这些人被称为“右派”。与他们相反，中国宪法明确规定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同时规定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于是有人提出一个假问题：既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为什么还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

之所以讲这是一个假问题，是由于这些人没有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要么把中国共产党等同于西方政党，要么等同于中国的民主党派或历史上的朋党。西方民主表面上似乎也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似乎也是“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只是“选民当家作主”，而选民由于被分解为原子式个人，结果只能是掌握了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的人才能掌握方向，普通选民则是一盘散沙，像无头苍蝇一样，根本不知道朝哪走，只能任富人摆布，走到哪算哪，从而使得西方民主沦为列宁所说的“富人民主”。作为中国道路的探路者和领路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不仅是选民，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奋斗目标，能够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因此与西方政党或民主党派不同，不是根据群众投票，走到哪算哪，而是只能朝前走，因为共产主义始终在道路的前方。哪怕人们并不确知共产主义的具体细节，也没关系。方向决定目标，规划决定未来，只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中国人瞄着共产主义最终目标，走一步看三步，一定能够创造美好的未来。相反，在美国这样的两党制国家中，向前走的党派被称为激进派（如美国的民主党实行的就是所谓的进步主义），向后走的党派被称为保守派（如美国的共和党就是明目张胆的保守主义），而在英国、德国、日本这样的多党制国家，则需要根据选票比例组成联合政府。表面上老百姓要求往哪走就往哪走，实际上是来回折腾，就是不往共产主义走。因此当共产主义的客观条件具备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陷入泥沼，只能通过白左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假装仍然在往前走。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出于人民代表大会意义上的国家权力，而只是作为探路者与领路人的领导权。人民选择共产党作为领路人，与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把领路人的某种主张变为法律不仅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仍然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最高权力机关，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是最高权力机关。共产党如果失去了先进性，不再作为探路者和领路人，将像苏共一样，为人民所抛弃。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的根据在于民主集中制，这已经为历史的经验教训所证明。按照西方传统政治理论，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都是法治政体，而僭主制、寡头制和暴民制都是非法政体，君主制与僭主制、贵族制与寡头制、共和制与暴民制的唯一区别就是是否合法。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曾有过惨痛的教训。“大民主”的失败正是由于它抛弃了法律，破坏了法治。法治遭到破坏，民主集中制必然遭到破坏，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也就无从谈起。

就此而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不仅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要进一步推进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落实新阶段“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就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形成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完备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尤其是随着“第二个百年”的到来，中国将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由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在这种背景下，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史上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正在愈益成为当务之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之所以反复强调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把它作为提高政治能力的核心要求，原因端在于此。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原文编辑：赵伟

微信编辑：万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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